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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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试读：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解玺璋1908年，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他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紧急的事上。当年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但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徐佛苏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梁启超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编注）。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时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务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为“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人又称他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揭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和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地会想起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做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募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他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阳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这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实际上，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当时，为王安石说好话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陆九渊这样做，是因为他是江西人，与王安石是同乡，后来的挺王派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都是江西临川人。中国古代有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优良传统，北宋以降，无论王安石受到怎样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一位他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绝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可以说，在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人大都来自他的家乡。所以，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门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辩诬正名。这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开了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之先河。
但朱熹反对王安石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有学理上的分歧。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是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他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数十年间曾长期处于独尊于官学的地位。在当时，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很小的学派而已。但自从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后，他的新学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新学更被反对派指责为“得罪于孔孟”“得罪于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学所受到的打击比他的新法还要严重。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被彻底封杀了。朱熹是批判王安石最卖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他们的分歧则主要在于所谓的义利之争，他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其实，这不仅是熙宁、元祐以来反对派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顾炎武这样的所谓的进步思想家，也对所谓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表示反对，一再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辩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辩衍生出来的“华夷之辩”和“君子小人之辩”的指导思想，从而认定王安石是小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趋利逐义。
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儿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他的道德情操，即使是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感叹“悠悠千祀，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辩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都与王安石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的“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崇的。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他心怀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皇皇万言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
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做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所作的《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寂寞千年久。更谁能，推心置腹，呼朋唤友。自古英才多奇志，不信蝇营狗苟。是与非，唯天知否。问道人心何所见，却原来，只是跟风走。真心话，难出口。任公奋作狮子吼。想当年，神州陆沉，举国悲愁。只取临川成一梦，怎奈杯中残酒。看群贤，争说肥瘦。毕竟文章惊海内，且由他，覆雨翻云手。知己在，何所有。
王安石变法人物关系表
◆变法改革派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宋朝第六位皇帝，1067—1085年在位。宋神宗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王安石
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世人又称他王荆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今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人，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能言善辩、声名狼藉的势利小人，后背叛王安石，与曾布交恶。曾布——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1036—1107，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曾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变法筹划、制定，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韩绛
1012—1088，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李定
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王安石举荐他，元丰初年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弹劾苏东坡，将其抓入大牢，即李定同舒禀制造的“乌台诗案”。舒禀
字信道，号嫩堂。北宋明州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人，治平进士。王安石执政时，为审官院主簿，与李定一同弹劾苏东坡。◆变法反对派司马光——反对派之首
1019—1086，初字公实，更字君实，晚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翰林学士，屡次要求辞职，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被贬为知永兴军。吕诲——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人
1014—1071，字献可，开封人，御史中丞。王安石刚执政时，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人，捏造王安石十大罪状。他也是治平年间（宋英宗年号，1064—1067）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人。苏轼——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多次上疏反对新法，遭遇二度迫害被贬岭南。苏辙——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时，首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后来因其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唐宋八大家之一。范纯仁——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次子。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数次上疏并公开指责王安石新法，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文彦博
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四朝为官，北宋时期政治家。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韩琦
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与欧阳修一起反对青苗法等，数次上疏与王安石申辩。吕公著
1018—1089，字晦叔，寿州人。王安石举荐破格提拔为显要官员，后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因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颍州。
例言
一、本书把阐述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对于他所创立的各种新法的内容及其得失讨论得最为详细，而且往往和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使读者能够将新旧知识融会贯通。
二、《宋史》关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发生的那些事的记载是在南宋时期由史官完成的，元代修《宋史》的人因袭了南宋史官的记述，其中所收集的都是王安石新政反对者一边倒的见解，是不能当作可以引证的材料而轻信的。在这里，我要把其中污蔑王安石的地方一条条详细地分辨清楚，另外还有若干条有异议而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也分别单列出来。
三、王安石不仅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也是中国的大文学家，因此本书对其文章采录得比较多。其中，散见于前面各章的文章都是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的。还有一些可以当作范文的诗词散文，也挑选了十余篇，用在最后两章里，读者由此可以比较全面地对王安石有所了解和认识。
四、写本书时，参考书用了不下百种，其中取材最多的是清代学者、江西金溪人蔡元凤先生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蔡先生名上翔，元凤是他的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他的学问博大深厚，他的文章华采天成，都是那个时代非常罕见的。他修撰的这部年谱正文共有二十五卷，附杂录两卷。完成这部书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八岁，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这本书上了。这本书流传不广，他这个人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也不属于名气很响的，是个不追求虚名的真君子，于是写下这几句话，纪念这位历史学家。
五、本书的写作信笔而成，没有深思熟虑，又不曾反复审读、修改，杂乱疏漏、敷衍简单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精通历史的专家学者有不同见解的，一定要不客气地给我指出来。作者自记
绪论
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这个人，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王安石像这一段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梁氏的叙事风格，言语中贯注了充沛的情感，溢于言表而不加掩饰，显得浪漫而夸张。他把苏轼对韩愈的评价用在王安石身上，也可见他是把王安石看得很高的。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很多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但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却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夺目的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即俗语所谓的“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便最后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些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怦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
王安石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在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使他一时间成为很有影响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的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并辅佐君主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违背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这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一家世代居住在临川，他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向他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历史上称此二人为“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称其为“陆子”。陆九渊自幼好学，他的好学不在于博览，而表现在善于思考上。陆九渊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最值得一提的是，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话的人。南宋以降，王安石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陆九渊所著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为王安石所受的冤屈辩诬正名，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为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开了先河。从宋元之际的吴澄及其门生虞集，到清朝的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一大批家乡人都奉陆九渊为圭臬，不停地为王安石正名，开辟了“桑梓情深”的篇章，直至今天。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事实上，宋太宗赵光义箭伤之后又活了十八年。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在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出现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时，宋太宗的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地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怎能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当荆公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却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这怎么能责备荆公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了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原因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的治国大计，《宋史》中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这样的论述近乎造谣。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王安石则是个道德过人的圣贤。神宗信任王安石，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被称为“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德恭不是宋代人，他诋毁前世的贤君，而且毫无顾忌，不仅不仁义，而且是一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杨慎读书破万卷，应该明白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在这个问题上却也是非不分，赞同周德恭的说法，很不应该。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溪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的人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儿好恶之心。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的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实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我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在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儿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合成的一个人，这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所著的《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然而，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附录）《宋史》私评：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两派就斗个不停，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儿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以及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谬误，就是其中记载的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中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的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的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的《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这样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熙宁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熙宁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先不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的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的《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蔡京造成的。蔡京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他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它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列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有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诬蔑最严重的一个。我先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指望那些有见识的人。
王安石的时代（上）
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征讨和诛杀，或者靠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的君主同时统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之后是曹操、刘裕之辈，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干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翼丰满之后才一举将政权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所以最初他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服从我吗？”这番话说明他是不放心的。由此看来，此前得到天下的人，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只有宋代的君主得到天下是靠了别人的力量。而能以别人的力量夺取天下给我，也将有能力凭借他人的力量夺走我的天下给别人。宋太祖终其一生为了这件事惴惴不安，而宋朝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927—976），涿州（今属河北）人。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其父为后唐禁军将领。后周时，赵匡胤积战功为殿前都指挥使，后升殿前都点检，执掌兵权。陈桥兵变，代周称帝，创建宋朝，从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乱的局面。他在位十六年，史称宋太祖。此像为明人所绘。
凭借将士的力量拥立一人为天子，是宋朝的首创。但是，以将士胁迫天子拥立主帅却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各个藩镇实行由子弟或亲信继承其职位的策略，其实是陈桥兵变的先声，而陈桥兵变不过是干惯了这种僭越之事的人做的一件更厉害的事而已。很显然，废除天子这样的事竟可以由将士来完成，这简直太可怕了。即使不是这样，而将士如果常常因为拥护另一个人就胁迫天子，那么宋朝作为宋朝也很难得到安宁。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得到政权之后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把削弱其将领的兵权作为首要大事来抓。藩镇制度毒害天下大约已经有两百年了，摧毁并肃清这种制度，谁说不是好事呢？然而，过去的君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制度呢？其中一定有道理。当初设置节度使，不过是想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长城罢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没有听说过谁把军队强大当作心腹大患。但是宋朝不是这样，它是相当急迫地想要削弱举国之民的权利，而加强君主一个人的权力。它似乎从来也没想过，如果举国之民都很弱，那么君主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呢？宋太祖说：“在我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酣睡呢！”他却不想想，在他的卧室门外正有人惦记着他呢。看来，宋太祖的视野只是限于他的卧床而已，这就是宋朝之所以为宋朝啊！
汉朝、唐朝创业的君主，他们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呢？铲除并消灭那些割据的藩镇，这个功劳一大半应该属于周世宗，宋太祖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剩下的江南、四川、南粤等地，那些君臣只知道舞文弄墨，恣肆游乐，更有甚者，骄奢淫逸，人心解体，大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所以，这些小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灭亡，并不是宋朝将他们灭亡。当时，宋朝的北面有辽国，西面有西夏国，它们成为宋朝朝廷的百年之患，宋太祖从来没在这方面留意过。是他的智力达不到吗？不是！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中国的军队和国民，哪里有剩余的精力关心这件事呢？梁启超的这种感慨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清末之中国，国家和军队都十分衰弱，面对西方列强，一再被人欺负，最后甚至负于日本，此时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贿赂契丹人，就铸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周世宗时，几乎就要雪耻了。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闻风丧胆，如果老天再给周世宗一年的时间，整个燕山地区的光复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陈桥兵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要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说先把赵匡胤立为天子，然后继续出征北伐。假如宋太祖能够乘契丹衰败之机，全国惊恐慌乱的时候，动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地出兵北伐，那么刘裕、桓温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曹翰向赵匡胤出谋划策，要率兵夺取幽州，也让赵普一句话给断然拒绝了，并使得赵匡胤打消了北伐的计划。难道说幽州不该夺取、不能夺取吗？不是！是担心曹翰在夺取幽州之后也像唐朝的卢龙、魏博等藩镇一样，成为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但从此以后，辽国就变得夜郎自大起来，像对待奴才一样对待宋朝人。宋太宗上台后，发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兴兵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将士死伤过半。宋太宗也被流箭射中，过了两年箭伤溃烂发作，辗转病榻，痛苦至死。于是，北宋更加不敢再提兴兵北伐的事了，只有俯首帖耳，拿出国家赋税的一部分用作每年供给辽国的岁币。宋真宗时，宋军在澶渊，即今天的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南方的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如果不是寇准坚持主张抗战，鼓动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最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渡，大概也就不用等到绍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之时了。然而，虽然有这样一位寇准先生，终于还是未能避免城下之盟。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又增加了大约一倍，辽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是原因之一。赵普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曹翰此去必定可以夺得幽州。可是既然得了幽州，陛下又用何人代替曹翰守幽州呢？说白了就是担心曹翰尾大不掉。于是，赵匡胤便没有派曹翰去夺幽州，君臣之间的不信任竟到如此地步！幽州太应该夺取了，对古代的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幽州也就失去了北部燕山的屏障，从而为游牧地区的骑兵南下敞开了大门。梁启超此处记述有误，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征辽是在平定北汉之后，时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宋军兵败幽州，宋太宗在仓皇逃跑时脚上中了一箭。他在位二十三年，于至道三年（997年）去世，从受伤到死去，其间隔了大约十八年。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银州（皆邻夹西之地）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也可以让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绝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梁启超的这番议论在今天看来有其偏颇之处，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中国的现状和面临的严峻形势，他的这种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象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宋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核心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的保险系数高了一些。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而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是处，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的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自己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靠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憾事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此外，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郊祀用了七百余万贯，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贯，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贯，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贯。宋太祖开宝（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贯，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贯，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贯。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1056—1067）这十来年，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贯。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宋朝制度规定，出戍禁军每三年换防一次，苏轼在《定军制》一文中有“三岁而一迁”的说法。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岁岁戍更就粮”，也是夸张的说法。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似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地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皇帝他会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才志谋略，他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他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和稀泥、拾遗补缺，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根本，而只是强调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于是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享受了百余年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宋仁宗像（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与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皇帝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努力，所有措施的名义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他们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们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力。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皇帝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
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万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做长远打算，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欢天喜地，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见到了。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避讳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宋朝所谓的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那些年老的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他们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有国会的立宪国家不大相同，那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展示他们的才华，而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说宋朝的历史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1086—1097）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后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地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儿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曾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作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1041—1048）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怎样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没有留下后代，1063年便过继了堂兄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被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1065），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就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诬蔑欧阳修乱伦不耻。但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称为君子。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等人，后世也是被称为君子的。宋朝朋党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件事虽然好像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然而作为一种现象，二者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而且，在这里首先攻击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别人讥笑我离题太远，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作为附件放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士大夫中的风气就是这样的。这也就可以了解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而新法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个濮议事件而已。（附）欧阳修《濮议》：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礼》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上有关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议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实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他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实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实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接着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实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庆历三年（1043年）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实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的。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实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实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实行的，中书省要说出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理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儿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儿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但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刚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怕人知道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为朝廷说话，就会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订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礼节到这里就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实行，暂且等一等吧。”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读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通过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甚至希望皇帝因为他们的言论而治他们的罪，给他们的罪名越大，他们的名气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题目，作为奇货可居的宝贝收藏起来，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鼓动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们结为一党，那些没有见识的民众则跟风跑、随大溜，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反对他们，就骂这些人是奸邪小人，务必要把他们的口封住不能说话才满意。如果争论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气急败坏地诬蔑别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说韩琦结交太监，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搞乱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说他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说他们是奸邪之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争得恩宠，不惜伤害伦理大义和孝道；说他们千方百计、花言巧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蒙骗皇帝。然而，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地为皇帝做事，他们的行为，人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又何尝如那些人所说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说的一样，那么他们二人的罪过就不仅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无耻，这样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居心又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家的私事罢了，和天下大事无关，而且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为了沽名钓誉，发泄他们的愤懑，竟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让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两个做事的人身上。又何况王安石的变法，其事业的重大超过这件事上万倍，更不容易为民众所理解，所以一个人像狗一样狂叫就举国都跟着一起叫，就是这个道理。濮议这件事是韩琦、欧阳修所为，没有丝毫违背伦理道义的地方，虽然如此，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仍然指责他们搞乱了人伦关系，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用花言巧语欺骗皇帝。此后，有人将这些恶名再强加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区区一个濮议，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话还没说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责，被视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视为奸邪小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看呢？濮议这件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可以传达给后来的人，而王安石的熙丰新法由于他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人只见到一面之词，于是它真的是千古如长夜了，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呀！说起来，濮议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只是皇家的一件私事，而且是私事中的一件小事，说到底就是一个私人的名分问题。宋英宗当了皇帝，虽然他已经被过继给了宋仁宗，但他还想给他的亲生父亲一个名分。他对他的父亲是继续称父亲，还是称伯父呢？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无聊的问题，闹得满朝官员数年不安，演变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之争，许多大知识分子参与其间，打得你死我活，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一点的确是宋代文人的突出特点，难怪只有他们可以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来。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治平二年（1065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熙宁年间（1068—1077）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首先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的就是这个吕诲。吕诲就是最坚决反对濮议的结果，第一个向皇帝递交辞呈的人。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还有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担任朝廷执政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吕诲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人此后攻击新法，自以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也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那么濮议的时候，这些人不是也自以为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吗？然而，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又怎么样呢？
由于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而士大夫为争一时意气又如此慷慨激昂，作为执政的官员，只有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什么事都不做，尽量去迎合、讨好、取悦世上的人，或许还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点儿事情，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只能是给这些人出题目，让他们以此为奇货，就像欧阳修在濮议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担，要对百年来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法律和制度进行改革，他将天下的诽谤集于一身，看来也是很合适的。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改掉了恩荫的陋习，完善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补时弊的一两件事而已，然而已经使整个朝廷陷入了争吵和内讧。仅仅过了三个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边境去主持军事。也幸好宋仁宗对于改革并不专心，容易被流言蜚语蛊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声早就让范仲淹承担了。所以说，范仲淹不能成为王安石，而王安石成为范仲淹却是可以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必须实行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又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变法。对于王安石，我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
王安石小传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最初字损之，后来改字舜良。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第二任夫人，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生王安石。幼年的时候，王安石跟随着在韶州（宋朝的韶州，辖境相当于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做官的父亲，十六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宋朝的首都汴京（今开封）听候新的任命。十九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府（地处今天的南京市）通判官的任上。二十一岁，王安石中进士，被朝廷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也就是在扬州地方长官身边做一名幕僚，这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按照过去的制度，王安石作为进士第四名，在做了一任判官后可以向朝廷献上文章，要求考试得到馆职。馆职在京城工作，最有机会接近上层，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许多人求之不得，但王安石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要求到地方上工作。二十七岁时，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他在鄞县知县任上工作四年，任期满了以后，回到京城等待分配。第二年，王安石又被委派到舒州（今安徽潜山）去做通判。在舒州通判的任上，宰相文彦博等两次推荐他进京参加朝廷举办的馆职考试，都被他以祖母年老，家庭人口众多，生活困难为理由拒绝了。到了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已经三十四岁了，被授予集贤校理一职，这是个史馆的属官，是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他仍然力辞不就。在王安石的一再坚持下，朝廷做了让步，嘉祐元年（1056年）改任他为群牧判官，职责是检查外地的养马坊和养马监，管理国家的马匹。第二年，群牧判官的任期已满，朝廷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常州任知州。不到一年，又改任提点江东刑狱，这个官职所负责的是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廉明、称职。嘉祐三年（1058年），他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朝廷改任他为知制诰，这一年他四十一岁。治平元年（1064年，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八年——编注）王安石的母亲在京城病逝，安葬在江宁府的蒋山（南京钟山），王安石从此在江宁服丧。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在位不到四年的宋英宗去世，他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这年的三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任命他以知制诰的名义担任江宁府的长官。到了这年的九月，又授命他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就是熙宁元年（1068年），此时王安石已经四十八岁了，这年的四月，宋神宗急于见到王安石，就打破常规，诏他上殿对策。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将王安石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进入了中央的核心领导层。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的充分信任下，他终于以宰相的身份掌握了中央的执政大权。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多次上疏，请求辞去宰相的官职。神宗多次挽留不成，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同年六月，任命他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的名义出任江宁知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宋神宗下旨诏王安石进京，恢复他的相位。同年六月，又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在王安石的一再坚持下，神宗终于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一职，并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领经局。这一年他五十六岁，从此他便跨入闲居江宁这一段生命最后的旅程。自从熙宁元年（1068年）被皇帝召见，上殿对策后，他执政一共九年，从此便称病不再任职。元丰元年（1078年），他五十八岁，被特别授予开府同三司，并封为舒国公，以集禧观使的名义在江宁闲居。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改封荆国公。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由于皇帝年幼，便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授予王安石司空的名誉。第二年为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哲宗追赠他为太傅。王安石在辞去宰相职务后，又在江宁生活了九年。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又授予他文公的称号。临川基本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似乎应该是三年，宋朝有干部三年轮换的制度。不就是孙悟空做过的弼马温吗？小传过于简单，好像一个大事年表。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古代的天才和大人物一定都有他的教养。观察他的教养，便可以了解他成才立业的原因。而考察他成才立业的原因，也可以对他的教养有所了解。王安石的道德、气节、事业、文章都是一流的，像他这样的人，即使在近千年的历史中都显得非常卓越，而他在年幼时的教养一定也是非常纯正自然的。所以，我特意将他少年时代的事迹中那些可以考证的在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些。
在王安石先生的《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庆历三年（1043年），他在淮南判官任上请假回临川省亲，在返回扬州赴任之前又一次到舅舅家道别，感怀前事，心潮难平，就写了这首长诗。读了这首诗，对王安石少年时的经历就有了大致了解。诗是这样写的：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一作“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况复邱（一作“丘”）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几乎就是王安石自己讲述的二十三岁以前小传啊。他所表现出来的孝顺、友爱、纯真、忠实的天性，固然洋溢在纸墨之间，而他希望做稷、契那样人的想法更是从小立下的志向。这首诗回忆了王安石从少年时代开始随父亲宦游在外地，以及读书、应试、做官的经历，抒写了他回乡探亲的心情和看到舅舅家的变化所引起的感慨，是王安石二十三岁前人生经历的形象总结，是他以诗歌形式所作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显示出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学以致用，经邦济世，以稷契为榜样，力求有所作为的不凡抱负。王安石自幼随父亲在外地做官，到过很多地方，像江西、四川、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他都曾经居住过，这扩大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阅历。读书则主要是他的父亲在指导和安排。
王安石的学问很高深，却没有听说过他的老师是谁，应该是他靠着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学得到的。但他在学习方面互相激励的朋友还是不少，在这里，我们挑选《临川先生文集》中一些书信、序文谈论学问、抒发志向的段落，由此也可以使我们对王安石青年时代的读书、立志的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孙侔，字正之，王安石在扬州时的朋友。后来，他要随父母、兄长到温州去，临行前王安石写了这篇《送孙正之序》，相互勉励。李通叔，福建人，与王安石是府学期间的同学，王安石与他志趣十分相投，故结为好友。通叔两次科考均落第，第二次考试后，在返乡途中不慎溺水身亡，年仅二十八岁。张太傅其人不详，王安石写这封书信给他，是为了通过他向别人呈献自己的一些文章。曾子固即曾巩，子固是他的字，他是王安石的老朋友，“唐宋八大家”之一。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
他在《答史讽书》中说：“学习可以使自己充实，所学知识不是服务于国家，就是造福于百姓；不是传诵于当今，就是流传于后世。如果不幸你的所学既不能得到国家、百姓的赏识，又不能在当今或后世流传，古代的人好像也并不感到遗憾。真正了解我的不是‘天’吗？这就是《易》所说的‘知命’吧。‘命’这个东西并不仅仅关系着个人的贵贱生死，天下万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啊！孟子说，君子只是遵行法度等候命运的降临罢了。”李定，字资深，王安石的朋友和同乡，这封信写于何时已不可考。宋代学者善谈道德性命问题，王安石是推动者之一。《易·系辞上》有所谓“乐天知命”的说法，就是从个人主体方面来说的，王安石将它演绎为不单是个人的贵贱生死，还包含“万物之废兴”，极大地扩充了该题的内涵，可以启迪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联系起来考虑，其意蕴便丰富多了，价值也高得多。王令，字逢原，五岁成为孤儿，他虽生活穷困，却不慕富贵，不应科举，坚持操守。王安石在任签书淮南判官时，他曾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拜见王安石，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当时，王令二十三岁，王安石三十四岁，遂结为忘年之交。通过王安石的推荐揄扬，王令的才华渐为世人所知，王安石还将表妹嫁给了王令。不幸的是，王令才高命短，二十八岁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王安石专门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他在《送孙正之序》中指出：“君子在穷困苦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肯随波逐流，顺从时俗，不因时俗而破坏原则。所以，他在受到君王的重用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时俗，使它符合圣人之道。这是因为他在才学方面早有准备，而他的志向也早就确定了。”他在《李通叔哀辞》中说：“我的先天才华和品性都在古人之下，后天又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得不到朋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切磋，我也许只是一个走在归途中的人而已……我自从得到通叔这个朋友之后，才知道圣人的境界也是可以达到的。与李通叔交往，不仅能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启发，也能从他的为人和做事中受益匪浅。”他在《上张太傅书》中说：“我这个人很愚蠢，不了解事物的变化，唯一相信的就是古人。我听说古时候有尧和舜，他们的行为都是合乎正道，中规中矩的，讲的都是自然常理。我得到记述他们言行的书，在家闭门阅读，一点儿不知道疲倦。我的思想贯穿历史，在其中渐渐地扩展，小到没有缝隙，大到没有边际，就是要穷尽圣贤的道理啊。”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当今迷惑世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士大夫沉溺于个人的私欲，喜欢互相吹捧，不知道自我约束罢了。”他在《答李资深书》中说：“天下事物突然发生变故的情况是很多的，而古代的君子或者拒绝这种变故，或者接受这种变故，他们的态度并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并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好像就很可疑；而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后悔过。像这种人，他们怎会把世俗的诋毁和赞誉放在心上呢？而我这个人，虽然做不到像古代君子那样，然而却有这样的志向，但如果不是我们经常往来讨论这些问题，我的这些话也不会这么坦率地说出来。”他在《与王逢原书》中说：“君子对于学习一定要有胸怀天下的大志向。然而，先要搞好自身的修养，然后才能在治理别人方面有所作为。我的自身修养搞好了，而能否在治理人民方面有所作为，就要看我的志向能否得以实现。我的身体似乎是被‘命’管着的，天下的治理与否，难道就不由‘命’来决定吗？孔子说，不了解‘命’就做不了君子。又说，他的‘道’能够通行，是‘命’，不能通行，也是‘命’。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有人以为孔子的学说是为了入世做官而表现出急切的、忧心忡忡的样子。错了，它错在把孔子的学说当作了做官入世的敲门砖，像这种不了解孔子学说的人还是有的……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心思不是为了入世做官而忧心忡忡。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难道圣人忘了天下吗？我回答，这不能说是忘了天下。《易》中否卦的‘象’说，君子应该用崇尚俭朴的道德来逃避灾难，他是不能为利禄所诱惑的。其中的倒数第一阴爻又说，拔茜草应该按照它的种类来拔，占问是吉。‘象’又说，拔茅贞吉（占卜的一种方式），立志在为君主。为君主，就是不忘天下呀。不会被利禄所诱惑的人，是了解‘命’的人。我虽然心忧天下，而‘命’却未必与我的志向是一致的，我虽然很想实现理想，但能够要求‘命’和我一致吗？……孔子所以极力主张君子要了解‘命’，不要为此担忧，就是想让人知道治世和乱世都是有‘命’的，而君子入世做官不应该太马虎，这样先王的道才能够得到伸张。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明白应该了解‘命’的道理，却不能谨慎地对待进退。由此看来，他们还是不能坚守这样的道理呀。最初得到您的文章，特别珍惜您的才华。看到您衣衫不整的样子，坐下来谈话却不谈自己的穷困，离开的时候询问您的情况，您一年到头都吃不上肉，却不肯轻易地向别人出售自己。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自尊自立的人有几个呀！我认为真正了解孔子的学说又能自觉坚守这种学说的人，就是您啊。”《临川先生文集》中的言论与上面所引类似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全部抄录了，只选择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借此了解王安石一生自我完善、服务于国家的来龙去脉。他的入世依据理法，他的隐退也不违背社会通行的道义，他幼年时贫困交加，历尽磨难，但从来没有让这种情况扰乱他的心胸，他以卓越的才华自立于这个世界，把古今的学问钻研得很透彻并致力于实际应用。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以道来治理天下，使得“命”能眷顾他，让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他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等到他以臣子的身份请求辞官回家时，又能淡然处之，好像忘了世事的纷争。《礼记·中庸》曾说，只做自己职位之内的事，不做自己职位之外的事，不要因为某个职位而委曲求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从而了解到他的学问是大有来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命”的理解，而又归结为按照理法行事等候“命”的到来。所以，他平生高风亮节，特立独行，做事情总是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求。他的功名事业也被看作是他的本性要求他这样做的，并不将一丝一毫的成败得失掺杂在里面，这就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啊！
王安石坚守道义，自尊自重，并不急切地想要入世做官。但是，像他这种“玉蕴山辉”般的人物不会一直沉默的。贤明的士大夫，凡是稍微了解他的，都愿意称赞他。与他相交最早的是曾巩。曾巩在《与欧阳修书》中说：“我的朋友中有个叫王安石的，文章非常地古朴，他的行为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虽然已经获得了科举的名次，然而如今知道他的人还是很少。他非常自重，不愿被人所知。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是不常见到的，如今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平常的人成千上万，但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却是不可缺少的呀。”
而陈襄在他的推荐信中把王安石与胡瑗并举，称赞他才华与品性都非常出众，认真钻研古人的学问，他的文章和所做的工作都为人们所称道。皇祐三年（1051年），宰相文彦博也把王安石和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1056年），欧阳修又把他和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同做了推荐，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代很有影响，他严守道义，绝不苟且，自尊自重，议论通达明白，而且兼有实际的才干，没有他不能做的工作。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但他却安心在下面做微小的官吏，不肯到朝廷来任职，并不是故意做出一种恬适、不求进取的样子，而只是专心于自己职位的责任。（考异之一）《宋史·王安石传》说到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他宣扬，选拔他做了进士。今天看来这是不实之词。曾巩修书给欧阳修，其中有“王安石出使河北”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在庆历六年（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应该在庆历四年（1044年），而且曾巩的书信中已经明确说到“王安石已有科名”这样的话。很显然，王安石获得进士这个称号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宣扬和选拔。《宋史》开口就是诬蔑的话，怎么能取信于读者呢！（考异之二）《宋史·王安石传》又说，王安石本是湖北人，朝廷上没有人知道他。因为韩、吕两个家族都是大家族，他想借助这两大家族的势力，便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和吕公著结交为好朋友。这三个人都颂扬他，他的名字才开始被许多人了解。这又是不实之词。陈襄在皇祐年间（1049—1054）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已经称许他的文章和工作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而韩维这个人，文彦博是把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与王安石一起被欧阳修推荐的人。这样看来，韩、吕两家怎么能够使王安石可以倚重，而王安石又怎么会去倚重韩、吕两家呢？从皇祐至熙宁大约二十年间（1049—1067），王安石名满天下，像范仲淹、富弼、韩琦、曾巩等人，都对王安石表示赞赏，在他们的文集以及其他记载中都是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的。然而，这些情况《王安石传》全不曾涉及，就连文彦博、欧阳修推荐过他这样的事也被埋没了，却说他不过是借助韩、吕两家的势力罢了，这对诸位君子发现人才的好眼力也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诋毁一个人竟然怎样卑鄙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件事而争辩不休呢？以王安石高于当世的名望和节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反对党首领司马光仍然称赞他。而按《宋史》的记载，王安石是专为利禄的无耻小人，他们自称都是所谓知命守道的人，却用一些假话来欺骗读者，他们的做法严重地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我虽然不喜欢辩论，但又如何做得到呢？（考异之三）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很少交朋友，曾巩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而他在《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性疏放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罢了。在这方面，您一向是了解我的，数来数去，扳着指头数，也就这几个人。”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往之少是可以想见的。而民间却有王安石与周敦颐（濂溪）交涉一事，这又不能不辩白清楚。据罗景纶在《鹤林玉露》中记载，王安石年轻时，是个不可一世的人，却一直想要拜见周敦颐，三次来到周府门前，但三次遭到拒绝。王安石恨恨地说：“我自己就不能读懂六经了吗？”于是，他不再去求见周敦颐。据度正所撰《周濂溪年谱》记载：嘉祐五年（1060年）周敦颐先生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正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已经三十九岁了，号称对儒学很精通。周敦颐和他相遇，二人一连几天交谈，不分昼夜。回去以后，王安石认真思考他们交谈的内容，以至于忘了吃饭和睡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见了，一个说没见，已经自相矛盾，难道王安石年轻时就已经因怨恨而不再见他，而到了三十九岁的时候又上门去拜见他不成？如果说周敦颐最初曾三次推辞不见王安石，那么后来他又自己前往去见他吗？真是太可笑了。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考察周敦颐的年纪，不过比王安石年长五岁，如果说王安石是年轻人，那么周敦颐也应该是年轻人，即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非常想见周敦颐，而周敦颐与他一样也在求学之时，什么理由使他这样妄自尊大呢？难道是效法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吗？而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到王安石，以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一见名帖就断定这个人不能和他交谈呢？周敦颐如果这样做，他还怎么在世上做人呢？何况，按照两个人的年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相逢的机会。周敦颐于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在道州（又称道县，在今湖南省南部），天圣九年（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他随母亲到京城依靠舅舅生活，那么他在十五岁以前一直是生活在道州的。景祐四年（1037年），他母亲又去世了，安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康定元年（1040年），他二十四岁了，被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今义宁州）主簿，才开始来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幼年就随父亲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官，他在《忆昨书》中写道，“丙子从亲走京国”，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第二年，父亲担任了建昌的官吏，他就在十七岁时到了江宁（今南京）。宝元二年（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即诗中所谓“三载厌食钟山薇”。庆历二年（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到淮南做官去了，而这时周敦颐已经在两年前到了分宁，这说明二人在年轻时未曾有一天在一起，罗景纶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嘉祐四年（1059年），他三十九岁。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一年的六月解除合州（今四川合川东）签事的职务回到京城，王安石已经离开京城去了江东，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岁了。以为二人曾经在江东相遇，年份与地域都不相合，那么邢恕、度正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讲学之徒伪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想借助王安石来衬托周敦颐吧？然而，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做这种辩解，主要是看到当时那些诬蔑、诋毁王安石的人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子的事情他们也言之凿凿，好像真的一样。其他许多不可信的说法和这件事有相似之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杀，不再能看到，又不止这一件事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王安石早年屡次被朝廷征召到京城任馆职，也就是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机构的文职官员，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难、负担过重为理由拒绝赴任。不过，后来朝廷授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却没有犹豫，很快就到京城来了。世上有些学者常常就以这一点批评他本来是热衷于富贵的，以前不过是矫情，故意做出这种姿态，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时间长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位。啊，为什么不认真考察真实的情况，而学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为人制造罪名呢？王安石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在他自己看来固然很早，而且显得比较成熟，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又是他学问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拒绝担任馆职是因为馆职太小，看不起馆职，那么州县小吏就更加低贱了，为何他能安心去做呢？不仅一直安心在这些职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动谋求这样的职位。只是因为他的家较为穷困，母亲年纪也很大了，不得不为了俸禄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轻贱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安心地照顾家人。到了请他做学士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给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辞了，因为他的生活处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王安石的立身与其说像伯夷，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里悄悄地议论他，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在这里，我选择《临川先生文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说法。皇祐三年（1051年），他在《乞免就试状》中是这样写的：我的祖母年纪已大，父亲去世后尚未安葬，弟弟和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里十分穷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难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经把这种情况向别人陈述过，请求不要让我参加争取馆职的考试。这样做怠慢了朝廷的诏命，怕是有罪的，幸亏朝廷很宽容，没有太为难我，不仅不再图谋让我去京城任职，还把我看作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养祖母的焦虑。我一再推辞避让，不敢去出任地位尊贵显要的职位，说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说我淡泊名利却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县一职任期已满，等候补缺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家中老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刚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马上进京赴试，实在与我的私人计划有所妨碍。我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为怀，体察我的本意，收回让我参加馆职选拔考试的诏令，使我能圆满地做完这一次外任。
这是他初次拒绝朝廷的诏令，因为文彦博在推荐他的时候称赞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就试状》中特意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因为家中确有具体困难，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在此之前，庆历七年（1047年），他写了《上相府书》。在此之后，至和元年（1054年），他又写了《辞集贤校理状》两篇；嘉祐元年（1056年）写了《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1057年）写了《上曾参政书》；嘉祐三年（1058年）写了《上富相公书》，其中的措辞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孝顺、友爱的感情，并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惭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做法视为矫情，怎么喜欢诬蔑别人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他喜欢担任地方官吏也是万不得已，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我不考虑一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只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唯一的精神信仰，使不能令人满意的品性在孔子这里得到纠正而已。在外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里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贫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摘自《答王该秘校书》）我常常觉得，如今出来做官都是道义得不到伸张而个人得到了发展，我看这里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出来做官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不出来做官又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其道义就更得不到伸张了，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我曾写过《进说》一文，以此来鼓励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满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摘自《答张几书》）
由此看来，像伊尹那样，先在有莘国的田野里耕种，后被成汤重用，并辅佐成汤灭了夏朝，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这种程度，他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责已经够多了，而后来的人仍然在私下里议论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粮仓的小吏，就希望进出的数字都是对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长得都很壮实。王安石也是这样，虽然他心里并不想担任这个差使，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忠于职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得过且过，这正是他的学问不欺骗人的道理。王安石担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显示出他治理地方的能力。这在他担任鄞县知县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安石传》称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农田水利状况，防止当地水旱灾害；他还把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后偿还，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仅使县仓里的陈粮得以换成新粮，还能方便农民，不使他们遭受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搞的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这只是在这个县里小试了一把。在《临川先生文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县时的一些政绩，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陈九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写道：“王安石曾经担任过鄞县知县，被称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后还受到当地人的奉祀，在庙中享受祭飨，老百姓至今把他视为神明。”数百年过去了，他在民间的影响仍然没有终止，可见他在道德修养和治理手段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欢做事的人，不是喜欢表白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两段看一看，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说：我曾经讲过，如今造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是开支没有节制，不知道如何开发财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一家一户的富足有赖于国家的富足，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的富足，而要想使得天下富足，只有靠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比如一个家庭，当家的人并不替他的儿子谋求财富，但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儿子自然就能学会生财致富，父亲还有什么需求不能获得呢？如今关起门来跟儿子做买卖，门外的财富一点儿也进不来，虽然把儿子的钱全弄过来了，可财富仍然没有增加。现在这些年，谈论财政的言论虽说都很不错，但都不过是国家索取天下财富的方法罢了，这就像父亲与儿子关起门来做买卖一样，这正是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啊！
啊，这样的道理怎么与当今之世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这么吻合，这么一致呢？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具体就体现在这里。然而，后世有人竟把他当作专门为朝廷敛财的官员看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与王安石的精神正相反呢？《临川先生文集》中还有《议茶法》一文，讨论榷茶法应当废除的理由；又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文，指出由官方垄断食盐买卖是不可行的。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管理财政的专家也是应当采纳的。但是，有些学者却把他当作桑弘羊、孔仅的同类而加以批评。
王安石有几首诗也谈到他在理财方面的意见，如今也记录在这里：《发廪》：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兼并》：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寓言》：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上面《发廪》《兼并》两首诗所主张的理想社会大概有些接近于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这种主张是否可行，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而他这首《寓言》所描写的正是后面所要实行的青苗、均输诸法的根据。
他还有《省兵》一首诗：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于当时军队建设的一些意见，后来他主持朝廷大政，实行改革，这些都一一实行，正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他在《材论》一文中说：天下所忧虑的事不是怕人才不够多，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希望他们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做事，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让他们做事。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繁荣；失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并遭受屈辱。但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也不希望他们出来做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存在着三种偏见，其中最严重的偏见是觉得自己处在很高的地位，完全可以排除凌辱，断绝危害，一辈子不会遇到重大灾祸，人才的得失也与国家的治乱不相干，所以就随意放纵自己，结果陷入了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是一种偏见。另有人或者认为，我有高官厚禄，足以吸引天下有才能的人，他们的荣辱祸福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可以傲视天下的人才，而他们也必然会归向于我，结果也会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又是一种偏见。还有人不讲究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以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结果也只有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也是一种偏见。这三种偏见对国家的危害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用心并不坏，还可以讨论他的这种偏见的由来的，是那种认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的看法。这种人的心思大概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了解这些人才的情况罢了。况且，那些有才能的人外表和其他人能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他们遇到事情可以妥善地把事情办好，出谋划策并明辨利害，治理国家能够使国家安定繁荣，这是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如果不能精细地考察他们，慎重地使用他们，那么即使他们有皋、夔、稷、契那样的才智，仍然不能让他们区别于其他的人，何况那些才智还不如他们的人呢？世上那些存有偏见的人说：“有些人身上藏着特殊的才能，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因此没有具有真才实学而不被人发现这样的事。”说这种话的人只看见放在口袋里的锥子，却没有看见圈在马棚里的马。好马、劣马混杂在一起，饮水吃草，嘶叫踢咬，想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难的。如果让好马拉重车，跑平坦的路，不用多鞭策，也不用赶车的人多操心，只要一拉缰绳，上千里的路程很快便赶到了。而这个时候即使让几匹劣马并驾齐驱，即使轮子跑歪了，缰绳勒断了，马的筋骨也累伤了，昼夜不停地追赶，也还是远远地落在好马的后面。这样一来，就分出好马与劣马来了。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并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寻求人才、考察人才。考察人才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适合于自己才能的工作。南越的长箭用百炼的精钢做箭头，用秋鹗的羽毛做箭尾，如果把它放在强弩之上，拉满弦，可以发射到千步之外，虽然有十分凶悍的像野牛似的野兽，也会立刻穿身而过被射死。这是天下最锐利的武器，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法宝。然而，如果用它来随便敲打，那么它和枯朽的棍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此可见，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当，也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便仔细、慎重地衡量人才的能力再加以使用，使他们的才能，无论大小、长短、强弱都能尽量得到发挥，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那些愚昧浅陋的人也能够尽其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更何况那些德才兼备、智力高超的人呢？啊，后世那些在位的人君尚未明白这个道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就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是没有动过脑筋认真思考。有人问，古代对于人才都说是培养教育出来的，而你只强调人才的搜寻和使用，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回答：“在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之时，只能先索求天下的人才来使用；如果能够使用天下的人才，那么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度；恢复了先王的法度，那么即使是天下的小事，也没有不像先王时代那样去做的了，何况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论寻求和使用人才的道理啊。
这是王安石在其政论中对人才问题的论述。
以上所录只是王安石平生所怀抱的理想的一部分，然而他后来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在这里已经浮现出来了。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后来回京述职，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综论天下大事，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这篇言事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后世那些有志于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大概没有人不曾读过王安石的这篇万言书。如今我避讳习俗的看法，把他这篇万言书全部引录在这里，并做一点儿简单的注疏和解释，以备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参考。提点刑狱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是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之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而且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都能廉明、称职等，类似于今天监察部门的工作。江东刑狱的治所设在饶州（今江西鄱阳）。我才德浅薄，蒙受皇帝的恩典，当上了一路的提点官，现在又蒙恩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在外工作的情况向皇上做一汇报。我有点儿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称职，竟敢根据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敬请皇上详加考虑，选择其中比较适合的加以实施，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私下里观察，皇上有恭敬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处理政务，没有一天松懈过，对歌舞、美色、游猎、玩物一类嗜好一点儿也没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百姓，爱惜物力，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还能秉公选拔有声望的人才来辅佐朝廷，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人中伤就怀疑他们。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按说这样应该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则不能不担心外族的侵扰，国家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会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的弊病就在于人们不了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如今，朝廷立法很严，政令齐备，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为什么我还认为没有法令制度呢？因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国君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没有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按照孟子的说法，比较今天的现状，问题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先王的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恢复先王时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不过，我所说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们的理念罢了。二帝三王其间相差千年有余，从治到乱，从乱到治，其中的兴盛和衰乱都经历过，人们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有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也并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理念、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罢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则我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就不至于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举国哗然，而实际上已经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针了。
梁按：当今这个时代谈论政治的人一定要说依法治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舍去法制还能够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儒家学者讳言这一点，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现成法度来美化自己。他们所说的祖宗成法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承袭前代的旧制度罢了。而这个前代又承袭更为前代的旧制度，数千年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因陋就简，每况愈下。那些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人不过是就现有的法律、制度做一点儿考察，使其名实相符罢了。更好一点儿的也只是弥补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个提倡变法的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协调，一定要改弦更张，才能继续演奏啊。”既然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会发现，他的所谓改革只是改正朔和变换衣服的颜色。这些细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够变法革新的人。而且，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这里，在此也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更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作为。能将制定法律、制度作为自己的职责毅然承担起来的人大概都是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他们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也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的统治而设立的，那么从数千年皇权统治的经验来看，它们其实已经很完备了，它们不必改弦更张也能维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说了，秦汉以后，能够真正了解国家的性质并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只有一个王安石啊。他对国家的担忧是非常真诚的，对国家的停滞不前、不能进步，国民的贫穷孱弱、疲惫困顿，真是痛心疾首，反复探讨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黄河源头的人一定要到达星宿海一样。所以他敢用这样一句话来下断语：“问题就在于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是啊，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也许，有些论者以为，王安石既然称颂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个把传统理想化的保守派，对当代的事物并不了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说过吗？所谓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们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非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则。事实上，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想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造成举国哗然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竟然出现了，这不是王安石的过错。计算一年和一月从何时开始的方法称为改正朔。尽管如此，根据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俭朴的美德，也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对待人民的仁慈和对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了解先王的理念，那么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却认为，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在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国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观察过在朝廷任职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说明有人才被冷落、被埋没在下面，却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我又到民间去寻找，却也没见到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如今在官位上的这些人很少是人才，这从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办的，哪些事是可以缓办的，而且能够把境内的民众管理好，办好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没有才能，做事敷衍、随便，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能够讲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人大概在整个辖区之内也找不到一个。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尽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员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实，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总是借机以售其奸，为个人捞取好处，骚扰百姓。所以我要说，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间也不见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匮乏，那么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国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当中也有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但是九州这么广大，四海这么辽阔，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这是一定办不到的。孟子说：“只有法律还不行，它自己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他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可见，当今之世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中选拔，执政的官员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再看看时机是否成熟，选择那些老百姓最感觉痛苦的地方来改革更新国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的捕猎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诗经·大雅·棫朴》篇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的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没有哪个人才不是君主造就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引申和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王安石的这番言论，他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如果说到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他那个程度了。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全部从他们的都城到乡村都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被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有人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的生活宽裕，同时用礼法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人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其耕田的收入。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们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这叫作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时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王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此为王安石概括之语，非《礼记》原文——编注）《尚书·酒诰》中记载，“假如有人来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就该一个不漏地捆绑了送到周都，我定他们死罪。”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些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不仅仅是禁令严厉和管理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要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礼法。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选拔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是从地方、从各级学校中选拔，让众人推荐他们认为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写成推荐信告知上级，上级考察后，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则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来任命官职。而且，考察一个人不能只靠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也不能只听一个人私下里的看法。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要看他怎么做，要想了解他的才能，就要听他怎么说，对他的言行都有所了解后，还要让他试着做些事。所谓考察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即使是古代的尧选拔舜，也不过是这样，又何况尧舜之后的人们呢？实际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官职、百姓如此众多，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拥有天下的人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地去考察，又不能委托一个人在一两天之内用考试的办法考察人才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取舍。大概我已经能够了解一个人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才能，便委任他很高的官职，并让他选取同类的人，长期使用，从中进行考察，发现有才能的人就报告给上级，然后按照等级秩序授予他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针。任用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并不相同，他们被任命的职位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分，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让懂得种田的人去管理农业，让懂得工艺制作的人去管理手工业，其中品德深厚且才能很高的，就被任命为主管的官员，品德、才能都比较一般的被任命为副手，辅佐主管的官员。先王又考虑到，一个人任职的时间长了，上级就能熟悉他，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能服从他，并接受他的指导，优秀的人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居心不良的人缺点也可以暴露出来，所以，长期使他担任一个职务，并对他的工作进行考核。这样一来，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工作，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功劳也显露不出来。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汉虽然想蒙混于一时，但也要顾虑到最后事情败露会受处分。这样，他们还敢不努力吗？至于那些没有本事的人，他们自然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任职做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不可以侥幸避免的。他们既然不敢冒险，知道主动辞职，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巴结奉承、争着向上爬的人呢？选拔已很谨慎，任用也很得当，工作时间又长，对他们又很信任，不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朝廷做事，古代的尧、舜能够管理好百官，办好政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尚书·尧典》上说：“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则提拔一批优秀的人，罢免一批不称职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在尧和舜的时代，他们罢免的人我们是听说过的，就是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吧。他们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职务没有改变过，只是提升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针。既然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方针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真诚恳切地实行这套方针，这样一来，那些被任用的官员不被怀疑，而国家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了。
梁按：王安石谈到的教育应当兴办，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应当持久，稍微了解政治体制的人大概都是没有异议的，也不用进一步地阐释。只有他说到用法律来惩罚官员，引述了用严酷的刑罚惩治微小的过错一条，则有人担心他用了法家的“申商之术”，显得操之过急，也和政治的原理有很大差别。当然，国家对于人民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它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不仅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即使立宪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就不要发布这样的政令，既然发布了政令，又可以不实行，就是对国家神圣权力的亵渎。后来，元祐年间（1086—1094）的那些君子因为阻挠新法的实行而被发配、流放、降职、免官，他们将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他也曾考虑采用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办法，管仲曾说：“使政令有所亏欠的人，死罪；使政令有所增加的人，死罪；不按照政令做事的人，死罪；滞留政令的人，死罪；不服从政令的人，死罪。”王安石后来之所以失败，正是因对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这本书上说过的方法。现在各个州县虽然都有学校，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并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掌管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太学才设置了负责教育的官员，但也没有经过严格挑选，朝廷所必需的礼、乐、刑、政方面的知识并没有被列入教学内容；老师对此也漠不关心，以为这些都是各有关部门的事，不是自己必须知道的。老师所讲的不过是儒家经典的篇章、句子而已。老师讲授经典的篇章句子，本来不是古代老师授课的方法，近年来，才有人教学生写这种用来应付考试的文章。这种为应付考试而做的文章，没有连年累月的死记硬背是不能掌握的。但是，等到他们能把这种文章写得很漂亮时，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国家，从小的方面说，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所以，虽然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头发都白了，经年累月按照老师教的去做，一旦派他从政，他则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现行的教育方法不能将人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也就罢了，反而让他困顿，并摧残、败坏他，使他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人才，要专一才能成功，学得太杂了就容易混乱，所以先王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的特点，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把读书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而不看别的事物，怕的是其他事物影响他的专业。对于读书人，不使他们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专心学习先王的思想理念，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凡不符合先王道理的都要排除，使得谁也不敢去学习它。当今学生最应该学的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学问，如今却把有用的学问放在一边不教，只教应付考试的文章，耗费他们的光阴和精力，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的事情，等到他们做官时，又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抛掷一边，而拿国家大事来责成他们。古人用全部精力和时间专心于国家大事，尚且有能办到的和不能办到的，如今却要他们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无用的知识，等到他们被委任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又突然用国家大事来为难他们，难怪能够胜任职务而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少啊。所以我说，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把人培养成为人才，而且还增加他们的困难，摧残、败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啊。
梁按：后代论说的人有的以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因而拿这件事来责怪他，为什么他们对王安石的诬蔑这样肆无忌惮呢？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必须靠学校，他的话说得多明白啊，他在执政之初并没有废除科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学校尚不普及，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罢了。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论述。现在的教育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先王的时候，士子要学习的知识包括文武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士子的才华有些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一般的官吏。他们的才华有大有小，官职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但对于军事，则不论他的才华大小，没有不学习的人。所以，才华大的平日可以出任中央六部的官职，派出去就能做国家军队的将领。才能小一点儿的就领导地方军队（比、闾、族、党），也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所以，把保卫边疆或守卫宫廷的重任都交给正直的读书人，小人就得不到这样的职位。现在的读书人却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负责文职事务而已，至于保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则推给军人去承担，而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奸邪、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们的才能和品性能够在一乡之中站住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肯离开亲人去当兵的。保卫边疆、保卫宫廷，这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君王对此应该表现得很慎重。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都把射箭、驾车当作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技能，就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才决定教还是不教，如果他的条件不合适也不勉强。至于射箭，那是男子的本分，如果生来就有疾病也就罢了，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期间，固然要经常练习射箭，有迎宾送客的应酬之事要表演射箭，有祭祀之事要表演射箭，要区别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与另一个人是否相当，也要通过比箭来决定。有关礼乐的事，没有不包括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意义也都寄托在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系辞下》指出：“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难道先王只是把射箭当作应该学习的打躬作揖的礼节吗？事实上，射箭是军人应做之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手段。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就可以用它去抗击敌人。士子既然早晚都练习射箭，而且射得好的人很多，那么，承担守卫边疆、守卫宫廷重任的人就可以从中挑选了。士子曾经学习过先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品行操守也曾为乡里之人所推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把守卫边疆、守卫宫廷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把兵器交给他们，而国家内外都平安无事的原因。今天却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君王应当特别慎重地来挑选人才的大事，交给了那些奸邪、凶悍、无赖之人，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是乡里之人不能认可的。所以，现在常常担心边疆的安全，不知道守卫宫廷的军队能不能使这里平安无事，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守卫边疆、守卫宫廷的军队靠不住呢？但是，在我看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人，于是不得不靠招募士兵去打仗，怎么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呢？由于不能严格培养，挑选的时候标准又不高，所以士子们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人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这样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教育方针不符合先王思想的缘故啊。
梁按：这是王安石所主张的“全民皆兵主义”，当今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各国没有不通过这种办法达到强国目标的。然而，我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在王安石之前与王安石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认识到，要引导国民崇尚军事，一定要重视学校教育，这与当今之世的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是多么吻合呀。中国轻贱军人已经很久了，特别是宋代以来就更加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要想让军人不被轻贱，就像要到燕这个地方去却驾车往南走一样。王安石说到的那种现象，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交给那些品行和操守都不被乡里认可的奸邪、凶悍、无赖之人，天下的士子却以手执兵器为耻，这种情况，今天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如果世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现在规定的俸禄一般都很低。如果不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家里吃饭的人口稍微多一些的，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得些收入才能够养活这些人的。至于在下面州、县工作的官吏，一个月的收入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只有四五千钱，再把候差、候调、候缺的时间算在一起，六七年间只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算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多的实际上不到四五千，少的只有三四千罢了。这点儿钱，即使是个仆役也会感到很窘迫的，何况他们平日的生活以及婚丧嫁娶等开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些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人，虽然穷困，也还不失为君子；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下的人虽然生活安定，但仍然是小人；只有社会地位居于中等的这些人不一样，生活穷困时他们做小人，生活安定时他们做君子。在天下所有的士人中，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和中等以下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穷困时做小人，安泰时做君子，这样的人却到处都是。先王认为，治理众人不能用力量压服，所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能以自己为标准，而应以中等阶层的人可以接受为标准，按照他们的愿望，因势利导，只要中等阶层的人能够遵守，那么先王的意志就可以推行到整个国家，并且延续到后代。凭借如今俸禄的标准，希望士大夫不做有损廉耻的事，大概中等阶层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做了大官的人往往互相收受贿赂，追求金钱，背上了贪污的坏名声；而那些小官吏则生意买卖，索取财物，无所不为。士大夫既然不顾廉耻，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他们也就偷懒怠惰，得过且过，愤发图强的心思就更没有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本职工作怎么能不松懈，治理国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更何况，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侵害百姓的事往往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我所说的没能使他们生活宽裕的后果。现在，婚丧嫁娶和供养父母所需的服饰、食物以及各种物品都没有礼制法度来加以限制，而社会上一般人都以奢侈为光荣，以节俭为耻辱，只要他们具备财力，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官府既然不加以禁止，而人们又以此为荣耀，那么如果人们的财力不足，不能跟上这种社会风气，到举办婚事、丧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得罪那些族人和亲戚，被认为是不体面。所以，有钱人家尽量铺张而不知道停止，穷困之人则勉强凑合去迎合这种风气，这就是士大夫被弄得困难重重、失去廉耻之心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我说的不能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今皇帝亲自厉行节约，做天下的表率，这是在您左右的近臣权贵亲眼见到的。然而，他们在家里依然是奢侈无度，这些人做了皇上不喜欢的事，违背了皇上对天下的教导，其中有些人是很过分的，但也没听说朝廷对他们有什么惩罚，来警示天下的人。从前，周朝的人聚在一起饮酒，曾有人被捉住杀头，以为酒喝多了就会产生祸害，使许多人死亡，这才加以严格禁止，不让祸害由此产生。这样做了以后，他的刑罚虽然非常简单，但犯罪以致招来灾祸被处死的人却非常少。
如今朝廷的法律特别严厉的只在惩戒贪官污吏这方面。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却轻视对奢侈腐化的立法，这就是所谓抓住次要的东西而放松了根本的问题。然而，社会上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现在官吏过多，国家的财富已经无法供给，这种议论也是不通情理的。现在的官员数量的确很庞大，然而和前代官员的数量相比大概还算是少的，而且俸禄又那么低，可见，国家经费不足应当是另有原因，官吏的俸禄难道值得计较吗？我固然没有学过管理财政，但历代理财的大概情况我还是知道的。这就是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财富不够用而成为国家的大问题的，问题在于理财的方针不正确。如今天下没有战乱，老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在尽力创造财富，为什么公家和私家都把穷困作为问题而因此大伤脑筋呢？恐怕就是因为理财不得其法，而有关部门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来变通处理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财方面按照正确的方针去办，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理，那么我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的薪俸是不会让朝廷因经费不足而伤脑筋的。
梁按：孔子说过，用很高的俸禄鼓励士人做官，后世那些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件紧迫的事。然而这里也有困难，第一就是增加官吏的俸禄，要考虑经费不足这个大问题，王安石已经为此进行了辩解。他对财政问题的看法在此次上疏中尚未谈到，但他所说的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其理财原则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其官员的俸禄都不会超过国家每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如果理财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百分之三四按照比例而增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理财的方针不正确，那么即使从这百分之三四中裁减一部分，又怎能缓解苏司农（苏辙）的财政困难呢？王安石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不会使国家财政受到伤害，这是真正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俸禄增加仍然不能制止人的贪婪，那些大开贿赂之门、把官场搞得一团糟的人不是俸禄很低的人，而是那些享受高官厚禄的人。这种说法放在今天的军机大臣、各省督抚身上是可信的，放在那些享受优厚肥差的官员身上也是可信的，我似乎不能提出任何质疑。尽管如此，如果仅仅给他优厚的俸禄，而不能在这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和检查，那么就真像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了。所以，王安石在增加他的财富之后，又说了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用刑律来惩戒他们。然而，就算有法度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检查，但他们的粮库里没有可以赡养家人的粮食，法度也就成了一纸虚文。看来，有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和意愿，一定还要有另外的好办法、好意愿来配合，双方相互依赖、相互维护，如果是粗疏草率、不成体统，虽然像锦绣一样美丽，也不过像天吴（中国古代的水神）一样罢了。从最近这些年我国增加了一部分官员的俸禄来看，则并非只是让朝廷增加了开支，而且鼓励人们去追逐名利，使得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读书人的品性为物质利益所蒙蔽，一天比一天厉害。然而，难道是王安石说错了吗？
梁又按：对奢侈浮靡风气的惩戒，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说法。而近代以来，有人看到如今的欧美各国奢侈浮靡的风气更加严重，而且他们的国家与民众都很富裕，于是有人就认为，奢侈未必不是好事。哈，这是多么荒谬啊。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一定要使它像母亲那样富足，然后它的民众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增值。而奢侈的风气只能消耗它的财富，使得它不能像母亲那样。所以，奢侈其实是亡国之道。今天的欧美各国是因为富裕才开始奢侈，不是因为奢侈而导致富裕。然而，已经有了像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这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今日欧美各国的大患，它将来是否会造成社会的分裂，我们还不知道，但如今稍微有些知识的人没有不心怀忧虑的，为什么还要说“奢侈不是问题”呢？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要用立法来惩戒奢侈，这个意见固然是不能实行的，但是他的想法还是有可以采用之处的。当前的法令既严格又完备，所以用它来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非常严密了。然而，在尽量以道理、技艺教育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接受教育的刑律来管束他们吗？在用制度来约束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遵守制度的刑律来惩戒他们吗？在任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同时，有针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刑律来制裁他们吗？如果不是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就不能以不接受教育来处罚他们；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能以不遵守制度来惩戒他们；没有先给他们官职，就不能以工作不负责任责备他们。这三件事是先王礼法中最急迫的，现在却实行不了，而那些小是小非并没有妨碍对国家的治理，却大施禁令，而且经常改动，每月每年都有变化，那些官吏甚至都记不住，又怎么能够使人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就是法令不能被人尊重，无法实行，而小人却可以侥幸逃避，免于被处罚，君子则躲也躲不过，不幸而触犯的情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用刑律来制裁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与先王的做法不一样啊。
梁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称为好的政治吗？我不敢这么说。然而，近代以来，自从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用它来治理普鲁士，实行之后大见成效，俾斯麦就跟在他的后面，将这种制度推行到德意志，也很见效，各国开始渐渐地羡慕他们。而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舍去官僚之后就没有政治了。官僚政治存在这么多问题，难道它就绝对不可以信任了吗？施泰因治理普鲁士，为什么要训练、督责他的官僚呢？就像将帅训练、督责他的校官和士卒一样。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造成整齐、严肃的气象，从而收到指挥下属像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的效果，而整齐、严肃正是官僚政治的特长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定要有手段和方法，王安石对此是非常了解的。就如今天考公务员，得高分的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吗？现在选拔人才，首先，把那些记忆力强、读书较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的人称为特殊的人才、社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人就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了；其次，记忆力不一定很强，读书不一定很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而且学过一些诗赋的人就称为进士，进士中比较拔尖的人也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可见，通过这两种方式选拔上来的人并不能胜任公卿的职位，这是不需要讨论就非常清楚的。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说，我们历来都用这种方法选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够胜任公卿职位的人也往往是从这些人里选拔出来的，不一定非要按照古代选拔人才的办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这种说法也是不明事理的。先王那个时代，官员用尽各种选拔人才的办法，却仍然担心社会上的人才得不到任用，而让那些不正派的人混到朝廷里来。如今完全废除了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驱使天下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去参加贤良、进士这两科的考试。当然，有才能、可以做公卿的最好去考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有时也可以得到能够做公卿的人才。然而，那些不正派的人如果懂得一些写作应考文章的雕虫小技，也可以由此进入公卿的行列。相反，那些真正有才华可以为公卿的人却可能被那些毫无用处的学问纠缠一生，郁郁不得志而屈死在深山荒野，这样的人十个有八九个是这种下场。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他们慎重选择的也只是公卿罢了。公卿已经得到了称职的人，就可以依靠他们推举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朝廷来做事，这样，政府的各个部门就都能得到很称职的人了。今天，如果让那些不正派的人侥幸做了公卿，他们则呼朋引类聚集到朝廷中来，这就是朝廷里有很多不正派的人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贤明的人，但他们往往苦于得不到帮助，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呀。而且，公卿中不正派的人，既然会呼朋引类到朝廷中来，那么朝廷中不正派的人也会呼朋引类充当派往四方的专使，而四方的专使又会各自呼朋引类去管理地方州郡。这样一来，即使政府规定了官吏犯罪，推荐的人要连坐负责，但怎能靠得住呢？恰好被这些不正派的人利用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这些考试科目，朝廷早已深感忧虑，认为它们对国家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改为只要求应试的人稍懂一点儿儒家经典的意义。然而，只会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录取的人才也不见得就比以前的要好些。如今朝廷又开设了明经一科，用于选拔人才。希望能吸收那些研究古代经典中治国办法的人才。但是，明经科考试录取的人也还是那些能背诵儒家经典，稍微通晓文章词句的人，那些精通先王治国的思想理念而且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人却未必可以当选。再有就是那些靠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学校没有用道理和技艺培养他们，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考察他们的才能，父兄又不对他们的行为和品德负责任。可是，朝廷动辄把官职授予他们，让他们负责一些政事。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曾列举商纣王的罪状，说他“凭家世任用官吏”。凭家世任用官吏，却不管他们的才能是否能够胜任，这正是商纣王灭亡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再说说流品之外的人。朝廷本来把他们排除在正人君子之外了，并且限制他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可是却又把治理州县的权力授予他们，让他们管理一方的百姓，难道这就是有人说的用正派的人治理不正派的人吗？根据我在外任职时见到的情况，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来自流品之外的人并不少见，可以让他做点儿事的，十个中怕是找不到两三个，大多数倒要防备他们做坏事呢。在古代，对于读书人，只有正派与不正派的区别，而没有流品的不同，所以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曾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做公卿。到了后代，才有了流品的区别，凡是被列入九品以外的人，他们即使想要有所成就，也已经将自己置于廉耻之外，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志气了。由于近来社会风气萎靡不振，虽然是士大夫，形势对他们追求进步很有利，而且朝廷也在物质、精神上奖励过他们，可是到了晚年失意的时候，往往还是晚节不保，做了坏事。何况那些平素就没有超过别人的志气，而且早已被朝廷排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之心的人呢？他们一旦做了官，就要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至于那些对边疆大臣、宫廷卫士的选拔，我已经说过它的问题了。所有这些都说明选拔人才的方针是不符合先王的道理的。
梁按：王安石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坚决反对者，读了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才知道他为什么不主张科举取士。后来，科举取士用经义来取代诗赋，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熙宁初上《乞改科条制札子》，指出：“古代选拔士子都是依靠学校，所以思想和道德统一于上，风俗习惯形成于下，它所培养的人才都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自从先王竭泽而渔式地选拔人才，教育、培养的方法又失去了根据，士子之中虽然有很好的人才，却少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的造就，这是许多人担心的局面。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革除科举取士的弊端，却担心不能依照顺序逐渐地觉悟。首先应该终止以声病和对偶为特征的诗赋写作的考试，使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学经典的意义，并等待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以来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这种方法。”把这两篇文章合起来读，王安石的主张、见解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后世有些人动辄将八股文毒害天下的罪名强加于王安石的头上，为什么这样诬蔑他呢？现在有的干部政策，又何止论资排辈？还要排出身，排跟过谁，排门路的高低，排是哪条线上的，不一而足，就是不看能力和品行。王安石一直在说先王如何，他是借先王批评当下，先王成为一种理念、一个标杆，用以衡量当下的问题。今天我们再读王安石亦应如是，不必纠缠细节，直接把握核心。现在，选拔人才已经不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了，至于任用人才，又不问他的德行是否合适，只问他出来做官的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而只论他担任过什么职位。因文学考取的，却派他管理财政；已经任命他管理财政的，又调他去主管刑狱；已经派他主管刑狱了，又调他去掌管礼仪。这样一来，一个人就要具备百官应有的才能，而造就这样的人才是很难的。要求一个人做他难以做到的事，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既然很少有人能做到，人们也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努力去做了。所以，派一个人去掌管礼仪，他从不为不懂礼仪而担忧，因为如今掌管礼仪的人都是不曾学过礼仪的。派他去主管刑狱，他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懂刑律而感到可耻，因为现在主管刑狱的人都是不曾学过刑律的。现在，天下的人也逐渐接受了忽视教育的现象，适应了固有的习惯和风俗，看到朝廷任用的官吏，如果不是按照资历任用的，就纷纷议论和讥笑他；至于任命的职位和这个人的能力是否相称，却从未有人提出过非议。而且，这些官吏经常被调动，不能长期担任一个职位，这就使得上级不能熟悉、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不肯服从他的领导，贤能的人还来不及做出成绩就被调走了，不正派的人也不能充分暴露他的缺点和毛病。至于那些迎接新官、欢送旧任的劳顿，与文书、案卷绝缘的弊病，只是其中很小的害处，也就不用细说了。一般说来，设置一个官员就应该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时间久一些，特别是那些任职的地方比较远、职位比较重要的岗位，更应该这样做，然后才能要求他们有所作为。而现在他们根本不能在一个地方干很久，往往到任没有几天就被调动了。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因此我知道当今在位的官员有许多是不称职的，如果稍微给他们一些权力，而不用律法来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放肆得无所不为。这样看来，现任的官吏不称职，却要凭借律法进行治理，从古到今，没有这样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即使现任官吏都是称职的，如果都要靠律法来约束，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古到今，想要治理好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那么即使有贤能的人担任了官职，但他们同那些不正派而又无能的人比起来，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朝廷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道德情操高尚又有工作能力，能够胜任某个职务，但如果他的资历比较浅，排不上队，仍然不能任用和提拔他。即使把他提拔上来，也会有很多人不服气。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本事又不正派，但如果他没有出错，也没有被当事人揭发，则不敢根据他的不能胜任就撤他的职。就算是撤了他的职，人们也会表现出不服气。他确实是个不正派又没有本事的人，大家为什么还会不服气呢？就是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担任这个职务，与不正派又没有任何本事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在做事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我在前面说过，不能只管任用官员，给他们工作，却没有刑律来处罚那些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其中只要有一项不合乎先王的道理就足以伤害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个方面都执行得很不够呢，因此在职的官吏中，没有才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贪婪卑鄙的人多到不可胜数，而乡村里弄之中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就不奇怪了。《诗经·小雅·小旻》中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梁按：他的这番言论为什么与今日官僚社会的情形一点儿差别也没有呢？过去，西方读者有人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见到了他绘制的罗盘针的图形，说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被欧洲人拿了过去，现在它的样式已经比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精美百倍。然而，在发明它的地方，经过了数百年，对它的改良却不知道有哪些。你在中国旅游碰巧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看上去和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没有什么区别，也就神情沮丧地默然而退了。我看今天的政治，则不能不对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发一些感慨。担任官吏的人才不足，而民间也缺少可用的人才，难道施行先王的政策也得不到吗？哪里有能够将国家托付给他的人？哪里有能够委任他守卫边疆的人？皇上不能总想靠老天的恩赐，竟没有一日的担忧啊。汉朝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一天起事，他所在的郡国竟没有人发现他的阴谋。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他所到达的地方没有官吏敢与他对抗。汉朝、唐朝为什么灭亡了呢？灾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已经要灭亡了，国家由盛转衰，进入五代时期，军人当权，有道德操守的人都躲了起来，不和外人相见，官场上也不再有懂得君臣大义、上下礼仪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大概就比下棋还容易了。但是，老百姓血流成河，侥幸没有死在荒野中的人是很少的。一个国家缺少人才，造成的危害大概就是这样。如今这些公卿大夫、政府高官，没有一个肯为皇上的千秋万代考虑，也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私下里常常感到困惑。当初，晋武帝只图眼前的快乐而不为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当他在位的时候，那些执政的官员也总是迎合奉承，以使自己能够苟且地生活下去，而社会风气却日渐败坏。抛弃了礼义廉耻，不讲法律制度，君臣上下都丧失了道德底线，但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有眼光、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国家将来一定会发生动乱的。后来，中国大地果然陷入了战乱，被外族分裂了两百多年。我想，太祖、太宗、真宗皇帝把帝位传给皇上，就是想着能代代相传，使老百姓永远受到皇恩的庇护。我希望皇上能以汉唐五代的战乱以致灭亡作为镜子，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酿成的大祸，明令各位大臣研究怎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力图符合当前形势的变化，而不辜负祖宗的愿望。这样，国家的人才就用不完了。有用不完的人才，那么皇上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
梁按：文章真切直白、沉着痛快，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正当举国沉醉于天下太平的氛围中的时候，这一番话说得真是毫无顾忌，虽然前有贾生痛哭流涕，难道就超过王安石了吗？可惜宋仁宗没有醒悟啊！如果对造就人才的大计能够进行预先的谋划，做到心中有数，并逐步推行，那么为国家造就人才也是很容易的。我开始读《孟子》的时候，看到孟子说王政是容易推行的，心里以为真是这样。后来看到他与慎子讨论齐国和鲁国的土地问题，孟子以为先王分封诸侯各国，一般不超过百里，当时如果有王者出现，就会按照制度，凡是诸侯王先有的封地达到一千里或五百里的，都要将它削减到几十里或一百里才罢休。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很精英，他的仁德和才智足以统一天下，但怎能不通过战争、不动用军队，就能使几百里或上千里的强国一下子削减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时代的诸侯王一样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王把受封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由朝廷亲自决定他们的爵位和名号，分别直属于中央，于是诸侯王的子弟都得到了土地，从而使得势力强大、封地广阔的诸侯终于因为土地的分封而变得弱小了。这才使我懂得了，只要能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那么大的诸侯国可以使它缩小，强国也可以使它削弱，而不至于使国家发生震惊、动乱和伤痛的局面。孟子的话没有说错，何况今天要进行改革，形势并不像孟子当时所面临的那么困难，所以我说，如果能对改革变法的大计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变法也是很容易做到的。然而，先王治理国家，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进而，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呢？人们一般情况下想得到的东西不过是善良的品行、美好的名誉、尊贵的官爵、优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东西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天下的读书人能够遵从先王来治理国家，先王就把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给他们。读书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那么谁肯放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呢？先王的办法对待这些人是再好不过的了，除非他是冥顽不化的蠢才，否则没有不肯努力的。然而，君主如果不能真诚恳切地对待这些人，并且身体力行，先走一步，就不会有人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践来响应他。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皇上如果真诚地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皇上努力去做就是了。我还看到朝廷过去曾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利害问题的谋划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其实，法度确立以后，人们不会只感到它的好处，所以，先王的办法虽然对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当他刚接受这个烂摊子，人们还心存侥幸的时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没有不感到艰难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都能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没有任何抵触的话，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会被废止的。正是因为创立法律制度非常艰难，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会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首先惩办那些反对他的人，然后才能贯彻自己意图的。《诗经·大雅·皇矣》篇中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这就是说，周文王也要先进行征讨镇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变被破坏的风俗，造就新的人才，虽然有征讨镇压的困难，但还要忍痛去做，就是觉得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情。后来孔夫子出现了，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则鼓动他们君臣抛弃原来的习惯，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强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风尘仆仆地到处走，结果却陷入困境，到处受到排斥和驱逐。然而，孔夫子始终并不因为困难就放弃，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样的。君王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孔夫子的了，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都是这样干的。如今皇上掌握着天下的权力，处在先王一样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镇压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高兴，出来攻击这种变革，但人数一定没有喜欢改革的人那么多。如果一听到有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停止改革，不敢继续进行下去，那是因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断地干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实施，而且还能努力去做毫不犹豫，这样还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事吧。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可以有，今天的人也不难得到，但王安石有勇气和胆略说出来，今天的人却没有，这是今人不及王安石的地方。
梁按：读这一段，再看王安石后来在执政期间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世俗中人的中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百折不挠，始终不悔，说明他是按照自己说过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个不值得和他说这番话的人！我们看范仲淹执政期间进行的变革，不过两三件事而已，然而就因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个月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宋仁宗的优柔寡断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王安石却不管你听不听，就是反复地对你说，这不就是孟子说的“齐国人中没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吗？然而，我的主张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讲的。如今谈论时局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些意见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这些精英人士，想要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远大的目标，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这些精英人士拿这种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选拔人才时看重的也是这种人，至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国家的法律、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这些先王特别看重和坚守的东西，他们都很少注意。谁要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就聚在一起嘲笑谁，说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关注，有关部门的法令却只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朝臣对施政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这类人，他们认为不把秦朝、汉朝的政治制度综合起来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来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徵一个人。他推行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图，但大部分是合适的，所以唐朝才能在数年之内几乎放弃刑法而不用，使得国家安宁，外族顺服，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富强的时代。但唐太宗刚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风俗也像现在这样。魏徵的那些话在当时也是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吧，但它的实际效果却很好。贾谊说：“如今有人认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呢？”其实，唐太宗的情况也是可以考察的呀。我荣幸地能因职务关系回来向皇上报告，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称职，却在这里大胆地谈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我是应该向您报告的。我认为，现在当朝人才缺乏，与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况很不相称，而且朝廷任用这些精英人士的办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况，应该让皇上先有所了解。如果撇开这些事不谈，只提那些琐碎的问题来玷污皇上的智慧，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也就违反了我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认真考虑，选择其中适当的意见来实行，如此，就是国家的幸运了。汉代贾谊曾作《治安策》，陈述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向汉文帝陈述他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广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在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通过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即便你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这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贾谊，宋仁宗对王安石，大概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虽然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但在流俗的反对下，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这里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代指科举考试）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1060年，一说嘉祐六年，即1061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其中写道：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天下大概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皇上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诫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眩晕，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而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诫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王安石一再申述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上时政疏》与前面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概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考异四）《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他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好话，做了那么多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考异五）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是从世人所传苏洵作的《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书〈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而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1147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信给张方平，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五年——编注），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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