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智慧进退之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道之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领导智慧进退之法试读：

前言

大凡卓有成就的领导者无不具有超凡脱俗的领导智慧。领导智慧是见微知著的眼光，是对大局的把握和操纵，是勇于决策的胆略，是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手段和技巧。丰富、修练领导智慧是提高领导水平的捷径。

中国二千多年高度发达的封建政治体制，造就出许多杰出的领导者。在中国封建历史的各个时期，这些领导者以其各具特色的领导智慧解决了复杂的经济、军事和社会难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些领导智慧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发酵之后，形成了一个容量庞大、精彩纷呈的领导智慧宝库。从中汲取营养精华，既是当代领导者的幸运，也是尽快提高领导层次的必由之路。

在当今社会，领导者面临的情况要比古代复杂得多，领导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艰巨和困难得多，这就给领导者应该具备的领导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处于一个时讯高度发达、知识不断翻新的时代，关于领导学的理论日新月异，关于领导智慧的著述层出不穷。

但不应否认的是，其中空谈务虚者多，具体实用者少；隔靴搔痒者多，切中要害者少。以至于领导者看得懂、愿意看的相关著作仍是凤毛麟角。

为了恰到好处地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披沙拣金，撷取了有关领导智慧的精华，同时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前沿的领导学理论相结合，编写了这一套“领导智慧”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依据领导智慧的实际运用特点分为如下三种：

一是《领导智慧方圆之道》。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领导智慧中正确处理各种上关系的有效方法。方是对原则的遵循，对道德标准的维护；圆是思路的变通，是手段的灵活。领导者身处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层层包围之中，方圆之道是其安身立命、杀出重围的惟一途径。

二是《领导智慧进退之法》。领导者需要经常解决各类大大小小的问题，问题解决得好，自己的工作就能得以推进，解决不好就会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其实，不管什么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是一个进与退的问题，掌握了进退之法的领导者，对再难的问题都能应付裕如。

三是《领导智慧成败之秘》。俗话说“成者英雄败者寇”，追求成功避免失败是领导智慧的核心问题，其中的关系要素在于决策。领导者要想在立于不之地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就必须学习决策的学问，熟谙决策的技巧。事情的成败往往因一念之差，但这一念背后领导智慧的底蕴却是天壤之别。

有关领导智慧的学问博大精深，但是从“方圆之道”、“进退之法”、“成败之秘”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的领导智慧，秉承实用为本的原则和通俗、可读性强的风格，希望能给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领导者以有益的启示和实际的帮助。如是，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作者2006年5月于北京

第一章　强进无退：一往无前有时正是最佳的成事策略

1.以攻制攻让对手气焰全无

面对对手咄咄逼人的攻势该怎么办？有时候你退一尺人家就要进一丈，让你退无可退；有时候尽管你可以采取退守的策略，但同时也留下了莫大的隐患，而主动出击、以攻制攻，则可以打消对手的气焰，让自己一劳永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为“犯人”是避免别人“犯我”的最有效的办法。

以攻制攻这一领导智慧，在战争中体现得最直观，其中以战止战就是对这一智慧的化用。

以战止战的意思是用战争去制止和消除战争。《商君书·画策》云：“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作为应变术，以战止战是指用进攻的手段来反击对手的进攻的一种策略。

以战止战是一种积极的应变术。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决不要采取完全消极的防御，而要从正面或侧面攻击敌人，甚至当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

公元996年5月，北宋叛军李继迁率万余人围攻灵州（宁夏灵武），北宋朝廷一面命灵州守将窦神通率众兵坚守城防，一面采取以战止战的策略，于9月兵分五路进击李继迁。五路兵马形成庞大的合围之势，约期会师于乌白池（宁夏盐池）。尽管五路进军未能按预期方案行动，但对制止李继迁对灵州的围攻起到了重要作用。次年2月，李继迁在形势逼迫下从灵州撤军。

1888年8月，明将徐达、常遇春等率军攻占元大都（北京），元顺帝逃出都城，元朝即告灭亡。接着，明军乘势进军山西，清扫元军余部。这时，明将冯宗异、汤和率领军兵进入山西后，被元朝太原守将扩廓帖木儿打得大败，并且，扩廓帖木儿乘势率军出雁门关，经保安（河北涿鹿），准备夺下居庸关后，进袭北京。面对元军的咄咄攻势，明军有的将领认为应该退保北京。徐达在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后，主张以攻制攻。他亲自率军进入山西，直捣太原。在进袭途中，夜袭元营获得成功，扩廓帖木儿落荒而逃，元军由此大乱，徐达乘胜攻取了太原。

以攻制攻在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更为广泛的运用。特别是面对恶势力的威胁时，不屈膝，不退缩，以攻制攻，是一个人的气节和操行的体现。

相传，明代海瑞在浙江淳安任知县期间，当时的浙江总督是胡宗宪，乃当朝著名权相严嵩的党羽。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依仗自己是总督的公子，大耍威风，因嫌驿站的马匹不称心，供应不周到，便令手下奴仆将驿吏捆绑起来，倒着吊在树上。驿站的其他人员不知所措，慌忙跑到县衙向知县报告。海瑞闻讯后十分气愤，决心惩治一下这个恶棍。他带领衙役迅速来到驿站，只见众人围观，鲜衣华服的胡公子还在指手画脚地骂个不停。胡公子见到海瑞，便迎上来恶人先告状。然而，海瑞并不理会他，而是分开众人，径直走进驿站内室。进室后，海瑞一眼看见胡公子所携带的大小几十只箱子，都贴着总督府的封条。他立刻变了脸色，命人将箱子全部打开，只见里面装的都是沉甸甸的白银。海瑞指着箱子说道：“这狂徒真是可恶，竟敢冒充总督家的人，败坏总督大人的名声。上次总督来巡查时，再三布告地方不要铺张。可这狂徒带着这么多银子，怎么会是胡总督的儿子？一定是假冒的。要严加惩办！”接着，他命令差役将胡公子抓起来痛打一顿，并将其敲诈来的银两全部没收充公。事过之后，海瑞修书一封，连同胡公子一块儿送交胡宗宪，说此人冒充胡公子违反您关于驿费从简、体恤百姓的规定，败坏您的名声。胡宗宪见信后哭笑不得，气急败坏。但自己理屈，又怕海瑞真的把事情闹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海瑞以战止战，智斗恶少，表现了他不屈不挠、大智大勇的精神气质。

以攻制攻的策略是一步智招，也是一步险招，没有大无畏的勇气不行，没有机智应变的智慧也难以成事。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灭对手威风、长自己志气的目的。

2.对奸邪之徒不妨试试以毒攻毒的招法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时的确是一种有效的感化手段，但前提条件是对方良心未泯或有心向善，否则，也只能是剃刀挑子一头热，甚至反为其害。对于善于逞奸耍滑的小人，领导者也应以变应变，以毒攻毒的手法逼其就范。

以毒攻毒的本意是用毒药来治疗毒疮等毒症，是医学上的一个术语。明·陶宗仪《辍耕录》二十九云：“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后来人们将以毒攻毒这个术语借用到社会生活中，比喻用对方使用的厉害手段来制服对手的策略。那些利用坏人惩治坏人，利用恶人制服恶人，以坏办法来对付坏办法等计谋，都可以称作以毒攻毒。

东汉安帝时，朝歌（河南汤阴西南）一带的土匪十分猖獗，曾攻占朝歌县城，杀死县令。州郡都拿他们没办法。虞诩接任朝歌县令后，先去谒见太守，要求太守给他自主的权力，让他放手行事，不要阻碍他制服土匪的计划。太守应允。于是虞诩向社会广泛招募壮士，包括善长攻击、劫掠的，能够伤人、偷盗的，不务正业的等，都予以招收。不日招得百余人，虞诩设酒席款待，并宣布赦免他们的全部劣行，听候调遣。按照虞诩的计划，这百余人混进了土匪之中，并及时向虞诩通报土匪的情况。当土匪出动打家劫舍时，虞诩组织官军事先设下埋伏，一举消灭了百余名土匪。后来又多次出击匪巢，土匪们被整得心惊肉跳，终于溃散。

以毒攻毒的基本要领是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身。用以毒攻毒之术制服奸贼、恶人、小人，有时往往能收到奇效。历史上权谋超群的女皇武则天，运用以毒攻毒谋略，借酷吏之手，为自己扫荡了政敌，又借用酷吏的头颅，洗清自身，缓和危机。酷吏周兴以善于制造“谋反”罪而著称。他草菅人命，残害无辜，杀人数千，恶贯满盈，朝野上下无不对他恨之入骨。正在他横行得意之时，有人告发他“谋反”，武则天令酷吏来俊臣审理周兴案。来俊臣同周兴一样，也是一个靠告密起家的酷吏，官拜左台御史中丞。来俊臣深知周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难于招供，不好对付，便想出一计。他派人将周兴请至家中饮酒，席间，来俊臣说：“罪犯不肯认罪，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周兴说：“这事容易，拿来一个大瓮，四周燃起炭火，把囚犯装入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来俊臣于是叫人抬来一口大瓮，按照周兴说的办法，用炭火围住烧烤，然后站起身来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宫里命令叫我审讯老兄，请老兄入瓮吧！”周兴恍然大悟，惶恐不安，只好叩头认罪。来俊臣将周兴押至宫中，武则天看在为自己出过力的面子上，判处周兴流放岭南，然而，刚到半路，就被仇人杀死了。

以毒攻毒在领导者的日常生活应变中也可以运用。相传，张易在歙州做通判时，听说刺史宋匡业常常酗酒欺凌人，没有人敢碰他。张易决定治一治他。一次，张易去宋匡业家赴宴，事先张易已喝了一些酒，当宴席开始不久，张易就借机寻找宋匡业的一个小过失而大耍酒疯，先是用劲摔酒杯，推翻桌子，挥着衣襟，大喊大叫，接着厉声责骂宋匡业，一件件地数他的罪过。宋匡业顿时愕然，只是喃喃地说：“通判醉酒后使性子，真是势不可当。”张易骂完后，拂袖而去，宋匡业立即叫小吏搀扶张易上马。从此，宋匡业不敢再耍酒疯。

还有一个以毒攻毒解决朋友过结的实例。当然，这里的“毒”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毒”性，不过其中体现的以其矛攻其盾的智慧还是值得领导者玩味的。北宋大才子刘原父，与欧阳修是好友，刘原父晚年丧妻后，又续取了一位美艳少妇，招致人们一些闲语。欧阳修作为原父的好友，在这件事上理应不该说什么。然而，欧阳修恃才自傲，写了一首嘲讽原父的诗，曰：“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原父得到诗后心里老大不高兴，想报复，又一直找不到机会。有一天，御史中丞王拱辰请客，欧阳修、刘原父均在座。席间，原父突然心生一计，说：“我有一个笑话，讲给诸位听，以助酒兴。从前，有一个学究训导学子，读书读到《毛诗》‘委蛇委蛇’处时，学子将‘蛇’字念成原音‘she’，学究责备说：‘蛇当读作姨字，不要再读错了。’学子牢记在心。第二天学子在去学堂的路上看乞丐玩蛇，迟误了上学的时间。学究问其迟到的原因，学子如实告诉先生，是观看乞丐玩蛇而耽误的。但是，这次学子把‘蛇’字读成了‘姨’音，”因此，他对学究的回答就成了这样一句话：“路遇有弄姨者，从众观之，先弄大姨，后弄小姨，是以来迟。”原父讲毕，含意深刻地看了看欧阳修，然后开怀大笑。欧阳修起初不解原父讲故事的用意，经原父一笑，马上明白原父是在嘲弄自己先娶了薛简肃公的大女儿，后又续娶了薛简肃公的小女儿这件事，立刻后悔先前不该嘲弄原父晚年娶少妇的事，不禁汗颜。

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不出手则已，出手就必攻其痒处和痛处，让他自食放“毒”的恶果。学会了这一招，领导者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误吃毒蟾蜍的段誉那样，能做到百毒不侵了。

3.领导者要有破釜沉舟的胆略

有了破釜沉舟的胆略，智计的妙用便能发挥到极致，而有时，胆略本身也成了智谋的有机成分。

釜是古时候烧饭用的大锅。把饭锅打破，把渡船凿沉，比喻下决心干到底。《孙子·九地篇》曰：“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破釜沉舟是人们在危难面前使用的一种极端的应变策略。其极端之处在于，它用置自身于死地的方法，来激励士气，团结奋斗，共同求生。这种“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对于既定目标的实现，往往起到极大的动力作用。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运用破釜沉舟最出色的是项羽与秦军的河北之战。秦末，各地纷纷举兵反秦，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也在其列。项梁率领大军和项羽等人在山东、河南一带，连续击败秦军，打了好几个胜仗。可是，定陶一战，秦将章邯却将楚军打得大败，项梁也在此战役中战死。章邯击败楚军后，便渡过黄河北攻赵地。楚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率领楚军前去救赵。楚军开到安阳（山东曹县东南），停留不进，直等了46天。项羽忍耐不住，催宋义快快渡河，同赵军里应外合，打垮秦军。宋义迟迟不下命令。此时正值冬季，天气很冷，士兵们饥寒交加，而宋义只顾自己吃喝，项羽十分气愤。第二天清早去见宋义时，就在宋义营帐中将其杀死，还割下他的头，号令全军。将领们见项羽杀了上将军，个个惊惧，表示愿意服从其指挥。项羽报告给楚王，楚王即命项羽为上将军。于是，项羽立即行动，亲自率领全军渡河北上。过河以后，项羽命令将渡船全部凿沉，饭锅全部砸破，岸边的房屋也统统烧光，每人只发三天的粮食。项羽以此表示这一仗只有拼命、誓不后退的坚强决心。楚军一到前线，立即把秦军包围，截断了其运粮的后路。经过一场恶战，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战役胜利结束后，项羽召见各地援军的将领，他们都拜伏在项羽脚下。从此，项羽便成为抗秦队伍中的首领。

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有些领导者也是以其破釜沉舟的胆略为自己赢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

在太平天国的攻势下，清军连吃败仗，这给清政府的统治者以不小的震动。面对皇帝的昏庸、官员的无能和政府的种种弊端，曾国藩冒着被降职、杀头的风险，于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上一疏《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绝咸丰皇帝由于年轻而引发的骄矜之气和扭转朝野上下的“惟阿之风”。

奏疏中，他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他认为皇帝的第一样“圣德”是敬慎。每当皇帝祭祀之时，“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琐碎之弊病在于，见小而遗大，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计之远大者，反略而不问。他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当。这对于当时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轻，涂饰细行，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不啻为无情的棒喝。

皇帝的第二样“圣德”是好古。皇帝于“百忙之中，养修精神阅览古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辨别不仔细，其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文饰之弊端，在于崇尚虚文而却不务实际。他直言咸丰皇帝徒尚虚文，不求实际。奏折说：“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最终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最终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只是装饰一下纳谏这张虚假的文章。”

皇帝的第三样“圣德”是广大。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乐，旷然若有天下而不给，这是广大之美德。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曾国藩批评咸丰皇帝刚愎自用，自食其言。“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又说：“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这是我区区之大惧。”总之，他想借助于尖锐的批评，以达到促成咸丰皇帝革除弊政的决心。

专制政治的弊病，莫如专制者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草芥。曾国藩洋洋洒洒，痛陈咸丰皇帝的错误，这并非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况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人为保求功名，也决不肯将逆耳之言向皇帝陈述，以免顿罹不测之祸。曾国藩上此奏疏确要担一定风险。因此，他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但他出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国家的一片赤诚，甘愿冒此风险。“盖以受恩深重……，若于此时不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惟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奏折送上之后，咸丰皇帝披览未毕，则大动肝火，“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加罪他”。只是由于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才免获罪。

封建时代，士大夫虽享荣华，高高在上，但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一言不慎，可能身家性命都得赔上。但是作为一种规律，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剧烈动荡的重要关头，君心思变之时，即使是平常的暴戾之君，也往往能听一些臣下的逆耳之言，这个时候，对于具有胆略的领导者来说，可能就是个机会。

曾国藩以一往无前的气概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破釜沉舟策略，实际上是斩断退路，使人产生危机感，以此激励人们奋发进取。因此，通过人为的方法制造危机，正是对破釜沉舟计谋的一种巧用。

4.针锋相对有时是弱者保护自己的惟一良方

古人说，民不畏死，奈死以死惧之？对于领导者也是如此，如果你面对强权不畏缩，不胆怯，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和尊严，反倒能挫伤对方的霸气，赢得他的尊重，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蔺相如最初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门客。为人勇敢，又有智谋。

赵惠王得到一块和氏璧，是稀世珍宝。秦昭王听说后，派人给赵惠王送来信，要求用十五个城邑换这块璧。赵王把大臣和将领们召来商量，大家都觉得很为难。明摆着嘛，秦国依仗自己国强兵盛，名为交换，实则强取。赵国若是同意交换，秦国得到璧，必定不肯交城，赵国若是不同意，秦国就会借口出兵。商量的结果，决定派一个人去回复秦国。赵惠王左思右想，找不到合适的人。这时，缪贤推荐蔺相如。惠王想考查蔺相如能否当此重任，把他召来问道：“秦国要用十五个城换我这块璧，你看能换吗？”相如说：“秦强赵弱，大王不能不换。”惠王又问：“秦国拿了我的璧，又不给我城，怎么办？”相如说：“臣下愿意为大王出使秦国。秦若将十五城划入赵国版图，臣下把璧留在秦国，秦若背信弃义，臣下一定将璧完好归还赵国。”惠王见相如果然有勇有谋，就同意他带璧出使秦国。

秦昭王在章台接见相如，他接过和氏璧，乐得眉开眼笑，拿给身边的大臣和美人们欣赏。相如见秦王绝口不提交城的事，就上前一步说：“大王，这璧中不足，有一块斑点，让臣下指给您看。”昭王把璧还给相如，相如快步走到一根大柱子前，怒发冲冠，厉声说道：“大王答应我国君主以城换璧，我国大臣认为秦国贪婪无信，不同意把璧送来。臣下以为平民百姓尚且不相欺骗，更何况堂堂大国呢？今臣下见大王根本无意交城，所以把璧拿回来。大王若是逼臣，臣下就将头和璧一起在这柱上撞碎。”说罢，把璧对着柱子。秦昭王怕撞碎了和氏璧，慌忙下座对相如好言道歉，又让人拿来地图，指划出给赵的十五个城。相如看出昭王毫无诚意，就说：“和氏璧是天下至宝，赵王让臣下送璧时，曾经斋戒五天，以示恭敬。现在大王接受此宝，也要斋戒五天，还请备下九宾的礼仪，这样臣下才能交出璧。”秦昭王无奈，只得应允。相如乘此机会派人偷偷把璧送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后，设九宾之礼，请相如交璧。相如从容不迫地说：“臣下怕大王欺骗赵国，已经将璧送回国了。秦国是强国，只须派一个信使，赵国就马上把璧送来了，现在若是交给赵国十五城，赵王又怎敢欺骗大王不把璧献上呢？”昭王一听，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左右的人要把相如拉出去打死，昭王阻止说：“算了吧，杀死他也得不到璧了，又何必为此事断绝两国的关系呢！”把相如放了。相如回到赵国，赵王称赞他说，因为他的勇敢，才使赵国在强国面前维护了尊严，并封他为上大夫。

秦昭王又派使者通知赵王说，秦国愿与赵国修好，请赵王到渑池相会。赵王畏惧秦国，打算不去。蔺相如和上卿廉颇将军商议说：“大王若不去赴会，就是向诸侯表示赵国弱小胆怯，这样做有损国威，应当去。”二人向赵王劝行，蔺相如自告奋勇为赵王保驾。

赵惠王和秦昭王各带随从到了渑池，见礼后，置酒宴会。饮到半酣时，秦王开口道：“寡人听说赵王擅长音乐，今有瑟在此，请赵王奏上一曲。”赵王不敢推辞，只得奏了一曲。秦王拍手叫好，并命御史将此事记下来。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见赵王受辱，挺身而出，对秦王说：“我们赵王也听说秦王善于秦声，臣现奉上盆缶，请秦王击之，以相娱乐。”秦王怒容满面，没有吭声。相如立即取来盛酒的瓦器，跪请于秦王面前，秦王不肯击。蔺相如厉声说：“大王难道仗恃秦国强大吗？现在五步之内，我蔺相如要将颈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身边随从叫道：“相如不得无礼！”冲上前要杀蔺相如。相如怒目圆睁，大声叱责，把这些人都吓得退了回去，秦王惧怕相如，只得勉强击了一下。相如站起身，令赵国御史记上：“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令秦王击缶。”

秦国群臣不肯罢休，纷纷站起来喊：“今日秦赵和好，请赵割十五城为秦王祝寿。”相如毫不退让，说：“那么，也请秦割咸阳为赵王祝寿。”咸阳是秦国都城，秦国岂能割让，直到宴会结束，秦国也没压倒赵国。

赵惠王回国后，认为蔺相如不畏强暴，又一次使赵国不受辱于秦国，功劳最大，拜他为上卿。

蔺相如的成功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作为一个身处弱势的领导者，在适当的时候要敢于出击，敢于针锋相对，如果总是畏敌如虎，怕这怕那，只能加速自己为“老虎”所食的命运。

5.不遵常规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常规往往束缚人，但束缚的是庸人，是喜欢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人。对于欲有所作为的领导者来说，突破常规求发展、一往无前求成事是其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做事风格。

明朝名将袁崇焕就是以这一风格脱颖而出的。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时任邵武县知县的袁崇焕进京办事，和御史侯恂有一番高谈阔论。当时，后金进犯明朝不断，明军屡战不胜，袁崇焕就此评论说：“我乃天朝大国，战之屡败，不在将士不用命，而在朝廷用人有失也。对付金人要以狠对狠，不惜代价，如能做到用人无误，寸土必争，何愁打不败金人呢？”

侯恂十分欣赏袁崇焕的才能，于是向朝廷推荐了他。袁崇焕由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兵部职方司主事，从此在京城为官。

袁崇焕官位虽低，但他总是多提主张，不厌其烦地向上司献言献策。袁崇焕的上司怯弱无能，对聪明能干的他并无好感。

一次，袁崇焕又提建言，同僚们听得入迷，齐声赞好。上司脸色难看，忽制止他说：“打仗要看真本事，哪有你说得这样轻松呢？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如果你有心报国，不妨前去杀敌。”袁崇焕见上司生气，不明所以，他的一位同僚悄悄说：“你初为朝官，上司一定是怪你太显示自己了。你这样聪明有识，不是正好衬出上司的无能吗？你应该多提一些迂腐之见，我们当下官的不能超越上司啊。”

袁崇焕不听，他反问说：“若是小事，也就罢了，有关社稷的大事，也如此吗？我是为朝廷命运担忧，这样做难道有错？”

不久，辽东战事更加恶化，金兵连克关外重镇，直逼山海关。

京城人心惶惶，袁崇焕却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考察。他回京后找到上司，主动请战说：“我去了辽东，破敌之策足矣，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定可守住山海关。”

打仗极为凶险，许多人都避之不及，上司见袁崇焕甘冒死难，心中又惊又喜，他对袁祟焕说：“朝中无事，反倒埋没了你的才能，正好前线缺人，你可速往。”

袁崇焕被升为兵备佥事，前去驻守山海关。有人听到这个消息，急忙来见袁崇焕，他急迫地说：“上司这是要排斥异己，才会命你前去，你不该答应啊。”

袁崇焕一笑道：“仁兄错了，此乃我主动请命，并非上司所派。”

来人苦笑道：“从前你所提之议，上司无一采纳，为何今日准你所请？上司是恨你太深了。你这个人处处夸能，声望亦佳，有你在，上司便感到不自在，他能容忍你吗？”

袁崇焕沉默多时后道：“国难当头，我们都不该计较太多，这件事谁也不要提了。”

袁崇焕一到山海关，立即展开备战，修筑工事。当时军中缺额虚报的现象严重，将领几乎无官不贪。袁崇焕为了稳定军心，提高战斗力，决心惩治几个为首的将领。

一个年老的将领劝袁崇焕罢手，他透露底细说：“为首的将领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后面都有靠山，你惩治了他们，不是自取祸殃吗？此事不足为怪，你还要为自己考虑。”

袁崇焕坚持己见，年老的将领又说：“从前其他的新官上任，都是自表无能，显露短处，他们不是不想建功，而是不敢有为啊。你如果不遵常规行事，纵有大功也会让上司猜疑不满，那么不如无为的好。”

袁崇焕叹息说：“难怪我军屡败，有这样的种种陋规，朝廷还有希望吗？我顾不了许多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挽救朝廷啊。”

袁崇焕杀了那几个为首的将领，士兵一片欢呼。

在袁崇焕的领导下，边关兵备焕然一新，一时间清军也只好避其锋芒。

不遵常规，不计后果，敢于做出格的事，成就了袁崇焕一生的英名。对于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领导者来说，关键时候，拿出一点不遵常规的勇气来，就能创造出非同一般的机会。

6.在重大问题上亮出鲜明的立场

遇事首鼠两端的人固然可以保全自己，但也容易被人忽视和厌弃。一提到“智慧”二字人们总喜欢把它与老谋深算、雌伏待机划等号，实际上，那些真正能登大雅之堂的领导者，并不惮于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亮出自己鲜明而坚定的立场。

北宋名臣司马光就是一位走到哪里就把大字招牌立到哪里的领导者。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司马光的人生之路遇到了重大转折。他再次被调入京，担任开封府推官等职。嘉祐六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向朝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有一段时间，仁宗皇帝病了，几个月不能上朝，大臣们都很着急，因为那时还未立太子，国事不稳，但又没有人敢出来讲话。谏官范镇首先发出立嗣的议论，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写信给范镇，劝他拼命力争此事。后来司马光又当面对仁宗说：“臣以前通判并州所呈上的三份立嗣的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地采纳。”仁宗沉思了很长时间说：“选宗室为后嗣，常人不敢触及此事，只有忠臣才这样做。”司马光说：“臣言及此事，自知必死，没想到陛下开始采纳。”仁宗说：“立宗室为后嗣对朕并无害处，古今都有这样的事。”但司马光退朝后并没有听到立嗣诏命，便又上疏说：“臣以前进言，意思是说立即施行，现在寂然无声，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年富力强，为什么急于做不吉祥的事。小人没有远虑，不过想在仓猝之际推立他们交厚亲善的人啊。‘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祸患，能说得尽吗？”仁宗大为感动，立即要求将奏书送到中书省。司马光对韩琦等人说：“诸公不于现在作出定议，日后禁中在夜半之时递出片纸，上写以某人为皇嗣，那么天下没有谁敢违抗。”韩琦等人拱手说：“哪敢不尽力。”不久，朝廷诏令宗室宗实（即后来的英宗赵曙）判宗正以为立嗣的过渡，但宗实推辞不就任，于是径立为皇太子。但宗实又借口有病不入宫，司马光上书仁宗：“皇子推辞不能计量的财富，已至一个月，他的贤德远远超过一般人了。然而父亲召唤不应诺，君有命征召而不待驾，希望用臣子的大义要求皇子，应当必须入宫。”于是英宗接受了诏命。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皇帝病重，他对司马光等臣子的忠心尽职十分赞赏，临终前留下遗诏，赏赐司马光等一笔财宝。英宗继位后，也十分感激司马光等人的上奏，果断地执行了仁宗的遗诏。司马光对受赐的同僚说：“现在国家贫困，钱财缺乏，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的赏赐。”有的人听了，不以为然：先帝恩赐，不接受就是对先帝的不尊敬。也有人这样说：“皇上恩赐，是无上光荣，哪有不受之理！”于是，司马光决定将自己分得的财宝交给谏院作公费，以减轻国库的负担。

过了不久，西夏派遣使者来祭仁宗，延州指使高宜引导陪伴，对西夏使者傲慢，侮辱西夏国王。后来，西夏使者将这些情况诉于朝廷，司马光当即上疏朝廷，请求对高宜治罪，朝廷不同意。第二年，西夏人进犯边境，杀掠官吏士民。赵滋据守雄州，只以勇猛强悍治理边地，司马光论证这样做不行。这时，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佑是没才干的人，想罢免他。司马光对皇帝说：“国家在戎夷归顺的时候，喜欢与他们计较枝节小事，等到他们桀骜不驯时，又姑息他们，此断非良策！最近西边的祸患发生于高宜，北方的祸患起源于赵滋，当时朝廷正以此二人为贤能，所以边防之臣都以制造事端为能事。这样的发展趋势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敕令边地官吏，因疆界小事就用刀剑相加的人，判罪！”

司马光担任谏官的这几年，是他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和弊病丛生，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更不顽固，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

司马光在重大的问题上不遮掩、不模棱两可，并因此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最终的结果证明，无论从个人仕途还是为官的政治贡献来说，司马光都是一个成功者，一个懂得领导智慧妙用的人。

7.做大事就要下大决心排除一切阻力

改革弊政、变法维新是历朝历代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太平已久之日，必是积弊丛生之时，这也正是有洞察时势的眼光、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政治魄力的领导者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而为的事情，因为稍有差错就可能酿成大乱，所以，来自保守一方的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排除一切阻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安石出于忧国忧民之心，深刻地认识到积弊之深，非改革不可，而官制应是改革的突破口。王安石就怀着这样的一些想法，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的初秋，奉诏回到朝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主要负责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样，建议实行改革，挽救国家财政危机，正是他分内的事。次年，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言事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在《言事书》里，王安石首先指出，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即内则不能不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不惧辽夏。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都担心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他以汉唐两代覆亡事例作为前车之鉴，向仁宗发出警告，要想解决宋朝面临的危机，必须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其次要整顿吏治，培养人才。要淘汰那些因循苟且、庸腐贪鄙之徒，培养和选拔一大批贤才，来变更天下之弊法；第三，提出了他的理财方针。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应发动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天下的财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税收来源。只要采取这种方法开发天下财源，就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死，神宗赵顼即位。年仅20岁的神宗已看出宋朝哀败的迹象，很想有一番作为，立志革除积弊，振兴祖业。为此，他留心物色有志之士，很快发现王安石有见地，有才能，政治主张很有特色，正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神宗即位之前，每当老师韩维给他讲书，提出一些精辟见解受到称赞的时候，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意见。”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和对国家大事的日益关注，也随着朝野对王安石的呼声不断高涨，神宗在即位之前对王安石就慕名已久了。后来，韩维升官，就推荐王安石接替他的职务。同时，老宰相曾公亮也极力推荐过王安石，说他是真正的相才。当神宗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发现他果然不同凡响，非常高兴。因此，即位后不到八个月，就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回到京师开封，来到神宗的身边，开始为他筹划治国之策。

王安石写了一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上，向神宗建议改革，实行变法。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

满怀改革激情的王安石，一到任上就心凉了半截。原来中书省的主要官员除他生气蓬勃外，宰相曾公亮已逾古稀之年；宰相富弼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副宰相唐介、赵？都不赞成变法，前一个不久病死，后一个叫苦不休。当时人们讥讽地说：“王、曾、富、唐、赵，生、老、病、死、苦。”王安石清楚地意识到，要靠这班人领导一场艰巨的改革，是决不可能的。于是他奏请神宗，成立了一个推行新法的权力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毫不留情地罢黜了一批昏庸腐朽的官僚，选拔了一批能开拓前进的年轻官员，主要有真州推官吕惠卿和大名推官苏辙，王安石委任他俩为新机构中的“检详文字”官，负责草拟新法。

变法机构成立后，王安石和机构中的成员们，围绕理财整军、富国强兵这个总原则，全力以赴，迅速地把改革推向前进。“三司条例司”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设立的，一个月后就派出人马进行调查研究，到七月就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了均输法；九月初，又发布了青苗法。这是其改革初期的两项措施。

均输法：这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宋自开国以来，汴京的物资供应就靠汴水从东南六路调运。在运输过程中，弊病很多，调运的物品丰年、歉年一样多，丰年不能多收，而歉年也不能少调，有些物品在京师并不需要，也要调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该法对此弊病进行改革，规定：中央在这六路设发运使官，付给收购物资的本钱，让他们了解京师府库状况及所需的物品，本着“买贱不买贵，买近不买远”的原则，征集、收购京师所需物资。这种方法既节省开支，又防止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

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农民常以田中青苗作抵押，向地主、大商人借贷，利息常常高达百分之百。这是“下户”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这种情况，王安石采取以国家放债的办法来对付私人高利放债。借贷的数额，一等户不得超过15贯，二等户不得超过10贯，三等户不得超过6贯，四等户不得超过3贯，五等户不得超过1.5贯。每年分两期借贷，春贷夏收，秋贷冬收。半年利息为2分。如遇灾年，可延期归还。为了防止政府损失本钱，借钱的民户要5户或10户结为一保，按等借贷。青苗法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试行，而后推行于全国。此法曾起到了一些抑制高利贷盘剥农民的作用，但远远不能满足借贷者的需要，使高利贷者仍有活动的余地。

很明显，均输法和青苗法的颁布，有利于减轻一些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看来这是好事，支持者应当大有人在。然而，事实却不然。“两法”一颁布，就像两块巨石投入湖水中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地方小吏，许多人群起而攻之。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说，均输法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开封府推官苏轼挥毫上疏，极言青苗法亏官害民；翰林学士范镇说新法弄得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反对尤为激烈，他说新法推行后，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就连王安石亲手提拔到变法领导机关的苏辙也认为均输法破坏了朝廷规矩，法术不正。

挑剔、怀疑、指责、诽谤乃至拆台，无所不至，这些都在王安石的预料之中，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没有被流言蜚语所吓倒，反而意志更坚，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众人》诗；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面对反对派的围攻，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以清醒实际的态度对待颂声和流言，对自己所进行的事业满怀信心，以挑战的姿态发出了“众人纷纷何足竞”的呐喊，表现出一个改革家应有的雄浑气魄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同时，为扫除前进路上的思想障碍，他对反对派的一些主要观点一一予以驳斥：

反对派说王安石口头上讲孔丘、周公的儒学，实际上是崇尚管仲、商鞅的法制主张。这一点很厉害，很有煽动性。因为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丘被奉若神明，他的学说已成为地主阶级的经典，谁越雷池一步，谁就要倒霉，就要遭到口诛笔伐。对此，王安石是清楚的。但为了改革，为了使朝野上下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能回避矛盾，必须公开亮出他崇尚商鞅的旗帜。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开诚布公地充分肯定商鞅的政治主张，是对反对派攻击进行针锋相对的正面迎战，倒使反对派再无力妄加非议。

公元1070年春，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以关心、规劝为名，攻击王安石，反复敦劝王安石停止变法。王安石简明扼要地回了司马光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新法罗列的罪状逐一加以反驳。他说：“我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经过朝廷讨论修正，再交给负责的官员去执行，这不算侵官；替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算征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言善辩的坏人，不算拒谏。”“至于怨诽之多，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人们苟且偷生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半不顾念国事，以附和世俗、讨好众人为善。当今皇帝要除此弊端，我就不能考虑反对者多少，要出力帮助皇帝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诽谤呢？”

正当王安石以大无畏的精神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之际，不料本来一心要变法的神宗却在一派反对声中动摇了。这是王安石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所以能变法关键是神宗的支持，若神宗不支持，改革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神宗的动摇使他十分不安。为消除神宗的疑虑，坚定神宗的改革信心，他针对反对派的观点和神宗的疑点，多次面见神宗，反复陈述自己的改革主张。

一天，他对神宗说：“办任何一件事，没有不遭到别人议论的。有议论就放弃，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此话对神宗触动很大，便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他问王安石：“你听说过‘三不足’这种说法没有？”王安石回答道：“没听说过。”神宗说：“外面人谈论，现今朝廷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何理？”王安石回答道：“陛下躬亲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荒亡之行，事事惟恐伤民，这岂不是畏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论大小都善于听从，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确有不足恤者，如果行事合于义理，别人的诽言，有何值得顾忌呢？因此说人言不足恤，并非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订法律。如果法一定，子孙就世世遵守，祖宗还为什么屡次改变它呢？”

为了克服阻力，保证新法全面推行，王安石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进行组织上的大规模调查。他把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孙觉、吕公著、赵？、程颢、李常等相继罢出朝廷，只有反对派的旗手司马光因为声望极高，神宗也很器重，所以奈何他不得。但司马光见神宗不听从他罢除新法的意见，便自己要求离开朝廷，出外当地方官，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九月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潜心著书立说，闭口不谈政事。

朝中几乎完全成了变法派的天下。王安石荐用了沈括、曾布、章忄享、吕嘉问等一批锐意改革的新人，分掌要职。熙宁三年十二月，神宗擢升王安石与韩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至此，他大权在握，有力地将变法推向前进。自公元1070年至公元1074年，一场改革的飓风席卷整个中华大地，一项项新法相继颁布实施。归纳起来，全部新法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理财以富国；整军以强兵；改革教育及科举制度以提高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

关于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理财要围绕农业生产来进行。王安石的基本思路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全部政策的目的在于除去老百姓的疾苦，抑制土地兼并。这些政策除了上面提到的均输法、青苗法外，主要还包括：

农田水利法。发展农业生产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根本保证。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该法，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修理废田，并采取奖励措施，新开荒地五年内不纳税。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农民要按等出工出料，如果工程浩大，民力不足的，可依照青苗法向官府借贷钱谷。私人筹资兴修水利，可按功效给予奖励。在官民结合共同努力下，该法取得了显著成效，长期废弃的古陂、废堰修复了，还兴修水利1万多处，可灌溉民田36万多公顷。这是变法中真正于民有利而取得较大业绩的一项新法。

免役法。在此之前，宋的差役十分沉重，如衙前由乡村第一、二等户轮充，主管州县府库、粮廪、官物贡品运送及一切后勤事务；壮丁由三、四、五等户轮充，没有饷银。免役法规定：废除前法，改为由州县出钱雇役的办法。州县预计所需雇役费用，按户等征收，然后用这笔钱来招募愿意执役的人户充役。这实际上是出钱免役。这种方法，相对减轻了部分农民的负担，还使国家获得大笔雇役剩余钱。

方田均税法。北宋开国以来，没有田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一些富户隐瞒田产，造成田税不均，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所谓“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土地，以千步见方的土地作为丈量的单位。每年9月至来年3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均税”，就是把重新丈量好的土地，根据土质好坏定成等级，依等级高低及土地多少纳税。结果丈量出许多隐漏田产，使以前“有户无税”的现象得到一些纠正。

市易法。为保护中小商贩利益，稳定市场物价，进一步限制大地主、大商人操纵市场，牟取暴利，规定由政府在京师设立市易务机构，拿出大量流动资金，收购货物，并贷款和赊购货物给商人，年息两分，以此活跃市场经济，便利商品供应，防止大商人在商品流通中垄断经济。

除了以上这些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新法外，为了加强宋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有效地抗击辽朝和西夏的不断侵犯，镇压农民的反抗，振兴宋王朝的国威，王安石还颁行了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设军器监等以“强兵”为目的的新法。主要内容是用民兵制代替募兵制，把军队从100余万人减到80万人，裁减50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目的是既精简兵员，节省巨额军费，又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从以上的措施可以看到，新法的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但王安石也清楚地意识到，新法再好，如果没有一批精明强干的人才去推行，而靠着那些平庸之辈也是徒劳的。因此，他在经济、军事上实行变法的同时，非常注意封建统治阶级人才的培养，并为此进行了教育科举方面的改革。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二月，朝廷颁布了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方案。即废除了专考死记硬背经文的明经科，只设进士科。在考试的内容上也进行了改革，举人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主要考传统的儒家经典，但不必死记硬背，只要通晓大义即可。另外增加“论”和“时务策”等，加强了科举考试的实用性。王安石还整顿太学，建立奖惩制度。对州县选送到太学的生员，择优晋级，宽进严出，初入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一年后考试合格，品行端正的升为内舍生，名额200名，内舍生学习一年后，再经考试考核，升为上舍生，名额100人，上舍生成绩优秀的，不经科举考试，可直接授予官职。在学校专业设立上，增加了新的内容：有武学（军事学校）、律学、医学等。王安石还把《诗》、《书》、《周礼》加以诠释，撰著成《三经通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王安石通过对科举和学校的改革，罗织了一批年富力强，并有革新思想的人才，对新法的推行起了促进作用。

各项新法颁行之后，不同程度地收到了成效。最明显的是限制和削弱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和高利贷盘剥等权利，使得中下层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一些利益。特别是所采取的农业措施，对改进农业经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因而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的兴盛局面。

王安石变法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是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他超越了那个时代，并以一己之力向强大的保守力量发出了挑战。可以说，王安石以他自己的方式阐释了“强进”这一领导智慧的内涵。

8.既敢进又善进方得领导智慧的精髓

敢进，体现了领导者的大勇，但有勇无谋的领导者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所以还需要有大智——以智慧的方式达到前进的目的。

南宋名将刘琦以其在战场上的胜利告诉我们，什么叫智勇双全，什么叫敢进与善进。

公元1140年，刘琦被任命为东京（今开封）副留守，他率军三万多人，由临安（今杭州）向东京进发，去抵抗金人的进攻。到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县）时，得知东京城已被金人占领，即决心防守顺昌城。他当时除采取一般的防御部署外，还征集一些就便器材，在城上设置了许多防御箭矢的工事；在外城根构筑了一些土墙，作为前沿阵地，墙上开有既便于观察又利于射箭的孔洞；把部队区分为几个部分，轮流参加战斗和休息；在城的附近预设了伏兵，准备袭击敌人和捕捉俘虏。

六天后，刘琦发兵袭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并捕获了敌将两人。审讯后，刘琦知道距城三十里的白沙窝还驻有敌军的部队，当夜就派部队前去袭击。不久，敌方又以几万大军继续进攻，刘琦为造成敌方疑惧，特下令把所有城门打开。金军果然疑有伏兵，不敢接近，只在远处放箭。因刘琦的部队占据便于防护又利于发射的预设工事，所以不仅死伤很少，反而给金军以重大杀伤。当金军被迫退却时，刘琦派部队截击，致使金兵大部淹死在颖河里。敌军一面退守离城二十里的李村附近地区，一面又增加兵力，企图作第三次进攻。刘琦得知后，不待敌人进犯，即主动派遣勇将阎充，带战士五百人，趁着雷雨的黑夜前去袭击。金兵又遭到重大伤亡，后退了一百三十里。第二夜，刘琦利用雷雨的机会，派出战士百人，每人除武器外，各带竹哨一个，前去袭击。规定当闪电照射时，即一齐吹着竹哨向金军猛杀，闪电一灭就伏着不动，弄得金军莫名其妙，乱成一团，整夜自相砍杀，死尸到处都是，又后退到远远的老婆湾地方。金军最高统帅金兀术听到几次失败的消息，亲率十几万大军由开封赶来增援。刘琦为了争取这一主力会战的胜利，又运用了许多巧妙的心理战法：首先，刘琦招募曹成等两人，对他们说：“现派你二人当间谍，事成之后必定重赏。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去做，敌人一定不会杀害你们。现在把你们安插在众多的巡逻骑兵队伍中，你们遇到敌人就假装害怕掉下马来，让敌人捉住。敌军首领如果向你们打听我的为人，你们就说：‘太平边帅，公子哥儿，贪恋游乐而且喜好声色。只因两国讲和，宋朝派他镇守东京，他不过是贪图享乐罢了。’”不久，曹成二人果然遇敌被俘，金兀术审问他们时，他们就以刘琦教给的话答对。金兀术听罢很高兴，以为这座城池是容易攻破的。于是放弃了攻城所用的鹅车炮具不用。接着刘琦又派耿训向金兀术送信挑战，信中用轻蔑的语言，对金兀术进行污辱，金兀术看完挑战信，勃然大怒道：“刘琦怎么敢同我作战！以我的军力攻打你们的城池，简直易如反掌。”耿训说：“刘琦不但要同您交战。而且料定您必定不敢过颖河，所以献上五座浮桥，供你们过河用，等你们过了河，我们再战。”兀术气愤地答应了，于是下令第二天将士会餐。天将亮时，刘琦果然在颖河上搭了五座浮桥，金兵顺利过河。

刘琦还派人在颖河上游水中和两岸草地上遍撒毒药，命令军中士兵就是渴死，也不准用河中的水，谁饮了就诛灭全族。当时正值盛夏，金兀术的军队远道而来，精疲力竭，士兵昼夜不曾脱盔卸甲，人马又饥又渴，有的士兵喝了河水，马匹吃了岸边的草，就病倒了，整个军队困乏不堪。早晨天气凉爽，刘琦按兵不动，等到下午天气正热的时候，敌军士兵疲惫已极，士气低落，刘琦派几百名士兵突然从西门冲出与敌军交战，接着又派几千人冲出南门袭击金兵，作战时命令士兵不得呐喊，只管挥动利斧砍杀敌人。这一仗打得金军大败。金兀术拔营向北逃去，刘琦又派兵追杀，敌人被杀死数以万计。

处于刘琦的位置，畏敌后退必然使自己身败名裂，此时的进于国于己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以相对弱小的力量对敌，如果只是逞匹夫之勇，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时候，正确的进击方法就显得必不可少。选择正确、方法对头是刘琦给我们今天的领导者上的一堂智慧课。

9.坚持己见不媚上可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上司的权威和施压，是坚持己见还是曲意媚上？这既是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与智慧的问题。不能否认的是，对于某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坚持到底反倒是立自己于不败之地的惟一选择。

李泌在唐德宗时任宰相，当时，有人上告大长公主淫乱，而且厌烦祈祷仪式。德宗大怒，把大长公主幽禁在宫中，并狠狠责备太子，太子因此请求与萧妃离婚。德宗召见李泌，告诉他这事，并且说：“舒王近来已有很大的进步，孝敬、友爱、温良、仁义。”李泌说：“陛下仅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将他废掉而另立一个侄儿呢？”德宗听了，发怒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父子关系？是谁告诉你舒王是我的侄儿呢？”李泌回答说：“是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年初，陛下告诉我，今日得数子，我请问是何缘故。您说：‘昭靖诸子，主上要我以儿子对待。’您对自己所生的儿子尚且怀疑，哪里还能把侄子当儿子对待呢？舒王虽孝顺，可陛下应该自己努力治国，不要寄希望于子侄对自己的孝顺。”

德宗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很不高兴，说：“你竟敢违背我的意志，真是太大胆了，你为何不爱惜你的家族？难道你不怕族诛吗？”李泌并不害怕，而是十分从容地说：“我正是因为爱自己的家族，所以不敢不把话说完。如果怕陛下大怒而勉强屈从了陛下，陛下将来反悔，必定怨我说：‘我任你为宰相，竟不力谏，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到了那个时候，一定又要来杀害我的全家。我老了，残年不足惜，如果枉杀了我的儿子，立我的子侄为后代，我不欢喜这样的后代来祭祀我。”

于是他痛哭流涕。德宗也流着眼泪说：“事已如此，要我怎么做才可以呢？”李泌说：“这是一件大事，愿陛下审慎行事，我始终认为陛下要树立自己的圣德，应当使海外蛮夷能对您爱戴如父。您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怀疑自己的儿子呢？自古以来，父子相疑，没有不亡国覆家的。前车之鉴不远，您还记得过去在彭原时，建宁王为何被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是冤枉的。肃宗性急，进谗言者的诡计实在太骗人了。”

李泌说：“在建宁王被杀的时候，我辞去官爵，发誓再不到天子左右当官，不幸今日又当了陛下的宰相，又亲眼看到这些事。我在彭原时，竟不敢说建宁王之死是个冤案。直到辞去官职时才说这件事。当时肃宗听了我的话也后悔。代宗先帝自建宁死后，常怀危惧。我也曾为之诵黄台瓜辞，以防止有人用谗言制造事端。”

德宗说：“这些自己是知道的。”他的脸色稍有缓解，过一会儿，又问道：“贞观开元之时，全换了太子，为什么没灭亡呢？”

李泌说：“从前，承乾（太宗的太子）多次监督国事，依赖、巴结他的人很多。他藏了许多兵器，与侯君在一起谋反。事情暴露后，太宗派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大臣调查几十次。真相大白后，召集百宫讨论处理方法。有人求情说：愿陛下不失慈父声望，让太子寿命到头。皇帝同意了这种请求，并废除了魏王泰。现在陛下已经知道肃宗性急，建宁受冤，实在是件好事。作为臣下，感到不胜庆幸。愿陛下以此为前车之鉴，慎思三日，从头考察，一定会明白太子没有什么阴谋不轨。他如果真有不法行为，可召集深明大义的大臣二三人审查，陛下就照贞观之法来处理：废太子，立皇孙。那么，百代之后执掌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我观察太子的容颜仪表，绝非蜂目、豺声的商臣（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杀父的太子）的样子，怕的是他执政过于软弱仁慈。还有，太子自从贞元以来，一直居住在少阳院，在居所附近从没接待过外人和干预过外事，怎么能有异谋呢？那些进谗言的人非常巧诈，即使有象晋愍怀那样的亲笔信，有如太子穿兵甲那样的证据，也还是不足信的。陛下怎能只因为太子的妻子的母亲有罪就受连累无辜呢？幸亏陛下告诉我，今天，我敢用我的家族来为太子担保，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阴谋。今天，我要是为自己着想，就会顺从您的意见，同意您立舒王为太子。那样，我就可以有大功于将来的皇帝了。假使不是我，而是从前的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流奉承您的话，那他们就为舒王得到天下而立下定策之功了。”

皇上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还是说：“您让我再考虑一天。”李泌抽回自己的笏板叩拜，哭着说：“这样的话，我就知道陛下父子将慈孝如初。可是陛下回后宫后一定要自己来审思，不要把这些意思露给左右侍者。如果您表露出去，他们都想立功于舒王，那么，您就处于危除之中了。”

皇上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又过了一天，皇上来到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流着泪，抚着李泌的背说：“如果不是你的一番真知灼见的劝说，我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太子仁孝，实在没有别的企图。”

试想，如果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李泌不敢坚持己见，一时之间可能会因为顺从而获赏，但一旦皇帝认识到自己以前的错误——这个错误如此巨大又无可挽回，他对李泌的顺从又做何感想？李泌的坚持己见不退缩从大处说保住了太子的地位，避免了国家的混乱；从小处说，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仕途。由此不难看出，简单的“坚持”二字，有时竟也堪为一种大智慧啊。

10.对逞奸犯科者不能手下留情

领导者对下属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小错误可以网开一面，但是，如有人在原则问题上逞奸犯科，那就绝不可手下留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正反两面树立起典型。腐败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原则问题。

任何组织、团队，一旦孳生腐败，就像身体长了毒瘤，各种机能都会降低，这也当然会威胁到领导者的管理效率。因此，历朝历代对于腐败大多视为洪水猛兽。

在中国历史上，对腐败行为打击最严、手腕最狠的当数平民出身的明朝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贪贿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整肃吏治，杜绝贪污受贿行为。他因此为贪官污吏设立了严法酷刑，而且由于他个性的狠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专门为贪官设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来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对于官吏的公务性错误，朱元璋一般只是采用罢官、贬官、调职等办法来惩戒，即使处刑，一般也都较轻，很少以杀戮手段来处置。但是对贪赃舞弊行为，他则绝不轻饶。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说：“朕于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赃的，罪行较轻，朱元璋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也就是充军发配。如徐州丰县丞姜孔在任时，借口替犯人交纳赃款，挨家挨户敛钞，结果全都塞进了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将姜孔发配去修城。

洪武九年（1376年），“官吏有罪者，答以上悉谪之凤阳，至万数”，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而对罪行严重的，则处以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杆、抽肠、黥刺、蜚、劓、阉割、锡蛇游、斩趾伽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枭首、凌迟、发配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株连九族等等非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贪污，事发后夫妻二人同时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官员先后卖放工匠二千五百五十名，得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克扣工匠伙食三千贯，盗卖芦柴二万八千捆，得钱一万四千贯，盗卖木炭八十万斤，私分人己，事发被杀。

同历代封建专制制度的通病一样，明代贪污受贿的官员腐败案并不少见。如：大名府开州通判刘汝霖，追索核州官吏代犯人藏匿的赃款，逼令各乡村百姓代为赔纳，被判枭首；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母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等收逃兵贿赂，使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吏尽行典刑；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鱼课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敛钞数万，被杀身死；进士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查勘水灾接受昆山教谕漆居恭、酋径巡检姚诚宴请，收受缎匹、衣服等物及钞币一千三百贯，将他们的二万二千六百亩已成熟田地谎报为受灾农田，朱元璋查知后，命锦衣卫给他们送去兵刃、绳索，勒令自尽。当时官吏贪污到银六十两以上者，均处以枭首示众、剥皮楦草之刑。行刑多在各府州县及卫所衙门左首供祭祀的土地庙举行，因而当时土地庙得名为“皮场庙”。贪官被押至土地庙，枭首挂在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尸身的皮，塞上稻草，做成皮人，摆在公座之右，以警戒后任。

在洪武年间，除了一些较小的惩贪案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对贪官污吏的集中清洗，其中以空印案和郭桓案最为著名，声势也最为浩大，两案连坐被杀人数也最为惊人，累计共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1375年）。当时规定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必须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层层上报，经户部审核，数字与各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的数字相符，各布政司数字则需与所辖各府上报数字总和相符，才能结账。有分毫出入，整册驳回，重新填造。布政司和府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重造表册要加盖原衙门印信，来回跑一趟得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就会错过报账日期。为了节省时间，各地计吏都随身带上已加盖官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表册被驳回时重新填造。这种空白表册，盖的是骑缝印，除了供报账之用，并无其他用途，因此谁也不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各地计吏年年都这么办，已成惯例。部官也知道这种情形，因而也并不以为意，没有向朱元璋反映这种情况。到了洪武八年，被朱元璋知悉，他疑心部官与天下布政司勾结，伙同起来骗他，于是大发雷霆，道：“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言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纸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于是发生了一场明代官场的空前灾难，“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千百人入狱，刻以死罪”。户部尚书周萧及各地衙门长官全部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审讯，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王德等。于是赵瑁等主犯被判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被处死，追回赃粮七百万石。犯人的供词不仅牵连了许多六部高官，而且也牵连到各布政司无数官吏，朱元璋概不轻恕，一日入狱被杀者竟达数万余人。御制《大法》中宣布郭桓等人罪状时说：“其听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心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管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粮。”此案规模极广，盗粮极多，牵连至巨，一时被杀者数万人，遍及天下各布政司、府州县及中央六部官员，引起明初官场极度恐慌，各地官僚地主为保性命，倒打一耙，纷纷攻击告发审案官员，并怨朝廷，说朝廷用法太严，罪人玉石不分，一时全国哗然。为了防止矛盾扩大，朱元璋一面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罪状，一面将原审法官右审判吴庸等人牵出做了替罪羊，处以破刑，以平众怨。郭桓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朱元璋同时下诏：“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好抚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着。”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之久，打击面极广，甚至一些皇亲国戚，若是贪赃枉法，也在劫难逃。为了达成吏治清明的政局，朱元璋六亲不认。开国功臣华云龙、朱亮相便因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死于整肃吏治的斗争中。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的战争中曾孤军坚守洪都八十五日，拖住了陈友谅，使他得暇做战争准备，为最终击败陈友谅立下了大功。但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的赏赐过少，心存怨望，朱元璋知道后心中不喜。后朱文正镇守江西，骄侈荒淫，搜罗强抢民女，淫乐数十日后，将女坠井淹死，毁尸灭迹。朱元璋欲将朱文正杀死，但因朱文正是马皇后从小看着长大的，待之如同己出，出面求情，才免朱文正一死，罢官安置凤阳守卫先人坟墓。后来朱文正逃跑，朱元璋终于将他杀了。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所生安庆公主的夫婿，指使家奴走私茶叶，牟取暴利。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他的家奴个个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连封疆大吏也要怕这些家奴三分。洪武三十年，欧阳伦强迫陕西布政司发文叫下属州县派车替他贩运私茶，家奴周保所到之处，强迫地方官吏派车，官吏不敢不从，共索车五十辆。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车马紧缺，周保至兰县河桥巡检司，一时无法征集车辆，周保便肆虐殴打巡检司小吏，小吏不堪其虐，首告朝廷，顿时捅了马蜂窝，朱元璋下令：“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没入于官”，欧阳伦虽高攀为皇亲贵胄，玉叶金枝，终于还是保不住性命，和很多布政司官员一起身首异处，周保等家奴也烟消云散。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是朱元璋出于集权专制的目的进行的，因而带有残暴特征。打击面大，处死极多，非刑酷刑屡见不鲜。这也就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指责他的所谓“用法太严，求治心切”。当世官吏被杀极多，甚至造成了无人办公的尴尬局面，朱元璋一度曾令违法官吏带镣铐回公堂办公审案，一时竟出现了一些犯人审犯人的荒唐局面，为史中罕有。可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妥协，他见违法官吏越来越多，怒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乃下令道：“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贪污六十两以上者绞”，至此凡是沾了个“赃”字的，均难逃一死。

在无法解决制度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严酷手段整肃吏治、打击贪官的斗争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差强人意的效果。朱元璋曾以为元代法令过于宽纵，以至人心懒散，江河日下，经过了半个世纪，人心都不畏法，所以他才主张峻法严纪。这一系列严法严刑确也使得贪官污吏望而止步。经过长期的严刑诛戳，做官的人终于认清了朱元璋立场的坚决，认清了本朝惩贪不贷，敢动真格，世道已经变了，开始人人自危，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放肆。“或有毫发出法度，失礼仪，朝按而著罪之”。官场风气在一连串严酷打击下，逐渐发生了改变，日趋清明——“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不变矣。下逮仁堂抚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分年”。后世清官海瑞由此而赞洪武朝：“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可以说，这是对朱元璋敢进、强进式领导智慧的最大褒奖。

朱元璋不细加斟酌、枉加屠戮的作风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他打击贪官污吏，整饬吏治，坚决反贪的态度，却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

11.以攻势应对危局与逆局

困难和逆境是领导者成事的障碍，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自我挑战。领导者应讲究布局，布危局、逆局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需要在逆境中挑战人生，这时，迎接挑战需要的是战天斗地的领导智慧。

诸葛亮北伐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国力有限，限制了蜀军员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蜀国户口20万，如果达到魏军的规模——建立40万军队，每户需征兵2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家基本上不拥有劳动力从事生产，国家、人民和军队都将无法生存。蜀国以有限的人口既要出兵保持北伐军的数量，又要留有劳力生产余粮，供应蜀军作战，深感压力巨大。蜀军数量注定处于劣势，即使保持十几万，兵源、军粮也都捉襟见肘。

其次是地形和运输上难处很大。地形上的难处，造成边界利守不利于进攻。蜀、魏边界分为东西两段。东段边界南为蜀国汉中，北为魏国关中，中间隔着秦岭谷道。秦岭谷道通常南北宽五六里，渺无人烟，极其难行。边界西段是汉中、梓潼同魏国武都、阴平的边界，也是山地和高原地形。越过边界，必须穿越漫长而艰险的山路，这成了北伐后勤保障的巨大障碍。蜀军北伐的后勤保障任务艰巨，军粮立足于从国内运输。由于边界山地道路漫长艰险，供应几万、十几万人的军粮，大约要动员与军队同样数量的民夫，肩背车运，翻山越岭，穿过秦岭谷道，运抵魏境。民夫运输中自身食用耗费巨大，军粮运到前线所剩打了极大折扣。如此高的人力动员率和军粮损耗率，是难以承受的。

显然，蜀军北伐是以小国之军攻大国之军于易守之地。诸葛亮企图克服上述重重困难，把蜀军操纵为小而强的军队，去争取胜利。他展开全面的战争准备，以便增强国力军力，适应战争的需要。

政治上，他确立大权独揽的体制，恢复联吴抗魏的国策，协调统治集团内刘备北方故旧人士、荆州人士和益州人士之间的关系，厉行法治。经过努力，蜀国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政治之清明，治理之井然，在三国中首屈一指。

经济上，他实行先农后战的政策，对自耕农先“存恤”，后役使；重视水利灌溉工程。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安堰（今都江堰）看做“农本，国之所资”，北伐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加强盐铁业管理，采用新能源天然气煮盐提高出盐率，大力发展丝织业，促进商业。

军事上，他平定南中叛乱，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不安定的南中变为出兵出物资的大后方。他任命张裔为司金中郎将，主持兵器打造，装备修缮。同时，抓紧军队治理，加强蜀军纪律性，大力抓紧讲习武事，提高蜀军技术、战术水平。

北伐准备，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在战争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因此诸葛亮确立边打边准备的方针。几乎每次北伐后都进行准备。

在准备达到一定程度后，捕捉时机成了重要问题。《隆中对》设想北伐的时机是“天下有变”。自从夺取益州以来，只有关羽北攻襄樊前期，出现了大好形势，接近“天下有变”。此后即发生逆转，荆州遭到偷袭，刘备惨败。刘备死后的一段时间，也预见不到能够等到十分有利的时机。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在练兵时，传来魏文帝曹丕去世的消息。这虽然谈不上“天下有变”，多少也是有利的，何况自己46岁了，似乎不能再等待下去。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心实施北伐。首先，要进驻汉中。汉中离成都远，距敌人近，以该地为前进基地，有利于就近做战前准备。诸葛亮到汉中后，距成都一千数百里，日常事务无法遥制，蜀国必然形成两个权力中心。为了协调二者，诸葛亮召集会议，讨论部署，安排人事。一切就绪，向后主告别。诸葛亮深知后主才能平庸，不辨忠奸，最不放心。他恳切地写了一道出师的表章，递了上去。诸葛亮临别依依，几乎不能自持。《出师表》递上后，三月，以刘禅名义下诏，令丞相北伐。春天，丞相率军北上，跋涉一千数百里，来到汉中，屯驻在沔阳。只见汉中四面环山，境内有西汉水横贯其境，是一个盆地。为确保汉中防御，在汉中西口险要处营建阳平关和白马城。

在汉中治所南郑，诸葛亮召集众僚属开会，商议如何进军。督前部、领丞相司马魏延建议出奇兵，先取长安。

陇右是陇山（今六盘山）以西地区。把攻击点选在陇右，对于攻取洛阳未免迂回；然而迂回未必是坏事。攻取陇右，可以避开秦岭天险，利用西汉水漕运，是一条坦途。陇右魏军兵力较弱，有利于蜀军“平取”。陇右是产麦区，有利于在敌境建立因粮于敌的根据地。陇右同关中相邻，居天下的上游，可以瞰制关中，顺流而下，则可进攻长安。后来司马昭曾经很清楚地揭示，诸葛亮常有“兼（陇右）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的志向。诸葛亮首次攻魏，确定迂回西取陇右，说明他从蜀国实力出发，既积极进取威武自强，也注重谨慎求实。

确定攻取陇右，也说明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分阶段的，这就是：当前以夺取陇右为目标，中期以夺取长安及关中为目标，远期东出潼关，以攻占洛阳、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目标。

诸葛亮北伐期间，三国进入鼎立初期。魏、吴都转入战略防御。魏国决定先求文治，后求武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偃武修文，休养人民，恢复生产，增长国力，招怀远方，对吴、蜀予以忍耐，仅采取守势战略；等到国力增强，具备了条件时，再议统一。东吴主张发挥独有的江防和水军优势，并依靠同蜀国的联盟，依托长江，实行重点守备，将魏军阻止于长江之外。惟有蜀国取攻势战略。这体现了诸葛亮的独特作风：永不服输，处境越是不利，越是敢于在逆境中迎接挑战。而这种领导策略，也正是弱小的蜀国于危局中能与吴魏鼎足而立的最大依恃点。

12.对难缠的人和事要有一股韧劲

无论多么高明的领导智慧，其施展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你不幸面对的是一摊子再难缠不过的人和事，那就只有拿出一股子韧劲来与之耐心周旋，而这本身也是领导智慧的一部分。

也许秉承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性格，明朝皇帝一个赛一个地性格乖戾，做事出人意表。能够与这样的皇帝长期周旋又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没有超出同侪的领导智慧是很难做到的，而以遇事能裁断、善于处理大事著称的宰辅叶向高恰好遇到了一位这样的皇帝，所幸的是，叶向高也恰好拥有对付难缠的人和事的领导智慧。

叶向高初任宰辅时，正是神宗皇帝不上朝、不理政的时期。神宗是一位“酒色财气”四病俱全的无赖皇帝。长期不理政事，致使国事荒废，大臣有的只挂个空名，并不到职任事，有的部门缺员，一些衙门甚至空无一人，神宗却不增补官员。官吏推举升迁转调的命令长期不能下达，朝臣与皇帝多年难得见一次面，上下严重隔绝。廷臣中渐渐形成相互对立的党派，在朝中争来斗去。宦官倚重皇帝之权在朝廷内外耀武扬威，他们受神宗之命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为害天下。这时，国势已然颓衰，朝政江河日下，内外交困，不可收拾。忠心耿耿的叶向高空有一腔报国之心，怎耐生不逢时，偏又遇上这样一个世所罕见的“怠工”皇帝，真可谓报国无门。叶向高并不是不明白时势，但他不甘心就此萎顿而终，他要尽自身之力奋力一搏，为没落的晚明王朝注入最后的希望。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一月，叶向高初至内阁，就向神宗上奏，希望他能恢复初期的善政，使大臣们各就其位，各行其事，改变当前官员无职、职位无官的局面。奏疏送给神宗后，他只是随便敷衍了一番，就不了了之，根本没有付诸施行的意思。真诚的叶向高希望神宗振作图强，重整朝纲，但皇帝却和他的想法不一样。现在的神宗皇帝心中已无国家，更无子民，他好像对这些“国之大事”都厌倦了，关心的只是怎样尽可能自由无拘地度过他腐烂的晚年生活，怎样尽可能舒适地躺在炕上吸几口大烟。这是叶向高任阁臣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虽不沉重，但足令他心灰意懒。任职仅五个月，叶向高即于次年四月，向神宗递交了他的第一份辞职报告。他说：“我知道古来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很多。但是还没有上下隔绝、内外背离到今日这种程度的。皇上试想一旦有事变发生，朝廷内外有什么人可以依靠；哪项钱粮可供支付；哪处兵马可以杀敌；哪方百姓会对朝廷感恩戴德，效死于前呢？想到这些，怎能不令人寒心呢！”叶向高要走，可神宗不放行。看着面前臣子发自肺腑的振聋发聩之疏，神宗也许被感动了，但仅仅是感动而已，他并没有打算像叶向高所建议的那样，雄心勃勃地去振兴国事，他不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更不是问鼎中原的楚庄王。

既然走不了，那就继续尽职吧。过了不久，叶向高又向神宗上书，提出了关于考选官员、填补空缺的问题。既然衙署无人，政令如何推行，紧要事如何应付呢？叶向高在上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忧虑。但神宗却不考虑这些，他给叶向高的答复是，补官考选的事情，他还要仔细审查后才能实施。于是这件事就在神宗堂皇的托辞中被搁置起来。但叶向高不甘心就此罢手，他又上疏催促神宗尽快施行，不要再拖延了。可是这一次神宗的拒绝更干净彻底，他压根儿就未作出任何反应，甚至连托辞也不给人一句。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首辅朱赓死了，本当接任的李廷机又决计闭门不出。整个内阁的事务压到他一人身上。被多如牛毛的文牍和政务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叶向高只好退一步了。既然你神宗皇帝不愿补官考选，那就给我增补几个阁臣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决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要求竟比上一次的更难实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为了这个并不算太苛刻的要求费尽了心机，伤透了脑筋。叶向高的奏疏一篇篇呈上去，但结果总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叶向高处于极度的矛盾与苦恼之中，正如他所言，想要辞职不能，想要有所作为也不能。

这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崛起于辽东，以五千骑叩抚顺关。山东、直隶一带，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迫在眉睫。但政治现状却是“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臣独力，诚不知为计。”叶向高的话已说得如此激切，形势也的确如黑云压城，可是神宗依然漫不经心。叶向高再也坐不住了，七月初七日，他再次上疏乞求增补阁臣，并因病申请退休。在此之前，叶向高已带病在家票拟一个月了，而内阁也相应关闭了一个月。有人议论叶向高在私宅票拟不符合制度，向高也自认为不妥，坚持要求辞职。神宗对于叶向高私第票拟，表示默许，至于请求添补阁臣和退休，则不予答复。第二年四月，叶向高向神宗重申他辞职的原因说：“我请求辞职，并不在于人言指责，而只是内心不安；不在乎自己一人的去留，而在于国家的兴衰。当今天下，到处灾祸绵延，人民流离失所。朝廷内外，已是人财俱空，一旦天有不测风云，国人必然以臣下为罪人，记于史书，背万世骂名……”叶向高接着说，皇上不让我辞职，是为了任用我，但连臣下的一点诚意都不能上达，我所吁请的东宫讲读，增补阁臣等事情，却一直不见实行，这样我虽勉强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尽管他言辞恳切，但神宗仍然麻木不仁。不久京师发生水灾，四面八方多次奏报水旱灾害，叶向高又说：“自内阁大臣至九卿台省，官衙人员都已走空，南都九卿也只剩下十分之二了，全国各地的大吏，从去年秋天至今，未曾起用过一个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会长久如此，臣恐怕祸端一发，将不可收拾。”叶向高的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而尖锐，但没有一次能刺激神宗皇帝麻木的神经。

叶向高遇上了一个“三不怕”的皇帝，一不怕亡国，二不怕害民，三不怕后世留骂名。碰上这样一个无赖主子，忠正勤勉如叶向高，又有何办法呢？

从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起，直到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为止，叶向高请求增补阁臣的奏疏多达100多道，神宗这才下令吏部会推阁臣。但是真正选用新阁臣，已是万历四十一年的事了，这年神宗任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原礼部左侍郎吴道南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这距叶向高初次疏请增补阁臣，历时已经五个年头了。

对于神宗这样一位“特别”的上司，志大才高的叶向高也只有无奈，但在无奈中他还是表现了一位负责任的领导者的智慧。

神宗的长子常洛为王贵妃所生，三子常洵为郑贵妃所生。神宗十分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神宗萌生了废长子常洛立三子常洵为太子的念头，但是他的想法被恪守嫡长子继承制的大臣们否决了。皇帝和大臣产生了对抗情绪，双方僵持不下。神宗将立太子一事一拖再拖，大臣们则坚决不放弃立长子常洛的决心。这就是明代万历朝有名的“国本”之争。争论的结果，神宗最后屈服了，立了他不喜欢的长子常洛为太子，封常洵为福王。但从此神宗皇帝对政事就懈怠了，以至于坚卧不出达三十年之久。常洛被立为太子后，神宗并不喜欢他。至万历三十七年，东宫停止讲学已经五年了，太子年龄渐大却不让他进学，今后做了皇帝如何治理天下呢？这无疑成了包括叶向高在内的众多大臣们深为忧虑的事。另一件事是福王就国。常洵没有被立为太子，神宗心里极不痛快，在他和郑贵妃的纵容乃至支持下，福王常洵滞留在京师迟迟不肯前往封国，这也是大臣们的一块心病。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二月，身为首辅的叶向高选择良辰吉日上疏神宗，请求恢复太子的进讲，但毫无结果。叶向高是有决心也有耐心的人，增补阁臣一事，他一直争取了五年，终于告成。对于太子进讲这一关系国之兴衰的大事，他更不会妥协。于是从这一年起每逢春秋两季，叶向高必定上书恳请神宗予以答复，但倔强的神宗始终不松口。太子常洛的母亲王贵妃死了，神宗对此事既不闻不问，又不下令发丧，一直拖了四天。叶向高忍不住了，进言神宗，据理力争，神宗才下令发丧。而礼官呈上王贵妃丧礼的礼仪，拖延了五天还不举行，忍无可忍的叶向高再次与神宗直言抗争，才将此事草草了结。

福王府建成之后，工部循例请福王常洵去封国。叶向高将自己拟定的请福王就国的诏旨交给神宗，神宗将诏书留而不发，下令改为福王第二年春天再去封国。叶向高记着神宗的话，他要和神宗兑现。到第二年福王去封国的期限临近时，叶向高申请先准备护卫、车船，不讲信用的神宗又反悔了。这位皇帝的办法就是赖和拖。而叶向高的对策就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天，廷臣们又纷纷上奏恳请福王就国，神宗再次下令改为明年春天。后来，神宗又玩一个新花招，说福王的庄田非四万顷不可，廷臣们一时大为震惊，四万顷可不是个小数目。叶向高站出来对神宗说：“庄田要四万顷，一定无法满足。去封国之事尚且没有时日，明明白白写在诏书上却又失信于天下。况且福王在疏中引用祖宗的旧制度，而祖宗的制度中并无此等事情。以往只有世宗时景王有过要求大量庄田的事例。景王久久不去封国，您的皇父穆宗在裕王府时，为此疑惧不安。这种事情怎么能仿效呢？”叶向高想以神宗父亲穆宗的事例劝说神宗早早让福王去封国，以免造成朝廷内部的猜忌和不稳。但神宗皇帝不理这一套，他说：“庄田自有成例，而且现在太子已定，何必猜疑？”神宗好像有点生气。叶向高上书谢罪，但他又乘机向神宗劝谏，说：“陛下的皇父当时名位虽然未正，然而讲读并没有停，和皇上情意相通。而今皇太子停止讲读已经八年了，而且好久没有在皇上身边侍候，而福王却一天能见皇上两次，不能不叫人怀疑。只有信守明年春天福王去封国的日期，而不以庄田为借口，天下人的猜疑才会自然消失。”神宗反驳叶向高，说福王没有一天两次见他的事。于是福王去封国的事依然僵持不下。

当时有个锦衣卫百户叫王曰乾的，是京师的奸邪之徒，入皇城放炮上疏，揭发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孔学等人与妖人王之诏使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以便拥立福王为太子。神宗得疏后勃然大怒，绕着宫殿来回走了好几圈，说：“这是一件严重的大事变，宰相为什么没有出来处理？”内侍立即把叶向高早已送来的奏章给神宗。叶向高建议将两方面的人都分别审问，便可弄清实情。又劝神宗冷静处置，不必惊慌张扬，使宫廷内外惶惶不宁。神宗看完奏章后感叹地说：“我们父子兄弟得以保全了。”第二天，叶向高又献策说：“王曰乾的奏疏不宜发下，发出则上惊皇太后，下惊皇太子、郑贵妃，福王也会感到不安。应命令有司将奸人治罪，并且迅速确定福王明年春天去封国的日期，让众人无话可说，这样必定天下无事。”神宗这次完全按叶向高所说的去办，皇太子和福王于是各得相安。机智的叶向高这次可谓一箭双雕，既平息了一场事变，又达到了让福王去封国的目的。叶向高的政治才能由此可见一斑。然而郑贵妃终究不想让福王去封国，托辞说明年冬天是皇太后的七十寿辰，福王应留下来参加庆贺。神宗依其爱妃之意下令内阁宣布这一命令。叶向高这次自作主张，把神宗皇帝的命令留下不宣布，而请今年冬天预先举行庆贺皇太后的寿礼，让福王如期去封国。神宗派太监到叶向高私宅，胁迫他下达前日皇上的命令。叶向高没有屈从，他又一次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说：“外廷纷纷传言陛下想借庆贺皇太后大寿为名留下福王，相约千人跪在宫门前请求令福王去封国。今天如果真下达这道命令，人心会更加疑惧，一定会相信王曰乾的妖言，朝廷内外势必不能安宁。”神宗无可奈何，只好顺从叶向高的意见，让福王去封国。叶向高坚忍不拔的努力又告成功。

时至今日，看到神宗皇帝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禁同情叶向高的无奈，同时又不能不佩服他那非同一般的韧劲。

13.不择手段的强进必然害人害己

进是一种领导智慧，是特定条件下做事谋成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把握不好也可能走入为进而进的误区。有的人为了让自己的仕途不断向上攀升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坑人害人，这样做无论他升到多高的位置，也只能落个害人害己的结果，其作为也走上了领导智慧的反面，成为弄权使奸的典型了。

权力欲对于明朝大奸臣严嵩来说，永远都没有止境。做了内阁次辅的严嵩已开始算计着怎样登上首辅之位。内阁首辅翟銮的资望、秩位都在严嵩之上，但是世宗并不太喜欢他。严嵩正想排挤他，揣摸到世宗的心态后，他就开始寻找突破口。翟銮的两个儿子同时中了进士，严嵩便唆使给事中王交指控翟銮二子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昏庸的世宗不加调查，将翟銮父子三人全部削职为民。翟銮一去，不久严嵩升为首辅，内阁实际上已被严嵩控制。世宗补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同严嵩一起参预机务。但是严嵩大权独专，根本不让许、张二人参预票拟的要务。而世宗有事也只召严嵩一人商议。许赞曾感叹说：“为何夺去我的吏部，使我成为旁观之人。”为了堵住许、张等人的不满之言，严嵩上奏世宗说：“昔日夏言与郭勋同为朝中大臣却互相猜忌，有失臣子之道。请求皇上以后有事宣召，让内阁大臣们一同入见。”世宗虽然没有采纳严嵩的建议，但心里愈发喜欢严嵩了。严嵩以退为进的欺人之举又一次达到了取悦皇上、诋毁对手的目的。不久，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严嵩这次的首辅梦仅做了一年多就破灭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张璧死去，许赞老病辞职，世宗召回严嵩的老对头夏言入阁，并让夏言做了首辅，职位仍在严嵩之上。夏言高亢的气势又凌驾严嵩之上，很快将严嵩的党羽赶跑了几个，严嵩恨在心里，却无力援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骄横阴险，依仗父势揽权作恶，横行于公卿间。夏言声明要揭发严世蕃的罪恶。严氏父子吓得半死，双双到夏言榻下长跪谢罪，号哭求情，夏言这才罢休。夏言一日不去，严嵩心里就一日不安。他又想鬼主意陷害夏言了。他打听到陆炳与夏言关系僵化，就与陆炳联合倾陷夏言。

世宗是个多疑之人，他虽重新起用夏言，但并不十分信任他。他派内监夜间分别去窥视严嵩和夏言的活动。严嵩买通了内监，每次窥视，他都事先知晓，便故意装出一副讨皇上喜欢的形象，在灯下阅读青词稿。夏言不知情，每次很早就入睡了。世宗听说严嵩夜晚阅读青词稿而夏言却早早就睡了，因而对严嵩更加宠爱，而对夏言越来越讨厌。

不久，善揣帝意的严嵩发觉自己又有希望搞倒夏言了。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夏言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当时，蒙古俺答占据明河套地区，经常南下杀人越货。曾铣屡败俺答，建议整顿军备，收复河套，得到首辅夏言的大力支持。正当夏言、曾铣收复河套之际，宫中失火，皇后去世。迷信道教的世宗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对收复河套之事犹豫不定。严嵩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为了个人恩怨和一己的私利，严嵩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他立即迎合世宗之意，把宫中发生的灾变归咎于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世宗信以为真，对收复河套的态度急转。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曾铣下狱。不久曾铣被处死。严嵩还要置夏言于死地。他说夏言通过其岳父与曾铣的同乡关系，接受了曾铣的贿赂。这年十月，夏言被杀，严嵩如愿以偿地又当上了内阁首辅。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严嵩一直不忘罗织亲信，培植党羽，“遍引私人居要地”，作为自己的爪牙和耳目。为了逢迎讨好严嵩，朝中不少官员甘愿认严嵩为父，严嵩仅干儿子就有30余人。其子严世蕃是他结党窃权的最得力帮手。严世蕃奸猾机灵，严嵩让他在各部门活动，结交一些无耻小人，使他们成为自己门下的奴才。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等人都是严嵩的死党。对于朝廷重要部门的控制，严嵩毫不含糊。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两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和调任，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的具体事宜，所以严嵩让亲信万采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将此二部门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两人常把文簿拿给严嵩任意填发，时称二人是严嵩的“文武管家”。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自知坏事做得多，免不了受弹劾，如果安插人在通政司，凡奏疏经手，便能事先获悉其内容，及时筹划应付之策。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严嵩保荐其义子赵文华做了通政使。每有上疏奏章，必先由赵文华将副本送给严嵩看过后，再上奏皇上。此外，如贪黩财货、侵渔边饷而被讥讽为“总督银山”的总督胡宗宪，贪得无厌、威倾东南的都御史鄢懋卿，大将军仇銮等，都是严党的重要成员，遍布于政府各重要部门。

在培植同党的同时，严嵩残酷无情地打击异己势力。对于严氏父子的贪污受贿、专权乱政、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恶行，许多正直的官员义愤填膺，纷纷上疏揭露他们的罪行。严嵩对这些人的打击既残忍又不露痕迹。他有一套护身的本事和害人的手腕。他常在世宗身边，摸透了世宗的秉性，知道他爱回护自己的短处，所以严嵩常常故意挑起事端激怒世宗，杀害政敌以达到自身目的。严嵩想要解救某人，他就先顺着世宗的意思将此人痛骂一顿，然后委婉曲折地向世宗解释、求情，使世宗不忍治罪。他若要陷害某人，就故意触及世宗所忌讳之事，将世宗的喜怒控制在自己手中，往往能达到借皇帝之手诛杀异己的效果。因此，凡是反对严嵩的没有一个不遭受他陷害，轻则贬黜，重则杀头。在严嵩当政时，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罛、董传策等曾先后弹劾严嵩或其子严世蕃。这些人都遭到了严嵩的残酷报复，有些人还被置于死地。张经、李天宠之死，也与严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其他不愿听从严嵩摆布而被斥逐的就更多了。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沈炼弹劾严嵩十大罪，指出，俺答长驱直入北京是由于严嵩废弛边防所造成的。沈炼还历数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奏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在严嵩的策划下，沈炼被处以廷杖之刑后贬谪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沈炼到保安后，为了泄愤，做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秦桧、严嵩，经常以箭射之。严嵩得知后，气急败坏，指使其党羽宣大总督杨顺等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沈炼杀死。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揭发严嵩有十大罪和五大奸。十大罪是：坏祖宗成法，窃君上大权，掩君上治功，纵奸子僭窃，冒朝廷军功，引悖逆奸臣，误国家军机，专黜陟大柄，失天下人心，敝天下风俗。杨继盛指出严嵩凭靠五奸而得逞其阴谋，即收买世宗的太监近臣做耳目，任用亲信赵文华掌要害部门通政司，勾结厂卫官员、笼络科道官员、网罗各部官员以为心腹。杨继盛对严嵩的揭发可谓一针见血，全面具体而尖锐。在众多弹劾严嵩的奏疏中，以杨继盛的言辞最为激烈，此疏一出，赢得社会上很多人的推崇。但是严嵩颠倒黑白，挑拨是非，昏聩的世宗忠奸不辨，将杨继盛处100杖刑，投入牢狱。严嵩对这个处置仍不甘心，他要将杨继盛置于死地。嘉靖三十四年，严嵩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张经冒功案中，加以杀害。

诚然，通过这一系列不择手段的运作，严嵩的权势达到了人臣的顶峰，他的“强进”策略似乎也算颇有成效。但是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严嵩的作为是对领导智慧的亵渎。他最后的家破人亡的结局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章　当退则退：不知退者难有大进境

1.退一步能见识到更广阔的天空

高明的领导者并不一味地争强好胜，在必要的时候，后退一步，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反倒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天空。

冯梦龙在《智囊》中收集了许多这样的例证。

清河人胡常和汝南人翟方进在一起研究经书。胡常先做了官，但名誉不如翟方进好，在心里总是嫉妒翟方进的才能，和别人议论时，总是不说翟方进的好话。翟方进听说了这事。就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胡常时常召集门生，讲解经书。一到这个时候，翟方进就派自己的门生到他那里去请教疑难问题，并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做笔记。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胡常明白了，这是翟方进在有意地推崇自己，为此，心中十分不安。后来，在官僚中间，他再也不去贬低而是赞扬翟方进了。

明朝正德年间，朱宸濠起兵反抗朝廷。王阳明率兵征讨，一举擒获朱宸濠，建立了大功。当时受到正德皇帝宠信的江彬十分嫉妒王阳明的功绩，以为他夺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他散布流言说：“最初王阳明和朱宸濠是同党。后来听说朝廷派兵征讨，才抓住朱宸濠以自我解脱。”想嫁祸并捉住了王阳明，作为自己的功劳。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和张永商议道：“如果退让一步，把擒拿朱的功劳让出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假如坚持下去，不做妥协，那江彬等人就会狗急跳墙，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为此，他将朱宸濠交给张永，使之重新报告皇帝：朱宸濠捉住了，是总督军门的功劳，这样，江彬等人便没有话说了。王阳明称病休养到净慈寺。张永回到朝廷，大力称颂王阳明的忠诚和让功避祸的高尚事迹。皇帝明白了事情的始末，免除了对王阳明处罚。王阳明以退让之术，避免了飞来的横祸。

如果说翟方进以退让之术，转化了一个敌人，那么王阳明则依此保护了自身。

以退让求得生存和发展，这里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老子曾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只有不做，才能无所不做，惟有不为，才能无所不为。

为了论证这个道理，老子进行了哲学的思辩：

许多根木辐条集中到车毂，有了毂中间的空洞，才有车的作用；

用陶泥作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

开凿门窗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

所以，“有”所给人的便利，完全靠着“无”起作用。

就是说，无比有更加重要。不仅客观世界的情况如此，人的行为也如此。人的“无为”比“有为”更有用，更能给人带来益处。一味地争强好胜，刀兵相见，横征暴敛，“有为”过盛，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老子贬“有为”扬“无为”的做法，并非完全正确。就社会生活而言，积极奋斗，努力争取，勇敢拼搏，坚持不懈的行为，其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思想不尽合理。但应该看到，人生的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人们不仅需要慷慨陈辞，而且需要沉默不语；既需要穷追猛打，也需要退步自守；既应该争，也应该让；如此等等，一句话，有为是必要的，无为也是必要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无为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领导者的领导历程中，应该什么时候有为，什么时候无为呢？无为和有为的选择取决于主客我敌双方的力量对比。当主体力量明显占据优势，居高临下，以十当一，采取有为以后，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时，应该有为。而当主体处在劣势的位置上，稍一动作，就可能被对方“吃掉”，或者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那么，便应该以退为进，坚守“无为”方法。无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成功条件已到，便可由无为转为有为，由守转为攻。

为此，我们提醒那些想有所作为的领导者，在领导进程的某一个点上：

只有无为，方能无所不为；

只有退几步，方能大踏步前进！

2.善夹尾巴的人才有机会翘尾巴

生活是极端复杂的，面对动荡不安、风云多变的外界环境，领导者的行为方向和特点也不应该一成不变，而应当退则退，该夹起尾巴做人时千万不要把尾巴翘得高高的。

夹尾巴做人，有双重功能。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具有抵御外来侵害，保护自己的功能。“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月日，问左右的人，都不知道，派人问箕子。箕子对他的友人说，一国的人都不知道月和日，国家就危险了。而一国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恐怕我也就危险了。”于是，他对使者推辞自己喝醉了酒，也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了。王羲之幼年时，大将军十分喜欢他，常常让他在自己的大帐中睡觉。有一天，大将军先起了床，不一会儿，钱凤进了帐，屏退众人，与大将军商议谋反的事，两人都忘了帐中还有一个小孩儿王羲之在睡觉。恰好这时王羲之醒来，听到了他们谈论的事情，立即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他并没有绝望，他假装吐出口水，把头面被褥都弄湿了，意思是睡熟了。他们谋反的事议论到一半儿，方想起王羲之。二人大惊道：“我们的话他若听去，便要惹来杀身之祸，必须把他除掉。”等到他们打开床帐，发现王羲之涎水纵横，断定已经睡熟，于是没有下手。王羲之因此保全了一条性命。

生逢乱世的魏晋名士阮籍，也很善于运用“夹尾巴”心术保全自己。

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名的读书人都遭杀身之祸。为此，阮籍一心饮酒，全然不问政事。司马昭曾想为儿子司马贵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六十天，司马昭因为无法和他讲话而作罢。钟会几次去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以此罗致他的罪名，阮籍居然因为大醉不作回答，最终得以免祸。

将真实意图隐藏起来，含而不露，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假象，使之判断失误，上当受骗。

唐人王叔文经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之间谈论时政，曾谈到宫市的弊病，太子说：“寡人正想劝谏皇上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交口称赞太子，惟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走后，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不说话的原因。王叔文说道：“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应议论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怀疑太子劝谏废止宫市是为了收买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释呢？”太子大吃一惊，流着泪说：“若不是先生指点，寡人哪能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格外宠信。

王叔文教给太子的韬晦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免除灾祸，而是为实行其改革朝政的伟大事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王叔文是后来“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的首领，而这个皇太子即后来的顺宗，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韬晦之为，是这整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相类，更加明显的是颜真卿的例子。颜真卿在做平原太守时，安禄山反叛的行为已很明显了。颜真卿假托为防连绵大雨，重新修城浚壕，暗中征集壮丁，充实仓禀，而在表面上又假命文人才士饮酒作诗。安禄山秘密侦探，见此情景，以为颜真卿等都是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发动暴乱，河朔尽失陷，惟有平原有防备。

五代时，吴王杨行密的事迹也令人深思。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领。朱延寿又同杨行密身边的朱夫人的弟弟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骄横放肆，并且阴谋叛乱。杨行密想除掉这两个人。于是，杨行密假装双目失明，当着接待朱延寿派来的使者，他装作什么也看不清。走路时，故意撞在柱子上，昏倒在地。来人扶起他，好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杨行密哭泣着说：“我的大业刚刚完成，眼睛就不行了。真是天道不公啊！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唉，要是能够将我的位子传给朱延寿，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朱夫人一听，心中大喜，立即召来朱延寿。谁知，朱延寿一到，杨行密就在寝门口，刺死了他，随之赶走了朱夫人，并捉来安仁义，斩首示众。

事实证明，夹尾巴是一把具有防身和攻敌双重功能的利剑。致力于社会竞争的领导者，切不要忘记随身携带它。但是，必须指出，尽管“夹尾巴”且有双重功能，不能像个别领导者那样只是注重使之保护自己，而对其攻敌致胜的作用则认识不足。那他就只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了，而这绝非我们在这里阐述的领导智慧的真正含义。

3.退一步有时也需拿出天大的气度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面对危局，进一步也许很难，可要往后退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事实并不是这样，越是身处高位的领导者其生存环境越复杂和险恶，一步之退可能会牵扯到大局的动荡，所以，没有天大的气度，想退一步又谈何容易。

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以其不抵抗政策和害死抗金名将岳飞而名留历史，鲜为人知的是，在面临下属逼宫、皇位摇坠这样一个重大时刻，他也能以适时退步的做法为自己赢得机会，显示成熟的领导手腕。

在老将宗泽的“联合抗金”的策略指导下，宋朝官兵与各地义军一起多次打退了金兵的南犯，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滑州保卫战的胜利。

老将宗泽在开封修造了许多防御工事，招募了大量兵马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向高宗上书，请求皇帝从扬州回东京。

但高宗却另有一番算盘，他认为如果宗泽的兵力渐大，这位前朝老臣定要全力抗金，以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就坐不住了，因此派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让他监视宗泽。

老将军一心想报国，想不到高宗会这样对待他，因此，他心里实在感到郁闷，气愤和失望。渐渐地，他吃不下，睡不好。本来雄心勃勃，要为国立功，完全忘了自己的年龄。这时一泄气，一下子就病倒了，不久就因背上毒疽发作而身亡。

高宗等宗泽一死，立即派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一上任，就废除了宗泽在世时的一切措施，把开封的防御工事拆除，打击义军将领。宗泽费尽心血联络、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很快就被他瓦解了。

公元1128年，金国将领粘罕率领大军再次南犯，由于宗泽配合的义军力量已经解散，结果，金兵连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冲破了宋军数道防线，并攻打高宗赵构的所在地扬州。

赵构狼狈而逃，从扬州到镇江，从镇江到常州，又从常州到秀州；2月23日在杭州落脚。沿途的官员以至百姓，看到皇帝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南逃，也都丢下家园，扶老携幼跟着奔窜。道路上妻离子散，哭爹叫娘。

护送高宗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所部，多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也有的是两河、中原一带的，他们多次向高宗上书，要求收复河北，高宗对此根本不理睬。

建炎三年三月初五这天，苗傅、刘正彦利用将士中对高宗的不满，举行武装暴动。

他们趁百官上朝之机，在路上埋下伏兵，杀死了高宗的宠臣王渊，并带兵驱入宫中，杀了宦官百余人，并要求见高宗，高宗只得走到御楼阳台上，去见众将士。

苗傅在下面厉声说：“陛下偏听偏信宦官的话，赏罚不公，将士们流血流汗，不闻加赏；收买内侍，尽可得官。王渊遇贼不战，首先抢着逃命，又结交依势欺人的内侍康履等人，反而升为枢密院事。现在我们已将王渊斩首，惟有康履仍在君侧，乞陛下将康履交与臣等，将他正法，以谢三军。”

高宗推辞道：“康履即将重责，卿等可还营听命。”

苗傅说：“如今金兵南下，我大宋千万生灵，肝脑涂地，这都与宦官擅权有关，若不斩康履，臣等决不还营。”高宗看看将士们一个个逼视着他，只得命何湛绑了康履，送到楼下，苗傅手起刀落，一下将康履砍为两截。

高宗命苗傅等人还营，众将士仍不走，并且对高宗说，“陛下不应当立登皇位，渊圣皇帝尚在金邦，一旦归来，试问如何处置。”

高宗无言以对，许以苗、刘二人高位，但两人却不肯罢休：“请太后听政，陛下退位，禅位皇太子，道君皇帝已有先例。”

宰相朱胜非劝慰无效，还奏高宗，高宗沉吟着想：“不答应的话，这批人杀入宫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如先解除目前的危险，再另想办法处理。”打定主意后，就时胜非说：“朕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

太后出面对苗、刘两人进行规劝，但苗、刘两人仍然要求高宗退位。

宰相朱胜非献计说：“苗傅有一心腹曾对我说过‘苗、刘二将忠心有余，但学识不足，并且生性执拗，一时无法说得通的。’因此，臣请陛下眼前以退为好，暂且禅位，静图将来。”

于是，高宗便提笔写诏，禅位于皇子敷，请太后垂帘听政。

自太后听政，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朱胜非每日必引苗、刘两人上殿，以免两人对他产生怀疑。苗见高宗仍在宫中，并在暗中处决国事，很不放心，便与刘正彦一起提出让高宗出宫，迁居显宁寺。

高宗长叹道：“联已禅位闲居，他们还不放心，连朕的起居都要他们干涉，太过分了。”

朱胜非建议道：“时机还未成熟，陛下还以让步，逆来顺受为好，暂时去睿圣宫居住，等到复辟时还宫，免得目前再闹乱子。”

高宗说道：“这一切都靠爱卿安排了，朕听你的忠谏就是了。不过复辟一事，要卿负责，以速为贵。二贼密布心腹，一旦得知，作好防备，就难办了。”

朱胜非低语道：“已有把握，为防泄漏起见，不敢多言。陛下迁出行宫，届时可以预先躲避。”

高宗就率领妃子前往显宁寺居住。

半个月后，平江留守张浚等联络众将，一起发兵讨逆，向杭州进发。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苗、刘两将慌作一团，只好去和朱胜非商议。朱胜非说：“我替你们着想，只有迅速改正，否则各路大军将到城下，二公将置身何地？”

苗、刘两人想了多时，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就听从了朱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

高宗复位后不久，就派人追杀了苗、刘二人。在苗、刘二人兵变，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高宗听从了朱胜非之计，禅位于太子，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位。

要知道，在封建时代帝王对于皇位是十分敏感的，有的人即使丧命也不愿放弃皇位，而赵构能将审时度势，适时退让，而所退的这一步竟是让出那万人瞩目的皇位，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气度之博大。

4.有卓越智慧的领导从来不怕改正错误

领导者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圣人，其实圣人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皇帝犯的错误还少吗？不然怎么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呢？失误的决策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且官位愈高后果愈甚。与其品尝这种恶果的滋味，不如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领导者的形象只会因此变得更加高大。

秦王嬴政亲政后不久，做过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情，这就是他下达了一道违反秦国传统做法和其本人执政方针的命令——“逐客令”，欲将六国在秦任职的客卿全部赶走。不过，在李斯的劝谏下，秦王嬴政最终撤销了此命令，没有对操纵各诸侯国的统一大业造成危害。

是什么原因使得嬴政一反常态，改变了秦国长期奉行的人才引进政策而下达这项命令呢？原来是东方国家对秦国施行反间计的结果。

战国七雄中韩国实力最为弱小，又紧邻秦国，是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首选目标。韩国国君安实在不愿意轻易将祖宗传下来的“锦绣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便把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找来，让他肩负间谍的使命西入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企图以此消耗秦的国力，转移秦国的注意力，改变韩国行将灭亡的命运。

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亲政第二年，郑国来到秦国，欲替垂死的韩国尽一点力量。在政治上已经稳固住自己地位的嬴政正想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做些事情，听了郑国的计划，觉得对秦国有利，于是立即征发百姓，由郑国主持在关中东部兴修一条引泾水东注洛河的水渠。

郑国主持修建的这条水渠，计划全长三百多公里，建成后可以溉田四万多顷，工程浩大，确实会占用秦国不少人力、物力，但关中河道则可以改造得更加合理，水渠建成后遍布关中的咸卤地将会变成良田耕地，所以秦王嬴政即便识破韩王安的计谋，他所做出的这项决策也没有错。这项决定也符合秦国一惯的重农政策。

只是韩王安低估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尽管秦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这条水渠，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秦军的东攻计划。而且，当时在秦国兴修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并不止此一项，譬如秦王嬴政的陵墓就在修建中，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一直到秦始皇死时都没有完成，它常年用工在十几万甚至更多。

俗话说“夜长梦多”，最后，韩王安的阴谋终于让嬴政发现了，不善制怒的嬴政暴跳如雷，立即命人将郑国抓来，要问刑处死。嬴政气得发昏，朝中一帮长期不受重用的宗室大臣们觉察出这是一个难得的重秉朝政的好机会。因为，长期以来，秦国一直坚持“客卿”政策——至少欲有所作为的秦国君主都施行此政策——重用东方有才之士，或委以重任高位，或任为客卿随时谘问，宗室贵族在政治上都没有过高的地位，本国官吏若无大才也只能充任一般职务，掌不了大权。这项制度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长期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的政治保证之一。

看到秦王怒气冲天，宗室大臣们乘机进言，称：“各诸侯国来秦国谋事的人，大抵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君主而游说秦国、做间谍的，请您务必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年轻气盛的嬴政犯了急躁的毛病，没有冷静地思考，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名字被列在驱逐的名单之中。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曾追随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窗，学成以后西入秦国欲施展一番抱负。他因建议对东方六国施用反间计，拉拢了不少各国的名士，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拜为客卿。“逐客令”一下，秦兵立即堵在各宾客的家门口，不许申诉，押送他们即刻离都。在被秦兵押解出境的途中，李斯乘隙写成一部劝谏书，并设法请人送入宫中，向秦王进谏。

秦王嬴政读过李斯的上书，马上明白自己错了，他赶忙下令收回“逐客令”，并派人从速追回李斯，让他官复原职。

嬴政这种知错就改、见贤求教的特点，是其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的基础，也是他操纵能力的重要表现。实际上，秦始皇嬴政的残暴只施加于两种人之身：一是百姓，也就是依法家理论根本不用关心、考虑的小人；二是他所愤恨的人，如嫪禣、行骗的方士，还有敌人等。而于他所敬重的人或对其有用的人，则只有威严，不施暴行，所以对茅焦、李斯、尉缭、王翦等，尽管他们多有“不恭”之辞或举动，但嬴政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他们，甚至连累官免职的事情也没有，相反，始终重用不疑。这就是嬴政与众不同之处，后世帝王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没有，包括唐皇李世民，对魏徵不是时有微辞，就是动辄要杀他的头。依嬴政的性格特点看，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嬴政的这一性格特点，是他比同时代的诸侯国君主更具威力的原因之一。

现在，李斯在秦王的脑海中再也抹不掉了。秦王为自己的秦国又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兴奋不已，也为自己因一时之气而险些将秦国推入不测之地而深感后怕。因此，秦王对李斯言听计从。李斯则平步青云，很快官至廷尉，执掌刑狱，并且在秦朝建立后不久升任为丞相。“逐客令”撤销了，而对于那个险些使秦王铸成大错的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秦王嬴政仍不依不饶，非欲处死以泄其恨不可。幸好，郑国也是一个善辩之徒，他对秦王说：此渠修成后，对秦国具有万世之利，关中许多不毛之地将辟为沃野。已经头脑冷静的秦王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不再加罪，命令郑国继续主持工程。经过数年的艰辛，水渠终于建成，从此关中瘠薄之地变成膏腴良田，灾荒减少，秦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直至最终平灭东方六国。

秦始皇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印象是粗暴、残忍、独断，但是他有着十分可贵的一面，就像撤销“逐客令”一样，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他绝不扭扭捏捏，而是雷厉风行地改正。这是决策者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这样的事在嬴政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

秦王嬴政亲政以后，因太后苟且事败怒而迁之雍城，此事在秦国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举国上下议论纷纷，不赞成的人为数不少。余怒未消的秦王嬴政又下令：“有敢以太后之事劝谏者，乱刀砍死，并以蒺藜（带刺的刑具）划刺其脊背和四肢，尸体堆在宫门外示众。”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对待自己的臣下，年轻的嬴政的确不是善良之辈。谁知自古忠臣不畏死，仍有27位大臣冒死进谏，但都是空有忠臣之心而无善言之口，嬴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统统杀死，27具尸体都堆在宫门外。

杀死了这么多人，仍然有人敢继续以自己的口舌赌命，这次来的人叫茅焦。茅焦原是齐国人，不知何时西入秦国，也不知有何才能，虽被拜为客卿，但在政治上一直未显峥嵘，始终默默无闻，不过这次该他露脸了。与茅焦住在一起的宾客，听闻他进宫上言，吓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

接到茅焦求见的报告，也许是已经杀了27个人使秦王嬴政感到有些厌烦，这回他稍微客气了些，先派使者出殿提醒道：“不许以太后之事进谏。”茅焦回答：“正是为此事而来。”嬴政命使者警告茅焦：“你没有看到宫门外的尸体吗？”茅焦答：“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已经死了二十七个人，我来就是要凑够二十八之数。我不是怕死的人！”听到使者的回报，秦王嬴政火冒三丈，大怒道：“这小子是故意来违背我的命令的，速速加热鼎锅把这家伙煮了，我看他如何横尸宫外去充数？马上召他进宫！”说完，按剑而坐，气得满嘴翻白沫。左右全都惊恐万分，为茅焦捏着一把汗。

茅焦进殿，不慌不忙地行过礼，对秦王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死亡，享国之人不忌讳亡国；忌讳死亡的人命不久，忌讳亡国的人不能保全。死生存亡之事，都是圣明之君迫切要听到的，不知陛下是否愿意听一听？”秦王怒容微敛，问：“此话怎讲？”茅焦更加放胆地说：“陛下有狂乱乖戾的举动，陛下自己不知道吗？”闻听如此犯上之言，秦王反倒平静了，他问：“都有哪些？我愿意听你说一说！”于是，茅焦历数秦王的过错，说：“陛下车裂假父（指嫪禣），有嫉妒之心；摔死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于咸阳宫，有不孝之行；划刺谏士，有桀、纣之举。天下人听说这些事情，就会瓦解四散，没人再倾向秦国了。我怕秦国会因此灭亡，所以替陛下感到很危险。我的话讲完了，请用刑吧！”说罢，除去衣服，伏在刑具上。

茅焦把秦王嬴政亲政以来所做事情几乎全都否定了。然而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尽管此时秦国军事力量强大，东方六国已经阻止不了秦国统一的进程，但是人心的向背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它对秦国统一大业起着阻碍或推动作用。为了减少统一的阻力，加快统一的进程，必须尽最大可能争取人心，赢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一点年轻的国王嬴政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虽然怒气冲天但还不糊涂的嬴政听了这一席话，立即转怒为喜。他亲自下殿，一边扶起茅焦，一边说：“赦你无罪！请先生穿上衣服，我愿意向你请教。”随后拜茅焦为自己的仲父，封爵为上卿。

这就是嬴政的特点，只要言语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只要对统一有利，对他的统治有利，他都会非常高兴，而且百分之百乐意接受。所以，嬴政决不是不会纳谏或拒绝纳谏的君主，而恰恰是会纳谏和善于纳谏的君主。他有残暴、冷酷的一面，也有近人情、通人性的一面。

对于能够改正错误的领导者，人们从来不吝赞美之辞，因为那些身处高位的领导者能退而改过，实在是领导智慧战胜统驭者自尊的一种体现。

5.身为“鸡刀”就不要留恋“宰牛”的高位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但是，身为“鸡刀”之人如果登上“宰牛”之位，又有几个安于退回本位呢？

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问刘基说：“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

朱元璋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

又问：“汪广洋如何？”

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

又司：“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后来，李善长被赐死，胡惟庸因谋反被族诛。

刘伯温是一位奇人，他所说的“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的话非常有道理。

据说商朝的贤相尹伊曾经在集市中屠牛，并作歌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尹伊自然是牛、国皆可“屠”的大才了，但并不一定每个宰相都有“屠国”之才，否则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国破家亡之事呢？

因草草北伐失败而大出其名的南宋宰相韩平原，只有鸡刀之才，却用来杀牛，自然就没有那份“牛刀小试”的轻松与潇洒了。

在宋朝的时候，宋宁宗的宰相韩平原在作县尉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是他自己的馆客（私塾先生），此人既十分有见识，又很贤德，所以韩平原十分尊重他。后来两人分别了，一直不通音信。韩平原当了丞相，掌握国家大权后，非常思念他。

有一天，他忽然不请自来了，原来他已经改名换姓，中进士好几年了。韩平原见了他非常高兴，给他优厚的待遇，请他留在馆内，仍做韩家的馆客。一天，夜深人静时，韩平原同馆客喝完了酒，屏退了左右的侍从，两人促膝谈心。韩平原问他：“我才疏学浅而掌握了国家大权，人们怎么看我呀？”馆客叹息说：“您同您的家族现在已经危如累卵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韩平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听了以后，非常震惊，问为什么。馆客直言不讳地说：“宫中立皇后，如果您不同意，皇后将怨恨您；宫中立太子，如果您不同意，太子将怨恨您；您当政后，贤人君子，从朱熹、彭龟年、赵汝思以下，被斥贬逐放的不计其数，士大夫也一定十分怨恨您；现在同金人打仗，军队牺牲很大，将士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中，城乡中常能听到孤儿寡妇的哭声，如此，三军也会怨恨您。再说，边境的百姓死于敌人的掠夺和杀害，那么，四海之内的百姓怨恨您。您如此激起众怨，怎么能承担得了？”

韩平原沉默了许久，说：“你准备教我怎么办呢？”馆客不愿意说，他再三催逼，最后才说：“只有一个办法，只怕您不愿采纳。现在，皇上重病在身，无意于政事，如果你现在趁机立太子，学习古代尧、舜、禹禅让的家法，请皇帝让贤，让太子即位，那么，太子对您会由怨恨而转为感谢。这时，太后退而为皇太后，即使怨恨您也没有权了。以后，您可以辅佐新皇帝，一切从头开始。对从前被贬的诸贤士，已死去的增加抚恤，还活着的召回给予提升，同时派遣使者去聘请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对外要消除积怨，请求和解，使边境平安无事。您还可以优厚地犒劳过去的军人，抚恤牺牲的将士，免去各种无名的赋税，解决好种种矛盾，使全国的百姓有新生之感。然后，您选择一位知名的儒士，把丞相之位让给他，自己请求告老还乡，优游于山水之间，如此，您最后就能转危为安，变祸为福。您也许会同意我的建议吧！”

韩平原听了，虽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犹豫不决，想留他作自己的顾问，但那个馆客坚决不干，最后还是离去了。

不久，正如那位馆客所预见的一样，韩平原被加罪杀了头。

韩平原是个庸才，被杀是不足惜的。倒是那位馆客颇有宰相之具。即使今天看来，那位馆客所说的也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但当局者迷，就是当时者亦不易看清别人的处境。而那位馆客竟然能够分析朝野上下的情况，预知韩平原的未来，可谓是非常有见识了。

6.身退之后心也要随之而退

领导者走过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进的时候，也有退的时候。有时是策略性地主动退却，有时则是时势所迫地被动退却。不管是主动的退还是被动的退，如果身退心不退，就会造成莫大的祸患，实为领导智慧的大忌。

汉武帝时曾任丞相的窦婴失去了窦太后的信任，更加被皇上疏远，没有了势力，宾客们也渐渐离他而去，以至于对他怠慢起来，只有灌将军一人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同窦婴来往。窦婴心中极不舒畅，也少有人来访，他每天只是沉默不语，只有接待灌将军时才异常高兴。

却说这位灌将军名叫灌夫，由于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冒险立功而声名显赫，吴楚叛乱被平定后，他也名闻天下，并被任用作中郎将。以后他又相继做过丞相、郡守、太仆，位极显贵，但他又多次犯法丢了官，最后就在长安闲住，长安城中许多大人物没有谁不知道他的。

灌夫为人刚强直爽，酗酒撒疯，不爱当面奉承。对地位在自己之上的皇亲国戚和那些有权势的人，只要不想对他们表示尊敬的，就一定要凌辱他们。有一次灌夫和长乐宫卫尉窦甫喝酒，由于礼节尊卑不恰当，灌夫醉后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弟弟，景帝恐怕窦太后处死灌夫，调派他担任燕国的丞相。几年后，他又由于犯法丢了官，回长安闲住。不过，灌夫对地位在自己之下的许多士人，越是贫贱，就越是敬重，跟他们平等相待。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常常推荐夸奖那些卑弱的幼辈，因此士人们也很推崇他。

灌夫不喜欢文章经学，爱打抱不平，说话算数。凡是与他交往的人，无不是杰出人士或大奸巨滑。他的家财积蓄达数千万，寄食的门客有近百人。为了在田地园林里修筑池塘，他的宗族、宾客扩张权势，在颍川郡横行霸道。颍川郡的儿童于是唱道：“颍水如果澄清，灌家可以安宁；颍水如果浑浊，灌家就要灭族。”

灌夫闲住在家，虽然富有，但已失去了权势，达官贵人和宾客也逐渐疏远了他。等到窦婴失去了权势，也想要依靠灌夫去批判、谴责那些先前仰慕自己而后来抛弃自己的人。灌夫则希望依靠窦婴去交结列侯和皇族以提高自己的名望。两人互相援引，互相依靠，来往亲密得像父子一样。他们彼此投合，非常高兴，亲密无间，大有相见恨晚之叹。

窦婴和灌夫虽然过从甚密，但只是两个没落贵族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这一年夏天，当朝丞相田羛娶燕王刘嘉的女儿为夫人，王太后有令，列侯和皇族都得前往祝贺。窦婴去拜访灌夫，想要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酒醉失礼而得罪了田丞相，加之近来我们之间还有矛盾。”窦婴说：“事情都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没事的。”硬是把灌夫拉去参加了宴会，哪知这一拉却拉来灭顶之灾，竟至家族受累。

宴会上觥筹交错，歌舞翩跹，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田羛异常得意。酒兴正浓时，田羛起身向来宾敬酒祝福，客人们都离开坐席，伏在地上，接受祝福。后来窦婴敬酒祝福，只有几位老朋友离开了席位，其余半数以上的仍然双膝长跪席上。灌夫看到这个情况很不高兴，他也起身敬酒，轮到田羛这里，田羛双膝长跪在席上，说道：“不能喝满杯。”灌夫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苦笑着说：“丞相是贵人，喝干了吧！”田羛还是不肯，灌夫没有勉强。

灌夫接着依次敬酒，轮到临汝侯灌贤，灌贤正在跟程不识悄声细语，又没有离开座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这时终于憋不住火了，便骂灌贤道：“你平时把程不识说得一文不值，今天长辈向你敬酒祝福，却学着女孩子在那里嘟嘟哝哝！”田羛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即李广）同是东西两宫的卫尉，如今您当众侮辱程将军，难道就不给李将军留一点面子吗？”灌夫大声嚷道：“今天就是砍我的头，穿我的胸，也在所不惜，还顾得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客人们看到这个架式不妙，便纷纷起身托辞上厕所，一个个都溜了。

好端端的一场结婚宴一下变得冷冷清清，田羛好不恼火，于是说道：“这都是我平时让灌夫骄横惯了的过错。”窦婴出去时，示意灌夫赶快走，灌夫还没走出田宅的大门，就被田羛的卫士们抓住了，出去不得。籍福替灌夫道了歉，并按住的他的脖子让他向田羛道歉。灌夫越发火了，就是不肯道歉。田羛便让卫士捆住灌夫，并把他囚禁在客舍里，叫来长史说：“今天召集皇族，是有诏令的。”于是田羛弹劾灌夫大闹宴会，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的罪名，又把他拘禁在特别监狱里。紧接着又追查他以前的事情，派遣吏役分头追捕所有灌家的旁支亲属，并都判以杀头示众的罪名。窦婴觉得是自己害了灌夫，深感惭愧，于是出钱让宾客向田羛求情，但是没有得到谅解。由于不少官员都是田羛的耳目，所有灌家的人已是逃的逃，躲的躲，而灌夫又被拘禁，当时没有人告发田羛的秘密勾当。

窦婴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一定要去营救灌夫。窦夫人劝他道：“灌将军得罪的可是丞相，那是在跟太后家作对呀！难道还可以营救吗？”窦婴说：“列侯的爵位是由我挣来的，如今又被我弄丢了，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再说到底不能让他灌夫一个人去送死，而我一个人活着。”于是他瞒着家里的人，偷偷地进宫去拜见武帝。武帝闻言，马上叫他进去。于是他当着武帝的面详细说明了灌夫酗酒胡闹的事，并觉得不应该被处以死刑。武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赏赐他在宫中进餐。接下来就是武帝派御史根据案卷追查窦婴所说灌夫的情况，却发现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窦婴也因此犯了欺君瞒上的罪名，被弹劾，拘禁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汉景帝时，窦婴临死时曾经领受过皇帝的诏书，上写道：“遇到有不利于你的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把你的意见报告给皇帝。”等到他这次被拘禁以后，灌夫又犯了灭族的罪名，事态一天天紧急，大臣们也不敢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窦婴便让侄儿上报，希望能够再被武帝接见。报告呈送给武帝，可是检查宫内的档案，先帝没有遗诏（副本），诏书只收存在窦婴家里，由家丞盖印加封。于是窦婴又一次被弹劾，并被加以伪造先帝诏书的罪名，应当杀头示众。

窦婴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灌夫，到头来却是自己身陷囹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十月间，灌夫及其家属还是被处决了。窦婴过了好久才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就愤怒不止，以致患了中风病，想要绝食寻死。后来有人打听到武帝没有要杀掉窦婴的意思，窦婴这才恢复饮食，慢慢疗病，朝会讨论也决定不对他处以死刑。但是田羛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他让人制造谣言，恶语毁谤窦婴，并让皇上听到了，于是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窦婴在渭城被斩首示众。至此，田羛的两个对手被彻底消灭掉了，这场斗争最后以田羛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事易时移，当风光不再，哪怕心里有一万个愿意，也不能犯身退心不退的错误。也许今天犯忌的领导者不会再像窦婴、灌夫的结局那么悲惨，但不通时变、不知当退则退的做法依然会带来无法估量恶果。

7.领导者不能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嫉恶如仇、秉公办事固然是每一位领导者都应具备的领导素质，但在现实生活中还要分清对象看对人，比如对于掌握你的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还是稍微退一步的好，如果对这样的人也不问青红皂白一路得罪下去，除了碰个头破血流，恐怕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吴楚七国谋反后，汉景帝任命周亚夫担任太尉去攻打反叛部队。周亚夫的军队从京师长安出发后，到了霸上，他的部下赵涉遮向他提出忠告说：“吴王搜罗敢死之士已经很久了。这次他知道您将要前往，必定会在您所要经过的崤、渑之间的险要地带布下伏兵。再说，军队的活动最重的是神奇和机密，您为什么不从这里往右走，经过蓝田，通过武关，从这条路到洛阳，在时间上不过只晚了一两天，您却直接进入了洛阳，而那里是国家的武备重地。您直接进入国家的武备仓库，然后敲响战鼓。这样，叛乱的诸侯听到后，会认为您是从天而降。”

周亚夫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计策，到了洛阳后，他派人在崤山之间搜查，果然发现了对方设下的伏兵。

周亚夫在荥阳集合了各路军队后，坚守在壁垒中不出来作战。当时吴王正在攻打梁国，梁国的形势非常紧急，梁王请求周亚夫发兵援助。周亚夫坚守有利地形，并不出兵，想把梁国舍弃给吴国，不肯前去援救。

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太后又非常宠爱他，他便上书景帝，提出请求援助，景帝派使者带诏书，命令周亚夫援助梁王。但太尉周亚夫还是不接受援梁的诏命，而是派轻骑兵断了吴楚军队的后路，绝了他们的粮道。这样一来，吴国军队前进不成，粮食又运不到，被饿跑了。这时周亚夫派精兵出击，大败了吴军。

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重用了他。但他也正是因为只重视国家大局，不顾太后的宠儿、皇帝的宠弟而终于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栽下了祸根。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此后没多久，景帝便捏造了一个罪名把周亚夫处死了，一代名将就这样只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又不知适时而退，竟遭此劫难。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对于拥有绝对权威的人而言，一味地讲道理、论是非是没有用的，在有些人的眼里甚至显得幼稚可笑。在封建时代那种昏天黑地的政治环境中，拥有再大的功劳、再大的本事，该退的时候退一步都是常用常新的领导智慧。

8.及时放弃眼前利益就能转危为安

有时事情会瞬息万变，节外生枝，不测之祸从天而降令人猝不及防。“朝为座上宾，夕为阶下囚”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在与小人的交往中是经常发生的。明智者在这种情况下应是能留则留不能留则应及早脱身，离开虎口是非之地。能说动他人放走自己就是胜利。“鳌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只要有本领有能耐，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还怕不能东山再起吗？

张仪马不停蹄，周游列国，为秦惠王推行“连横击弱”的路线，并连连得手。正当他最后说服燕昭王接受了以臣事秦的建议，春风得意地准备回国报功领赏时，不想他的后台老板秦惠王却去世了，由武王继位。武王自从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等到继了王位后，群臣又都在武王面前毁谤张仪，说：“这个人不讲信用，反复不定地出卖了许多国家，以取得国君的善待。假如秦国一定再用他，恐怕会被天下人讥笑。”

诸侯听说张仪和武王之间有嫌隙，便纷纷背叛连横政策，而又实行合纵，而且齐国还专门派遣使者责备秦国为什么仍然重用张仪。张仪一看形势，不仅自己在秦国不会再受宠，而且如果不及早离开秦国，恐怕连性命都有危险，于是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他对武王说道：“我有个计策，希望能献给大王。”武王说：“什么计策？”张仪回答说：“为了整个秦国着想，必须使东方能发生大变，然后大王才能够多取得土地。现在，我听说齐王很怨恨我，只要是我所在的地方，齐国必会发动军队加以攻伐。所以我乞求让我这不肖之身到魏国去，齐国必定会发动军队攻打魏国。魏、齐的军队会聚在城下交战，而彼此都无法抽手离开。大王趁这空隙去攻打韩国，进入三川。然后将军队开出函谷关直接进讨周都。这一来，周天子必然会献出祭器。大王便可挟持天下，据有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称王的最大功业呵！”

秦王认为他说得很对，便答应他的要求，还备妥三十辆兵车送张仪进入魏国。齐王一听说张仪到了魏国，果然发动军队攻打魏国，说是要活捉张仪。魏国国王很害怕，张仪就劝魏王借用楚国的使者去齐国，告诉齐王，说：“大王很怨恨张仪而进攻魏国，虽然愿望是要惩罚张仪，但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张仪更受到秦王的信赖。”齐王说：“寡人很憎恨张仪，只要是张仪所在的地方，我必定发动军队攻讨它。为什么说更使张仪受到信赖呢？”楚使者回答说：“这样做，的确就是更使张仪受到信赖。张仪出使时，本来曾与秦王约定说：‘为大王着想，必须先使东方各国发生大变，然后大王可以多割得土地。现在齐王非常憎恨我，我所在的地方，齐王必发动军队攻讨。所以我乞求让我这不肖之身到魏国去，齐王必发动军队攻讨它。齐魏的军队聚集在城下交战，而彼此无法脱身离去。大王趁这空隙攻打韩国，进入三川。然后，再将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攻打其他国家，直接讨伐周都。这一来，周天子必献出祭器。大王便可以挟持天子，据有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称王的最大功业啊！’秦王认为他说得很对，所以备妥了三十辆兵车，而将他送到魏国。现在，张仪入魏，大王果然攻打魏国。那么，大王等于是对内使自己的国力疲困，而对外攻打与自己有邦交的国家。结果是给你增加一个邻近的敌国，使自己国家受制，这样一来，正中张仪的反间计，让秦王高兴。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张仪更得信赖的道理。”齐王听到这里，如梦方醒，连连说道：“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于是，便立即命令解除攻打魏国的战争。魏国的战争之危得到解除，张仪不但安全得到保障，而且得到魏王的礼遇，任命他为魏国的宰相直至病死。

张仪作为纵横家，不但在推行“连横击弱”的路线时，表现得潇洒自如，纵横捭阖，而且在遇到危难时，亦能以退为进，使自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着实表现出他超人的才能。

另一个以见好就收著称的政治家是春秋时吴国功臣范蠡。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大功，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翩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宦海得失、世态炎凉，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入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刭。《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它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一个意思，即以退为进，就是在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危难之时，可以退让一步，暂避一时，主动放弃眼前一些利益或者转移努力方向。这样做，不但能避其锋芒，脱离困境，而且还可能另辟蹊径，重新占居主动，以彼处之“得”来弥补此处之“失”，以长远之“利”来抵偿眼前之“损”。这在现代也有启发意义。

9.跟疑心重的上司共事更要退避三舍

有些人，身为高官，却对下属表现出疑心重，整天疑神疑鬼，总怕有本事的下属威胁到他的权力和利益。跟这样的上司相处，如果不能及早退避三舍，也就只有任他宰割的份了。

周勃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他追随刘邦，屡立战功，被封为绛侯。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汉宫面临严重的危机。周勃此时身为太尉，虽握有兵权，却被吕氏子弟架空，不得施为。他自不气馁，暗中始终为铲除吕氏而精心筹划。

吕氏死后，周勃见时机已到，便毅然起事。他来至军营，对军士说：“先皇密诏，清除逆党。我受先帝重托，望各位助我除奸。忠于刘氏者袒露左臂，忠于吕氏者袒露右臂！”

周勃德高望重，有此登高一呼，军士们无不响应。周勃于是率领这支军队清除了诸吕，迎立了刘邦的第五个儿子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如此功勋，不想却招来了汉文帝的猜忌之心。他自知没有周勃的拥立之功，自己决然当不上皇帝。可他有这等能耐，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

汉文帝表面上对周勃加官晋爵，背地里却一脸忧郁，寝食不安。

周勃的一位家人私下对周勃进言说：“大人铲除逆党，居功至伟，皇上感激之余，疑心便会产生了。大人何不主动请退，以安其心呢？”

周勃一笑置之，说：“皇上宅心仁厚，自是不比常人了。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是很可笑吗？”

周勃雄心勃勃，一心想为重振汉室江山再立新功。他这般举动，却是更令汉文帝不可忍受了，他索性以被封侯的人都该回到自己封地为由，把周勃赶出了朝廷。

事至此处，周勃方知皇上对他怀有戒心。他大为恐惧，以至朝廷来人，他都吓得穿上盔甲，以防不测。他如此小心，还是遭人暗算，有人告他谋反，汉文帝不由他分辩，便将他逮捕入狱，欲治其死罪。

周勃几近绝望之际，重金贿赂狱吏。狱吏为其出了一策，周勃如梦方醒，连连称谢。

原来，狱吏只在一副竹简的背面写了六个字：“请以公主为证。”公主是汉文帝的女儿，周勃的大儿媳妇。

周勃依计而行，公主于是求老太后出面，文帝碍于情面，这才不得不放了周勃。

事后，周勃亲自向那个狱吏致谢，那个狱吏说：“大人实在太幸运了。我看管的这个狱门，凡被人告之以谋反的，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过。大人的幸运，可是公主的功劳了。”

周勃万分感慨，连连摇头说：“我自以为位高权重，却是不及你通晓人情世故啊。我先前不听家人相劝，终有此祸。今用你策，方解大难。这其中的教训太深刻了，我能不死，真是万幸啊。”

周勃的经历确实让人感慨万分：难道遇到这样一个上司就真的没有我们的活路了吗？有，但更需要你把握好上下进退、说话做事的分寸。

由此看来，何妨不学一学汤和，虽不至“解甲归田”一走了之，至少应躲开上司的猜忌之处，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