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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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改善中日关系
●周恩来问冈崎：“冈崎先生是基督徒吗？”
●王国权在祝酒时说：“联合声明的发表，是我们之间的一件大喜事。”
●周恩来说：“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
周恩来严厉谴责佐藤政府
1970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当天上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机场。
随同周恩来前来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杨德中、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曹克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韩叙等同机到达。
平壤机场呈现一派节日景象。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和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首相的巨幅画像竖立在机场中央，彩色气球系着中朝两国国旗在机场上空飘扬。
聚集在机场上的欢迎群众高举着“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万岁！”和“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横幅标语。
11时，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机场上欢迎群众热烈鼓掌欢呼，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到达。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其他领导人迎上前去和周恩来互相握手问候。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儿童向周恩来和随行人员献上花束。
接着，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周恩来总理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
然后，周恩来总理和前来迎接的朝鲜各界负责人和各国驻朝使节一一握手致意。
当天晚上，金日成在平壤市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周恩来一行。
宴会在中朝两国国歌声中开始。
接着，周恩来在宴会上发表演说。周恩来神采奕奕，健步走到讲话席，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周恩来开始用宏亮的声音发表演说，当周恩来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他在讲话中严厉谴责以佐藤荣作为首的日本政府。
周恩来指出：
在亚洲地区，美帝国主义一直把日本反动派作为它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主要帮手。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后，为了摆脱它力不从心的困境，提出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所谓“新亚洲政策”，更加倚重日本反动派，使日本反动派成为它反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急先锋。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扶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佐藤政府，野心勃勃，气焰十分嚣张，妄图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去年11月，佐藤荣作访问美国，同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公报，把美日反动派的军事勾结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日美联合公报是针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新的美日军事同盟。
日本反动派在所谓“归还冲绳”的幌子下，不惜出卖日本民族利益和主权，甘愿把整个日本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之上，使日本本土同冲绳一样变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军事基地。
周恩来严正指责美日集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他说：
美日反动派通过佐藤荣作之口，公然叫嚷台湾是“日本安全的极重要因素”，朝鲜“对于日本自己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日本要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作用”。最近，日本政府的一个法制局局长更加明目张胆地宣称，日本要以“保护”它在南朝鲜的“权益”为名，派遣“自卫队”到南朝鲜去。美日反动派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永远霸占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省；就是要永远霸占南朝鲜，阻挠朝鲜的重新统一；就是要永远分割越南，阻挠越南人民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
美日反动派的狂妄企图，遭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日本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
在当前，对美日反动派的态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成了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社会主义还是假社会主义，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正如朝鲜同志所说：“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周恩来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美日反动派及其同伙，是决不会停止捣乱的。但是现在决定亚洲命运的，不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而是亚洲各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如果他们利令智昏，硬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中朝两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头上，那末，他们必将玩火自焚，遭到更加可耻的失败。
周恩来的讲话，捍卫了中国主权，阐述了中国一贯的立场，揭露了日本右翼分子的阴谋。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周恩来发表这样的演说，得到了日本一些友好人士的积极回应，他们早就不满佐藤政府违背民意，对中国实行的敌对政策。
早在1967年9月7日至9日，佐藤访问台湾。他在台湾叫嚣，要使日本同蒋介石集团的“谅解和友谊”“更加密切”，加强所谓“亲善关系”。他诽谤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宣称，要在联合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据有的席位。
1969年11月，正当佐藤访美时，日本前首相、佐藤的哥哥岸信介带着一些日本政客窜到台湾，同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勾结。他在台湾叫嚷要同蒋介石集团加强“亲善与合作”。
1970年6月22日，美日两国政府分别在华盛顿和东京发表声明，宣布把当天期满的日美“安全条约”“自动延长”，实际上是无限期地延长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所有这些活动，都暴露了日本佐藤政府在美国卵翼下所具有的军国主义狂妄野心。
中方揭露日本反动派的阴谋
1970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粉碎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的社论，再次谴责日本政府“扩大侵略亚洲的罪恶阴谋”。“社论”指出：
所谓日美“安全条约”，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日本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日本反动派出卖日本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卖身契，是把日本绑在美帝侵略战车上的一条锁链。
……
美日反动派“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的阴谋，早在去年11月佐藤访美期间就已经策划好了的。佐藤在美日“联合公报”中露骨地叫嚷，中国的台湾省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朝鲜“对于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公开宣称，日本反动派要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把台湾、朝鲜、印度支那等地区划入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
在美帝扶植下已经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美日军事同盟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旧梦。他们狂妄地叫嚷，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是日本的什么“生命线”，甚至扬言要派军舰去“保卫马六甲海峡”，要派军队到别国去“维护”日本的“经济权益”。“社论”对佐藤政府的阴谋进行了尖锐地揭露：
佐藤之流把“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说成是为了什么“自卫”。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第一，威胁日本独立和安全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帝国主义。可是，日本反动派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是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第二，日本反动派追随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公然把别国的领土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竭力向海外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扩张。这那里是什么“自卫”！我们一向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但是，今天的日本反动派甘心情愿充当美帝的“亚洲宪兵”，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佐藤之流所说的“自卫”不过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的同义语。
在《坚决粉碎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发表的这段时间里，对于日本政府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行径以及在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动态，中国经常通过报道进行揭露和谴责，使人民群众对美日勾结的战争计划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对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势力渗入台湾，中国也作了揭露。
佐藤政府是岸信介以后在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届日本政府，不仅在大的战略决策方面，而且在两国具体关系中，也充满了对中国的敌视。
早在1964年11月16日，日立造船公司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出口万吨货轮的合同，由于佐藤政府公然表示要接受“吉田信件”的约束，始终不批准“日立”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因而迫使合同于1965年3月31日失效。
1966年7月，日本政府无理拒绝前往日本参加第12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入境。同年11月22日，在佐藤政府的纵容下，日本右翼团体的暴徒疯狂地闯到中国在名古屋市举行的经济贸易展览会广场进行捣乱和破坏。
1967年9月8日，佐藤政府竟制造事端，出动大批警察、特务和暴徒，打伤中国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人员、中国驻日记者和工作人员多人。
对于日本的这些暴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始终把日本人民和右翼分子严格区分开，积极增强中日关系的民间交流，从而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
外交部重申对钓鱼岛的主权
197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捍卫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当时，由于日本佐藤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声称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并进行侵吞上述岛屿的种种活动。因此，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地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立场。
声明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私自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本来就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派遣第七舰队侵略台湾和台湾海峡，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现在，美、日两国政府竟再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有力地打击了佐藤政府的嚣张气焰。
1971年3月8日，佐藤政府的外相福田赳夫，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叫嚷，钓鱼岛等岛屿“是日本的领土”。同一天，日本外务省抛出了一个关于“尖阁群岛”的“正式见解”，挖空心思捏造了几条所谓“根据”，妄图把钓鱼岛等中国领土说成是日本所“领有”。
5月15日，日本外务省打算在美国把冲绳“归还”日本以后，以“防止台湾渔民非法侵入这个群岛海区”为名，“用巡逻艇进行巡逻，并且设置无人气象站”。
日本外相福田和日本外务省在他们提出的所谓“正式见解”中，胡说什么自“明治十八年以来进行现场调查的结果，确认在这个群岛上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日本政府妄想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说成是“无主岛”，为它侵吞这些岛屿制造所谓“根据”。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混淆视听。事实是：分布在东海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从来不属于琉球。
明朝和清朝的史书明确记载，当时被派往琉球的使者，都以到达久米岛为进入琉球领土，中国和琉球在这一地区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而且早在明朝就已经把钓鱼岛等岛屿划为中国海防区域的一部分。
日本外相福田和日本外务省的另一个所谓“根据”是，在明治二十八年的日本内阁会议上，作出了把这些岛屿“编入”日本领土的决定。这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吞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的一桩罪行。
历史事实表明，从1885年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觊觎了10年之久，一直未敢侵占，直到1895年才趁着甲午战争清朝政府败局已定时，把钓鱼岛等岛屿强行“编入”日本领土，并于同年4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其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马关条约》。
当时，佐藤政府竟然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领有权”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1971年7月16日，中国和美国政府同时分别发表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的公报。这对死死跟随美国搞反华活动的日本佐藤政府说来，无疑是当头一棒。
由于佐藤政府事先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报，日本政界人士把美国这一招称为对日本的“越顶外交”。
这时，虽然美国在反华道路上开始拐弯了，作为仆从的佐藤政府却还继续起劲地反华。
10月19日，佐藤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仍然坚持反华立场。28日，日本防卫厅公然宣布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为所谓日本的“防卫识别圈”之内，佐藤政府还声言，要用武力“保卫尖阁群岛”，即钓鱼岛。
11月24日，所谓的归还“冲绳协定”在众议院原封不动地被日本政府强行通过。
同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
在这次会上，日本政府作为唯一的同美国联名的提案国，还提出了想把台湾当局保留在联合国组织内的所谓“重要问题”和“复合双重代表制”两项提案，结果遭到彻底失败。
1972年6月，佐藤政府终于在日本人民的唾骂声中下台了。
周恩来与日本贸易代表团谈话
1971年3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以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为首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
谈话结束后，双方共进晚餐，当周恩来得知日本的驻京特派员的家属也来到了北京但未出席宴会时，马上向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刘希文等人问道：“为什么没有邀请家属？想让我成个官僚主义者吗？”
周恩来这句带有玩笑性质的话，既含蓄地提醒了中方工作人员，又活跃了场内的气氛。
这时，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冈崎，突然间发现周恩来挺括的中山装里露出的衬衫袖口已被磨破，他难以想象中国总理竟如此俭朴，这种生活上以身示范的品格，使冈崎深受感动。
冈崎嘉平太生于1897年4月16日，比周恩来大一岁。周恩来和冈崎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了同时代的变迁。
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周恩来旅日求学，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深有感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冈崎嘉平太在上海担任过日伪“华兴商业银行”理事、“大东亚省”参事官、日驻汪伪大使馆参赞，战后回国，1961年起任全日本航空公司总经理。他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对中日贸易，更是持积极态度。
冈崎从小就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中学时代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假若现在我知道世界上哪里有像释迦、耶稣、老子或孔子那样的伟人还活着，不管是多么遥远的地方，我都会跑去聆听他的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也好。”
冈崎嘉平太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圣人，直到1962年10月，冈崎随高崎访华团到中国见周恩来之前，他认为：“在这漫长的人生中，我见过许多值得尊敬的人，也受到很多教益。但是我一直追求的那位至高无上的人却难以碰到。”
1962年以后，直到周恩来去世，冈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有时一两次，有时多次。每次都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常常蒙周恩来设宴款待。
冈崎留有这样的印象：
同周总理的会见，除了一次是在国务院，其他都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会见，周总理都先到会见地点，在入口处同每个人握手表示欢迎。会见结束时，又在出口处同每个人一一握手，没有一次例外。有时，还同我一起在长廊下进行短时间的漫步，轻声交谈。
1970年3月，北京春暖花开，冈崎嘉平太作为松村谦三贸易谈判访华团成员，陪同松村谦三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这是松村最后一次访华，而且是坐着轮椅来的。
4月19日1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松村谦三一行。
当冈崎嘉平太等人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走上2楼来到福建厅门口时，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与访华团成员一一握手。
当时，周恩来没见着松村，正在寻找时，工作人员小声告诉他：松村先生坐轮椅从下面乘电梯上来。
周恩来听后，立即快步小跑赶到10多米外的电梯口等候。当电梯门打开，松村出来时，周恩来马上迎上去，长时间地把松村谦三抱住，致以亲切的问候。
松村万万没想到周恩来总理礼节如此之重，竟激动得流出了热泪。这一场面也感动了日方所有的人。冈崎后来感慨地说：“这使我觉得宛如看到了迎接久别的亲人的情景，不由得热泪盈眶。”
1971年12月，以冈崎为首的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再度访华。周恩来在与冈崎谈话时，想到了西方人的圣诞节。
日本虽属东方，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周恩来问冈崎：“冈崎先生是基督徒吗？”
冈崎听到这句问话，疑惑不解，他回答：“不是。”
正因为他不是，因此也未想起耶稣诞生的日子。但周恩来却想到了，通过了解，他为挽留冈崎找到了依据，便接着说：“那么，你在北京待到年底也可以，不要客气。”
冈崎明白周恩来的意思后，被周恩来的细心关怀所深深打动。
周恩来和冈崎之间建立起来了深厚的友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冈崎做为日民间的代表，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
1971年6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
会见时在座的有，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和由他们率领的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渡部一郎、市川雄一、土师进、三谷光勇、冲山雅彦。
会见时在座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中日友协代表团团长王国权，副团长徐明，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王晓云、林波、丁民、王效贤、江培柱、黄世明、张克喜、吴瑞钧、王昌庭。
周恩来和日本朋友一一亲切握手，并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周恩来表示：中日关系的前景是美好的。周恩来还在谈话中重申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与日本公明党代表团的谈话，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7月2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
郭沫若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丁西林出席签字仪式。
中日友协代表团团长王国权、副团长徐明，和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团长竹入义胜、副团长浅井美幸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日友协代表团团员王晓云、林波、丁民、王效贤、江培柱。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渡部一郎、市川雄一、土师进、三谷光勇、冲山雅彦。
签字仪式以后，竹入义胜和浅井美幸举行宴会，招待郭沫若副委员长、对外友协负责人丁西林、中日友协代表团的成员以及各有关方面人士。
宴会时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贺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的签订。
竹入义胜在祝酒时说：
联合声明记下了公明党从日中友好出发提出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五项原则，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和赞赏，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对此，我们十分感动。
竹入义胜表示，为了恢复日中邦交，决心尽最大努力进行斗争。
王国权在祝酒时说：
联合声明的发表，是我们之间的一件大喜事。日本公明党关于中日关系的五项主张一定会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支持和一切期望日中友好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广大朋友的赞同……这对于那些挖空心思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反动势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
1、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2、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4、美国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是侵略行为，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5、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坚决反对一切阻挠恢复中国上述合法权利的阴谋。
中国方面认为，公明党的这五项主张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表示赞赏和支持；并且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就可以结束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中日邦交，缔结和平条约，在这以后，视情况的发展，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
声明还指出：
双方强烈反对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表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公然把台湾、朝鲜、印度支那都说成是日本的安全范围。日本方面指出，最近日本政府发表“防卫白皮书”和“第四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等，加速扩充军备，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并且表示决心要竭尽全力为反对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争取实现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繁荣而斗争。中国方面表示，日本人民完全有权实行真正的武装自卫，但是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在“自卫”名义下对外实行扩张和侵略；并断然反对美帝国主义驱使日本反动派充当侵略亚洲的急先锋，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公明党代表团首次访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次访问和会谈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正如声明所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的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日本人民要求促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必将冲破反动势力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创出中日友好的光辉前程。
周恩来派人参加松村的葬礼
1971年8月，一直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和贸易的松村谦三先生去世。周恩来派资深外交官王国权赴日，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
松村谦三被称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陈毅都保持着很深的友谊。
松村谦三在二战后很快从事并献身于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事业，早在1962年，松村谦三来华访问，周恩来接见了他，并安排松村谦三参观他酷爱的江浙名兰。
当时，松村谦三对一盆名为“环球荷鼎”的兰花赞不绝口，周恩来便指示有关部门将此花做为国礼赠送给松村谦三。
松村谦三回国后，将其视若珍宝，精心培育，并在弥留之际对子女说出了两个心愿：一是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二是要将周总理赠送的名兰“环球荷鼎”养好。
王国权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去日本前，周恩来指示王国权，此番赴日，实际上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状态下开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鉴于佐藤首相执行支持台湾的政策，王国权不主动接触佐藤。
第二天下午1时，松村谦三的葬礼在东京一寺院举行。王国权在松村先生遗像前就坐。
不一会儿，佐藤首相进来，他走向左边隔着两个座位的王国权先生，同他握手并寒暄：
远道而来，辛苦您了，谢谢。
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同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要人握手。散场时，佐藤又一次走过来，礼节性地说：
请您向周恩来总理问候。
早在7月16日，当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美联合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被“尼克松冲击波”搞得晕头转向。受打击最惨的，莫过于日本政府及执政的自民党了。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即使有阁僚愿意与中国友好，但在美国和台湾等问题上，也不敢越过雷池。
结果，美国在日本佐藤内阁积极制造“两个中国”的关键时刻，却来了一个漂亮的“越顶外交”，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原先对美国一片忠心的日本自民党政府，在遭到“愚弄”后，感到后悔莫及。
美国的这种举动，被日本人惊呼为“越顶外交”。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恢复日中邦交和发展日中两国关系的要求历来具有很大的声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越顶外交”造成对佐藤政府的巨大冲击。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川万太郎曾这样说：
由于“尼克松冲击波”，日本领导层辨别方向的神经已完全麻木，脱离常轨，乃至反复做出拙劣的举动，受到中国的冷眼。
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进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尼克松把在北京的日子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变”。
6月，佐藤内阁在摇摇欲坠中声言要辞职。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4人进行了激烈地角逐。
田中和大平是多年政友，两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人事先达成协议，支持得票多的一方。田中在竞争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大平决意全力协助他。这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态度都是积极而明确的。
7月5日，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为总裁，次日，又在国会上被指名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多次说过：
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
尽管鸠山一郎有意促成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日本外受美国的压力、内受执政党亲美反华路线的制约，鸠山内阁对周恩来的建议未能做出积极地响应。这一等，又是10多年。
随着中田的上任，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促成田中访华
●周恩来说：“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恩来大度地说：“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周恩来高兴地说：“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
周恩来赞赏田中内阁的主张
1972年7月9日，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委员、临时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下午乘专机从上海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外交部长姬鹏飞，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以及首都群众4000人，到机场热烈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贵宾。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秀木也到机场迎接。
当天，机场上飘扬着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国旗，洋溢着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前往欢迎的群众高举着欢迎横标，上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着：
中国人民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坚决支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
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等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贵宾在一片热烈的欢迎口号声中走下飞机。
李先念副总理、徐向前副委员长、姬鹏飞部长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欢迎。当贵宾们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的时候，人们兴高采烈地挥舞花束和彩带，许多青少年还跳起欢迎舞蹈，向贵宾们致意。
当天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伊斯梅尔和由他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当伊斯梅尔等贵宾由周恩来等陪同走进宴会厅时，乐队奏迎宾曲。
周恩来和伊斯梅尔在宴会上先后发表讲话。他们的讲话，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周恩来在讲话中，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各国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中，取得了新的成就。最近，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的推动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南方当局就自主和平统一祖国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一协议体现了四千多万朝鲜人民的热切愿望，它为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和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为了促进这一形势的发展，“联合国军”必须从南朝鲜撤出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必须停止对南朝鲜的渗透。
……
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些事态的发展又一次表明，各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干涉，要求自己当家作主，合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已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周恩来之所以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田中内阁”，是经过了精心安排的，这充分体现出了周恩来高超的外交才能。
原来，在1972年6月17日佐藤荣作辞职下台后，7月5日，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
当晚，田中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首相表示“关于外交，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努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田中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同时，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
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对田中的表态，周恩来迅速作出反映，因此，在欢迎也门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恩来才说了这样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恩来的这一句讲话，对田中角荣实现自己的宏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作了周密地安排。
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7月3日，周恩来派肖向前出任新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7月11日又派该处原首席代表孙平化以上海歌舞团团长的身份访日。
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访日。陈抗还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我之所以讲田中内阁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过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论能否谈拢，现在都正是时候。你们要准确地掌握信息。孙平化已经在平地上建起万丈高楼，肖向前要继续前进。
8月11日，大平外相会见了肖向前。会谈进行了大约1小时，双方在会谈中基本没有分歧。最后大平说：“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恩来再次用超凡的外交智慧，解决了中日两国沟通的一大难题。
周恩来会见日本众议员佐佐木
1972年8月以后，中日双方都已经预见到了邦交正常化的确切日子，双方都在加紧工作。
当时，中日之间还有许多障碍，其中战争赔偿就是敏感问题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中国高层经过讨论决定“放弃战争赔款要求”。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作了3点说明：
1、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已经在我们之前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大。
2、日本既然要求同我们恢复邦交正常化，就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的是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的态度，有利于把日本拉向我们这一边。
3、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这一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周恩来的分析，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当时，田中角荣以“决断与实行”做为政治信条，他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做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点。
田中的这些方针，得到在野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日本国内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发高涨的气氛中，田中也在积极寻找两国政府之间直接交换意见的渠道。
首先替田中探路的是前社会党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
佐佐木更三在访华前，会见了田中角荣。他问田中：“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呢？”
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
田中同意佐佐木把这一态度如实转达周恩来。
7月16日至19日，佐佐木更三受田中角荣委托，到北京拜见周恩来。
佐佐木更三向周恩来转达田中首相要求日中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当佐佐木说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恩来大度地说：
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佐佐木没想到周恩来如此体谅田中本人和田中内阁，听了周恩来的话，佐佐木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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