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晋华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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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英雄的故事试读：
秋瑾
秋瑾，字璇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绍兴。她祖父和父亲在厦门做官时，将全家迁居到了厦门，1879年秋瑾就出生在那里。秋瑾从小就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在她7岁的时候，有一次，她路过书房，被哥哥们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她倚门观望，一时竟挪不开步了。教书先生看到她有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便心生怜爱，也教她识字。秋瑾在家塾里，几年工夫就读完了好几部古书和许多古词。11岁时，她就学会了做诗。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她又读了不少经书和史书；所做的诗词刚劲高亢，令人振奋，在当地颇有一些名气。一时间，只要提起秋瑾，人们就都知道，这是一个聪明好学，喜爱填词作诗，还擅长骑马、打拳、击剑，文武双全的“名门闺秀”。
然而，秋瑾并没有因为她的多才多艺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枷锁，尤其像秋家这样的官宦人家，封建意识就更为浓厚了。父母不肯放秋瑾到社会上参加活动，让她在家中做闺阁小姐，这与秋瑾豪放直爽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对家庭的这种束缚，秋瑾很不满意，所以经常向那些平常有来往的姐妹们诉苦，抱怨社会太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太低贱。当秋瑾看到那些“洋人”耀武扬威地进出她祖父的办事机构，说话办事都极不讲理的情景时，就更激起她的愤怒，使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她曾写诗描述了妇女所处的“日月无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谁援”的悲惨境地。她认为，“人权天赋原无别”，女子的聪明才智不一定比男子差。而且，她还认识到，如果女子不读书，没有独立谋生的本领，靠男人吃饭，就只能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妇女只有读书，学本领，才能争取自由。她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唤醒千百万妇女的灵魂，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争取妇女以及整个社会的解放。
在以后的日子里，秋瑾又经历了许多事，严酷的事实使她深深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不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就不会自由幸福。19岁那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嫁给了大官僚财主的儿子王廷钧。结婚以后，她决定到日本去，以探索救国的真理。王廷钧是个趋炎附势的■子弟，本来对秋瑾的言行就不满意，一听秋瑾要去日本，更是火冒三丈，坚决反对。他竟用卑劣手段，窃取秋瑾积蓄的金银首饰和银圆，以达到阻止秋瑾赴东京的目的。然而王廷钧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些做法更坚定了秋瑾离家出走的决心。
她变卖了自己佩戴的首饰，将两个孩子寄养到绍兴娘家，于1904年夏天，冲破封建的牢笼，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途。当轮船行至黄海时，秋瑾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心潮起伏，她仿佛看到了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海军前仆后继，全军覆没的悲壮场面。一股复仇的烈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她当即挥笔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闻到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泪痕流；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领悔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燕云眼底收。
秋瑾到日本以后，既不学医，也不进师范学校，她认为，这些只能解除少数人的痛苦，而只有研究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完成拯救祖国的大业。因此，她一面学习日语，准备考入正式学校；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和刘道一等组成了以反抗清廷为宗旨的“十人会”；和陈撷芬等发起完全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为提高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她又创办了《白话报》，宣传推翻清朝政府，争取男女平等。不久，她又加入了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并结识了和蔡元培一起发起光复会的陶成章，以及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秋瑾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广施侠义之财。1905年初，她慷慨解囊，资助长沙起义失败后来到东京的同志，以致后来自己经济拮据，只得回国筹措学费。
回国后，她首先到上海爱国女校访问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之后又到绍兴热诚小学会见了徐锡麟，并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春，秋瑾重返日本，考入“青山女子实践学校”学习。1905年8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组建同盟会。经黄兴介绍，秋瑾与孙中山见面。倾谈之下，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为折服，并立即加入同盟会，还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
革命思想武装了秋瑾，也改造了秋瑾。从此以后，她在日本各地四处奔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她介绍许多青年加入同盟会，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就在这个时候，她将名字改为“竞雄”。她经常穿着男装，佩戴着从日本商店买来的一柄锋利的“倭刀”，练习武艺。
由于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家当时都是在日本留学，一时间，日本就成了他们在海外的革命策源地。这令清政府感到十分惶恐。1906年，在清政府的授意下，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秋瑾对日本政府的无理干涉十分愤慨，她毅然鼓动和带领大批留学生回国，参加直接对抗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经过几年的革命锻炼，秋瑾已成长为一位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从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分析中，逐渐得出了“世界革命赖武装”的真理。
回国初期，她住在上海虹口路厚德里。她在寓所里建立起据点，广泛联系革命同志。在这里，她创办了中国妇女的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陈述妇女的痛苦，争取妇女解放，宣传男女平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积极发展武装斗争，为武装起义积极地做准备。
1907年春天，她离开上海回到故乡，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在校内特别增设了体育专科，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为训练学生，她从各地抽来许多干部，到校担任教官。秋瑾自己也身先士卒，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野外训练。此外，她还利用当时绍兴知府贵福以前曾与她父亲共过事的便利条件，取得官府公文，名正言顺地从上海买来了各种枪支弹药。
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成了光复会会员，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迅速发展到六七千人。秋瑾把全部革命力量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的顺序分别编为八个军，总称为“光复军”，徐锡麟任首领，秋瑾任协领。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徐锡麟和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同时起义，目的是要消灭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计划确定之后，大家兴奋异常。秋瑾心情激动，当即取出“倭刀”挥舞起来，高兴地说：“宝刀啊宝刀，用你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气势，封建统治者惶恐万分，他们派出大批侦探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迫使徐锡麟单独于7月6日提前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军在杀死安徽巡抚恩铭之后，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徐锡麟不幸被俘。在安庆，他被反动派施以挖眼剖心的酷刑，最后慷慨就义。
7月9日，秋瑾等人在绍兴指挥部里焦急地等待安庆方面的消息，当得知徐锡麟壮烈牺牲的噩耗时，她悲痛欲绝。她极力抑制住悲恸，向桌上猛击一掌，说：“革命未成死不休，得拼下去。”
安庆起义的失败，严重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敌人对此也有所察觉，他们从杭州派出大量兵丁前往绍兴，这样，形势就更加危急了。7月13日，革命党人王金发从嵊州秘密来到绍兴，会见秋瑾。王金发力劝秋瑾立即撤往安全地带。他恳切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秋瑾对战友的劝告非常感激，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将重要文件交与王金发，毅然表示：“我决定留在这里和敌人决一死战。革命是要流血的，没有鲜血，挽救不了民族危亡。希望你再接再厉，重新组织那些失散的同志，努力地干下去”之后，秋瑾将一部分学生疏散，使他们免于不幸，自己却留在了大通学堂。
这天下午，杭州的清兵果然赶到，并团团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下令还击，一时学堂内枪声大作。秋瑾手持六轮手枪，英勇搏斗。学生们以校门、墙壁为掩护，英勇阻击清军，当场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经过近一小时的激战，清军冲进了大通学堂，秋瑾和其他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领导的武装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清政府对此“谋反朝廷”的案件极为重视。他们准备连夜对秋瑾进行严酷审讯，同时，派出了大批军队和爪牙四处搜捕其他逃走的爱国学生，妄想一网打尽。当晚6时整，秋瑾被带到阴森凶险的法堂。敌人责令她跪下，她昂首挺胸地回答，“革命党人没有这个习惯！”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地，对秋瑾进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贞不屈，誓不做革命的叛徒。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秋瑾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望着法庭门外连绵的凄风苦雨，她牵挂着阴雾笼罩下的中华民族，思念着惨遭摧残的革命事业。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借此来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革命暂受挫折的悲愤。
面对钢铁铸就、威武不屈的英雄，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伪造供词，捏造罪证，强按手印，草草定案。清政府害怕光复军前来劫狱，下令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处决。当敌人宣布将她就地处决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天宇。
那一日，秋瑾身穿白布衫、黑纱裤，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这时东方已经发白，秋瑾无限深情地举目四望，向祖国的美丽河山，向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同胞，向可爱的家乡鞠躬告别……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邹容
这是年仅16岁的邹容（1885—1905）在面对祖国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宰割、凌辱时抄录下的一首悲凉慷慨的诗篇。正是对祖国怀有如此深情的邹容，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中马前卒”。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佳文，字蔚丹，后来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改名邹容。父亲是四川巴县一位富裕的民族工商业者。邹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嘉陵江畔这座山城里度过的。他6岁进私塾。在他快满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硬逼着他去参加科举“童子试”。邹容一看发下来的试题中尽是些生僻晦涩的偏题、难题便十分反感，他当场质问考官：“这不成意思的几个字，叫人怎么做文章？如果非按朱熹的解释去写，那我们岂不成了经书的奴婢？”考官正要发作，邹容已愤然离开了考场。回到家里，父亲恨子不成钢，狠揍了他一顿。之后，他问邹容是否愿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谁料邹容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愿学那些臭八股文，考场不爱惜人才，就算得到功名又有什么用？”
就在这一年，戊戌维新运动爆发了。邹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对革命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尤其敬仰谭嗣同那种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他阅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大量新学书刊，由此也产生了民主革新的思想。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宣布变法103天之后，就传来了谭嗣同等人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的消息。年幼的邹容异常悲愤，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位旁，并且写下“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推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诗句，以表明其决心救国救民，“虽粉身碎骨而不计”的壮志豪情。
1901年，邹容的父亲把他送进了专门学习儒学经典的重庆经学书院。想不到，邹容却在书院里大胆抨击儒学，结果，不久便被开除了。于是，忧国忧民的邹容决定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求革命真理。这年深秋的一个早上，他冲破重重障碍，终于踏上了一条开往日本的柏木船。他乘风穿雾，过三峡，经上海，在第二年春末，抵达日本东京。从此，他投身到了留日学生爱国民主斗争的激流之中。
1902年春天，邹容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文和初级课程。他怀抱着拯救祖国的大志，刻苦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和《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中国留日学生有2000人之多，邹容在他们之中结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青年，并和他们一起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二年春节，在东京留日学生会馆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团拜大会。邹容再也按捺不住在他胸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他坚定地步上讲台，目光炯炯，慷慨陈词，控诉了清政府对外惧怕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并且激动地提出了推翻清政府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主张。顿时，从会场各个角落迸发出一片赞扬声：“说得太好了”，“邹容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此后，留日学生集会，邹容必定争着演说。他词锋犀利，情绪激昂，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的觉醒，邹容还开始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的写作。这时，邹容已在斗争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宣传革命、反对清廷的激进分子。
邹容留日期间，清政府派到东京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不断地破坏学生运动，迫害留日学生。三月末的一天晚上，邹容和几位同学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姚文甫面前，将他痛打了一顿。面对姚文甫的不断求饶，邹容怒不可遏地说：“既然饶你的狗头，就不能饶过你的辫子。”说罢，亮出快剪，咔嚓一声，将姚文甫脑后拖着的长辫子剪掉。第二天，这条肮脏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旁边写着：“禽兽姚文甫之辫”。当时留辫是清朝专制统治的象征。姚文甫被剪辫示众的消息震动了东京，很快便传到了国内。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气急败坏，亲自出马，诬蔑邹容是犯上作乱的“祸首”，并对他加以迫害。邹容被迫于1903年4月横渡东海，回到阔别了一年多的祖国。回到上海后，邹容满怀着战斗激情，急切地奔向爱国学社去会晤革命家章太炎等人。虽然章太炎比邹容大15岁，两人却一见如故。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滔滔不绝地畅谈国家大事，由此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进一步对我国进行侵略扩张，妄图将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这一行径立刻就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谴责。1903年4月，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还报名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发动组织了中国学生同盟会。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了。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里，邹容完成了《革命军》的写作。《革命军》全书分为七章，约两万多字，语言通俗流畅，充满着爱国主义豪情。它指出中华民族已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推到了“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险恶境地；强烈要求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驱逐帝国主义这个“外来之恶魔”，争取祖国的独立。章太炎主动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称赞它是“雷霆之声”。《革命军》自1903年出版以后，短短的几年就重印了20多次，销售100多万册，居清朝末年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年方十九、风华正茂的邹容写的《革命军》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军鼓点，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教育和鼓舞着整整一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勇往直前。“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换沉沦。”，《革命军》出版后，上海的《苏报》接连发表文章，赞美它是“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希望将它借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清朝统治者对此惊恐万状，恨之入骨，便肆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他们以“劝动天下造反”的罪名，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叫嚷“巴县邹容最为凶险，非拿办不可。”
1903年6月30日，气势汹汹的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爱国学社，悍然逮捕了章太炎。听到这个消息后，邹容十分愤慨，毅然于第二天凌晨“投案”，被敌人关进了帝国主义者设在租界里的监狱。
在敌人的法庭上邹容坚强不屈，据理力驳，会审官瞠目结舌，束手无策。但是，中外反动派强装镇静，无理宣判邹容“永远监禁”。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下，才于1904年5月改判“监禁二年”。
囚禁，扑灭不了民主先驱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阻挡不住革命志士的顽强战斗。在敌人的铁窗后面，邹容一边向同时被押的章太炎学习篆书，一边创作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志向和美好情怀。他曾在一首题为《狱中答西狩》的诗中写道：“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在敌人阴暗恐怖的监狱里，邹容日夜盼望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从四方兴起，以解救苦难的祖国。“人间活地狱”，这就是反动派监牢的真实写照。邹容在被关押期间，每餐只能吃到“粥一盖，豆三粒”；北风怒号的严冬，晚上也仅有一条毡子用来御寒；此外他还经常被罚做苦工，遭受毒打。非人的折磨无情地吞噬着邹容年轻的生命。1905年2月，在离刑满出狱只有几个月的时候，邹容病倒了。然而，反动派并没有停止对邹容的迫害，相反，他们对他的摧残一天比一天更狠毒了，邹容的病情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地恶化，终于发展到难以挽救的地步。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突然口吐鲜血，悲愤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遗体被反动派残忍地弃置在监狱墙外。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死时才21岁，这正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青春年华啊！“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生前雄壮的呐喊，一直回荡在神州大地；他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
杨靖宇
1940年2月28日下午，长白山的慷江县（今为靖宇县）山区，松涛呼啸，漫天雪海，零下30多度的气温简直要把人的血液都冻结起来。而位于该县保安村西南约6里左右的三道威子处，此时却是枪声大作，炮火轰鸣。只见一位身穿破皮大衣、满脸络腮胡子的抗联战士正手持双抢边跑边往后开枪。在他身后，一群敌人像恶狼一样紧追不舍。一阵激战后，这个战士在枪声中倒下了。敌人胆战心惊地走近他，确定他已经死了以后才把他抬上担架，簇拥着直奔蒙江县城。
敌人不明白：为什么在衣着单薄、粮食断绝的情况下，这个战士仍然能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到了医院后，敌人把尸体抬到手术室，残暴地割开他的腹部，发现“胃里连粒米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这时敌人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这个战士就是关东军悬赏一万元要捉拿的杨靖宇将军。
敌人照例“欢庆胜利”，但他们的内心却无法摆脱恐惧，害怕杨靖宇的精神不死。因此，他们在报纸上用大号字写下醒目的标题：“怨敌杨靖宇被射杀！”，并把他的头颅割下四处悬挂，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他们又把这颗头颅送到新京——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市，报功请赏。但尽管如此，在一些敌人的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杨靖宇有壮志凌云的豪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杨靖宇将军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正如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的题词所说的：“满腹棉絮枯草，战斗到最后一人。共产党员以身殉国，永示典范。”
杨靖宇的故乡是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1929年春，杨靖宇来到东北参加革命斗争后，便和故乡的亲人失去了联系。要不是杨靖宇的老战友杨一辰在淮海战役后到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碰巧找到了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和女儿马锦云，河南人民还不知道声震东北的杨靖宇将军就是本省尽人皆知的马尚德。
在大革命时期，杨靖宇在河南确山和刘庄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革命政权。1928年4月25日，他离开家的这一天，正是女儿刚出生的第五天，他为女儿取了个名叫“躲”，就是“在李湾村住不了，躲到杨桥姥姥家去”的意思。7月初，反动派抄了杨靖宇的家。他的妻子郭莲把杨靖宇在开封读书时照的一张相片缝进女儿马躲的棉衣里，声泪俱下地说：“躲儿，等革命成功，红军回来了，拿着相片去认你爸爸吧！”
杨靖宇是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离开家乡后，杨靖宇到上海党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后奉命到东北抚顺从事地下工作，协助白区工人进行革命运动。煤矿工人把这位自称籍贯是山东的张贵一看做自己的贴心人，大伙儿亲切地称他为“山东张”。就是这位行装俭朴，夏穿旧长衫，冬着薄棉袄，鞋子常“张嘴”的“山东张”，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3年多来，曾三次被捕又安全脱险。“九·一八”事变后，他调到哈尔滨，在铁路工人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工人们又亲切地称他“张大个子”。
1932年春，他被调到新的战斗岗位，从事军事斗争。因斗争需要，他又将自己的名字从张贯一改为杨靖宇。从此，杨靖宇的英名威震林海雪原。
在东北战场上，“杨靖宇”这三个字，使得日伪军闻之丧胆，而在东北人民群众中，这三个字却又成了抗日的旗帜。老乡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杨司令”，并把抗联一路军称作是“杨司令的队伍”。他的英雄壮举至今还铭刻在东北父老乡亲的脑海里。
杨靖宇司令领导的队伍，经常在檬江一带活动。檬江境内有个仁义村，这个村前有大江、后有群山，是一个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好地方，杨司令常带领队伍到这儿落脚。村里的十几户庄稼人把战士们视为亲人，要是部队有十天半个月不来，一个个就都急得坐立不安，到处打听。战士们到村里也像是到了家一样，常常忙着帮大伙种地、砍柴……部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血和肉。乡亲们对杨司令也格外地敬重。一有空，大伙便凑在一块讲杨司令：有的说杨司令是个“飞毛腿”，来无影去无踪，鬼子坐电驴子也撵不上；有的说杨司令撒豆成兵，不管来了多少鬼子，只要他手一摆，立刻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全是兵，一下就能把鬼子打个稀巴烂；还有的说，杨司令会“分身法”，鬼子明明把他围住了，打了一阵，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棵红松村。一次，一位老乡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次，正是腊月三九天，滴水成冰。杨司令带着队伍在前面走，鬼子汉奸在后面追。鬼子说：“这回非把杨靖宇撵死不可。”杨司令说：“非把鬼子拖死不可。”抗联战土又累又冻又饿，鬼子追得又饥又渴。鬼子说：“快点赶，不让杨靖宇吃上饭、睡上觉。”杨司令说：“快点走，不让鬼子歇口气、喝口水。”杨司令带着队伍在山里整整转了五天五夜，与鬼子老是隔着5里远。杨司令也不甩下鬼子，鬼子也撵不上杨司令。
到了第六天，杨司令带着队伍下了山，出其不意地转到鬼子的后面去了。正好遇上鬼子的后勤队，12辆大车上全是鬼子的给养，什么大米啦、白面啦、猪肉啦……还有两大车烧酒。杨司令带着队伍截住大车，缴了后勤队的枪械，然后命令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收藏好，只留下两车烧酒，并把酒篓盖打开放在车的两旁。战士们又饥又冷，都想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可杨司令偏偏不让大家喝。他说：“大米、白面和罐头大家尽管吃，这酒谁也别想喝一口，这是给鬼子留的。”当时谁也不明白杨司令又要使什么新招。接着，杨司令又把抓到的汉奸运输兵放了，并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回去报告鬼子，说我们准备好了酒和肉，欢迎他们来！”
运输兵马上跑回去报告了鬼子队长。鬼子队长一听，肺都气炸了，立即命汉奸队加快步伐追赶，说千万不能让杨靖宇的队伍吃上这顿饭。
不到一个钟头，鬼子汉奸队果真追上来了。杨司令见鬼子上来了，马上命令队伍扔下两车烧酒就走了。鬼子汉奸兵饿了几天几夜，一见抗联队伍跑了，便一窝蜂似的扑上来抢吃的。不见米面，只见烧酒，他们便不顾一切地捧起就喝，鬼子队长大声制止也无济于事。一会儿工夫，鬼子汉奸们就喝得东倒西歪，有的竟倒在雪地上睡起来。
这时候，正面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杨司令率领着队伍又杀了个回马枪！醉鬼们一下乱了阵脚，站也站不住，跑也跑不动，鬼子队长连声叫苦：“我的，大大的上当！”不一会儿，300多个鬼子汉奸就全成了俘虏。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杨司令摆的是酒肉阵。
人们都说杨司令能掐会算，这一点儿也不假。
有一年，杨司令率抗联一军来到桓仁地区，鬼子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白天、夜里都不敢出来。日军立即撤换了这里的指挥官，派龟田来指挥“讨伐”抗联一军。
没等龟田上火车，这事就让杨司令知道了。鱼来下饵，鸟来张网，杨司令从来不打糊涂仗，他马上派侦察班长金凤下山去打探。
金凤是个朝鲜族姑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她是在深山老林里长大的，即聪明又漂亮。鬼子一听见“金凤”二字就头痛，同志们一提起“金凤”，一个个都会伸出大拇指。
金凤接受任务后，化装成走亲戚的小媳妇下了山，摸进了靠山屯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姓郭，老两口领着一个独生女过日子。女儿叫玉兰，17岁了，出落得水灵灵的，十里八村都夸她是“九天仙女”。正巧，金凤与玉兰的身材，样貌长得一模一样，活像一对孪生姐妹，老两口见了金凤像见到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十分亲热。
金凤进屋后吃过饭，大娘就开始抽抽噎噎地对她说：“闺女，你来得正好。5天前，桓仁县的警察署长魏胖子到靠山屯来巡查，这个色鬼硬逼着俺把玉兰嫁给他做小老婆，说10天后来接‘太太’过门，如果反抗，就要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你帮俺想想法子吧！”
金凤听后，一边琢磨杨司令交给她的任务，一边安慰大娘说：“大娘，你们不要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助玉兰逃出虎口。”
大娘担心地问：“人家拔下根汗毛都比咱的腰粗，胳膊能扭过大腿吗？”
金凤思索了一会儿，笑着说：“放心吧，大娘！妹子的事全包在我身上了。打今个起，你们就高高兴兴地置办嫁妆，越多越好，没钱就找魏胖子要，3天以内，我一定回来。”
当天晚上，金凤回山报告了杨司令，把她的点子也说了。杨司令听了，挺赞成：“你同那姑娘长得一样，这个机会难得。好！这任务就交给你吧！”
转眼间，10天过去了。
这天，副署长“独眼龙”领着警察马队，吹着号，一个个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地来迎亲。新娘这边，送亲的人也请了不少，箱箱柜柜，足足摆了半里路远。老奸巨猾的“独眼龙”把伪村长找来，挨个检查了送亲的人。伪村长见立柜前站着的十几个小伙子全是陌生人，便赶忙向“独眼龙”报告。独眼龙瞪着一只眼睛说：“你们是什么人？”郭大爷忙上前引见：“这是她的大表哥，这是她的三表哥……请来帮帮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亲戚！”那位大表哥这下也被惹火了，袖子一摆，骂道：去他妈的！他当署长的就可以六亲不认啦？“独眼龙”讨了没趣，只好手一甩：“起轿！”喇叭呜呜地吹起来，这伙送亲的人，也都跟着动身了。
到了城里，太阳已经下山了。警察署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全副武装的警察里里外外站了两屋。什么县长啦，城防司令啦……还有鬼子、汉奸等大小头目都来了，连龟田也亲自来道贺。
鞭炮响过，魏胖子挺着大肚子出来迎接，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新娘下轿。这时，有话传过来，说新娘子怕枪。当着众人的面，魏胖子气得脸都绿了，无奈，只好命令把抢卸下来，放到一边。新娘子这才下轿和魏胖子拜了天地。
随后酒筵开始。新娘子一边挨着魏胖子，一边扶着龟田。她饶有兴趣地不断给龟田敬酒。龟田开始时还紧绷着脸装假正经，几杯酒下肚后，下流相就露出来了。他推开桌子，一歪一扭地跳起日本舞来。于是，其他人也随着他放开胆子借酒助兴，猜拳行令，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这时，两名喝得醉醺醺的“警察”，骂骂咧咧地扭打着进来，屋里人都拥上去看热闹。新娘趁机一个箭步跳到桌子上，从腰间拔出两支手枪，大喝一声：“要命的都举起手！我就是抗联战士金凤！现在外面已被我们包围了。警察已全被缴械，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两名厮打的“警察”也同时抽出手榴弹，举过头顶：“谁敢动一下，我就炸了他！”随后，又有两个人打开房门，架上了两挺机枪。见此情景，魏胖子早已吓得瘫坐在地，龟田正要掏枪，只见金凤手一扬，子弹就从他的手腕穿了过去。其余的鬼子、汉奸见状，马上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战士们用绳子把他们挨个捆了起来。
这就是杨司令同金凤在山上定的“偷梁换柱计”。姑娘的大表哥、三表哥是侦察班的战士，机枪就藏在作陪嫁的红立柜里。趁鬼子汉奸们饮酒作乐时，他们先缴了外边警察的枪，然后乔装成“警察”。“警察”打架是报告一切都已准备妥当的暗号。就这样，没伤一根汗毛，抗联战士就俘虏了龟田和几十名鬼子、汉奸。
当鬼子大队追来时，杨司令的队伍已带着战利品，接了郭家老少三人，押着俘虏上山了。
杨靖宇是一位善于打游击战的将才。即使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他也能将队伍化整为零，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扰得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不幸的是，1940年1月，由于抗联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负伤后被捕叛变，杨靖宇的行动计划彻底暴露。之后，日军便派出了几万人的守备队来进行围攻。
面对险境，杨靖宇依然坚定沉着。他让部队分散活动，以迷惑敌入。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杨靖宇带的一支60多人的小分队，最后只剩下6个人了，而且警卫员黄生发等4人还受了伤。杨靖宇深知情况严重，便决定让黄生发率4人往回走。因为当时敌人正集中兵力在往前走，黄生发等不愿离去，杨靖宇便严肃地说：“别傻了，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日力量。你们要战胜困难，坚持到底。”
无奈之下，黄生发只好带着3名受伤的战士，流着眼泪离开了杨靖宇。他们经过几天几夜的爬行，终于突出重围，找到了部队。
2月23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两名战士了。这两名战士来到大东沟找群众买干粮、衣服时，不幸被敌人发现，在激战中牺牲。
杨靖宇一人在饥寒、疲劳和伤病中又坚持了5天后，不幸牺牲。他牺牲时年仅35岁。
杨靖宇没有死！东北的老百姓都不相信他会死，人们一直企盼着有一天又能看见他带着部队冲锋陷阵打鬼子。于是，在长白山地区流传开了这样一首民歌：十月腊月天，松柏枝叶鲜。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李兆麟
1946年3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震惊中外的消息：“反动派暗了杀北满人民领袖，李兆麟同志遇害”。噩耗传开，东北人民以及一切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都对反动派这种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感到异常的愤慨。人们对杰出的共产党人、民族英雄李兆麟的不幸遇难深表哀悼。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1910年11月2日生于辽宁省辽阳县铧子乡小荣官屯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毕业于辽阳县吕方寺高小，又在大荣官屯上了两年私塾。他勤奋好学，而且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十五六岁就成为乡里公认的“小秀才”。1925年，由于父亲去世，家境日渐窘困，他只好辍学务农，但在劳动之余，他仍孜孜不倦地坚持苦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李兆麟目睹了神圣的国土惨遭日本侵略者的践踏，3000万骨肉同胞被任意蹂躏的悲惨情景，不禁使他怒火中烧。当时，李兆麟的姨父张一吼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并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一吼知道李兆麟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便写信邀他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李兆麟在接信后的当天夜里便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心事，并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李兆麟的母亲不仅同意了儿子的要求，还帮他一起说服了李兆麟的祖父。于是，李兆麟卖了家里的一车大豆作为路费，于1931年11月8日离家奔赴北平。到北平后，经张一吼介绍，李兆麟向担任救国会常委的地下党员冯基平报告了辽阳一带人民抗日救国活动的情况，并请求派人去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冯基平吸收李兆麟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932年初，李兆麟随冯基平等来到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抗日武装。李兆麟是当地人，熟悉情况，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做了许多抗日武装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将辽阳、奉天、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平日队”、“天地荣”等组织的1000多人联合起来，在这年的农历2月，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这支军队在辽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给敌人以很大打击。那年的春天，义勇军攻打铧子沟矿井，活捉了日本矿长久留岛；又在辽西地区以优势兵力围歼了日本关东军所属的一支300多人的土匪队。
李兆麟等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同时，还在辽阳小堡一带建立了“反帝大同盟”、“穷人会”、“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反日组织。李兆麟不仅自己废寝忘食地从事革命活动，还动员母亲、妹妹、堂兄等亲属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他的家成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点。经过斗争的锻炼，李兆麟于1932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底，李兆麟受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做工运工作。他以矿工的身份在工人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不久，他又在矿区建立起秘密的抗日救国会，迅速发展会员300多人。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李兆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1933年2月，特委调他回奉天休养治病，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坚持工作。病愈后，他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6月，特委遭到破坏。8月，李兆麟调至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先后到海伦、巴彦、珠河等地巡视抗日工作，并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建立抗日救国会和反日游击队。
1934年初，李兆麟被派到珠河游击队任副队长，队长是赵尚志。这支队伍是李兆麟于1933年10月初，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如今，这支队伍的规模已由刚建时的7人发展到了130余人。为鼓舞士气和扩大影响，李兆麟提议于5月中旬联合义勇军部队攻打宾州城，这一提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那一天，一支近500人的联合军包围了宾州城，城内守敌惊恐万状，一小时内给哈尔滨的日军连打了7次电话求援，敌人派来5架飞机和近千人的增援部队。经过激烈战斗，联合军虽未攻进城内，但却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并打落敌机一架。经过多次战斗，珠河游击队发展成为哈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队伍，并于1934年6月29日正式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为司令，李兆麟为政委，下设3个总队、9个大队、27个中队，共450多人。哈东支队建立后，立即分为3路，由赵尚志、李兆麟和韩光分别率领，开展反日游击活动。他们作战灵活，时分时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935年4月，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了青年义勇军等队伍，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为军长，李兆麟先后在二团和一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协助赵尚志建设部队，开展哈东游击战争，为创建珠河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加强对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6年1月，在松花江下游汤原县境召开了北满抗日部队军政领导人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会上，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实际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会后，李兆麟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三、六军汤旺河留守处主任的身份留守汤旺河，负责建立和领导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工作。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大会上，李兆麟被选为省委委员。
在省委领导下，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斗争发展很快，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除少数城镇外，这一地区的广大农村都已控制在抗日联军手中。日伪当局惊呼：“三江省已变为共产乐土！”惊慌不安的敌人很快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来包围抗日联军。为打破敌人的围歼计划，省委迅速组织第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远征，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北满抗联各军从6月开始分批西征，相继进入海伦县境。李兆麟率领的部队是最后一批启程的，他完成下江地区工作部署后，率队到达汤东老白山下江留守部队的密营。接着，李兆麟继续率第六军教导队和第十一军的队伍，离开下江，翻越小兴安岭，向黑嫩平原进发。当时东北已经是狂风怒吼、大雪飞扬的严冬季节，但战士们还没有穿上棉衣。于是他们袭击了鹤岗市郊区的日本仓库，缴获了一批布匹和棉花，开始自己动手制作棉衣。
大雪覆盖着小兴安岭，部队行进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他们白天分成小部队活动，夜间在篝火旁露营。饥饿、严寒和长途跋涉，使战士们疲惫不堪，大家迈着艰难的步子前进着。在这次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有不少战士就长眠在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山林里。李兆麟在沼泽地带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时所写的《露营之歌》，就是东北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的真实写照。这支歌也是鼓舞抗联战士英勇杀敌、坚持斗争的有力武器。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李兆麟率领的部队终于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战胜了饥饿和严寒，于1938年12月底胜利到达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同原先在这里活动的第三军新编三师和先行到达的西征部队胜利会师。北满抗联各军西征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围歼计划，保存了一部分主力部队和骨干力量，为在广阔的黑嫩平原上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改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金策为书记，李兆麟为组织部长。这次会议还决定撤销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第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在德都朝阳山后方军事根据地正式编成，全军共有500多人。
第三路军建成后，在北满省委和总指挥李兆麟的领导下，在龙北和龙南一带开展了平原游击战争。到1940年冬，第三路军在龙江北部和南部地区攻克了包括油河、克山、肇源县城在内的约30个城镇，并且开辟了北部地区以德都朝阳山后方军事根据地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和南部地区以铁力安邦河上游后方军事根据地为中心、包括三肇地区在内的抗日游击区和后方基地。第三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还扭转了1938年因敌人围剿而出现的反日斗争低沉局面，掀起了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高潮。李兆麟在朝阳山根据地还领导组织了干部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从而提高了部队干部的素质。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增调重兵进驻东北，抗联的处境更加困难。李兆麟根据上级的决定，在这年的11月底，除留下一小部分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活动外，带领队伍转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与此同时，李兆麟还担任新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政治副旅长。1942年7月，南满、吉东和北满3个省委合并，组成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李兆麟任常委。在东北地区委员会领导下，抗联部队在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的同时，先后派出15个小分队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
1945年8月，为响应党的号召，配合苏军对日作战，党的东北地区委员会决定，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率领300余名抗联干部，在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和大军来到之前，随苏军先进入东北。8月23日，李兆麟率100余名抗联干部到达哈尔滨，立即成立了由他主持的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并亲自抓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10月1日滨江省政府成立，李兆麟任副省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进城后，李兆麟仍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与群众同甘苦的优良作风。后勤工作人员要为他做一套新制服，他一再表示经费困难，先不要做。警卫员要为他找张床，也被他拒绝。他用装文件和书籍的两个木箱铺上草垫子当床，并且说，“这不是挺好嘛！打游击时我们哪里睡过这么好的床啊！”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东北大批运兵。哈尔滨地方敌伪残余势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和“先遣军”。在这种复杂动荡的形势下，李兆麟协助苏军肃清了日伪的残余武装；建立党的组织、人民军队和政权；维持地方治安，恢复社会秩序；振兴贸易，安定民生；并且为党中央派赴北满各地的干部和部队做好接待和武器装备供应等工作。他呕心沥血，昼夜操劳，在短短几个月里，做出了卓著的政绩，受到哈尔滨各界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哈尔滨，中央决定让李兆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和抗日联军办事处代表。李兆麟作为党和群众的代表，在同国民党“接收”大员打交道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伙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和敌伪残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了多种刺杀李兆麟的方案，但均未得逞。李兆麟深知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和凶残，但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1946年3月9日，暗藏在中苏友协内伪装的特务，诡称国民党要员要同李兆麟商议重要事情，骗他到已布下罪恶罗网的水道街9号。他们先在给李兆麟喝的茶水中投放毒药，然后一伙潜伏的特务向他袭击。李兆麟只身同特务搏斗，但因毒性发作，惨遭杀害。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英勇的抗日将领，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却在抗战胜利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中！他牺牲时年仅36岁。
1936年3月24日，哈尔滨人民将李兆麟将军的遗体安葬在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内，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在李兆麟墓前建立起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11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宜宾县柳家乡高小的校长（共产党员，烈士）。他很关心一曼的成长，常指导她读书，还给她订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她一接触这些报刊，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从这些进步报刊中，她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认识了许多新事物，这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阅读进步报刊的事情，很快就被她的哥哥知道了，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于是便把一曼所有的进步书刊都付之一炬。然而，火虽烧掉了那些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却烧不掉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为了能继续读到这些书刊，她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她把书刊的投寄地址改在亲友家，每次要看书刊时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取，然后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认真地阅读。
疼爱小女儿的母亲决定用做女红的办法来收拢一曼的心，于是便让她绣花，一曼爽快地答应了。然而，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曼却没有绣出一朵花来。原来，她是用绣花做掩护，争取读书的机会。
1923年冬，一曼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7月，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白杨嘴村正式成立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她按团组织的指示，在家乡组织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并指出，“这个会是一个普通的社团，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可以参加，入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轻有觉悟的入团……。”
在封建思想占着统治地位的乡村，要组织妇女成立社团真不容易！一曼等人经过多方宣传，广泛联系，终于在1925年10月，在曾家湾石板寺召开了评议会，通过了宣言、简章，选出了正、副会长。一曼名义上是文书，实际上负责全盘工作。评议会之后，她带领姐妹们加大宣传力度，以至于后来在白花场禹王宫召开成立大会时，与会的妇女竟多达30余名。一曼在会上讲话，公开号召：“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会后，会员们围着一曼说：“李幺姐呀，你的话都说到我们心坎上啦！”
妇女解放同盟会深受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它的活动触犯了封建秩序，因此地主阶级坚决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处处破坏妇女同盟会的活动，还恶意捏造有关妇女同盟会的谣言，并到处散播。对于这一切，妇女解放同盟会毫不畏惧，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会员到街上四处张贴宣言、标语和漫画。这些漫画刺痛了地主劣绅们，他们气急败坏地命令团丁到处抓人。待他们大梦初醒，悟出了是“她们”画的时，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落了个“哑巴吃黄连”的下场。正当赵一曼为被压迫的妇女求解放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的时候，她自己也在经受着封建家庭的种种压迫。她的兄嫂知道一曼参加了革命活动后，为了免除祸根，便决定把她嫁出去。一曼知道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哥嫂说：“把陪嫁费给我，让我进学校读书吧。”但哥哥不肯，族长也反对说：“女子出外读书是败坏门风。”赵一曼受了这次打击之后，就病倒了。姐夫郑伯之鼓励她脱离家庭，要她写出“宣言”登报。1914年8月16日，《妇女周报》第49期上登载了一曼写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的我》一文。这篇文章，一曼是用“一超”的笔名发表的。在文章中，她叙述：“我自幼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再没有见过丝毫的亮光”，以此表达她要坚决冲破封建牢笼，和“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断绝关系的决心。此外，她还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声讨封建势力。这是一篇声讨封建势力的檄文。
文章发表以后，一曼陆续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声援信，有的希望她脱离家庭，到上海去读书；有的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支援她；四川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则鼓励她，要她一面努力自修，一面做改造社会的工作。一曼从这些信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1926年初，一曼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了宜宾县城，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就读。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当时县委指示她们要动员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于是青年团员们就带头唱歌、演戏，组织时事讨论会。一股新鲜的风在校园内吹起来了。
有一次，在宿舍里，一曼向同学们发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还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呢？”同学们被她问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过了好久，同学邓可非羞怯地回答：“现在正是读书的时代，我们还没有想这些问题。”一曼却直言不讳地说：“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们妇女的命运，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任别人摆布。”她一面说，一面从书包里取出《妇女周报》分发给大家，希望同学们从中了解妇女追求解放的道理。
1926年3月，宜宾女子中学校学生会改选，一曼被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管总务股工作。不久，她作为学生会代表参加了宜宾县学联，并被选为学联常委，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6年端午节的前夕，长江上驶来了一些替英帝国主义商人贩运洋油的船只，那些奸商们打算向宜宾出售洋油。受党团领导的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通过学联发起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各中学的共青团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了，宜宾女中的共青团员，在校内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她们反复宣传抵制贩卖洋油，就是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就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发了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当油船到达的时候，宜宾县城的男女学生2000多人站在王爷庙码头怒吼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许洋油上岸！”可是，奸商的油船仍然顽固地驶向码头，终于，学生们愤怒了！一曼领着同学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捡拾周围大大小小的石头，一时间，雨点般的飞石纷纷砸向油船。油船这才被迫抛锚！
油船在江中停了三天三夜，同学们换班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诡计多端的奸商，妄图用驳船把油桶偷偷运上岸，同学们发觉后，立刻又把驳船上的油桶抛向江中。奸商一面派人与学生说好话，一面又贿赂城防司令，让他用军队镇压学生。老奸巨猾的城防司令一面宣称和学生代表谈判，一面派军队来到码头，对学生实行武力镇压。一个营的兵力端着枪从学生背后冲了过来。面对反动军队的猖狂举动，赵一曼登上高坡领着同学们呼喊口号。士兵朝天开枪，刺刀在学生眼前晃动，一曼却毫不畏惧地演讲开了，她说：“……现在帝国主义勾结城防司令，想用枪杆和刺刀威吓我们，我们能被吓倒吗？不能！我们要斗争到底，一定要取得抵制洋油斗争的胜利！”营长恶狠狠地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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