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今庸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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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今庸临床医论医话试读：
前言
李今庸教授对中医药临床医疗的贡献
李今庸教授是我国当代中医药学大家之一。在70余年的中医临床医疗活动中，李今庸教授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疗风格和完整的临床医学思想，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在临床医疗上，坚持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坚持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治疗疾病，以人为本。他通晓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善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善治疑难、危重病症。其用药特点为方小量轻，以简制胜。认为“方不在大，对症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则良”。
1.强调临床对理论的依赖关系
中医药学理论是对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故李今庸教授非常强调临床实践对理论的依赖性。如一壮年男子，突发前阴上缩，疼痛难忍，呼叫不已，李今庸教授据《素问·厥论》“前阴者，宗筋之所聚”，《素问·痿论》“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的理论，为之针刺足阳明经之归来穴，留针10分钟，病愈，后数十年未再发。又一男婴，病发热十余天，就诊于李今庸教授，诊见其苔薄，指纹青紫，先以麦冬、知母、花粉、甘草等生津清热药，服药后热稍退而增泻利失气症。李今庸教授本《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之法，治以五苓散。服药一剂，小便利而热退，病遂告愈。
2.重视辨证施治
李今庸教授于多年的临床医疗活动中，业已形成了独特的医疗风格。他不仅强调临床实践对医学理论的依赖性，尤其重视辨证施治之临床核心。李今庸教授临证时总是细心诊察，精心辨证，故尔疗效卓著。如有几例经西医检查均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的案例，李今庸教授诊断辨证认为：一人为心脾两虚，治以归脾汤；一人为冲任不固，治以胶艾汤；一人为肺虚气躁，治以麦门冬汤；一人为阴虚血少，治以地骨皮汤；一人为瘀血阻滞，治以桃红四物汤；而另一人则为湿浊阻滞下焦，治以萆薢分清饮加味。病同而治不同皆愈，何也?辨证所由然也。又如一老妇患糖尿病，前医依消渴拟滋阴清热方为治而病证不退，后转治于李今庸教授，经辨证为脾虚而改投六君子汤加山药，服十数剂而痊愈，足见其辨证之精且细也。
3.善治疑难危重病证
医生不在于能医疾，而在于能医人之所不能医之疾；不在于能治病，而在于能治疑难重证。而李今庸教授之术正是在于善治疑难重证。他并不因为西医诊断为不治之病而不治，而认为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应当积极地去争取。1976年9月23日，在某大医院会诊一晚期肺癌患者，昨日其舌忽缩至舌根，几阻塞呼吸，家属求医院想办法使舌伸出，医院医生说这是肺癌发展的必然结果，无办法可施，并断言病人寿命不会超过10月1日。后经李今庸教授给予猪苓汤加味，一剂其舌即伸，并以中药延长了患者寿命，大大超过了医院所判死亡之日。一血友病者，左膝关节肿大疼痛，步履艰难，西医以为必须作关节溶合术，后经李今庸教授诊治而愈。一痰饮患者求治，李今庸教授给服苓桂术甘汤加味治之而病证消退，唯脉结仍在，时李今庸教授谓左右曰：其人痰饮窠囊未除，必当复发，后果如其所言。
4.方小量轻，不尚贵药
李今庸教授常言“方不在大，对证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则良”。所以他在临证处方时，常遵循自己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即“选方用药，既达到治疗目的，又不浪费药材”。处方用药一般为8～9味，每味药量多在10克左右。组方法度严谨，因而虽用小方常药，却往往可以起沉疴而愈痼疾。如某7岁男孩儿患尿血，前医处方，每方药味数量多达20味左右，每味药轻则14克，重则30克，治疗两月余，无效，却耗费药资上千余元，后改治于李今庸教授。他处以六君子汤加味，药共9味，每剂药总重78克，服7剂后，尿血即止。李今庸教授开药不仅方小量轻，而对贵重药物也不随意选用。在70余年的行医生涯中，可以说基本上未使用过名贵中药。
5.选方遣药，不囿于西说
李今庸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虽学过大量西医知识，但这从未影响过他的中医临床医疗思想形成，临床处方上也从不受西医学说的影响。对于西医诊断的结果，他可以作为参考。但在中医诊断处方时，他却完全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辨证遣方用药，往往获得理想效果。如一男性患者，45岁，发病已4天，病初左大腿内侧生一小疖，红肿疼痛，继而面部浮肿，化验检查，诊断为急性肾炎。李今庸教授在临证处方时并未因其是炎证而用清热解毒药以消炎，也未因其小便中有蛋白，用所谓消蛋白的中药消蛋白，而是依据患者面部浮肿、恶风发热、无汗、口不渴、小便短少而舌青、苔白、脉浮等症，辨证为风寒袭表，风水相激，肺失宣降所致，治以辛温发表。服药3剂，症除肿消，小便化验尿蛋白消失。叮嘱其避风寒。
其著作《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今庸》《李今庸医案精华》，皆为临床经验之结晶。
此《李今庸临床医论医话》一书，搜集了李今庸教授关于中医临床的医论和医话、临床治疗验案等，反映了李今庸中医临床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北京中医药大学李今庸经典临床研究室 李琳2016年2月试论临床医疗上的“防病治病”
在防病治病过程中，必须掌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正确认识人体发病的内外因关系
进行防病治病，首先要明了人体疾病是怎样发生的。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一切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活动，其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人体发生疾病的过程也不例外。任何疾病的发生，首先都是由于人体内在的正气不和，减弱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因而外界的致病因素如风寒等外在邪气才有可能侵入。在人体正气和调的情况下，任何外邪是不易侵袭人体而导致发病的。中医学“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很有道理的。
预防重于治疗。在人体发病过程中，既然内因起着主导的决定作用，外因只是起着条件作用，因而在思想上树立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加强锻炼，以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消除致病的内在因素；又注意起居饮食，讲究卫生，消除致病的外在因素，这就可以达到积极的预防作用而免于发生疾病。二、治疗疾病，必须抓住疾病的本质
在人体发生疾病以后，可以出现各种不同的症状。例如人患感冒，可以出现头痛，发热，恶寒，咳嗽，鼻塞，流清涕等症状。而这些症状，都只是疾病的现象，并不是疾病的本质。它的本质则是风寒邪气侵入人体，影响肺部。因此，我们认识疾病必须透过各个症状找出疾病的症结——即所谓病因病机的所在，做到“治病必求其本”，而不能停留在现象上，只在疾病的症状上兜圈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三、在复杂的疾病过程中，要抓主要矛盾
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两种或多种疾病存在的复杂情况，其中必有一种疾病是主要的，影响整个病情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在治疗上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疾病，集中力量把它加以解决，决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对同时存在于一个人体内的各种疾病同等对待，兼医并治。毛泽东主席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引自《毛泽东选集》）四、对于具体的疾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任何一种疾病加于人体，都因其不同的具体情况而表现出不同性质的具体病症，如身半以下肿的水肿病，有些病人又出现小便色黄频数短少，口渴，脉数等症状，另有些病人则又出现小便清长，手足不温，脉沉迟等症状，这是两种不同病机的水肿，必须“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必须辨证施治，决不能混同治疗。五、发挥人的积极因素，攻克疑难病症
一个医生在面临疑难病症的时候，究竟是“治”还是“推”，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医疗作风。所谓“不治之症”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它的对立方面发生转化而成为“可治之症”，路是人走出来的，经验是人们从实践中创造的，只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任何所谓“不治之症”，总是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所征服的，许多临床疑难病证被治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那些老是危言耸听，动辄就云“不治之症”的情况应该予以杜绝。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既是中医治病的过程，又是中医治病的根本方法。所谓辨证就是如何去认识疾病；所谓论治就是怎么样来确定治疗。因此，辨证论治就是中医学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简而言之，辨证就是根据全面症状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和八纲（阴阳、表里、虚实、热寒）的分析综合，探求人体疾病发生和发展和规律，确认疾病及其状况，这是治疗疾病的第一步。论治就是根据疾病类型及其状况，确定治疗方法，便是治疗疾病的第二步。辨证施治是临床医疗实践的思想方法
所谓“辨证论治”，就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辨别其病的性质，确立治疗的方法。这是中医学的特点，也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学认为，人体发病，都有其一定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而其发病后人体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临床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个临床现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且各个临床现象的出现，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规律性。因此，临床上对疾病的“施治”必须“辨证”，而“辨证”则又必须在中医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这是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它里面包含有非常宝贵的辩证法内容。
中医学在临床活动中，运用望、闻、问、切等“四诊”方法，全面收集疾病资料，然后在中医学的理论指导下，对占有资料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找出疾病的本质，并依此而确立治疗疾病的方针。例如：我们收集到头痛、项强、发热、恶风、汗出、脉浮缓等征象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它是一个什么病证，也不能理解它的发生原因，只有当我们运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对它具有了理性认识，才会懂得它是“中风病”，它是风邪中于人体太阳经的所谓“表虚证”，才能判别它和伤寒病的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无汗而喘、脉浮紧等所谓“表实证”的麻黄汤方的证治不同。又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在临床上疾病所表现出来的征象除心动悸，脉结代外，可能还会有头昏、目眩、失眠、多梦以及面色白、肢体无力”等征象出现，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只有心藏真气虚的“脉结代，心动悸”是其主证，是其主要矛盾，所以用炙甘草汤方补中焦之汁以补益真气。
正虚容易受邪，邪伤必定害正。人体患病，是既有邪气的存在，同时也是正气的衰弱。在治疗过程中，必须依据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辨别其病是偏于邪气之盛抑或是偏于正气之衰，从而确定其攻邪抑或是补正的治疗方法。《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云：“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二者都是湿邪扰于中焦，中焦之气缭乱使然。但前者“欲饮水”，标志着其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外邪偏盛，用五苓散宣阳化气、驱除外邪；后者“不用水”，标志着其主要的矛盾方面在正阳偏虚，用理中丸温阳助正、调理中气。
表证可以入里，里证可以出表。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依赖自己的内部规律在不断地传变或转化。而疾病在其传变或转化的时候，由这方面飞跃到另一方面，就具有了另一方面的特点，具有了不同质的内容。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不断地根据疾病新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新的治疗方法。《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按《伤寒论》的一般读法，本节当寓有头疼、体痛、发热、恶寒、无汗、脉紧等征象在内）同篇又云：“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前者“脉浮”是伤寒病的太阳表证，用麻黄汤发表泄卫以散寒；后者“脉反沉”，是其病已伏少阴之机，是伤寒病的太阳表证正向少阴里证转化，用四逆汤助阳以驱寒。
疾病的发展和变化，既然都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它自己的规律在发展，我们就绝对不可用一个方套定一个病、一个病固定一个方，而应该认识并掌握住它的规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就是对各种疾病的普遍规律的总结。掌握了它，就能很好地在临床上辨证施治，就能正确地认识疾病，从而战胜疾病。
我们知道，每种疾病在其发展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有自己一定的特点；而许多互不相同的疾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可有相同的病理机制。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往往一个治疗方法，不能适用于一个疾病发展的全部过程，如麻黄汤方只能适用于伤寒病的太阳表证，不能适用于伤寒病的少阴里证；而一个治疗方法，却又可能适用于许多疾病发展过程中在病理机制上相同的某一过程，例如真武汤方既能适用于伤寒病中的肾阳虚弱不能制水，又能适用于水气病中的肾阳虚弱不能制水。这就是中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客观基础。《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说：“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二者虽是两种疾病，且小便症状一是“不利”，一是“反多”，但它们的本质却是一个，在发病原因上都是房劳伤肾，在病理机制上都是肾气虚弱，所以都可以用肾气丸滋阴补阳以蒸化肾气。应该指出，病人的临床症状，只是疾病的现象，而非疾病的本质，一个临床工作者，在医疗活动中，只触及疾病的外部现象，不深入到疾病内部，不抓住疾病的本质，是不能认识疾病、掌握疾病的。但是，另一方面，研究疾病的本质，又得从疾病的现象入手，现象也是本质的反映。
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根据各种疾病发展的规律，创立了不同的辨证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分别适用于治疗各类不同的疾病。
八纲辨证是概括性的辨证纲领，用以说明疾病的大体性质和总趋向，而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是杂病、伤寒和温病的具体辨证方法，各有其特点和应用范围。它们都是以藏象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并在医疗实践中充实和发展了藏象学说。1.脏腑辨证
一般用于杂病。它是以疾病过程中，正邪斗争和脏腑机能失常所反映出的证候作为辨证依据，来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和性质。它是直接受藏象学说指导的一种辨证方法。例如肾阴虚、肾阳虚，就是研究肾机能失调的一系列表现而得出的结论。2.六经辨证
它是《伤寒论》所用的辨证方法。《伤寒论》是一部阐述由六淫之邪引起外感疾病的书籍。《伤寒论》中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的名称分别概括各种不同类型的病证，反映脏腑及其所属经络在受病邪侵袭时所出现不同类型的病理变化和临床征象。太阴病主要反映脾的病变，少阴病主要反映心或肾的病变，厥阴病主要反映肝或心包的病变，少阳病主要反映胆或三焦的病变，阳明病主要反映胃或大肠的病变，太阳病主要反映膀胱或小肠的病变，但也有部分太阳表证是反映肺的病变的。由于六经辨证紧密联系脏腑，所以它也可应用于杂病。3.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
二者同是温病的辨证方法。温病学主要是研究温热之邪侵犯人体后引起的疾病的科学。卫气营血辨证，根据温病过程中病变深浅及其传变情况而分卫分、气分、营分、血分。三焦辨证，是根据温病的不同阶段脏腑病变的重心所在及其传变关系而划为上焦、中焦、下焦。二者是温病过程中脏腑机能失常及正邪斗争情况的概括。如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中就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等。卫分病，一般指肺及所主皮毛的病变；气分病，主要指胃腑的病变，但也包括其他五腑和肺、脾两脏的病变；营分病，主要指心与心包络的病变；血分病，主要指心及所主血脉的病变。叶氏察舌、验齿方法也是以齿龈、舌与脏腑之关系为其理论根据的。吴瑭在《温病条辨·中焦篇》第一节自注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明确地指出上、中、下三焦证候与心肺脾胃肝肾的关系及传变过程。总的说来，卫气营血辨证详于从病变深浅、病情轻重来论述脏腑机能变化的总的情况，而三焦辨证则详于各阶段脏腑病变的重心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卫气营血辨证的不足。因此，二者纵横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4.八纲辨证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阳二纲为总纲。八纲是概括性的辨证纲领，用以概括疾病的大体性质和发展的总趋向，它是应用“四诊”和各个具体辨证进行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适用于分析归纳一切病证。八纲辨证概括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具体辨证方法所反映疾病的基本性质。但临床应用八纲辨证，又不能代替各种具体辨证方法。八纲辨证必须与这些具体辨证方法中任何一个相结合，才有实际意义。例如：八纲辨证属里、热、实（阳证），可以在六经辨证中的阳明腑实证出现，可以在卫气营血辨证中的逆传心包（营分）和三焦辨证中的上焦病出现，也可以在脏腑辨证中的膀胱湿热证出现。所以说，光凭八纲辨证，尚不能确定疾病的具体部位和具体性质，当然也就不能拟定出具体的治疗方法。八纲与这些辨证中的任何一种结合，就能更深入地认识疾病的性质、部位、正邪斗争情况与疾病发展趋势，从而指导治则的确立和方药的选择。这说明八纲辨证和各种具体辨证方法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藏象学说的基础之上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藏象学说是辨证施治的理论基础，而辨证施治则是中医学基本理论在临床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辨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医学领域中的体现。我们必须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利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积累新的资料，找出新的规律，为发展中医学的辨证施治而努力。『辨病』『辨证』的结合“辨病”“辨证”的结合
所谓“辨病”，就是在中医学或西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辨别各种不同性质的疾病；所谓“辨证”，则是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辨别各种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病理变化）各种不同的证候。依据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规律，人们对于客观外界事物的认识，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略到细致具体。我们祖先在古代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自然的长期斗争，逐渐认识了疾病的本质，始而认识到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是多种多样的，产生了“辨病”思想，如《周礼·天官冢宰下·疾医》“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金匮要略》“辨疟病”“辨水气病”等都是。后来又认识到任何疾病的存在，都不是静止的、固定的、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是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各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具有自己的证候特点，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的本质。对于不同病证，只能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从而产生了“辨证施治”的观点。《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中所载“病万变药亦万变”的名言，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汉代医著《伤寒论》，在分别论述了“伤寒”“温病”“中风”等疾病之后，进而辨别了这些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结胸证”“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体现了中医学辨证和辨病的相结合。但是，“中医所谓的‘病’，实质上是以突出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为依据，作为临床纵的归类联系的一种方法，像崩漏、黄疸等都是病，而‘证’是在病的基础上，结合周围的环境、时令气候、个性特征，全面考虑和概括了病因、病机、发病部位，有关藏府的生理、病理状态，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某一阶段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因而中医治疗所重视的是‘证’而不是‘病’”（见《人民日报》：《从藏府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1962年5月29日）。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它完全符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辩证思想，而富有东方医学的特色。
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相结合，必然使二者发生内部的联系。如果只是在西医病名、病理、治疗的下面规定几个中医的证型和方药的做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甚至还是有害处的。国外有些学者也曾试图这样做过，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成就。因为这样做丢掉了中医的学理，只剩下几个中药方，没有也不可能使中西医的理论达到真正融合而产生质的飞跃。
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相结合，既然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必须要做到理论上的结合，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把中西医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东西毫无内在联系地硬凑在一起，只是一种表面的“结合”，不是真正的本质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应该是中西医学的有机结合，在理论上产生了质的飞跃的一种新型医学，它既不是中医学也不是西医学，同时，又既是中医也是西医，取中西医之长，去中西医之短，源于中西医而高于中西医。『六淫』实为『五淫』“六淫”实为“五淫”
在中医学里，导致人体发病生病的因素，以前一般认为有三类：①风、寒、暑、湿、燥、火等邪气，叫作“六淫”，自人体外而入，为“外因”；②喜、怒、忧、思、悲、恐、惊等邪气，叫作“七情”，自人体而生，为“内因”；③房室、金刃、虫兽、饮食、劳倦所伤，既不类于六淫，也不类于七情，为“不内外因”（这种分类方法，现在看来不太科学，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故仍沿用了这种分类）。这里打算简单地探讨一下“六淫学说”的形成过程，这对于整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也许还是有些益处的。
六淫学说，在中医学里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根据现在文献资料记载，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出现了“六气病因说”。《春秋·左昭元年传》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徴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所谓“阴淫寒疾”，乃“寒邪”为病；所谓“阳淫热疾”，乃“热邪”为病；所谓“风淫末疾”，乃“风邪”为病；所谓“雨淫腹疾”，乃“湿邪”为病。其“风”“雨”“寒”“热”四者自外伤人，为引起疾病发生的外来邪气，属“外因范畴”；所谓“明淫心疾”，是体内产生的情志为病，邪自内生，属“内因范畴”；所谓“晦淫惑疾”，是房劳为病，不属内外因，而属“不内外因范畴”。这就说明了“六气病因说”，并不是前人一般所说的“六淫学说”。之后《管子·水地》（据学者考证，为战国作品）说：“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眚），君子避之，是亦伤人。”也只提出了风、雨、寒、暑四种外邪。在战国后半期，吕不韦的门客写成的《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说：“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提出了寒、热、燥、湿、风、霖、雾七种外邪。在医学领域里，这时出现了伟大的医学著作 《黄帝内经》一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也发展了中医学的病因理论。《灵枢·口问》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之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五变》说：“余闻百病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风雨寒暑，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里谓自外伤人的邪气，或曰“风雨寒暑”，或曰“燥湿寒暑风雨”，或曰“风雨寒暑燥湿”，并没有成为“风”“寒”“暑”“湿”“燥”“火”的所谓“六淫学说”。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提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而且原则地论述了“寒”“暑”“燥”“湿”“风”，这五者为病的临床表现：“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写（泻）。”这里虽然形成了较成熟的外邪病因理论，但它仍然没有成为“风”“寒”“暑”“湿”“燥”“火”的所谓“六淫学说”。事实上，六淫学说只是到了东汉以后才形成，现在《素问》所载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所谓“运气七篇”中才出现的。《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这里才具有了“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的病因理论，也只有在这个“运气七篇”里才具有“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根据我的近年考证，《素问》中的“运气七篇”是在东汉殇帝刘隆的延平以后成书的。
本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的“寒、暑、燥、湿、风”，已完备了中医学理论中从肤表侵害人体的外邪病因，《素问》“运气七篇”也完全继承了这个病因理论，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载“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之文就是明证。但《素问》“运气七篇”是专论“运气学说”的，它为了符合天道“六六之节”的“六数”需要，把“寒、暑、燥、湿、风”中又加了一个“火”成为“六气”而配“三阴三阳”，以应一岁之中的“初之气”到“终之气”的所谓“六节之气”。它对“寒、暑、燥、湿、风、火”这六者的各个特性和作用也均作了原则性的阐述：“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见《素问·五运行大论》）它还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论述了“寒、暑、燥、湿、风、火”六气淫胜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于是，六淫之说，即从此产生了。其实，这“寒、暑、燥、湿、火、风六者之中，“暑”与“火”是同一性质，属同一类的东西，只是暑无形而火可见而已，所以《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热（暑），在地为火”，《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暑、热、火三字的概念，在中医学病因理论里，从其实质来说，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其为病则均用寒凉之药以治之。现在有些人在叙述六淫病因的时候，把一个“热”分之为三，而成“暑”“热”“火”，说什么暑必夹湿，什么“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这是不恰当的，是望文生义，脱离临床实际的想当然之谈。《说文·日部》云：“暑，热也。”《玉篇·日部》云：“暑，热也。”《广韵·上声·八语》云：“暑，舒吕切，热也。”《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其性为暑。”王冰注：“暑，热也。”《难经·四十九难》云：“有伤暑。”虞庶注：“暑，热也。”《诸病源候论·妇人妊娠病诸候下·妊娠热病候》更说：“暑病即热病也。”是暑邪何必夹湿？热入心包则神昏谵语，心火上炎见口糜舌烂，何必热为渐而火为极？《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说明运气学说为了配合阴阳，配合六节，不仅把“寒、暑、燥、湿、风”五气中加上一个“火”而成“六”数，而且还把“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火分之为二，分为君火和相火而成六数。从病因学上讲，这明明是寒、暑、燥、湿、风中的“五淫”，被运气学说加上一个火变成了六淫，而现在有人说五行学说“把自然界万事万物根据‘五’这个间架统统填进去”，“在病因方面”将“六淫改为五淫”，这种说法是对五行学说和六淫学说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
论『七情』致病的基本规律论“七情”致病的基本规律
在中医学里，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精神活动，都叫作“情志”，由于其数有七，所以又称为“七情”。它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它在指导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保障我国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方面，与中医学的其他理论部分一样，起到过巨大作用。
情志在中医学里很早就有记载，在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古典医籍——《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个部分）里就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有关情志的产生与疾病的关系。《黄帝内经》说：“人有五藏（同‘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根据中医学的观点，脑是从属于五藏的，五藏的功能活动，实包括脑的功能活动在内。心志喜，肾志恐，肺志悲，肝志怒、惊，脾志忧、思，而五藏又都统主于心。是心藏更集中地包括了脑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一切情志表现，都是心藏活动的反映。毛泽东主席说孟子所谓的“心之官则思”是“对脑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志是大脑对于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客观外界的不同事物作用于大脑产生出不同的情志。当然，对于不同立场的人说来，客观外界的不同事物作用于大脑，可以产生出同一的情志；客观外界的同一事物作用于大脑，又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情志。然而，不管怎样，在不同情志的产生过程中，人体的正气总有不同情况的改变，《黄帝内经》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我们知道，人体情志的产生，是人体对客观事物变化的适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它不足以引起人体发生疾病，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还有助于人体战胜疾病，成为治愈疾病的条件。只有七情的急剧发生和持久存在，超过了人体适应客观事物变化需要的范围，才成为致病因素而导致人体发病，所以《黄帝内经》里说：“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又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令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其人皮革焦。”“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
七情在中医学的病因学上过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宋代陈言把它列为病因的三大类之一。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为外因，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为内因，饮食饥饱，叫呼伤气，疲极筋伤，阴阳违理以及虎狼、毒虫、压溺等为不内外因。这种病因的分类，一直沿用了800年至今。
列宁指出：“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七情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在物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物质派生出来的东西。因此，就七情本身的发生过程而言，七情就只是事物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事物变化的“原因”。没有客观事物作用于人体的大脑，是不会有七情产生的。
恩格斯说：“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七情固然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体大脑的“结果”，但它在作为人体致病因素、引起人体发病说来，它就转化成为了事物变化的“原因”；并且由于古人认为七情为病是从人体内部发生的，与六淫外邪侵袭人体引起发病不同，把它列为了“内因”。然而，它在人体发病过程中对人体正气而言，它就应当是一种“外因”，因为第一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第二它是通过人体内部的正气发生作用才导致人体发病的。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七情是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又可以转过来作用于客观物质，影响客观物质发生变化，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造成人体发生病变，在另外的一定条件下又可以成为治疗方法，帮助人体战胜疾病，恢复健康。这就是中医学“七情说”的全部内容。至于《黄帝内经》里所载关于以“五行相胜”的思想论述利用七情相互关系治病的内容，如“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悲）”“思胜恐”等，完全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唯心论观点。
近来有人根据哲学上事物变化的内外因学说，把七情作为人体发病这个事物变化的内因，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这种人体发病学上的七情内因论，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它把七情这些精神活动看成了人体主观自生的东西，是一种荒诞无稽的唯心主义的谬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严重歪曲！
众所周知，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活动。人体发病这个事物的变化也不例外。毛泽东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人体发病过程中，首先都是由于人体内在的正气失常，外在的致病因素才有可能侵入人体导致发病，只有人体的“血气不和”，才“百病乃变化而生”。如果人体内在的正气旺盛，血气运行正常，一般说来，外在的邪气都是无法侵袭人体的。据此，我们可以明了人体正气才是人体发病过程中起着主导的决定作用的内因。《黄帝内经》中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都清楚地阐明了这一问题。
既然人体发病，具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活动，而且内因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那么，如果把七情作为人体发病这个事物变化的内因，那就势必是六淫伤人也要通过七情才能发生作用。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中医学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六淫伤人不需要通过七情，只要在人体正气失常情况下，它就会发生作用引起疾病，有七情存在它也使人发病，无七情存在它仍然使人发病。这难道能说七情是人体发病这个事物变化的内因吗？
我认为，七情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导致人体正气减弱，从而使人容易遭受六淫外邪的侵袭，但是在六淫外邪侵袭人体的过程中，并不需要七情本身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所以“人体发病的七情内因论”可以休矣！再论“七情”致病
七情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有着牢靠的实践基础和宝贵的辩证法思想。由于古代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七情学说没有也不可能将它所要阐述的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明确，甚或它还带有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就因此用粗暴的态度武断地把它加以否定或者别有用心地把它加以歪曲，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来把它加以继承、整理和发扬，使它更好地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服务。
这里首先值得提出的是，中医学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每一个生活着的人，不仅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和社会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黄帝内经》一书里首先比较详细地记载的、后来又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充实和发展起来的有关七情学说的理论，正表明了这种观点。
我们知道，人的情志，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是客观世界在人体内的反映，是客观外界事物作用于人体，作用于人体内部五神藏，通过人体正气发生作用产生的。古人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其无害于人也，是谓“正气”。本来，在一般情况下，人体七情的产生，是无害于人体的，而且有助于人体对客观外界事物变化的适应，对人体是有益的。只有“喜怒不节”，七情超过了人体五神藏所能控制的程度，它就转化为邪气，成为致病因素，导致人体发病。七情中的任何一种情志，都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转化为邪气而致人于病。不过，七情中的各个情志为病是不等同的，有的情志为病于人的机会较多，有的情志为病于人的机会较少。但总起来说，七情的任何一种情志都是可以为病于人的。至于说七情活动到什么程度叫作过节，这是不能以升斗来计算的，也不能以尺寸斤两来计算的，就是说不能机械地以固定数字来说明，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客观外界的不同事物作用于人体内部的不同神藏，使正气发生不同的改变，产生出不同的情志。因而，七情的每一情志都和一定的神藏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五神藏的每一藏器都主司着一定的情志。当七情过度转化为邪气伤人的时候，它多“反伤本藏”，使人发病而出现该藏的病证。心主喜，暴喜过度则伤心；肝主怒、惊，大怒不止，暴惊不已则伤肝；脾主忧、思，忧思过度则伤脾；肺主悲，悲哀太甚则伤肺；肾主恐，恐惧不解则伤肾。然而，病邪伤人的规律总是“虚者受邪”，因而亦有本藏不虚，而七情的邪气不伤本藏而伤及他藏的。另外，还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志交互伤人，导致人体发病，而七情的邪气又可以与其他邪气一起狼狈为奸，共同致人于病。
在七情的邪气通过人体正气发生作用，导致人体发生疾病以后，人体可以出现神志方面的病证，如癫狂、善怒、失眠、多梦、惊悸、健忘、喜笑不休、喜怒无常、善恐多畏、悲伤欲哭、眩晕、昏厥、太息、欠伸、颤栗鼓颔、烦躁不安以及百合病等；也可以出现非神志方面的病证，如头痛、目疾、吐血、月经不调、胸胁胀闷、食欲减退、肌肉消瘦、少气懒言、大便溏泄、头发脱落、疝瘕、白淫等，而这两方面的病证又可以交互并见。
在中医学里，七情为病，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七情过节导致人体的发病，二是发病后七情促进人体的疾病恶化，三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气血失常，产生七情而表现为疾病的临床证候。这三个方面，有病因，有病证，古人是把它既区别又不区别地当作同一的东西看待的，这是因为：病因的七情和病证的七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病因的七情和病证的七情又常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不可绝然分开的。说具体一点，就是前二者病因的七情在导致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后常可产生出七情证候，后者证候的七情又可转过来成为病邪促进人体疾病的发展。
中医学在治疗七情疾病的时候，首先就利用七情的作用，把七情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应用于治疗病人七情所致的疾病。由于七情为病，是七情的邪气通过人体正气发生作用引起脏腑功能活动发生紊乱的结果，所以在运用七情治疗的同时，采用必要的其他治疗方法如药物、针灸等以调整脏腑的功能活动，就有助于消除七情的邪气，治愈人体的疾病，所以唐代杨上善说：“喜怒忧思伤神为病者，先须以理清神明性，去喜怒忧思，然后以针药裨而助之。”当然，在具体临床医疗工作中，有的病人要以情志疗法为主，有的病人则要以药物、针灸等其他疗法为主。
中医学认为，七情中各个情志的性质不同，作用于人体后引起人体气血的变化不同，因而导致人体发生的疾病也不同，治疗时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志为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千篇一律地笼而统之的治疗方法，是不能很好治疗七情伤人的各种疾病的。
中医学的七情学说，把人和社会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阐述七情为病的时候，又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种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产生，后又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证明了行之有效的辩证法思想，在医学领域里，有力地排斥着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坚如磐石地傲视着形而上学的攻击。藏府升降与临床病证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它概括了一切事物的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天地、上下、浮沉、升降、消长、出入、进退、前后、左右、迟速、去来、明暗、寒热、虚实、动静、刚柔、生死等。《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载有“阴阳之升降”，说明“升降”是阴阳学说的一个内容，是阴阳学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阴阳学说在一个方面的具体应用。
升，谓“上升”；降，谓“下降”。《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阴阳的升降运动，推动着事物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升降，存在于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中，“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任何有生命物体之气，都是“无不出入，无不升降”的。它们在生命过程中，“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均引自《素问·六微旨大论》），没有阴阳的升降运动，就没有生命物体的发展，也就没有生命。
升降，也存在于人体十二藏府中，保证着人体藏府的一定功能活动的正常，维持着人体的健康和生命。《灵枢·逆顺肥瘦》说：“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这就是《灵枢·经脉》所载十二经脉循行规律的总结。这里所谓十二经脉循行的规律，实际是营气运行的规律。观《灵枢·营气》所载之文，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那么，营气的运行规律为什么是如此而不是相反呢？有人以“举起双手而经脉循行成为阴升阳降”为释，这是想当然而不恰当的。因为：第一，它不合乎《灵枢》所载手阴阳经脉循行所用的上、下字眼；第二，双手常举，不合乎自然；第三，阴升阳降，不合乎阴阳学说的基本规律。所以这种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所谓十二经脉的循行规律，即营气运行规律，营气运行规律是古人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针刺手法迎随补泻的理论基础，是十二藏府升降机能的正常表现。
根据上述所谓十二经脉循行的规律，表明十二藏府的升降规律是：凡藏气是上升的，它所相表里的府气就是下降的，如足三阴经所属的藏气上升，它所相表里的足三阳所属的府气就下降；凡藏气是下降的，它所相表里的府气就上升；如手三阴经所属的藏气下降，它所相表里的手三阳经所属的府气就上升；反之，凡府气是上升的，它所相表里的藏气就是下降的，如手三阳所属的府气上升，它所相表里的手三阴经所属的藏气就下降；凡府气是下降的，它所相表里的藏气就是上升的，如足三阳经所属的府气下降，它所相表里的足三阴经所属的藏气就上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凡手经所属藏府之气是上升的，它同名的足经所属藏府之气就是下降的，如手三阳经所属的府气上升，它同名的足三阳经所属的府气就下降；凡手经所属藏府之气是下降的，它同名的足经所属藏府之气就是上升的，如手三阴经所属的藏气下降，它同名的足三阴经所属的藏气就上升；反之，凡足经所属藏府之气是下降的，它同名的手经所属藏府之气就是上升的，如足三阳经所属的府气下降，它同名的手三阳经所属的府气就上升；凡足经所属藏府之气是上升的，它同名的手经所属藏府之气就是下降的，如足三阴经所属的藏气上升，它同名的手三阴经所属的藏气就下降。
十二藏府的升降机能，也是“恶者可见，善者不可得见”的，在正常生理情况下，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在病变情况下，才能见到它的反常现象。“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三阴经所属藏气均下降，如手太阴肺气不降而上逆则为喘咳，手少阴心气不降而上逆则为口糜舌烂或心烦，手厥阴心包络气不降而上逆则与心病同证。“手之三阳，从手走头。”手三阳经所属府气均上升，如手阳明大肠气不升而下陷则为脱肛，手太阳小肠气不升而下陷则为疝气，手少阳三焦气不升而下陷则为遗尿。“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阳经所属府气均下降，如足阳明胃气不降而上逆则为呕吐，足太阳膀胱气不降而上逆则为闭癃，足少阳胆气不降而上逆则为呕苦。“足之三阴，从足走腹。”足三阴经所属藏气均上升，如足太阴脾气不升而下陷则为大便稀溏，足少阴肾气不升而下陷则为失精，足厥阴肝气不升而下陷则为胁腹急痛。
十二藏府的升降失常则为病，治疗时，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针对导致各个藏府失常的不同因素，给以不同的方法解除，从而恢复藏府升降机能的正常。例如，胃气上逆而呕吐，有因热邪犯胃者，有因痰饮停胃者，有因食滞上脘者，有因胃虚气逆者，还有肝气犯胃者等，必须分别以清热和胃、化饮降逆、吐越积滞、补中和胃以及平肝和胃等法来治疗；又例如，肾气下陷而失精，有因肾虚不固者，有因神虚不摄者，有因肝经湿热者等，必须分别以补肾固精、补心宁神、清泻肝经湿热等法来治疗。《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人体藏府的升降机能失常，犹可以法调治使其恢复正常，如果升降机能已绝灭，则虽卢扁在世，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所以《素问·气交变大论》说：“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营卫理论的临床作用
营卫二气，是水谷精微的不同部分，是通过不同组织的功能活动化生的。它们不同性质，在经脉内外的不同道路上沿同一路线按同一方向循环流行，常“弃其陈，用其新”而保持“日新”的过程，以充养人身内外上下各部组织的正常功能活动。“营卫相随，阴阳已和”，藏府百骸，五官九窍，都“顺之而治”（见《灵枢·五乱》），人身则健康无病，此所谓“阴阳相随，乃得天和”者也。若营卫失常，则疾病即变化而生矣。诸如外感六淫的侵袭，内伤七情的干扰，以及饥饱劳逸的失度等，均可导致营卫失常而发病。然由于邪气性质、受邪轻重和邪伤部位以及个人体质等的不同，营卫失常的情况也有差异，或衰弱，或稽留，或行迟，或行速，或不相和谐，因而发生的病证也就千差万别。根据《黄帝内经》明文记载，粗略统计，营卫失常的病证，就有疟疾、霍乱、偏枯、痹证、疠风、伤寒、积聚、肠覃、膈证、失眠、嗜睡、目闭、多梦、关格、善忘、善欠、痈疽、胀证、腹满、气痛、肠鸣、胁肋支满、四肢厥逆、头重眩仆、寒热、少气、喘喝、烦心、密默、不语、肉苛、脱营、失精等数十种之多，同时各个病证的转归也不尽一样。在中医学里，邪气和正气是一对矛盾，也是对立统一的。正气失常就是邪气，邪气也随正气的留止而留止，随正气的出入而出入，所以《黄帝内经》和《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里每有“真邪相搏”或“邪正相搏”之语。《灵枢·小针解》所谓“在门者，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正阐明了这一点。根据正邪“对立统一”这一规律，在治疗营卫失常的各种病证中，分析邪正盛衰的实际情况，或驱逐邪气以和调营卫，或和调营卫以驱逐邪气，都是以达到邪去正复为目的。针刺治疗时，上文所提到的“迎随补泻法”，在运用时，就是要在分析邪正盛衰的基础上，采取“迎而夺之”或“随而济之”的针刺手法。《素问·气穴论篇》说：“肉之大会曰谷，肉之小会曰谿，肉分之间，谿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舍）大气。”《素问·五藏生成》说：“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三）名，少十二俞，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这说明了人身三百六十五腧穴，都是卫气运行不息过程中稍事停留之处，也是邪气常客住之处，对于人身所发生的病证，当根据其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腧穴进行针灸治疗，通营卫，除邪气。卫气理论在临床医疗中的运用《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卫气属阳，运行于人身藏府经脉之外固护人身而不休止者也。《素问·五藏生成》说：“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黄帝内经》一书记载的卫气在人身中有两种运行方式。其一是：与营气偕行而在十二经脉之外、肉分之间，每日寅时，从肺手太阴经脉起始，依次行至太阳手阳明经脉，至胃足阳明经脉，至脾足太阴经脉，至心手少阴经脉，至小肠手太阳经脉，至膀胱足太阳经脉，至肾足少阴经脉，至心包络手厥阴经脉，至三焦手少阳经脉，至胆足少阳经脉，至肝足厥阴经脉，再至肺手太阴经脉，于三百六十五穴与营交会后，按一定时间，沿一定方向，循一定次序，一日夜循环运行阴阳十二经脉五十周。
1.体现人身十二藏府的升降规律。
2.决定针刺治病的“迎随补泻法”。《灵枢·卫气行》说：“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灵枢·九针十二原》说：“逆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
3.风伤卫，不能与营气和谐，而为太阳中风表虚的“桂枝汤证”。
4.卫气不能循环运行于肌肤，致其不知寒热痛痒而顽痹不仁。《灵枢·刺节真邪》说：“卫气不行，则为不仁。”
卫气运行的另一种方式，为《灵枢·卫气行》所述：“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原作‘岁’，误，今改），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之间；别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颔脉，注足阳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次）指之间；其散者，从耳下手阳明，入大指（次指）之间，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循阴分上合于目，故为一周。”“阳尽于阴，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周……亦如阳行之二十五周，而复合于目。”卫气日行六阳经脉外间二十五周，夜行五藏外间二十五周，一日夜合为五十周于身。
1.卫气夜行阴分而目瞑入眠，日行阳分而卫外御邪，不受寒袭。
2.卫气不入于阴则目瞋而不眠，有因邪滞于内者，有因藏气不足者。（1）邪滞于内
①邪实内滞：《灵枢·邪客》：“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陷（满）；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愿闻其方。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此《灵枢·邪客》文，首出半夏汤以治失眠之证，揭示饮邪内滞而致卫气不能入阴，去其饮邪则目眠矣。后世多有宗其法者，《备急千金要方》之用“温胆汤”“千里流水汤”，《外台秘要》引《肘后》之用“半夏茯苓汤”等。
治例：
患者某男，40岁，湖北咸宁供销社干部。1967年6月就诊。
严重失眠已有数年，经常彻夜不能入寐，每晚必赖安眠药方能入睡。形容消瘦，心悸，胸闷短气，咳嗽，唾白色泡沫，脉结。此证乃水饮内结，阻遏卫阳，阳不交阴所致。治宜温阳祛饮，拟二陈汤合苓桂术甘汤加味：
茯苓15克，炒白术10克，桂枝10克，炙甘草10克，制半夏10克，陈皮10克，牡蛎15克（先煎）。
以水煎，日服2次。嘱停服其他安眠药。
第4天复诊，服上方1剂后，当晚停服安眠药即能入睡。连服3剂，感觉稍舒，要求加大药力，遂于原方以甘遂易甘草，拟方：
茯苓15克，炒白术10克，桂枝10克，制半夏10克，陈皮10克，牡蛎15克（先煎），甘遂1.6克（研末，分二次冲服）。
以水煎汁，冲服甘遂末，日2服。
按：《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说：“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水饮内结，阻遏胸阳则胸闷，滞碍息道则短气，水气凌心则心悸，饮邪犯肺则咳嗽唾白色泡沫。津液内聚为饮，无以充养肌肤，故形容消瘦。饮邪结聚于内，卫气行于阳不得入阴，以致无法成寐而失眠。方用白术、甘草、茯苓健脾行水，半夏、陈皮燥湿祛饮，桂枝温阳化饮，《金匮要略》所谓“温药和之”也。加牡蛎潜阳以交阴，故服药即能入睡。药服3剂又加大药力，原方中去甘草加甘遂末冲服，每服则大便泻水数次，使水饮从大便而去，故诸症皆退，脉之结象仍在，乃饮邪所结之窠囊未除，病将复发，后果然。
②瘀血内停：瘀血内停，卫气不得入内，独留于外而致不眠，宜活血化瘀，治用血府逐瘀汤。
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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