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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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试读：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第一章 亚洲现代文学大家
坪内逍遥
坪内逍遥,1859年出生于美国。坪内逍遥自小喜欢中国古籍,而后在外语学校学英语。
1883年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讲师。1885年,他的《小说神髓》出版,他提出写小说应以人情为主,着重心理观察与持客观态度,为日本现代文学一部重要理论著作。他为实践自己的主张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当世书生气质》,用写实主义手法,写当代学生生活,使之成为明治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其后陆续发表小说和翻译英国文学作品,并致力于文学评论工作。曾就理想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问题与森鸥外展开辩论,成为明治文坛最初的一场大论争。
1887年后,坪内停止小说创作,转而戏剧文学和演剧运动;从事文学人才的培养和戏剧的改良运动。1890年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1891年创刊《早稻田文学》杂志,他发表《美辞论稿》,指导学生演剧活动,并加入江户时代大戏剧家近松研究会。这一时期,他发表历史剧《桐一叶》(1894),并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还成立“文艺协会”,创办露天剧场。1909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40卷,用20多年的时间和心血完成第二次新译,成为享誉全球的学者。在此期间陆续创作《子规鸟孤城落月》(1897)、《新曲浦岛》(1904)、《留别新月夜》(1917)、《义时的最后》(1918)等著名戏剧作品。
1928年是坪内的70寿辰,为了表彰他在文艺及戏剧的多方面贡献,为他建立戏剧博物馆。
二叶亭四迷
二叶亭四迷生于1864年,他的父亲是地方的下级武士,明治维新后担任地方小官吏。明治维新后,随其父辗转于名古屋,东京、松江等地,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他把为人正直、“俯仰无愧于天地”当作座右铭。当时沙皇俄国向亚洲扩张,引起日本朝野的愤慨。
他的青年时期正值明治初年,民主思想高涨,民族情感炽热。他受到维新志士的影响,有图谋大业、忧国忧民的思想。他本身想置身于军界为国效劳,但因身体条件差,转而学外语,希望从事外文事业为国增光。1886年,他毕业前夕,外语学校突改为商业学校,他因不满这种改变,愤然退学。
二叶亭四迷在俄国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热衷于文学创作,同时进行评论和翻译活动。1886年他拜访了当时成名的作家坪内逍遥,在其帮助和鼓励下,同年发表了文学论著《小说总论》,针对当时日本文坛占主导地位的娱乐文学和单纯摹写现实的创作方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主张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小说应是直接表现和宣传真理的手段,在创作方法上应通过现象描写现实的本质,提出了较为完备的近代现实主义论。1887年,发表反映他文艺观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云》,写在明治20年代,一个正直的青年被录用为政府的下级官吏,只希望和自己相爱的堂妹阿势结婚,把在家乡过着孤苦生活的老母亲接来同往,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不谙世俗,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上司的需求,终于被政府机构革职。小说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也触及明治社会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浮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
此后,他认为“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停止了文学创作活动,曾当过情报翻译员,陆军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1904年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任《朝日新闻》记者和中国清朝的北京警务学堂的干部。直到1906年才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面影》。这部小说写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因和妻子感情不和,却与守寡回家的妻妹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他只有抛下情人和家庭到中国流浪,最后变成穷愁潦倒的酒鬼。小说对封建势力作了揭发控诉,对拜金主义的世俗风气作了深刻揭露。1907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平凡》,描写了才华出众的知识青年在艰难岁月中空虚而无聊地度过半生的凄凉景象,反映明治社会中“才秀入微”的不合理现象。作品夹叙夹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状况进行冷嘲热讽。
这三部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不与世俗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承受不了时代的重压,缺乏冲破现状的勇气,为时代的压力所挫伤,成为明治近代社会被排挤的“多余人”。作品通过对这些“多余人”的描写,对明治社会作了广泛的批判。另外,他的作品清新流畅言文一致,为近代日本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叶亭四迷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他于1908年以朝日新闻社特派员的身份出使俄国彼得堡采访,在回国时,因旅途劳累,肺病加重,于1910年死于途中,时年46岁。他还翻译了一些俄国文学作品,并写有回忆录、日记和杂文等。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年生于江户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家道败落,先后当过两个人的养子。漱石自幼好学,在中学时代受汉学的熏染,就对汉诗文和小说极为爱好。1888年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本科英语专业,专攻英国文学。这时期他曾致力于汉诗文的创作,后收为一集,题名《木屑录》,其书序文明确表明“予有意以文立身”。
夏目漱石大学毕业后,去松山、熊木等地教书,此时受到学友、俳句诗人正冈子规(1867~1902)的影响,积极参加子规倡导的俳句改革运动。1900年漱石被政府选为官费留学生,到英国伦敦学西方文学。在异国,他度过了两年“不愉快”的生活。人地生疏,经济困难,生活不习惯,又遭到西方人的冷眼使他觉得自己象“狼群中的一只长毛狗一般”,与世格格不入。1903年回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1905年,漱石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小说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强烈的讽刺、批判精神,惊动了文坛。此后,漱石发表了中篇小说《哥儿》(1906)、《旅宿》。前者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刚刚步入社会,诚实、憨厚、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和黑暗。后者则通过一个画家的眼睛,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他以“非人情”的情感,用“无心与稚心”来尽艺术家的天职写诗作画。作品描绘了秀丽的山水,渲染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色。它充分表露出他的唯美主义文学倾向。这三部作品被认为是漱石的前期三部曲。
1907接受《朝日新闻》社的邀请,辞去教职成为该社文艺专栏作家。直到去世的大约10年的时间里,先后写了10多部长篇小说,均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三四郎》、《其后》、《门》是他中期创作的三部曲。《三四郎》(1908)写农村青年三四郎在东京大学求学的生活和他对女性的爱慕,以及遭到拒绝,使他的幻想破灭。表现一个农村青年的成长过程。《其后》(1909)写的是一个近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长井代助的恋爱问题,小说最后在寻求职业的烦恼中结束。《门》(1910)描写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宗助夫妇的穷困生活,悲观、失望情绪笼罩着小说,表现了一个个性觉醒者的悲哀。
1909年漱石患了严重的胃病,多次危及生命,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拖着病身,仍然顽强地坚持创作,直到生命最后一瞬。连续发表了《过了春分时节》(1912)、《行人》(1912)、《心》(1914),这3部长篇小说被称为“后期三部曲”。后三部曲把创作重心由外部生活转移到人的内心世界,深入探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苦恼、孤独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道德之间的深刻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心理剖析和哲理探求的创作倾向。1916年正当他执笔长篇小说《明暗》之时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于当年年底病故。
德富芦花
德富芦花,1868年生于熊本县。少年时受自由民权运动熏陶。1885年皈依基督教,曾向往托尔斯泰的创作和生活。1888年在熊本县任教,翌年入民友社任校对,并开始写作。1898年至1899年发表连载小说《杜宇》,因而闻名。小说通过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批判封建伦理和家族制度。随笔小品集《自然与人生》(1901),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色,隐含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讥讽。《回忆》(1901)塑造了一个不满现实、渴望立身扬名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形象。1903年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黑潮》,是一部形象的社会政治史,以明治初年欧化主义盛行时期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天皇重臣的擅权仗势、生活腐化,也表现了受到封建礼教压迫的贵族妇女的不幸。归国后作《顺礼纪行》,抒发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寄生木》(1909)刻画了一个不满现实、苦斗致死的青年形象。在幸德秋水事件中,曾发表《谋叛论》,用折射的方式曲折地暴露了天皇制政府的强权统治。1908年后在东京郊外实践了托尔斯泰式的晴耕雨读的生活。1913年写下的随笔集《蚯蚓的梦呓》,纪录了他的田园生活。同年还写有批判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黑眼睛与黄眼睛》。他的作品以剖析和鞭笞社会的黑暗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但晚年作品《富士》(1925)和《新春》已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
德富芦花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作家,其作品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关注社会,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极为不满,探求社会出路,寄情于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作者作品揭露深刻,大胆地触及上层统治者,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武者小路实笃
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出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的歌人。他幼年进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学习,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在哲学上接近禅学和阳明学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武者小路实笃于1908年在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入东京帝国大学社会科,次年退学,1909年发表处女作《芳子》。1910年,他和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兄弟等创办文艺刊物《白桦》,提倡新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形成“白桦”派。他早期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天真的人》(1911),长篇小说《幸福者》(1919),剧本《他的妹妹》(1915)、《一个青年的梦》(1916)以及《爱欲》(1926)等。他的作品风格朴实,通过平实的记叙,表现作者对人生明朗而强烈的愿望。如《天真的人》写一个在恋爱上遭受打击的青年,直到他所爱的女子同别人结了婚,他还相信对方是爱自己的。《一个青年的梦》则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人类爱好和平的愿望。武者小路实笃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曾发起“新村运动”。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在日向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1925~1936年,主办杂志《大调和》和杂志《独立人》。其后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一系列长篇和中篇传记小说,如《释迦》、《孔子》、《托尔斯泰》、《二宫尊德》(1929)等。
1937~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的这一阶段内,他除继续创作一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外,还从事美术著述,有《美术论集》、《读美》、《生活在艺术中的人们》等新著刊行。战后致力于绘画,并从一般的文人画转向西洋画的制作。1951年以后完成长篇小说《真理先生》。
日夏耿之介
日夏耿之介,1890年生于长野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在大学时和西条八十等创办同人杂志《圣杯》(后改为《假面具》),开始写诗。第一部诗集《转变颂》于1917年出版,以第二部诗集《黑衣圣母》(1921)成名。1921~1945年在早稻田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写了《古风之月》(1922)、《咒文》(1933)等诗。他的诗技巧独特,想象奇异,用象征手法和汉语式句法来吟咏神秘幻想主题,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认为洗练、艺术性是文学的本质。自称其诗为“哥特式浪漫诗体”,倾向于艺术至上主义。曾任《奢霸都》、《万神殿》、《游牧记》等杂志总编。译有《王尔德诗集》(1920)、《英国神秘诗抄》(1922)等。评著有获读卖文学奖的《明治大正诗史》(1929)、《晚近三代文学品题》(1941)和《明治浪漫文学史》(1951)。
日夏耿之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日本因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而荣获艺术院奖。
广津和郎
广津和郎,1891年生于东京。191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发表短篇习作《夜》和《疲惫的死》,并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受到二叶亭四迷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于1914年任东京每日新闻社记者,后为《洪水以后》等杂志撰写文艺评论,发表《愤怒的托尔斯泰》(1917),在文坛引起轰动。他的成名之作《神经病时代》(1917)是短篇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对残酷丑恶的现实感到愤懑不平,但又无力反抗,彷徨苦闷,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类似的作品还有《两个不幸的人》(1918)、《怀抱着死去的孩子》(1919)等。
此外,还有抒写个人婚姻不幸的作品《师崎之行》(1918)、《壁虎》(1919)、《在波浪上》(1919)等。20、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创作了《昭和初年的知识分子作家》(1930)和《暴风雨更猛烈些吧》(1934),被看作“同路人文学”。战争年代,发表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小巷春秋》(1940)和评论《德田秋声论》(1944),表示对法西斯的反抗。战后不久写了讽刺日本政府对占领军奴颜婢膝的短篇小说《幽灵列车》(1945),此后陆续发表《美佐和她的女友》(1949)、《港湾小镇》、《到泉水去的道路》(1954)、《微风吹过街头》(1960)以及评论《加缪的<局外人>》、《那个时代》(1950)、《岁月的踪迹》(1963)和政论《松川审判》(1958)等。战后最能体现他人道主义精神的是《松川审判》和《到泉水去的道路》。《松川审判》是写“松川事件”完全是冤狱,为争得社会的同情而写的作品;《到泉水去的道路》战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苦闷走向斗争而写的作品,它有中文译本。
藤森成吉
藤森成吉,1892年生于长野县一药商家庭。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对文学产生兴趣。
1913年发表长篇小说《波浪》(1914),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矛盾心理,自费出版,受到知名作家的好评。
1915年以在《新潮》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雀》成名。
191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18年发表《在研究室里》、《旧先生》、《妹妹的结婚》等小说。随着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思想日益左倾。
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同盟,1924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狼》就是根据他在工厂、农场与工农群众一起劳动的这段生活经历而创作的。
1926年转向戏剧创作,写作《茂左卫门遭磔刑》,描写不堪领主盘剥的农民决心发动武装暴动,一个叫茂左卫门的农民情愿替农民上诉,避免暴动引起过大的牺牲,结果却和美女一起被领主处以磔刑。这件事使农民觉醒起来。《牺牲》是以不满现实的作家有岛武郎的自杀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小说,被禁止出版。
1927年发表剧本《是什么使她变成了这样》,描写一个被百般折磨的年轻女性的反抗。
藤森成吉创作过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渡边华山》、《悲哀的爱》等。1928年被选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1949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60年发表长篇小说《悲歌》和剧本《独白的女人》。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年出生于东京。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不久,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送给舅父芥川道章家寄养,后成为芥川家养子,更姓芥川。舅父是没落武士出身,虽有薄产,但还需依靠供职的薪金过活。养父尚喜南画与俳句,居住地区又是江户时代文人墨客萃聚之处,芥川自幼在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中生活,因此熟通琴棋书画。
他自幼聪明、好学善思,但体弱多病,神经异常敏锐,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1913年中学毕业,以优等生被优先录取在东京高等学校学习。
大学时代,他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尤其是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对他影响更深,如斯特林堡、法朗士、波德莱尔、王尔德、爱伦·坡等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也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萩原朔太郎》)。这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思想倾向上,他有早期法朗士的怀疑主义思想和波德莱尔的悲观厌世情绪;在艺术观念上,他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观。他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参加了“新思潮”文学组织,并是其中得力的一员。后来经文友的介绍加入了夏目漱石的“星期四聚会”,成为夏目的门生。在夏目指导下进行创作,取得了文坛上的名声。
大学毕业以后,在海军军官学校任教。这时期出版了小说集多种,成为当时知名的作家。1919年3月辞去教职,加入“每日新闻”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3月曾被新闻社委派到中国考察,先后旅行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北京、沈阳等地,因身体健康不佳和中国动乱,不得不提前回国。在中国,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不少中国名士,也目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这些内容都写进了《中国游记》里。
芥川龙之介晚年过着“多事、多难、多忧”的日子。他身体病弱,精神恍惚,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引起思想的恐慌愈来愈严重,加之家族经济的负担加重,使他悲愁难消、痛苦难解,终于在1927年7月24日凌晨服毒自杀。他的死是社会问题。他在遗书中说他“对未来怀着莫名其妙的不安”(《致友人书》),正是因为这种不安的感觉导致出自戕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个敏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动荡不安和矛盾加剧的社会面前的恐惧感和绝望感。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还写下不少童话、小品、随笔、札记、评论、戏剧等等,他为日本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苦心孤诣,所以篇篇作品构思奇巧、寓意新颖、俊逸精当,构成一个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之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巨擘”;又由于他的作品奇特、别致、诡谲,所以他又被称为旷世的“鬼才”。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文学评论家把他那个时代称之为“短篇小说全盛时期”。
芥川龙之介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他辞去教职而专事文学事业的1919年为界,前后两期在创作倾向、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以历史小说为主,他发挥了自己学识丰富的特长,广采历史轶事、传闻,写出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历史小说。他的两篇成名作品《罗生门》(1915)和《鼻子》(1916)都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文学集《今昔物语》,利用历史的场景,写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事。《罗生门》写在古代平安朝末期,灾难横生,京都荒凉,一个被解雇的仆人走投无路,来到罗生门楼避雨,见门楼上尸骨如山,一个瘦弱老婆在拔死人的头发。他本想申斥老妇的不义行为,转念在生死攸关之时无道德观念可言,旋即持刀胁迫老妇,剥其衣裳而去。《鼻子》描写一位寺院方丈,鼻子长半尺,受人讥笑,使他甚为苦闷。他多方求助偏方,使鼻子短如常人状,但又招来更多的人讪笑,这更使方丈不安,以致日夜苦恼,忽然一夜鼻子长如以往,才使方丈安心。这两篇作品,洗练精悍,立意奇巧,而且语言幽默、诙谐,得到夏目漱石很高的赞赏。前篇借用仆人的转念,深刻地揭示人们在生死关头,只为个人打算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后者以方丈鼻子受尽别人的嘲弄,披露了人们专以别人不幸而快慰的阴暗心理。尽管作品让人忍俊不禁,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作者的不安和痛苦的心情,他把人情的冷漠看成是人类堕落的深渊。《戏作三昧》(1917)描写的是封建末期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晚年的一天生活,通过马琴潜心于完成终生大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活动,吐露出芥川创作的甘苦,表达了他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笔下的马琴是“想表现我内心活动而假托的马琴”(《致边渡库辅书》)。《地狱图》(1918)也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某傻子的一生》)。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柳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19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当时社会思想活跃,民意沸腾,反政府的群众活动不断涌现,革命的、民主的力量迅速增强。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冲击了芥川的书房,使他从艺术迷宫中走了出来,关注社会的激变。在创作上,他开始脱去历史的外衣,逐渐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第一篇具有鲜明现实倾向的作品是短篇小说《桔子》(1919),它是一幅列车上的即景写生,寥寥几笔,勾画出一幅生动感人的画面。一个乡村小姑娘去城里做佣人,在停车的三岔路口上见到前来送行的三个弟兄,她探身窗口报之微笑,并把手中的几个桔子酬谢了弟兄。贫家孩子姐弟之间的真诚情谊跃然纸上,使人感到社会的光明。在一旁观看的“我”“顿时恍然大悟”,“忘记那无形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作者捕捉到劳动人民的真挚淳朴的情感予以表现,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对人类的希望。《桔子》是他作品中少有的对生活抱以明快心情的佳作。
继《桔子》之后,芥川又写出表现近代知识青年生活苦恼的作品:《保吉的札记》(1923)、《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1924)、《秋》(1926)以及《玄鹤山房》(1927)等。《玄鹤山房》以老画家崛越玄鹤死前病榻的生活为中心,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明争暗斗。画家的女儿女婿从不把重病的父母放在心上,而是希望父母早死,家产可以早日到手,并且还防范父亲外室阿芳母子前来干扰财产继承。老画家目睹家庭的矛盾,自叹一生“卑劣”,感到绝望。自缢未遂之后不久病故。作者深刻剖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无不是自私自利者,他们每一个欲念,每一个行动无不牵动个人的私利。只有出身下层的外妾阿芳才真诚希望丈夫病愈,前来尽心侍奉。作品最后写画家死后出殡,作者让一个进步的大学生出场,暗示了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将要到来。小说用一幕资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的悲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作品阴沉灰暗,是芥川自称为“极为阴郁的力作”(《致吉田泰司书》)。《水虎》(又译《河童》,1927)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它借用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口述,偶入半人半妖的水虎世界的所见所闻,全面抨击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水虎国是异常发达的工业国,“平均每月发明七八百种新机械”投入生产,每月也有大批水虎失业。失业的水虎被瓦斯成批毒死,制成肉食品,倾销市场,以消除水虎罢工反抗。水虎社会也有法律,它以指控罪名为手段,受害者承受精神压力自行暴亡,它也用军警镇压不合时流的艺术表演。水虎国里党派之争尖锐,各党派都标榜自己是全体水虎利益的代表者。执政党受报界政客的指使,报界则受到资本家的支配。统治者还可以随意发动战争,驱使成千上万的水虎去当炮灰,而资本家乘机大作投机生意,大发不义之财。水虎世界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作者借它影射业已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对其予以讽刺和批判。
芥川后期创作有不少的优秀作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加强,同时,悲观、厌世的情绪也有所增长。《竹丛中》(1921)借用历史题材,写了一件情杀案,由于供词相异,案情难以辨认。作品的目的不在于制造一件情节离奇、悬念众多的奇案,而是要说明客观真理难以掌握,表露出作家的深刻的悲观主义倾向。
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在社会矛盾加剧、革命发展的形势下,终不能弃绝旧物、摆脱旧时代的束缚而自灭。
从日本文学发展来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的转换,而他的死则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结束。
他的文名早已超出日本疆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20世纪20年代我国鲁迅先生就曾翻译了他的作品,以飨我国读者;二次大战之后,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艺术珍品。日本文学界为了纪念他,每年召开“水虎”忌,还设立了以他为名的芥川文学奖——日本文坛上最高的文学奖。
黑岛传治
黑岛传治,1898年生于日本香川县小豆岛一贫农家庭,做过渔夫和酱油厂工人。青年时期靠苦学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即被征入伍。1921年随军开往西伯利亚,次年因患肺病而回乡,后进行创作。并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因日本政府对进步文学运动镇压加剧,肺病转重,被迫于1938年回乡。
黑岛传治在文学活动期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武装城市》和短篇小说60余篇,以及《军队日记》和评论文章《论反战文学》等。黑岛的短篇小说《两分硬币》(1925)、《电报》(1925)、《猪群》、《盂兰盆会前后》(1926)、《被砸断腿的人》、《农民的鞭子》(1927)、《泛滥》(1928)、《波动的地价》(1930)等,大多以故乡为背景,描写农民的贫困、地主富农的残暴、资本主义侵入农村以及农民的破产和他们的反抗斗争。《猪群》是这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佳篇。它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格独特、笔法犀利,揭露和讽刺了地主兼工厂老板及其帮凶法院官吏的恶毒和愚蠢,歌颂农民的团结斗争精神,批判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
反战作品以十月革命为题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性。长篇小说《武装的城市》(1930)和个别短篇小说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剥削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风雪西伯利亚》(1927)和《盘旋的鸦群》(1928)在以出兵西伯利亚为题材的作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盘旋的鸦群》描写驻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侵苏日军,一个军官为了一个女人而和两士兵争风吃醋,在一怒之下,遂派两个士兵的连队去执行危险任务,致使全连被冻死在雪地里。第二年的春天,群鸦去啄尸体的故事。作品结构严谨,匠心独特,文笔简练流畅。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自幼失去父母,16岁时与之相依为命的祖父也去世。他体弱多病性格孤僻。孤儿的生活感受对他后来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9月,他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转入国文系。在东大期间,他热心文学事业,积极参加编辑出版东大文科系统的同人杂志《新思潮》(第六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其中《招魂节一景》获得意外好评,打开了他通向文坛的大门。
1924年,川端从东大毕业。他决心走上文坛,成为专业作家。同年10月,他和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一起创办同人杂志《文艺时代》。他们受欧洲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等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追求“新的感觉”、“新的表现方法”,以及“革新文体”,用以对抗既成文坛的衰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新感觉派衰落后,他创办《文学界》杂志,参加了“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的文学运动,发表了一些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如《水晶幻想》等。
川端前期作品一是描写他的孤儿生活的孤独感情,描写他的失恋过程和痛苦感受。二是描写舞女、艺妓等处于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活的追求。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十六岁日记》(1925)、《伊豆的舞女》(1926)、《致父母的信》(1932)等。其中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作者的成名作,描写一个20岁的高中生在旅游途中与一个14岁的卖艺舞女之间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经历,充满了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情调。
他战后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走向成熟与完美。他的作品集传统的美和现代技巧于一身,融东西文学精华为一体,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他以《雪国》(1937~1947)、《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三部中篇小说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以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作家。《雪国》描写贪图享乐、坐食祖产的东京人岛村3次去雪国同艺妓驹子相会的故事。表现了下层艺妓对生活的无望追求、对爱情渺茫的期望,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念。《千只鹤》写主人公同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儿间的恋爱故事。《古都》主要描写一对贫寒的孪生姐妹,分别在贫富不同的两个家庭中长大成人,重逢相识而又分离的故事。
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由于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的可能是他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如美的理想难以突现,对爱的追求不能得到满足,面对老年和死亡感到不安和恐惧等),有着独特的创作风格。
由于在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川端在战后获得了多种荣誉头衔和奖金奖章。如1948年起任日本笔会会长,1958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60年获法国艺术文化勋章,1961年获日本文化勋章。
1968年10月,瑞典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奖金授给他,表彰他以卓越的感受和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
宫本百合子
宫本百合子,1899年生于东京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喜爱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受其影响。1916年入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同年发表以穷苦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处女作《贫穷的人们》,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登上文坛。1918年去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1920年回国。20年代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宫田神官》(1917)、《午市》(1922)、《伸子》(1924~1926)和《一朵花》(1927)等。长篇小说《伸子》描写一个婚姻失败的女性为追求个性解放而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她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1927年去苏联,并访问波兰、德、法、英等国。1930年回国,加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1931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2~1941年间曾5次被捕,先后在狱9年。这期间除著文介绍苏联外,还写了《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和《时时刻刻》(1932)、《乳房》(1935)、《广场》(1940)、《三月的第四个星期日》(1940)等小说和论文。她的小说比较注意结构和心理描写,情节复杂多变。
战后参加创立新日本文学会工作。她的小说《知风草》(1946)和自传性记录文学《播州平野》(1946~1947)描写日本战后的生活,尖锐地批判了法西斯独裁专制和侵略战争的罪恶。长篇小说《两个院子》(1947)和《路标》(1947~1950)描写知识妇女逐步提高觉悟,倾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她的作品大多情节曲折,结构谨严,以内容具体、描写细腻、感情真挚见长。1951 年1月21日去世。我国曾翻译出版《官本百合子选集》4卷。
三好达治
三好达治,1900年生于大阪。中学时代因爱好文学,广泛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写了1000多首俳句。1925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参加同人杂志《青空》,同年发表诗作。诗集《测量船》于1930年出版,以其清新明丽的抒情风格赢得好评。1932年后,《南窗集》、《闲花集》、《山果集》3部诗集陆续出版,运用白描手法和四行诗的形式,描绘乡间的自然景物。1937年,以《改造》和《文艺》两杂志特派员身份,赴上海等地日本侵略军中作战地考察,写了一些所谓战争诗,歌颂侵略战争。这类作品都收在《捷报传来》、《干戈诗吟》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还有《草千里》、《一点钟》、《花筐》、《故乡之花》、《沙之堡垒》等抒情诗集出版。作品在构思和艺术技巧上虽较前成熟,但由于从口语诗转向咏叹调,往往受到歌与汉诗的意境所拘束,大多缺乏新意。1952年出版的《骑在驼峰上》和《百旅之后》,是他的代表作品。
三好达治曾发表大量散文、评论和译著,并编辑、注释如《日本现代诗大系》、《现代日本诗人全集》,三好达治于1963年被推选为艺术院会员。
小林多喜二
小林多喜二,1903年生于秋田县一贫农家庭。幼年随父母投奔北海道小樽市的伯父,并在伯父资助下从小学读到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24年任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支行职员。他从少年时期就参加劳动,爱好绘画,喜欢写作诗歌、散文和小品等。1929年发表《在外地主》,揭露银行勾结地主狼狈为奸的掠夺行为,他以所谓“自愿辞职”的方式被银行解雇。1930年迁居东京,成为职业作家和革命家。次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成为革命作家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被迫转入地下。1933年2月20日与同志秘密接头时被捕,因伤势重当晚致死,年仅30岁。
小林多喜二的创作开始于十月革命后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1919~1927 年,为习作和初期阶段。主要作品有《泷子及其他》和《牢房》等,写工人和劳动妇女面对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奋起反抗的自发行动。在第二阶段,1928~1929两年,为深入探索和逐步提高的阶段。连续发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东俱知安行》(1928)、《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等小说,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潮中发出最强音。《蟹工船》描写作者深入周密地对蟹工船(既是捕蟹的母船,又是制造蟹肉罐头的工厂)上的状况进行调查,并广泛搜集有关蟹工船的资料和劳动结晶。作者成功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对内与资本家相互勾结残酷剥削和野蛮镇压工人的行径。第三阶段,从1930~ 1933年,为坚持斗争和创作、继续提高的阶段。作品有《工厂党支部》(1930)、《组织者》(1931)、《安子》(1931)、《转折时期的人们》(1932)、《沼尾村》(1932)、《为党生活》(1933)和《地区的人们》(1933)等。前三篇是中篇小说,其余都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可以独立成章的部分。《为党生活》是他的代表作,为人们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感人至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兼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集中表现了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忘我斗争的献身精神,生动地表现出革命者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这部作品在作者牺牲后发表。
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中国解放前翻译出版有《蟹工船》。1958、1959年间已翻译出版《小林多喜二选集》3卷和他的主要作品的单行本多种。
日本这位“足以夸耀于世界的受人敬爱的无产阶级作家”虽然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了,但是他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是永存的。
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1905年生于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1924年关西中学毕业。1925年入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在《国民时论》社任编辑。1930年移居巴西,又回国,仍在《国民时论》社任职,写了游记《最近南美往返记》(1930)。1932年任《摩登》等杂志编辑,并参加《新早稻田文学》、《星座》等同人杂志的工作。
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1935),描写日本贫苦农民在移居巴西前后所遭受的苦难,获第一届芥川奖。《活着的工兵》(1938),是作者根据现实情况,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在客观上起了揭露日本侵略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作用,从而遭到日本军部的查禁,受到刑事处分。之后,他在军部的压力下,写了《武汉作战》等,肯定侵略战争。他还写过一些具有风俗派倾向的作品,如《堕落的诗集》(1940)、《恶的愉快》(1954)、《在自己的洞穴中》(1955)等。
战后恢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多数作品反映战争期间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战后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揭露社会的弊端。代表作品《风中芦苇》(1951)描写一个杂志社的社长对侵略战争持消极抵抗的态度,揭露战争发动者的野蛮行为。《人墙》(1959)以日本教职员工会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为背景,描写富有正义感的教师反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破碎的山河》(1964)以战后一个垄断资本家为主人公,对他的为人和事业进行了批判。《金环蚀》(1966)是写日本保守党内部由于一件贪污行贿案引起的勾心斗角的故事。
此外,还写过一些有风俗派倾向的作品,有《恶的愉快》、《自己的在洞穴中》等。
井上靖
井上靖,1907年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父亲是军医。自幼离开父母寄居在祖籍静冈县汤岛庶祖母家,过着乡村的孤寂生活。在九州大学法文系学习未毕业,后到京都大学学习美学。毕业后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36年发表处女作《流转》,在文学界崭露头角。1949年发表的小说《斗牛》,奠定了他作家地位。同年辞去报社工作,开始作家生涯,获得各种文学奖。日本政府于1976授予他文化勋章。
井上的作品,无论是现代题材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有特色。《井上靖小说全集》,凡32卷。在现代题材的作品中,早期的《斗牛》为其成名作,它写大阪新兴报社编辑津上,以报社做赌注,组织了一场斗牛赛,结果惨遭失败。作品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的社会黑暗面。
此外,《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射程》(1956)、《冰壁》(1957)等大多反应了日本战后初期社会的混乱、丑恶和种种不合理现象。他后期的作品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夜声》(1967)、《榉树》(1970)和《方舟》(1970),反映了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表现了对公害威胁人民生活和生存的愤慨和不安。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以写中国历史题材居多,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异域人》(1958)、《敦煌》(1959)、《苍狼》(1959)、《风涛》(1963)、《杨贵妃传》(1963)、《永泰公主的项链》(1964)等。还有自传体小说《夏草冬涛》、《北海》等。《天平之甍》写唐代高僧鉴真于11年内历尽千辛万苦,克服航海困难和社会上各种阻力,5次东渡均告失败,至第6次终于成功地抵达日本的故事,反映了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业绩。《敦煌》描写一个落第的书生赵行德在奔赴西域途中,搭救了一位汉族和维吾尔族混血的王女,并对她产生爱恋之情;后来王女被人抢占,跳楼殉情,赵生落户边疆,在战乱中将大批经卷藏入千佛洞,成为敦煌石窟文化的一部分。
井上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人物描写细腻入微,在委婉含蓄之中蕴藏着批判的锋芒,结构安排自由灵活,文章情调既美且悲,在文学上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水上勉
水上勉,1919年生于福井县。父亲是穷木匠。水上勉8岁时被送到寺院当徒弟。几年后逃跑,靠半工半读上完中学,后肄业于立命馆大学。做过30几种职业,非常熟悉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长篇小说《雾和影》(1959)、《饥饿海峡》(1962)等大多都反映了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们的心理。《红花的故事》(1969)塑造了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手工业者的形象。短篇小说《棺材》(1966)通过次郎作夫妇的惨死,揭露了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长篇传记体小说《古河力作的生涯》(1973)写明治末年被无辜处死的花匠的遭遇。
水上勉还有很多作品都以他的家乡为背景,富于乡土气息。他笔下的妇女命运悲惨。短篇小说《西阵之蝶》(1962)中的阿蝶、《越前竹偶》(1963)中的玉枝等,都是描写被迫害、被期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以僧侣为题材的作品,从而揭露僧侣腐烂的生活。水上勉的作品结构安排紧凑,笔道老练辛辣。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1923年生于大阪。1943年毕业于大阪外语学院蒙语系,1946年入京都新日本新闻社,两年后任产经新闻社记者,同时发表作品。1961年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活。
司马的多卷本历史小说《龙马奔走》(1962~1966),叙述19世纪60年代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赞扬进步阶层的反抗精神和变革愿望。长篇小说《窃国故事》(1963~1966),描写日本战国时代斋藤道三和他的女婿织回信长两个封建阶级上层人物的一生,他们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措施,兴修水利,发展贸易集市,比较彻底地消灭庄园制,为封建社会的日本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政治历史小说《凌云壮志》(1968~1972)企图通过明治时代的“昌明隆盛”和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励精图治”来鼓舞人们的乐观和进取精神,但对战前军国主义者和甲午、日俄等非正义战争的批判不够。长篇小说《殉死》(1967)以甲午,日俄战争中侵犯中国的日本陆军统帅乃木希典为主人公,基本上肯定他为天皇效命和殉死,同时也讥讽了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世上日日》(1971)塑造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的形象。他还写了《多谋善断的人》、《两个军师》和《骏河夫人》等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空海的风采》(1973~1975),以公元804年空海和尚来中国唐代学习佛教和回国后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贡献,来反映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相处和发展文化交流的愿望。1980年出版历史小说《项羽与刘邦》。
司马的小说,善于以历史事件构成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把历史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从各个方面来歌颂他们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1925年生于日本一个官僚家庭。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曾在大藏省银行局供职,后辞职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1947年以短篇小说《烟草》获得好评。1949年发表《虚假的告白》,奠定了作家的地位。
三岛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唯美主义色彩较浓,代表作有《虚假的告白》、《潮骚》(1954)、《金阁寺》(1956)等。《虚假的告白》写一个青年的“性的觉醒”和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潮骚》的男主人公是18岁的船员,同船主女儿相爱,但遭到船主反对,后因在一次航行中冒生命危险抢救货船,受到船主赞赏,一对情人终成伴侣。《金阁寺》描写一个年轻和尚放火烧毁京都金阁寺的犯罪事件,宣扬日本一切的“美”都应伴随战败投降而彻底毁灭。
后期作品主要有《忧国》(1960)、《明日黄花》(1961)和《英灵之声》(1966),宣扬他们反动落后的世界观、作风、性格和气质。此外,还著有《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1965)、《奔马》(1967)、《晓寺》(1968)、《天人五衰》(1970)。
60年代,三岛连篇累牍发表政论文章,反对进步群众运动,组织“盾会”,自任队长。1970年煽动军队组织武装政变失败,切腹自杀。
有吉佐和子
有吉佐和子,1931年生于和歌山市。幼年曾随父亲到过印尼的爪哇,10岁回国。1952年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英文系。1956年发表以艺术界新旧两代矛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地歌》。自1959年赴美国研究种族问题,次年绕道欧洲和中近东回国。1961年以来曾多次访问中国,写了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墨》(1961)和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报道》(1979)等。她在作品中敢于提出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长篇小说《并非因为肤色》(1963)和《暖流》(1968)是最能代表他创作倾向的作品。前者通过战后一个嫁给美国黑人士兵移居纽约的日本姑娘的遭遇,表明“美国的种族歧视是阶级斗争”。后者以热爱家乡的阿阳婆为主人公,描写御藏岛民反对美军修建投弹演习场的故事,反映了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
长篇小说《恍惚的人》(1972)、《综合污染》(1975)以及历史小说《出云的阿国》(1967~1969)等,在读者中影响较大。她还写过不少反映艺人生活的作品,其中以中篇小说《木偶净瑠璃》(1958)和短篇小说《黑衣》(1961)著称。
有吉是继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文学传统、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的文笔娴熟,有强烈的现实感,他还写过优秀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历史上说《出云的阿国》,在读者中反应较大。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1947年升入大濑中学。1950年离开家乡考入爱媛县立内子高中,第二年又转入松山东高中。1954年来到东京,进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正式成为法文系学生。他从农村到地方城市,再从地方城市到首都东京,这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东大法文系读书期间,他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的影响,热心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着手从事文学创作。起初写有《兽声》等剧本,其后有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先后问世。前者发表在《东京大学新闻》(1957)上,被荒正人推荐为“五月节奖”作品,平野谦则在《每日新闻》文艺评论栏中著文,称之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小说写三个学生勤工俭学到医院去杀狗,结果由于投机肉贩子从中捣鬼,终于一无所获的故事。作者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对当时青年学生的特质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这些彼此相似、缺乏个性的日本学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丧失敌意,显得有气无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些热衷于包括政治在内所有事情的举动,不是过分年轻,就是过于老成。我今年20岁。对这个奇妙的年龄,我也觉得太累了。”这个有气无力而又疲惫不堪的青年,杀了一天多狗所得的报酬只是被狗咬的一个伤口,而且还有可能被警察传去作证。这种“徒劳”乃是当时青年所陷入的阴暗环境的形象体现。后者于1957年刊载于《文学界》上,故事内容与前者相似,主人公“我”也是到医院里去勤工俭学,只不过不是杀狗,而是搬运死尸,结果又由于管理人员的失职,差不多也是白干了一场。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这种“徒劳”意识,乃是由于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这种意向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小说里得到证实。在获得第39届芥川奖的短篇《饲育》里,他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而降落山村的故事。起初,村人们害怕他,仇视他,把他当成怪物;后来,则逐渐喜欢他,亲近他,把他当成伙伴,尤其是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如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里便接到上级命令要把黑人送到县里去,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杀死,主人公“我”也受了伤。这表明村人们和黑人的友谊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碰上“墙壁”就会被粉碎。在中篇《拔芽打仔》(讲谈社出版)里,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将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视为“墙壁”的话,那么短篇《人羊》(刊载于《新潮》)则显然是把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当作“墙壁”的。这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由于主人公“我”偶然碰了一下一个跟着一群外国兵(当然是指美国兵)鬼混的女人,这伙外国兵便蛮不讲理地惩罚“我”,强把“我”的裤子扒下来,让“我”光着屁股站在车上示众,然后又让其他在车上的日本人也光着屁股罚站,连司机都未能幸免。
总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1957、1958)中,“徒劳—墙壁”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一书《后记》里所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大体上是我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态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大法文系。随后,他踏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在1959~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中心的地位。
据说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是因为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说“留给20世纪后半叶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的领域了”的启示和刺激,于是便接连不断地写起有关这个问题的作品来。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虽然这部作品受到攻击性的、否定性的批评,可是作者本人却置之不顾,声称“我现在仍然深爱这部长篇小说,认为这只能是我的小说”,并且表示“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可以说是牧歌式的少年们的作家,但从这部小说起,我却希望成为反牧歌式的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另外,通过这部小说我还明确地决定了以‘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发表于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刊载于《新潮》)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时代》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进一步描绘了主人公J的种种同性、异性滥交行为,据说是为了证实人和人性都是真实、可靠的存在。这表明作者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态度。不言而喻,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小学时,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参拜天皇照片时不认真而被校长用巴掌或者拳头痛打。这或许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灵中藏着某种反抗强权的种子。在日本战败时,当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后,他又曾暗下决心,要为天皇而死。这说明学校长期的思想教育已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不过,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主要还是在战后才最终形成的。日本战败投降时他只有10岁。当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接受的是新宪法所宣布的民主主义思想,是社会上日益浓厚的民主主义空气,而这些因素则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主义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尽可能地与地上和天上各种各样的权威毫无关系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对天皇制,也是因为我希望成为民主主义者。”《大江健三郎和<吉尔普军团>》,采访记——这可以说是他政治态度的宣言。
在体现他“政治”意识的小说中,1961年先后发表于《文学界》的两篇作品《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属于日本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为题材,尖锐揭露和严厉谴责政治暴徒的行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威胁,迫使《文学界》杂志不得不登出谢罪广告才算暂且了结,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长期不能收入其后出版的各种短篇集里。
大江健三郎是个执著的人,只要确定某种主张便不肯轻易更改,哪怕遇到什么阻力也要坚持己见。当上述两篇小说发生麻烦时,作者本人始终没有退让。非但如此,他还在此后发表的小说中继续与天皇制对抗。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后,日本政府决定授予他文化勋章,他当即表示拒绝的举动,也是他的“政治”意识在起作用。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6月出生,但这个孩子因头盖骨异常而濒临死亡状态,经医生抢救后勉强活命,成为残疾婴儿;二是他于8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深受刺激,颇有感触。残疾儿的出生是他个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胁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所以,他把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围绕残疾儿问题,他在1964年先后发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个人的体验》。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个人的体验》里,当主人公听说妻子生下一个残疾儿时,起初他曾经想尽办法逃避现实,不打算千方百计去救活婴儿,而希望听任婴儿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最后他终于通过长期痛苦的精神磨炼,猛醒过来,全力以赴拯救婴儿生命,并且下定决心要和他共同满怀希望地、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归》里,主人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没有救活婴儿,自己也自杀身亡。作者之所以会在同一年里写出两部结局相反的作品,也许可以说在作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或者不如说当作者的精神处于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那样最终采取拯救孩子、养活孩子的态度;当作者的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空中怪物阿归》的主人公那样采取放弃孩子的态度。
1964年以后,他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表示自己养育残疾儿的决心,诸如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随笔《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和《冲绳核记》(1969~1970)、对话录《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1971)和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等都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应特别谈到1983年由讲谈社出版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这本书的各短篇篇名取自19世纪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特别是自己与残疾儿20年共命运的问题提到前面,这可以从其中安排的环境和人物与作者周围现实生活大体吻合得到证明。不过,《新人啊,醒来吧》仍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作者并非单纯地记述自己和残疾儿,而是通过布莱克的诗句,通过残疾儿的生活,讨论在核威胁状况下当今世界人类命运这个全局性的大课题。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题为《乌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提起这个话题,进一步具体细致地描述乌托邦的内容。如在对话录《寻找乌托邦,寻找物语》(1984)里,他说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不过他又加以解释道,这个“森林和山谷”,“虽与实际存在的东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见他的乌托邦仍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主观想象之内。《同时代的游戏》(1979)可以说是他所写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乌托邦小说。这部长篇是经过作者周密设计和考虑之后写成的,是他的重要创作成果之一。全书由6封信组成,这些信是主人公“我”写给妹妹的。在信里,“我”讲述了培育自己的山村的创建故事和历史,自己家族的发展历史。其中有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几百年前山村的建立过程,昭和初年山村人和大日本帝国军队的50天战争,“我”所参加的现代反体制运动。在这6封信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恐怕是第4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了吧。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武装精良的大日本帝国正规军与普通村民百姓的斗争过程,刻画了不屈不挠、敢于与强权作斗争的英雄形象。在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历史上当然并不存在这样一场战争,它完全是作者头脑中的产物。作者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表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小说的基本内容是写主人公“我”和“我”的友人——“义兄”的交往。“我”是作家,住在城市;“义兄”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住在森林。“义兄”在森林里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即公社),但后来由于一个突发事件而瓦解。这说明根据地虽是为人们所欢迎的,但毕竟是不能长久的,是理想化的和非现实的。
上文已经说过,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这表明他的“乌托邦”意识是和“森林”意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森林”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是体现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话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饲育》和《拔芽打仔》等的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谷展开的,其中的“森林”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在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2)里,有主人公“我”潜入森林的一段描写:“我走进森林,犹如游泳者走下游泳池铁梯子让身体完全没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觉得森林覆盖了自己的头部,好像游泳者的头部被水面覆盖了那样。于是,夜幕降临了。我站立不动,低垂下头。我必须让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兽、树木、小草、腐蚀土中的菌类一样,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还原为森林的细胞。”
进入70年代以后,他的“森林”意识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对“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怀有同感,并且最后不得不和核时代权力的代表者进行决战。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识更进一步朝着批评时代的方向发展。又如《同时代的游戏》将对抗帝国正规军队的普通村民的根据地设定在“森林”里。这个“森林”显然含有象征意义,它使村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启示读者在当今时代应如何生活。此外,长篇小说《M/T与森林的奇异故事》(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识的体现,而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最近新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燃烧起来的绿树》等围绕“树木”展开故事的作品则可以视为“森林”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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