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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鸿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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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梁庄记试读：

出梁庄记

第一章 梁庄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闲话

2011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河岸两边的树也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的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50—55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里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那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挠着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的亲属。况且，经过长期饥饿的洗礼，与人隔绝的孤独和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具有模糊性。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定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2008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的、惶恐的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不一而足。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密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个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个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来不曾回来过，我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玫、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朝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眼神空茫，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宏伟的、用赔偿钱盖起来的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心脏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2010年11月21日，光河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花婶也在门口站着。她仍然笑笑的，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和凄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原来那么足了。她特意站在花丛前让我照相，笑盈盈的。透过镜头，那笑容有一种涣散了的深深的空洞，还有些许一闪而过的羞愧和心虚。她这样活着，似乎太过强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丈夫都活死了，自己还活着。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了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六七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儿，清立不要脸儿。”

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魂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凤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三个儿子一人一个，不偏不倚。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放学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这个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三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2008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划划，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凤嫂在旁边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1]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着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通过闲话，共同体中的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2]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

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要不是为了那1750块，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都不出，到兴那儿串个门，连个招呼都不打。”“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能多出来多少地？”“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占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车、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占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于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兴哥的一件不光彩的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形容）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那段时间就要好多了。梁庄人一见兴哥去吴镇割肉买菜，就会意味深长地相互看几眼。兴哥花销大了，一人地两人吃，当然不够，他需要弟弟这一亩地。现在，他更不能放弃这一亩地，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就占住了军哥的地。政策已经确定下来，梁庄占地，按一亩一年1750元的标准赔偿农户。一亩1750元，不用种地，不用担心旱涝歉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军哥不能死，兴哥也不能认。

南水北调占梁庄多少土地，由国家丈量，占多少赔多少，每户农民都设一个账户，钱直接打到农民账户里，防止截流。这清清楚楚，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占地面积是整体测量的，按整体面积赔偿，而梁庄分到村民的地是一块一块的，路，沟，渠，角角落落，属于村庄的公共空间，没有分给具体哪一位村民。这样，当土地被整体测量使用时，就会多出来一些面积。

此后的十几天时间，我每到一家，只要坐那么一下午，无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最后，都会归结到这件事上。首先是怀疑，对一亩地1750元能否顺利到手非常质疑，进而愤怒地说到多出的公共面积和多出的钱。其实到底多出多少，谁也搞不清楚，彼此算出的面积差距也很大。话题由此展开，说到村庄里的其他事情，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

离开梁庄

夏天的村庄中午，总是有着地老天荒的安静。热气蒸腾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收声噤口，疲乏愚钝。

沿着梁庄的新公路，走过两边密集的新房子，走过梁庄小学，走过老煤场，走过王家胜娃的石灰砖厂，再走过一大片绵延的绿色烟叶地，一条直直的、平整的、向远方无限延伸而去的开阔地，突然从茂盛的庄稼地里开出，呈现在大地的中心。它如此宽阔，以至于一眼望过去，两边的村庄房屋和庄稼都显得非常遥远和矮小。那惊人的宽阔充满着神秘的威力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大地、植物、时间和空间都逼得狭小且短暂，显示出一个庞大国度的浩然之气。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横穿湍水，跨过梁庄，向大陆腹地延伸而去。

但是，在村庄内部，连续的暴雨肆虐地冲刷着房屋、地基、路、树木、杂草和庄稼，一切都处于无序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村庄内部道路的损伤和混乱。新房不断建起，路却越来越难找。从公路进梁庄的主路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已经被两旁的杂草完全遮蔽。我家老屋的左边原来是一条直路，可以通往村后的庄稼地和韩家，现在，也都被周边各家的新房分割，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缝儿。

老老支书兴隆家的院子半边已经坍塌，看到我路过，坐在院中树下乘凉的老老支书站了起来，大眼一瞪，喊我：“小清过来坐啊！”旁边的大奶奶扶着拐杖，也艰难地站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神情，吓了一跳。她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肉，五官完全错位。整个眼珠都散了，看起来很恐怖。她的嘴巴嚅动着，呜咽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要窒息，急急地逃跑了。老老支书仍然声如洪钟，在我们身后喊着，“再来玩啊。”

村东坑塘中间的那条大路地基已经塌陷，一边低一边高。坑塘旁边丰定家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一个轮子几乎悬在了坑塘的边沿上。如果单看路的现状，你无法明白他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开进来的。

丰定和老婆去年从中山市回来，买了拖拉机和旋耕耙，挣钱养家，打算不再出门。我好奇地问起他的拖拉机是怎么进来的，他即刻骂起来，说有钱的在公路边盖房子，车想咋放咋放，村里的路越来越没人管。这段路是他和哥哥、父亲自己拉的石子垫的，勉强把车开了进来。几场暴雨之后，路又塌了，他还得再垫路。丰定一直想在公路旁找新的宅基地，想盖新房。但是，村委会怎么也不给他批地。

找丰定，除了想听听他的打工史，想了解他为什么要回来之外，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找一找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梁庄在南方打工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兄弟俩人带出去的。他知道好几个人的电话，当即打了过去，只联系到其中三个，另外两个手机已经停掉。

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一家家地走访，打听电话，进行联系，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隔膜。

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村庄，至多春节到坟园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那些有孩子留在村庄上学的青年夫妻，原来会在春节回来，现在，则在暑假托人把孩子送到打工地点（每到暑假，都有专门做这样生意的长途汽车，车费要高于正常车费一倍），孩子在那儿玩一个暑假，再托运回来，自己也不耽误打工时间。

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接儿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在梁庄消失，继续在外打工。但这样的中年打工者，在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开始下一个任务：照顾孙子或孙女儿。万青和巧玉就是这样的情况。2008年我回来的时候，万青的儿子结婚。2009年，万青有了第一个孙女，在汕头拉三轮车的万青和在电子厂打工的巧玉只得回来。巧玉照顾孩子，万青在梁庄砖厂干活，儿子和儿媳则继续在外打工。

难以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打工者工作调换太快，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在不同城市干不同的活儿。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废除之前的号，换当地的手机号。每换一次号码，就会与一批人失去联系，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少人知道电话。福伯家，梁庄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分布在新疆、西安、郑州、北京、深圳等各地打工，福伯把儿子孙子们的电话都记在墙上。我按照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结果，有一半都打不通，福伯搞不清楚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都在哪里。我问福伯到没到西安或北京去看过儿子孙子，知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他诧异地反问我：“谁去那儿干啥？打个工，还能住啥样吃啥样？”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关于村庄里出去的一些女孩子，我听到了很多闲话。一贯高声大调的梁庄人在谈起她们时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放低许多，暧昧而不屑。在红伟家里，我碰到万生，他先是在吴镇开饭馆，生意非常好，却因政府欠账太多，难以为继，就关了饭馆到西安，在那里的城中村卖河南烩面，结果还是开不下去。据说是他老婆太不会事儿，得罪了去吃饭的老乡。我问万生要他两个妹妹玉英和玉花的电话，他却支支吾吾。周围的人也满含暧昧之色。在经过一段铺垫之后，这些女孩子的故事才慢慢地在闲话中，在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的争执中浮现出来。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的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丰定、永树兄弟先在广州郊区打工，后来在中山的鞋厂和高温塑胶厂一干好多年，都是严重的胃溃疡患者；丰定的老婆是从十五岁起在鞋厂干活，2005年左右，她的头开始有轻微的颤抖，应该是轻度中毒或中风的标志。在云南校油泵的书明被摩托车撞飞，伤了左腿，引起肌肉萎缩，不能再从事任何劳动，回到梁庄，吃老本儿，天天以打牌为乐。而万青，我在梁庄砖厂看他干活时，才发现他的左胳膊已经瘫痪，严重萎缩。他一直隐瞒得很好。那是1994年他在山西一个煤厂干活时，煤窑倒塌伤了小脑留下的后遗症。

万青媳妇巧玉和丰定老婆对城市的打工生活非常怀念。巧玉给我算了一笔她和万青在家生活的成本账，他们两口子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花出去了将近两万块钱，而在打工的地方，人情很少，“每个月到时间就有十几张红红的票子发下来，心里可美”。丰定老婆已经成为鞋厂鞋样室的员工，比在大车间干活要干净很多，有风扇吹，有水喝。更重要的是，厂里对她非常重视，工资涨到了两千五百块钱一个月。但是她们对于打工的城市、乡镇却异常陌生，在说起打工的镇子时，丰定老婆竟然想不起来小镇的名字，而她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巧玉在说起汕头的那个小镇时，也着急地求助于丈夫万青，她想不起来。

实际上，留在梁庄的梁庄人一部分也成了打工者。南水北调把梁庄的一部分土地占用，坟园前后、河坡上那千余亩地也已经被吴镇的两个种烟大户给租去种了烟叶。梁庄的妇女打工队队长喜娟组织了梁庄的十几个妇女和老弱男人，以一天三十块钱算。因为干活快，人又热心，打工队慢慢吸引了周边村庄的一些人，男女都有，三十几个人，每天在不同的地方干不同的活儿。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劳动”，他们直接说自己是“打工”。还有就是在砖厂干活的，道义砖厂和韩家红贵砖厂吸纳了三十几个梁庄的劳力。其他家庭有如丰定那样买了旋耕耙、挖掘机、拉沙车在附近找活儿干。

梁庄内部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真正的改变。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经营者正在进入梁庄，土地被集中起来，被那些有金钱能力和销售渠道的人所控制。相关政策部门、金融机构也因利益关系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样的集中化和集约化过程之中，这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在分田到户四十几年后，梁庄人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给别人打工。

在村庄的十几天里，我一家家走访，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寒暄、落实，牵出另外一些人，再打电话，这样才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并开始确定所要采访的基本路线。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梁庄人也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3]“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农民”“农民工”。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

[1] 2012年2月4日晚，建昆婶因食道癌于梁庄去世。

[2] 参考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请叫我公民——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书名无产阶级同盟军，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宪法名公民，党给的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村中老屋

第二章 西安

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下午不到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个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膛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两颗几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门牙不那么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他的两颗大门牙还触目惊心地往外突着，从那里面喷出来的唾沫比话多。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日他妈，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了，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1]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终于走上了幸福路。远处是一个小山包，下面是很深的河，从山包到河这边，是一条极具弯度的、高且瘦的高架桥。二哥说：“九几年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条桥。我拉着三轮车从城里往山那边送过货，得绕二十多里地，上千斤，二十块钱。就这样，还得认识人才让你拉。”

在一片欢笑声中，父亲和二哥合编了一个顺口溜：

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

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

人人都说我迷登，一心挣钱供学生。

从华清桥下来，转一个弯，是一段有围墙的长长的路。围墙刷的是劣质白粉，比临时工地围起来的要高一些，结实一点，但又比作为固定建筑的墙差很多，上面加着一个青瓦的顶，歪歪扭扭，围墙的高度、长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微妙的压抑感。围墙里的路说宽不宽，说窄不窄，有点像乡村的老公路，年久失修，被人遗弃。路是老的，但围墙却显然是新近加的。然后一个右拐弯，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街出现在面前。街的一边是全是卖钢材的，长长的、铁锈色的钢管铺在店面里，溢到街道上。店主坐在同样呈现着铁锈色的房屋里，或倚在门口，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们的车开过。另一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废墟地，废墟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再向左转一个弯，是一条小道，路的左边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右边是各种零散的垃圾堆。再往里走，右边出现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废品，废铁、废铜、玻璃瓶、废纸，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随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这一堆堆垃圾之间，有一条歪斜的小道，通向里面，几条狗在刨食，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正骑着三轮车出来。异味在刚下过雨的空气中凝结、发酵，非常刺鼻，一种腐烂的东西长期沤在里面变坏的味道，让人想呕吐。直行再往里面走，经过一个小铁路，空间豁然开朗，一个村庄形状的聚集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德仁寨。二哥二嫂，还有其他几位乡亲现在的居住点。他们搬到这里有一年多。这几年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有相当一些村子完全被买断、开发，二哥们只好频繁搬移，寻找新的城中村、新的居住地。看着这个破旧的地方，突然想起进村时那围墙给我的奇怪的不舒服感，我想到了一个词：隔离墙。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隔离墙，美国黑人白人的隔离墙，都与那道墙有相似的气质。

德仁寨是西安灞桥区的一个村庄。说拆迁已经好几年了，但总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动迁。本村居民早已搬出村庄，把房子租给如二哥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二哥居住的这条街，卖菜的、小吃店、五金店、移动通讯店、手机店，所有做生意的都是外地的，就连那个稍大型的超市也是外地人开的。德仁寨，西安的老村庄，却几乎没有西安户籍的居民和原始村民。

二哥二嫂住在一栋斑驳的两层小楼里，上三下二的开间。下面一间租给了做移动通讯生意的人，另外一间房连着客厅，租给一家做夜市小吃摊的夫妇俩。我们到的时候，这夫妇俩正坐在阴暗的房间门口忙着择菜、洗菜、切菜。

二楼三间房。二哥二嫂租了左边的一个大间，月租一百五十元，中间一间租给同是吴镇的另外一对年轻夫妇，面积稍小一点，月租一百。右边是一个两间房的小套间，没有租出去。挨着二哥房间左边，是一个公用厕所。

二嫂也早早收工，正在房间门口切菜做饭。记忆中的二嫂又黑又瘦，但眉眼和脸庞很俊俏。利索、勤快、下力气，是梁庄著名的“干家子”之一。二嫂略有点发福，但回身招呼，说话倒茶，利索劲儿丝毫未减。房间约有十五平米大小，地面是灰得发黑的老水泥地。进门左首是一张下面带橱的黝黑的旧桌子，橱门已经掉了，能够看到里面的碗、筷子、炒锅、干面条、蒜头、佐料等零散东西。桌面上放着一个木头案板，案板上放着一大块红白相间的五花猪肉。

往房间里面看，对面那堵墙一溜排着纸箱子、席子、包裹、破沙发、桌子和一张大床。大床上的苇席被陈年的汗渍浸得光滑发亮，四面都有补过的痕迹，靠墙堆着几床棉被。床的另一端也放着一堆纸箱子，一层层摞着，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和杂物。房间的各个角落都纵横着绳子，上面搭着衣服、毛巾，挂着伞、帽子、塑料袋等等。整个房间唯一有着固定家居意味的是口厚重的、上着深色朱漆的木箱子。箱子四角用带有装饰的铁皮包着，前面正中部位印着红白相间的喜鹊和牡丹，颜色有些脱落，透着年深月远的喜庆。旁边一个废弃的电脑桌上，摆着一尊财神像，前面堆着厚厚的香屑。

大家谈起梁庄，提到梁庄的很多人。万龙家女子结三次婚，又离婚了；光义老婆逼着儿子离婚，媳妇没了，生意也垮了，算是家破人亡；清明显摆，在西宁校油泵，前些日子来西安买车，非要住宾馆；韩家谁谁校油泵发大财等等。二哥、二嫂、父亲两眼放光，大家都很兴奋，呈思考状、紧张状和幸福状。梁庄才是他们精神的中心，梁庄里的人和事闪闪发光。

吃完饭，我们去找住的地方。拖着行李，往街里面走，街上的各种小摊延伸到路的中间，使得本不宽敞的路显得更加拥挤。我看到二哥楼下的邻居在街的拐角处摆出了摊儿，一个两平米左右的轮子车，上面放着各种凉菜，用塑料壳遮着。塑料壳上面挂着一个白色横幅，上面写着鲜红的几个字：“凉菜米线河南烩面。”

我们在“如意旅社”住下。“如意旅社”不如意。房间积尘满地，鞋子走过，能劈开地上的灰尘。床上可疑的物品、拉不上的窗帘不说，到卫生间，那水池里的污垢让人气馁。小心翼翼上完厕所，一拉水箱的绳子，绳子断了。转而庆幸，幸亏还有个热水器，虽然面目可疑，但总算还可以洗澡。这一天的奔波，全身早就像刷了一层厚厚的橡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该热水器是一个绳子控制出水的热水器（从没在市场上见过，估计是自制的），一拉，热水出来，再一拉，水停。流量虽小，毕竟还有。涂了一身的香皂，一拉，结果，这房间里的第二根绳子也断了。

早晨五点半，闹铃准时响起。匆忙穿上衣服，往二嫂那儿赶。刚到楼下，就听二嫂在楼上窗户边说：“不用上来了，我这就下去。”

二嫂从客厅里推出她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的确服役很久，车把、铁的车身都磨得光溜溜的，电镀完全没有了，轮子、轮条都裹着厚厚的铁锈。车座后面的架上绑着水壶，拴着塑料袋，里面装着纸、手套、帽子和其他小杂物，丝丝缕缕的，像一个小型垃圾车。

发动机的声音格外大，“突突突”，在寂静的清晨猛然响起，非常刺耳。过了那条长长的围墙路，往右转，穿过华清立交桥，过一个斜坡通道，再拐到地下通道，就到了路的另一边。过斜坡的时候，二嫂告诉我，前几天万国大哥的车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抓的。这是一个大拐角，很容易把人、车挤到死角去。三轮车夫早晨六点左右出门去拉活，抓人的交警和他们一样，也六点左右出发，专逮他们。

从德仁寨到二嫂拉活的梦幻商场，约有七八里地。紧靠商场后门的地方，排着好多辆三轮车，旁边三三两两聚集着和二嫂穿着一样夹衫的人。女人们一堆儿，有的坐在车上，大口吃着包子，有的斜倚在车把上发呆，有的吐着唾沫在数零钱；男人们一堆儿，在一块儿大声地相互说笑。其中一个瘦小的、戴高度近视镜、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特别显眼，看起来很文弱，很有落魄书生的感觉。

二嫂为我一一介绍她的伙伴们，又用手指着男人堆，说那是谁的丈夫，那是谁一家的，家在吴镇哪边。她招呼他们过来，那些男人们反而走得更远了，有使坏的把其中一个白脸年轻男人推出来，往这边女人的身上推，大家哄笑起来。拉三轮车的，多是夫妻两个一起。他们还保持着农村的习惯，在公开场合里，从不在一起站着。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二哥骑着三轮车过来找我们。他早晨的活已经拉完了，挣了三十多块钱。“日他妈，生意不好，淡季，没人来。”他嚷嚷着，马上加入了那一堆聊天的男人中去。

十点多的时候，人流渐渐增多，后面广场各种进货出货的人越来越多，门前停着的三轮车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忙了起来。二哥说：“走，咱们到健康路去。”早已和万国大哥约好，下午一起到二哥家喝酒。他一个人在西安拉车，大嫂留在梁庄看孙儿孙女。

健康路是灞桥区著名的服装批发街，街长约有三里地。这是一条有些年头的街道。路面坑坑洼洼，路口是一个外观已经非常陈旧的商场，往里两边是两排年代久远的老楼房，颜色灰暗、样式落后，楼顶上竖着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各类广告牌子。它的左右不远处都是气势汹汹俯视而来的崭新的高大楼群，衬得健康路格外寒酸、狭小。

不时有三轮车“咣咣”响着飞驶过来，这些三轮车前面都绑着一个小铁棍，打在三轮车的梁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以提醒前面走的人让路。三轮车开得飞快，不时擦过行人的身边，眼看就要撞住，却“哧溜”一声滑了过去，技术高超至极。看到我在旁边照相，骑车者就配合地朝我张大嘴巴，露出笑容，车也不减速，“哗”地一下潇洒地骑了过去。欢快而流畅，非常写意。

万国大哥拉着人朝我这边骑了过来，因为速度快，他的头发被风往后吹着，衣服也鼓了起来，腰挺得笔直，保持着昔日的军人风采。看到我，他开心地笑起来，脸一下子像被揉皱了，巨大的眼袋几乎顶住了眼睛。我喊他一声，大哥，慢一下，照张相。他的腰挺得更直了，目视前方，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大哥很快回转过来，三里地，对于他们这样的熟手来说，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健康路拉车的全是老乡，说话没有丝毫障碍。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过来，让我和他们聊天，“都是自己人，问啥都行”。和梦幻商场一样，他们对我的出现很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当我要给他们照相时，又哄笑着纷纷躲开。最后，大家聚拢在一起，站在三轮车的旁边，后面的人站在车上，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还摆着姿势，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意气风发。其中一个双手插进裤袋里，刚好把酱色马夹揽到后面，露出里面干净的白色T恤，他双眼含着笑意，凝视着镜头的外面，脸庞方正，轮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万立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哩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糊了一样，受罪得很。我忘了我是干一个月，还是不到，反正没拿到钱。我给小柱说，走，咱必须得走，这活干不成，到最后非死人不行。厂里坏得很，去之前还得先押两百块钱，工资也是好几个月结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后，我和小柱走了，押那个钱也不要了。韩家几个娃儿还在那儿干一段，后来也走了。

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音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但是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块，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

从南窑地、余家寨那边拉被套到城西农村去，是九五年的事，有几十里地，上午十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三十里，二十块，那还是认识了才让蹬。我记得可清，那是过过秤的，拉过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来累得很，浑身都散架了。还拉过摩托车，两个三个的都装过，千把斤，嘉陵牌的，从大雁塔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得有二十里，十块钱，一个摩托车五块，这是九四年的事。这还是虎子认识经二路那边的人，才让我去拉这活。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罢，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1997年开始干生产队长，孩子外婆死时我回去，一埋罢，叫我当村长。那时候一个月干队长是四十块，还是欠账。想着当个官怪厉害，多少人争还争不到，人家主动让我干，那我肯定干。当队长管交提留，交公粮。那两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时候是以队里名义借高利贷，一个队得交几千块钱，好像都上万。队里把多出的地再赁出去，再还高利贷。社员们少分那点地，起个名叫“预留地”，咱们北岗地几乎全卖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块，两年九百六十块。干了几年，2000年，才不干了，没意思。

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苏，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钱，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挣有一千多块钱。那儿蚊子多哩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蝇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哩很，钻过蚊帐，爬在脸上，脸都爬满了，得不停地用手拍，早晨起来，脸都扇肿了。

后来又在阿勒泰那儿，种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儿，打一天药，一天十几桶，下来肩都磨破了，摘，种，锄，黑瘦黑瘦，干一年下来，俺俩挣一万块钱。

第二年去克拉玛依，打井，一个月一千块。一个月后，库房里让我回来看库，觉得我人老实，倒料，装装，码码，活还不算多重。但是，井喷的时候不能睡觉，整夜对料。你二嫂在那儿挖树窝，种草，摘花。干到十月份，活干完了。

春节买票回家难死了。白天上班干活，到黑了去火车站排队，硬排半个月，最后买的还是站票。总共挣有万把块钱。发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哩很。那两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小柱是2001年阴历三月十九黑晌去世，二月初五那天生病。他骑车子去上班，路上突然就昏倒了，当时去青岛医院，都想着镀金厂有影响，光亮他们在电话里还在说想到北京找咱们老乡去告状，意思是厂里的责任，看能不能赔偿一些钱。我们也打听了，咱是外地的，打官司根本都打不赢，第一经济不行，第二也没有那个人，找不到有权力的人。人家还说小柱有先天性心脏病。净放屁，活这些年也没听说他有这病。从青岛到南阳，还是梁贤生弄个车送回到咱们穰县医院。

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蜡黄，人都没劲走了，梁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当时花三万两千多块钱，姊妹们都出了钱。都是借的，那时候挣哩少，出来打工都只是顾住家。

2002年你大婶去世，是食道癌，发现时医生诊断已经是晚期了。一直吃不下去饭，到最后忽然通了，喝茶轰隆下去了，一下去马上就不行了。那是七月二十七，死时六十八岁。人好，也可怜。一辈子没管过家，都是奶奶把着钱。

2005年又去新疆种哈密瓜，说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时候想着梁磊（二哥的儿子）要上大学，一年要好多钱，中间这几年家里事儿多，花销大，没存住一分钱。俺们是6月1号去的，10月份回来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没挣来钱。磊子考上重点大学，高兴得很，就是为学费熬煎。记得那年学费是三千八百块，开学走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俺们都没回家，在新疆挣钱，你福伯在家到处借，娃儿是自己去上的学。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去一年，在井队上仓库上发个货，你二嫂在绿化队里干，我一个月七百块。11月份又到西安了。过来就再也没走了。那年去最亏了，这边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这个钱是活钱，自由得很。到那边端人家饭，受人家管，拉三轮挣这个钱不受气。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8月20号以后，生意好哩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哩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元月，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2]个“圣人蛋”，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3]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两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当然不愿意了，小柱就喊了咱们梁庄一帮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儿，老二老三老四，咱们这边去八个人，去都拿个片刀，我拿个钢管，没找住那个娃儿，把他们村另外一个娃儿打一顿。

大哥讲到这里，二哥忍不住发出感叹：“那次幸亏没找到那个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时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换个人。都野蛮得很，泼死哩打，好像没个啥约束。”

为啥不干了？我车间主任那个位置被老板亲戚占了，心里有点不顺，刚好又和甘肃一个人闹矛盾。老板看见小柱掂个刀在车间里晃，不让小柱干了，只叫我在那儿干。我给老板说，我兄弟是为我的事，你把我们钱一清，我们一块儿走。这是1995年的事。

回来干农活不行，关键是不挣钱。在梁庄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来一直在北京，当过保安，也到化工厂打过工。我看他那儿空气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厂。当时听小柱说在煤厂干活时摔过一跤，里面有个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没起来，估计是怕有啥事，工厂就不让他干了。后来又干过刷漆，也没见过戴口罩。生病估计都与这有关。

从北京借的钱，六百块钱，直接来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挣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满足了。没人管没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阴历九月份来的，就没有动。整整十六年，一直没有动。我没有投资，投资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楼上扛，一包一块钱，一口气扛了十六包，最轻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还是信任咱，才让咱扛，不是那个人还不让你扛。

现在少出力了，比原来多挣钱了。钱还是不够用，一块分十块都不够用。梁东上学，一年四千多学费，再加上吃喝，一年一万多。先上大专，又上本科，上了五年。你大嫂一年到头吃药，至少得几千块钱。家里人情世故也大，行的人情多，我是一人挣钱全家人花。

不过也有高兴事。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梁东给我发了个信息，你看，我给念念：“圣诞将至，不知你又和佳友们到哪儿去畅游？无论你在哪里，请别忘记了我对你的深深祝福！”我回了四句：“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

今年，梁东在郑州要结婚，买房需要四十多万，五十多平米，四十万，吃人啊，还说是在郊区。你说咋办？好不容易供出来，还得管，你说不管行吗？就他那工资，多长时间能攒几十万？我给他借了八九万块钱，还借你万科三哥三万块。儿子又给我发短信，“亲爱的老父亲！儿子让您受苦了！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却仍然让我那儿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出力！受苦！心里很受伤！”我看了心里也难受啊。说实话，就咱们这个收入，供一个、两个大学生，这个家算完了。

大哥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拿出他那个破手机给我翻看他二儿子梁东给他发的短信和他回的短信，喃喃地念着，一边摇头、诉苦、叹气，可是那语气中却带着骄傲、炫耀和软弱。三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删那三条信息，就他那个破旧手机，他得花多大功夫才能留住那三条短信啊。最后那条短信是2011年4月17日发的。儿子心疼他，这使他几乎有些受宠若惊了。

二哥一直白着眼瞪他，不时拿纸塞到大哥手里，口气很冲地说：“赶紧擦擦，流啥眼泪。”转过脸对我们嘟囔着：“大哥大嫂有些偏心，稀罕老二娃儿，想着老二在郑州过得好，将来能指望住，啥钱都贴给老二了。”

没想到大哥听见了，大声嚷着：“我偏啥心了，梁峰能顾住自己，家里房子都盖了，老二啥也没有，不指望我指望谁啊？”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大哥醉醺醺地站起来，说得走了。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有将近十里地。二哥也没有留他住下，因为他的三轮车电瓶晚上必须充电，另外一个替换电瓶还放在家那边。说好了，明天下午再过来。二哥已经打电话给韩家虎子，韩家虎子听说我们来了，激动得很，说不做生意了，明天上午就过来。我说我们到他那边去，他一定要先过来看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接过去。我知道，这是礼数，表示郑重。

抢劫

第二天早晨，二嫂带着我们去梦幻商场和健康路转了一圈。还刚刚和大家聊上，二哥电话来了，说大哥已经到德仁寨家门口了。二嫂笑着说：“你大哥可真难得，一般是舍不得耽误拉活的。”回到二哥家里，很自然地，我们谈起大哥前段时间三轮车被扣的事件。没想到，不是简单的被抓被罚再放人的事情，大哥组织了一场示威，很有现代英雄的意味。这与大哥喝酒就哭的软绵绵的形象颇为不符。喝了酒的大哥开始讲事情的经过，隔壁一些老乡也陆续过来二哥家聊天凑热闹。十一点多的时候，虎子和他老婆也过来了。在梁庄时的虎子是一个瘦弱内向的年轻人，现在，依然瘦削，但神情活跃，开朗异常。虎子的左小腿用几个厚厚的木板夹着，外面缠着一层层的布，走路一瘸一拐的。一个下雨天，虎子上车下菜，滑了下来，小腿骨摔断了。

我记哩可清，6月23号早晨不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就骑到了华清立交桥，那是俺们这些拉三轮的最警惕的地方。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快六点开始走，到那个地方最多十几二十分钟。那个地方车少，又有一个大斜坡，挤你好挤，是他们作案的好地方。看见三轮车，里面装着黑狗子的大金杯车就开始往路边挤，挤成一个三角，把人车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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