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志择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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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试读：
前言
有两件亲历的事触发了我对圣诞节的兴趣，分别发生在1998年和2004年。
1998年圣诞夜，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一个圣诞晚会。晚会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场的顶楼餐厅举行，那里临时改成了音乐舞厅。我们九点多进场，人已多得几无插足之地，人声鼎沸，音乐在旋转彩灯的晃动中似乎也有些失真。正当我们想找个角落的地方坐下时，忽见大厅一角冒出烟来，起初以为是故意施放的，很快便发现现场乱作一团，有人在往外跑。真是着火了！我们也夺路而逃。跑到街上，见商场门口有许多身穿红衣头戴红帽的人在散发广告纸，有的则卖红帽子和其他东西，那便是“圣诞老人”了，虽然他们很年轻。抬头看大楼，并没有烟冲出来，商场里照样人潮涌动，似乎也没有警报。原本想过会再上楼去继续娱乐一下，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回家了。
2004年，儿子三岁。圣诞夜，我们带他去参加他的第一个圣诞晚会。从家里出发，原来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堵在车上看前后左右，也都是车和人。我把妻儿送到延安路上的目的地之后，独自到了西湖以西茅家埠边上的三台山。这里黑黢黢的，山林之间隐隐有路灯惨白的光亮，看不到一个人影。那天晚上很冷，山林间寒意尤冽，那里又是张苍水、俞樾、陈夔龙诸人的窀穸所在，所以格外使我清醒。
我站在林间的路边想：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这么热衷于过圣诞节的？
我自己开始过圣诞节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圣诞夜，我曾到杭州著名的基督教堂思澄堂去看热闹。思澄堂在那个年代是杭州比较热闹的宗教场所，周末都有活动，每年平安夜和圣诞日更是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挤到了里面，看了弥撒仪式，唱诗班的孩子们天籁般的声音至今仍有余音在我耳中。那一年我还与同学合伙在校园里贩卖过圣诞卡和贺年卡，赚了几个小钱。至于学校里的圣诞舞会，因平常周末也常跳舞，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但也仅此而已，没有留心过杭州街头是否也有圣诞大餐或圣诞舞会。2011年开始准备资料的时候，翻阅图书馆里收藏的旧报刊，发现那时杭州的圣诞大餐也颇流行，当然价格不菲，即使我当时知道也是吃不起的。现在回想，1988年是很特殊的年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这一年达到顶峰，圣诞节也以这一年最为热闹，这是我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自己的经历作附证。
那时别的城市如何过圣诞节我没有切身的体验。来到麦迪逊以后，曾问过同在这里访问的几位学者，他们大多是到大城市上大学或读研究生以后才接触到圣诞节，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很多小地方、小城市的学生还不知道圣诞节这回事。我记得曾在香港《文汇报》上看到一篇上海学者写的文章，作者是从山东到上海念书以后才对圣诞节有了兴趣，而作者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朋友告诉她，在他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过圣诞节了。这个“他”是上海人，算起来他知道过圣诞节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吧（这篇文章刊于2002年12月25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乐于接受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愚人节和圣诞节就是在这时候和这样的风气中来到中国的，我和同学都从中取乐，但是并不深究。说实在的，当时对这两个洋节的来历所知甚少。流行文化之所以流行，也许正在于人们在无意识中的接受，如果人人都认真追究每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不会有流行文化的。我自己早已不过圣诞节，反倒有兴趣来了解它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中国流行起来的。
2013年8月，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此前一年在国内已经收集了大部分资料，准备利用这段时间专注于写作。麦迪逊冬天本极冷，又遇几十年来美国北部地区最冷的冬天，国内有人调侃电影《2012》中的情景已成为现实。最冷的那几天零下30度左右，吓得我不敢出门半步。困在屋内的好处是码字有充裕的时间，我经常是看看窗外的飘雪，低头打几个字。一个冬天下来（将近六个月！），初稿也基本上完成了。
在麦迪逊期间，我和同专业的访问学者曾与当地的媒体和宗教界人士有所接触，他们对我的研究选题颇感兴趣，向我询问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情形，对中国人居然热衷于过他们的节日感到十分惊讶。使我惊讶的是，麦城街头的圣诞节气氛竟远不如杭州或上海等国内城市热闹，主要街道有一些彩灯，商店里稍微热闹些，圣诞花（poinsettia）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梅西百货商店门口照例有一个圣诞老人接待孩子，如此而已。当然，对美国家庭而言，这自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住的地方附近住宅的门口树上或墙头都挂着彩灯，在雪夜中安静地一闪一烁，只是绝无中国人过年爆竹、烟花的震响，因此也没有中国人熟悉的那种节日气氛。不过，我在那里体会到了美国圣诞文化中的博爱精神。有三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我们应邀参加了教堂提前举办的一个圣诞晚会，参加者大半是中国人，还有专门来与外国友人联欢的美国志愿者。第二件事，我在晚会上结识了一位在菲律宾传教30年的教士Lee，他刚退休回美国。他知道我一人在此，过了两天写了封信给我，邀请我在圣诞日到他家去作客，并表示要开车来接我。我因为事先已有安排，婉谢了他的盛情。还有一件事，就是退休记者Gordon先生请我们十几位访问学者还有几个孩子到他家提前过圣诞节。他和夫人Anne极为友善，不仅准备了丰富的吃食，还为我们每个人精心制作了圣诞照片册页。另外还有一位单身的女士Rose也赶来与我们相聚。正是Gordon先生和Rose女士，在大半年里为我们安排并陪同我们参观了几乎所有麦迪逊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而圣诞册页就是我们数次参观的照片。Gordon先生和夫人Anne，以及Rose女士、Lee先生，让我感觉到异国的圣诞节是温暖的。
我要感谢潘忠党老师和田竹林老师，他们是我们这些“麦屯支部”成员的精神领袖和生活指导，我们在他们Middletown温暖的家过了一个完全中国味的中国年。我们也在美丽的威州一起看了许多乡野风景。戴斯哲（Joe Dennis）为我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访学的机会，当然要特别感谢。他的中文很好，我们交流过各自研究的内容，也一同参观过博物馆。也要感谢他的夫人Laurie Dennis，她是威大中国项目部（China Initiative）的负责人之一。戴斯哲从事中国明代研究是受了Laurie喜欢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原来是学法律的，原本可以做律师赚许多钱，最后却安心坐冷板凳研究明代中国的出版和书院藏书等文化现象。威大图书馆中文部的徐女士（Diana Xu）热情地帮助我了解馆内中文资料的收藏情况，指点收集资料的门径，并听取了她所体会到的美国圣诞精神。还要感谢同在麦迪逊度过美好时光的访学好友，他们是张建、邹军、沈荟、张杰、章平、吴赟、朱金玉、杨席珍、叶欣、丁苗苗、赵凌，以及曾在麦屯生活过的也是“麦屯支部”一员的吴红雨。
当然，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没有他们的感情支持和每天的视频通话，麦屯的冬天会更难熬。特别是，这本书源于我们仨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邵志择2014年7月6日于威斯康星大学“鹰冈” 第一章 绪论——圣诞节：从西方到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来中国传教和经商的西方人大概不会想到，他们文化中最为热闹的一个节日——圣诞节，有朝一日会在中国的某些城市里成为一个嘉年华式的商业化世俗节庆。20世纪初，一位德国记者目睹了上海的西方式繁华，但是他仍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张业务并拥有精致生活习惯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至多也就是中国文明这碗肉汤里面漂浮着的肉丸子。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言，这话当然是对的。不过，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当时的上海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精神上、文化上、生活上正在成为西方文明这碗肉汤里漂浮着的肉丸子。隔膜解“中国人急切地想拥有所有外国人技术上的发明，机枪和迫击炮，飞行器和无线电报，热水壶和电影放映机，理发器和钢笔。”1928年在中国旅行的一个西方人如此写道。在中国的城市里，人们热衷于外国的各种时髦玩意，“外国菜肴、外国葡萄酒、外国游戏、外国服装、外国风俗——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成了时髦。”即使在农村，诸如自行车、热水瓶、手电筒、肥皂、火柴、香烟、罐头食品等被认为有用的洋货也都广为人们接受。冯客在《洋货：摩登物品与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本书中，展示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各种洋货的接受和使用状况，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在物质现代化上并非受制于外国人强加的影响，相反，洋货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机遇，是可以供人充分利用的一套工具。普通人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中使用外来物品，可以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国人也不例外。冯客借用法国学者德塞图等人的理论，认为消费也是一种生产，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消费就是一种社会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产品成为消费者的对象并产生个性化的意义。
洋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简单的物质消费，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渗透、文化适应（inculturation）和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对西方物质的普遍接受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多少总会影响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唐振常先生曾指出，“对于物质文化既经认同与接受，深一层追究其所以然，其结果便会是影响和促进对于西方制度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先物质后文化的接受逻辑。也许对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国家来说，外来的影响确实需要以物质为基础，然后才能逐渐体现其物质背后的文化力量。物质消费是日常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们承认物质能够改变日常生活的基础，那么人们的生活方式迟早也会跟着改变，文化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改观。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抛弃原来的文化，因为文化一旦成型并经过长期的稳固发展，可在相当程度上超越物质基础，外来物质文化并不一定会完全取代本土文化，在文化层面上确实存在着现代性的本土化现象（Indigenization of modernity）。
同样，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外来影响也可能慢慢地在物质上呈现出来，换言之，精神文化也可以向物质层面转化。近代以来，不能在物质层面上落实的外来文化要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往往异常困难，因为它要直接面对中国自身强大的文化传统的阻力。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形式能找到物质层面的足够支持，它早晚会被中国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也就是说，不能物质化的外来文化对实用理性特别强的中国人来说，因为很难体现它的好处而可能显得处处隔膜，而一旦它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日常生活上的物质利益，这种隔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民国时期的一个中国人曾在耶诞节时对中国社会中的隔膜现象颇为感慨，他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生活上的距离，如要消除隔膜，还得由生活本身：
就近言之，这些时候和地方来很热闹地庆祝耶诞，这是为了耶稣人格的伟大，“牺牲自己，博爱大群”——彼此一点也不隔膜。有些表示十分融合起见，会通宵狂欢，不过却有十五元一客大餐以示限制，就见得不大“博爱”了。自然，在街头的不易“亲近”，这也由来已久，只在“八·一三”后更形显著而已。这“永远”还延续若干时日，我可不知道。热心之士抱着不平起来，提议准备把火鸡拎到街头去吃，“与民同乐”，可是大概这慷慨都想发表于筵席之间。等一会“焗猪柳元汁烧茨仔”与“白帽蛋糕”塞在嘴里，便也不免静默三分钟了。
作者用了反讽的手法来表说明，在中国人过耶诞的时候，圣诞大餐、白帽蛋糕和火鸡只是少数人的享受，与街头的乞儿和穷人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耶稣伟大人格所显示的“博爱”也就不那么博爱了，隔膜由此产生。其实，对那些在圣诞夜通宵狂欢的少数人而言，耶稣的“博爱”也需要通过物质消费——大餐、火鸡、焗猪柳元汁烧茨仔、白帽蛋糕，才能显出彼此之间“十分融合”。在这里，所谓耶稣的人格和博爱表征的是基督教文化，以吃大餐和通宵狂欢来庆祝是物质层面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庆祝所“融合”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吃到火鸡和白帽蛋糕，圣诞节在中国人中间是否就没有了文化上的隔膜呢？“他们的心里没有圣诞节”
耶诞是基督教中的四大弥撒之一，当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外国传教士每到此时必做弥撒是可以想见的。据说清初著名画家、也是天主教徒的吴历曾写过号称中国第一组“圣诞诗”（共九首五言律诗），其中有两首描写了圣诞弥撒时的场景：
乐国丰筵备，传乎起侧微。麦膏飡不素，萄酒醉无归。玉冕三光烂，金衣五色围。台前多有德，朝夕近容辉。
广乐钧天奏，欢腾万众灵。器吹金角号，音和凤狮经。内景无穷照，真花不断馨。此间才一日，世上已千年。
对基督教徒来说，庆贺耶诞的弥撒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宗教文化上的隔膜不可以道里计。我不知道在吴历的那个年代一般中国人是如何称呼耶诞的，近代江浙一带的人则最早把它叫作“外国冬至”，后来这个叫法流传到国内其他地方。“外国”一词表明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界限，“冬至”主要是时间上与我们自己的节日的临近性，似乎又显示了一些消除隔膜的意味。但是，“外国冬至”这个称呼纯粹是文化附会式的叫法，虽然用了“冬至”这一中国人熟悉的节名，反映出来的却是巨大的文化差异，属于文化交流中捷径取向（short-cut）的产物。如果我们对圣诞节进行深入的了解，就可知道这个宗教纪念日确实与西方的冬至日或冬节有关，但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人对这个西方宗教节日的历史渊源缺乏深入的了解，“外国冬至”的叫法纯粹是文化误读中的巧合。
耶稣究竟诞生在哪一天？《圣经》和古典宗教文献并无记载。西方宗教界人士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5月20日，也有人认为是4月19日或20日，另有11月18日、3月28日等说法。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在12月25日庆祝基督诞生。这个日子其实就是凯撒历（Julian Calendar）的冬至日，也是庆祝光神（Mithras）的日子。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从12月17日开始欢庆冬至日（Winter Solstice）前后的农神节（Saturnalia），大部分罗马人欢宴、游戏、狂欢、游行，一直延续到1月1日。为了对抗古罗马异教徒的这个冬天节庆习俗，教会开始在冬至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同时把原来农神节的民间习俗加以改造，这样就形成了圣诞节的习俗。可见耶稣诞节与冬至节在西方确实是同源的。
在所有北半球的各种文化中，冬至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它代表着人们希望从萧杀死寂向春生夏长秋收转变的心愿。从象征的意义上说，冬至表明生命对于死亡的胜利，所以耶稣降生（圣婴）在基督教中标志着人类生命的新开始，圣诞节的重要性由此体现出来。圣诞节并非仅仅景仰作为个体的耶稣，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整个人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中国人认为秋冬的阴气到冬至这天达到极点，此后阳气便开始逐渐上升，因此值得庆贺。从历法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冬至的理解与西方人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基督教对西方古代冬节的改造掩盖了圣诞节的历法含义，近代中国人又无法理解这个节日在西方基督教里所包含的宗教文化意义，所以就简单地附会在自己所熟知的中国冬至节上。
上海开埠之初，外国人对于他们身处其间的东方异域有着强烈的文化隔膜感和孤独感，每逢圣诞佳节之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我们与读者处于相同的境遇——异国他乡的居民——被无数对圣诞节一无所知的人们所包围，他们对我们所体会到的圣诞快乐完全陌生。这个令人怀念的节日似乎存在着特别的力量。到底存在何种巨大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与我们如此隔膜！唉！可怜的灵魂啊！他们的心里没有圣诞节，他们的家里没有欢乐！
在《北华捷报》编者的眼中，被异域文化所包围的外侨社区（文中称为our little Christian community，凸显了外侨社区的宗教特性）因有共同的圣诞节而格外团结。在他们的心底里，圣诞节显示了与祖国强大的联系，这种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联系值得他们远航到这东方的海岸来体会这种力量，他们从心底里喊出“happy, happy, Christmas!”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过这个节日也特别体现了“我们”与“他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心理距离。
旅居上海的西方人当然知道他们的圣诞节与冬至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动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冬至节联系起来，也许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冬至节，也许出自“我们—他们”的文化差异感而有意保持他们的宗教节日的纯洁性，故意不与中国人的世俗冬至节扯上关系。
生活在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以英国人居多，从《北华捷报》的文章来看，他们特别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的英国圣诞节习俗，举办圣诞晚宴是他们最重要的过节方式。有些年轻人远离家乡，也没有结婚，所以就想方设法在上海这个异乡寻找其他的过节方式。男人们像在英国一样去乡间打猎，甚至在旅途中的画舫上搞圣诞晚宴，据说他们的胃口比在上海的洋房里更好。他们也在圣诞节期间举行传统的Paper Hunts这种体育活动，中国人称之为“令节跑纸”。《北华捷报》一再声称外侨在上海过圣诞节完全遵循英国（欧洲）和美国的习俗，所以经常Yule这个古英语单词指代Christmas，以显示英国圣诞节的古老传统。在一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在中国这个陌生人的地方：
盎格鲁-萨克逊人仍然用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聚集在一起，我们是何等急切并成功地在中国将圣诞节与欧洲或美国的圣诞节融合在一起。我们传递着相同的友好的节日问候，教堂和家庭里有着相似的节日装饰，为不幸和贫穷的人们准备的慈善活动也同样举行着。事实上，我们把圣诞节的习俗带到了地球的尽头。
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使得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自觉地保持纯粹的英国圣诞节传统，他们忙于装饰教堂，忙于购物，忙于写祝福语，忙于包裹神秘的礼物，以便让圣诞老人分送给孩子们。西方的现代圣诞节
在上海这个“模范租界”中，圣诞节的传统主要来自英国，后来才有美国圣诞节的引入。回顾一下西方尤其是英、美两国圣诞节的发展有助于认识它在中国的流播。
尽管古代基督徒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数年即开始过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和圣灵降临日，但是人们并没有庆祝他的诞辰。英语Christmas（即Christ's mass 或Communion service之意，指的是为耶稣举行的弥撒）出现得也较晚，Christes Masse一词公元1101年才见于亨利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圣诞瞻礼。在中世纪早期，圣诞庆祝主要限于教会、教堂内部，1300年至1500年左右，欧洲所有基督徒都开始庆贺圣诞节，不再局限于教堂内，教会也开始接受一些流行的庆贺方式，如唱颂歌、欢宴，甚至跳舞，后来的许多圣诞风俗来自这一时期。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从乡村到宫廷都有圣诞狂欢活动，宫廷的奢靡过节之风尤盛，所以，英国清教徒革命以后对圣诞节加以严厉禁止。1656年，取消圣诞节的法案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次年圣诞节，政府甚至派出军队逮捕参加圣诞活动的任何人。直到克伦威尔死后，英王复辟，教会也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圣诞节的世俗庆贺活动才又慢慢回到英国的社会生活中。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圣诞节有衰落的迹象。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工业革命的影响，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把英国过去的传统与现代生活隔离开了，现代的都市生活远不同于乡村，这导致根基于乡村的圣诞节习俗遭到破坏。在有些人看来，英国社会的碎片化（macadamized）减弱了包括圣诞节等节俗在内的传统文化。直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圣诞节的世俗化庆贺才得以在社会中重获生机。在西方人把圣诞节的习俗带到上海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圣诞节正处于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后来流行于中国的圣诞节习俗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美国创造出来的新传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圣诞节比较优雅、节制，也不乏欢乐，与古代挪威和诺曼时期老的英国圣诞传统专注于吃喝、无节制的狂欢不大一样。
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的移民时代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严禁过圣诞节，这是英国清教徒带到新大陆的禁忌。清教徒普遍认为圣诞节完全不可接受，浸礼会、长老会和贵格会的教徒甚至强烈反对宗教性的圣诞庆祝活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早在1647年就通过议会表决取消了圣诞节，连带着复活节、圣灵降临周也被取消了。1659年，马萨诸塞州总法院通过一项法令惩罚那些保留圣诞节的人：如果发现有人不劳动、宴请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庆祝诸如圣诞节之类的宗教节日，将被罚款5先令。英国演员凡尼·肯博（Fanny Kemble）1832年在新英格兰地区旅行，他观察到这里的节日非常少，“圣诞日不是一个宗教的日子，几乎也不是一个节日，新年也许稍微像一个节日。至于第十二日（按，英国圣诞节期结束的那天，即主显节），则没人知道”。尽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严格限制圣诞节，但是在美国其他地区，如纽约市、宾州以及南方殖民地，17世纪和18世纪一直有民间和宗教性的圣诞庆祝活动，大部分圣诞习俗来自英国、荷兰与德国，这些地方的节俗大多注重吃喝、家庭聚会和娱乐。
19世纪中叶前后，维多利亚风格的圣诞节波及美国，加上原有的德国、荷兰等国圣诞习俗的传播，美国各地逐渐开始接受了圣诞节。1836年，阿拉巴马州率先承认圣诞节为正式的节日，此后到1890年，大部分州或准州都承认了圣诞节的合法性。1870年6月26日，美国国会正式宣布圣诞节为联邦节日，也就是全国性的节日。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同样出现了圣诞节的商业化转变。英国大约从1870前后开始有所谓的圣诞消费季（Christmas shopping），从圣诞节前第四周的周日（即标志着一年一度圣诞节期开始的Advent Sunday）开始直到次年年初假期结束。到19世纪末，商业化的圣诞节在英国已经很喧闹了，1898年圣诞节伦敦街头的购物潮令人目眩，到20世纪初，每逢圣诞节时街头人潮如涌，交通堵塞，不得不动用警察来疏导。商业性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圣诞节的一个时代特点。
美国的圣诞商业到19世纪60年代时已初具规模。著名的梅西百货公司（Macy's）在1867年圣诞夜营业至午夜时分，当天的收入达6000美元。1888年，梅西百货公司向顾客保证，凡在12月24日所购之物，当天即可送到，也可以要求在圣诞日送到。1889年12月份，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把162624份顾客所购的礼物送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到19世纪末，圣诞节的商业化已经使美国公众感到担忧，认为商业化损害了圣诞节的真正含义，《纽约时报》（1894年12月23日）曾撰文呼吁“圣诞节应当去物质化”。
圣诞节商业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圣诞老人的流行和他被商家的广泛利用。众所周知，圣诞老人的原型是圣·尼古拉斯，他的形象由荷兰人带到了美国。圣·尼古拉斯一般在12月5日晚间到来，他穿着红色主教长袍出现在天空中，骑着漂亮的大白马，后面跟着一名黑人仆从，他降落在房顶上，然后从烟囱滑下，在好孩子的鞋子中塞满糖果和饼干。对那些行为不良的孩子，他会留下鞭子以示不满。圣诞老人深入美国人心目中与摩尔（Clement Clarke Moore）的一首诗歌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歌《圣·尼古拉斯来访》（A Visit From St.Nicholas，1822）中，St.Nicholas和Santa Claus互用，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是矮个子，如小精灵般，穿着皮衣而不是主教长袍。他身边也没有跟随者，雪橇和驯鹿也很小。他从天而降，在12月24日晚到达，而不是原来荷兰传统中的圣·尼古拉斯日（12月5日）。摩尔的诗歌塑造了近代圣诞老人形象的基础，许多画家根据他的描写绘制圣诞老人。1843年，谢尔曼和史密斯（Sherman and Smith）所刻画的圣诞老人形象出现在《纽约市杂志》（New York City magazine）上，画面中的圣诞老人坐在火炉旁，把礼物塞进孩子们的袜子中。他个子小，穿着皮衣，头戴帽子，上面有一个主教的标志。他还抽着荷兰雪茄，表情和蔼，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愉快。在他们之前，罗伯特·威尔（Robert Weir）已根据摩尔的诗歌描摹了圣诞老人形象，他画中的圣诞老人也是身材矮小，头戴圆锥形的绒线长帽，没有胡子，身穿短大衣，脚上套着的是长筒靴，所背的礼物袋也很小（图1-1）。据说另一位画家J.G.Chapman在1847所绘的圣诞老人体型较大，穿戴着镶边的衣服和长靴，帽子上镶带羽毛，已经很像现代的圣诞老人形象。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从1863年到1886年为《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所画的圣诞老人最受人喜欢，他笔下的圣诞老人高大，穿着皮衣，有一部白胡须，是一个快乐的老人。到19世纪末，纳斯特笔下的圣诞老人形象就成了现代圣诞老人的标准像（图1-2）。这个形象深得孩子们的喜爱，1881年圣诞节时，《哈珀周刊》就曾刊出一幅一个小女孩亲密地搂着圣诞老人脖子的图画（图1-3，本书作者摄自《哈珀周刊》，1881.12.24）。在另外一幅画中，圣诞老人为一群参加聚会的孩子分发礼物，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图1-4，本书作者摄自《哈珀周刊》，1883.1.20）。图1-1图1-2图1-3图1-4
圣诞老人从矮小瘦弱到高大富态也象征了美国物质丰富的程度越来越高，圣诞老人逐渐成了物质财富的象征。受利益驱动的经济贸易导致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商业界很容易发现给孩子们派发礼物的圣诞老人是很好的促销工具，因为他使物质财富、美好愿望和慷慨得以人格化。随着圣诞老人形象的广泛传播，他也就被商店广泛利用在圣诞季进行促销。有人认为美国的圣诞节是1880年代被“重新发明”（reinvented）出来的，这主要是指商业化对圣诞节的塑造。因为在1880年之前，美国的圣诞节规模不大，节日商业在全国经济中地位不高，不仅因为很少有礼物交换，而且因为那些礼物大多是手工制作的。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美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这种“摩登”文化由城市的价值观和符号主导，商业消费价值第一次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得到高度的认可，美国庆祝圣诞节的现代形式就是在这种文化中出现并形成的。即使原本对圣诞节抵制的地区，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也加入到了这样的商业化节庆中。与此同时，长辈给孩子们的礼物越来越多、越来越贵，这导致了圣诞老人性格的变化，比如原来圣·尼古拉斯惩罚坏孩子的一面消失了，圣诞老人趋向于奖励而不是惩罚，圣诞老人给所有孩子带去礼物，不管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表现如何。圣诞老人的身材也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更高大，身体变得更柔软，完全不同于19世纪初那个小精灵般的形象，也不同于欧洲那个高高瘦瘦的圣·尼古拉斯。很显然，商业性要求圣诞老人和蔼可亲，这样才符合他的送礼者的身份，商店也愿意用他作为促销的形象。可以说，商业性是使圣诞老人从原来的主教、孩子和船员的保护神的角色，转变为如今这样为全世界的孩子们所喜爱的虚构人物的主要因素。上海租界圣诞节的商业性
上海租界里的圣诞节至少从同治末年开始也体现出了它的商业性。租界的外国商行一般都要在圣诞节期间休业，包括外国人管理的中国海关，会审公廨因有外国人参与也停公放假。如果有人借口处理商业事务而在节日期间呆在办公室里，就可能被视为狄更斯笔下斯古奇（Scrooge）那样刻薄无情的人。事实上，整个外侨社区都会停止工作来参与娱乐活动，各商店都极为华丽地装饰一新，大量的玩具、珠宝、装饰品、礼品书、糖果等陈列在柜台上。哪里有孩子，闪闪发亮的挂满礼物的圣诞树就会是引人注目的中心。我们可以从《北华捷报》的新闻中可以看到当时上海的外资商店为过圣诞节所做的准备。1879年，该报记者走访了三家商店，它们是Messrs.Hall and Holtz（福利公司）, Messrs. Lane, Crawford ＆Co.（泰兴洋行，在香港叫做连卡佛）以及Messrs.L.Vrard ＆Co.，这几家商店都位于南京路一带到外滩之间：
我们看到福利公司对面有一排马车，由此推测有人与我们一样来观看圣诞商品展示。走进商店，最先吸引人的是绕着柱子的冬青树装饰，优美的曲线从屋顶挂下来，旁边是一幅展现英国冬天景色的巨幅图画。商品陈列是如此多样，从何处开始欣赏颇使人为难。我们很快便置身于一些极具个性的玩偶之间，我们希望能快点把这些玩具交到小朋友手中，他们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些玩意。在商店里的另一角，展示了许多剑、枪、鼓、加农炮等军事玩具。对吸烟者而言，也有两个柜子陈列各种雪茄烟嘴和烟管。在商店的后部，有许多蛋糕、蜜饯、果酱、饼干等等，太多了，不能一一介绍。蛋糕和它们包装都是福利公司自己做的，大部分蜜饯、糖果从巴黎进口。引人注目有美国制造的精美的镀金餐盘，还有一些日本刺绣丝绸屏。听说有一个玩具房正在搭建之中，几天后将完工。我们又来到泰兴洋行，这家店也如前一家，这里有两句欢迎大家的吉祥语：“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这里有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圣诞卡和新年贺卡，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大部分设计都很新颖。我们来到江西路上著名的Messrs.L.Vrard ＆Co.，听到音乐盒里传来悦耳的音乐，走过去，看到了音乐盒里有鼓、击锤和响叮当的铃儿。这里也有一些机械玩具、会游动的鱼、狗以及火车的机车等等。其他还有各种物品，如珠宝、钟表、项链，还有大量的饼干、糖果，玩偶特别有吸引力。
这一年上海的圣诞节气氛也如狄更斯和华盛顿·欧文所描写的那样欢乐，火鸡也像《圣诞颂歌》里斯古奇改变了对圣诞节和人们的态度之后所买的那样肥大，其他各种圣诞食品很丰富，从葡萄干布丁到肉馅饼等，各种各样的圣诞物品真可谓琳琅满目，上海洋房的地窖里窖藏着各种高品质的葡萄酒。此后数年，《北华捷报》一般都会在节日前报道各商店准备圣诞商品的报道，所介绍的商店也逐渐增加。从这些报道中可以了解到，除了传统的玩具、化妆品、餐具、糖果、食品等等之外，圣诞商品中还增加了圣诞树、圣诞（树）装饰品、圣诞图书、照相机、相册和相框等等，凡是在欧洲和美国流行的圣诞商品都可以在上海的商店里买到。
孩子是圣诞节的主角，在中国过圣诞节的外侨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孩子成了圣诞节的中心。当外国人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几乎没有外国孩子一同前来，这使得圣诞节看起来不那么自然。“但是现在的圣诞节和在家乡一样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变化啊。……圣诞节应该为孩子而过，这是对的，有什么比孩子们的事情更重要？”因为有孩子，圣诞树和圣诞老人也就成了圣诞节的必不可少的元素，商店里的玩具、玩偶也成了最重要的圣诞商品，它们往往被摆在最显著的位置，有的商店甚至专门辟出玩具房。
民国时期在中国人中极为流行的圣诞卡和新年贺卡，在光绪年间的上海外侨中就已经非常普及了。圣诞卡出现在英国本土也仅仅在上海开埠初期的那段时间里，最初并不流行，后来才慢慢受到人们的喜爱。英国本土的圣诞卡上所绘的内容与《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笨拙》（Punch）和《女士报》（Lady's Newspaper）等画报上所刊圣诞场景类似，有展示古老圣诞习俗如圣诞野猪头、圣诞柴以及圣诞食品的，也有家庭圣诞装饰、家庭团聚的场景，当然也有冬天的景色，圣诞树和孩子们等等。再往后，圣诞卡内容更加丰富，宗教的场景也被制成圣诞卡，还有许多与圣诞节无关的内容也被印在圣诞卡上。托马斯·纳斯特在《哈珀周刊》上发表的圣诞老人形象也很快被圣诞卡利用，成为英国圣诞卡上最常见的图案之一。1870年代，圣诞卡已经很受英国人的欢迎，1880年以后，美国人开始互相交换圣诞礼品，圣诞卡是表达心意最方便的方式。
1870年代末，上海的外国商店里已经有设计新颖的各种圣诞卡与贺年卡销售。光绪中叶，圣诞卡在外侨社区中是最受人欢迎的圣诞商品，它的销量一般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北华捷报》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了圣诞卡在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其中也提到中国人普遍喜欢展示外国风情的印刷品。虽然圣诞卡、贺年卡尚未在中国社区中流行，但是作者相信时间会证明中国人会接受圣诞卡，因为上海的外国人互相赠送圣诞卡的习惯肯定会引起好奇的中国人来效仿。在当时的租界商店里，圣诞商品中圣诞卡、贺年卡确实是品种繁多，花样百出，在别发洋行（Messrs.Kelly and Walsh, Limited.）里展出的大量圣诞卡和贺年卡中有许多创新的卡片，如蛋白照片卡（Opaline photograph cards），有些是还是手工绘制的。1891年圣诞节，各商店照例纷纷陈列各种贺卡，别发洋行的圣诞卡、贺年卡最为丰富，甚至已经出现了中国制作的贺卡。1911年圣诞节时，屈臣氏（Messrs.A.S.Watson ＆ Co.）所展出的以中国风情为主题的圣诞卡是《北华捷报》记者多年来所见最为漂亮的，这些圣诞卡所描绘的是中国的风景和社会生活，其中有黄浦江上的帆影、中国的街道、水乡村落等等。
到宣统年间，上海租界里圣诞节的商业氛围已经非常繁荣了，正如《北华捷报》的一篇报道所说的那样：“如果剥夺了圣诞购物，圣诞节的魅力就基本上消失了。在上海，商店充分满足了人们的购物需求，这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圣诞购物如果不到Messrs.Kuhn ＆ Co's就是不完美的，走进这家店，你几乎会忘记这是在上海，琳琅满目的商品使人以为这是在伦敦西部，我们并不是说它大，而是指它所出售的东西品质与伦敦一样高。”其他城市的外侨与圣诞节
除了上海之外，居住在中国其他口岸城市里的外国人当然也过圣诞节。宁波在1887年圣诞节举行了所有外侨参加的晚会，在这个晚会上，孩子们是实际上的中心：四十多个孩子们排成队在大厅内绕圈行进，一边唱着圣诞颂歌。突然，大厅中央高耸着的一块布被揭掉，露出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圣诞老人，他穿着毛绒的衣服，一部大胡子，和蔼可亲地招呼孩子们一个个到他跟前领取圣诞礼物。宁波外侨的圣诞活动几乎每年都有，有时候是英国驻宁波领事招待大家，有时候是宁波海关俱乐部举办，俱乐部一般都会赠送一棵圣诞树，邀请所有的外国孩子参加。1907年的圣诞节照例也有一棵圣诞树，这是参加晚会的三十五个孩子最为喜欢的。在享用了丰盛的茶点之后，覆盖在圣诞树上的布被慢慢地揭开，它耀眼的灯光和颜色使孩子们极为兴奋。当然还有给孩子们带来礼物的“圣诞老爹”（Father Christmas）。不一会儿，他口袋里的好东西就空了。每个孩子都得到了礼物，最小的几个孩子还和他一起拍了照片。
北方口岸牛庄的外国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圣诞节。牛庄的一个少年写道：几个星期以来，这里的孩子们纷纷议论，认为可爱的圣诞老爹（Good Father Christmas）在他全世界的旅行过程中不会忘记在牛庄的朋友，他肯定会出现在布雷顿先生（M.Boyd Bredon，时任牛庄税务司）举办的平安夜派对上。这一年，牛庄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下了大雪，所有生活在牛庄口岸的45个外国孩子都被邀请参加圣诞晚会。吃过茶点之后，孩子们去看一棵15英尺高的圣诞树，上面缀满了各种颜色的细蜡烛、画片、饼干和玩具。“这时，我们被一阵喇叭声惊住了，我们的眼睛紧盯着一扇紧闭的门，突然，门打开了，圣诞老爹出现了，他身后是雪橇，上面堆满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盒子、包裹，还有信件。”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圣诞老爹以诗歌的方式宣布他的到来：
Old Father Christmas! here I come,
A self invited guest.
Here I come from wandering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And though I might have wandered
From Peking to Hongkong.
There's nothing half so joyous
As a Christmas in Newchwang!
……
圣诞老爹走过东西南北，从北京到香港，然后到牛庄这个北方的小地方来过圣诞节，他接着还要到中国的其他口岸去给孩子们送礼物。他所带来的礼物很快就被牛庄的小朋友分享一空，孩子们得到了快乐，1889年牛庄的圣诞派对永远留在了这个小作者的心底里。牛庄几乎每年都会举行圣诞晚会，1893年又有一场为孩子们和大人准备的丰盛晚宴，照例也有圣诞树和各种礼物。晚宴结束之后，Yingtsze Recreation Club的成员为大家献上了各种演出。同样在北方的芝罘，虽然侨民很少，但是也保持着传统的圣诞庆祝活动。早在1874年，芝罘的英侨就在圣诞前夜聚会欢庆节日，圣诞日，所有旅居芝罘的英国人都参加了在新建成的教堂里所举行的庆祝活动，这也是芝罘外侨社区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1903的圣诞节，芝罘海关足球队与生活在芝罘的其他外国人组成的球队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女士们则组织了曲棍球赛，轻松快乐的节日气氛洋溢在芝罘这个小小的外国人社区。苏州地区的外国人在1897年圣诞节以私人聚会的方式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全苏州城的传教士都到场，还有来自上海、常熟和江阴的客人。圣诞前夜除了宴会之外还有音乐演奏和歌唱活动，圣诞日则是孩子们的日子，他们围着一棵圣诞树欢快地等待分礼物，所有的孩子都捧得了满满的礼物。
对生活在远离沿海城市地区的外国人而言，圣诞节的气氛就稍微弱了一些。有一位生活在长江上游的作者提到，他所在的地方圣诞用品很少，圣诞卡也没有，新年过去了一周也没有收到来自远方朋友的“英国圣诞卡”，可见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作者哀叹道：“我们颇为忧伤地生活在中国，远离亲朋好友，远离老关系、旧习俗，这些画有飞鸟的卡片（指圣诞卡）能为我们带来欢愉的问候，就像狗对着自己的倒影吠着美好的祝愿，使我们想起在家乡时去教堂时穿戴的服饰、冬青叶的味道、从教堂里传出来的圣诞颂歌的仙乐。”不过，他们却收到许多中国朋友的圣诞礼物，这使他们大为感动。江西九江因为是开放口岸，外国社区和教会学校的圣诞节要丰富得多，商店、家庭和教堂、学校都会装饰一新，每个人都来享受快乐的时光。最引人注目的是男校和女校以及校园里的教堂，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节目，一一奉献给大家欣赏。不过，数百人挤在屋子里，倒是令人担心会不会爆棚。
虽然《北华捷报》对中国其他地方的圣诞节活动并没有系统的报道，但是从零星的新闻中也可以猜测，凡是有欧美人的地方一般都不会忘记一年之中最重要节日，圣诞活动是加强外侨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圣诞节渐入中国社会——《北华捷报》所见
从《北华捷报》和《申报》的报道来看，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地方，光绪中叶以前的圣诞节还局限在外侨社区。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外侨社区的扩大，圣诞节对华人的影响也随之增强，外国文化对中国的渗透以及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也都有了提高。清末、民国时期圣诞节在上海等城市的流行情况可参见第二章和第三章，那些材料主要来自《申报》等中文报刊。《北华捷报》对圣诞节在中国社会中的情况也有报道，虽然不及《申报》那样丰富，但是也可以从他者的角度提供一些补充。
1898年圣诞节，上海的英国教会机构特意为150位中国贫穷人家的孩子举行了一场圣诞联欢会，会场特意布置了一棵圣诞树，上面缀满了闪闪亮的电灯，圣诞老爹为每位孩子准备了礼物。中国的孩子们显然对这个老人感到非常陌生，在他出现的时候都默默无语地看着，当圣诞老爹开始叫唤礼物上所粘贴的名字时，孩子们才骚动起来。很快，他们就喜欢上了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他们围着他，伸手去触摸他穿着的红色长袍。
庚子事变当年，中国青年会特意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圣诞节晚会，会场用冬青树枝等装饰物点缀，有152人参加。美国传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y Goodrich）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并致辞，四个致回敬词的中国人中有三个毕业于美国的大学，有趣的是，中国人讲英文，而外国人却讲中国官话。颜惠庆（Mr.W.W.Yen, B.A）以“圣诞节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mas）为题作了演讲。音乐是当晚的亮点，圣约翰大学乐队演奏了六首曲子，青年会自己的乐队用六种中国乐器演奏曲目，音乐自然是悦耳动听，最后到场者用中文齐声高呼“干杯”来相互祝贺节日。德国青年会也借中国青年会的会场举办了一场圣诞庆祝会，形式与中国青年会的晚会相似。虽然同是教会机构中的人，但是中外人士聚集一堂，以娱乐的方式庆祝圣诞节，毕竟还是一种突破，与《北华捷报》同一版面上所报道的教堂圣诞弥撒活动肃穆庄严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04年圣诞节，就读于江西九江教会学校的中国孩子们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同文书院（William Nast College，后改称南韦烈大学）和女子寄宿学校（Girls' Boarding School）都做了精心的准备，讲台和会场均用冬青树枝装饰，并有缀满蜡烛的圣诞树，演出的节目主要是唱歌和背诵诗歌。学校向中国学生家长和教会成员发放了入场券，由于不请自来的人太多，校方不得不在中午时分就关闭了校门，无票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可见学校举行的圣诞节活动在当地中国人中还颇有吸引力。有些年纪大的中国人看到这样欢乐的场景，埋怨外国人为什么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过节。九江的外国社区也受到邀请来参加学校的活动，尽管他们自己也有圣诞节派对。
上海的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和蜜采里饭店（The Hotel des Colonies）在1904年圣诞节期间生意兴隆，前来庆祝的人们满堂满座，体现了真正的圣诞快乐风尚（Yule fashion）。礼查饭店平安夜和圣诞日之夜的客人都在三百多人。蜜采里饭店则将餐厅装饰成宫殿一般，乐队的演奏极为美妙，晚宴结束之后，圣诞老人登场，他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新闻中并没有提到究竟是哪些人到这两家饭店去过圣诞节，其中肯定会有一些中国人，因为上海本地的买办阶层一般都是热衷西洋娱乐的，而且他们一般都喜欢到这两家饭店玩乐。20世纪初，至少在上海，圣诞节已经越来越为中国人所知，也有许多中国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圣诞节的活动。在上海出版的周刊《东方速写》（The Eastern Sketch ）在1905年圣诞节前发行了它的圣诞号，这期杂志的封面以红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画的是圣诞老爹和中国龙（Chinese Dragon）手挽手走向外滩的场景。杂志的第一页还有一个黄头发的少女祝大家圣诞快乐，此外还有圣诞铃铛的画面。《东方速写》是一本英文画报，读者对象自然主要是外国人，英国的圣诞老爹和中国龙手牵手走在租界的街头，这场景一定会让周刊的读者有点吃惊吧。第一页祝贺大家圣诞快乐的少女是“一个头发非常黄的少女”（A very yellow-haired maiden），她很可能是一个中国少女。可以想见，这期圣诞号里应该有关于中国人与圣诞节的文章。英文杂志出圣诞号并不奇怪，但是把象征中国的龙的形象摆到封面上肯定表明编者有所意指，有可能是编者观察到圣诞节已经被一部分中国人接受，或者是编者希望圣诞节被中国人接受。
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圣诞节早已不再是外侨独享的节日，它的慈善、娱乐都已经深入部分城市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甚至在成都这样的西南内地城市，外国人也借着云南起义纪念日的机会展示圣诞节的社会功能。1920年圣诞日这一天，外国人在成都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帮助穷人的慈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美国俱乐部的主席泰勒博士（Dr.Taylor）倡议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北方旱灾饥民，英国的机构也积极参与。外国人的举动也带动成都人的慈善意识，他们也在圣诞节前后数次开会，组织赈济灾民。圣诞日这一天在成都还举行了一场婚礼，青年会的埃尔先生（Mr.Earl）和在当地加拿大学校教书的玛瑟乐丝小姐（Miss Marcellus）在装饰着冬青树拱门、圣诞铃铛、梅花和金橘的圣诞场景中喜结连理，礼毕，他们坐上撒满彩纸和大米的轿子前往他们在满城的新家。梅花、金橘以及大米、花轿是中国风俗的元素，它们与西方圣诞节的装饰物一同为这两位来自西方的新人见证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
上海华界的市民在文化娱乐形式上也向西人学习，他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合唱团（Chinese Community Chorus），经常面向市民公开演出。1919年圣诞节，这个合唱团在市政厅公演，吸引了一千多人前来观看，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对外侨而言，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如此多的中国人对西方音乐感兴趣是很令人瞩目的。这一年圣诞节，位于上海河南北路的神圣家庭修道院（Holy Family Convent）为中国的穷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慈善活动。活动现场设立了一棵圣诞树，四周堆满了各色礼物。圣诞树的一侧张挂了电影银幕，放映有趣的影片。来自葡萄牙的乐手演出了一场音乐会。到场的男女老少有270人，大家都分到了礼物，大多是被子、衣服等实用品，孩子们自然还有玩具可得。现场还支起了二十张长桌子，摆满食物供大家享用。
1922年圣诞节，上海出现了第一棵社区圣诞树。这棵具有公共性和慈善性的圣诞树设在租界内的板球俱乐部前，圣诞树上挂满了彩色灯泡，树下堆了大量的礼物，这是专门为在码头工作的中国穷人准备的。圣诞礼物是一篮篮的蔬菜、烤肉、腌肉、火鸡、水果、糖果盒、保暖衣、玩偶和玩具等等，所有礼物来自上海的各个慈善机构。市政乐队（The Municipal Orchestra）演奏了圣诞颂歌，另外还有合唱演出。这样的公开活动无疑展示了圣诞的慈善精神。以慈善为主题的圣诞精神正是英、美维多利亚时代圣诞节的一个特色，它被称为“颂歌哲学”（Carol Philosophy），即把宗教和世俗的庆祝融合进一种慈善的博爱模式（Humanitarian pattern），它谴责个人的自私，颂扬兄弟情谊、友善和慷慨。这种颂歌哲学通过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英、美圣诞节，以至于有人认为现代圣诞节是狄更斯创造出来的。圣诞节的慈善主题与19世纪的社会境况有关。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的不断膨胀，城市棚户区的贫困、高死亡率、犯罪和社会不公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种现代城市病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比19世纪的英、美城市更加严重，所以，教会以及一些社会机构于圣诞节期间在中国的大城市展开慈善活动，也是在中国发扬颂歌哲学的好时机，这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圣诞节产生好感的一个原因。
在上海，最能体现这种圣诞颂歌哲学的是“人力车苦力圣诞基金会”（Ricsha Coolies' Christmas Fund）。这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3年，由苏格兰人玛达生（George Matheson）组织，也叫做“上海人力车夫福音会”，全年对穷人展开救济活动，每年圣诞节的慈善活动最为隆重。《字林西报》后来也参与这一慈善基金会的运作，并以报社的名义向读者征求捐款。1925年圣诞节期间，该基金会在狄斯威路（Dixwell Road，即现在的溧阳路）和阿拉白司脱路（Alabaster Road，后来改称曲阜路）各开一个会场，向上海的人力车夫和其他穷苦的劳动者发放食物和衣服、日用品包裹，活动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3日，共15天。在15天的活动里，以平安夜人参与的人数最多，参加晚会的中国穷人都尽量穿戴整齐，脸上泛着愉悦的神情，只有不时的咳嗽声表明了他们生活的艰辛。有一个人力车夫站起来发言，他的话很能反映圣诞颂歌哲学对底层城市贫民的影响，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代表10万从事辛苦的拉车活儿的兄弟们，感谢你们所有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字林西报》和报社的人以及所有慷慨的人们，感谢他们每年辛勤的工作……我们不仅得到了食物和衣服，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满足。我们得到如此多的帮助，言语无法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无以为报，只有从心底里说出我们的感谢，上帝保佑你们！”
其他慈善机构也会利用圣诞节的机会让特殊的人群体会到过节的快乐，比如1926年圣诞节，美国人亨德森小姐（Miss Maud Henderson）开办的孤儿院就过了一个非常欢乐的圣诞节。孤儿院的孩子们先是到一家商店的玩具部去玩，每人都获得一个玩具。五十多个孤儿还参加了上海联华总会（Union Club）特别为他们举办的圣诞联欢会。孤儿院里也举行了自己的圣诞聚会，许多人捐赠了礼物，这些礼物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一位中国朋友给孤儿院运来一吨煤作为圣诞礼物，还有一个富裕家庭送来一笔钱，当作他们孩子特殊的生日礼物。
当然，中国人对日常生活层面的圣诞节更容易接受。到20世纪20年代，旅沪外国人已经注意到圣诞节在上海已初步成为一个世俗的节日。在《北华捷报》的作者看来，中国人过的圣诞节不可能有完全的宗教意义，“很显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平安夜挤进舞厅里，并不会想到圣婴基督，这是一个外国人快乐的日子，他们也感到快乐。”所以，圣诞节随着圣诞树和它的彩灯、礼物以及圣诞老人在中国流行，中国的青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大吃其火鸡和布朗布丁，在这方面，山姆大叔（美国人）和中国人、约翰牛（英国人）一样。作者认为这样不分国别和种族共享圣诞欢乐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当人们在享受共同的快乐时，不大可能互相憎恶，这就像人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时，一般也不大会互相猜忌。
就像中国人过年重视吃喝一样，西方的圣诞节也是一个少不了美食的节日，所以每到圣诞节，上海虹口市场的生意都特别兴旺。在这个市场里，几乎所有的圣诞食品和用品都可以买到，唯一例外的是英国圣诞节传统中要用的野猪头（Boar's Head），不过，有乳猪头可以当作替代品。通过下面的一则报道，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到虹口市场圣诞节的节日销售情况。
虹口市场的清晨，各种语言嘈杂一片，喧闹得犹如远东的巴比塔，看起来生活在上海的各族人都已经接受了圣诞佳节，大家都在为过节而忙碌。市场里面，外国主妇和她们的中国保姆以及日本妈妈、中国人挤在一起采购圣诞节食品。圣诞节期间的物价当然要高一些，火鸡是少不了的，货源很充足，它们产自舟山的马鞍岛屿（Saddle Islands，指的是舟山群岛的部分岛屿，如花鸟山和嵊山、枸杞山等岛。关于舟山火鸡，详见第二章），每磅45美分。其他的圣诞食品价格是：鸡肉30到35美分一磅；鸡蛋每打35至40美分；鹅从天津和南京运来，每只售价1.5到2美元；水果，美国苹果20美分一磅，新鲜菠萝10美分一个，柠檬8美分一个，柚子25到30美分一个，南方的橘子上好的品种每磅1美元（大约10到11只）；蔬菜，花椰菜和土豆每磅5美分，或者每担5到5.5美元。此外，肉和鱼也很充足，新鲜的牛肉来自南京附近的丹阳，所有的牛都在上海市屠宰场宰杀的，有圆的印戳才能销售。至于圣诞节必不可少树木花草，市场里也有供应，产自日本的圣诞树（矮株松树）每棵从150元（中国货币）到500美元不等；冬青树每一小枝20美分；康乃馨一打2美元；菊花25美分一打；中国水仙花20美分一打；槲寄生是过圣诞节必需的，一束2美元，比以往的圣诞节都贵。
菜市场最能体现日常生活的情景，从虹口市场情况来看，圣诞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中国社会，虽然我们从这则新闻中无法了解到底有多少中国人也和外国主妇那样在那里采购圣诞商品。圣诞老人、灶家老爷：“来者”与“去者”
图1-5、图1-6分别是《北华捷报》1924年12月13日和1925年12月12日圣诞节增刊的头版。在1924年的版面上，身着满族服装的老人表情凝重，拄着拐棍，看起来步履艰难，他身边的孩子则眉开眼笑，双手举着灯笼，上写“恭禧”二字。我们无法得知此画的作者究竟要传达怎样的意思，既然是为圣诞节增刊而作，祝贺节日快乐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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