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美兰,黄正林,张玉龙,张艳等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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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7卷 中共农村道路探索试读：
总序
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
目录
如下：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
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
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 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 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 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 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 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 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 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
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
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张宪文 张玉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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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中共乡村革命策略的形成 第一节 城市暴动挫折后的选择 一、国民党“清党”与中共的回应二、中共城市道路的挫折第二节 乡村割据理论的初步形成第三节 农村根据地建立及其早期运作模式 一、井冈山根据地与朱毛模式二、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模式三、闽浙赣根据地与方志敏模式四、湘鄂边根据地与贺龙模式第四节 中央苏区的形成 一、赣西南闽西的经济与社会二、中央苏区的形成
第二章 苏区农村社会动员及农民革命化 第一节 经济动员 一、分配土地与民众动员二、查田运动与阶级基础的再造第二节 政治动员 一、思想政治教育二、典型示范第三节 组织功能和群众带动 一、苏区的组织及其功能二、组织的运作与群体效用第四节 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模式及运作 第一节 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酝酿 一、远方的指令二、建立瑞金政权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化外”第二节 独特的政权结构 一、共产党政权结构图二、议行合一三、司法机关半独立四、党的一元化领导
第四章 中共苏区时期党政体制及运作 第一节 中共组织系统 一、理论设计二、实际运作三、苏区时期中共组织系统的特点第二节 中共基层结构 一、党员数量二、党员结构的演变三、基层组织发展第三节 党政关系 一、中共革命背景下苏维埃政权的定位二、以党代政的党政关系
第五章 苏区经济体制及运行 第一节 经济政策与经济组织 一、经济政策二、经济组织与管理三、财政与金融第二节 经济结构与功能 一、经济成分二、经济功能三、经济发展与评估
第六章 苏区乡村社会变动 第一节 苏区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 一、革命前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二、革命对乡村原有政治权力结构的瓦解三、革命后苏区乡村权力结构的重建四、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雏形第二节 苏区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建 一、乡村阶级结构的改变二、社会组织的重建第三节 社会生活习俗的变革 一、移风易俗，改造传统陋习二、解放妇女，男女平等三、塑造革命灵魂第四节 农民的心理嬗变 一、传统社会的农民心态二、畏惧、观望与游移三、革命热情的激发四、在失落中回归传统五、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与苏区乡村社会的回归
第七章 中共转战陕北与国共谈判 第一节 中共长征及落脚点的选择 一、陕甘苏区：唯一幸存的根据地二、中共中央落脚陕北第二节 中共政策的转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二、红军东征与西征三、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四、国共谈判与中共地位的确立
第八章 边区政权建构：政权的构成与运作模式 第一节 普选与政权形式的转变 一、1937年的普选运动二、边区政府的成立三、辖区与政区的变化第二节 中共的政权结构 一、政府的组织结构二、参议会及职能三、法院与司法制度第三节 “三三制”与“精兵简政” 一、“三三制”与扩大政治基础二、“精兵简政”与摆脱困境
第九章 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中共农村经济政策的转变 一、“打土豪，分田地”的放弃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三、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变第二节 减租减息与农村社会变迁 一、地方性法规、中央政策与民间惯性二、农民佃权保护的问题三、减租运动中的农民动员四、减租运动中地主态度的变化五、减租与乡村社会变迁第三节 大生产运动与渡过经济困难 一、大生产运动的兴起二、开垦荒地，解决粮食问题三、纺线织布，解决穿衣问题四、食盐的开采与运输五、大生产运动中的商业第四节 农业合作组织 一、边区传统劳动互助二、中共新劳动互助组织三、新旧杂陈的劳动互助第五节 土地改革运动 一、“五四指示”与减租查租二、征购地主土地三、“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第十章 边区的财政与金融 第一节 财政与税收 一、边区财政来源的演变二、边区税收的创立与发展三、边区税收的种类四、边区的税收管理第二节 救国公粮与农业税 一、1937年—1940年的救国公粮征收二、改革救国公粮征收三、救国公粮与农民负担四、边区的农业统一累进税第三节 金融体系的建立 一、边区的金融机构二、光华代价券的发行三、“边币”的发行四、商业流通券的发行
第十一章 中共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与控制 第一节 改造与控制乡村社会 一、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动二、改造二流子第二节 社会教育与社会控制 一、边区社会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二、社会教育中的识字运动三、新教材、新课程与新文字四、社会教育与乡村控制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共革命围绕着乡村展开。1927至1928年间，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逐渐向农村包围城市转变，而到1935年，中共革命又在顿挫中实现了战略转移，其间所经历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历程，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中求胜的奋斗史，同时这一时期所创建的各根据地也成为我们理解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和中共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关节点。50年来，有关苏区史与边区史的研究，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台湾学界和西方学界一直围绕着“国民党为何丢失大陆政权”或“谁丢了大陆政权”而责问不已，苏区乃至边区时期国共两党的成败之鉴自然而然成为学者们探究的重要对象。不同的是，台湾学界在早期一直沉湎于强调中共革命的“阴谋论”和回避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1)而西方学界在经历近三十年的高层路线研究之后，开始从社会经济(2)史的路径去探寻中共成功的原因。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兴盛之风渐渐退去。近些年来，伴随资料开放力度的加大，研究氛围的相对宽松，研究方法的变化，加上关注重心的变化，占据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1/4长时间的苏区史再次成为学界关注(3)之热点。
很显然，当年的共产党走的是一条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奋斗道路，当国民党将视野聚焦于城市的时候，遭遇因国民党“清党”、分共而严重挫折的中共不得不将它的革命中心转向偏远的农村，这使得中共获得了能够在日后逐渐壮大的活力，且这种活力在延安时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可以如此认为，延安时期既是中共力量壮大和成熟的重要时期，是中共农村根据地壮大、发展和完成农村包围城市与夺取政权的最重要时期，也是中共较成功地实现其革命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因此，沿着中共的农村道路的足迹去回答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似乎更能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学术史回顾
（一）井冈山——瑞金时期
1．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
(4)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这导致西方学界在此后近二十年的苏区史研究中一直秉承“组织武器论”的解释逻辑，即他们认为列宁式政党一般都借由操纵一个高度纪律化和职业化的组织来(5)攫取政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是所有共产主义政党颠覆政权和控制民众的支持者，甚至有学者称包括中共在内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苏(6)联在不同国家的“第五纵队”。在“组织武器”解释下，中共的成功是由于苏联援助，而非所谓“群众基础”；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也并非主要因为政权腐败，“试图帮助中共夺权的叛徒影响了短视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他们应该为“美国失去中国”负主要责任。“组织武器”论所秉持的人为操纵式“精英政治”的模式，否认共产革命中的民众诉求和民众支持，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7)遭到了费正清和史华慈等学者的反对，詹隼（Chalmers Johnson）更是提出民族主义论来反驳“组织武器”的观点。不过，由于詹隼过分强调中共胜利因素中的“民族主义”而招致许多学者的反对，如芮玛丽（Mary Wrigh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纪林（Donald Gilin）等学者皆认为低估了中国农村中的农民与地主、农民(8)与国家，尤其忽略了中共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重要性。
另一些学者则从社会结构、道义经济及理性选择等方面着手研究中共革命发生和成功的机制。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剥削榨取，把农民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其生存境遇陡然直下，最终引发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农(9)民起义。而斯科特（Jame Scott）、希尔（Kamel Sheel）、戴瑞福（Ralph Thaxton）等人则认为农民革命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农村传统的道义经济，即地主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的体制被破坏，导致农民在传统自卫组织或团体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而在此过程中，(10)党并没有作用。
这些观点完全否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领导作用，使革命胜利的解释逻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不过，正是在这一研究进路的基础上，中共革命史的研究逐渐进入到社会史的研究脉络中，而一批在城市中求学返乡的地方革命精英便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加比亚蒂（Fernando Galbiati）对1928年以前广东海陆丰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研究表明，许多早期的农村党员与地方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大都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如中共农运的领导者彭湃），(11)而正是这种联系，帮助他们在乡村动员活动的开展。
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是离不开城市的，而革命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韦思谛、波拉切克、陈永发、陈耀煌等人认为基层共产党(12)组织是由一批在城市求学的农村学生返乡后建立起来的。那么中共的学生是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呢？
韦思谛强调了科举制废除后的“破落精英”在此过程中所起的衔接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革命才能发展起来。波拉切克则从反驳道义观的视角着手，证明了革命精英通过个人关系网络招募一批跟随者，并加入地方民团以扩张势力，最后与传统势力翻脸的过程。陈耀煌进一步研究了地方精英基于何种考虑与进入农村的干部合作，他认为，地方及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在完成精英动员后，(13)地方民众才会在英雄主义的效应下被动员起来。
除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外，韦思谛还研究了中共的农村战略是如何形成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党、精英和地方社会三者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他认为1927年以前，新式教育下的学校和学生对农民运动的发生起了关键作用；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中共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迅速萎缩，他们转而开始联络土匪帮会以及秘密会社，(14)以便招募更多的皈依者。基于马安国（Angus McDonald）曾用“城市起源”解释农村革命，近年来韦思谛重述并升华了他以“精英起源”诠释农村革命的观点，即中共在战略上由城市转入农村与其说是由于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还不如说是地方精英长期努力经(15)营的结果。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创见。
受上述研究启示，大陆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整体观
(16)之，对于农民因解决土地问题而参加革命的传统解释，近些年来的研究均有不同程度的质疑或反辩，更多地强调复杂性与原因的综合性。陈德军深入分析了赣东北苏区革命精英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洪流中的任何一个农民，要么因为与那些把革命从城市带到农村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已经存在亲戚、同学或朋友等社会关系，故而成为最初的革命者；要么主动出去寻找接头，从而参加革命；要么(17)革命者到村庄找到他，动员他参加革命。”而黄琨的研究则表明，在农民与中共革命的关系上，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农民革命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同时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开革命的脚步。革命固然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撑，但理想与理论如果不与农民的(18)个体生存性感受结合，则是无法参加革命的。黄道炫也指出，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并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19)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20)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张宏卿则强调农民的商业生活和营利意识，认为苏区农民“从事的职业绝大部分都具有商业性、流动性的特点，这对作为外来的、新的革命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农民被卷入革命的过程，不仅与其营利意识能否获得即时性的满足有关，而且在于革命能否以符合农民习性的方式赢得广(21)泛的认同。何友良尽管坚持“维护和保障农民以土地为中心的切实利益”是农民拥护和参与苏维埃革命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醒目地强调了革命初起之时农民参加暴动最大的原因，是有一批出身富裕家庭、具有知识分子或党政军职务等身份的革命领导群体的鼓动和引领。“农民群众在他们的影响和秘密动员下，比较容易追随参加革命。”(22)此外，关于中央苏区革命的缘起，游海华等学者认为，从社会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究该地区土地革命的缘起，才有可能准确把握该(23)地区历史发展的多重面相，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
2．各根据地的具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的成立，围绕着江西苏区各根据地所涌现的著作逐渐增多，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24)言，余伯流和夏道汉等人早已有扎实的研究；关于东固革命根据地，唐莲英、黄惠运等人对其发展脉络也作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学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最为深入，学者们围绕着根据地的创建、范围与历史贡献、苏区政治、苏区社会建设等做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将(25)大陆苏区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不过，综观上述研究，显然，有关革命如何发生的问题并未纳入学者们的关注视野，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对中央政策指令的颁布及其在各苏区的贯彻实施加以评析。在他们看来，苏区史研究“有待解决的只是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方略和路线以赢得这一胜
(26)利”。自然，在这种线性叙事模式下，地域等差异没有受到重视，对具体革命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就无从谈及。
早期西方的苏区史研究主要围绕“中共革命何以成功”的问题展开，这就使得学者们过多地关注苏区的革命历史意义，如萧作梁（Hsiao Tso-liang）、金一平（Ilpyong J．Kim）和徐金一（Hsu King-Yi）都认识到，中共在苏区的分田运动，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27)对革命动员造成较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进路的方兴未艾，研究者们开始从“人”的角度将目光聚焦于基层社会和下层民众身上，这其中，黄宗智（Philip C．Huang）、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和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对中央苏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让西方研究者们摒弃了仅从历史意义角度重复研究苏区的方法。
在西方学界普遍对“极权主义典范”批判的基础上，黄宗智在1978年关注到革命主体力量在苏区时期有一个明显的变迁。在革命早期，在城市求学返乡的知识分子同流氓无产者结盟，从而为中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选择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使早期中共革命陷入了“流寇主义”的危险，这种知识分子主体的党到1931年前后发生了重要转变，革命精英逐渐工农化，考求原因，黄宗智认为，正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革命政权的斗争，革命精(28)英才和农村建立了纯正的联系。
1969年，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批评了局限于上层路线的分析的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指出应该探究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1977年，他又通过对1922—1928年中国共产主义的研究来分析中共革命的起源。霍氏的这一创见对后来的苏区史研究助力甚多。(29)波拉切克和韦思谛即是在这一思路下研究江西苏区社会的诸多问题。
波拉切克分析了江西苏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认为传统的道义经济固然有化解危机的制度安排，不过，农民对于社会资源的“公平”再分配有着不同的看法。存在于农村社会的诸多矛盾，如土客矛盾、城乡矛盾等具有分化地方社会的潜能，毛泽东等外来革命者之所以能够在井冈山等地站稳脚跟，就在于其有意利用该地的土客矛盾，使其政策有利于居住在高地的贫困客家人，借此进一步分化地方社会。(30)
波拉切克用道义经济理论来解释江西苏区革命的缘起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经济环境对革命的重要影响，但韦思谛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土客矛盾并不能解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整体面向，他认为土客冲突虽确存在，但客家人并不总是贫困的被压迫者，土客之间也可(31)能会因为某些因素联合行动，甚至在革命的早期，土客甚至联合(32)起来镇压中共革命。在韦思谛看来，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共产革命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政治运动，它是革命者与群众、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共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中国共产党将(33)外来的革命运动与地方情境有效结合起来的产物。
但问题由此产生了，外来革命者与本地革命精英和群众在利益考量上或多或少存在分歧，在革命的某一阶段这些分歧甚至可能成为阻碍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呢？考诸韦氏的著述，事实上他在其关于地方精英与江西山区革命的关系以及富田事变(34)的社会经济起源中早已充分表达。韦思谛认为，早期江西山区革命与江西社会的破落精英存在重要关联，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革命才能发展起来。但在外来革命精英进入以后，分歧很快呈现出来，如在江西苏区的分田运动中，与外来干部不一样的是，具有浓厚乡土观念的本土干部往往会抵制可能侵害到自身利益的政策，从而致使分田无法深入开展。为了排除这种阻挠，前者则对本地干部采取激烈的政治整肃手段，而最终外来革命精英依靠其将外来革命经验与本地地方情境的有效结合，重新使革命走向了成功。
然而，“外来革命经验”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是，中共江西苏区革命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被迫战略转移，那么，在这一史实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共革命的成功呢？
3．关于苏区的社会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移，中共党史研究范式转型，从社会史角度探讨革命氛围下苏区社会的变迁问题，成为学者乐道的话题。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首次将这场苏维埃运动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结构变迁中去考察，力求深刻剖析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南方广大农村造成的结构性变迁，以及在这场社会变迁中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走向。可以说是在学术实(35)践上进行的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初步尝试。以此为基点，张玉龙、何友良将政权形态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重点考察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社会改造与重建、精神文明与民众物质生活等问题，并试图借此多方位透视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意义与深化对政权形(36)态与社会变迁关系之认识。与上述“革命——效应”式研究相对应，部分学者则更多地关注革命“张力”的“界限”。万振凡从革命、改良与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互动的视角，对1927至1937年江西传统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探讨，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革命与改良这两种社会变迁基本动力的冲击与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的互动过程。在革命的冲击之下，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表层结构形变、深层结构内核保留到整体结构反弹的变迁过程；另一方面，“带负号的平衡和发展”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变迁方式，即传统乡村社会以自身的破坏与倒退的方式，与革命发(37)生联动。李红梅则以宗教改造为例认为，在苏区革命的巨大冲击下，农民的宗教意识并没有因革命而完全消除，宗族势力时隐时现，且苏区沦陷后很快得以恢复，彰显出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巨大的(38)弹性与苏区革命的限度。
4．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再阐释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在“极权主义典范”的影响下，虽有许多著作对中共革命的史实进行梳理，并肯定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一直存在一股妖魔化共产革命的思潮，前述“组织武器论”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这种情形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美邦交关系正常化以后得以改善，虽然还是难以祛除西方学界妖魔化中国社会的倾(39)向，但在中国共产革命的研究上，学者们的研究逐渐趋于理性化。受此影响，海内外学术界逐渐在社会史研究路径的推动下，开始从共产革命的“意义”评价中摆脱出来，关注到革命的复杂性，如分田效应的适用范围及分析革命复杂情境下中共革命如何得以成功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研究的深化，土地动员的局限性逐渐为美国学者所注意。如古德曼（David S．G．Goodman）和吴应銧（Odoric Y．K．Wou）等就发现分田和减租减息等“社会平均(40)（Social leveling）运动”并不一定能够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台湾学者黄金麟指出，中共土地动员预期目标的“应然”与执行过程的(41)“实然”存在较大落差。那么，土地动员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大陆学者温锐和谢建社通过对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全面考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在阶级路线、土地没收与分配、地权农有政策、富农问题和查田运动中都(42)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温锐的观点是对此前大陆学界极端强调苏区史研究意义的一种否定，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大陆学风的日益开放。
青年学者王才友则延续了韦思谛关于外来革命经验与地方情境的思路，深刻地揭示了土地革命中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认为，秘密割据的状态使中共地方干部形成了稳固的势力，致使妥善处理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成为外来干部介入地方革命的前提。若措施激进，势必引起本地干部的反抗，甚至令外来干部陷入生存困境。而为了贯彻中央政策，外来干部必须打破这一和平共处格局。以外来干部在东固根据地的分田动员为例，分田必然对本地干部利益形成冲击，从而引起两大群体的冲突。当外来干部以更为强大的红军作依恃时，本地干部所具有的地缘和武装优势便无法体现。不过，严厉惩处显然并不能解决地方干部自肥的问题，因此只能以频繁土地重分来消解地方干部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过，重分也损害了农民的耕作利益，甚至导致普遍抛荒。作者进而认为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江西时期本地干部因应外来干部革命动员的主旋律，并成为中共土地革命深入的主要障碍，事实上，江西苏维埃的失败也与此紧密相关，而中共革命后来(43)的成功则得益于外来干部自身对社会动员机制的改善。
既有研究表明，外来干部对自身动员机制的改善并不始于抗战过程中的摸索，事实上，苏区时期早已为后来的中共动员机制的改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群众逃跑为例，为了使逃跑群众回流，中共就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黄道炫通过研究发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44)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近年来，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可谓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由张玉龙、何友良所著《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朱钦胜的《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钟日兴的《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和何朝银的《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以江(45)西石城为个案》尤其值得关注，同时，何友良还在2012年出版了(46)其新作《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早在苏区革命时期即在政权建设、妇女动员、反腐倡廉以及如何处理血缘、地缘与革命的关系方面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
黄道炫关于中央苏区革命的“张力”与“限界”的最新研究让我们既看到了中共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困难，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正是在赣南这块试验田上，中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中共在实践中摸索出代表会议的基层政治运作体制、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体系以及妇女动员等策略手段。虽然由于苏区的现实环境、党组织与乡村政权的磨合需要、时局变化等因素未及真正展现和推广，但为中共廉洁政治、革新社会提供了成功经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面貌的充分潜力，这为后来中共乡村革命的胜利汲取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可能
(47)性。
当然，关于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争论还涉及许多方面，如中共如何动员“理性”的农民，如何看待中共组织的动员效应等方面，基于(48)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开探讨。且正如黄道炫所言，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一旦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事态总会比想象的更加复杂”，而历史事件中丰富的细节彰显出来的历史弹性常常超乎(49)人们的想象。同时，我们研究苏区革命，又往往需要从某个特殊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所以，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尽量多地占有历史资料，在与海内外学者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厘清历史事实真相，我们的苏区史研究成果必将日益精进。
（二）延安时期
与苏区史研究一样，对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研究同样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学术话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延安在中共革命史与农村道路探索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在农村建立割据政权，最终夺取全国胜利是中共农村道路的核心内容。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50)毛泽东是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中共领袖，他通过对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和对农民运动的考察，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和发动农民革命是中共取得政权的正途。1927年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后，撰文(51)对农民革命形势大加赞扬，他发现了蕴藏于农民中的巨大革命力量。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中共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以此为开端，逐渐走上了在乡村建立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1928年10月，毛泽东在给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52)“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这一思想后来为中共所接受，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53)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中共在南方失去根据地经历了长征到达陕北后，历经挫败的中共领导人再次探讨中共道路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54)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个相反的道路就是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55)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正因为这样，延安时期中共十分重视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与建设，这一时期也是中共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奋斗目标的主要时期。
延安时期是中共力量壮大和成熟的重要时期。中共经历了南方苏维埃运动的挫折后，在抗战初期，中共党员只有4万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仅有4.5万人，但是充满活力、向上发展，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员增加到121万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达到91万人，还有在党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以及民兵、游击队等正规军的辅助部队。(56)中共党员和军队力量的壮大，为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正如海外学者所言：中共在“中国辽阔的内地建立根据地并大显身手。这些根据地也成为后来中共打败国民党、夺取(57)全国政权的跳板”。
中共在江西时期的土地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特色，在某种程度上造(58)成了中共苏维埃运动极度紧张的局面。经历了挫折的中共，在延(59)安时期总结了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在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时，表现得更加成熟和稳重。延安时期，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原则，采取了灵活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如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三三制”的政权建设、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农业生产的劳动互助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化解了中共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困难，而且扩大了其政治基础，获得了不同阶层民众的同情和拥护。
延安时期也是中共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渡过黄河，开赴华北与日作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还有18个，包括华北地区的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河南7个；华中地区的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湘鄂9个；华南地区的东江、琼崖2个。这些根据地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等19个省，人口(60)达到9550万。在中共建立的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共中央机关就设在这里，“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61)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中共的各种政策从这里发出，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传达到各根据地。毛泽东曾把延安比作英国的伦敦，他要“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62)善政策的任务”。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根据地的中心所在地，一切政策都具有示范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延安成为通讯中枢以及共产党的模范区，向其他根据地发出一般指示。特别是1942年整风以后，基于陕甘宁经验的延安模式推广开来，日益成为其他地方的榜(63)样。”延安模式对中共农村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还保留着延安时期的印记。
抗战结束后，中共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定派十万干部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失败后，中共在东北、华北、华东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基层政权；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治下的根据地面(64)积已经占到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中共基本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任务。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积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先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65)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成。”因此，延安时期是中共农村根据地壮大、发展和完成农村包围城市与夺取政权的最重要时期。
海内外学者对中共延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政治环境、学术氛围、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对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研究所持观点迥异。下面就笔(66)者视野所见，就学者关注延安时期的主要问题略作梳理。
1．关于延安时期的总体研究
关于中共农村道路，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海外学者从多个层面对中共农村道路给予关注。如史华慈认为尽管中共深受苏联列宁主义的影响，但更强调中共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农村革命道路。纪保宁在研究中指出：中共共产革命有两个面向：一是由上而下的党国建设，一是由下而上的地方社群重建。前者展现了革命中权威的一面，后者则展现了团结、和谐，尤其重要的是“民主的一面”。在中共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地区，由于长期战乱逃荒，地广人稀，中共在这里面对的主要课题不是如何解决阶级矛盾，而是如何在重建农村的基础上重建党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该运动在党国由上而下的辅助下（如移民垦荒），动员农民由下而上的民主(67)参与，既重建了地方农村，又打造了党国基础。马克·赛尔登对中共在延安时期的建设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陕甘宁既是可以形成抗战力量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微观要塞，又是深刻影响以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地方。对于所有在封锁地区自力更生的根据地，以及所有与它们不同的根据地，都具有普遍的重要特征：组建抗战力量，解决广泛存在的农村脱困问题，对付经济封锁和进攻，以及重建党、小农阶级和地方精英之间必要的关系等。延安时期形成的“新的民主和群(68)众路线从理论上为地理上分散的战时运动指明了方向”。弗里曼等对中共在延安以外的根据地所采取的政策同样表达了赞许态度。(69)杜赞奇认为中共之所以在农村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共真正了解民间疾苦，满足了农村居民政治与生活需求，终结了近代以来的国家内(70)卷化。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结合起来的灵活性。近期目标是提出了一个由中共领导的包容各革命阶级和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远期目标是逐步发展党的组织，包括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中共动员华北农民的过程中使真正有(71)实力的骨干很快成长起来。中共选择农村道路无疑是成功的，海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乃至立场出发，进行了各种解释，无疑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可惜的是译介到大陆的比较少，大陆学者看到的并不多。
关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大陆学者的研究十分丰富，(72)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学术分量的作品并不多。早期的研究把延安时期作为中共党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党史姓党”是研究党史的基本原则，发表的大量论著是为中共农村政策做脚注，为中共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因此，大量的学术论著是以“革命史范式”研究延安时期。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著发表。如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雷云峰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等，其中财政部税务总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对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延安时期的线条，成为研究延安时期的主要参考。林健成从历史沿革、全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新中国的模型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边区的历史地位，认为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间之长、典型性之强、内容之广都是其他根据地所不(73)及的，是新中国的模型。宋金寿、李忠全指出边区政权由三部分组成，即参议会、政府和法院。参议会是边区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它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创制和复决边区单行法规的权力，因此，它是边区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边区政府是边区的最高行政机关；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边区的政权结构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鼎立”，也不同于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时人称之为“两权半”，即立法、行政的独立和司法(74)的“半独立”。李智勇沿袭了这种观点，认为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新国家建设构想的(75)全面实验和尝试。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于是有学者附会。有学者认为中共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国共(76)两党再度合作的产物，是历史上的“一国两制”。但事实上，国民政府在中共建立的根据地政权中无权插手，完全没有发言权，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两制”。这种附会在“反腐倡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均存在，似乎中共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问题，都能与延安时期相结合做研究。这些都表明，延安时期是中共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革命史范式”在研究陕甘宁边区历史中仍在继续。这种“附会式”研究造就了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成果”。
随着大陆学术环境的宽松和研究方法的改变，“革命史范式”的式微，大陆学界对延安时期的研究不断深化，先前的研究状况有所改(77)观，尤其是“新革命史”范式的提出，一些学者试图突破官方史学的束缚，深化延安时期的研究。如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汪世荣等的《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2011）、胡永恒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事法源》（2012）等著作，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延安时期中共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
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在变化。在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时，意识形态左右了对中共历史的研究，不论历史观还是书写方式几乎都充满了敌意，如侯家国的《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及其运作（1937—1947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王建民的《中国共产党史》（汉京文化事业有限责任公司，1990年）第三编《延安时期》。尽管如此，这两部关于延安时期的著作与同时期大陆研究延安的著作比较起来，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资料丰富，二是学术性较强，对问题的剖析有一定深度，这是同时期大陆研究中共延安时期的著作难以企及的，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侯家国认为“中共在农村所以能够割据成功……是因为修正了传统共产主义的观点，吸收了苏联‘革命’的经验，由重视产业工人而一变为重视农民。由于重视农民，故尽量利用并扩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况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农民占比例又最大。就地区而言，大有其回旋之余地；就方法而言，其又针(78)对各个不同时期，而提出各种不同的策略对策”。认为中共根据中国国情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而且能够根据不同时期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适时地调整政策，这成为中共农村道路成功的基础。
以研究中共党史闻名的著名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对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不仅对(79)自给经济使中共渡过抗战财政困难的观点进行质疑，而且更进一步指出赛尔登的“延安模式”存在三个缺点：一是赛尔登过于强调平均主义与民主作风，没有看到延安存在的“特权”制度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集权制；二是赛尔登过于强调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因素，忽视了“暗含的控制功能”；三是赛尔登只注意到中共所面临的危机的经济性质，过高估计了中共农村发展的策略，忽略了农业生产(80)仍然是传统技术，并带来的农业内卷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如何客观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教授和大陆著名学者杨天石教授提出两岸学者研究近代史要摆脱“土匪史观”，认为两岸研究中继续沿袭原来互称为“匪”的叫法不利于澄清历史事实。这种背景下，台湾学者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在书写方面逐渐摒弃了“土匪史观”，如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和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在对诸多问题的研究上也必将客观再现历史真实，如陈永发论述中共在根据地对士绅的政策给予了肯定，中共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士绅的不满；在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上，一方面他认为中共没有“真正的实现对日总反攻的诺言”，另一方面肯定中共“在国军溃退、遗弃百姓之后，至少从日军手中收回了不少失(81)土”。这些都说明台湾学人研究中共历史的书写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2．关于中共如何渡过困难问题研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给中共的经费（即八路军的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雪上加霜。中共如何渡过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是学术界研究延安时期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于20世纪60年代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共产党的政权建设表现为抗日根据地中党、政府和民众组织的迅速扩大，特别是表现为将党与政府机关延伸到乡镇甚至自然村。而且，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在20世纪40年代所实行的互助合作，使国家权力延伸到了生产和销售过程。国家政权的延伸是中共广泛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网络，这也正是中共抗战力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秘密所
(82)在。
马克·赛尔登的研究引发了学者强烈的回应，纪保宁认为延安时期，由于中共成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当1942年后陕甘宁边区面临(83)严重的财政危机时，中共才得以依赖地方的自给自足渡过困难。在众多的质疑者中，陈永发先生的研究最具影响力，他认为延安的经济基础不好，自力更生不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和经济问题。1941年后中共虽然全力执行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不能建立多少制造业，也不论在大生产运动中增加多少农业生产，仍然必须仰赖外界提供一些日常和军事必需品，所以平衡贸易始终是一个重要课(84)题。因此，中共主要依赖于“特产”贸易渡过了经济困难。陈耀煌研究认为“生产自给确实不足以解决边区的经济困境，而且这样群众性的生产自给运动，是在一个庞大的党国组织，以及财经、贸易(85)（主要是食盐与鸦片）与金融的体系支持下才有可能”。
大陆学者在对延安时期自给经济的研究中，均认为中共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商业贸易等成为摆脱财政经济困(86)难的主要途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中共在陕甘宁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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