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言语传播学(新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宋昭勋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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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言语传播学(新版)试读：

前言

这是一本用言语传播方式传播非言语传播理论的书。

非言语传播概指言语（口语和文字）之外的一切表意传情的行为与方式。言语产生以前，非言语传播是人类传播的基本形式；言语产生后，言语传播成为人类传播的主要方式，非言语传播从而成为言语传播的有力助手。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人类都必须借助非言语手段才能准确、生动、形象地传播信息。毋庸置疑，非言语传播当属传播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和组成部分。

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对言语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忽视、轻视、冷落了极为重要的非言语传播研究，因此，对非言语传播的理论总结和研究就显得必要而又紧迫了。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非言语传播方式表意传情，人们不得不借用言语传播方式来传载非言语传播理论；但若硬要“言传”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无须言传的信息行为，就得冒言不及义、捉襟见肘之风险。在这两难选择面前，我戴上沉重的镣铐，蹒跚地舞蹈起来。

非言语传播包罗万象，无法面面俱到，更无法一一详述，但非言语传播学理论建构却要求尽量涵盖非言语传播全部外延，于是，对于各外延成分的表述便只能泛泛而谈，点到为止了。

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的结尾极为虔诚地说：“正是卡西尔——虽然他本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美学家——在其广博的、没有偏见的对符号形式的研究中，开凿出这座建筑的拱心石；至于我，则将要把这块拱心石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连接并支撑我们[1]迄今所曾建造的工程。”

在此，请允许我套用她这番肺腑之言：正是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虽然他们本人不一定认为自己是非言语传播学理论家——在其广博的、没有偏见的对各种非言语传播符号的研究中，开凿出了这座建筑的拱心石；至于我，只不过是力求将这些拱心石放到适当的位置上，以连接并支撑我们共同所要建造的非言语传播学工程。没有这些拱心石，恐怕再高明的作者或学富五车的理论家毕其一生之精力也不可能单独建构起非言语传播学的理论大厦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书又可以说是集体的研究成果和智慧结晶，我只不过作了些有益的集纳、归总工作罢了。

本书是在10年前拙著《非言语传播学概论》（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经增补、删减及结构调整而成。《非言语传播学概论》作为当时国内第一本非言语传播学著述出版后即承蒙多所新闻传播院系的厚爱，被指定为新闻传播学、广告等专业学科的必读或选读教材，令我倍感欣慰和鼓舞。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更深入地认识非言语传播这一极其丰富但又常常被忽略的领域。

本书付梓之际，再一次感到言语的局限！纵有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为本书的出版鼓与呼的人们深深的感激之情：

感谢陈力丹教授、魏永征教授、林之达教授等对本书再版的提议、鞭策！

感谢陈力丹教授百忙中为本书拨冗作序！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先生对书稿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妻子詹希曦长期以来的支持与理解！

感谢女儿夏然，她始终是我力量的源泉！

感谢所有关心过（着）我、帮助过（着）我、支持过（着）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你们的关爱与鼓励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宋昭勋谨识于香港北角宝马山2008年春[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7页。

第1章　绪论

传递信息、表达感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求。

言语是人类进行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唯一手段，人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衣装打扮、居所布置、时间选择、空间运用等非言语的行为和方式，同样起着传意表情的重要功用。

非言语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简称NVC）是指除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以外的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方式。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人类都必须借助非言语手段才能准确、生动、形象地传播信息。毋庸置疑，非言语传播当属传播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和组成部分，非言语传播学是传播学重要的分支学科。

第一节　非言语传播概述

人是能凭借各种符号进行信息传播的动物。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同步。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方式毫无疑义是非言语的。手势、面部表情、身姿动作、类语言、器物等手段是人类远古时期信息传播、情感沟通的主要方式。后来，随着发音机制的进化，人类在协作劳动过程中发展到了“彼此有[1]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语言才应运而生。由此可知：语言是循着一条从非言语传播方式朝着言语传播方式演进的道路发展的，而早期的非言语传播为有声语言的产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有声语言以及后来有声语言的符号——文字的产生，使人类传播手段从形象立体的非言语传播演进为独立抽象的言语传播，从此，人类彻底脱离了动物的信号传播樊篱，在反映事物的广度、深度、速度、准确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然而，语言的诞生并未宣判非言语传播的死刑，也没有使之衰竭、退化。恰恰相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非言语传播方式。最为明显的事例莫过于人类后来发展起来的、高度系统化的一些非言语传播手段，如聋哑人的手语、公路的路标、铁路的号志、海洋的旗语等，这些系统化的非言语传播工具，正是以语言材料（即分音节的有声语言）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手段，是特定语境中代替有声语言的重要交际工具，它们表达的仍然是语言，诚如文字是有声语言的符号一样，哑语、旗语、号志等也是有声语言的符号，是一种立体的、形象的符号。这些高度发达的非言语传播手段正是有声语言或书面语言非言语化的结果，没有这些分音节的语言，便不会有这些系统而有效的非言语传播工具。

人类以不断倍增的加速度从愚昧蛮荒的原始社会进入到现代文明的信息社会，人类信息传播手段同样以不断倍增的加速度从数万年前的牙牙学语、结绳记事的漫长过程迅速跨越了声音、文字、图像、传播互相壁垒的障碍，大步跨入了人机对话的信息化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想象和断定：信息社会必然产生众多更为高级、更为有效的非言语传播工具。

人类从来没有低估和轻视过语言的重要性。这种由人类喉头发出声音所组成的表意系统被公认为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诚如语言学家L·R·帕默尔（1936年）在《语言学概论》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2]是历史的宝库。”正因如此，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进行了历时与共时、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比之下，非言语传播的理论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虽然达尔文1872年便阐述了动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被一些学者誉为现代非言语传播之父，但对非言语传播真正系统的研究则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欧美一些学者在此领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和刊物，许多传播院系开设了非言语传播理论课程，为非言语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学者对非言语传播的理论研究可谓刚刚起步。虽然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在30年代就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明确地给态势语下了定义，分了小类，但毕竟只是零星的研究。近年来，一些欧美的非言语传播著作被译介过来，引起了传播学界、语言学界、心理学界等学者对这一被忽视领域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已开始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然而应该看到：多数文章仅涉及了非言语传播的应用价值，罗列了许多非言语现象，强调了非言语传播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讨，甚至连言语与语言、非言语传播定义与外延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远未达成共识。

一、言语与语言的区别

何为语言？“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3]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这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语言概念。

但是，事物的概念并非一旦形成便一成不变了。人类在不断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认识着自身。随着新兴边缘学科、交叉学科雨后春笋般涌现，过去许多概念便日渐显露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甚至错误。比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使人们重新审视历来被奉为经典的牛顿力学理论；信息论的产生，动摇了传统的物质概念的基础，信息堂堂正正成为物质的要素，物质构成成分便从过去物质、能量二要素变成了三要素。而今，表意学、传播学、符号学、信息学、言语学等各种边缘及交叉学科的兴起，又把重新定义语言概念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因为，“随着社会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绝非仅仅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汇）、物质外壳（语音）、结构规律（语法）这些要素，语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悄然发生了变化。同时，语言的重新定义必将有助于新兴学科的建构与发展，有利于人类更有效地挖掘、利用、开发新的表情传意手段，提高信息传播效果，推动人类进步。

追溯语言概念产生及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语言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和发展着。从最初语言就是有声语言到今日语言涵盖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语言外延的扩展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语言=有声语言

人在生活劳动中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4]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了。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证说，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

那么，这时的语言便仅是指音节分明的口头语言，它由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结合而成。如果声音不表达意义，充其量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自然音响，权且可视作一种物理现象，但不可能是语言；同样，意义若不依附声音，也就不成其为语义，人们得到的只能是一片模糊的感觉。产生之初的这种音义结合的语言无疑相当简陋，词汇相当贫乏，文法组织也相当原始。

2.语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沿着历史的小径，登上漫长的斜坡；在语言诞生的几十万年之后，竖立着另一个里程碑：文字。人类在学会把声音和它们所指的对象分离以后，又学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也分离开来，从而使它[5]们更易于携带。”

文字的发明，使口头语言得以记录下来，以便流传久远。按照符号学的观点，有声语言是一种符号，文字便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因而有“符号的符号”之谓。文字使得“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6]的理解都可以在完全不用语音的情况下进行”。比如书籍的写作，便是作者在纸上写下一些符号，读者看到这些符号，从视觉印象中解读作者的意思，没有了有声语言那种口耳授受的接触，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种做法也称为语言（linguistic）活动……虽然，从未要求[7]舌头（lingua）发过一个音”。这样，语言又扩展为声音语言（或口头语言）加上文字语言（或书面语言）。

3.语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

有声语言及其文字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那么，人们心与心的沟通非得靠这种语言不可吗？否！我们可能扮鬼脸、做手势、发怪声，就连聋哑人和婴儿也频频使用摇头、摆手、顿脚等装腔作势的动作传情表意。在我们谈话、演讲时，也时时用它们来作为辅助的标记。“故有时更加扩大范围，又往往连这种态势也算作语言，把它叫做‘态势语’。语言的更广义，又是含有声音语、文字语和‘态势语’这[8]三种”。

陈望道先生这里的“态势语”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体态语言”、“身体语言”。而英国美学家罗宾·科林伍德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表现某些情感的身体动作，只要它们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我们意识到控制它们时把它们设想为表现这些情感的方式，那它们就是语言。这里的‘语言’一词并不是指狭义的词源学上专门用来表示从我们发音器官活动的那种语言，而是……包括了与语言表现方式相同的任何器官的任何表现活动。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语言不过是情感的[9]身体表现，而这些情感受到意识即初级形式的思维的支配。”

按照科林伍德的观点：婴儿不受控制的自动哭叫不是语言，但为了唤起大人注意或对于受到冷落而表示不满的有意识哭叫，虽然仍不是音节清晰的言语，然而它却是语言。因为这哭声不再是婴儿自发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情表意手段，这样的哭叫便是语言。

如果说科林伍德的语言新论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那么，他关于有声语言和体态语言关系的论点对于我们非言语传播研究更具启迪作用：“归根到底，言语只是一种姿势体系，它的特点在于每个姿势都产生出一种有特征性的声音，从而使它既能通过眼睛又能透过耳朵加以领会。倾听一个人说话而不看着它，往往使我们认为言语本质上是一个声音体系；但事情并非如此，它本质上是使用双肺和喉咙、口腔[10]和鼻腔而形成的姿势体系。”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体态语只是言语的伴随和辅助语，而科氏却将言语看作是从属于体态语的一种形式。虽然，有声语言作为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在这种观点下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这种观点无疑给体态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是说：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语言就是分音节、有语义的声音组合这种定义只是狭义的语言定义；广义的语言不仅包括了狭义的语言，而且还将体态语、功能性发声这类副言语作为了自己的种概念。

4.语言=言语语言+非言语语言

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需要表达的感情也愈丰富，从而导致了语言表现系统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在发展和完善原有语言系统的同时，人们又创造出了更多的表意传情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些方式日臻完善、系统，起着与有声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等同等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时间艺术的音乐语言、空间艺术的绘画语言、雕塑语言、建筑语言还是舞台艺术的舞蹈语言、构成艺术的影视语言，均已发展成为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语言形式。特别又是在人类步入离开大众传播就不能生存和发展的信息社会之后，昔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变为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人对话”逐步而坚定地朝着“人—机对话”的方向演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非言语传播在电脑时代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大众传播时代，语言的外延又得到进一步扩展，因为，过去“对于‘语言’这一重要范畴的理解过于褊狭，仅仅局限于文字和部[11]分口语媒介，而实际上，这只是‘语言’的一小部分”。

的确，诚如科林伍德所言：“语言以它的绝对原始形态存在[12]着……为了适应理智的要求，它不得不受到深刻地修改。”今天，语言外延已被“深刻地修改”为：“语言可分为两大类：言语语言和非言语语言。我们所使用的、具有口头形式和笔头形式的语言，称作言语语言。我们所有的人都使用没有言语词汇的语言，即所谓非言语传通：使用没有词汇的具体行为。诸如面部表情、手势、行为举止、空间的运用和时间取向等。”[13]

换言之，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时空语言、音乐语言、建筑语言等一切旨在传情表意的传播体系都是语言。

在“语言=言语语言（即狭义的语言）+非言语语言”这一演进过程中，符号学理论、言语和语言学理论、传播学理论、艺术理论、表意学理论等多种新兴学科对语言外延的拓展都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而其中尤以符号学理论为甚。

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而人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14]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正因为人是运用符号表情达意的动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信息都由符号构成。口语是一种符号，文字是一种符号，服饰是一种符号，手势是一种符号，香味是一种符号，计算机程序是一种符号……即是说，人们不仅用言语符号表情传意，同时也用大量的非言语符号传播信息。然而，即使在运用言语符号交流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进行着非言语传播。正所谓：“我们用发声器官讲话，却用整个身体交谈。”对阿柏克隆比这句名言最好的诠释莫过于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的一段话了：“没有一个人只是说话。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了通过手势、姿势、服饰、发式、香味、口音、社会背景等这样的语言来完成信息传达……甚至当我们不再对别人说话时或别人不再对我们说话时，来自其他语言的信息也争先恐后地涌向我们：号角齐鸣、灯光闪烁、法律限制、广告宣传、香味或臭味、可口或令人厌恶的滋味，甚至连客体[15]的‘感受’也有系统地把某种有意义的东西传达给我们。”

根据符号学的理论：一切能够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符号系统都是语言，而传统的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的科学的一部分，符[16]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而符号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学的结果便是“‘扩展’了我们关于语言的概念，直到这一概念包含了非言语领域为止。事实上，这种‘扩展’恰好是符号学的伟大成就”[17]。因此，服饰语言、行为语言、气味语言、颜色语言、音乐语言、版面语言等非言语语言都被囊括在语言这一概念之内，不再是一些象征性的概念，不再是语言的借用，而是语言重要的外延成分了。

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语言内涵及外延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同时也追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先哲们的思维，跳出了狭义的“语言”定义范围，将语言重新定义为：能够表达人类思想感情、使受传者获得感知信息的一切符号系统，同时，我们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外延扩展了的语言试分类如下：

我国许多学者在译介或研究传播理论时，往往将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称为“语言传播”，将除此之外的一切信息传播称为“非语言传播”，这样的称谓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言语不等于语言。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某一社会全体成员使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言语则是指具体的个人语言行为；语言材料和规则是有限的，言语却是无限的。平时我们常说“鲁迅的语言”、“巴金的语言艺术”，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混用了，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准确的名称应是“鲁迅的言语”、“巴金的言语艺术”，因为，虽然鲁迅的言语不同于巴金的言语，但他们使用的语言却是一样的，即现代汉语。传播学要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概念应力求科学、准确，不应用日常口语来指代言语的内涵意义。

其次，非言语不等于非语言。现代扩展了的语言不再仅仅s把言语语言（口语和文字）作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外延，同时也将一切旨在传情表意的非言语语言划为了自己的种概念，因此，非言语是语言的一种，而非语言则不是语言了。同样，非言语传播属于语言传播，姿势语言、颜色语言、时空语言、服饰语言……的确是语言传播而不是非语言传播，因为，非语言传播是指人类社会之外的生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界的信息传播现象，已超出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

英语的言语传播是“verbal communication”，非言语传播是“nonverbal communication”。“verbal”基本词义有两个：文字的和口头的，倘若译作“语文”就十分贴切了，因为“语文”的“语”指口头语言，“文”则指文字语言，因此，“verbal communication”还可译为语文传播。然而，语文不等于语言，非语文同样也不等于非语言，所以，“nonverbal communication”应译为非言语（或非语文）传播，而不宜译为非语言传播。

有鉴于此，本书采用“非言语传播”的说法。

如果以外延扩展后的语言理论为指导，以是否使用言语为标准来给报纸、广播、电视这三大传媒的传播要素归类的话，报纸的文字语言、广播和电视的有声语言、电视屏幕上的文字语言当属大众传媒的言语语言，而除此之外的一切传播要素，诸如报纸版面语言及各类图片、广播节目设置、播出布局及各种音响、电视的版面编辑及电视画面甚至传播内容，从采写、取舍、修改到标题制作等等均属于非言语传播。

运用扩展了的语言理论对传播要素进行分类，首先从理论上明确奠定了非言语传播作为语言要素之一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有利于推动大众传播中历来被忽略了的非言语传播的研究；其次，该分类法全面涵盖了大众传播的媒介产品从生产到完成的全过程，既有利于总体上宏观把握大众传媒的方向和脉络，又有利于依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论观点将各种传播要素置于传播全过程，从微观上进行研究，从而准确揭示其规律。

实践意义表现为：能促使传媒从业人员在媒介产品制作过程中，充分利用非言语传播要素通消息、发议论；有利于克服报纸重文字语言、轻编辑语言从而导致版面杂乱无序的不良现象，并使编辑人员充分重视并发挥新闻照片、漫画、插图、图表等各种图片“一图胜千言”的功效，顺应现代报纸‘图文并茂’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克服电视解说员依靠‘有声有色’的言语去诠释单调、平板、毫无意蕴的电视画面之尴尬局面，使制片人积极用电视画面特有的语言说话，以收到“无声胜有声”之效；有利于广播播音员重视和掌握非言语传播中极为重要的副言语技巧，避免高八度播音换来低八度效果。[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9页。[2]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8页。[3]《辞海》，1979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2页。[5]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6]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4页。[7]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4页。[8]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9]罗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43页。[10]同上书，第250页。[11]汤书昆：《表意学原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12]罗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13]拉里·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2页。[1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15]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1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17]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0页。

二、非言语传播的定义

何为非言语传播？我们先来看看已有的一些定义。（注：这些定义汉语对应译名不甚统一：有译作“非言语交流”的、有译作“非语词传播”的、有译作“非语文传播”的等等。为了不致引起误解，我们将这些定义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一律改为“非言语传播”。）[1]（1）非言语传播是不说话的交流。（2）非言语传播，可看作无论如何人不用声音传播的情况。（3）非言语传播是某种某人做、他人也理解的含义之事。（4）非言语传播是对面部表情、触摸、时间、姿势、气味、眼神等等的研究。（5）非言语传播是有社会共知的含义，被有目的地或被理解为有目的地发出，被有意识地接收并有可能由接收人反馈的，除使用言词本身以外的人类属性或行为（伯贡，赛因）。（6）非言语传播是个人发出有可能在他人头脑中产生含义的非言语暗示的加工过程（马兰德罗，巴克）。（7）非言语传播就是一个人有意或无意地用面部表情、音调、气味、手势、身体接触、空间行为、服饰等渠道影响他人（阿盖尔）。（8）非言语传播是一种不见诸文字、没有人知道、但大家全都理解的精心设计的代码（爱德华·萨皮尔）。（9）非言语传播包括传播情境中除却言语刺激之外的一切由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刺激，这些刺激对于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具有潜在的信息价值（拉里·萨姆瓦）。（10）非言语传播是不以自然语言为工具和手段、而是以人的身体动作等多种非言语方式为信息载体发生的传播行为（范东生，张雅宾）。（11）凡是运用语言符号以外的所有传播行为都被称作非言语传播（李茂政）。（12）非言语传播指用手势、表情、姿势等传递思想感情，还包括讲话时运用非言语的腔调、语速等变化传意（《英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们以不同的方法（或是正确或是错误地）想象着非言语传播。心理学家的非言语传播研究方向，就不同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向；研究人际传播学者的观点，就不同于研究组织传播或大众传播学者的[2]观点。”上述林林总总的定义都从一定的角度和侧面对非言语传播进行了界定，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仍然没有一种能涵盖非言语传播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定义。

本书将非言语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定义为：

非言语传播是指赋予除言语行为（说话和书写）之外的一切社会行为及其语境因素以意义的过程。

下面就该定义中的词语逐一进行简要剖析：

传播是一种动态的信息过程，非言语传播亦同样如此，因此，非言语传播的属概念便理所当然是“过程”了；“除言语行为（说话与书写）之外”是对非言语（nonverbal）的释义，从而将它与言语传播行为区别开来；“赋予意义”揭示了传播质的规定性，从而将非言语传播（NVC）和非言语行为（nonverbal behavior，简称NVB）区分开来，并将后者排除在非言语传播范围之外。非言语行为指的是那些无意传递任何信息，同时也不被感觉为有意的行为，比如你今天走路的常态没有被同事理解为包含了任何信息。“社会行为”意为社会交往中人的行为，从而将动物、植物、自然界的非言语行为排除在定义之外了。“一切”用来修饰“社会行为和语境因素”，表明这里的传播是广义传播，而不是仅指那些有意识、有意向、有传受双方参与、有反馈的狭义传播。“语境因素”是指伴随传播行为的、携带着非言语信息的时空环境因素。“传播总是在一定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物质环境所[3]具有的象征作用，属于非言语传播的范畴。”这里的象征意义，即人们赋予传播行为发生时的时间、地点、环境布置等因素的意义。谈情说爱总被安排在花前月下，“花”和“月”这类环境因素便被赋予了幸福、祥和、宁静、浪漫之义；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这一特殊时间被赋予了思乡、怀旧、温情等特殊含义。同样，在国际交往的重大活动中也不乏利用精心选择、安排的语境来表达重要信息的事例。请看，美联社记者在报道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对布什下榻之处环境信息的解码：

他下榻在西子湖畔，一片葱翠的山脚下的一所僻静的别墅里，中国领导人有时住在这所别墅里。西湖对岸有12世纪的中国将领岳飞的坟墓。那里镌刻的一处碑文写着“还我河山”。这是中国目前对台湾的态度。

定义中“语境因素”与“社会行为”相并列，一是强调和突出时空环境因素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使人完整地领会传播体系的内涵及其外延，从而认识到：

完整的传播体系=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语境信息

完整的非言语传播体系=非言语行为+语境信息

过去，许多人误以为非言语传播就是行为语言，就是身态动作。这种将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的区别限定在身体动作上的做法本身就欠妥。因为言语传播（说话写字）同样涉及身体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非言语传播不仅仅指行为语言、身态语言，它还包括花卉语言、时间语言、界域语言、服饰语言等。该定义中的“社会行为”指行为语言（或体语、副言语），“语境因素”便是指时间语言、界域语言、花卉语言等一切与传播过程密不可分的非言语传播因素，从而全面涵盖和揭示了非言语传播的外延。[1]1—4种定义见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2]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3]拉里·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页。

三、非言语传播的分类

概念明确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概念的内涵必须明确，二是指概念的外延也必须明确。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所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可以用定义的方法予以界定；概念的外延便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可以用划分这一逻辑方法予以明确。

我们用定义法明确了非言语传播的内涵，现在要做的便是用划分的方法来明确概念的外延。首先，我们来透视一下现有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非言语传播划分法。（1）社会心理学家卡克·贝克（Beck，1977）非言语传播划分法[1]：

贝克这一非言语传播外延划分法在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引用，在目前所有的外延划分中，它有同一的划分标准，将三类最重要的非言语传播符号：动作、姿势、副言语全都包括在其中了，是较好的划分法之一。但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对身势语或人体语言外延的划分，因为它将人体语言之外的时间语言、距离语言、色彩语言、建筑语言、雕塑语言等排除在外了，是不完整的划分。[2]（2）日本学者田中春美等在《语言学漫步》一书中的划分法：

这种划分法指出了身势语和副言语的传播特征：身势语具有视觉特征，副言语具有听觉特征，但仍然未能包括时空环境因素，也没有包括音乐语言这样重要的非言语传播方式。（3）陆斯奇（Jurgan Ruesch）和基斯（Weldon Kees）的划分[3]法：

该划分法简单明了，特别是将物体语言（object language）单独划分出来，对于引起人们对物体所负载的非言语信息的重视有积极的作用，但像手势语这样的标记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有包容关系之嫌，同时，一些比较重要的事项，如副言语、时空语言等未被涵盖在内。（4）台湾学者李茂政在《人类传播行为大系通论》一书中的划

[4]分法：

该分类法表明作者意识到非言语传播种类的繁多，并作了涵盖所有外延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将音乐、图画这类高级非言语传播方式包括在内，同时提及了传播媒介中的非言语传播信息，尽管对此只有小小一段叙述，但至少表明作者认识到“媒介特性的研究也是非言[5]语传播研究的范畴”。

然而尽管该分类法所涵盖的外延子项比前面的划分法要全面得多，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而许多地方出现了包含关系，如触摸与身体动作；而且，体态语言学是关于身体动作等传播符号的理论知识，却与身体动作、副言语、触摸等并列在一起而成为非言语传播的子项更是不妥。

上面是一些学者对非言语传播外延的划分，另有一些学者对非言语符号进行了归类，共中较具代表性的、较为科学的划分是张国良主[6]编的《传播学原理》一书中对非言语符号的划分法：

上述对非言语符号的分类最具特色、也最具启迪意义的是把视觉符号进一步划分为具象符号和抽象符号两类。一般人所注意和重视的多为大量的、初级的传播符号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含义，而往往忽视了抽象符号这类高度概括、综合反映事物特征的文化沉淀所具有的语境制约信息。将视觉符号中的抽象符号划分出来与具象符号并列，无疑起到了凸显和强调抽象符号的非言语信息的作用。这样的划分法可谓与美国著名跨文化传播研究专家拉里·萨姆瓦对传播的分类有殊途同归之妙。萨氏认为：任何传播（当然包括非言语传播）都是在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物质环境（相当于具象符号）所具有的象征作用属于非言语传播的范畴，社会环境即是文化因素（相当于抽象符号），要真正理解传播，必须理解文化。

但是，上述对非言语符号的归类中有一点值得商榷的是将风雨声、雷声、波涛声、鸟啼虫鸣等自然声也归为非言语符号的范畴这一做法。因为，“符号是人类所独有的，只有人才能理解符号的意义”[7]。“符号为传播一定的信息而用，不用于传播目的的自然标志（动物[8]的踪迹、自然现象、人的某些动作）算不上符号”。当然，我们经常说：“云是雨的标志，烟是火的标志，但是，符号学不承认它们的[9]符号地位，因为多云的天并无意传播给我们一种信息。”对自然声的直接模拟，即将这些风声、雨声、鸟啼虫鸣运用于传播媒介中以传播信息、表达情感时，它们是非言语符号，但自然声本身并不能算成符号。

通过对非言语传播和非言语符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外延划分法的透视，我们至少获得了如下信息：

第一，这些学者为明确非言语传播概念作了有益的、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促进了非言语传播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丰富了非言语传播学的知识，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以极大的启迪。

第二，非言语传播外延划分目前可谓多种划分法并存，各家自有一套说法，但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科学的划分法。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非言语传播的系统理论研究可谓刚刚起步，迄今尚无一个较为成熟的非言语传播学科体系，加之理论研究成果缺乏交流，因而出现各执一端、各自为学的局面，以致分歧得不到弥合，研究成果零散。

第三，概念内涵理解不同，概念的外延也就不同；外延划分的标准不同，划分出来的种类也就不同。比如《传播学概论》一书附在前[10]面的名词介绍认为：非言语符号（nonverbal sign）是指语言、文字、图画以外的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感觉到的姿势、音容、笑貌、气味、颜色等概念的总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当然就把图画语言作为了言语传播符号从而排除在非言语传播外延划分之外了。

第四，有些研究者只倾向于分析、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非言语传播行为，因而没有或不能对非言语传播概念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有宏观、系统、全面、清晰的认识，故常常遗漏许多重要的非言语传播组成要素。例如，上述四种外延划分中，只有一种提及了传播媒体中的非言语传播因素。看来，多数人似乎认为非言语传播只存在于人际传播中，而忽略了对大众传播中非言语传播的研究。然而，事实却是：在当今大众传播时代，对媒体中的非言语信息研究不仅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还显得十分紧迫了。

下面，我根据本书对非言语传播概念所界定的内涵，对该概念的外延予以如下划分：

现将这一分类作一简要说明：

第一，传播学依据接受传播信息者的多寡，将传播分为广义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我们也同样将非言语传播分为人际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两大类。

第二，人际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根据接受者接受信息的方式，进一步分为视觉非言语传播和听觉非言语传播两种；视觉非言语传播根据传播方式再分为动态非言语传播和静态非言语传播；后两种传播方式根据含义的明晰度又可分为有确定含义的非言语传播（如舞蹈、仪式等动态非言语传播和建筑、雕塑、绘画等静态非言语传播）和无确定含义的非言语传播（如眨眼、脸红、抬手等动态非言语传播和服饰、时间、界域等静态非言语传播）；听觉非言语传播又可细分为副言语、音乐、音响三类，其中，副言语又可进一步分为声音造型元素（语气、语调、语速等）和功能性发声（如咳嗽、傻笑、叹息等）。

第三，大众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根据接受者接受信息的方式同样可分为视觉、听觉和视听（声像）复合非言语传播三类；视觉非言语传播根据传媒性质可再分为印刷传媒中的非言语传播和电子传媒中的非言语传播；印刷传媒中的视觉非言语传播有版面布局、新闻图片、标点符号，线条色彩等；电子传媒中的视觉非言语传播有构图、光效、色彩、景别、图表、节奏、空间等；大众传媒中的听觉非言语传播便是电子传媒中的副言语、音乐、音响了，这三种成分的进一步划分与人际传播中的听觉非言语传播相同。

当然，非言语传播研究范围极广，小自特殊而孤立的动作如打呵欠，大至有确定含义的音乐、舞蹈，单就身体动作而言，“有人已经提出，我们能够发出多达700000个不同的身体信号。因此，任何将[11]它们分类的企图都是令人失望和毫无成果的”。尽管“非言语传播的理论家与实践家已将数百物体、行为、声音特征、事件等加以详细[12]分类”，但仍免不了生出挂一漏万之憾意。本书对非言语传播外延的划分未敢奢求能涵盖所有的非言语传播种类，但力求避免遗漏掉非言语传播的主要类别。[1]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页。[2]田中春美等：《语言学漫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3]参见李茂政：《人类传播行为大系通论》，台北：美国教育出版社，第134—136页。[4]参见李茂政：《人类传播行为大系通论》，台北：美国教育出版社，第136—155页。[5]同上书，第154页。[6]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5页。[7]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8]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24页。[9]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24页。[10]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传播学名词介绍”，第3页。[11]拉里·萨姆瓦等：《跨文化传播》，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8页。[12]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第二节　非言语传播的研究意义

洛雷塔·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在《非言语交流》引论中举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来说明非言语传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达琳驱车来到湖滨商场购买婴儿服装，付款时，突然觉得肚子剧痛，便倚伏于柜台上。商场经理见状立即叫来救护车，救护车尖啸着急速驶达医院，医生护士迅速将她送进产房。半小时后，新生女婴的啼哭声从产房里传了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例子中非言语信息是如何使达琳和其他人相互作用的：达琳挺起的肚子、宽大的孕妇装表明她怀孕了；她倚伏在柜台上的痛苦表情使商场经理立即想到急救；救护车报警器的尖啸提醒司机们让路；而车速显示出情况的严重程度：慢速可能意味着一切有条不紊或病人已死，或车里没有病人，高速则表明有人正处于生死关头；到了医院，医务人员根据达琳的道德、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身体特征等非言语信息来决定怎样为她治疗：如果她左手无名指上没有婚戒（即便当今许多夫妇不愿戴婚戒），医务人员会认为她腹中的孩子十有八九是私生子，便会不客气地对她；衣着的质料、颜色、样式等表明她贫穷还是富有：富有的病人会被送到私立医院，享受特殊待遇；穷人则可能被送到公立医院；出生婴儿的身体状况也影响治疗方法。若达琳的宝宝身体健康，一切正常，就可能被送回到母亲身边；若婴儿体重过轻，算是早产或有些身体缺陷，就会受到“特护”。此外，达琳和她孩子的长相也会对医务人员产生影响，越有吸引力，就越会受到优待。

一、熟悉而陌生的领域

非言语传播可谓我们生活中形影不离的陌生伙伴，说它与我们形影不离，是说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说它陌生是人类对它的系统研究和了解刚刚开始，有许多现象和规律还未被人类认识。美国著名体态语研究者雷·伯德惠斯特尔估计：一个人平均每天只用10分钟讲话，平均每句话仅占2.5秒，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利用非言语手段向外[1]发出信息；而且，“在有两个人传播的局面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传送的。不完全清楚他是怎样计算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从人类传播中得到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来[2]自暗示的方式”。这里所说的“暗示的方式”指的就是非言语传播。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长期以来，我们对言语语言的研究极为重视，获得了关于这一传播手段系统而科学的理论知识。下面我们就运用成熟的言语传播理论去比较非言语传播的特点及规律，找出非言语传播与言语传播的主要同质性与异质点，以加深我们对非言语传播这一熟悉而陌生的领域的认知。

1.同质性

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均是人类表情传意的手段，都是信息传播的语码系统，同属于语言传播范畴。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一样，均使用符号传递信息。言语信息使用的符号是语词，如英语用“butter”来指代黄油这一食物；而非言语传播使用的符号则是除语词之外的一切表意符号，包括手势、面部表情、时间、界域等。比如，我们与所爱的人接吻，那个动作符号“吻”便代表我们内心的情感。言语的符号代表的是一种感觉、感受、思想、概念，而并非就是这一事物，因为，你总不能把“butter”（黄油）这个词涂在面包上。非言语传播符号同样如此，一颦一笑、一挥手一眨眼都是用来传达感情、思想和意图的。

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均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语境左右着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的含义。“我的眼中只有你，只有你我无法忘记。”这里的“你”是谁？在电视广告画面所营造的语境中，我们知道了谜底：×××矿泉水；然而在音乐电视中，“你”则是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妙龄佳丽。非言语传播更是如此。比如，某人举起手，这个符号可能表明他是足球场上的裁判、拍卖会上的竞标者、课堂上回答问题的学生……这一切含义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举手”这一非言语动态符号所处的语境。

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总是相伴而行，密不可分，共同承担着“全息化”的信息传播任务。言语（说话）本身就是一种人体动作，而言语的语速、语调、语气、语量等非言语因素又是言语重要的表意成分；进行言语交际时参与信息传播过程的绝不仅仅是说出来的话语，而且还包括说话人的手势、发式、服饰、表情以及说话的时间、地点等非言语成分。

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均可能具有多义性，如果不注意信息传播的特定语境，就很容易造成误解，引起歧义。请看下面短文：

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如果上面这个故事说明了言语符号多义性给信息沟通造成了障碍，引起了误解，那么，下面这个故事便很好地说明了非言语传播符号的多义性同样能导致解码上的极大差异：

一位巫师在愚弄几个农民，看见阿凡提走过来，便叫住他说：“阿凡提，我用手势向你说话，你能不能用手势回答我呀？”“当然能！”阿凡提爽快地答道。

于是，巫师伸出一个指头，阿凡提马上伸出两个指头；巫师又伸出五个指头，阿凡提立即伸出拳头，然后扬长而去。

巫师连连点头赞道：“回答得妙！回答得妙啊！”

农民们看得莫名其妙，问巫师：“你们用手势一问一答，到底是什么意思？”

巫师说：“我伸出一个指头，是问真主只有一个，对吗？阿凡提伸出两个指头，回答说真主不是一个，是两个，因为穆罕默德也代表真主；我伸出五个指头，是问他每天五次礼拜做不做，他伸出紧攥的拳头，表示他对做礼拜从不放松。这样看来，阿凡提不仅是学问满腹的人，而且还是位虔诚的教徒。”

后来，农民们见了阿凡提，问巫师说得对不对。阿凡提大笑道：“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伸出一个指头，是说要挖我一只眼睛，我伸出两个指头，表示要挖他两只眼睛；他伸出五个指头，是说要扇我一巴掌，我伸出拳头，是说要砸烂他的脑袋。”

2.异质点

言语传播有正式的语法规则，结构严谨，句子成分主、谓、宾、定、状的排列组合有规可循，不能错置。如汉语的“我很爱你！”不能说“爱我很你！”；然而，绝大多数非言语传播无正式的规则，也难以预见动作发生的先后次序。虽然最近有些非言语传播研究者兴致盎然地要寻求非言语传播行为中以前未曾注意到的行为类型，总结出身体动作的“语法结构”；但是，要想象言语系统那样用语法规则将非言语行为排列组合在一起，就没有明确的证据了（注意：这里不包括聋哑人的手语）。而且，同一非言语行为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啼哭可能是因为悲伤、疼痛，也可能是因为激动、高兴，甚至还可能是莫名其妙。

人生下来便具备了语言习得能力，但如果没有家长、老师教孩子念词、造句，给他讲解词义和文法，他是不会说“语言”的。因此，语言是在一生中稍晚的时候，通过接受系统的教育而习得的。相比之下，人生下来就具备了基本的非言语传播能力。比如，没有人教婴儿笑，但婴儿高兴时确实会用笑来表示满足。所以，非言语传播（除一些礼仪性行为举止外）大都是在生命之初即行开始，并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经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无意识中获得的，很少有人专门受过非言语传播技巧的教育。

言语传播由可以分离的单词、短语、句子组成，话说完了，文章读完了，传播过程也就随之结束。然而，非言语传播则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不断地进行着非言语传播：你一言不发地坐着，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你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也是在传递信息；你既不正襟危坐，也不来回踱步，同样还是在传播某种信息。因此，人们在一起可以不用言语交流，但却无法不用非言语进行信息传播。

言语传播受到一套严格的语言符号规则制约，而非言语传播则受到特定社会规范的制约，因而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非言语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同是握住拳头伸出大拇指，在中国表示“真棒”，在澳大利亚表示“操你的”，在美国表示搭便车。然而，非言语行为也部分地为不同文化、不同种族间的社会所通用，可以作为国际通用的语言。因此，许多人出国后虽然语言不通，但还是用手势、动作、表情等来传递了信息，达到了沟通的目的。

言语传播只通过一个通道实现信息接收。比如，通过听觉感受言语声音；通过视觉逐字逐句解读书面文字信息。非言语传播则通过多种通道同时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使人同时接收多种符号，产生多种感觉。比如，在我对宝贝女儿说“爸爸爱你”之后，我俯下身子，面带微笑，轻轻地搂住她，这样，在一瞬之间我就借助几种不同的非言语传播符号将对女儿的爱这一信息从几个通道同时传递给了她。

言语传播的使用、操作具有可控性，使言语传播符号所负载的信息有出现虚假的可能。比如，你去别人家做客，吃着并不合口味的菜肴，但嘴里却说：“很好，很好。”非言语传播所载荷的“情”则常常会“不自禁”地流露出来，可靠程度高于言语传播。比如，当人们说谎时，往往脸红心跳、眼神不安、躲避对方目光等。这些非言语传播符号很容易准确地暗示出人的本意。

非言语传播简单明了、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可谓“言简意赅”，但却逊于表达抽象的概念，越是抽象的事物，就越需依靠言语语言来表达。“尽管用图片比言词介绍希腊神殿或一个美丽的人是无可比拟的有效，但如果抽象地讲美丽的概念、谈到希腊神殿美在哪里、建筑者怎样想方设法把它造得美丽以及它用于什么目的，这时，语言的真[3]正有效性就变得更明显了。”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相比，则长于表意而逊于表情。大部分人都是用非言语的动作来显示他们强烈的感情的，如愤怒时紧握双拳、拍桌子打板凳，做出青面獠牙状。如果让他们用言语陈述如此愤怒的原因可能很容易，但要让他们用言语而不用动作将愤怒的情绪准确表达出来，恐怕就困难得多了。

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只有在传播过程中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方能构成“全息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取得最佳传播效果。[1]见范东生、张雅宾：《传播学原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2]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3]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76页。

二、广阔的应用前景

非言语传播在人类交际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无论是平民百姓每日的寒暄问候还是总统竞选演说，传播者都必然要使用非言语传播表情达意。非言语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

●诊断病情：中医看病的望诊、闻诊、切诊均是通过非言语途径对患者的病情予以诊断。

●医治病人：比如，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总是比常人笑得少、手势少、看得少，可以通过培训他们的非言语行为达到治疗目的。

●技能培训：教师、护士、医师、空姐、侦察员、记者等各行业从业人员，均需接受各自工种所应具备的非言语传播技巧训练，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如公安人员抓扒手“一看目，二看服，三看表现，四看动作”，无一不与嫌疑人的非言语行为有关；京剧演员的“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中，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同等重要；电视节日主持人作为电视台的代表，更应加强非言语传播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以增强节目主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跨文化交流：言语行为受到严格的语言符号规则的制约，非言语传播则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因此，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非言语行为便具有差异性。比如一手握拳、竖起拇指这个手势，在中国表示“真棒！”；在美国表示“搭便车”；在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表示“操你的！”；在德国表示数词“1”；在日本表示数词“5”。因此，外交人员、出国旅游和工作者以及与外国人士交流者均需了解和学习这些非言语传播行为，以消除误解，增进友谊，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

此外，非言语传播中的界域学知识被用于审讯犯人、测度谎言；触摸学知识被用于培养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在欧美兴起了触摸教育热；色彩的明暗被用于表达希望人们久留还是赶快离开的信息，如快餐厅选用明亮的灯光以加快顾客的周转，卡拉OK厅则选用昏暗的灯光挽留“潇洒走一回”的男男女女……

毋庸置疑，非言语传播研究成果具有极为巨大的社会价值。不仅如此，非言语传播及其研究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给语言化妆、定型

顾名思义，有声语言必然有“声”，“无声”便不成其为有声语言。但有声语言的“声”包含着极为重要、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非言语特性。

如果你从电视荧屏上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位牧羊人手握柴刀、横眉倒竖，逼近闯进羊圈吃掉他所有羊羔的狼，咬牙切齿地说：“你好哇！”你一定会感受出他话语中的愤怒。但如果你得到的全部信息只是一句“你好哇”，你准以为是一句问候语。“人家是劳模！”仅仅从这种书面语中你能正确解读出说话者要传达的信息吗？不能！但要是给该句配上声情并茂的语音、语调和面部表情，你不难分辨出它表达的是敬佩还是讽刺。

过去，我们对台湾同胞以严厉的高门儿大嗓进行广播，高八度的播音却只换来“低八度”的效果。1981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徐曼小姐艺术地运用非言语传播中的副言语，以娓娓动听的谈心方式、轻柔甜美的北京语音拨动了千万台胞的心弦。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瑞宾（Merabian，1967）总结出一个公式：

信息总效果=7%词语+38%语音+55%面部表情“当你认识到即使‘我恨你’这几个词也能使人听起来带有爱昵[1]的情意时，声音和面部表情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由此可见，非言语传播起着给口头语言多义性定位的重要作用，如果不借助非言语传播这根拐杖，口头语言将会因歧义泛起、误解丛生而寸步难行！

表演艺术家唐纪琛表演经验一席谈，可谓是对有声语言中这类非言语因素之功用的最佳阐释：“声音的四要素——音高、音色、音长、[2]音量的变化可以为人物语言化妆、造型，使语言更富有形象感。”

2.增强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

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中存在着众多的非言语传播因素。然而，无论是国外的相关论著还是国内学者的论文中，每每提及非言语传播似乎有一种定势思维，认为非言语传播存在于人们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于是，对“请不要说，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的眼睛语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面部表情语言、“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触摸语言、“有诸于内，形诸于外”的体态语言、“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的副言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间语言等等均有所涉猎，而大众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这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倩女则被冷落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了。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访美，《纽约时报》一方面显著报道访问活动，宣传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大幅刊登反华反共的言论和广告，以此来冲淡这次访问的影响。该报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来，它采用宣传上的“平衡”原则，旨在安抚对这次访问极为仇视的苏联，表明自己并非一边倒地倒向中国。而这一隐含信息是通过用心良苦的版面编排这一非言语传播形式暗示出来的。[3]

1984年2月10日，法新社驻莫斯科分社发了如下电讯：（法新社莫斯科2月10日电）莫斯科电台今天改变了其预定的节目，今天黎明时分开始广播古典音乐。观察家说，这一迹象可能表明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异常事件。

法新社记者“从轻音乐改庄严乐曲”这一非言语传播符号中隐隐感到克里姆林宫出了什么事。这一天晚些时候，苏联塔斯社果然宣布了安德罗波夫逝世的消息，证实了记者的预测。这说明诸如电台节目变动等等都隐含着一定信息。

3.替代特定语境中的有声语言或书面语言

非言语传播不仅能作为言语传播的拐杖，成为辅助语言、伴随语言，而且能直接作为言语的使者，独立传播思想感情，使受传者心领神会。这些非言语传播符号常常产生于不能使用或不满足于使用语言（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特定情景，有约定俗成的公认含义，通过刺激人的感觉器官从而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传播信息。

在呐喊声震耳欲聋的万人体育馆这种特定语境中，裁判员不可能通过表达信息的有声语言，只能使用代表种种信息的手势符号作为交际工具。

在国际机场，常常可见到许多用国际社会公认的图形符号（非言语符号）制成的标志，例如：刀叉和茶杯的标志表明这里是餐厅，电话的标志表明这里是电话间等。在国际交往增多、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这些代替言语的非言语传播符号极大地便利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旅客。

聋哑人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被称作哑语的手势语，这种非言语符号能表达众多具象和抽象概念，其中的许多词汇是国际化的，因为它们代表的实物或动作是各民族共通的。哑语是非言语传播的高级形式。

路标（公路）、号志（铁路）、旗语和灯语（海洋）等等均是以非言语符号传播信息的媒介。

4.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语产生以前，非言语传播是人类传播的基本形式；言语产生后，言语传播成为人类传播的主要方式，非言语传播从而成为言语传播的有力助手。非言语传播不可能替代言语传播，言语传播也永远替代不了非言语传播。两者密切协作，共同传递信息和表达感情，成为人类传播的两大手段。

纵观传播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人类都必须借助非言语传播手段才能准确、生动、形象地传播信息、表达感情。倘若没有非言语传播，人类便会变成只有说话功能的机器人，这个世界将变得死寂沉闷，毫无色彩。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对言语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忽视、轻视、冷落了运载信息的另一种极为重要的语言——非言语传播，导致了传播学的两条腿——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一粗一细、一长一短的严重后果。如果不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的话，将来整个传播学将有跛足、甚至偏瘫的危险！因此，对非言语传播的研究就显得必要而又紧迫了。[1]转引自汤书昆：《表意学原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2]转引自徐文武：《音响美学初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3]转引自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第2章　非言语传播简史

人类历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实际上是人类的传播历史。

回过头去追寻人类所走过的漫长传播旅程，我们发现：

人类非言语传播历史远远长于言语传播历史！

非言语传播不仅是人类原始的信息传播形态，而且还同时存在于人们的言语活动之中，因为言与行总是相伴而生，实难加以分离；非言语传播从意随境迁的低级传播形态朝着有确定含义的高级形态发展演进着，而且在“人—机对话”的当今信息时代，更科学、更高级、更有效的众多非言语语言将会应运而生。追溯人类非言语传播历史，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人类非言语传播的特征和规律，拓展更高层次的非言语传播手段，更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

第一节　人类非言语传播形态的演进

上溯700万年，人类开始出现。

上溯10万年，有声语言诞生。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信息传播。“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2]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

那么，语言（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产生之前的数百万年间，人类借用什么信息传播方式来表情达意呢？答案显然只能是：非言语传播！

摩尔根（Morgan，1877）在《古代社会》中指出：人类“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势或手势表达语意而[3]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言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类非言语传播历史远远长于言语传播历史。

一、原始传播形态——非言语传播

人类在创造自己特有的符号——有声语言之前，使用的是与其他动物相类似的符号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这些原始传播符号按信息接受的通道来划分，可分为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两类。

视觉符号，即通过视觉通道而感知和解读出信息的非言语传播符号，包括：

●手势：手是原始人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手势则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

●面部表情：人的直立姿势使面部更易被对方注意，面部负载信息、表达情感的能力随着人类进化而不断增强。

●动作：动作与人类心理和生理活动密切相关，表达的信息和传递的情感直接而又丰富。如孩子遇到危险时会紧紧搂住大人，传达出“我怕！”的信息。

●物体：用自然界某种矿物、植物等来表达某种意义。比如在衣服上插上某种花卉以表达某种情感或意向。

如果说花卉、彩石是自然物质符号的话，那么火便是人工符号了。人类获得了钻木取火的经验之后，逐渐认识到：火不仅可以取暖、驱兽、烧烤肉食，而且还能用来传播某种信息。这种人工符号较之自然物体符号更具意义，因为它能超越人体交往方式的有限距离，传递某种约定的信息。

听觉符号，即在音节分明的有声语言产生前，人类也能从口腔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呼朋引伴、吸引异性、发出警告等。这些听觉符号又可细分为：

●原发性声音：如哀鸣、哭叫、笑声等，表达的是特定情景下的情感。

●模拟性声音：如发出类似某种动物的声音来传递某种信息或通过敲击木头、石块等物体而发出的声音来表达某种意义。[1]此说见明安香：《试论传播是生产力》，载《传播·社会·发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2]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3]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二、语言与非言语传播

有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次革命，它不仅使人类能表达事与物丰富而又复杂的信息，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思维的发展。

有声语言的产生并没有使非言语传播衰退、消亡，反而促进了它的改进和发展。因为，有声语言所形成的口头传播方式难以做到无远弗届，人类便利用某些信号或实物来延伸自己的耳目功能，这时，这些信号或实物便逐渐发展成为以音节分明的语言材料为基础的非言语传播方式。

比如，“火”作为信号，逐渐被赋予了固定的意义，演变成为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夜里点的火叫烽，白天放的烟叫燧，是传递战争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

烽燧用于示警，旗鼓则用于指挥进退。孙子兵法中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这便说明了为什么在战场上不用口令而要用旗鼓这样的非言语传播方式的原因。

三、文字与非言语传播

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凭借口舌将历史事件代代相传。然而，口语转瞬即逝，不易贮存，又容易因辗转传递而使信息失真、失实，因此，聪明的人类便逐渐利用一些器物和岩画等非言语手段来记录历史。口语是可以行之久远的声音语言，器物和岩画则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形象语言。在从有声语言到正式文字这漫漫岁月间，这些具有特殊功能的非言语传播媒介起着记录口语、传承文化的功能，同时还是早期文字的催化剂和助产士。

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叙述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结绳记事便成为以符号载体为信息传播方式使有声语言和文化得以传承后世的开端，闪露出人类文明的曙光。

器物指工具和其他物质成果，在文字发明前是同有声语言同等重要的传播媒介。较之口语，器物不受时空限制，不说话也能行远贮存，既可以横向传播，从一个群体流入另一群体，供他人欣赏、仿制，也可以纵向传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器物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渗透着人类群体的创造力和世界观，荷载着人类当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信息。今日的考古学家有可能无法知晓当时的语言，但透过器物这些传播媒介便能解读出当时社会的文化信息，依据其外部特征可以划分不同的文化区域、传播线路等。

然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笨重的实物带在身边以替代口语表达意义，更不用说靠它们来确切地表达爱情、荣誉、服从等抽象概念了。于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物的物质性逐渐消失，实物的信息价值越来越高于实物本身的价值。无论是远古时代记事所结的绳，还是今日情侣们互赠的礼物，都体现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这样的理念。

人们普遍认为，非言语传播的重要形式——图画是文字的真正起源。在没有文字的数千年里，原始人在洞穴的石壁上、在工具和饰物上都留下了大量的图案。今天，人们可以在欧洲的石窟、撒哈拉沙漠、澳洲的土人部落、中国古遗址中发现许多叙事的图画。从结绳记事到图画记事，人类又向现代文明迈出了一大步。

埃及和欧洲克里特岛的象形文字、苏米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契性文字大都是图画，而中国的文字更富代表性，从“象形”、“指事”，到“形声”、“会意”再到“转注”、“假借”，“象形”居六书之首。尽管由于文字的简化，我们难以从今天的文字推知古代文字的图形，但我们可以断定，“文字就是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上对图形的抽象之中形成

[1]的”。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它彻底改变了口传信息的不稳定性，不断改正着以前口传信息的不准确性，使人类步入了有文献记录的时代。[1]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四、传播科技与非言语传播

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仅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质量，还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表情传意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网络语言，其中又以大量非言语的表情符号为其特征。

网络传播刚开始时以文字交流为主，缺乏面对面人际交流中的很多线索，比如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肢体语言、语音语调、两人间距等。于是，网民们便创造了很多表情符号来生动呈现和描摹日常面对面交际中的音容笑貌等非言语信息：各种数字和字母等组合而成的表情符号、ASCⅡ字符创造的艺术图形、更加直观形象的卡通人物、摹拟日常口语的电子副言语、显示个性和表现自我的虚拟形象、与对方共时分享的优美的音画场景……

现代无线遥控与虚拟实境技术的结合已经能将远程的真实情境传送回近端使用者，让网友们不仅能与对方即时文字交流，还能通过音频、视像技术与对方进行“面对面”似的互动，远程临场（telepresence）使“远在天边”的网友有如“近在眼前”般的真切。

我们可以说，现代网络科技正不断地压缩着交际双方的时间与空间距离，不断地弥补着网络传播中看不到对方表情、姿态、动作等非言语信息的缺失，不断地创造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直观形象的非言语表情符号系统，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用言行事”，不断地将虚幻变成现实，开启了与现实生活并行的第二种人生！

第二节　言语中的非言语传播

语言这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可以被自由地装配成表情达意的言语，灵活运用于各种社交场合，是人类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但是，据非言语传播学专家伯德惠斯特尔估计：我们每天大约用[1]10分钟讲话，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利用非言语手段向外发出信息。所以，“传播不是全部（甚至大部分不是）通过言词进行的。一个姿势、一种面部表情、声调类型、响亮程度、一个强调语气、一次接吻、把手搭在肩上、理发或不理发、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牌，这一切都携带[2]着信息”。

正如阿伯克隆比的名言所说：我们用发声器官讲话，却用整个身体交谈。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了手势、姿势、服饰、发式、口音、香味等非言语传播信息。言语不能单独构成交际体系，只有与非言语传播方式相结合并配以相应的语言交际环境才能形成完整的交际体系，在这种结合中，非言语传播往往起着为言语多义性定位的重要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语言所传达的意识大多是经过理性加工后表达出来的言语，往往不能率直地表露出一个人的真正意向，即是说，说出来的言语并不等于存在于心中的语言。因为，要了解说话人的深层心理，即无意识领域，单凭语言是不可靠的。然而，人的行为举止比理性更能表现人的“情感和欲望”，所以，只有既“察言”又“观行”，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特定语境下的言语传播信息。

一、察“言”外之意

语调是一个句子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变化，起着区分意义、表现细微感情等作用。

例如，“这是他写的”这简单的一句话，用高兴的语调，意为“真不错！”用惊讶的语调，意为“真没想到！”；用怀疑的语调，意为“可能吗？”；用愤怒的语调，意为“真不像话！”；用冷漠的语调，意为“关我什么事。”；用轻蔑的语调，意为“算个啥！”。所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便是要人们注意言语中的语调所隐含的信息。

我们跟小孩说话可以“亲切”一些，对不顺从的下属说话可以“严厉”一些，这些言语中的语调、语气、轻重等非言语因素既能调节整个交际关系，又能表明传播者对受传者的感情、态度，远远地超出了言语的字面意义。

停顿是言语中短暂的间歇，分为两种：一种是语法需要的正常停顿，不属非言语信息传播；另一种是在言语中通常不需要甚至不允许停顿的地方稍作停顿，以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这种停顿便是非言语传播方式。比如“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上面讲的停顿是单个句子的停顿，在一段讲话中时间稍长的停顿仍可分为两种：沉默的停顿和填充的停顿。沉默的停顿是指停顿期间无任何功能性发声，而填充的停顿是指停顿期间伴有“嗯”、“呃”、[3]“哦”等语气词。

一般而言，当讲话涉及的主题十分困难时，停顿的时间就会延长。这种沉默的停顿实际上代表“思考的时间”，目的在于组织随后的言[4]辞。

实验人员曾进行过一种实验，用明亮的灯光来“惩罚”那些停顿[5]的人，结果发现：停顿减少了，然而，言语重复的次数增加了。

使用填充停顿的人常常被认为是紧张、烦躁或不诚实，而使用沉[6]默停顿的人则被认为愤怒、焦虑或轻蔑。

因此，要正确领会传播者的言语信息，除了听清楚对方所使用的词语之外，还应重视对方说出这些词语的语气、语调、停顿、轻重等非言语因素的情感表现功能。[1]参见范东生、张雅宾：《传播学原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2]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3]Argyle，M.（1988），Bodily Communication，Methuen＆Co.Ltd.，p.106.[4]Argyle，M.（1988），Bodily Communication，Methuen＆Co.Ltd.，p.106.[5]Argyle，M.（1988），Bodily Communication，Methuen＆Co.Ltd.，p.106.[6]同上书，第108页。

二、观伴言之“行”

对方讲话时，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否则，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可能就是失真的或扭曲的。这里的“言”便指言语传播，“行”便是指身势行为和服饰、化妆品等的使用行为之类的非言语传播了。

言总是与行相伴而生，难以严格加以分离。人们一边说“我错了”，一边垂着头；一边高喊“胜利啦！”，一边又蹦又跳；一边骂对方“畜生！”，一边挥臂扬拳；一边说“欢迎、欢迎！”，一边微笑。这些非言语行为起着补充或强调言语信息的作用。

孩子语文、算术得了双百分，母亲搂住他说：“我真为你骄傲，我的宝贝。”这时的搂抱便是为了补充和增强她的言语信息。

同样，要有人在街上向我们问路，我们可能详细地用言语告诉他该怎么走，但总会情不自禁地做出指示的动作。这种指示动作几乎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适性。

在讲演中，演讲者时而挥起手臂、时而提高嗓门，目的便是强调、突出、指示言语中的重点。有人曾做了一个实验：不允许讲演者使用手势。结果发现，讲演中就出现了更多的停顿，使用了更多描述空间范围、形状大小之类的词汇，这便削弱了言语信息的形象性、丰富性、表现力和感染力。

也许言语中的非言语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打电话的人做着手势、流露出丰富的面部表情这种情况，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春秋时期孔夫子就说：“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可谓是对非言语传播行为对言语信息补充、强调功能的最佳阐释。

然而，非言语传播行为不仅有着补充、辅助、强调言语信息的功能，而且还有着否定言语信息的作用。

有人给领导送礼，请求领导在某件事情上关照、关照，领导嘴里说“不要、不要”，但手却伸过来接了。送礼者从领导的行为中知道他只是假意推辞，心里不免有了几分踏实。

在交谈过程中，对方对你说：“说吧，我很感兴趣。”但却不停地打哈欠。这时，你知道了：他对你的话根本就兴趣不大。

当人们说谎时，往往会脸红，眼神不安，躲避对方目光等。正是这些非言语传播符号暴露了其言语信息的虚假性。

当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相互矛盾时，我们总是宁愿相信非言语信息所传播的信息，而不太相信言语信息。这时，非言语传播起着否定言语信息的作用。

其实，人类有文字记载的世界上第一位察言观行的奇人，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宫廷的工匠东郭牙。

有一天，齐桓公与管仲在宫内一座亭台上密谋策划攻打莒国的事，他俩谋划尚未结束，作战方案尚未确定，消息竟不胫而走。桓公和管仲甚为惊讶。谋划时，分明只有他俩在场，没有第三人听见，外人怎么可能知道呢？管仲凭直觉感到：齐国一定有善于察言观行的绝顶高人。经管仲这么一提醒，齐桓公突然想起来，在他们谋划时，有个在宫中服役的人总向他们张望。一查此人是工匠东郭牙，于是就把他叫了过来。

管仲问他：“你就是那位传播要攻打莒国消息的人吗？”东郭牙答道：“是的。”管仲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天，我望见您在台上说话时，怒气颇盛，双手时而挥动，时而叉腰，我想你可能在谋划用兵打仗了；我还看到您嘴张开撅起，没有闭上，我想你这可能是说‘莒’字；我同时还看到您举起手臂朝一个地方指点，那个地方该是莒国。现在诸侯中不肯归顺齐国的，不就只剩下莒国了吗？所以我就传播了攻打莒国的消息。”

听完之后，管仲不禁在内心惊呼：东郭牙真是神了！

看来，通过体语观察人心的技巧的掌握和运用，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大大超过西方人了，而现在，非言语传播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在西方之后。许多人除了联想到具有迷信色彩的相面术、相骨术之外，对身势语、副言语、界域学等非言语传播概念极为陌生，更谈不上以非言语传播理论为指导、自觉而充分地进行非言语信息的传播和接收了。

第三节　有确定含义的非言语传播

非言语传播不仅能作为言语传播的“拐杖”，辅助、补充、加强言语信息，而且能直接作为言语的使者，独立地传播思想感情，使传受双方心领神会。

这些不需要借用言语行为、本身就有确切含义所指、能独立表情达意的非言语传播分为三类：一是以言语材料为基础的独立表意符号系统；二是以自然符号为基础的艺术形态系统；三是以民俗文化为基础的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

一、独立表意符号

在某些特定的信息传播语境下，言语的表达、祈使、表惑功能会受到很大限制。比如：客观环境噪音过大，无书写条件或无电子传声设备，不利于言语交流；因患失音症、失语症、神经错乱或者有口吃、聋哑等生理缺陷，不能借助口语形式表意；口语不便表达书面语言的黑体字、斜体字、引号、省略号、同音异义词等因素；传受双方语言不通或语言水平相差悬殊等。这时，人类便另辟蹊径，开发出一些非言语传播符号系统来替代言语，使其具有独立的表情达意功能，起到和言语同等准确、高效的信息传播作用。

1.密码姿势符号

密码符号是一种人为设计和编排的表意姿势系统，所有的姿势相互联结，就像有声语言中的字母和词一样，如果失去其他单位的动作作为参照，单独的一个动作便没有意义。这些姿势以复杂的系统方式相互关联，构成一种真正的语言。

密码符号系统最典型的例子是聋哑人的手语，如汉语手指字母图（图2-1）。图2-1

手臂信号的旗语、灯语、赛马场上的专用手语便属于此类密码符号。这些姿势语言需专门学习方能掌握。

有些语言学者认为，言语产生前，人类有一套系统的表情传意的工具——手势语，这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只是由于手势语不能有效地表达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才发展到分音节的有声语言。

这种观点显然根据不足。诚然，言语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确曾用手势和其他方式进行信息传播，但断言在有声语言之前必然存在一种较发达的手势语阶段则不能令人信服。迄今世界上也还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手势语阶段的存在。

现代社会中的密码姿势符号系统，实质上恰恰是言语语言存在的反映，因为它是以言语材料为基础由人工编制的一套独立表意系统，只能存在于有声语言之后而不会在有声语言之前。比如聋哑人的手语，它表达的仍是语言，正如同文字是有声语言的符号一样，手语也是有声语言或书面语言的符号。

像聋哑人手语这样高度系统化的非言语表意系统，应该说是言语立体的、动态的符号表现，它们证明了人类视觉传播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语言手段的发展。

2.技术姿势符号

技术姿势是在无法用言语交流或即使讲话别人也无法听清的情况下，由少数专业人员制定并在其特殊活动范围内使用的非言语传播方式。

潜水员在水下无法通话，只能用动作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况，如寒冷、痉挛、疲劳等。当你发生痉挛时，只要有节奏地握紧、放开自己的一只手，同伴就会过来帮助你。

电视屏幕上的播音员，在演播室内面对的是一位导播。导播通过简单的视觉姿势控制播音员的活动。比如，要使播音员作好准备，他便将一只前臂举起并保持垂直；要使播音员马上停止讲话，他就迅速做出卡自己脖子的动作。这些技术姿势是在早期电视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被广泛采用，但这并不排斥电视台自己编制一套专用的技术姿势符号。

德斯蒙德·莫里斯曾举例说明，一个非专业人员由于不会做技术姿势而引起的不幸事件。几个度假者泛舟海上，不巧船沉了，他们奋力游到了一块小小的礁石上。他们又冷又怕，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远处出现了一只小渔船，当渔船驶到礁石附近时，他们拼命朝它挥手，但是，只见那船上的人也向他们挥手，船却驶过了礁石，在远处消失了。如果度假者中有人曾在海上工作过，他们就会知道，在海上挥手仅仅表示问候，表示遇难，则应该垂直上下摇动两条手臂，这才是海上遇险时表示“救命”的特定动作。

与密码姿势不同的是，技术姿势的每一个姿势却可以独立于其他姿势之外而单独存在，不必像密码姿势符号那样必须有其他单位的动作作为参照才能表达特定的含义。

3.数码语言符号

数字和代码是相近又相异的两种人工语言，用以标识感情色彩极弱的意念和思想。这些数码是人类综合了无数形象具体的感受过程的共性、摒弃个性化的表现特征、抽象出来表示时空序列概念的特殊语言。

提及数字，人们一定会想到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今天，它们已经组合成数的海洋，几乎能说明一切22“序列”。“19××年”这样的计年系统说明了时间的序列；km，m这样的计数系统说明了空间的序列……

如果没有这一套简明高效的数字，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又会是怎样的呢？

宋末元初的中国古代数学可谓登峰造极，无论是秦九韶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还是朱元杰的“四元术”，都比欧洲同类成果早出半个世纪。这些惊人的成绩不仅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辉煌的篇章，同时也是中世纪数学史上最丰富多彩的一页。但就在此时，数学的发展戛然而止，到明朝时几乎成为绝学，原因是我国自殷商时代直至元朝一直采用一种“经一寸、长六寸”的竹片进行运算，无法解高次方程。数学想要发展，必须要突破这种筹算的限制，向科学、简便的符号代数转化。尽管13世纪阿拉伯数字就已传入中国，但遗憾的是，直至清[1]末才在我国逐渐被采用。

以前欧洲人使用罗马字母进行演算，遇到分数简直寸步难行，但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后，代数学迅猛兴起。美国数学家克莱因在谈到[2]欧洲数学发展时说，“代数的进步是引进了较好的符号体系”，而且“这一步才使代数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再来看看代码。+、-、×、÷、=是数学中的代码；$（美元）、￡（英镑）、（日元）是国际流通货币的代码；H（氢）、O（氧）、He（氦）、Au（金）是化学元素的代码，？、！、——、……是标点符号。

文章中使用数码语言会使文辞形貌发生变化，从而引人注目，起到一般文字不能起到的表达效果。例如鲁迅在《伪自由书·中国人的生活圈》一文中讽刺国民党时写道：“……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要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0’。”

用这个“0”很有意思，显得很含蓄、幽默；如果用“零”或其他什么词语，那就显得平淡无味了。

又如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一文中，鲁迅批评“才子流氓”小说时写道：“才子+流氓小说，但也渐渐地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这段话里的“+”、“=”都是数学代码，用“+”、“=”而不用“加”、“等于”就更加引人注意，别具特色。

数码语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定位的约束，成为了世界通用符号，不同语言的民族都能轻易而准确地懂得数码的意思，无须任何中转媒介的翻译，如、[（3+2）-5]=0等。这些数码语言主要承载人类表意传播中特定的部分，在学术领域、技术领域光彩照人，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支柱。可以肯定，没有数码系统的象征表意，整个现代文明恐怕是达不到如此精确严密的水准的。

在“人—机对话”的当今信息时代，人工设计的数码语言越来越多地代替言语符号，成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人类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比如，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中笑的表情就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最普通的笑脸，：-D张嘴大笑，：-＞邪恶戏谑的笑……

我们只需把符号右转90度即可领略其中的“眉目传情”。后来又有了不用转头就可以看的“垂直式”表情符号：（＾o＾）大笑，（＾-＾）微笑，（＾-＾）v和平或者胜利……

比这种符号更复杂、更抽象的新兴“国际语言”将会被越来越多的、有着不同语言背景的人接受。

数码语言可谓是言语语言的进一步理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情感的枯竭，而正好是情感逐渐清晰和特殊化的体现。正如罗宾·科林伍德所说：“我们并不是离开情感世界而进入了一个枯燥的理性世[3]界之中，而是获得了新的情感和表现它们的新的手段。”

4.通用标识符号

标识，是图形和象征图画组成的“说明”符号，图形中包含的信息让人一看便能领会所指和被指的关系，既省时又简明。现在，标识符号受到各国普遍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社会活动中，并逐渐成为国际化、标准化、系统化的完整体系。

过去的社会里，多数人为文盲。一些店铺便以形象化的标志表明自己出售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项目。如今，尽管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但即使不是文盲的人到了另一个国度而又不懂别人的语言，仍然如同文盲。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图形符号标志便应运而生，成为克服言语和文字障碍的有效方法。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贸易、旅游等事业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也随之日益频繁起来。为了克服语言和文字的隔阂所造成的思想交流的困难，世界各国都在设计为公众普遍接受的信息标识。

欧洲国家使用形象化符号标志较早，对普及标志系统影响较大，随后被日本、美国相继采用并有所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项技术措施。在国际机场这类对外交往的主场所，图形标志起着维持交通秩序、方便旅客行动和去向的作用。旅客们只要按照标志牌就能找到电话间、餐厅、小卖部、行李房、急救站等。

醒目的标志牌还被赋予更多的美感，起着美化人类生存环境的作用。

非言语标识符号也是现代快节奏社会需要的产物。从前，在某些道路和建筑物旁常竖着一块石碑，上书“文武官员，到此下马”。今天，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不可能随时停下来慢慢阅读这种石碑上的指示性文字。于是，人们便在路边竖起一块木牌，用黄色或红色画一道横杠——这便是现代通用的禁止通行的标识符号。这样，高速行驶中的驾驶员老远就能认出这个标识，并遵令行事。

下图是美国交通部施行的34个图形标识（图2-2），这是目前影响最大、比较完整的公共设施标志系统。图2-2

另一类受人欢迎的通用图形标识是奥运会的各项体育运动项目标志。在现实世界仍缺乏一种统一的语言的前提下，这种标识语言行之有效。图2-3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体育运动标志（图2-3）。

总之，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当言语和文字不能发挥交际作用时，它们便常常被另一套非言语图形符号或象征性图形标志所代替。这便是越来越多的通用标识符号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原因。图2-3　第29届北京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图标[1]参见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287页。[2]《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第290、301页。[3]罗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二、艺术形态符号

语言艺术大师布宁曾说：“……一切都可以用语言描绘，但是仍然存在着令最伟大的诗人也无法逾越的界限，永远有‘不能用语言表[1]达’的东西。”

因此，人类绝不会满足于把言语语言作为自己唯一的传情表意的工具，而要凭借言语之外的手段言“语言所不能言”。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一些非言语方式逐渐走向高级化、系统化、程式化，从而演化成人类最灿烂的文明成果——艺术。[2]

我们先看一看18世纪后半期德国美学中常用的分类形式：

如果说诗和雄辩术是运用人为符号——言词的科学，不在我们非言语传播研究范围之内的话，那么，运用自然符号的艺术，如听觉艺术的音乐、视觉艺术的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便是不凭借言词的传播方式，这些非言语传播高级形式传情表意的特征将是我们本小节审视的重点（电影和电视也堂堂正正地步入了艺术的殿堂，但对影视艺术的阐释将放到后面的“电子媒体的非言语传播”有关章节之中，故不在本节涵盖范围之内）。

1.舞蹈——人体动作的艺术

舞蹈是用人的身体作为表现工具、以人体动作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组织成一种“无声的语言”以表达情感的非言语传播方式。

从我们今天对舞蹈艺术透彻的理解角度观察，中国两千年前《毛诗序》中所讲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约只能算作初级的“抒情方式”，只是一种有感而发的状态，而今，舞蹈发展起来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舞蹈可以弘扬神的意志、表达对神的敬畏；对于热恋的情人来说，舞蹈可以倾吐心中的热望，换取对方的欢心；对于骄奢的贵族来说，舞蹈可以愉悦他们的感官、点缀朱门的豪奢；对于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舞蹈可以体现民族意志、昂扬民族精神……[3]

原始舞蹈“是劳动者的动作的单纯的再现”。比如，为了猎取动物，就产生了模仿这些劳动对象的舞蹈；为了传授劳动技艺，就产生了模仿生产动作的舞蹈。原始舞蹈的再现性与当时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因为在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劳动都要调动全身的关节和筋骨，而舞蹈又是整个人体的活动，因此，劳动动作也自然容易成为舞蹈动作的素材。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舞蹈的非再现性本质就愈突出。在当今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时代，有些生产只靠手指控制仪表，这时，如果舞蹈仍奉行再现劳动动作的规则，势必会因失去素材而消亡。因此，除了原始的巫舞、丰收之后的自由舞、现代舞厅中的随性赋形的狂舞是自我情感的表现性舞蹈外，舞蹈的要点在于以美的造型去设计传情语符，追求形体动作的张力。舞姿应舒展、优美，不能缩手缩脚、含含糊糊。在群舞中，“观众看见的不是人们四处乱跑，而是看到舞[4]蹈或推、或拉、或聚、或散”的有序组合和绵延。

表情性舞蹈动作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加工，逐渐趋于规范和定型。这便是舞蹈动作程式化过程。当这些定型规范的动作经过长期积累达到足够数量并能组合起来表达各种情感时，“舞蹈语汇”便应运而生。比如，芭蕾舞中的劈叉大跳（图2-4）可以表现奋起、激昂、愤怒等情绪，连续做则能表现出勇往直前的气势；中国古典舞蹈中的燕式跳（图2-5）除表示射击意思外，多被当作腾跃飞扬的雄姿来运用。程式化是舞蹈动作的最高形式，唯其如此，舞蹈才创造出自己的特殊语汇，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图2-4图2-5

当然，舞蹈的语汇并不具备言语那样明晰的表意功能，因为它的“语汇”仅仅是情感的大体指向，所蕴含的内容是朦胧而宽泛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舞蹈》中也指出：“舞蹈必须依靠自己本身而不需要文字解释，这就描绘出它的力量和弱点。它不能讲述一个复杂的故事——谁能够用动作表现‘嫂子’这个概念呢？”

虽然，“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的舞蹈既不再现生活动作，又不具备明晰的表意功能，但正如汉人傅毅在《舞赋》中所言，舞蹈“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是表达强烈情感的最有效方式。“一个舞步、一个身段、一个动作，能够说出任何其他手段不能表达的东西，要描绘的感情越强烈，就越难用语言来表达它。作为人类感情顶[5]峰的喊叫，也显得不够，于是喊叫就被动作所取代。”

2.音乐——人类感情的速记

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它和语言同时产生甚至早于人类语言。

音乐是以声音为物质手段的艺术，但并不是自然界任何声音都可以作为音乐的材料，而只有少数悦耳和谐的声音——乐音才被遴选出来作为编织美妙乐曲的物质材料。现实中的声响，除极个别、极偶然的声响外，都属于杂乱的、不规则的噪音，而音乐中的声响却是纯粹的、有一定高低的、可测量的乐音。这种乐音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我们无法在自然界中找到大二度、小三度的音程关系，也找不到三和弦和七和弦。尽管音乐有时也再现某些现实声响，但这类声响在整个音乐领域中只占绝少的比重。因此，音乐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则不是摹拟，而是比拟；不是再现，而是表现；不是写实，而是写意。

乐音按音乐特有的章法，有序地组织在时间的流动中，形成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一非言语传播的高级形式是“怎样绕过语言还可以不仅有具体感情，而且有时还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呢？

我国先秦时代的音乐论著《乐记》将音乐定义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便揭示了音乐的基本特征：情感表现。

为了说明音乐语言作为非言语传播手段所传达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比言语更浓烈、更深邃，波兰语义学家沙夫（Schaff，1962）以肖邦的作品为例写道：“作曲家经验到爱情的狂喜，他就用音乐语言中的小夜曲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或者他由于自己祖国的民族起义而经验到爱国的激情，他就用革命练习曲来表现他的心情，或者他就用《雨序曲》的形式来感情地传达雨天的寂寞。许多年以后，别的人听到这些音乐作品，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作品诞生的环境，也不知道这些作品的名称，而且也没有应用理智语词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作出任何标题化的解释，然而，他的确是经验到了小夜曲的热恋，革命练习曲的激动和雨序曲的[6]寂寞。”

音乐所营造的意境，相对绘画而言，情绪更缠绵多姿；相对诗而言，情绪更加含蓄丰满。我们能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感到一个巨人内心的怒吼，从克莱德曼的琴声中感到温馨和浪漫，从华彦钧的《二泉映月》中感到凄迷和缅怀……

音乐语言有自己独特的词汇、语法、结构和体裁。比如，慢节奏可以给人带来安静、柔和、闲适、迷茫等感觉；快节奏可以给人轻松、紧张、慌乱、恐惧、兴奋、急促等感受；大调色彩明朗、刚健；小调色彩暗淡、柔和。就器乐而言，其音色、音区的高低也是构成音乐表现力的因素，如热烈的弦乐、滑稽的大管、英雄的小号、庄严的长号、田园风味的长笛、催人泪下的萨克斯等都给音乐形象赋予了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

乐音不同的音高、时值、音量、音色，音乐的旋律、节奏、调式、和声，经过千变万化的律动组合，细腻地传达各种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具有陶冶性情的功能，正因如此，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才把音乐比作“人类感情的速记”。

音乐的构成材料是非客体性和非语义性的，不具备描绘现实物象的能力，所以，较之于言语语言，音乐语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或朦胧性，这样，就给听众的想象与情感体验留下了十分自由的空间。同一首乐曲，因时间、地点、情绪的不同，会产生变幻不定的情感体验。德彪西的一首夜曲命名为《云》，听众知道了这个标题，就能从音乐语言的变化中去联想“云”的变幻。倘若没有这个标题，即使作曲家心中认为写的是云的变幻，听众也无法肯定它表达的是什么。因此，具有情感不确定性的音乐语言作为极为抽象的非言语传播手段，在描绘客观世界时是不能与言语传播方式相等同的。

音乐，尤其是无标题音乐，能真正领会其情感内涵者不多。为了更准确地传情表意，人们便把这极为抽象的非言语传播手段与言语传播手段结合起来，比如，给音乐配上标题和文字说明；给声乐作品配上文学因素的歌词。音乐与诗词的结合增强了音乐情感的明晰度，提高了艺术感染力，从而被广大听众所喜爱、欣赏和传唱。

3.建筑——没有文字的“世界年鉴”

一个人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时时、事事都在同建筑打交道，都在孜孜不倦地阅读这本“立体的书”。

建筑与文化同构，既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又包括精神文明；既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又要体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美学观念等精神方面的要求，还要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需要。这种综合性使建筑成为人类每个历史阶段发展水平和成就最重要的标志。长城、空中花园、金字塔、巴提隆神庙、摩天大厦、埃菲尔铁塔……它们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形象，因而被喻为“石头的史书”、“世界的年鉴”。

人创造了建筑，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文化，反过来，建筑映射了人自身，映射了那灿烂的人类文明史。透过这本无字的“书”，纵观历史，横观当代，探胜寻幽，定然意味无穷。

下面，我们共同来翻阅这部“世界的年鉴”，解读东西方一些建筑中所传播的非言语信息。

提起古代建筑，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罗马的建筑和雕塑来。可以说，古罗马的时代特征，全部完整地在建筑中映射了出来。从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就以各种建筑形式显示其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繁荣。神殿、拱门、柱廊等林立于各广场周围，甚为气派；凯旋门、纪功柱向世人炫耀着武功；斗兽场和浴场、剧场表现出当时的社会风气；输水管为水利而建，同时也表现了高度发达的建筑技术。

如果仔细比较一下古罗马两座凯旋门的建筑特色，我们就能获得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铁达时凯旋门建于公元81年，君士坦丁凯旋门建于公元312年；较早的铁达时凯旋门坚实而匀称，简洁而完整，反映出罗马帝国盛期的壮丽风度；君士坦丁凯旋门则显繁琐、凌乱、不协调，建筑的各个局部、细节装饰和雕刻似乎有拼凑之嫌，真可谓“治久文繁”，从这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罗马帝国的衰暮气息。

如果说物质性和思想性的双重特征构成了建筑完整的概念的话，那么，近现代的优秀建筑师更注重建筑所蕴含和表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文化内容。比如，有些建筑本身就是其寓意的明确外化。日本的人体博物馆建筑形如人体，参观者从“嘴形”入口进去，在“体内”周游一圈，然后从“肛门”出来，建筑本身就是有关人体信息明确而又形象的说明。

另一些优秀的建筑师则用隐喻的手法表现建筑深邃的内涵和韵味。当代最负盛名的法国朗香教堂（图2-6）被设计成一个“上帝与[7]人对话的地方”：卷曲的南墙末端挺拔向上，直指上天；房屋沉重而封闭，暗示它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东西长廊开敞，意味着对朝圣者的欢迎；倾斜的墙体、大小不一的窗口、室内光源的神秘感、棚顶的下坠等，使人失去衡量大小、方向、水平、垂直的标准，将信徒们抛入一个“唯神忘我”的境界。图2-6

然而，该建筑之妙，还妙在它很好地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它形似一个教堂，但又使人想起一个传教士的形象，还使人想到《圣经》里救世“方舟”，也有人将它比作一位虔诚信徒的双手，又有人将它视为带给人类平安和福祉的和平鸽（图2-7）……图2-7

我们常常大谈特谈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与冲撞，力求促进了解，求同存异，最后达到相互融合。而我国学者艾定增则从中国和西方建筑这两部无字的史书中系统地解读出了中西文化的异质点，令人获益匪[8]浅同时又感受良多。我在此将其《中西建筑文化比较谈》概述于后，一是借以说明建筑无声地传播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二是使受众认识到：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应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观念的改革，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诸种艺术形态也需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改革创新。

●封闭与开放：中国建筑母体——四合院形制，外部有界限分明的围墙，显示内向、保守的心态，反映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与外无涉的封闭特点。

西方建筑的原型——古希腊神庙，不强调内部空间，却以外部空间为主，人们的活动主要在户外广场上，广场被称为城市的客厅，表明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开放性很强。

●保守与进取：中国园林模仿自然，主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体现了天人合一、顺从自然的哲学观；天命观强调天定胜人的宿命论，保守思想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欧洲大陆规则型、几何式的园林强调天人对立、人定胜天，对植物进行修剪，把花卉布置成图案式花坛，显示了征服自然的进取精神。

●群体与个体：中国建筑突出地强调群体，在水平上展开，即使是高塔，也要以多重水平线来削弱其高耸效果。这种不许冒尖的意向，体现了中国文化扼制个性发展的传统，表现个性就是狂妄，就要遭到全社会的非议和反对。

西方建筑正好相反，个体突出才是不朽之作，特别是哥特式教堂那种鹤立鸡群、气凌霄汉的态势，显示西方社会鼓励个性发展、提倡出类拔萃的风尚。

●静态与动态：中国园林水景，以水池为主，附以溪泉，以求“宁静致远”之旨趣；西方水景则以喷泉和瀑布为主，运动不息，体现了“生命在于运动”的观念。

●弯曲与平直：中国园林以曲为美，西方园林以平直为美；当中国人把树干扭曲成适合盆景规范时，西方人却把树冠修剪得直棱平面、整齐划一；当中国人提倡妇女笑不露齿时，西方人却让夫人、小姐们袒胸露背；中国园林以“庭院深深深几许”为美；西方园林则以花海绿浪为俏。

●直觉与分析：中国建筑无论是形式美还是工程技术，都凭直觉把握，西方建筑则以几何分析为开端，把美学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三千年不变，至今仍然沿用“秦砖汉瓦”，而西方建筑的结构和材料演变得相当急剧，从爱琴建筑到古希腊建筑及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更是急剧地跃变着。

古老文化的长期不变，主要是传统观点在起着隋性的消极作用。“如果把古代建筑形式视为一种‘民族形式’而忽视时代的形式语言在精神上的积极性，那么，这种形式将会变成一种包袱影响文化的进[9]取。”

当然，我们既应反对封建程式化的束缚，又要反对盲目崇外、否定传统；既不希望把未来的中国城市变成故宫，也不希望把它们变成纽约。当代中国建筑师应有历史责任感和进取创新精神，在建筑艺术这部“石头的史书”、“世界的年鉴”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4.绘画与雕塑——静态造型表现运动过程

绘画和雕塑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二维平面或三维立体）中展现自身稳定、静止的状态，同属于空间艺术，其突出的特征是静态性。这种静态性使绘画和雕塑这两种非言语传播形式具有言语语言无法比拟[10]的三大优点：

●感受形象的迅速性：读一篇人物通讯，只有在你读完之后才能对人物有个整体的了解，而绘画和雕塑则毫无保留地将自身的全部形象奉献出来。达·芬奇曾把诗人所描绘的人体与画家所画的人体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的区别犹如被肢解的身躯与完整的身躯之间的差别。因为诗人描写人体的美与丑时，只能在时间的流动中零碎地告诉你，而画家则能同时完整地表现它。

●观赏时间的自由度：动态艺术的不可逆转性和序列性使欣赏者无条件地服从艺术内容的展示过程的客观步伐，无法挽留住任何一个音符、一个动作或一个镜头，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欣赏的“断裂”。静态艺术却不然，可以让你从从容容地欣赏、揣摩，欣赏时间的长短不受限制，可以对作品内容反复玩味，充分消化。

●作品形象的明晰度：阅读文学作品，感觉不断转化为表象，只有等读完作品，全部表象才能被调动起来从而把握形象的整体。静态艺术与此相反，欣赏者的感觉（视觉）自始至终与静态形象保持着直接联系，感觉不断地转化为表象，欣赏结束后，被强化的表象比动态艺术明晰得多、亲近得多、真切得多。

静态性给空间艺术带来上述三方面的长处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显著的短处，那就是不能描述运动。狄德罗在《绘画论》中指出：“画家不能画两个顷刻，也不能同时画两个动作。”

诚然，山峰原野、楼阁亭台反映到空间艺术中无疑应是静止的，但造型艺术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限于静态事物，更重要的是运动着的对象：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机床运转、车辆奔驰……而占中心地位的则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人。当这些运动着的对象转化为空间艺术形象时，运动静止了、凝固了；搭在弓上的箭永远射不出去；悬在空中的雪花永远落不到地上……

然而，艺术正是在限制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

为了解决不能描述运动（过程）之缺憾，画家和雕塑家便选择最能触发欣赏者想象的那一瞬间，以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过程。古希腊雕塑家米隆《掷铁饼者》选取了掷铁饼准备动作的最后一瞬，铁饼具有下滑的动势，使观赏者能想象出随后爆发出来的投掷力；达·芬奇《最后的晚餐》选取了耶稣刚说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的那一瞬间的场面，震惊、困惑、愤慨、猜测等不同表情都在这一瞬间里呈现在每个门徒的脸上，耶稣视死如归的镇定神情与犹大做贼心虚的恐惧心理刻画得尤为突出，这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产生出撼人魂魄的艺术力量。

当然，当代造型艺术家也在探索在空间艺术中表现动态形象的艺术手法。比如，法国画家迪尚《走下楼梯的裸体者》用叠印在一起的形象表现人物运动的连续性；巴拉《裙边的小狗》给面上的小狗画上二十条腿，以表现处于动态中的对象；还有利用“视幻效应”生成图像流动和变化感的作品，如维·瓦萨尔利的《斑马》（图2-8），观察者所处的空间位置和视线聚焦位置的每一次变动，都会改变图像的表现形态，从而使“冻结的时间薄片”流动起来。图2-8

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雕塑和绘画的不同特点并解读几个非言语传播的空间艺术作品。

雕塑占有三维立体空间，给观赏者提供了审美空间的多向性与主动性。欣赏者可以选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获得不同的观感。米开朗基罗塑造的将死的奴隶（图2-9）有挺起身躯的意向，而且观众也开始相信他确能站起来。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一眼雕像，你看到的是他的躯体正无力地倒下去；再换一个角度，奴隶挣扎的徒劳感又为希望所代替。就这样，这位注定要死的奴隶世世代代企图站起来，却一次一次地倒下去了。

联合国大厦门前的雕塑（图2-10）：拧弯成圈的枪管，默默无语地向世人昭示着联合国的宗旨：制止人类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雕塑语言比任何言语都更直观、更形象、更有力！图2-9图2-10

比起现代社会城市的服装——雕塑来说，绘画只能运用二维平面来显示三维的立体，这似乎减弱了形象的立体感。其实，由于绘画加强了色彩的作用，在表现事物的细节方面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所以，反而比雕塑更加强了再现的功能，更富有写实性。法国画家安格尔《泉》（图2-11）中的少女，无论从拘谨羞怯与开放裸露、身姿的直与曲、画面的静与动、用色的典雅与运动、构图的对称与不对称等方面都极精微独到地表现了处女特有的那种拘谨而又开放的特征。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德国法西斯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为题材，只用灰、黑、白三种颜色，画面是分割、重叠的牛头、马头、恐怖的人；握着断裂的手臂、抱着已死去的孩子的母亲；从火堆里掉下来的妇女……画面虽重叠而杂乱，但传达了令人心悸、愤怒的情绪，成为20世纪人类对法西斯暴行抗议的象征。若要用言词来表述这非言语画面的内涵，恐怕千言万语也不能如此令人触目惊心、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如此令人寻味深思！

至此，我们从非言语传播的角度，蜻蜓点水似地分别涉猎了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这几种非言语传播的高级形式，探讨了它们不凭借言语表意传情的一些特点，正因为各种艺术使用的材料不同，表现技巧不同，人们欣赏它们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各具特色。如音乐作品在时间流动中展开，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变动性，是诉诸耳朵的听觉艺术，人们欣赏它的过程；绘画中的动作是静止的瞬间，具有空间静态性，是诉诸眼睛的视觉艺术，人们欣赏它的成果。

但是，各种艺术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具有相通性。比如，现在专家们普遍认为，舞蹈的本质就是音乐，舞者以舞姿表现的正是音乐的情感内容。亚历山大·萨哈罗夫说：“我们……不是随着音乐跳舞，就是说不是在音乐的伴随下跳舞，我们跳的就是音乐。”[11]J·D·尤戴恩也说：“一切音乐都是舞蹈，一切旋律都是一系列姿势。”同时，音乐又被称为“流动的建筑”，意思是说音乐家在创作乐曲时使用的方法和建筑师使用的方法相似，都是把一些不具备表达意义的材料组合成符合比例、对称、平衡原则的有表现意义的作品；反过来，建筑便被顺理成章地喻为“凝固的音乐”。图2-11

雕塑是石头的诗；舞蹈是运动的雕塑；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言的诗；文学是语言的绘画……这些睿智的比喻所揭示的正是各种艺术之间的相通性！

法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的语言。一种思想、情感形式的语言。”美国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发展了这一学说，把艺术看作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绘画创造色彩、线条等符号形式；音乐创造旋律、乐音、节奏、和声等符号形式……她认为，作为表象符号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非言语符号，其任务便在于表达言语符号（亦即推理符号）所不能表达的情感意义。情感不是推理思维的结果，因此，情感的表现不能依靠推理符号。而艺术可以不受时间顺序的限制，可以在总体上反映人的情感。一幅“迎客松”油画所表现的气势、维纳斯雕像所蕴含的神韵、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所散发的激情、睡美人芭蕾舞所唤起的美感以及紫禁城建筑的雄伟和庄重是永远无法用言语来表现的！

明代赵钺说：“人知有言之辩，而不知无言之辩，辩之至者也。”艺术所传递的情感信息较之一般的“无言之辩”无疑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无言之辩”一定是“辩之至者”，但作为表现形象、传达人类情感的非言语高级形式的艺术，其作用是不能以“有言之辩”来取代的。

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段是人类不凭借言语而传递情感、表达意思的高级形式。迄今为止，人类对每一种艺术的著述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而每种艺术中哪怕是一小部分，如古罗马的建筑、秦兵马俑的泥塑、贝多芬的音乐、齐白石的绘画，即使洋洋洒洒千万言，也会生出挂一漏万、言不尽意之憾意。所以，在这一小节中任何想涉及艺术方方面面的企图都是荒诞虚妄的，何况艺术广袤无边的天地远非作者智力、功力、目力、笔力所能遍及。但我们深信：用非言语传播的视角和方法去研讨艺术传播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性课题！[1]莫·卡冈：《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96页。[2]同上书，第56页。[3]《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Ⅰ，第378—379页。[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5]诺维尔：《舞蹈艺术的美学特征》，载《舞蹈》1981年版，第2期。[6]转引自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7]沈福煦：《建筑艺术文化经纬录》，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8]王化君等主编：《建筑·社会·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7页。[9]沈福煦：《建筑艺术文化经纬录》，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10]参见于培杰：《论艺术形式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11]引自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三、民俗礼仪传播

人一生下来，便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伴随他成长的是一系列复杂严格的礼仪习俗。他需要参加诞生礼、冠礼、婚礼、丧礼，还要参加种种仪式、祭祀、节日、游艺活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无须别人耳提面命，就自然地接触和吸收了社会母体的文化滋养，这一切均应归功于礼仪习俗的非言语教化功能。

世上礼仪之繁，令人瞠目。仅以中国为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各种社会生活中，各种交际场合下，礼节、礼数多得不胜枚举，[1]周人已有“大礼三百、小礼三千”，且不说商周以来吉、凶、军、宾、嘉“五礼”所涵盖的古代社会全部政治活动的礼仪，仅日常生活[2]礼仪已是“累世不能殚其节、当年不能究其礼”，意思是说，诸种礼仪繁文缛节，不仅当世，甚至累世也难以穷究。

传统礼仪的重要内容是交际活动中的程式安排。这些程式之复杂同样令人吃惊。人们的站位方式、场面陈设布置、器具仪仗摆位、致辞答辞方式皆有一定仪式，交际者每个人的身份关系、尊卑主客及彼此态度和意向，尽在这些程序行进中显示出来。下面仅以汉代为子行成年加冠礼为例来说明礼仪程序的繁多和细致。“冠者父兄若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为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为冠宾……执事者于两楹间为冠者设北向筵，又设宾东向筵，两筵相接，授冠以箧器设于两筵。……冠者如常服听命于屋。夙兴，宾到，迎延揖让如常礼。坐定，执事曰：请行事。主人跪告宾曰：请劳吾子。宾跪答曰：敬诺。宾起，立西序，东面听命行礼。冠者兴，西向拜宾，宾答拜讫，命就筵。宾主各还座，冠者北向筵坐，伏。……宾跪加冠讫。冠者执爵酹地。……冠者还房，自整饰出拜父，父为起，若请父[3]群以父乃兄应答拜者，……入拜母，母答拜。”

这种礼仪习俗为基础的非言语传播形式是约定俗成的，其传播符号有较为确定的意义，符号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比如，礼仪活动将人的动作、言语、音乐、舞蹈、游戏、服饰、器具等编进一套固定的程式结构里，符号象征近似词汇，仪式程序如同语法，符号之间有序的排列有如句子，整个礼仪完整连贯，与言语传播十分类似。

礼仪习俗是因袭的，其含义也变得越来越隐晦，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久而久之，人们便被一种超然的形式拖着走了。诚如学者吴予敏所说：不是人创造形式，而是形式创造人；不是形式为人服务，而是人服务于形式。

礼仪习俗中所使用的器物久而久之也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了非言语传播媒介。比如夏朝的九鼎、汉代使臣的符节、魏晋名士的麈尾、民俗生活中的桃符、香包、团扇、灯笼、铺首、瓦当等等都蕴含着丰富而厚重的非言语信息，其含义是群体共享的，因袭性，规范性极强。

以礼仪民俗为基础的非言语传播符号和程序具有排他性，只有在这个文化语境中才能被解读，也只有在这个特定文化圈内的人才可能真正亲近和领悟其非言语含义，并为之深深感动。对于该民俗文化之外的人来说，只能感觉到其纯粹外在的形式，却不能真正领悟其内涵意义。这些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习俗、信仰、人生哲学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是所谓的“根”。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哺育的儿女，漂泊海外多年仍是所在国主流文化之外的游子，总梦盼着有机会回到祖国寻根拜祖的原因了！

礼仪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宗教仪式了。宗教活动是向那种被称为神的权威表示谦卑的外部行为，不仅包括下跪、鞠躬、磕头、俯拜等各种降低自己身高的动作，还包括吟唱颂歌、忏悔和祈祷、向神献祭等各种象征性的虔诚姿势。“这些活动的作用是想取悦超级权威，[4]从而得到保佑或者免于惩罚。”

宗教仪式之所以多用非言语传播行为，首先是因为语言被发明出来描述或传播外部世界事与物的信息，而不擅长于描述内心世界的情感，而非言语传播行为则是内心情感的外化形式。在宗教仪式中，言语增加了非言语行为的确切性，而非言语行为又给言语传播增加了情感力量。

类似宗教仪式这样的非言语传播形式，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传者和受者，大家共同进入一个情境，共同参与和表演，共同观赏和感受，共同祝福与祈祷。人人都按传统习惯行事，交流默契得不需要任何言语解释。因此，在这类传播语境中，语言概念是多余的，理性判断也不必要，形象、直觉、情感才是心与心真正沟通的桥梁。这种非言语传播活动充满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和艺术享受气氛，常常能感人至深，给心灵以巨大的影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纯粹个人之间或特定团体之间的非言语传播方式不在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群体共享的非言语传播之列。比如，宝玉派丫头给黛玉送去一块旧手帕，林黛玉领悟了宝玉所传达的“旧情不忘”的信誓，而“旧情不忘”这一隐含在手帕这种非言语传媒中的含义只有宝玉和黛玉两人共享。又如，地下工作者在窗台上放一小花盆向前来联络的人传递安全或者危险的信息，这些信息并非花盆所固有，而是某一团体成员事先约定才赋予了它确切的语义，处于这种特殊关系外的人难以破译。

当然，个人或特定团体间信息传递不仅可以用手帕、花盆之类的[5]实物，而且还可以用暗语、隐语等。请看下面这则对话：

拉皮条者：“我有一块牛排，你感兴趣吗？”

妓女：“我要龙虾。”（隐语中的“牛排”指：愿付50美元的嫖客，“龙虾”指愿付150美元的嫖客。）

对话中的牛排、龙虾虽然是语词，但你从任何词典中都找不到“愿付50美元的嫖客”或“愿付150美元的嫖客”这样的语义，这些语词仅仅被当作一种符号借用到特定的语境中，表示的意思全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语义。这些隐语从形式上看好像是言语传播符号，实际上却应是非言语传播符号。因此，我们说：暗语、黑话、隐语属于非言语传播。

通过与以民俗文化为基础的类似语言的非言语传播方式——礼仪习俗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个人、小团体之间约定的非言语传播行为方式虽然也具有确定的含义，但这种含义不是全民共享的；其传播媒介的选定是偶然的，为了保密，这些传媒又是易变的；传媒被赋予的信息是处于特定关系之中的成员主观设定的、创造的，而处于这一特殊关系外的人是无法或者难以破译的；礼仪民俗的非言语传播功能，并不是为了传播新信息，而重在重申既定的社会关系、等级秩序、行为道德、群体理想等，使社会成员自然而然地产生文化心理的认同感，加强群体凝聚力。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得以传承，是同这些非言语传播方式紧密相关的。[1]《墨子》卷8，《非乐》。[2]《晏子春秋》卷2，《内谏篇》。[3]《后汉书》志13，《五行志》“服妖”条。[4]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行为观察》，海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5]引自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3页。

第3章　非言语传播功能与特性

人类非言语传播的基本功能与言语传播一样，不外乎表情达意。然而，非言语传播基本功能所派生出来的具体功能又不同于言语传播的具体功能。非言语传播的功能可作如下分类：

认识非言语传播的各种功能，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得心应手地掌握和运用非言语传播技能，“说出”我们不便说、不想说但又希望对方了解的感情和信息，同时，准确解读对方的非言语传播信息，作出正确的反馈，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情感交流。

对非言语传播特性的认识和把握，可以深化我们对非言语传播本质的认知，并自觉运用其本质规律指导人们的传播实践。比如，非言语传播的广泛性、整体性、语境性、暗示性等特性，不仅能使人们重视无处不在但人们又常常视而不见的非言语传播系统，同时又使人们认识语境性对于确定非言语传播含义的重要作用，自觉把特定的传播符号置于纵横交错的表意丛中解读其固有的暗示意义。

第一节　非言语传播功能

非言语传播手段和方法丰富多彩，这些手段和方法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效果千差万别，人们应用它们的目的也多得无法枚举，由此产生的非言语传播具体功能自然也就多种多样了。但是，非言语传播基本功能只有两个：一是信息功能，另一个是表情功能，从这些基本功能中又可派生出替代言语、补充和强化信息、调控交际行为等诸多具体功能来。

首先，我们将各种具体功能以有无言语成分为标准，将它们分为独立表意功能和伴随言语功能两大类。顾名思义，独立表意功能是指不借助言语，单独完成信息传播和情感表达的各种具体功能；而伴随言语功能是指与言语传播同时交互使用，共同表意传情的各种具体功能。

一、独立表意功能

独立表意功能可再分为替代功能和美学功能两种。

1.替代功能

用非言语传播方式代替言语信息进行人际交往时，即是替代。比如，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反对，挥手表示再见，耸肩摊手表示无可奈何等。

在某些不宜用言语表情传意的特定环境中，非言语传播的应用可收到无声胜有声之效。如参加葬礼者在那种悲痛的氛围里，只要缓缓走上前去，握住死者家属的手或者轻轻拍拍他的背，就足以表达哀思和同情了，这种场合下任何言语都将显得苍白无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下，我们根本无法用言语交流，只能求助于非言语传播。比如，在震耳欲聋的足球比赛场上，裁判员只能用一套手势来传递信息；商业闹市的交通警察也是用特定的手势来指挥过往车辆的。

当然，替代有声语言最系统、最高级的非言语传播符号无疑是聋哑人的手势语了。诚如前面所述，哑语是替代有声语言的立体符号。

2.美学功能

人能够感知他周围的事物的美（它们的形式、颜色、乐音等），辨别现实生活中人和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人在行为上的美与丑、悲与喜、崇高与卑劣，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感受。我们可以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情感体验，但也能“借彼物理、抒我心胸”，或驱使万物、悦我耳目。画家调配赤、橙、黄、绿、青、蓝、紫，来描绘人和自然的美姿艳色；音乐家拨弄1、2、3、4、5、6、7，来摹拟人和自然的美妙佳音……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准确传达我们情感之万一，于是，便只好借助于非言语传播的高级表现形式——艺术来召唤心灵深处的审美回应。

人不仅能接受符号，而且能创造符号，艺术形态便是人类学会编制和译解的高级非言语传播符号。按照美国著名符号学家苏珊·朗格的观点，语言是推理性符号，然而，人们的内心情感并不是推理思维的结果。因此，情感的表现就不宜依赖推理符号，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等非言语表现形式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总体上反映人的情感。言语“只能大致地、粗糙地描绘想象的状态，而在传达永恒运动着的模式、内在经验的矛盾心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思想和印象、记忆和再记忆、先验的幻觉……相互作用上面，则可悲地失败

[1]了”。因而应运而生的艺术符号“成为一种表达意味的符号，运用[2]全球通用的形式，表现着情感经验”。日常生活中，我们高兴时会哼着乐曲以传播内心的愉悦；忧郁时，一首伤感的歌曲会令我们情不自禁地潸然落泪。而希腊古典建筑的优雅、世界杯足球赛射门时激动人心的场面、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激情、纽约帝国大厦的雄伟气派是难以用言语来表现的。

艺术不仅是我们表达情感的手段，同时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功能。通过艺术，我们不仅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生动具体地把握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使我们的审美需求得到满足，而且还能激发我们对事物的情感态度，激励人们满腔热情走向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说，艺术这种非言语传播手段具有独立表意传情的美学功能。[1]苏珊·朗格：《哲学新解》，1953年英文版，转引自邵培仁主编：《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2]苏珊·朗格：《哲学新解》，1953年英文版，转引自邵培仁主编：《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二、伴随言语功能

非言语传播伴随言语功能可再进一步具体分为补充、强化功能、否定功能、调控功能三种。

1.补充、强化功能

说话不仅应语音清晰，意思清楚，还要生动、形象、有力。声调、音量、语顿、面部表情、手势、距离等非言语传播方式便常常被用来补充言语信息，加强言语语势。比如，我们常常提高嗓门、加强语气来强化言语的力量，同时用紧握的拳头和有力的手势来辅助言语的信息。搂住孩子说“我爱你”，那么，搂抱这一非言语动作便补充和强化了言语“我爱你”这一信息；别人问你图书馆怎么走，你回答说“一直往前，到了那个喷水池再往左”，你会同时用手指点、比划以补充、辅助你的言语信息，以便把意思表达清楚；在火车售票处买票，你在告诉售票员要两张去北京的特快票的同时，可以伸出两个指头以补充和强调你关于车票张数的信息；有经验的演讲者不仅在演讲过程中会有效地运用手势来强化言语信息，在重要的地方还停顿一下以引起听众注意，以突出和强调后面的论点。“补充”和“强调”这两个词本身就已经表明这种非言语传播行为不能单独传播信息，而只是对其他信息传播的辅佐。

2.否定功能

人际交往中，“言行不一”的情况屡见不鲜。这里的“言”与“行”便分别是指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而“不一”则是说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话相互矛盾，行为否定了言语。比如，继母走上前去，狠劲地抓住小孩的双臂，满脸堆笑地柔声说道“我爱你，”这时，那可怜的孩子揉着被捏痛的胳膊，心里十分清楚继母根本不爱自己；人们去探望身患绝症、每况愈下的病人，会安慰他说“医生说你比以前好多了，安心治疗吧，会好的”，然而，敏感的病人会从我们的语音、语调、语气和我们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中了解自己病情的真相。所以，人际交往中，我们总是通过“观色”来“察言”，通过非言语传播信息来判断言语信息的真伪。

非言语传播否定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便是用副言语来否定言语信息，即从言语的语音、语气、语调、语量等非言语传播因素中引出相反的信息来，正所谓“听话听音”方知对方“正话反说”。比如，中文“你真了不起”这句话，如果把“真”字音量加重、拖长，可能就非但不表示赞赏，而是挖苦和讽刺了。

3.调控功能

非言语传播常常用来调节和控制现场气氛及传受双方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在课堂上，教师用目光、手势、语气等非言语方式不断地调节和控制着课堂气氛，使整个教学过程有张有弛，该肃静时肃静，该轻松时轻松，学生精力不集中、做小动作、交头接耳、偷看别人作业等等课堂上常见的不良现象，都可被教师以非言语传播的方式控制和调整过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每每遇到上述违纪情况，教师不用非言语方式而改用言语来调控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这堂课还能上下去吗？答案不言而喻。

当然，教师不仅可用手势动作来示意学生说慢些或说快些，或示意对方停止；也可从学生的非言语表情、动作来获得反馈信息，及时作出调整。比如，如果教师没阐述清楚，学生的脸上会出现困惑的神色，有的可能摇头以示不解，教师应及时理解学生向自己发来的非言语调节信息，迅速改变教学方式。

副言语中的功能性发声同样也有调控言语交际过程的功能。例如，教师在学生回答问题时，不时用“唔”、“嗯嗯”、“啊”之类的发声来表示自己在认真倾听，而学生也可用“嗯”、“啊”之类的声音来表明自己的发言还未结束，还要说下去。

我们和朋友一块儿闲聊时，大家不用提醒就知道对方讲完了没有、下面该谁开口了，真可谓“心有灵犀”。这里，我们不妨再来虚拟一番：倘若我们不懂得怎样用非言语传播方式来调控谈话过程，每次都要用“你说完了吗？”、“该我了吗？”、“我的声音太小了吗？”这类言语来连接、推动交际双方的谈话过程，那别扭劲儿就甭提了。

非言语传播在人类信息传播活动中还具有别的多种具体功能，但可以肯定地说：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我们再归纳和划分出多少具体功能，都无一不源于非言语传播的基本功能：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认识和发挥非言语传播的各种功能，可以帮助我们“说”出我们不便说、不想说但又希望对方了解的感情和信息；同时，重视和懂得对方在交际过程中运用手势、表情、时间、空间、距离、色彩、副言语等“说出”的“话”，又必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更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建立更积极、更融洽的人际关系。

第二节　非言语传播特性

非言语传播特性是指非言语传播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传播的性质，是非言语传播本质的具体体现。

时至今日，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归纳、总结了非言语传播的多种特性，对于人们认识非言语传播的本质帮助极大。但由于各位研究者着眼点不同，甚至对非言语传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也不同，所以每个人得出的非言语传播特性亦不相同，而且有不少研究者没有区分一般属性和特有性质，误将非言语传播的一般属性当成了非言语传播的特性。例如，非言语传播属于符号传播，因而就必然含有符号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在这里，符号的属性是一般，而非言语传播符号是个别，一般当然包括在个别之中了。然而，符号的属性是一切符号所共有的，而非仅仅是非言语传播符号独有的性质，因此，符号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同样就是非言语传播的本质规定。

既然人类表情传意的符号系统可分为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两大类，而且这两大系统总是密切结合才能共同完成信息的传播任务，所以找出非言语传播系统不同于言语传播系统的属性，便是非言语传播系统的特性了。所以，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得出非言语传播有如下主要特性。

一、广泛性

非言语传播是除言语行为（说话和书写）之外的一切信息传播活动，小可到微微的一眨眼睛、轻轻的一声咳嗽，大可到百米巨幅的三峡画卷，方圆数十里的帝王园林；有能替代言语、有确定含义的传播符号，如旗语、手语、交通标志；也有声音与动作的艺术表现，如音乐、舞蹈；有显示地位威仪的皇城、宫殿、皇陵；也有“山、水、树、石、屋、路”所构建的，能产生虚实、动静、大小、开合之韵、天人合一的文人庄园。人们用嘴说话，却用整个身体交谈，不仅手、眼、脸、嘴、脚、姿态等能表达感情，连穿戴、发型、香水味、戴在手指上的戒指、交谈的时间、距离、环境等也能传播信息。即使不开口说话，也并非无话可说，沉默也是一种语言。而且，纵然开口说话，说出的内容是言语传播，可说话的方式却是非言语传播了，更何况言语传播的“声”随着语音、语气、语调、音速、音量、音色等的不同而传播着不同的含义。

非言语传播方式之多、传播媒介之众、传播范围之广，远非言语传播所能及。因此，广泛性是非言语传播最大的特性。

二、整体性

任何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进行的，时间的选择、空间的利用，与言语和行为一道传播着完整的信息。我们考察一句话、一个动作的含义时，必然要把当时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环境因素联系起来以获得完整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言语传播具有整体性特性。

非言语传播的整体性特征可以从纵、横两方面加以阐释。首先作横向考察。非言语传播通常以“动作族”出现，即是说，一个非言语行为通常和别的非言语行为相伴而生，共同表意。比如笑这个动作便是眼、口、唇、鼻、腮、背、额（额上的皱纹）等器官、部位相应的动作、情态综合结构而成的非言语传播符号，这些不同器官的不同行为方式的组合使一种笑与另一种笑区别开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笑就有许多种，如微笑、嬉笑、欢笑、讥笑、苦笑、狞笑、奸笑、傻笑、淫笑、皮笑肉不笑、开怀大笑等。如果仅凭不同的功能性发声而不看面部各种器官和部位的动作和神态，我们就很难辨出笑声的性质。而且，当我们眉开眼笑之时，我们整个体态也会以相应的动作或姿态予以配合，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倘若要让我们眉开眼笑之时同时表现出愤怒、紧张的神态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只有把特定的非言语传播行为置于纵横交错、精细繁杂的表意丛中，我们才能确定其特定的含义。

言语信息的传递只经过一个通道，而非言语传播则是多通道的。读文章，只能逐字逐句地读；听别人说话，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听。但是非言语信息的传递则是立体的、多通道的，比如，亲人久别后的重逢，笑容、泪水、拥抱同时传播着各种情感信息。

如果说非言语传播的“动作族”、“多通道”是就非言语传播横向配合而言的话，那么，非言语传播时间上的连续性则是从纵向来考察非言语传播整体性的结果。

言语传播是“分离的”，其过程由各个可以分离的单词、短语、句子组成，话说完了，传播过程也就结束了。然而，非言语传播是“连续性”的，只要两人在一起，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信息的传播，从不会中断。因为，任何动作和姿态、任何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都携带着信息，不传播是不行的，比如，夫妻俩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之后，也许不再开口，但是冷眼凝视、怒目圆睁和挺直的体姿却以非言语方式表明：彼此的分歧远未烟消云散。他俩沉默着，沉默是一种信息，而沉默了多长时间也是一种信息！随后，丈夫站起身“砰”地关上门出去了，妻子则忍不住伤心地抽泣起来。“砰”地关上门出去和伤心地抽泣无言地传播着夫妻内心深处的痛苦感受。因此，人际交往中，始终都会有非言语传播行为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连续不断地传播着信息。

非言语传播空间上的连贯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决定了它的整体性，只有重视和认识了非言语传播的整体性，我们才能更好地表达和理解非言语传播信息。

三、语境性

许多非言语传播行为具有多义性。比如，摇头有时候并不一定表示反对，而可能表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无可奈何”，甚至可以表示“啊，真是好极了，妙不可言”；蹙眉既可以表示难为情，也可以表示无聊乏味，还可以表示不能忍受，甚至可能是肚子痛的表情；再如，瞪眼既可表示愤怒，又可表示好奇，还可表示诧异，同时也能表示仇恨。

非言语传播的多义性决定了它对交际语境的依附性，离开语境，孤立地分析特定的非言语传播符号，其语义就不能确定；换言之，多义性的非言语传播离开特定的语境，只会是一片模糊的形象，所以，多义性又决定了非言语传播的模糊性。

语境对于消除非言语传播的模糊性十分重要。双臂交叉、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一无声的静态既可以是一种紧张害怕的姿势，又可以是一种不愿苟同的信号，还可表示不安全和自我防卫等含义。没有语境，这一静态传播符号的语义便是模糊的，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它所蕴含的意义和欲传递的信息才会显露出来；倘若置语境因素于不顾，硬要孤立地译解某一非言语传播符号，往往就会引起曲解、误解，从而严重妨碍非言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流。

在更大一些的语境里，比如异国他乡，非言语传播便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比如，OK手势是用拇指和食指做成圈。这种手势起源于美国，如今几乎全世界都可以用这种非言语符号表示“好”或“行”。在美国文化氛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手势不至于招致什么麻烦，但是，在法国，这种手势表示“零”或“一钱不值”；在日本，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小贩都会认为它表示顾客要他找零钱时给小额硬币；而在巴西，一不留神就可能惹下大祸，因为，当地人认为它代表女性生殖器，所以千万不可做这种手势。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种大语境的国情民俗，不知道“手有正反、意含褒贬”的非言语传播含义，不仅不能正确解读对方的信息，和别人有效地沟通，还可能由此引起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其实是有缘有故的！）被别人揍上一顿。

非言语传播的民族性不仅表现为同一种非言语传播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迥然相异的含义，而且也表现出不同文化对特定含义的表达有不同的非言语传播方式。比如打招呼，中国人过去是打拱、作揖；欧美人是握手、接吻、拥抱；库伯爱斯基摩人却用一个拳头连打对方脑袋。比如“自杀”这一象征性动作，日本人、美国人、新几内亚的[1]南福尔人的表达方式就不一样（参见图3-1）。（a.在日本这一动作表示如何用刀自杀　b.在美国这一动作表示如何用枪自杀　c.在新几内亚的南福尔这一动作表示如何勒脖子自杀）图3-1

尽管非言语传播的民族性决定了非言语传播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许多基本动作则是属于全人类的。诸如笑、哭、怒这样的面部表情符号几乎能够为全人类共同享用、共同认知。又比如给别人指路，尽管不同国家的人指路时的手势可能大相径庭，但所指的方向却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用手势和表情与外国人进行简单的沟通。

非言语传播的民族性特征使我们认识到，要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就必须充分重视和正确理解不同文化非言语传播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言语传播同样具有语境依赖性，为什么你偏要把语境性作为非言语传播的特性而不称为基本属性呢？

的确，不同语境下的言语传播同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好哇！”可以表示“好个屁！”；“你真能干！”可以表示“你一点儿也不能干”。但将语境性作为非言语传播的特性理由有二：一是言语传播之所以在含义上有很大差异，原因主要在于言语中的非言语造型因素——语气、语调、语顿、语量等使然，因此，言语传播的含义所依赖的正是非言语传播的造型元素及特定的时空语言；二是语言的特点是结构严谨，有正式的语法或规则，语义明确。一般情况下，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而且句法结构规则又有助于受众连贯地理解别人说的是什么。相比之下，非言语传播没有语法，没有规定的正式结构，绝大多数非言语传播是无意识发生的，难以预测非言语行为的先后次序。因而同样的非言语行为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含义，例如人们会因悲伤、激动、高兴而啼哭，也会有莫名其妙的啼笑。正是从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的明晰度及其两者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来说，我认为更有理由将语境依赖性看作非言语传播的特性之一。[1]冯·拉弗勒恩格尔编：《传神的一举一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5页。

四、暗示性

所有的非言语传播都不会把信息“明说”出来，即是说不会借助明确的言语来表达信息，因为倘若那样的话，便不是非言语传播而是言语传播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非言语传播都是借用服饰、发型、动作、时间、距离等非言语符号把所要传播的信息暗示出来的。这便是非言语传播的特性之一——暗示性。

虽然言语传播也有暗示，但它的暗示多依赖于副言语特征和非言语的传播方式，也不是用言语“挑明”了的，否则，同样不能称之为暗示了，更何况言语传播大多数的信息交流都是非暗示性的，但非言语传播方式全是暗示的，不管是有意暗示还是无意暗示。

我们仅以服饰这一非言语传播为例来分析一下信息的暗示方式和过程。

人们总是十分注重自己的服饰和仪表，进了商场，不是看了价钱买了衣服就走，而是在各式各样的服装前精挑细选，因为，我们想通过非言语传媒——服饰向人们暗示我们的气质、性、职业、品味等。大款们为了无声地向众人显示富有，总是穿着名牌服装、名牌衬衫、名牌领带，连腰带的价值不是成千就是上万；妓女们为了招徕生意总是穿得十分妖艳、性感、暴露，以此打扮暗示自己的身份；稍稍学了几天素描和透视原理的美术系学生总是披头散发，怪异的服装上还被故意涂上斑驳的油彩以显示自己超凡脱俗的艺术家气质……

政治家也会通过服装来发号施令。1961年，驻阿及利亚法军发动反戴高乐的武装政变，呼吁法国民众响应。4月23日晚，平时穿西装的戴高乐一反常态，身着将军制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要用将军制服这种非言语传播方式，提醒人们记住军事权威和服从的传统。法国的男女公民们都知道：正是这位身着将军服的人在法国沦陷最黑暗时期，单枪匹马在伦敦一次次通过广播号召人民起来抗击侵略者，并在英国组织了抵抗部队。“穿上将军服后，戴高乐就拨动了深深地藏在法国人心中的感情之弦，激发了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精[1]神。”

试问，有谁不借用服装这样的非言语传媒来暗示自己的身份、品位、爱好、个性、气质等信息而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世人大嚷道：“我是大款”、“我是妓女”、“我文静而有教养”、“我喜欢新奇刺激、敢于领导服装潮流”？

本无暗示之意的非言语传播有时会被误解为有意暗示。比如，过去西方一些来华旅游人士误以为大街上穿着短皮裙的时髦女郎是从事色情职业的，因为这样的装束在他们国家是妓女的标志。显然，许多身穿短皮裙的时髦女郎决然无意传递如此信息。

当然，也有借助服饰来掩盖事实真相的。古时候皇帝微服私访便是借用服装来掩盖自己的身份；便衣特务之所以要身着便衣，同样是为了不暴露自己。

人类本来是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为了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就给身体罩上了衣服，可是，人们不曾料到自己所选择的衣服，包括颜色、质料和情调的配合，反而把自己的个性毫无掩饰地显露了出来，也使自己的心理状态坦露无遗。认识到这一点后，人们开始自觉地运用服饰这种非言语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了。

那么，非言语传播暗示出来的信息较之言语信息哪一种更令人信服、更具可信性呢？

人可以有意识地操纵语言，这就带来了掩饰的可能。然而，非言语传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泄露天机，因为非言语传播行为往往是人们性格、品德的表现，很难掩盖。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没有人可以隐藏秘密，假如他的嘴唇不说话，则他会用指尖说话。非言语信息大都发自内心深处，极难压抑，正是由于这些内心深处的“情”是“禁”不住的，总会以非言语传播方式暗示出来，因此，当言语信息与非言语信息相互冲突矛盾时，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非言语信息具有更大的可信性。比如，当一位小伙子看到前面有一条狼狗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或哼着曲子，但他的双腿却不停地颤抖着，那么，颤抖的双腿便暗示出了他害怕的真实心理；小孩撒了谎，父母总能从他放在背后的手、面部的表情及说话时的声音中准确地判断出来。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非言语传播潜移默化的暗示作用和非言语信息的可信性，在对待“言传”与“身教”两种教育方式的关系时，总是认为“言传不如身教”，并奉之为生活行为的准则。如果“言”假、大、空，那么“行”一定不会让人信服，由此而导致“言”、“行”不一的情况；但若用无声的“行”来传播、证实、暗示、实践自己的“言”，甚至根本只“行”、不“言”，就会令人心悦诚服，从而收到“润物细无声”般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

无独有偶，英语中有句俗语——“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译出来便是“行动‘说’得比言词更响亮”（意译当然便是“行动胜于雄辩！”）。作为句子主语的action（行动）本是无声的行为，但俗语的谓语动词却别出心裁地选用了speak（说）这个词，真可谓画龙点睛，因为它极为形象地展现了行动和言语两者之间无声（行动）胜有声（言词）这种辩证关系！[1]转引自张立伟：《形象定位四题》，载于《传播·社会·发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

第4章　非言语传播环境制约论

人的一切传播（言语的和非言语的）都是特定时空环境的产物，都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信息传播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人类不断克服环境的障碍，突破时空环境制约，以寻求更自由、更迅捷、更准确的信息传播过程。

我国古代学者对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已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东汉史学家班固说：“凡民函五常之情，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1]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虽然，班固谈的是风俗的涵义，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则说明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思想观念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水土的构成（风）和五侯的引导（俗）。水土的构成便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山川、平原、荒漠、江河、湖海等地理环境以及这些地理环境中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所形成的自然环境；而五侯的引导则可以推而广之指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社会环境。因为，古代中国，君王的言行举止、饮食起居往往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文化涵义，成为臣民效仿的对象，进而演进为社会时尚。例如，“楚灵[2]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

地理的、社会的环境因素从外部制约着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传播行为，而人类的需求、兴趣、动机及自我价值判断等心理环境因素则从内部制约着人类的传播行为。

第一节　客观环境与非言语传播

客观环境可分为宏观外环境和微观外环境，宏观外环境是指人们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大舞台，可以进一步具体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两大要素。微观外环境则是对人们的某一特定传播行为产生影响和制约的具体环境因素。比如，某次交往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咖啡厅，是在中午还是在深夜，交际双方相对距离是多少，当时的照明灯光是明还是暗，交际场所色彩是什么等等。

一、宏观外环境

马克思曾说过：“不同的社会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3]品也就各不相同。”即是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人们生产活动和生产资料的性质。来自自然地理环境的信息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人类传播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大舞台，自然环境对传播的影响是全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影响则体现在对传播内容的影响方面。

据考证，中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认识了十余种矿物、岩石，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便产生了著名的彩陶文化、青铜文化等。要是自然环境中没有此等矿物资源，就必然产生不了这些原始文化。

人类学家封·登·斯坦恩在巴西一条河的河岸上看到了当地土人所画的一幅表现本地一种鱼的图画，他于是让伴随他的印第安人撒下网去，果然捞起了几条同河岸上所画的图像一样的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条河中没有这样的鱼，土人的画中就不会有这种鱼的形象，正如他的画中不会出现太平洋中的鲸鱼和中国长江中的扬子鳄一样。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中的资源制约、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艺术创作活动，甚至连中国人所幻想的龙的形象、西方人所想象出来的天使的形象以及现代科幻影片中所假设的外星人，无一不是以自然环境中的客观存在为素材和依据的。看来就是人[4]类凭“空”幻想的内容也受制于地理物象，这里的“空”实乃“不空”也。“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5]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人“作出改变”来“支配自然界”的结果，便是在自然环境之外又创造出另一种物质环境：城堡、道路、园林、房屋以及各式各样的工程等。这些人造的物质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一样，同样以各种方式影响、制约着人类的传播和交往活动。比如，我国古代的万里长城便切断了长城外的游牧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的联系与交往，致使游牧民族难以从内地丰富的文化中吸取营养。西汉时，中原地区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已处于高度繁荣阶段，而此时的匈奴仍处于落后的奴隶制时期，上无义法，下无文理；没有城廓、宫室的建设，也无文采、服饰的制作。

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活动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而今天，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使人类信息共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交通运输工具的现代化，使全球的物质共享成为可能。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龙虾可以空运至成都的豪华酒店，十分鲜活；瑞士苏黎世的精美巧克力也摆上了亚热带都市吉隆坡商场的货架，丝毫未被软化……这似乎让人觉得在人类信息和物质可以共享的当今时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越来越小，无关紧要了。

然而，当今的实际却是，由于各国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不尽相同，交通运输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十分落后，目前，各大洲还存在着仍停留在原始社会生活方式阶段的部族村落。他们之所以没有赶上世界文明进化的大潮，原因在于他们封闭的、与世隔绝的文化状态，这种隔绝多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状态造成的。因此，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依然存在，远没有消除。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一切活动的制约力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和科技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关系，人类社会愈文明，科学技术愈发达，自然环境制约力就愈小。但人类要彻底摆脱和消除自然环境对传播活动的制约和影响，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宏观外环境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外，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想意识的综合表现。不论是个人传播行为还是群体传播行为，都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吕氏春秋》上说：“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如果此段讲述的是社会环境对语言获得的影响和制约的话，那么“孟母三迁”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讲述的便是社会环境对人们行为举止的影响和制约了。孟母为了使孟轲能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下成才，先把“近墓”之舍迁到“市傍”，最终又徙居“学宫之傍”。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使孟轲的行为举止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嬉游为墓间之事”，转而为“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最后则“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之礼，“卒成大儒之名”。“孟母三迁”这个典故不仅说明社会环境对人们的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具有规范和制约作用，同时也说明“社会个体并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积极地主动地创造着、选择着自我[6]适应和自我需要的环境”。

规范和制约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因素众多，主要有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文明程度等。

以文化和物质条件为例。

文化是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它陶冶着社会成员，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与生活实践自然地符合它的要求和准则，并带有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所作贡献而激发的情感因素，得以世代相传。文化对人的社会化影响表现在行为规范和制约方面。文化人类学大师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比较了西方人和日本人在战争行为上的差异。西方军人如果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发现自己仍陷入绝境之中，就会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保持荣誉的军人，为了让他们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还被通知到本国，无论是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作为一位公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都不会因此蒙受耻辱。但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战斗到流完最后一滴血才能保全名誉。面临绝境时，日本军人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向阵前，实行集体自杀，决不会投降。万一因受伤和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再也无法同过去一样生活了，因为他已是一个“死去的人”。

我们常说，一切以条件为转移，这里的条件自然包括了标示文明程度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等。比如，我的父辈仅仅能够用屈指可数的几张发黄的老照片向我们无声地“描述”他们孩童时的容貌，而我女儿小时候不仅有大量静态的彩色照片，而且还有许多动态的录像资料，这些彩照、录像带、录音带、各种玩具便足以生动形象地再现女儿童年时的音容笑貌，真实可信地记录她成长的过程。中东的石油大亨可以用私人飞机将他钟爱的情人送到夏威夷去享受海水和阳光的沐浴，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情人的感情，而中国偏远山村的小伙子傍晚时分用暗号把心爱的姑娘约到村外一棵核桃树下，偷偷地塞给她几个熟鸡蛋，用这种无声行为表达对她的爱……生活水准、物质条件、经济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们信息传播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主要不是在传播的内容上，而是在表达方式上。[1]《汉书·地理志》。[2]《韩非子·二柄篇》。[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90页。[4]地理物象是个人或集体对地理环境的直接或间接观察、体验或了解到的地理客体的思维产物，是人们认识和了解地理客体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作者注[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转引自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二、微观外环境

微观外环境可以界定为：每一次具体的传播过程赖以进行的场所、组成人员及其具体背景，它们影响和制约着这一特定环境中人们的非言语传播行为。你在自己家里可以随随便便，到了别人家拜访或作客，你的言行举止就要正规得多。

四川笑星李伯清有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位妻子责怪丈夫脏鞋子、臭袜子乱扔，看电视“坐没坐相、躺没躺样”，吃饭时筷子掉到地上捡起来在衣服上随便一擦就又吃开了……数落完了之后，羡慕地夸别人的老公如何衣冠整洁，如何举止文雅，如何风度翩翩。丈夫反驳道：别人老公的言谈举止之所以让你羡慕，是因为走出家门后他不得不随时随地检点自己的行为。你知道他在家里会是一副什么尊容呢？可能远不如我！不是吹牛，你老公——我——在外面的表现同样令别人的老婆羡慕呢。

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夫妻斗嘴谁是谁非，但丈夫的反驳却说明了一个事实：人们之所以家里家外行为举止不同，皆因环境不同所致。如果认识不到内外有别这个道理，那么，妻子就会埋怨说：“你看别人的老公多帅！”而丈夫则会羡慕地感叹道：“还是别人的老婆好！”

微观外环境中的时间、空间、色彩、亮度、声音等都是非言语传播学者极其感兴趣的领域，这些方面的理论建树也较多。

1.时间

不同的时间传播着不同的非言语含义。

如果电话铃声在凌晨3时骤然响起，谁都会认为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如果你和一位刚刚经人介绍认识的女士相约晚上7时见面，你早早就在约会地点等候了，而那位女士到了7时还未露面，最后终于在过了约定的时间半小时之后，才姗姗而来。尽管她口头上表示了歉意，但你准已经从她迟到的半小时所表达的潜在的非言语信息中感到了她对你的态度。这种感觉必然影响你与她之间进一步的交往。

诚如班费所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2]文化钟，它本身就把我们的一些情况传播出去”，影响着我们与别人的交往。在德国，不管是赴宴还是赴约，最好准时去。而在拉丁美洲，人们的时间观念十分模糊，晚一个小时根本谈不上不感兴趣或者不喜欢。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美国农学家应约准时到拉美某国农业部等候接见，过了五分钟仍毫无动静，他要求秘书再次通报；又过了半小时仍没人理他。这位农学家认为对方是有意怠慢和侮辱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了。看来，不认识各国独特的文化钟所反映的时间语言，我们便不能相互有效地进行传播活动。

时间是无声的，但它所“说出的话”比任何漂亮的言词更有力。你“如何”、“何时”、“为谁”花时间能无言地传播着有关你的人格、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信息，而这些非言语传播被受传者解码后必然影响和制约他人对你的印象、态度和交往。

2.空间

人们交际时的空间大小、空间距离、空间领域等因素同样传播着不同的非言语信息，也同样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传播活动。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在特定的大厅里接见外宾，这些大厅高大宽敞，装饰豪华，一则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二则也使来宾尊重主人。我们走进一间巨大的、装饰气派的办公室里，无形中就对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肃然起敬，这对我们随后的言语和非言语传播会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比如，我们会格外注意自己的措词、姿势、动作等。

狭小、阴暗的空间既限制了居于其中者的活动范围，同时又给他造成心理上的孤独、压抑。美国有位心理学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3]一次实验：让一些应试者单独住进完全与他人隔绝、寂静无声的封闭空间里，里面放有各种美味佳肴，尽可自由吃、喝、睡，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阅读。任何人只要能在这些实验室孤独地住上四天，即可获得一笔相当丰厚的酬金。应试者起初都认为这是一次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好机会，但结果却无一人能“睡享其福”。两天之后，所有的应试者都开始拼命敲打墙壁，要求出来，当他们重返“人世”后，都呈现出神情痴呆、表情麻木、动作不协调和不灵便等情况，经过好一段时间才完全恢复。

也许，这个实验的结果能帮助我们理解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无比坚强意志的烈士张志新变疯的原因了。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由于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倾错误”，于是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在这个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里，张志新一切行动都受到限制，没有美味佳肴、没有可以期盼能走出那令人窒息的囚室、重获自由的期限，更无优厚的酬金等着[4]她……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

每个人与别人交往时，总会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这种个人空间感因文化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华特生对世界上几个主要民族的交往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后，写了《人类空间行为：跨文化研究》一书。他按各民族交往距离的远近把世界上主要民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接触文化”民族，如阿拉伯人、拉美人和南欧人等，他们交往时习惯于身体接触，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距离很小；另一类是“非接触文化”民族，如亚洲人、印度人、北美人等，他们在交往时不习惯于身体上的接触，个人空间和社会距离较大。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的一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了两种类型的人进行跨文化交往时所遇到的尴尬事：一位拉美人同一位美国人交谈，属于接触文化的拉美人边谈边向美国人靠近，而属于非接触文化的美国人为保持他认为适当的社交距离而被迫不断向后退，结果从一条长长的走廊的一端退到了另一端。因此，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应注意空间距离及其所传播的非言语信息。

爱德华·霍尔经过多年的研究，把人们交往时双方的位置和距离[5]分为四类，其空间距离、副言语特征及其适用情况见下表。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空间距离是不固定的，往往因人而异。

在探讨了空间大小、空间距离对人们行为举止的影响和制约之后，我们来看看空间领域。每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有被大家认同和接受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领域。比如你在学校宿舍里的床铺及其所分配的置放衣箱、书籍的地方是你的空间领域；你到图书馆阅览室找了一个空位，将书放在那里然后出去了，以此表示那是属于你的领域；你与朋友围成一圈交谈，那围成圈的空间便是你们的空间领域。

空间领域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因此应牢记“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人际交往规则，否则就会导致侵犯他人领域的行为从而破坏正常的交际活动。

莱曼和斯科特（1967年）将侵犯领域的行为分为三种形式：擅[6]自动用、侵入、污染。

当使用了属于别人又未经允许使用的领域时，就是擅自动用。比如，当你度完周末回到学校宿舍，发现小王的一位熟人正躺在你床上睡觉，而事先小王未征得你的同意。这时，你会为自己的领域被擅自动用而大为不悦；如果越过界限，占领另一个人的领域就是侵入。记得小时候上学时同女生坐，往往在课桌中间划一界线以标示各自的空间领域，并常常为越过界限，侵入了对方的领域而争吵。又比如在排队时“夹塞儿”，也是未排队的人侵入了排队者的领域。在公共场所，你旁边一支接一支抽着雪茄的那小伙子嘴里呼出的烟雾进入了你的领域，使你的领域的空气变得不洁净，这便是领域的污染了。

当空间领域被擅自动用、侵入或污染时，其所有者会以种种方式作出反应。一种方式就是撤离，这多发生在诸如图书馆、餐厅、海滩这类公共领域被暂时占据又受到侵犯的时候；第二种方式是隔离，比如同宿舍的人在床铺之间挂一条帘子把各自的空间领域隔开；第三种方式是为保卫领域而发生冲突，当然，保卫领域最激烈的形式莫过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奋力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了。

3.色彩

有一首著名的英语歌曲，歌名叫“love is blue”，有人直译为[7]“爱情是蓝色的”，让众多中国受众不知其真正含义，其实，若将“blue”的真正象征意义翻译出来，译为“爱情是忧郁的”，恐怕就不会让人满头雾水了。在这首歌曲中，作者用不同的颜色来对应不同的思想感情，真令人拍案叫绝。请看原文：

Blue，blue，my world is blue.

Blue is my world now I’m without you.

Gray，gray，my life is gray，

Cold is my heart since you went away.

Red，red，my eyes are red，

Crying for you alone in my bed.

Green，green，my jealous heart，

I doubted you and now we’re apart……

Black，black，the nights I’ve known，

Longing for you so lost and alone.

Gone，gone，the love we know.

Blue is my world now I’m without you.

在你离开“我”之后，“我”的世界是那么忧郁（蓝色），“我”的生活是那么苍白、没有生气（灰色），“我”的眼睛都为你哭得红红的（红色）、“我”对你另寻新欢是那么忌妒（绿色）、“我”的黑夜漫长而无尽头（黑色）。

各个民族对于色彩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认识。比如“黄色”在中国表示“王权”，在希腊表示“年龄”，在意大利表示“卖淫”，在埃[8]及则表示“饥荒”……尽管如此，色彩对于处于其中者的行为举止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却是普适性的。

有人将色彩分为冷色和暖色两种色调。班费概括出不同色调的颜色影响人们传播行为的结论：暖色——黄、橙、红——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让人们积极主动地与他人进行交往，而冷色往往使人不愿意说话，却使人们冷静地思考问题。因此有人说：人们应该在红色的[9]屋子里进行创造性的想象，然后到绿色的房间里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4.亮度

灯光的明暗度同样影响和限制我们的行为。例如，如果教室电灯的亮度不够的话，学生们就得吃力地睁大眼睛去看黑板而不能集中精力听讲了；工厂的装配流水线照明条件不好，就会使工人的眼睛疲劳，从而给生产带来大的灾难。因此，必须重视灯光的亮度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的场所都要求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柔弱的灯光造成一种轻松、亲近、隐秘的环境，使人们愿意逗留其中。因此，深谙此道的夜总会和卡拉OK厅的老板总是尽力营造幽暗而舒适的环境，辅之以醉人的音乐，挽留住客人。

5.噪音

噪音使人们的注意力分散，情绪烦躁不安，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回想一下你楼上人家或隔壁邻居装修房屋时尖啸的电钻声或你住所附近建筑工地“轰隆隆”的混凝土搅拌声、地基打桩声……你就能体验到噪音对你生活起居的影响有多么严重。

为了掩盖噪音，一些公司和营业场所则用了背景音乐。由于音乐本身具有影响人们情绪的独特功能，所以背景音乐不仅能掩盖噪音，同时还能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超级市场用适度的音乐来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迪斯科舞厅用闪耀的灯光和响亮的音乐来引发人们的兴奋；餐厅则用恬静的音乐来营造亲昵的气氛……

千差万别的微观外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千差万别的组合方式及其由此产生的千差万别的合力，对人们的传播行为和方式会产生千差万别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保证一切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这里所说的“实际”、“实事”以及“因地”的“地”便是影响和制约传播行为的所有宏观外环境因素和微观外环境因素。

虽然，微观外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的传播行为和方式，但人类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环境，而是能动地选择、利用和创造适合自我、满足自我需求的外部环境。如果说，“借物传情”、“借景抒情”是指对环境的利用的话，那么“造物（景）生情”便是对环境的创造了。

大千世界中被人类借用来表意传情的“物”与“景”种类繁多，无以数计。多数“物”和“景”所传达的“情”和“意”是群体共享的非言语信息，比如红玫瑰代表爱情，夜半三更的电话铃声与上班时的电话铃声传递出来的信息的紧急和重要程度不同等。也有一些“物”和“景”传播的“情”与“意”却是纯粹个人之间的非言语信息，比如贾宝玉送给林黛玉的旧手帕所表达的“旧情不忘”的信息只有他俩能解读。

巴拉兹曾拍过一部名叫《麻醉》的影片，影片主人公多年之后又遇到了早已遗忘的一个女人。她变了很多，以至于他认不出她了。这个女人也不告诉他自己是谁，只是布置了一个跟当年她与他相遇时完全一样的环境：她还是坐在原来的椅子里，面对着原来的火炉，熊熊的炉火还是像当年那样照亮着她的脸。她让那个人坐到当年他坐着看她的那张椅子上……她按照那个人第一次跟她见面时的视角，重新布置了这一切，希望这种独特的环境能“告诉”他自己是谁。

不论是“借景抒情”、“借物传情”还是“造景（物）生情”都是把微观外环境当作表情传意的媒介、利用环境的隐含意义进行非言语信息传播的方式；对环境的选择、利用和创造既丰富了人类传情表意的手段，又有助于人类更巧妙、准确地传播信息。[1]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2]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3]参见周士琳：《你我他——现代人际关系》，山东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4]参见《成都商报》，1998年8月17日第10版。[5]参见周士琳：《你我他——现代人际关系》，山东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6]参见马兰德罗：《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09页。[7]《美国流行歌曲101首》，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8次印刷“目次”，第3页。[8]此说见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8页。[9]参见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第二节　心理环境与非言语传播

在宏观和微观外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的传播行为和方式仍然会存在差异呢？答案是：人们的心理环境不同。

正因为人的信息传播有赖于他知觉社会环境的方式，所以，传播学、宣传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已经不再单从外部环境条件去寻求对人的传播行为的解释了，逐渐步入了既从外部客观环境条件又从行为主体的内部心理因素去考察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和方式的正途。

一、心理因素影响

人的心理因素，如需求、兴趣、动机、态度、价值观等等，从内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传播行为和方式，是心理学家、传播学者、社会学者等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很多理论观点具有一定规律性和普适性，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心理因素与非言语传播的影响和制约大有裨益。

下面仅以需求、认知、世界观三个心理因素为例。

1.需求

人，作为高等动物，都有生的欲望、死的畏惧、性的冲动、创造的渴望，求生存、谋温饱、图发展是人类基本的、普遍的需求，这些需求推动着人类去生产、去生活、去交往、去进行信息的传播与沟通。

在众多的有关人类需求理论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影响最为广泛。他经过长期研究，把人的需要按层次的高低分为五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和自我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该理论认为，人是不断有所需求的。当某一类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要就变得迫切了。当一个人处于需要等级的最低层次时，他主要关心的是肉体上的需要。人饥饿时，他的思想必定集中在面包上，而一旦温饱得到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便应运而生。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只要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的需求变化，就能毫无困难地加以理解。

如果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具有几种不同的需求时，他总是将这些需要按优劣主次予以区分，首先满足占主导地位的需求。比如，母亲把最后一块面包让给自己的儿女而宁愿自己忍饥挨饿；英雄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宁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之所以愿意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需要，原因就在于制约和支配他们行为的不仅仅是肉体、生理的欲望，同时还有社会道德的因素，这时，纯粹的肉体、生理需求便让位于占优势地位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需要了。这便是对母亲、英雄的所作所为从心理需求角度的解读。

2.认知

社会认知又称社会知觉，是关于社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特性（人格、意见、态度等）的相互认知。例如，由别人的非言语情绪表现行为而认知“他生气了”。因此，社会认知理论可被看作受传者解读传播者非言语传播信息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依据。其中，自我认知和角色认知又是我们解读他人非言语传播行为的最好钥匙。

自我认知是自己对自己身心状况的认识和评价，是人们“心理的自画像”，包括对自己身高、体型、容貌、性别、年龄、生理条件、气质、性格等等个性特征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认知的结果制约着或促进着个体的行为。正如体弱多病的老人不会去参加拳击比赛；自认为自己长得“得罪观众”的姑娘，其自卑心理使她不会像漂亮的姑娘那样喜欢抛头露面；而缄默孤独、反应速度慢、明显内向的抑郁质的人，与直爽、热情、精力旺盛、情绪冲动、明显外向的胆汁质的人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都会有诸多差异。

角色认知是指对人们在社会上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和判断，包括对角色行为的社会标准的判断。比如，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法官这个角色应该公正无私，有清楚的判断力；教师则应为人师表、严肃正派等。无论什么人，在承担了某一种社会角色时，都会感到社会对于这一角色行为的限制和要求。例如，一个小伙子坐在公共汽车上，这时上来一位抱小孩的妇女，如果其他坐着的都是老人，那么，人们便会把目光转到小伙子身上，希望他能站起来让座。

但是，社会和他人对角色的期望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还不是角色承担者自己的想法。角色扮演得好坏，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扮演者对角色领悟的结果。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因而对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别，甚至很不相同。如果上面例子中那位青年人是一位有思想修养的人，就会立即认识到自己承担着照顾妇幼的社会责任，因而把座位让出来；如果他修养不够，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照顾他人，不认为负有什么社会责任，于是就会对周围人注视他的目光满不在乎。

3.世界观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以我国古代的一个故事为例。

子桑户、孟子反和子琴张三人都有“相忘以生”的思想，故而成了好友。忽然，子桑户死了，不曾落葬，孔子便打发子贡去吊唁，并叫他帮忙办丧事。子贡一去，见孟子反和子琴张两人若无其事，一个在编歌曲，一个在拉琴，嘴里还唱道：“桑户啊！桑户啊！你倒好，你已得道。而我们呢？还寄挂在人世啊！”

子贡回去问孔子：“他们在朋友的尸体面前不但不哀哭，反而唱歌自若，好像不知道何谓生死似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孔子答道：“他们的精神在宇宙以外，故把‘生’看成是赘疣，而‘死’便是赘疣的溃散，不仅不被认为是不幸，而且还会认为是难得的机会。这样，生死是什么，先后是什么，他们又怎会知道呢？”

孟子反和子琴张之所以在朋友的尸体面前唱歌、拉琴，若无其事，皆因他们的世界观使然。

二、环境心理效应

微观外环境不仅影响和制约我们的传播活动，而且还能引起我们对外部环境的特定心理感受。在生日之际，收到女友精心设计、亲手制作的生日贺卡和收到她随便在商店里购买的廉价的贺卡，定然会引起你不同的心理感受；坐在北京至成都的普快硬座上和躺在特快软卧车厢里的心理感受也不会一样。

纳普针对不同的外部环境能引发人们不同的心理效应、从而导致[1]不同的行为决策这一事实，确定了关于微观外环境的六种概念：正规、温暖、隐秘性、熟悉、限制和距离。

●正规。银行的建筑那巨型的大理石柱子、众多的金属栏杆，给人一种坚实、可靠的形象，这样的建筑便是十分正规的。倘若不用这些正规的建筑作银行大厦而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作营业厅，谁还敢把一生含辛茹苦的积蓄交给这简陋的屋子里那些穿着银行营业员制服的人呢？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令人信服的话：“我们给房屋建筑定[2]型，后来它们给我们定型。”银行大厦被设计成安全可靠、坚实有力的形象，这种形象又反过来影响了在里面的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举止。他们被喻为“钥匙保管员”，同客户打交道时，也很正规，很有派头而且公事公办，要同样给储户安全可靠的印象。当然，现代的银行工作人员还被要求用面带微笑、以目传神等非言语传播方式与储户沟通。

●温暖。当周边环境使我们心理上感到舒适温暖之时，我们便有一种轻松愉悦之感，愿意在这个环境里多逗留些时间。

谁在臭气熏天、苍蝇横飞的垃圾桶边能产生食欲？谁愿意在脏乱的环境里去品茗闲谈？精明的饭店老板便创造出一种干净、整洁、温暖、舒适的就餐环境招徕食客，但为了不让食客吃饭逗留得太久，以便加快顾客周转，他又在这个环境里使用了半硬的拉森椅和明亮的灯光。

●隐秘性。谁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商机秘事和那些婚内婚外林林总总的“绝对隐私”和“相对隐私”？人们发现与外部隔离、只能容纳几个人的环境能使人感到具有隐秘性和安全感，给推心置腹、倾心交谈者提供了如意场所。这便是为什么卡拉OK厅和夜总会总是把偌大的大厅隔成无数小包间之故。

同样，饭店老板意识到环境的隐秘性之后，纷纷设置了雅间，迎来了许多既希望大饱口福，又希望借此交流思想、情报、建立密切关系的顾客，常常座无虚席。如果此时老板被这红火的场面冲昏了头脑，为接纳更多的食客而撤掉雅间以扩大就餐区的话，那么，这的确增加了用餐的面积，也因此会失去许多顾客。因为饭店里没有了惬意的交谈环境了。

●熟悉。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后，常常谨小慎微地行事，因为他们不熟悉新环境中的习俗和行为模式。

针对这一现象，才华卓越的企业家便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在陌生环境里为人们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这便是全球连锁经营搞得红红火火、获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美国人到了马来西亚、到了南非、到了瑞典、到了中国，完全可以打消饮食和住宿方面的重重顾虑了。他们可以在麦当劳快餐店就餐，在假日饭店就寝，虽身在异国他乡，然而“感觉却像在家里一样”。

●限制。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交际行为，而人们又总是想方设法排除这种影响和制约。现在的父母大都有这种感受：孩子大了后就不愿跟着自己外出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了，宁愿呆在家里或去找同学玩。原因恐怕在于，孩子认为父母那种社交环境对他们的言行的限制度，大于自己呆在家里或和同学们一块儿玩这样的环境限制度。

●距离。汉语中有两个词：亲近和疏远。如若将它们拆开来便是：亲—近；疏—远。而这正好说明了距离的近与远所引发的不同的心理效应：亲与疏。即是说交际双方的距离近，关系就亲；距离远，关系就疏。我们的先辈将距离及其所隐含的亲疏关系信息仅用两个简简单单的词语就准确、深刻地揭示了出来，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环境因素及其所引发的心理效应远非上述六个概念所能涵盖，环境所引发的心理效应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是不同的。

比如，同一环境因素在不同的环境里所引发的心理效应不同。有人问爱因斯坦何为相对论，爱因斯坦风趣地答道：当你坐在火炉上时，一分钟就像一个钟头那么长得令人难以忍受；而当你和心爱的姑娘坐在一起时，一个钟头就像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论。这番解说虽不是相对论的定义，而只是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所说明的现象却是真实的，即同一因素（时间）在不同环境里（坐在火炉上和坐在姑娘身边）所引发的心理效应（一分钟相当于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相当于一分钟）是不同的。

又比如，同一主体对同一环境的心理效应也是可变的。我曾在苏黎世高等工学院邂逅一位曾到过中国的瑞士学生，在谈到对北京公交运输印象时，他说：“以前在国内乘车，只要座位坐满人，我就会想：这车怎么这么挤？见识了北京公交拥挤的状况回到瑞士后，同样当车上座无虚席甚至还有人站着时，我反而会感喟：这车怎么这么空？”这个例子说明同一个人（瑞士学生）对同样的环境（坐满人的瑞士公共汽车）的心理效应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前认为“这么挤”；现在认为“这么空”）。

另外，不同主体对同一环境因素的心理感受并非完全相同。比如，一个未到过北京的瑞士人还是认为坐满人的公共汽车太拥挤，而对于一个挤惯了公交车的北京人来说，当他来到瑞士乘公交车时，会感到这车太空、太空。这说明：人们可以共处于同一环境之中，然而每个人对这一环境的心理感受不会一样，正如我们“共有的是符号，而非[3]含义”一样。

总之，环境所引发的心理效应是极为复杂的，环境因素与心理效应之间并非一一对等、一成不变的关系，只有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将这些具体的环境因素置于整个传播过程之中考察才能正确解读微观外环境因素对人们心理效应的影响和制约。

综上所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的心理环境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传播着不同的非言语信息，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信息传播行为及其方式。卢因（K.Levin）有个著名的公式：

B=f（P·E）

B是行为（behavior）、f是函数（function），P是自我（personality），E是环境（environment）。该公式说明行为是个人与环境（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函数，也就是说，人类行为是随着个人与环境两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个体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而个体不同虽处于相同的环境，亦有不同的反应。卢因这个模式是以他的场理论（field theory）为基础的，他所说的“场”，实际就是指人们的生活环境空间，“在此空间，一个人的行为乃是他个性、动机、心向及兴趣等产生的内在感受及外在环境刺激所[4]促成的”。

客观外部环境（宏观外环境和微观外环境）和人的内部心理环境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环境制约论。只有重视和认识这些众多的环境因素对非言语传播的影响制约作用，我们才能“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准确地规范和编码非言语传播行为，正确解读对方行为举止所传递的非言语信息，以求在交际双方和谐的互动中达到极大提高非言语传播效果的目的。[1]参见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4页。[2]转引自马兰德罗等：《非言语交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3]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4]李茂政：《人类传播行为大系通论》，美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168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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