作者：赵春林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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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管理哲学试读：
前言
Google公司（中文译名：谷歌），是一家美国的跨国科技企业，致力于互联网搜索、云计算、广告技术等领域，开发并提供大量基于互联网的产品与服务，其主要利润来自于AdWords等广告服务。
Google由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理工博士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共同创建，因此两人也被称为“Google Guys”。1998年9月4日，Google以私营公司的形式创立，设计并管理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搜索”；Google网站则于1999年下半年启用。Google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Google是第一个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无数的用户。
事实上，“谷歌”是Google针对海外市场而起的唯一一个名字，确切地说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选定的。因为谷歌在发音上与Google相似，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谷歌的意思就是以谷为歌，是播种与期待之歌，亦是收获与欢愉之歌。这也正是谷歌管理哲学的具体体现。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商业大环境被科技搅得天翻地覆，变化不断加快。这一切为所有商业领导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挑战，我们最好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看看过去发生了哪些惊人的剧变。
第一，互联网让信息免费、源源不断、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第二，移动设备和网络让全球范围内的资讯共享及持续通信成为可能。第三，云计算，让人人都能以低廉的价格现付现购地使用强大的计算功能、无限的内存空间、精密的工具和各种应用程序。
时至今日，全球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无法享受这些科技的泽惠，但是，这一切将发生改变。
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这三股科技狂潮的汇合，已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想要乘坐飞机旅行？在出发当天，你的手机就会提醒你离家去机场的时间、航班出发的具体航站楼和登机口，还会告知你在到达目的地时是否需要雨伞。想要什么信息吗？只需敲入或语音输入一两个词，你要的答案便会从全球的茫茫信息之海中筛选出来，立即跃然你的眼前。想听喜欢的歌曲吗？拿起手机、点下按钮、找到歌曲、交钱购买，然后就可以在全球任意地点任意设备上收听了。想要知道该如何到达目的地吗？你的手机（眼镜和手表也行）可以切实给你答案，还能告诉你沿途的交通状况。想去外国旅行吗？对着你的手机（或是眼镜、手表）讲话，你的话就会以语音或文字形式被翻译成地球上的任意一种语言；或者，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机等设备对着某个交通标志，然后让它直接用母语读出来就行了。你是艺术粉吗？以虚拟方式在世界上众多伟大的博物馆中周游一圈，你对这些艺术品的了解就能令其他人（除艺术家本人之外）可望而不可即。想知道你为今晚的约会选定的餐厅环境是否合意、停车是否方便吗？科技的力量会带你身临其境般地从餐厅前门穿过，到店里逛一圈，14号桌看起来不错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大学生每周会固定给家里打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时间每次都雷打不动地安排在周日下午5点之前，因为5点之后，电话费就会上调。时至今日，这些神奇的事情早已变得稀松平常，这才是最神奇的地方。
谷歌的成功，正是建立在改变一切之上。
谁都知道，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资源”始终只是资源，永远不会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管理层逐渐成为企业中独特而必需的领导机构是社会史上的大事。自从20世纪初以来，很少见到像谷歌一样的管理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快速成长，称霸全球。《谷歌的管理哲学》全面披露了谷歌如何颠覆传统的MBA模式，建立独树一帜的管理哲学，与读者分享了外界普遍好奇的谷歌企业文化、战略、人才、决策、沟通以及创新之道。全书还列举了谷歌历史上众多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实例，其中许多事件更是首次为广大读者公布。旨在将谷歌的管理秘密转化为人人皆可用的经验，帮助读者迎接变化世界中的全新挑战。第1章赤贫起步的管理大师1998年，互联网的狂热达到了巅峰，网络正处于“信息爆炸”状态，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去查找信息。此刻，两名不为人所知的年轻的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在斯坦福大学的宿舍里经常一待就是一通宵，他们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他们想出了在互联网上寻找信息的方法，并决定放弃学业，将想法商业化。其实，追溯两人历史，都是赤贫如洗的外籍移民。缺少财富的边缘人
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儿时的好友，他们出生在马其顿王国，一个希腊北部边境的希腊语地区。他们达到了马其顿人掌握权力的顶峰时期。不过，希腊人视马其顿人为异族，不准他们参加奥运会等活动。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改变了这一“原有格局”，他攻克了希腊各城邦，并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尽管菲利普是一个无情的征服者，但他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要致力于希腊文化的学习。亚历山大年轻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科学、医学、修辞学和文学。菲利普的志向也传承给了亚历山大，那就是将希腊文化的教化作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同窗好友、历史学家兼诗人托勒密正是这一志向的实现者，他在亚历山大港创建了图书馆。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是征服者，但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试图将希腊的学术、文学、艺术和科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拉里和谢尔盖家族正是来自“原有格局”的边缘地带。在他俩出生之前，他们的家族就越界投身学术领域。他们缺少财富，很少能与商界精英往来，也没有比尔·盖茨在念高中时就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但他俩也不像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那样从赤贫起步，后者作为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嗅觉灵敏而又身无分文的匈牙利难民来到美国，将英特尔公司推进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
拉里和谢尔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面临的不单单是与强权制度的分内抗争。拉里家族发动了反对美国汽车业的工会斗争，谢尔盖家族则备受苏联政府的压迫和歧视。
与微软创始人威廉·H·盖茨（William H.Gates）相比，拉里和左翼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有更多共同点。拉里家族扎根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而弗林特正是摩尔在影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中所描绘的故乡。
拉里的祖父是一名汽车工人，在卡车司机工会反抗早期汽车产业的斗争中，他是工会的左翼成员。工会的领导派别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
拉里的祖父参与了堪称是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即1937年弗林特静坐罢工，当时工人接管了一个大型汽车厂。拉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纪念物：一把祖父在激烈的罢工中随身携带用来防身的锤子。
但是拉里的父亲卡尔冲出那种环境，成了一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将这种天分传承给了儿子们。卡尔·佩奇（Carl Page）出生于1938年，童年时曾从小儿麻痹症中死里逃生，这多少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还是家族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生（1956年）。之后他继续到密歇根大学就读，学习工程学。1959年，还在读本科的卡尔就被聘到该校的计算机逻辑小组工作，这是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团队，为首的是阿特·伯克斯（Art Burks）和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计算机科学家。1960年，他获得了两个工程学理科学士学位，其中之一是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学位，他是密歇根大学在该领域获得学位的第一名毕业生。1965年，他获得了该大学颁发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和登月竞赛的时代，航空航天业求贤若渴，需要大批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但是卡尔不为所动，他决定待在学术界。毕业后，他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短暂执教，不过又在1967年返回密歇根（1973年拉里在此出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教职。尽管密歇根州立大学不像密歇根大学那样声名显赫，卡尔还是成了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驱人物。他也是1974-1975学年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并于1978年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美国宇航局阿姆斯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待了一年时间。
佩奇家族的多数人都从事科研或学术。拉里的母亲格洛丽亚·W·佩奇（Gloria W.Page）（他的父母后来离异）在密歇根州教授计算机编程。他的哥哥小卡尔是他的创业楷模。小卡尔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成为一家名为eGroups的网络公司的共同创始人。2000年夏天，这家公司以4.32亿美元股值出售给了雅虎。拉里的妹妹比弗利仍然居住在密歇根。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老卡尔于1996年死于肺炎，当时拉里正在研究创建谷歌。丧父之痛，对他影响至深。
出身于这样一个计算机知识分子家庭，拉里·佩奇自然早就对计算机非常钟爱。1979年拉里6岁，他们家弄到了一台相当早期的家用计算机，叫作“卓越动力魔法师”（Exidy Sorcerer）。他的哥哥为这台机器写了一个操作系统，不久之后，一家名为“微软”的新公司开始为第一台IBM个人电脑修改操作系统。借助自己琢磨的打字程序和点阵打印机，拉里把计算机当作文字处理器使用，用于完成课堂作业，这是学校里第一次有人看到用文字处理器生成的东西，此前他们对此闻所未闻。
拉里很早就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并在随心所欲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他的父母鼓励他对事物的好奇心和修修补补的工作。拉里九岁时，哥哥给他一套螺丝刀，他立即着手拆掉家里所有够得着的电动工具。普遍的说法是，他的父母不太高兴，因为他无法将那些工具重新装好。
这件事拉里至今引为笑谈。最近在谷歌碰到他时，我问他那个故事是否真实。他仰起脸笑了。并非他不能把工具装好，他说：“我只是没装。”
这是可信的，因为一直以来，他更适合造东西，而非拆东西。他在1995年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赢得了包括这所大学第一批“杰出学生奖”在内的诸多荣誉。但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时是如何用乐高积木做成的外壳造出能工作的可编程绘图仪和喷墨打印机的。在密歇根大学，他还表现出了对创业的兴趣，他学习商务课程并参加了Leader Shape计划，该计划旨在教授各种技能，培养其成员成为社会领袖。
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班时，他在计算机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方面奠定了同样坚实的基础。正如众多学者家庭一样，拉里的家人从未丧失其左翼根源，并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家人要求朋友们捐款给民主党，而不是买鲜花。这种政治倾向主导着拉里的个性——同样主导着谷歌的个性。
现在谷歌90%以上的政治捐款都捐给了民主党，其雇员在2008年一律支持巴拉克·奥巴马。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作为经济顾问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施密特、拉里和其他三名谷歌高管每人捐款2.5万美元，用于资助奥巴马一个耗资15万美元的就职宴会。只有历尽艰辛才能生存发达
如果说拉里·佩奇肩负着代表家族历史的锤子，那么谢尔盖肩负的则是一把镰刀。他出生于莫斯科，同样是在1973年，当时莫斯科仍是苏联的京畿之地。
拉里和谢尔盖同是犹太人，但犹太血统对谢尔盖家庭的影响尤其重大。谢尔盖的父亲米哈伊尔（到美国后改名迈克尔）·布林（Mikhail Brin）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和天才数学家。起初他想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物理学并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但他遭到了拒绝，因为苏联禁止犹太人进入物理系学习。政府不想让他们接触到苏联的核机密。所以他决定改学数学，并在为犹太学生预留的考场内参加了入学考试，这些考场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绰号——“毒气室”。1970年，米哈伊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年后，谢尔盖在此出生了。
20世纪70年代，鉴于苏联急于证明它对美国的技术优势，一位天才数学家通常会被招募参加太空计划或军事研究。但这种选择没有向米哈伊尔·布林提供。他想继续在大学深造，但遭到拒绝，这同样是由盛行于苏联的反犹太主义造成的。
由于没有研究生学位，他在俄罗斯经济政策规划机构Gosplan找了份无聊的工作安顿下来。他那奥威尔式的工作任务，是提供适当的统计数字，借以证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民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这比被排挤到西伯利亚的某个研究站要好些。他的妻子尤金尼亚也努力挨过了反犹太主义，并获得数学学位，后来她在苏联天然气和石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工作。
米哈伊尔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数学研究，并在著名的数学期刊上成功发表了论文。或许拿下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些，但他显然对苏联式的经济学不太感兴趣，而对学术生涯更感兴趣。他说服两位讲师指导他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并向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提交论文，这所大学位于乌克兰，与莫斯科相比，这是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区。197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来追求他的学业，”来自莫斯科的长期好友兼同事安纳托利·卡托克（Anatoly Katok）说，“这有来自苏联体制的阻力。他们不需要犹太人，也不需要外来者。”
1977年，米哈伊尔出席了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他遇到了外国研究人员和学者。这是改变他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回家告诉妻子，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国家到美国定居，那里才有真正的机会。问题在于，单单是表露离开苏联的愿望就足以使他们陷入危险，被扣上“不准移民的苏联犹太人”的帽子，从而招致更多歧视。
但当时俄罗斯犹太人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属于少数可以从苏联移民的人群。卡托克和布林一样，也是一名深受民族之苦的数学家，他与马里兰大学建立了联系，在该校的资助下，他设法于1978年首先移民，并在马里兰大学获得教学职位。然后他努力帮助好友布林，并使布林也在那里谋得教职。
1978年，布林的家庭申请移民许可，包括米哈伊尔的母亲在内。他们告诉当局，他们希望在以色列定居，而这正是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的选择。但申请移民许可使米哈伊尔被炒了鱿鱼，尤金尼亚也不得不放弃了她的工作，全家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在他们等待申请批准的日子里，米哈伊尔靠将英文技术文件翻译成俄文来养家糊口。他们在失业状态下挣扎了数月，不过到了1979年，他们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这正是时候，因为此后不久苏联政府就终止了所有移民申请。
布林一家几乎舍弃了所有财产，他们在巴黎临时安顿下来，这里通常是离开莫斯科的第一站。一些家庭最终沦为难民，滞留在一个国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直到他们设法取得新的国家签证。卡托克和其他同事帮助米哈伊尔（现在叫迈克尔）取得了签证和马里兰大学的教学职位。“我本人和迈克尔·布林都很幸运，因为有来自同事的深切同情和相互支持，”卡托克说，“我们才得以避免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难民。”
直到长大之后，谢尔盖才明白父母所面临的反犹太主义的嚣张气焰。但他还是受到了影响，他曾说过即使作为一个孩子，他对俄罗斯也没有家的感觉。尽管他的家人都不是虔诚的教徒，谢尔盖去过以色列三次，第一次是童年时期跟随家人一起去的。2008年到以色列时，他罕见地接受了《国土报》（Ha’aretz）杂志的采访，并承认他的家人在俄罗斯经历的苦难“当然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出：“我的家人在俄罗斯遇到了许多挑战……我认为那恰好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视角。”
布林一家到达美国时一贫如洗。谢尔盖告诉《国土报》记者：“美国对我们非常好。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们是白手起家。我们很穷……我们刚搬到美国时租了一所小房子，我父母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不得不砌墙隔开厨房。那是一个非常贫寒的起步。”
这对于塑造他的创业者性格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学习过日子，”谢尔盖说，“我认为缝缝补补和过日子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身为犹太人的）背景，只有历尽艰辛才能生存并兴旺发达。我认为这是犹太人生存的核心经验。”但他未曾在13岁时行受诫礼。“至少在美国，受诫礼是与很多礼物和金钱连在一起的，而我对那些不感兴趣。”做理想主义者
布林的家庭确实发达了，尽管与谢尔盖的成就相去甚远。迈克尔·布林现在是马里兰大学的数学教授。他的母亲——在举家移民时已经60多岁了——在马里兰大学教过几年俄语。尤金尼亚成为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谢尔盖在登陆马里兰州时年仅6岁。1988年，他的弟弟山姆在马里兰州出生。
老布林依然不苟言笑、脾气暴躁，尽管马里兰大学的一位教授同僚肯尼思·伯格（Kenneth Berg）这么说：“他骨子里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但他是一位严格的教授，粗暴得将学生的年级论文写上这样的评语发还下去：“谨致哀悼。”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迈克尔一直很严格，还有点自以为是，”卡托克说，“谢尔盖当然很聪明，但比较安静。他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我认为布林在早年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儿子的才华。”
当谢尔盖八九岁时，有一天迈克尔·布林发现了儿子的才能。卡托克和其他大学同事正坐在布林家里，听迈克尔抱怨他的本科学生有多愚笨。他抱怨说，他曾试图给他们出一道研究生水平的数学题，只略微超出大多数本科生的能力，却没有一个学生能开动脑筋解出来。
谢尔盖一直悄悄地坐在角落里，他决定发言，据卡托克说，谢尔盖用“轻音细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起初，父亲对他不屑一顾，卡托克则插话说：“不，迈克尔。这是正确答案。”卡托克补充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迈克尔第一次对儿子肃然起敬。”
谢尔盖从小就迷上了计算机。1982年前后，9岁的谢尔盖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Commodore64。他很快就发现了互联网。有一阵子，他经常访问当时叫作IRCs的早期聊天室或者互联网中继聊天室，但是他后来回忆说，一旦聊天室被“试图谈论性的10岁男孩们”所主宰，他就厌倦了聊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对电脑游戏感兴趣的10岁男孩，并逐渐喜欢上多人历险游戏（MUDs），在这种游戏中，电脑神童们扮演虚拟战士，熬夜拼杀。他甚至写了自己的MUD游戏。
和拉里一样，谢尔盖到大约10岁时也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他在那里很快乐。但他厌倦了高中生活，就在三年后辍学回家。确实，对他而言，高中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他的父亲开始叫他“高中辍学生”。不过，他转而申请就读马里兰大学，比一般高中毕业生提前一年被录取。大约一年后，他开始攻读高等数学课程，并在毕业前攻读了几门研究生级别的课程。他还在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通用电气信息服务公司和马里兰大学高级计算机研究所的著名研究实验室参加了暑期实习。
1993年前后，他下载了一个早期版本的摩塞克（Mosaic）浏览器，这个图形界面演变成网景（Netscape）浏览器，并将高深莫测的互联网变成了点击式的万维网，引领着数百万网民。“我认为这非常酷，”他在2000年1月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谢尔盖在马里兰大学师从肯尼思·伯格学习微分方程课程，伯格知道他将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数学家。伯格记得，当他正板书一个问题的几何证明时，谢尔盖礼貌地举手发言，从纯粹概念的角度阐述那个证明不可能正确的理由。伯格望着黑板，意识到他写下了错误的证明。“这真令人难忘，”伯格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真正懂得如何用数学思维进行思考。”尽管如此，谢尔盖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只是看到了错误并觉得有必要纠正”，伯格说。今天，依旧没人会指责谢尔盖在独立思考能力方面有任何欠缺。他总爱纠正教师、教授和同事的错误，并将这个习惯保留至今。
尽管如此，伯格补充说：“他是一个超级大好人，他周身散发着绅士精神，他像是想用自己的智慧行善举的人。”
谢尔盖于1993年以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毕业，并于199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数学家，以至于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但成为商业巨头不在父亲的厚望之列。谷歌创立之后，迈克尔·布林告诉马里兰大学学生报的记者说：“我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大人物，也许是教授。”
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博士现任谷歌公司旗下慈善机构谷奥（GoogleOrg）的慈善传播总监，他认为正是拉里和谢尔盖的家庭背景促使二人成了理想主义者，并倾向于关注小公司和个人，而非商界精英。“拉里和谢尔盖念念不忘的——而他们会予以否认，所以这种说法似乎并非绝对——是他们非常重视道德的出身。”他说，“谢尔盖在苏联长大，他的家人备受磨难。他不愿意看到往事重演。他未必对任何事情都虎视眈眈，他对普通人更富有同情心。”
毫无疑问，谢尔盖的锋芒已无法掩盖。事实上，当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时，他在入学的头两个月内就通过了所有资格考试，而大多数学生直到第三年也无法通过所有考试。这意味着他实际上不必去读所有课程，只需写出一篇学位论文（而他一直没有去写）。“谢尔盖无须认真攻读博士课程。”斯科特·哈桑（Scott Hassan）说，他与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一起读研（并在此后继续作为共同创始人之一创办了其个人公司eGroups，该公司现已并入雅虎）。
但谢尔盖·布林并非一个在数学和计算机之外乏善可陈的面色苍白的奇才。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运动健儿：跳舞、帆船运动、体操。他年轻时擅长高空秋千，有一次还说，他曾认真考虑过改行加入马戏团的事情。谢尔盖身材匀称，拿大顶逗乐大家（和在女性面前的魅力）令人印象深刻。
他可以和游泳运动员相媲美，当他第一次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时，他的父亲抱怨他是“主修游泳”。迈克尔·布林声称，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所读的唯一一门需要写论文的课程是计算机密码学。当他问儿子是否计划读一些高级课程时，据说谢尔盖回答，他正在考虑“高级游泳课程”。他的父亲不知道，谢尔盖有与朋友们裸泳或是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老楼内撬门别锁的爱好。“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撬锁专家”，斯坦福大学前校友布赖恩·兰特（Brian Lent）说。但兰特坚持说他们从不干非法勾当，比如潜入系主任办公室修改评分等级。不过他们曾经盘算过这件事。
作为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和科技熏陶的聪明、早熟的男孩，谢尔盖和拉里两人很早就使用互联网，吸收其文化，沉浸于龙与地下城和多人历险游戏以及提供免费软件的网络世界中。用热情推动谷歌的使命
谢尔盖和拉里是“互联网郡”的哈比人。尽管他们比苹果电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原始技术哈比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晚一代出生，但比起史蒂夫·乔布斯或者大多数“泡沫”一代的互联网企业家，他们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更为相像。
互联网技术人员安然置身于他们自己的科技和学术天地中，远离现代商业社会的动荡。他们许多人都有日常工作，通常很随和，爱搞恶作剧，喜欢与同类人举行盛大的网上派对。2001年，当第一部《魔戒》（Lord of the Rings）首映时，拉里和谢尔盖包下了一家电影院，带领谷歌员工观看电影。他们成长的环境鼓励开放的程序设计，他们按照学术传统，让大家自由共享其作品。哪有大学生不喜欢免费的啤酒、音乐、游戏、程序和帮助他们挨过下一次考试的信息？互联网无所不能，除了提供啤酒。
拉里不仅在小学时用乐高玩具造出了一台电脑打印机，当他在斯坦福建立谷歌的第一个计算机服务器时，他再次施展了这一绝技。不过，事实上他在斯坦福并没有使用乐高玩具，而是使用更大块的得宝拼装玩具仿制品。“它们是盗版的得宝玩具，因为它们比真品便宜，”谢尔盖曾经解释说，“事实证明，这铸成了大错，由于盗版得宝的公差（部件拼合的误差）比真得宝的公差大得多，造成我们的系统时常崩溃，这是因为盗版得宝会土崩瓦解，整个磁盘阵列将暂停运行，而你将无法进行任何搜索。”（这套装置目前陈列在斯坦福的盖茨工程大楼里。）
即使在今天，谢尔盖和拉里——特别是拉里——仍然羞于和技术圈外的人们接触。他们本人并没有产生硅谷首席执行官们那种普遍的优越感，甚至显得毕恭毕敬。尽管如此，学业有成和创业顺利还是让他们难得理会外行人，这被许多人看作是恃才傲物——往往如此。
当拉里和谢尔盖在斯坦福邂逅并开始一起工作时，两人发现，他们不仅同样热爱计算机，还有着同样强烈的左翼政治倾向和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他们并不信任商业巨头。
帮助建立互联网的其他技术精英们当然也是这样。互联网的最初设计者们从未想过延伸互联网，使其触及大学和政府互联网实验室之外的任何人。这些团体利用互联网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构想和软件程序——这些全部是免费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技术标准不应基于企业所有的专利软件设立，而应基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公认技术设立。他们还借助技术促进互联网的成长。1980年，随着个人电脑产业趋于活跃，互联网的性能开始悄然强大起来。
但就在快到20世纪90年代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由于每个人都足够专业，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网络很快就被创建者未曾预料到的成群侵略者选中。真正的互联网先锋是黑客、网络游戏玩家、软件盗版者以及希望全世界分享其作品的独立程序员。“开放源代码”倡导者很快就形成了势力。
不过，通过塑造一个企业巨人，拉里和谢尔盖现在已经涉险超越了真正专业的“开放源代码”运动。为此，大多数互联网纯粹主义者给他们贴上了邪恶的标签，来自技术精英的博客帖子也抱怨说，这两个人造成了危险的垄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司，来接管互联网、申请各种专利，并将互联网用于牟利。
拉里和谢尔盖仍然掌控着谷歌，他们中会有一个——通常是拉里——坚持面试重要求职者，特别是工程学方面的求职者。他们为谷歌而狂热献身，并以福音派信徒的热情推动谷歌的使命——处理并提供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他们乐意击败阻碍其前进的任何人，任何公司。大胆创新勇于改变
托勒密在创建他的图书馆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未有人尝试过对如此浩瀚的藏书进行批量分类，以便人们找到想看的书。在随意堆放书架的50万卷书中，要想找到你想看的书是很困难的。
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们正是从这里入手，开展他们的工作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是位男性，叫泽诺多托斯（Zenodotus），他想出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最为持久的分类系统，按字母顺序给亚历山大的书卷排序。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简单概念，然而在希腊人研究出他们的字母表500年后，亚历山大图书馆才使之成为必然。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壮大，即使使用这一系统也颇感吃力。诗人、学者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据说是第二或第三任馆长，他建立了首份文献目录。在一份名为《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的文件中，他将各种文献分为几大类——修辞、法律、史诗、悲剧、喜剧、诗歌、历史、医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杂集。据说，目录本身就长达120卷，它可能从未完成，也未能流传至今。但对后世而言，它是学者开展研究的主要源头，在此后的1000年间，它逐渐演变成了书目的形式。
各种创新不断涌现。诗人菲洛塔斯（Philotas）在图书馆编写了首部综合大辞典，泽诺多托斯进一步对它进行了字母排序。迪代默斯（Didymus）为各类著作写评论、编词汇表。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创作了第一本语法书，该书在1000年间成为希腊语法的标准文本，对罗马人的拉丁文语法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2000年前在亚历山大构想的各种学说沿用至今。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初期，拉里和谢尔盖并未打算将其搜索引擎作为要开创的任何公司的核心业务。他们将搜索引擎看作一个学术研究项目，是一种可以在互联网浩瀚文库中找到最合适文献的技术。
1997年，他们还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在读研究生，那时他们在讨论自己的发明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喜欢的聊天对象是安德烈·布罗德（Andrei Broder），他在一家名为系统研究中心的硅谷公司担任公司研究员，他所带领的团队建立了当时最热门的搜索引擎AltaVista。布罗德是斯坦福大学校友，他过去经常来校园转转，看看有什么有趣的项目可开展。他偶尔会和聪明的研究生们喝咖啡聊天，其中有两个就是拉里和谢尔盖。
布罗德发现他们“显然很聪明，并试图革新这一世界”。但当讨论转到从这一技术中牟利的话题时，布罗德发现他与拉里·佩奇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拉里很可笑，”布罗德回忆说，“他坚持认为搜索引擎不应由商业实体拥有，他说这项工作应由一家非营利机构开展。我猜现在拉里已经改变了这种想法。”
布赖恩·兰特同意这个观点。他曾与拉里和谢尔盖共同参与搜索引擎项目的研究，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离开并参与创建了另一家公司[他现在是梅迪奥系统公司（Medio Systems Inc.）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向移动电话制造商出售搜索和广告系统。]兰特回忆说，谷歌搜索引擎当时的问题在于拉里和谢尔盖不想将其商业化，而兰特则急于成为企业家。他们当时的口号更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而不是创业精神。“‘不作恶’的本意是‘不去商业化’。”兰特说。
比起谢尔盖，拉里更坚持这种观点。在斯坦福时，谢尔盖就其发明写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对一个大规模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剖析》。在这篇论文中，他还驳斥了支持广告服务的恶劣影响。“广告资助的搜索引擎自然会偏向广告商，并远离消费者的需求。”他写道。
但与很多报道相反的是，这两个人并不反对开公司。所有申请就读斯坦福大学——硅谷缔造者——的研究生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是开公司的好地方，拉里和谢尔盖只是不希望谷歌解其企业家梦想的一时之渴。他们认为，搜索引擎太重要了，它不能被经济利益毁掉。
克雷格·西尔弗斯坦（Craig Silverstein）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作为第一名员工参与了公司的创建。他是那种不愿意真的创办公司的人。但他回忆说，拉里和谢尔盖真心想开公司。“拉里一直想成为一个企业家，”西尔弗斯坦说，“他总是对公司的未来寄予厚望。谢尔盖是这方面的好伙伴，他也这么想。”西尔弗斯坦最终搁置了他的学术生涯加入谷歌，目前仍然在此工作。偶然撞入创建搜索引擎之路
拉里几乎是偶然地撞入了创建搜索引擎之路，推动他的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一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和互联网的兴盛。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一个名为“数字图书馆倡议”的研究项目的资助，该项目的启动是国防部的一个尝试，旨在以电子手段更容易地搜索到计算机研究论文。“数字图书馆倡议”原本与互联网无关，它在1994年还没有成为数字世界的重要力量。斯坦福政府原来的拨款提案甚至没有提及互联网。
但在1994年，网景通信公司推出了具有图形界面的Web浏览器。接下来的一年里，整个世界突然有了一个存储和共享一切信息的系统，这使得“数字图书馆倡议”成为明日黄花。也是在这一年，雅虎公司成立。“互联网完全改变了我们脚下的一切。”时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的埃克托尔·加西亚·莫利纳教授说。
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样去恰当运用。通常只有第二代公司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搜索引擎而言，这确是事实。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搜索引擎先是根据某站点的特定关键词的发现次数来检索网页。这些引擎并未利用互联网的互联特性，只是寻找站点、存储信息。互联网所要求的新技术尚不存在，是拉里缔造了它。
当谷歌的搜索引擎在1998年12月正式推出时，它在一个杰出特质方面卓尔不群：它确实管用。
它的核心是PageRank系统，这是由拉里（并以其名字命名）在攻读博士期间发明的。它利用了网络的独特优势——与其名称如此贴切的互联网络。
加西亚·莫利纳回忆了公司起步阶段的点点滴滴。他是佩奇的顾问，1995年的一天，他的学生走进办公室，给他看所发现的巧妙把戏。AltaVista搜索引擎不仅从各个站点收集关键词，还能显示出与其链接的其他网站。AltaVist并没有以谷歌的方式利用这一链接信息，但那天在加西亚·莫利纳的办公室里，佩奇暗示这是一个排名网站重要程度的好办法。
起先，这只是一个游戏。“我们那天很开心，一直在看哪些计算机科学网页在各个大学中最受欢迎。”加西亚·莫利纳回忆道。他们高兴地发现，像斯坦福大学的数据库小组就比对手威斯康星大学的类似部门吸引了更多链接。
拉里对于链接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加西亚·莫利纳：“既然它对我们如此重要，为什么不把它作为搜索程序的一部分？”
拉里的想法是受其科学背景的启发。众所周知，在科学界，当研究人员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你的论文时，就会提高你的论文的可信度。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你的论文就越被科学界关注。这个想法体现在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60年创建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上，尤金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创始人。拉里推断，网络链接与科学引文相似，链接最多的引文，可能就是最受研究人员欢迎的引文，并将被证明最为有用。这些站点应该在搜索结果中首先列出。然后他开始开发自己的软件，用于分析站点之间的链接。
这需要一些棘手的程序。该系统不仅需要计算某个特定站点的链接次数，还要进一步确定所链接网站的重要性。这要通过计算对反向链接网站的链接数来实现，从而大大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为了计算相关性，PageRank还必须反向追踪两步链接，并将数据与关键词关联。鉴于该系统反向追踪链接的特性，拉里最初称其为BackRub，但他后来将其命名为更复杂的PageRank，这是他姓氏的双关语。
也是出于偶然，谢尔盖开始了搜索引擎的研究。在斯坦福大学主修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课程时，他在数据库小组里致力于一个研究项目。1995年，他和布赖恩·兰特试图研究另一种被称为“关联数据挖掘”（associative data mining）的计算机科学方法。这个过程是用来寻找往往同时发生的信息片段。零售商用它来查询其销售记录，并确定客户是否经常一并购买其他物品。不过，数据挖掘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它需要存储大量的网络数据，所以谢尔盖不得不写了一个“爬虫”（Crawler）程序——用来访问网站、总结其内容并在研究生和搜索公司可以访问的中心位置存储数据的软件。其他搜索引擎已经有了自己的爬虫程序。
谢尔盖是一个了不起的程序员和工程师。他的互联网数据挖掘工作涉及对海量数据的解析。“他的大手笔其他人根本不会去考虑，”谢尔盖的顾问杰弗里·乌尔曼（Jeffrey Ullman）说。（谢尔盖关于谷歌搜索引擎概况的论文，被他自己在另一篇科学论文《服务质量和电子报纸：Etel解决方案》中引用。）
谢尔盖也是一个聪明的硬件工程师。他需要磁盘驱动器来存储所收集的数据，但是他资金不足，所以他买下了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驱动器。但是当他试用时，驱动器却不够快。谢尔盖没有将它们扔掉，而是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加倍驱动器接口的终端数量，总算使它们可以使用。“我从未想过这么做，”乌尔曼说，“这是一流的工程技术。”
1995年年底，拉里和谢尔盖各自的项目使两人走到了一起。“我和拉里聊了很多，”谢尔盖回忆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如果拉里要搜索网页，他也需要一个爬虫。所以他招募谢尔盖参与数字图书馆项目，将他的搜索技术和谢尔盖的网络爬虫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结合。“谢尔盖喜欢数学方面的东西，”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佩普基（Andreas Paepcke）说，他负责数字图书馆项目。“拉里只喜欢开发，这正好合乎成长之道。”
另一位与拉里和谢尔盖共事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斯科特·哈桑回忆说，“那个项目主要以拉里为主。对于拉里而言，那是他最重要的事情。谢尔盖的参与只是因为感兴趣。”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供应5美元“学生特餐”的帕罗奥多“新选择”餐馆编写网页索引，并进行解析。他们经常忙碌到凌晨5点。谷歌的商业潜力
在斯坦福大学时，拉里和谢尔盖的搜索引擎每秒钟可以分析30到50个网页。两年后，速度提高到每秒大约1000个网页。今天则是数百万个网页。这一成功耗费了大量研究和编程。“我们开发了很多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2000年，谢尔盖告诉一位记者说，“我们将整个网络转换成了一个拥有数亿变量的庞大方程式。”
他们为自己的搜索引擎瞎起了一通名字，其中之一是“What Box”。“但紧接着我们就发现它的发音像是‘湿盒子’（wet box），听起来像是某种色情网站。”谢尔盖回忆说。为了创造一个大数字，他们打算将爬虫称作“Googol”——数学家爱德华·卡斯纳（Edward Kasner）9岁的侄儿创造的一个单词，即指10的100次方。卡斯纳只是想为这个从未有过名字的超大数字命名。后来他也杜撰了另一个名称“Googolplex”，它是“Googol”的10倍。（拉里和谢尔盖后来采用了“Googolplex”来命名他们的公司园区。）
没有人想过这将成为公司的雏形。大多数人认为雅虎已经在搜索引擎的竞争中胜出，尽管雅虎实际上只是一个类似于杜威十进位制（不带小数）的分类系统。雅虎是一个门户网站，它甚至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而是获准使用Akamai的服务。其他搜公司的高管也不认为搜索技术可以改进，或者需要改进。拉里的看法则不同。如果互联网要挖掘其潜能，它就需要新的发明来更方便地寻找到正确的东西。如果没有谷歌，互联网可能仍处于前希腊化时代。尽管如此，兰特说：“在1996年年初，我们大家都说：‘永远不会有另一个雅虎’。”
尽管这是一项学术活动，但并不意味着拉里没有野心。为了建立一个系统来测试他们的理论，他和谢尔盖一再从其他学生和教师那里借钱，还“借用”抵达“盖茨馆”卸货站台而物主尚未认领的设备。“我们从全（计算机科学）系偷来这些电脑。”谢尔盖回忆说。到了后来，加西亚·莫利纳教授问拉里究竟想搜索互联网的多大部分，拉里的回答是：“它的全部。”加西亚·莫利纳设法从数字图书馆项目那里搞来一些资金，以便他们能够购买更多计算机。
谷歌搜索引擎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搜索斯坦福大学自己的网页，它立即在师生中引起了轰动，佩奇和布林也开始认识到它的商业潜力。到了1996年年底，谢尔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们有一些自视甚高的东西。”
但他们仍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公司的雏形。他们计划完成博士学业，所以他们试图将其技术出售给其他搜索引擎公司。
幸运的是，他们没找到接手的人。要是他们得手了，谷歌就会不复存在。原因之一，是拉里和谢尔盖为他们的技术要价太高，大约是100万美元。
大多数公司都断然拒绝了他们。比如1997年前后，拉里拜访了数字设备公司（DEC）AltaVista搜索引擎的创始人之一路易斯·莫尼尔（Louis Monier）。
在当时，AltaVista被认为是市面上最好的搜索引擎。“他试图向我解释他是谁，他在做什么，”莫尼尔回忆说，“他的话听起来很有意思。他听起来不像是疯子什么的。我说：‘是的，我们应该见一面。’”
但是，数字设备公司的管理层对此毫无兴趣。这家公司的真正兴趣不在搜索业务上，AltaVista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展示它的计算机服务器相比其他硬件“更庞大、更壮观”，莫尼尔说。
在跟拉里和谢尔盖谈话之前，莫尼尔需要征得数字设备公司马萨诸塞州总部的允许。但如今谷歌具备了商业潜力，拉里萌生了保密的固执念头，他坚持让莫尼尔首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而数字设备公司管理层不喜欢这么做。“事情无法进展，真是太糟糕了。”莫尼尔说。没钱也要挑三拣四
在今天看来，拉里和谢尔盖将其搜索引擎变成公司总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拉里想法极多，”他的早期合作伙伴克雷格·西尔弗斯坦说，“如果他不利用它来开公司，他会很乐意在日后用它做其他事情。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成果，并且愿意出高价拥有它，他们就会将其卖掉。我们找不到那种人，所以我们说：‘好吧，我们就自己来吧。’”
1998年，他们开始寻找投资者来创办公司。他们找了戴维·切瑞顿（David Cheriton）寻求资金帮助，这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曾与硅谷企业家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合伙创办过几家公司。他决定将拉里和谢尔盖介绍给贝托尔斯海姆。直接向贝托尔斯海姆要钱是一个贸然和鲁莽的举动。他们没有任何商业计划或是正式建议，幸运的是，贝托尔斯海姆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据谢尔盖回忆，他只是说：“哦，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我为什么不干脆给你开张支票呢？”他给谷歌公司开了一张编号为4642的100000美元的支票。
最后，切瑞顿匹配了贝托尔斯海姆的投资，有了这两位入伙，他们所需的其余启动资金很容易就到手了。技术天使和高管也投入了资金，比如天使联盟的罗恩·康韦（Ron Conway）和亚马逊的拉姆·施拉姆（Ram Shriram）。
这些真正的投资人赚了大钱。斯坦福大学持有拉里发明的PageRank算法的专利，作为长期专利权的交换，它获得了180万股谷歌的股票。斯坦福大学盈利达3.36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它从校园发明的衍生技术中获得的最多资金，也可能是所有大学从单项发明中获得的最大一笔资金。切瑞顿在成为谷歌的第二位投资人时已经非常富有，现在他成了亿万富翁。一位在拉里和谢尔盖上学时借钱给他们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开玩笑说，返还给他的股票足可使他颐养天年。
但是这些创业资金实在是不够用。于是，1999年春拉里和谢尔盖开始寻求2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他们又一次心急火燎。他们愿意为这笔资金交出将近五分之一的公司股权——这样就把公司的价值确定在1.25亿美元以上。大多数硅谷公司都很难获得那么多资金，他们就让出了更大比例的创始人所有权，以便获得投资。
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说服了贝托尔斯海姆和其他著名天使投资人进行投资，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能使拉里和谢尔盖挑三拣四。他们的出色表现，引起了KPCB和红杉资本这两家最具盛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兴趣。这两家公司惯于设定自己的条件，大多数企业家即使能在他们面前兜售一番都会感到很荣幸。但是拉里和谢尔盖不想将其公司的太多控制权交给任何一家个人公司，坚持让它们平分交易：每家风险投资公司可以投资1250万美元，以公司股权的9%作为回报。
这几乎毁了这笔交易。两家公司都希望单独投资。KPCB的约翰·杜尔（John Doerr）和红杉的迈克·莫里兹（Mike Moritz）此前从未遇到过拒绝拿他们钱的企业家。只让其中一家公司合伙，会使任何试图树立自己品牌的企业家获得极大的可信度。
最后，拉里和谢尔盖去见他们的天使投资人罗恩·康韦和拉姆·施拉姆，说他们想中止交易，转而寻求更多的天使资金。他们告诉这两个天使投资人，投资公司有几天的时间作出决定。康韦和施拉姆彼此关系很好，有时也做杜尔和莫里兹那样的共同投资人，他们对威胁作出了判断。鉴于面临着失去任何一部分交易的前景，杜尔和莫里兹都作出了让步。通过这项交易，拉里和谢尔盖表现出了杰出的谈判技巧。他们已经习惯于自行其是。
据KPCB的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后来说：“我从未对如此小的创业风险投入过这么多资金。”红杉的老板迈克·莫里兹说，拉里和谢尔盖的“狂热奉献精神”说服了他。但他也承认，他进行投资的真实原因是，他可以将公司出售给雅虎或其他曾经投资的公司。谢尔盖只是认为，他们在硅谷的募资游戏中谈到了一个合理的价格。“我觉得我们当时谈了一个好价钱。它们（风投公司）认为要价太高，我们认为要价太低。天使投资人视（投资）为一种嗜好。风投公司将它作为生意来做，至少是当作一种竞赛。”他说。
尽管如此，结果证明这是这两个风险投资人的最精彩交易。谷歌上市后，每家风险投资公司都发现自己的股票价值大约高达30亿美元，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风险投资回报。拉里和谢尔盖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其风险投资商作斗争。
这两个斯坦福男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又开始跃跃欲试。第2章独特的扁平化管理谷歌团队的架构非常扁平化，只有总裁、总监、经理、员工四个层级。在畅所欲言的氛围里，新想法经过交流和试验便能迅速的投入实际应用，排队购买午餐时的一次聊天，都有可能作出一个决定。不仅仅是无视钱途
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当时伟大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竞技场，托勒密通过制定激励措施来确保这一点。图书馆可能还包括一个花园、一个动物园和一个天文台。来这里从事研究的学者们在城市的皇家处所免费食宿，免交税赋，并被委任为导师，常常在图书馆旁露天授课。他们参与图书馆组织的各种游戏、会演和文学竞赛。他们当然也获准自由研读各类书卷，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从事研究。数学家欧几里得曾在图书馆从事过研究，他在那里完成的工作可能导致几何学定律的产生。阿基米德在那里发明了螺旋水泵；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绘制了地球草图，并声称有可能从西班牙往西航行到达印度。盖伦写出了治疗和解剖学方面的著作，直到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在医学界独领风骚。额外福利的价值永远不可低估。
如同所有伟大的年轻公司一样，谷歌及其雇员们反映出了公司创始人的个性和抱负。任何创始人保持其公司文化的方式，都是雇用与自己相类似的员工。公司成立初期，拉里和谢尔盖面试了所有雇员人选，今天他们仍然坚持对每位重要雇员进行面试。他们雇用的第一名员工是克雷格·西尔费斯坦，这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位计算机天才，他看起来正是合适人选。他瘦瘦小小，长着斯坦·劳莱式的下巴，平日举止腼腆，业余时间打理着一个提线木偶面具网站。
但是，当他谈及谷歌及其永恒文化时，这使与拉里和谢尔盖抱负一致的年轻技术专家们热情澎湃，他又变得非常敏锐和自信。“当时我们雇用的是与我们类似的人，”他说，“我们绝对需要理想主义者，而且多年来我们一直小心翼翼，试图保持这一传统。”
拉里对于雇用理想主义者作了这样的表述：“从长远来看，我们坚信能更好地受益于——作为股东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一家为世界行善举的公司，即使我们放弃了一些短期收益。这是我们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同。”
当时，几乎每一位计算机专家都想加入谷歌。但是为了在初期吸引到最好——在专业技术和共同价值观这两方面——的科学家，拉里和谢尔盖不得不出手大方，提供了一个所有计算机天才都会喜欢的科技竞技场。在资金尚充足的情况下，他们提供了其他网络初创公司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雇员额外福利。
拉里和谢尔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养成的众人皆知的节约习惯。他们仍然购买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设备，然后进行修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谷歌几乎没做任何广告，新产品在互联网上以新闻报道和博客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谷歌创立初期，他们挤在小隔间里，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用门板来当书桌——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场所还是被饰以五颜六色的彩带、来自钟爱影片的道具、异国城市和童话里的物品和图片，以及激发员工想象力的任何东西。
雇员额外福利是另一回事。谷歌的文化曾被描述为“部分是大学校园，部分是幼儿园游乐场。”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则是，它是年轻人的竞技场。这里有互联网公司全盛时期技术初创公司里典型常见的熔岩灯、有台球桌的游戏室、桌上足球和视频游戏。但是谷歌远不止这些：这里还有按摩椅、员工可以小睡的“沉睡的豆荚”、赫赫有名的免费美食和饮料。（谷歌的前厅通常会有带玻璃前脸的冰箱，里面是为客人准备的满满当当的免费Naked果汁。）谷歌还因聘请公司按摩师而闻名。一位早期雇员回忆说：“专职按摩师芭贝特美丽动人。她隔着床单给人按摩。”
即使是在早期，雇员们也都能享用免费美食：嫩羊排和肋眼牛排、卡真菜、扇贝，还有汉堡包和热狗、鱼肉三明治和沙拉。免费快餐大多注重健康：Odwalla饮料、燕麦条、育高薯片、脱咖啡因咖啡。
但是谷歌最吸引年轻科学家的不是免费食物。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被拉里和谢尔盖传播的通病感染，那就是渴望去做不可思议的事情。谢尔盖强调了这一事实，并指出这在股票价格回落时尤为重要。“这时你要确保所雇用的员工喜欢在此工作，他们喜欢创造，他们来这里的初衷并非为了钱，”他说，“虽说当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你要给予奖励。不过这些东西必须确实奏效。”
雇员们承认，获得使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甚至比额外福利和上市致富的承诺更加重要。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无视钱途。
加入一家前途远大的公司，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吸引。但这并非全部，据之前的一位雇员说：我曾经在另一家网络公司待过，然后又投奔了谷歌。第一家网络公司就让人兴奋，而谷歌公司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全然不同的兴奋。
人们真的相信他们的追求。在早期的网络公司里，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致富。而在谷歌，人们几乎不屑于谈论金钱。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付出和一夜暴富，不过老实说，这从来都不是来谷歌工作的人的既定目标。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技术。从未有人拿着想买的帆船的图片跑进来，但确实有人在突破里程碑时跑进来打断会议。这名雇员将其工作环境形容为“天鹅绒监狱”，那里的额外福利和友好气氛被疯狂工作的时间压力所抵消。“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很常见，”他说，“工作时间是自选的，但有一种压力迫使你去完成它。他们随时供你吃喝，所以没有理由为了吃东西而下班。谷歌的生活方式是24小时/7日制。而且他们都是那样的大好人。”尽最大可能实现对自己的克隆
拉里和谢尔盖使用了另一种手段，来确保最大可能地实现对自己的克隆。在谷歌创立初期，他们最钟爱的招募地点是其发迹地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学教授珍妮弗·维多姆（Jennifer Widom）说：“在（谷歌创立之后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在数据库小组导师的指导下毕业的所有学生，要么留在了学术界，要么去了谷歌，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谷歌破产了，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就会失业。所有人都说，谷歌公司的斯坦福校友人数是笔糊涂账。”
例如在2002年，拉里和谢尔盖雇用了欧库特·柯克滕·布于克，另一位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生格伦·耶（Glen Jeh）带来了基于个人喜好的一种个性化搜索方法，他将这个构想写成了一篇论文《扩大个性化网络搜索》。2003年6月，他创立了一家名叫Kaltix的公司来应用这一技术——一些斯坦福校友认为该公司的创立只是为了被谷歌收购。三个月之后，这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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