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明斋 （日）村上直树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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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城镇化比较研究试读：
文前辅文
本项研究与著作撰写出版得到了中原发展研究基金会、新型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原发展研究院、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建设以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资助。同时，本著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1&ZD05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总序
如果不考虑以渔猎、采集为生的蒙昧状态，人类社会以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产业革命为界，明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传统的农耕与乡村文明社会、现代的工业与城市文明社会。自那时起，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转换，或者说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从传统农耕与乡村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然而，随后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全面的现代化转型进程。
中国真正大规模和全面的社会转型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农区工业化潮流是最强大的推动力。正是珠三角、长三角广大农村地区工业的蓬勃发展，才将越来越广大的地区和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工业和城市文明发展的轨道，并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美名。然而，农耕历史最久、农耕文化及社会结构积淀最深、地域面积最大、农村人口最集中的传统平原农区，却又是工业化发展和社会转型最滞后的地区。显然，如果此类区域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问题不解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传统平原农区的工业化及社会转型问题无疑是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使我们对传统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问题产生巨大兴趣并促使我们将该问题锁定为长期研究对象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三点。
一是关于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认识。记得五年前，我们为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而准备一个有关农区工业化的课题论证时，一位权威专家就对农区工业化的提法提出了异议，说“农区就是要搞农业，农区的任务是锁定种植业的产业结构并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区工业化是个悖论”。两年前我们组织博士论文开题论证时，又有专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实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早就专门著文讨论过，但是，一再提出的疑问还是迫使我们对此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如前所述，从社会转型的源头上说，最初的工业都是从农业中长出来的，所以，最初的工业化都是农区工业化，包括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这是其一。其二，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就是从农区开始的，所谓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不都是农区工业发展的模式么？现在已成珠三角核心工业区的东莞市30年前还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为什么现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农区就不能搞工业化了呢？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工业化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而社会的核心是人，所以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区域只有经过工业化的洗礼，这个区域的人才能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你不允许传统农区搞工业化，那不就意味着你不允许此类地区的人进入现代人的序列么？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些反对农区搞工业化的专家是从产业的区域分工格局来讨论问题的，但是要知道，这样的区域分工格局要经过工业化的洗礼才会形成，而不能通过阻止某一区域的工业化而人为地将其固化为某一特定产业区域类型。其四，反对农区工业化的人往往曲解了农区工业化的丰富内涵，似乎农区工业化就是在农田里建工厂。其实，农区工业化即使包含着在农区建工厂的内容，那也是指在更广大的农区的某些空间点上建工厂，并不意味着所有农田都要变成工厂，也就是说，农区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损害乃至替代农业的发展。农区工业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将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卷入社会现代化潮流。不能将传统农区农民这一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排除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外，这是我们关于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也是我们高度重视传统农区工业化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是对工业化发生及文明转换原因和秩序的认识。从全球的角度看，现代工业和社会转型的起点在英国。过去我们有一种主流的、被不断强化的认识，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与其他地方——比如说欧洲应该是一样的，也要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起点不一定完全一致。于是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说，即中国早在明清乃至宋代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且迟早要长出资本主义的大树。这种观点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述就是：即使没有欧洲的影响，中国也会爆发产业革命，发展出现代工业体系。近年来，随着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入，提出并试图回答类似“李约瑟之谜”的下述问题越来越让人们感兴趣，即在现代化开启之前的1000多年中，中国科学技术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现代化开启以来的最近500年，中国却远远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自然就转换为：为什么产业革命爆发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虽然讨论仍如火如荼，然而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中国的确没有爆发产业革命，中国的现代工业是由西方输入的，或者说是从西方学的。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空间秩序必然从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最早的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地区推进，不管是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开启的旧的工业化，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新一轮工业化，都不例外。现代工业诞生的基础和工业化在中国演变的这一空间秩序，意味着外来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与此相应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替代中国固有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一定包含着前者对后者的改造和剧烈的冲突。而传统农耕文明历史最久、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结构积淀最深的传统农区，一定也是现代工业化难度最大、遇到障碍最多的区域。所以，将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作为研究对象，或许更容易发现两种不同文明结构的差异及冲突、改造、替代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使得该项研究更具理论和思想价值。
三是对我们所处的研究工作环境和知识积累的认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农民家庭，我自己甚至有一段当农民的经历，我们工作的河南省又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农民大省，截至2008年末，其城市化率也才不到40%，也就是说，在将近1亿人口中，有近7000万人是农民，所以，我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研究农区问题，我们最容易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区人，对该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关注，也有着最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研究农区问题我们最有动力。还有，在众多的不断变化的热点经济社会问题吸引相当多有抱负的经济学人的情况下，对事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农区工业化和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一些深入思考可能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我个人将研究兴趣聚焦到农区工业化上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21世纪以来，该项研究占了我越来越多的精力和时间。随着实地调查机会的增多，进入视野的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与该项研究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的相继立项，使研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值得欣慰的是，该项研究的意义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和博士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所认可，研究队伍也越来越大，展开的面也越来越宽，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和具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大学的村上直树教授，他以其丰厚的学识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中原地区的工业化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方向，且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并打算与我们长期合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总之，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已经初步锁定，研究队伍已聚集起来，课题研究平台在不断拓展，若干研究也有了相应的进展。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对相关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做进一步的提炼，对研究队伍进行优化整合，对文献进行更系统的批判和梳理，做更多的实地调查，力争从多角度来回答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工业化发生、发育的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工业化究竟能不能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内生？外部的因素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推进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从创业者和企业的行为方式看，工业企业成长和空间演进的轨迹是怎样的？在工业化背景下，农户的行为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工业化进程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县、乡等基层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人口流动的方向、方式和人口居住空间结构调整演进的基本趋势是什么？这是一系列颇具争议但又很有研讨价值的问题。我们将尝试弄清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传统农业和乡村文明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被破坏、被改造、被替代，以及与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的整个过程。
按照目前的打算，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研究都不可能离开传统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这一领域，我们也期望近期在若干主要专题上能有所突破，并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为了将所有相关成果聚集到一起，以便让读者了解到我们所研究问题的全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传统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丛书”。我们希望，随着研究的推进，每年能拿出三到五本书的相关成果，经过3～5年，能形成十几乃至二十本书的丛书规模。
感谢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感谢该社皮书出版分社的邓泳红，以及所有参与编辑该套丛书的人员，是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极大的工作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促成了该套丛书的迅速立项，并使出版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耿明斋2009年6月14日 导论 城镇化是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
所谓城镇化，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不过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目的由空间分散聚居状态向规模聚居状态演化的过程。人是社会的动物，一定规模人群的聚居是常态。考古发掘证明，即使是在以渔猎为生的蛮荒时代，也到处可见人们“聚居”的痕迹。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不管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还是“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都是“聚居”。但是，在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以前，聚居的规模和聚居人群的活动范围总是受制于为其提供物质生存资料的自然条件，广域空间上呈现的是分散聚居状态，农耕社会的村落结构就是分散聚居的典型形态。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后，首先是生产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趋向集中布局于特定空间，然后是生活空间同步聚集，从而现代城市开始形成，并且规模越来越大，覆盖人群也越来越多，终至于对绝大多数人群的几乎全覆盖。其背后是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结构变迁尤其深刻。第一节 三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演化
城镇化所引发的结构变迁集中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1]演化上。我们使用官方公开数据，梳理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6年（个别项目至2015年、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演化的轨迹，并分别制作了相关演化图，详见图1至图4。图1 1978～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演化图2 1978～2015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结构演化图3 1978～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演化图4 2000～2015年中国100万以上人口城市数量演化
图1和图2反映的是三次产业结构演化情况，分别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来表示。我们看到，1978年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是27.7∶47.7∶24.6，2016年是8.6∶39.8∶51.6。38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1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2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7个百分点以上。第二产业下降了7.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演化的轨迹是持续下降，1985年降到第三产业以下，并于2009年降到10%以下。第三产业的演化轨迹是持续上升，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站上三次产业比重最高位，并继续快速拉升到超过50%。第二产业则是保持了近30年平稳状态后进入缓慢下降通道，并于2013年被第三产业超越。
图2反映的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到，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1978年的70.5∶17.3∶12.2调整至2015年的28.3∶29.3∶42.4。其演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于2011年降到了第三产业以下，2014年降到了第二产业以下，成为就业比重最低的产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于1994年跃居第二产业以上，2011年升至第一产业比重以上，成为就业比重最高的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经过长期持续缓慢上升，于2012年达到最高的30.3%以后开始缓慢下降。就业结构的演化趋势与产值结构基本相同，只是稍显滞后。这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由于技术特点不同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
图3反映的是城乡结构演化情况，图4反映的是城市规模结构演化情况，从图3中可以看到，1978～2016年，城镇化率从不足20%（17.92%）提高到接近60%（57.35%），提高了39.4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与此同时，城市规模结构也迅速演化，大城市不但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图4提供的数据表明，2000～2015年，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就从90个增加到147个，增加了57个，年均增加近4个（3.8个）。其中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城市从8个增加到15个，差不多翻了一番。200万～400万的城市从12个增加到38个，增加了2倍有余。100万～200万的城市从70个增加到94个，增加24个，年均增加1.6个。400万以下级别的城市甚至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也越快。即使是在4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中，人口膨胀的势头也始终难以遏制，以至出现了越来越多千万人口级别的超级大都市，北京、上海那样超过20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人口流入压力仍在持续增大。
可见，在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同时，城市人口也在不断聚集。这既反映了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化趋势，也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某些空间点上不仅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城市聚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城市密度也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以群的形态存在。
图5～8反映的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趋势，我们选择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5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数据。图5和图6是15年间三大城市群分别在全国相应总量中占比演化的轨迹，图7和图8是其加总数据在全国相应总量中占比的演化轨迹。可以看到，三大城市群人口不管是分别度量还是加总度量，占比都是持续稳定提升的，这说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聚集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但是不管是分别度量还是加总度量，GDP占比均是先升后降的，且都在2005年或2006年达到峰值（总量峰值在2005年，为42.94%；长三角和京津冀峰值也在2005年，分别为22.03%和11.15%；珠三角峰值在2006年，为9.88%），与人口占比演化趋势明显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或许与三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占比迅速增大，从而相同的产值可以容纳更多就业的结构优化有关。同时也可能与中西部地区诸如长江中游、成渝、中原等更多城市群崛起并承接了更多制造业有关。然而不管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三大城市群产值比与人口比的分化都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结构向着聚集化方向演化的否定。图5 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总数比重演变图6 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演变图7 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人口数量占比图8 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比
归纳可知，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不管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价值衡量的财富总量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已下降到10%以下，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也下降到了30%以下，常住在城市的人口已接近60%。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已经基本上从30多年前的农耕和乡村文明社会转变成了如今的工业和城市文明社会。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结构和规则体系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迁。第二节 城乡分割的制度藩篱逐步被拆除，人群向着相互融入的方向演化
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演化的背后，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被固化，且带有浓厚传统农耕与乡村文明特点的社会结构和规则体系的剧烈冲击，是该结构体系逐步被打碎、向后退缩和新的现代化结构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概括表述是：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逐步被拆除，被人为分割的两个人群向着相互融入的方向演化。形式上主要是农民向着市民融入，最集中的体现是所谓“农民工市民化”。
首先是就业由政府分配和行业及空间终身固化向自主选择和行业及空间随时转换演化。计划经济时期，适应于第二、第三产业投资与生产活动受政府控制的需要，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也是由政府分配的。除了存量就业纳入政府计划管理以外，新增就业也要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招收并向需要的岗位分配，不管新增就业劳动力来源于城市固有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莫不如此。且一旦被分配于某个行业或某个企业的某个岗位，则极有可能是终生固定的，直至退休。未被政府分配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留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村居民，也在生产队中被组织起来，由生产队长分配劳动岗位。劳动者一旦自己离开被分配的岗位或地点，就被视为非法，带上“流窜犯”的帽子被遣返原籍加以管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扩张，尤其是打破原有规则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及公有体制以外的民营体制中扩张，政府分配就业的制度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非农就业需求，更不可能解决民营体制对就业的需求。所以，政府分配就业制度随即被冲垮，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和企业自主招工。先是在民营体制中，继而在公有体制中也实现了这种替代。当然，第一产业中生产队长分配劳动岗位的规则也早就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被农户自我安排劳动岗位和劳动时间取代了。劳动者就业行业和就业空间也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时根据自己意愿自由转换了。
其次是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由政府配给制向市场选择演化。计划经济时期，少数生活资料比如穿衣用的布匹，对人为分割的城、乡两大居民人群都是由政府统一配给的。除此之外，大多数生活资料城、乡两大居民人群是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的。城市居民全部由政府配给，从粮食、食用油到豆腐、白菜莫不如此，离开了政府配给，城市居民一天也无法生存。农村居民的粮油蔬菜则由生产队按照人口和劳动的一定比例配给。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扩张和大量农村居民以自主择业的方式进入城市，配给制自然无法适用于此类人群，生活资料的市场化供给随之迅速滋长，并最终冲垮了固有城市居民的生活资料政府配给制度。现在，除了少数仍以种植业为生的农业劳动者生活资料部分自我供给之外，生活资料市场化供给早就成了常态，生活资料政府凭票定量供给甚至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再次是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对所有人群的全覆盖并向均等化方向演化。计划经济时期，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只覆盖第二、第三产业及公共机构的就业人群，不包括农村居民，甚至不包括城市非就业人群。来自农村的大量新增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者，由原体制内就业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等参照，自然也提出了享受同样待遇的要求。随着时间的延续，即将退休的此类人群越来越大，对固有退休养老制度只包含体制内就业人群的规则构成了强烈冲击。所以，面向所有非农就业人群的退休养老制度逐步确立，劳动合同制和统一由雇佣单位及就业劳动者按比例分别缴纳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随工作岗位和地区变动而迁转，到期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制度随即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普遍的劳动合同制和养老金缴纳机制已成为政府对企业和就业劳动者的强制要求，政府的监管也日益加强。现在，除了一部分强流动性行业和岗位及中小微企业之外，劳动合同制、养老金缴纳和退休领取养老金制度已覆盖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人群。虽然水平很低，规则也不完善，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也已开始普及，养老保险以外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各项保险制度，即所谓“五险一金”制度在非农就业人群中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农民则以“新农合”方式实现了对整个人群的全覆盖，且“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报销早已实现，跨省结算也在探索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跨区域结算报销也已经有了时间表。农民工及城市随迁子女就地就近入学，享受同等基础教育机会业已成为普遍的制度。总之，以退休养老、医疗、教育等为基本要素的公共服务正在向着均等化方向演化。
最后是户籍制度。上述就业和生活消费的分配制，以及就医、就学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差异化管理，均建立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农业和非农业户籍的差别不仅意味着从事劳动的职业种类的差异，更是身份差异的象征。随着户籍和身份差异的确立，就业、消费、就医、就学和养老等所有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活动和待遇也就自然被分割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且都与户籍性质挂钩，按照不同的方式归类管理。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非农就业比重的持续上升、流入城市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大，就业、消费、就医、就学等机制的运行逐步与户籍制度脱离，户籍制度的内涵被大大稀释，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分类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开始取消城乡户籍制度，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总之，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的带动和引领下，一系列社会结构和规则体系也发生了深度调整和改变，其演化的基本方向是城乡融合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到目前为止，多数领域的演化已取得较大进展，有些领域的演化甚至已接近完成，但仍有不少领域保留有很多传统制度与规则体系的残余。比如如何提高养老金缴费覆盖面？如何增加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满足进城农民工子女均等化受教育的需要？如何消除城乡及区域之间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公平待遇？如何解决职工和城市居民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销的难题？如何实现乡村居民“新农合”医保制度与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对接，建立全民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有些是城乡分割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分区域治理的客观要求造成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的社会治理，一定是分区域的。除了部分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等由中央政府统一供给外，大部分涉及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都是由不同层级的区域分别供给的，其创造公共产品的收入来源也是分区域筹集的，所以，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别在所难免。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在于，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并科学划分不同层级区域政府的供给责任，明确哪些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并需要在哪个层级区域均等供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规范的资金筹措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以保障这些公共服务的均等供给。也要明确哪些公共服务是可以在区域之间差异化供给的，同时按照责任分担和福利分享相一致的原则确定区域居民公共产品供给分担责任。这些都是需要系统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第三节 农村若干待解决问题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与演化，从而使农业劳动人口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冲击的不仅仅是固有的城乡关系与城市制度结构和规则体系，也冲击了与农业和农村相关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和规则体系，并导致了一系列改变，同时留下了一些至今仍需要破解的问题。
第一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演化与耕地占有制度的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队组织形式解体，农户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单元。这释放了大量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与此同时，随着机械化普及、效率提升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规模经营成为内在要求，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被公认是现代农业较为合适的经营组织形式。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按人均分割的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冲突。为解决冲突，人们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不改变按人均分割、农户家庭占有的土地权益制度，而允许土地使用权在农户之间依一定期限有偿流转的办法。但按这种办法流转而诞生的家庭农场，其土地使用性质属于纯佃农，家庭农场主不但要负担沉重的租金成本，大大降低其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也缺乏鼓励其对农地持久投资的激励，容易引发短期行为，不利于农场良性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无必要与可能将家庭农场经营者变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免除其沉重的租金成本，提升其竞争力和持久经营土地的积极性？需要找到破解办法。
第二是农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的方式与农民利益诉求的矛盾。随着工业和城市的扩张，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农地需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国家一方面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实施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所有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都要经过审批；另一方面又在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及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框架下，推行了建设用地征用制度，即由政府确定征用时间、地点、面积和价格。与此同时，政府征用的土地在明确各种功能用途的同时，其用于商业化开发部分又通过“招拍挂”的市场化方式选择开发主体。这样，就在农地向建设用地转化和建设用地向用户转化两个环节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前者是政府定价的计划机制，后者是市场定价机制，两种价格之间形成巨大落差，农民感到利益受损严重，对土地征用的抵触情绪也越来越大，甚至造成较为剧烈的冲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如何建立？农地向建设用地转换的环节能否市场化及如何市场化？城市土地国有的性质能否严格保持？是否存在城市土地产权性质多元化的可能？如何控制不断上升的土地征用和土地拍卖价格？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破解。
第三是宅基地退耕和交易问题。随着农民大量向城市迁徙，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农户宅基地闲置数量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预计至2030年城镇化基本完成时，农村居民会更少，“空心村”将更加严重。宅基地的大量闲置无疑是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未来宅基地应该出现退宅还耕、退宅换主双重趋势。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有新的规则和办法。尤其是后者，按目前只允许在集体成员之间转移的规则，实际上无法解决大量存在的宅基地过剩问题。因为集体成员内部多数不缺宅基地。只有允许宅基地市场化买卖，才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找到有意愿成为新主人的承接方，甚至会吸引更多城市居民承接农民闲置宅基地，从而实现农民闲置宅基地较大幅度升值，给农民带来较大利益，也给农村带来较多资本，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功能，促进农村发展和面貌改善。但如何破这个结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改革探索。
第四个可能变化的是农村的组织结构与土地权益结构。当70%以上人口都聚居在城市的时候，农村居民数量会急剧减少，原有居民密集的村落结构会变得稀疏，现有的村落单元及居民可能会重新组合，相应的村及村民组组织也会解体和重组。其结果是除了行政组织结构变化之外，现有的土地集体产权组织也会解体乃至消失。极端的情况比如当一个原来包含50户的村民小组集体，因进城迁徙只剩下1户的时候，该农户还能够代表“集体”吗？原有集体中迁徙进城的成员还能继续保留其集体土地权益人身份吗？如果不能保留其权益人身份，要不要补偿以及如何补偿呢？如果能够保留其权益人身份，他们又如何行使权利和获取利益呢？这些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与演化，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计划经济所构筑的传统制度结构和规则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后逐步向着现代化和市场化方向演变，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架构已经逐步形成，但仍有诸多深层次的疑难问题有待研究和破解。[1] 本章所有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及有关省市统计年鉴。 第一篇 日本部分第一章[1]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第一节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变迁
论述日本的城市化之前，首先介绍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变迁状况。图1-1中实线描述的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实际[2]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日本政府1956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现在已不是战后了”这句话可以看出，从那时候起日本经济就已经进入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如图1-1所示，在高速增长期内，日本宏观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0%左右。图1-1 经济增长与地区间收入差异（1956～2014年）
资料来源：①实际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矢野恒太郎记念会《从数字来看日本的100年》（改订第6版），2013；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确报》（内阁府主页）。②人均县民收入数据来自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国民经济计算部《县民经济计算年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即通过旺盛的国内需求带动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创新开始出现异常。1973年10月爆发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致命一击，高速增长时期也随之结束。之后日本经济就进入了增长率在5%左右的稳定增长时期。
在经济平稳增长的环境下，日本的出口状况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3]态势。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使得日元急剧升值，日本经济被迫再次转换到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4]
这次转型看起来很成功，实际上却是“泡沫经济”作怪的结果。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就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并延续
[5]至今。
本文把战后的日本上述经济发展历程分成：“高速增长期”（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稳定增长期”（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和“停滞期”（90年代初至今）三个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日本三次产业结构的人数也有了巨大变化。图1-2显示的是1920～2010年各产业结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变化情况。如图1-2所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除了“二战”战败后的一段时期上升以外，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20年半数以上的人（53.8%）从事第一产业（农林水产业），但是截至2010年其比例减少到仅为4%。第二产业（采矿及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在“高速增长期”内呈大幅上升之势，在“稳定增长期”内也基本上维持在同一水平，而在1990年进入“停滞期”后，就业人数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企业加快了海外转移速度。与此相反，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不断提高，就业人数比例在1920年仅占23.7%，到[6]2010年高达66.5%。图1-2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1920～2010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报告》。
图1-3显示的是日本总人口变化情况。日本的总人口在1920年为5596万人（仅限本土），之后，除了太平洋战争时期之外，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但在经济进入“停滞期”之前其增长率明显下降。鉴于这种状况，最近也有人提出了人口的减少与结构变化是造成经济停滞的[7]主要原因这一主张。2015年人口普查显示日本的总人口比上次（即2010年）普查减少95万人，减少了0.7%。图1-3 日本总人口的变化情况（1920～2015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报告》。第二节 城市化进展一 日本地方行政制度
日本政府行政制度由中央政府和作为地方政府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三级组成。都道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基本属于同一层级行政单位。日本的“市”相当于中国的“县”或“县级市”。总人口5万人以上是成为“市”的基本条件。都道府县是包括市町村的广域地方行政单位。现在日本全国共有47个都道府县。东京都是唯一的都，还有一个道（北海道）、两个府（大阪府、京都府）、43个县（福岛县、广岛县等）（具体位置，请参看图1-4）。市町村是与当地居民有直接关系的最基本的地方政府，掌管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各种事务。图1-4 日本的地方行政区二 城市化指标
一般来说，某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现。在日本作为“城市人口”的定义有以下两种。一个是“市域”人口。日本的地方行政地域由“市域”与“町村域”（或者说“郡域”）组成，其中在“市域”居住的人口相当于“城市人口”。另一个是以在“人口密集地区”居住的人口为“城市人口”。“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的定义是在人口普查的基本调查区域（日语说“基本单位区”）内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地区：（1）至少两个以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000人以上的“基本单位区”的结合地区；（2）同时该结合地区的总人口为5000人以上。“基本单位区”是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开始采用的更能详细划分“市町村”（行政地区）的一种地域概念。每个调查人员分担的区域也依据“基本单位区”来划分。“基本单位区”的边界原则上不变。
基于上述两个不同的“城市人口”的概念，可以归纳出两个计算城市化指标的方法：（1）市域人口比率=市域的居住人口/总人口；（2）DID人口比率=居住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总人口。
其中，市域人口比率有比较长期的数据记录，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市町村”合并的影响。比如，几个“町村”合并成“市”时，非城市人口一下子变成城市人口，致使该地域的城市人口比率突然上升。由于市域人口具有这个不合理的特点，“人口密集地区”这一概念开始被采用。日本在1960年以后的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都会发布[8]DID人口比率数据。三 城市化进展的全国性倾向
图1-5显示的是整个日本在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的两种城市化指标的走势。“市域人口比率”和“DID人口比率”这两个指标都表示除了战后一段异常时期以外，日本城市化呈现的是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急速发展的，但是到了稳定增长期[9]之后发展速度趋于缓慢。图1-5 城市化率的推移（1920～2010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报告》。
其中，在1950～1955年和2000～2005年这两个时期“市域人口比率”出现的异常上升源于市町村合并潮流（“昭和大合并”和“平[10]成大合并”）的影响。从面积数量上看，受合并的影响更明显。如图1-6所示，市域面积在日本总面积所占的比例（市域面积比率）在市域人口比率急剧上升的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异常的上升。而DID面积[11]比率没有什么异常变化。图1-6 市域面积及DID面积在全国面积所占的比例（1920～2010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报告》。
另外，日本的人口普查报告公布了重新编制的2000年和2005年的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显示了在相当于2005（2010）年的市域范围内的2000（2005）年的市域人口数据（因“平成大合并”2005年或2010年的市域范围分别与2000年或2005年的市域范围不同）。比如，重编前的2000年市域人口比率（在当时的市域范围）为78.7%，而重编后的数据为86.0%，后者比前者大得多。另外，2005年的市域人口比率为86.3%，比图1-5所示的2000年市域人口比率有7.6%的大幅上升，但这只是表面的数据。按重新编制的市域范围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市域人口比率仅增加了0.3%，根本说不上上升。另外，通常“町村”升级为“市”的条件要求是5万以上人口，但是，“町村”合并时，条件放宽到3万以上人口。可以看出，因受“市町村”合并的影响，作为城市化指标的市域人口比率要大于实际情况。四 城市化进展的地区差异
从日本全国来看，二战后至今日本城市化进展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但是，各个地区（都道府县）之间城市化的程度不一样。阐述包括城市化在内的日本地域间差异是本文的主要课题。我们通过各个都道府县的城市化指标计算变动系数的变化来了解其进展情况。如图1-7所示，市域人口比率的变动系数，受“昭和大合并”及“平成大合并”的影响，有两次大幅下降。这种情况是由在城市化方面原来比较落后的地方积极地实施了“市町村”合并而引起的。总的来讲，除了“市域人口比率”变动系数异常减少之外，从1920年到“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在城市化方面的地区间差异不断缩小，但之后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图1-7 都道府县城市化率的变动系数的推移（1920～2010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报告》。第三节 城市化与人口迁移一 日本的大城市圈
目前，日本有三大城市圈，即“东京圈”、“名古屋圈”和“大阪圈”。其中，东京圈由埼玉县、千叶县、东京都和神奈川县四个都县组成，名古屋圈由岐阜县、爱知县和三重县三个县组成，大阪圈由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和奈良县四个府县组成。一般来说，“大城市圈”指“东京圈”、“名古屋圈”和“大阪圈”。“地方圈”指其他36个道县。表1-1表示三大城市圈的基本情况。表1-1 日本的三大城市圈二 人口迁移的特点
因为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有着密切关系，本节讨论战后日本人口迁移的特点，阐述其与城市化进展之间的关系。
图1-8显示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2011年人口迁移的规模。整个人口迁移分为如下四个类型：①大城市圈内的迁移；②从大城市圈向地方圈内的迁移；③从地方圈向大城市圈内的迁移；④地方圈内的迁移。图1-8 四种类型都道府县间人口转移数的推移（1954～2011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住民基本登记册人口移动报告年报》。1.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高速增长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是大量人口从地方圈（主要是农村地区）流入大城市。在战前也曾有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潮流。但是，战前的劳动力转移是长子之外（次子等）的农民进城务工，长子仍然留在老家务农。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如果城里劳动条件恶劣的话，就返乡继续务农。但是战后劳动力转移情形不一样。长子（农户的后继人）也相继转移到城市，这导致了地方圈农业规模不断缩小。他们在城市里找到了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工作，并在当地安家落户。1961～1973年，该类流入人口达到每年100万人以上。其中，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占大多数。
另外，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大城市圈内的相互流动也有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在1967年以后，该类型在四个类型中居首位。原因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前半期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12]的年轻人，结婚之后搬迁至（大城市圈内的）近邻诸县。2.经济稳定增长时期
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人口流动，尽管在规模上比逆向流动要小得多，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地方圈向大城市圈的人口流动就大幅度减少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内，大城市圈的流出人口超过流入人口（即纯流入人口为负数）而出现了“U 形转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人又回到老家）和“J形转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人回到老家附近的地方中小城市）的现象。“地方的时代”这句话曾流行一时。3.经济停滞时期“地方的时代”并没有长久持续下去。除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段时期以外，又出现了大批人口流入大城市圈的潮流，特别是进入经济停滞期之后，人口集中在东京都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东京一极集中现象）。这是由于小泉政权（2001～2006年）舍弃地方的政策，导致了地方经济衰退，提高了东京在国际化、信息化、服务产业化等结构变化方面的集聚效益。
我们可以通过图1-9表示的三大城市圈及东京都的每5年转超人数（1年间的数字）了解近年的“东京一极集中”现象。如图1-9所示，东京都的转超人数从1970年到1995年是负数（即转出人数比转入人数多），但是2000年以后变成正数，这些数据反映了东京一极集中现象。另外，从三大城市圈的比较来看，东京圈基本上保持转入超过转出状态，而大阪圈，高速增长时期结束后，人口转出超过转入这一现象变得更明显了。名古屋圈则始终保持人口平衡状态。图1-9 人口转入超过人数（1955～2010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住民基本登记册人口移动报告年报》。三 人口增减与城市化的进展
我们用都道府县的人口的增减率与DID人口比率增减的散布图，来研讨人口的增减与城市化进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期为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1970年、稳定增长时期的1970～1990年及停滞期的1990～[13]2010年（见图1-10）。相关系数分别是高速增长时期的0.288，稳定增长时期的0.553和停滞期的0.143。以下我们详细研讨各期的特点。图1-10 人口增减率与DID比率增减散布图图1-10 人口增减率与DID比率增减散布图（续）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报告》。1.经济高速增长期
整个日本经济继续迅猛发展，总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增减的地区间差异非常明显。即，主要属于大城市圈的众多都道府县的人口都有大幅度增加（增幅最大的是属于东京圈的埼玉县的59.1%），而属于地方圈的多数道县人口却呈减少趋势（减幅最大的是岛根县的13.0%）。城市人口太多（过密）和非城市人口太少（过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另外，从城市化进展来看，所有都道府县的DID人口比率都有上升。笔者认为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尽管地方圈的人口流入大城市圈导致该地域的人口减少，但是，同时该地域内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又流入城市地区，结果使该道县的城市人口密度提高，城市化指标数值也有[14]所上升。在这期间，尽管人口增减和DID人口比率的增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数，但是，其值有点低。2.经济稳定增长期
进入稳定增长期后，从1970年到1990年人口减少的都道府县仅有秋田县和长崎县，并且其减少幅度很小，分别是秋田县1.1%、长崎县0.5%。尽管在人口变化方面的地域差别依然很大，但是人口趋减的县几乎没有，可以说地域间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如前文所述，受经济增长率低下的影响，产生了“U形转弯”“J形转弯”的现象，标志着“地方的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也相对提高，人口增加和城市化的进展得以同时实现。3.经济停滞期
泡沫经济破灭后，整个经济进入停滞期，同时总人口停止增长，人口增减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又变得不明显起来。首先，从人口增减来看，多数道县从1990年到2010年人口又逐年递减，且数值较大，其中，减少率以秋田县的最大，为11.5%。另外，即便是人口增加的都府县，其增加率与以前相比也大幅度降低（尽管滋贺县人口增加幅度最大，但其增加率也仅为15.4%）。
另外，从DID人口比率的变化来看，有6个县显示的都是负值。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其中3个县的人口增加率，尽管数值不大，但是都为正数。这说明了，这3个县，虽然人口增加了，但是城市化后退了。究其原因，我们可以推断是该县的内部人口从中心城市流入周边地区，造成了中心城市的空心化。正因为有这样的县存在，使得这一期间人口增减和DID人口比率增加之间的相关系数变得很小，两者之间成正比的关系就变得不明显了。第四节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的发展一 人口迁移与地区间工资差异
城市化的进展和该地域的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如前文所述，城市化本身就有地域间差异，那战后日本的地域间经济差别有什么特点？本节重点阐述这个问题。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地区，会使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农村之间的收入差异缩小。理由之一是，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话工资水平就会提高。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促进耕地集约化，规模种植可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与经营效益，从而提高农业收入。
在高速增长期，大量人口从地方圈转到大城市圈，其结果是不是如经济理论所讲的带来地域间的工资差异缩小呢？以1955年到2010年从业人员规模30人以上的单位的正式劳动者的月均工资为例进行比较可以帮助回答此问题（见表1-2）。表1-2上半部表示每年排在前面的5个县，下半部表示每年排在后面的5个县，具体数值是用100代表各年最高工资金额而计算得出的相对指数。工资水平最高的县的实际工资金额在括号里都有标明。
如表1-2所示，除了1960年以外，日本平均工资最高地区都是东京。其金额从高速增长期开始之前的1955年的22000日元左右，到2010年的大约47万日元，涨幅达到20倍。但是，2010年比2000年减少了大约35000日元，从工资水平来看，我们能够再次确认日本经济发展在该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表1-2 都道府县正式劳动者平均月薪的差异（30人以上规模的单位）
接下来，看地域间的工资差异。排在前面的5个县基本上属于大城市圈的。从比较排在前面的几个县可以看出，近年排在第一位的东京和第二位以下的各个县之间的差异逐渐加大。在工资水平方面也出现了“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排在后面的5个县都属于地方圈，并且和排在前面的县的工资差异没有出现缩小倾向。高速增长期尽管出现了劳动力因地域间工资差异而转移这一潮流，但是很难找到劳动力转移能够缩小地域间工资差异这一证据。
地域间工资差异之所以保持甚至扩大，也许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如图1-2所示，在高速经济增长末期日本经济的第三产业化很明显。在第三产业中，信息、金融等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圈，依然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地方圈在产业结构方面越来越落[15]后于大城市圈。二 地方财政的差异
地方经济依然从属于大城市。地方企业多数在大城市有自己的分工厂、分公司、分行等。总公司位于地方圈的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名牌企业很少。正因为如此，地方经济连其中心城市的经济都被叫作“分店经济”。
在地方圈中，人口从中心城市的中心市区转到郊外地区这一现象也很明显。在很多地方圈城市，战前商业区曾经繁华的景象已荡然无[16]存，演变成了所谓“百叶窗大街”的光景。另外，由于私人汽车普及和中心市区的吸引力减弱，大型商业设施也移到郊外。这种倾向也妨碍了地方圈的城市化进展。
从财政方面来看，地方圈依靠大城市圈或中央政府扶持这一现象也很明显。如图1-11所示，日本的地方财政收入由“地方公债”“地方税”“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等构成。其中“地方交付税”及“国库支出金”是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收入”。“地方交付税”是为了调整地方政府间的财源不均衡，让不同地区的居民均能享受同一标准的行政服务，而由中央政府提供给地方的固有财源。地方交付税的用途可由地方政府决定。“国库支出金”是中央政府根据特[17]定目的拨给地方政府的专项补助金。
如图1-11所示，高速增长期“国库支出金”（补助金）占财政收入总额的大部分，约为30%。在本章第六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时期“国库支出金”的比重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当时政府积极采用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地方振兴政策。“国库支出金”和“地方交付税”的转移收入对缩小地域间经济差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经济由稳定增长期进入停滞期后，转移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地方公债”的比重有所提高。在整个经济停滞的大环境下，分配到地方财政的资金也减少了。结果是加大了地方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差异。
本文开头的图1-1不仅可以用来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推移，也可用来表示都道府县GDP变动系数的推移。结果显示，高速增长期到1970年中期，地域间的收入差异急速缩小。由此我们认为包括公共投资在内的地域间收入再分配对缩小地域间差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尽管随着宏观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变动系数也减少了（即地域间收入差异缩小），但从趋势来看，地域间差异仍不断扩大或维持在同一水平。图1-11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推移（1955～2010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自治财政局，《地方财政统计年报》。
地方经济缺乏自立。图1-12表示2004年各个都道府县的“转移收入”（“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的合计）占总财政收入比例与该都道府县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如图1-12所示，两者之间的数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该县经济水平越低在财政收入方面依靠转移收入的程度越大。图1-12 财政转移比率与人均县民收入
注：财政转移比率=（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总财政收入，为2004年数据。人均县民收入为2005年数据。
资料来源：①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总财政收入数据来自总务省自治财政局《地方财政统计年报》。
②人均县民收入数据来自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国民经济计算部《县民经济计算年报》。第五节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城市化
如上所述，二战后日本大量人口（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地方圈）迁移到城市地区。尽管如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户收入的增加还是有限的。尽管日本农村看起来富裕，其实，农村经济大多要靠收入再分配政策，因此，不能说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农业收入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城市化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城市化。本章节着重阐述这一点。
图1-13显示1906年以来农户数量长期推移的数据。柱形表示的是农户数量的推移。如结果所示，从1900年代初到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农户数量一直保持在500万户以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1975年第一次低于500万户，之后急速减少。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其减少率比农民数的减少率要小得多。比如，1955～1985年，农民数量减少了70.5%，而农户数量只减少了27.6%。图1-13 全国农户数量的推移（1906～2010年）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大臣官房统计部经营及结构统计科，《农林业普查农户调查报告书》《农业结构动态调查报告书》。
根据这样的结果，我们能够推测出耕地集约化没有在农村地区广泛推行，致使兼业农户增加。正如图1-13中的折线所示，专业农户比率，尽管近年由于兼业农户数的减少而提高，但二战后该比率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让我们看到了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城市化的影响（见图1-14）。其最大的因素是耕地被任意转换成住宅用地、商工业用地。比如，地方政府完善农业用道路，无形中提高了该地区作为住宅用地的价值，所有者（大部分兼业农户）就把自己的耕地作为住宅用地来出售。日本也有限制耕地转用的法律（《农地法》），但是该法律没有充分发挥有效性。即使有的专业农户愿意继续务农，但[18]周边的耕地变成住宅地时，他们也不得不放弃农业。图1-14 耕地面积的推移（195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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