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魔球——现代制药传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京虎子(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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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魔球——现代制药传奇试读：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生院。

科普作家，代表作《国土无双伍连德》、《微战争》等。前　言

在我们的生活中，药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口服的和注射的，那些片剂与胶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人们使用这些药物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百年前，人们的生活中只有草药，现代药物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一百年。

一百年间，涌现出数不清的药物，这些药物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年里，以保罗·埃尔利希、弗雷德里克·班廷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药物研发人员心中对科学的信心和坚持。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和一如既往的坚持，他们承受着无数次失败的打击，研发出一个又一个神奇的药物。

现代药物学的历史是一个创制奇迹的历史，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历史，在辉煌的光荣与梦想之下，是一个又一个传奇般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拍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大片。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或者正在渐渐远去的英雄们用他们的奉献甚至生命，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享用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有效的药物。

药物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掌握在科学手中，才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效益。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药物学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地对过去进行修正，今天的药物研发人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人。

不管肩膀上站了多少人，巨人依旧是巨人。

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些巨人的故事。京虎子（王哲）2015年3月有个梦想叫魔球1　故事从鸦片开始

这是一部制药业的历史，因此先从“药物”的英文单词说起。

药物的英文是drug，但是在美国，更常用的则是medicine。drug和medicine虽然说的是同一类事物，但drug还包括了那些让人成瘾的东西。美国司法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叫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辑毒局），这个机构和隶属于健康和福利部的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非机构重叠。FDA的职能之一是药品监管，而DEA的职能，从它的中文名称上就能看出来——缉毒局，它是美国联邦政府禁毒行动的主管部门。同样，如果你看到drug dealer这个词，说的不是卖药的，而是指毒品贩子。

英语没有像汉语一样为毒品专门定义一个词，这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直到毒品的成瘾性被确切地研究明白为止，这期间药品和毒品都是人类的drug。现代制药业正是从毒品提纯开始的，当然，那时候毒品还属于药物。

1804年2月20日，德国人弗雷德里希·塞尔吐纳（Friedrich Serturner）从鸦片中提纯出一种晶体成分，他为之起名为morphine，意思是Morpheus（古希腊的神话中的梦神）。这是因为鸦片在当时是一种常用的止痛药，其效果通常是通过让人昏昏入睡来实现的。

morphine的中文名字很响亮——吗啡。现代制药业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到2014年就整整210年了。210年间，一种又一种药物，使得制药业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是耸立在那些让人类享有安全有效药物的巨人们的肩膀上的，而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些巨人的故事。

现今很多药物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吗啡来自于鸦片，鸦片正是人类最古老的药物之一。

远古时，人们用某些植物、矿物、动物的成分治病疗伤。至于为什么用这些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估计是人们观察到生病的动物吃某种植物或矿物后好转，或是源于神农尝百草式长期的实践活动。这些植物中有很多是今天药物的来源，罂粟就是其一。

人类使用罂粟作为食物、麻醉药及用于宗教仪式的历史非常久远，起码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旧大陆的新旧文明中，除了中华文明外，均用罂粟果实的乳汁干燥后的产物——鸦片作为镇痛药物。

中华文明虽然相对封闭，但与外界也有接触。传说中华佗的麻沸散很可能就是罂粟或鸦片，华佗本人很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医者。由于各种阴差阳错，鸦片直到15世纪才传入中国。从17世纪开始，对华鸦片贸易越来越兴盛，随着鸦片使用率的上升，其成瘾性也显现出来。为了消除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英国政府利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和生产鸦片并大力对华出口。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在鸦片贸易上，中英之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也是医学的一个分水岭。英国的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了可以预防天花的牛痘苗，开启了医学现代化之门。

在普鲁士的帕德博恩，二十出头的医学生塞尔吐纳并没有感受到时代大潮，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药剂师怎样解决鸦片剂量的难题。

和中国人将鸦片吞云吐雾，追求精神享受不同，欧洲人用鸦片是为了止痛。鸦片是天然产物，来自罂粟果的果浆，因此鸦片成品之间差别很大。吸食无所谓，药用则不然，鸦片过量是会死人的。

塞尔吐纳其实并不能算是医学生，他只是药店的一个学徒。塞尔吐纳进了药学这个门也是无奈，他父亲是位建筑师，为帕德博恩的威廉王子效力，威廉王子还是塞尔吐纳的教父，塞尔吐纳从小的志愿是子承父业，没想到1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威廉王子很快也去世了，塞尔吐纳顿时失去了靠山，建筑师干不成了，他必须找个谋生的职业。

当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很多职业都采取传统的学徒方式。在医学领域，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是上等人，看病动口不动手，外科医生是学徒出生，药剂师也是学徒出身。塞尔吐纳家里有关系，他便到宫廷药师克拉默手下当学徒，四年之后出师。下一步是给药剂师当助手，不过需要经过考试，塞尔吐纳通过了考试，成为药剂师的助手，就在这时，他开始琢磨鸦片如何纯化。

塞尔吐纳尝试着用热水溶解鸦片膏，这真让他蒙对了。与用冷水相比，有机分子更可能被热水溶解。用热水溶解之后，他加入氨水使溶解物形成沉淀，这样就获得了第一个从天然物中提取的化学成分。他认为这是鸦片中使人入睡的成分，因此取古希腊神话中梦神的名字，将之命名为吗啡。不同鸦片中的吗啡含量不一，比例从4%到23%不等。

上面这些事情说起来就几句话，实际上，塞尔吐纳为此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私下进行试验，在得到吗啡后，他先做动物实验，在小鼠和狗身上观察效果，然后做人体试验。参加人体试验的是他找来的几位朋友，加上他自己。他们试验吗啡的剂量，发现0.5克吗啡可以让人产生欢快的感觉，再吃0.5克就犯晕并十分疲倦，第三剂吃下去出现呕吐、头痛等症状。那几位朋友拒绝再试下去了，塞尔吐纳只好自己坚持下去，幸好没有成瘾，他也没有发现吗啡的成瘾性。

1806年，塞尔吐纳发表了两篇关于吗啡的报告，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1809年，已经成为药剂师的塞尔吐纳发表了一篇详细报告，开始受到重视。1817年，德国矿物学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其后，多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

塞尔吐纳只是在自己的药店里卖吗啡，并没有将之商业化。他的时间都花在做各种研究上，连药店都主要由老婆经营。有人则比他更有商业头脑。

达姆斯塔特的默克药店是一家百年老店，1668年，弗雷德里希·默克（Friedrich Merck）盘下一间药店，这是默克家族涉足医药业之始。当年药店在卖药的同时也制作药物并提供给其他药店，因此默克药店是最早的化学和制药公司。1816年，这家药店传到了伊曼纽尔·默克（Emanuel Merck）手中。

伊曼纽尔·默克虽然也跟着父亲做学徒，但在此之前他在柏林和维也纳受过正规的药学教育。1827年，默克药店开始分离吗啡和其他生物碱，卖给其他药店、化学家和医生。它不仅卖大包装，还制成片剂、粉末、糖浆出售，成为一个真正的药厂。通过吗啡的商业化，默克药店淘到了第一桶金，同时他们自己也进行研究。1848年，伊曼纽尔·默克的儿子、师从著名化学家尤斯蒂斯·李比希和奥古斯特・霍夫曼的乔治·默克从吗啡的母液中分离出罂粟碱。

1855年伊曼纽尔·默克去世时，默克药厂已经成为有50位雇员规模的企业。伊曼纽尔·默克死后，默克药厂由他的三个儿子继承，生意不断扩大。1891年，乔治·弗雷德里希·默克受家族派遣，抵达纽约，成立美国分公司——E. Merck公司，公司名字中的E就是为了纪念伊曼纽尔·默克。“一战”开始后，美国默克分公司和德国总公司分离，195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为和原默克公司区分，E. Merck公司的中国名字叫默沙东，现为全球七大药厂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第二大药厂。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药物吗啡不仅催生了现代制药业，也直接催生了当代制药业的巨无霸之一。而下一个药物，则有更多的故事。2　金鸡纳霜是个宝

默克药厂是现代制药业的第一家名副其实的药厂，但并非现代制药业的第一家药厂，这第一家药厂是法国巴黎的一家药厂，其拥有者是巴黎药学院的教授皮埃尔·佩尔蒂埃（Pierre Pelletier）和他的助手约瑟夫·卡文图（Joseph Caventou)。

就在塞尔吐纳的吗啡纯化的功绩终于得到医学界认可的1817年，佩尔蒂埃和医学院的教授弗朗索瓦·莫然蒂（Francois Magendie）从生长在南美的吐根中分离出吐根碱，这是一种催吐剂。之后，佩尔蒂埃和卡文图在设在巴黎一家药店后面的实验室里继续研究从其他植物中分离生物碱。他们分离出了马钱子碱等生物碱，随后，把注意力放在了金鸡纳树树皮上。

1638年，西班牙王国秘鲁总督钦康的夫人在利马患上疟疾，总督的医生胡安·德·维格听说过印第安人用产自安第斯山北部的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发热，建议试一下，总督马上派人到800千米外的罗克莎把金鸡纳树的树皮取回来，维格将之研磨成粉末，加在葡萄酒中，让总督夫人服下，她的疟疾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民众的要求下，总督从罗克莎买来大批的金鸡纳树皮，磨成粉后由总督夫人亲自分发给民众，此物被称为总督夫人粉。耶稣会在派驻利马的医生阿格斯提诺·萨鲁曼布雷诺（Agostino Salumbrino）的帮助下，建立了从利马到欧洲的金鸡纳树皮商业通道，控制了金鸡纳树皮，将之制成粉在欧洲出售，获利极其丰厚，这种药被称为“耶稣会粉”。

金鸡纳树皮粉和鸦片膏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剂量很难掌握。而且金鸡纳树皮粉比鸦片的剂量问题还严重，如果其剂量过大会导致疟疾病情加重，而剂量太小则没有作用。此外由于疟疾流行严重，金鸡纳树皮粉价格昂贵，市场上有很多用柳树皮粉冒充的假货，虽然里面的阿司匹林有退热效果，但不能对付疟疾。更重要的是，各种金鸡纳树的树皮中的抗疟疾的有效成分不一，有些根本没有，即便有，也要在合适的时候采制。

1685年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得疟疾后，马上服用下金鸡纳树皮粉，这粉不是假货，但里面没有有效成分，4天后国王陛下驾崩了。8年后，清朝康熙皇帝也得了疟疾，各种方法医治无效后，洋传教士进献金鸡纳树的树皮粉，即“金鸡纳霜”，由宫中的疟疾病人试用有效后，才给康熙服用，很快就治好了疟疾。

金鸡纳树皮粉成了包治各种发烧的灵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年轻的时候染上疟疾，一生中经常发作。每次发作他都服用金鸡纳树皮粉，而且在出现其他的发热症状时也会服用。

1737年，法国探险家查尔斯·孔达米纳（Charles Condamine）发现了金鸡纳树皮粉中的有效成分。

1820年，佩尔蒂埃和卡文图成功地从金鸡纳树皮粉中分离出抗疟有效成分——奎宁。1826年，他们从150吨金鸡纳树皮中提纯出1800千克奎宁，他们的药房和实验室就是现代制药业的第一个药厂。

奎宁的成功分离，解决了疟疾治疗中的剂量和效果问题。一直到“二战”，奎宁一直是唯一有效的抗疟药物。有了奎宁这个指标，就可以辨别出金鸡纳树皮粉中的假货和低效货，选取奎宁含量高的作为原料。

奎宁的出现，还使得欧洲人终于敢挺进非洲内陆。从大航海时代起，欧洲人只在非洲海岸落脚，不敢深入内陆，其原因就是以疟疾为首的热带传染病太可怕了。16世纪70年代，欧洲人打算夺取非洲的金矿，结果士兵大半死于疟疾，马匹大半死于昏睡病，剩下的被疟疾折磨得有气无力，全被还处于铁器时代的非洲人给打死了。1569年前往赞比西河的葡萄牙传教士和军人大部分死于恶性疟。1841年托马斯·巴克斯顿率领的159人的几内亚探险队的80%的人患疟疾，而1825年去冈比亚探险的108名欧洲人中有88人死于疟疾。在非洲定居的欧洲人在一年内的死亡率超过了50%。有了奎宁，欧洲人终于占据了非洲。

奎宁虽好，还得依靠上好的金鸡纳树皮。金鸡纳树是野生的，经过几百年的采集，总的趋势在减少之中，人们担心总有一天金鸡纳树会灭绝。从1848年开始，欧洲人把金鸡纳树的种子带出南美，在亚洲和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种植成功，但这些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所含奎宁的量很低，无法替代南美的原产金鸡纳树皮。

1865年，英国商人查尔斯·列格从他的印第安仆人曼纽尔·印克瑞·马纳米那里拿到几磅罕见的金鸡纳树种。马纳米因为落水被列格所救，自愿当仆人，在玻利维亚花了5年时间采集这种树种。列格将之偷运出境，交给在伦敦的哥哥乔治。乔治·列格找到英国政府，希望政府买下这些种子，但英国政府在此之前已经花钱买了几次金鸡纳树种，全是低产品种，这次决定不再上当了。列格只好找别人，最后荷兰政府出钱，用20美元一磅的价格买下了这些种子。由于南美各国严禁偷运金鸡纳树种出境，马纳米被玻利维亚官方逮捕，受尽酷刑而死。

因为爪哇的纬度和气候与安第斯山的气候接近，荷兰人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将金鸡纳树在爪哇种植成功。到1930年，爪哇产的奎宁占据了全球市场的97%。

在此期间，为了解决金鸡纳树灭绝的危险，有人灵机一动，有没有可能人工合成奎宁？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脑筋急转弯。3　想制药，先染料

这件事还得从法国人说起。19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是法国人的天下，在当时的显学化学领域人才辈出。1832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罗比凯（Pierre Robiquet）从鸦片中分离出另外一种生物碱，取名可待因，它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果尖。可待因在不同的鸦片中的含量为1%～3%。可待因可以直接从鸦片中提取，常用的方法是从吗啡中提取。可待因问世后，成为鸦片类药物中使用最多、也是使用最广的一种药物。

罗比凯是氨基酸研究的先驱，1806年，他作为尼古拉斯·沃克兰（Nicolas Vauquelin）的助手，一起分离出第一种氨基酸——天冬酰胺。

19世纪之前，用于染衣服的都是天然染料。有的很昂贵，有的提取过程很复杂，而且很多在洗涤过程或者在日晒条件下不稳定。比如被称为泰尔紫的紫色取自贝类的腺黏液，制作过程极为复杂，导致价格非常昂贵。

红色来自生长在中亚和埃及的茜草，后来发现茜草很适合在荷兰生长，并成为当地的一个经济支柱。1826年，罗比凯从茜草根中获得两种有染色能力的物质，其中一种非常稳定，他将其命名为茜草色素（alizarin）。

茜草色素被发现后，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直到30年后的1856年，一位18岁的年轻人重新拾起罗比凯的染料研究。

威廉·珀金（William Perkin）15岁时入读在伦敦的皇家化学学院，师从该学院第一任院长、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霍夫曼。霍夫曼的老师是尤斯蒂斯·李比希，在李比希手下，霍夫曼进行煤焦油的有机成分研究。

1792年，煤气灯出现后取代了蜡烛，使得煤气生产一下子成为大工业，也因此出现了煤焦油。煤焦油这种废料越来越多，就有人打起了变废为宝的念头。通过加热和提炼，从煤焦油中提取出各种新的化学物，英国医生李斯特用于消毒的苯酚就是这类化学物。现代化工业就是从提炼煤焦油开始的，这些含碳的化学物很快被用在各个方面。

霍夫曼有一个假说，既然奎宁已经被分离出来了，就有可能被化学合成，其手段可以从煤焦油提取中找。这个任务交给了珀金。

珀金经过很多次实验，一直没有成功。1858年复活节期间，霍夫曼回德国度假，珀金在自己公寓里面继续试验，发现苯胺在瓶子底部形成沉淀，用酒精溶解后出现漂亮的紫色，他称之为苯胺紫（mauveine）。

对于合成奎宁的研究来说，这个发现没有任何意义，但珀金喜欢绘画和摄影，对色彩非常有兴趣，发现这个现象后，他索性不搞人工奎宁了，和朋友一起搞起合成染料来。由于这件事与人工奎宁研究无关，珀金就在自己家里干，瞒着霍夫曼。

珀金他们继续试验，发现苯胺紫可以使丝绸着色，且在洗涤过程中很稳定，在日光下也很稳定，觉得可以将苯胺紫作为染料商业化。1859年8月，18岁的珀金申请专利。

珀金很有商业头脑，也很会经营，很成功地推动了苯胺紫的商业化。1862年皇家博览会上，维多利亚女王就穿了一件这种紫色的丝裙，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化学染色剂一下子火爆起来，珀金也因此暴富。

1868年，珀金发现可以从蒽（anthracene）中提取茜草色素，可是等他在1869年6月26日去申请专利的时候，却发现有人已经提前一天申请了。德国BASF公司的化学家也发现了这种方法，并于6月25日在英国申请了专利。

珀金发现苯胺紫，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65年BASF公司成立，德国人在化学染料上渐渐占据领先地位。

染料业的兴起带动了德国制药业的发展，1863年拜耳公司成立，从制作水杨酸起家，1898年推出海洛因。

海洛因在1874年即由英国人发明，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3年后，拜耳公司的化学家在制作可待因的时候制出了海洛因。此时吗啡和可待因的成瘾性已经被意识到了，拜耳公司认为海洛因可作为替代物以避免吗啡类药物的成瘾性，并在没有进行海洛因成瘾性研究的情况下将之推出，作为非成瘾性吗啡药物、咳嗽药和治疗吗啡成瘾的药物上市。没想到很快发现海洛因的成瘾性比吗啡还严重，拜耳公司后悔莫及，此事成为拜耳历史上一大耻辱。

幸好，1899年拜耳公司制成了阿司匹林。

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就用柳树皮粉来缓解疼痛、发烧和头痛，19世纪中叶开始，化学家开始进行对水杨酸的研究。1897年，拜耳公司的化学家合成出比水杨酸更难溶的乙酰水杨酸，将之命名为阿司匹林，上市后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拜耳公司的摇钱树，使其成为制药业的巨头。

在阿司匹林的发明权上存在着争议。拜耳公司说是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发明的，但也另外一种说法是犹太裔化学家亚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un）发明的。

吗啡、奎宁、阿司匹林等来自植物的提取物是19世纪现代制药业的写照，依托现代化学的发展，对数千年的植物提取技术进行了质的改进，从而诞生了一批疗效显著的药物。吗啡类产品由于其成瘾性，成为被严格控制的药物；奎宁后来由于疟原虫的耐药性而渐渐失去了抗疟效果；阿司匹林后来也经历了低谷，近年来因发现其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肿瘤的效果而重新获得重视。这些药物的出现使得天然药物得以纯化，用药剂量得以标准化，进而使得临床治疗得以标准化，大大减少了毒副作用，提高了治疗效果和治疗时间。

这几十年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几千年在制药方面的总和，但人类并没有停留在提取植物成分上，而是继续前进。20世纪后，制药业进入英雄时代。4　命中注定要成就事业

1863年，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赫希斯特也出现了一家化学公司，名叫Teerfarbenfabrik Meister, Lucius & Co。1880年成为控股公司，改名为Farbwerke Hoechst AG，简称赫希斯特AG（Hoechst AG）。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赫希斯特AG和其他德国化学公司一样，全力涉足制药业。1909年，赫希斯特AG发现了一个黄金机会，法兰克福的实验治疗研究所研究出一种新药，赫希斯特AG决定全力以赴，赌这一把。

这笔大赌注不仅赌这种新药，更赌该药物的研究人——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

时年55岁的埃尔利希是犹太人，已是天下闻名的科学家。

有些人的光芒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创造一番事业，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他们，而埃尔利希就是这种人。

保罗·埃尔利希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家境殷实，父亲是当地的犹太人领袖。埃尔利希上中学的时候，受到比他大9岁的表哥、后来成为著名微生物学家的卡尔·魏尔斯特（Karl Weigert）的影响，立志学医。他沿着魏尔斯特的脚步，接受了极其正规的教育，于1882年获得博士学位。

从19世纪初开始，在德国还没有统一之前，德意志就开始了教育革命，其中心是教育科学化，一切从实践出发，对学生来说，在掌握知识之前，必须在实验中证明。实验室成为德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大学的毕业生不仅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也为高速发展的德国化工业提供了出色的研发人员。

这场教育革命，使德国不仅在化学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医学的尖端领域，由于出现了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这位大师，得以和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领军的法国微生物界分庭抗礼。

埃尔利希就是这场教育革命的产物，他本人兴趣广泛，对医学、细菌学和化学都有浓厚的兴趣。魏尔斯特是第一个用化学染料对细菌进行染色的人，因此埃尔利希对化学染料非常着迷。当时显微镜已经成为医学和细菌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但在显微镜下，一切都是透明的，很难辨别组织细胞和细菌的结构，化学染色成为分离细菌的先进手段。

埃尔利希将化学染料用在组织样本的染色上，发现不同的染料对组织细胞和细菌的着色不同，从而将显微镜下透明的样本变得能够分辨出来，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动物组织染色的。科赫于1881年用化学染色的方法发现了结核菌，这是第一个被培养成功的人类重大传染病的病原菌，科赫因此和巴斯德并列为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埃尔利希对科赫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两人从此成为好友。

获得博士学位后，埃尔利希成为临床实验医学奠基人特奥多·弗雷里克斯（Theodor Frerichs）的助手，从事组织学、血液学和化学染色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他在实验室内染上结核，前往埃及等地修养了两年，回到德国后私人开业行医。

1890年，埃尔利希成为科赫的手下，加入结核菌素的研究。科赫刚刚从结核菌中提纯出结核菌素，并希望其能够成为结核疫苗，用来治疗或者预防结核。结核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如果能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就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结核菌素研制出来以后，科赫将之匆匆上市，希望能靠这个发明致富。由于他是在公立机构进行研究的，便要求有关部门另外成立机构，生产结核菌素，预计年收益450万马克。埃尔利希也给自己注射了结核菌素。

科赫的试验是在试验动物身上做的，他并没有在意结核菌素在人身上的反应更为强烈。结核菌素上市后便出现其有效的大量报道，而死亡的病例却一直被忽视，因为医生用它治疗的都是晚期病人。直到尸体解剖后发现结核菌素并不能杀死结核杆菌，科赫只得从市场上撤回结核菌素，事后发现，结核菌素中带有没有过滤干净的结核菌。

满城风雨中，科赫为了躲避风头，告假去了埃及，但他仍然认为结核菌素是有效的。埃尔利希则支持科赫，强调结核菌素有诊断价值。科赫于1898年推出改良型结核菌素，但最终证明发现，它对治疗结核无效。

同样在科赫手下的埃米尔·冯·贝林发现感染了白喉的动物的血液中有抗毒素。这种抗毒素不能杀死细菌，但能中和细菌释放的毒素，不过结果很不稳定。科赫建议他和埃尔利希合作。埃尔利希在免疫和动物实验上有专长，很快就提高了小鼠的免疫水平。1894年白喉抗毒素获得临床应用，赫希斯特AG将之商业化。贝林和埃尔利希本来说好了分享赫希斯特AG的权益金，但后来合同几经修改，埃尔利希只得到8%，这导致了他和贝林的决裂。

参与白喉抗毒素研究的还有在科赫实验室进修的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埃尔利希认为虽然理论是贝林和北里柴三郎提出的，但能够实现临床应用则是自己的功劳，他们之间的争吵闹到了普鲁士文化部。从1900年开始，埃尔利希与贝林不相往来，没想到第二年贝林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血清疗法是第一种有效的传染病治疗手段，在抗菌药物出现之前，也是治疗传染病的仅有手段，确实值得获奖，但这绝不是贝林一个人的功劳。

虽然埃尔利希在白喉抗毒素研究中的功劳没有被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可，但1897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侧链理论并成为科赫之后德国微生物学的领军人物。1891年他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1896年主管血清研究中心，1899年出任法兰克福实验治疗研究所所长，1908年终于因为在血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成就，和梅契尼科夫一起，共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功成名就的埃尔利希并没有一丝满足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因为他有一个梦想——Zauberkugeln。5　梦想与荣耀

Zauberkugeln的意思是魔球。

埃尔利希吃得很少，每天吸25根烟，在能找到的所有的纸上都写满了字，如果找不到纸的话，就在实验室的墙上写、在工作服上写、在桌布上写。有一次当他发现一位清洁女工把他写了字的桌布清洗了以后，就骗她说那些纸有毒，吓得那位女工再也不敢动这些东西了。

在别人眼中，埃尔利希是一个疯子。而在熟悉他的人眼中，埃尔利希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了，那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埃尔利希在刚刚从事微生物学研究时就有一个梦想：研究出一种能够在人体内只杀死微生物而对人体无害的药物，他管这种东西叫魔球。

当时，药品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传统秘方类药物，能用的只有奎宁、阿司匹林和吗啡类等区区几种。抗血清非常有针对性，生产抗血清的公司养着成群的兔子，但这种东西属于实验室产品，不可能工业化生产，而且一种抗血清只能针对一种细菌，遇见存在多种细菌的伤口感染时，抗血清就不管用了，而一些烈性传染病也没有抗血清。对付传染病的希望还在疫苗上，但疫苗的研究周期长不说，在很大程度上要碰运气。对于大多数传染病，依旧和过去千万年一样，只能靠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利希的只针对微生物的药物的梦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创作：清华美院　刘书好

但埃尔利希对他的梦想深信不疑，并为此进行着疯狂的研究。他的思路来自珀金，希望从染料中找到一种合成化学药物。

埃尔利希认为，实现这个梦想有四个先决条件：耐心、技能、金钱、运气。

耐心：他自己有的是，经过这些年的成功与挫折，埃尔利希有坚持不懈的耐心。

技能：他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德国的教育改革非常成功，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成为各国学子留学的圣地，埃尔利希拥有一支在微生物学方面领先全球的国际团队，日后，该团队中出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金钱：这个难倒天下英雄的钱字难不倒埃尔利希，这也不是问题。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研究上不惜血本，只要有好的想法，钱根本不是问题。

运气：只有这一点是埃尔利希无法掌握的。

在研究细胞染色时，埃尔利希发现染料对于不同的细胞是有选择的，有些细胞被染色，有些细胞不被染色，他相信会找到一种染料专门染被微生物感染的细胞并将之杀死。此时抗体已经被发现，这是人体自身产生的抗感染化学物。埃尔利希认为，细胞是一个小的化工厂。

对于传染病模型，从资金的角度出发，埃尔利希选择了昏睡病。奎宁问世后，欧洲人加快了在非洲殖民的步伐，但不敢深入南撒哈拉内陆，其原因就是昏睡病。这是非洲大陆南撒哈拉地区特有的由寄生虫导致的传染病，1901年在乌干达发生的昏睡病大流行中，疫区三分之二的人被感染，25万人死亡。

德国是后起的强国，正在大力扩张海外殖民地，但好地方都被别人占了，南撒哈拉地区算是一块肥肉了。如果能找到对付昏睡病的办法，就能给德国在非洲的殖民事业提供很大的帮助。

为此，德国政府愿意出资支持埃尔利希的研究，德国化学工业也对他大力支持，这是因为埃尔利希是在染料中寻找治病的药物，如果他成功了，将为德国化工业开辟一个新的赚钱的领域。赫希斯特AG公司从白喉抗血清开始已经转向药物，并和埃尔利希建立了合作关系。

埃尔利希团队从能够对细胞进行染色的染料开始，对染料的结构进行改进。这些化合物都带砷离子，这是因为他听说氨基苯胂酸钠在实验小鼠身上治好了昏睡病，但氨基苯胂酸钠的毒性太大，他就对其进行结构改进，试验了上百种氨基苯胂酸钠的变种。所有的变种都依次编号，到了418号的时候，埃尔利希对外宣布，他找到了治疗昏睡病的药物。

可惜他高兴得太早，418号还是毒性太大，无法在人身上使用，埃尔利希团队只好继续埋头研究。

昏睡病研究的一大问题是过于凶险，用昏睡病做动物模型，很可能导致研究人员得昏睡病，埃尔利希希望能找到一种毒性弱的替代模型。几年前，梅毒螺旋体被分离出来。梅毒和结核、麻风并列为三大慢性传染病，这是源于美洲大陆的性病，被哥伦布远航队带回欧洲，出现变异后开始大流行，第一次流行就导致全欧超过500万人死亡。埃尔利希认为梅毒螺旋体和昏睡病的病原体相似，可以用梅毒来进行昏睡病的研究。这个假设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埃尔利希发现他能够用梅毒螺旋体感染实验动物，他的助手、日本人秦佐八郎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埃尔利希让秦佐八郎把所有的化合物在他的梅毒模型上重新测试一下，1909年，秦佐八郎发现606号不能治昏睡病，但能治梅毒。1910年他们宣布了这个发现。

对于欧洲人来说，梅毒要比昏睡病可怕多了。虽然606不能为德国的殖民事业做贡献，但对于化工业来说，这是一个聚宝盆。在此之前，治疗梅毒的只有水银，梅毒是欧洲人延续400多年的一个噩梦。

埃尔利希实验室制备出大量的606，给医生用在病人身上做实验，结果很满意，赫希斯特AG公司很快用撒尔佛散为名，销售这种药物。

撒尔佛散开创了合成药物的新领域，是一项领先于时代的研究成功。但埃尔利希并不满意，因为撒尔佛散并不符合他对魔球的标准，这种药物的毒性还是太大，只能一周用一次，且不能肌肉注射，只能进行静脉注射，因为肌肉注射会导致肌肉损伤，注射撒尔佛散时很疼很痒，还会伤害肝脏，长期使用有生命危险，一些病人因此而死，很多病人被副作用吓怕了，拒绝完成疗程。埃尔利希马上开始研究毒性减弱的类似化合物，很快发现了另外一个。1912年，非撒尔佛散上市。

合成药物的时代来临了，赫希斯特AG公司因此成为德国最大的药厂，埃尔利希也登上了人生的顶点。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6　盛极而衰

人们是这样评价606的：它等于警察在人群中向罪犯开枪，打死一个，伤及很多无辜。

埃尔利希没有找到魔球，他找到的是魔弹。

以科赫为首的德国微生物学家与以巴斯德为首的法国微生物学家的一个区别是：德国人不重视安全。埃尔利希也一样，他们狂热地追逐药效而忽视安全。使得德国的药物安全性很差，海洛因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风气导致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重视药物安全的风气，直到1938年的磺胺事件，美国才真正注重药物安全，而德国则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实现药物的安全第一。

606能够治疗梅毒，但毒副作用大到很多病人拒绝完成疗程的程度，很多医生为此指责埃尔利希。对于埃尔利希来说，606离魔球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他继续研究其他药物，希望能找到真正的魔球，但没有成功。1915年埃尔利希死于心脏病，葬于法兰克福犹太人墓地，他的墓地后来被纳粹所毁。

这期间，德国化工业向垄断企业方向发展。

20世纪初，德国的化工业有三大巨头——赫希斯特AG、BASF和拜耳，此外还有5家小公司，分别为爱克发（Agfa）、卡塞拉（Cassella）、卡勒（Chemische Fabrik Kalle）、格里斯海姆-伊莱克纯（Chemische FabrikGriesheim-Elektron）和沃尔姆（Chemische Fabrik Vorm）。这八家公司在合成染料上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随着市场份额的饱和，他们之间竞争激烈，导致利润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拜耳公司的当家人卡尔·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拜耳公司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拜耳（Friedrich Bayer）是一位丝绸织工的儿子，他的第一个产品是厨房涂色剂，在不断地改进配方后，赚到了钱，雇了一位叫卢帕的商业经理。卢帕后来成为拜耳的女婿，他很有商业头脑，认为做配方不如自己开发染料赚钱。在他的建议下，1882年公司高薪雇用了三位年轻的化学家，准备自己开发新的染料，其中一位就是21岁的卡尔·杜伊斯堡。

英俊的杜伊斯堡并不是化学天才，但他很勤奋，运气也很好，来到拜耳后很快发明了一种新的化合物，不久又意外地发明了另外一种。他娶了卢帕的侄女，在公司内部爬升得很快，25岁时成为实验室主管，进入管理层时年仅40岁，50岁的时候执掌拜耳公司。杜伊斯堡在工业管理方面很有天赋。拜耳在他的管理下蒸蒸日上，成为德国第三大化学公司。

1903年他前往美国考察拜耳新公司的情况，顺道走访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大托拉斯企业，对这种垄断方式十分赞赏，认为德国化学工业也应该如此以减少竞争和增加竞争力。

1904年杜伊斯堡回到德国，找到赫希斯特AG公司和BASF公司的负责人，提出这个建议。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请他把想法写出来，杜伊斯堡一写就是58页：德国的化学工业是全球最好的，德国化学工业的研究水平也是全球最高的，德国化学工业的销售能力也是全球最强的，但是德国化学工业的成本太高，有内部竞争的原因，有重复科研的原因，等等，如果能够进行合并，就能够大大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杜伊斯堡的备忘录很让人震动，但作为德国化工业老大的赫希斯特AG公司觉得自己实力强，不同意合并。杜伊斯堡便和BASF公司联合，双方开始为联合做准备，就要大功告成时，他在报上发现，感到威胁的赫希斯特AG公司正准备和其他公司联合。拜耳公司和BASF公司马上合并，爱克发公司也加入了。在收益中，拜耳和BASF各占43%，爱克发占14%。

1908年赫希斯特AG公司和卡塞拉公司买下卡勒公司88%的股份，这三家公司形成另外一个联合体。这样一来，德国化工与制药业出现了两个大联合体，外加两个小公司，市场竞争减少了。这两大联合体内部主要是在市场上减少竞争，在科研上并不合作。

杜伊斯堡成为德国化工与制药业的明星，下一步就要合为一体了，但此时，“一战”爆发了。战事一起，敌对国家由于得不到德国的化工产品，只能自力更生，也不管知识产权了，各国的化工业都得到快速发展。“一战”以德国战败的结局而结束，德国化工与制药业一下子跌到谷底。战胜国对德国化工与制药业大肆掠夺，很多资产和专利、商标都归别人了。美国一家公司低价收购了拜耳公司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包括著名的拜耳阿司匹林品牌，直到今天，在美国，拜耳牌阿司匹林不是德国拜耳公司出的，而是美国斯特林公司生产的。

在美国的德国分公司也纷纷和总公司切割。默克公司在美国的分公司在战争中一度被政府作为敌产没收，后来成为独立的公司，中文名字用默沙东来与德国默克公司区别。“一战”结束时，杜伊斯堡的豪宅被英军征用了，他们一家被赶到其中的两个房间去住，地方不够就住阁楼。战后，左翼在拜耳工厂里组织工会。由于德国财政危机，大学办不下去了，导致德国科研水平急剧下降。德国化工和制药业的市场竞争尤为激烈。

德国化工和制药业的衰落，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工业实力强大的美国，一个难得的机会。你相信奇迹吗？1　等待奇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大流感把交战国折磨得没有继续打下去的能力，尤其是德国。“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本来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可是由于美国总统威尔孙在巴黎染上流感，险些丧命，这使得巴黎和会匆匆结束，达成的条约中对德国的条件太苛刻。战后德国民生凋敝，导致日后纳粹得以兴起并掌握政权。

威尔孙即便不生病，恐怕也和不成这团稀泥。他本来就不是当总统的料，是因为1912年大选，共和党内前总统老罗斯福和现总统塔夫脱内斗，罗斯福一怒之下另立新党，分散了票源，才让威尔孙捡了便宜。

1916年大选，共和党吸取教训，推选最高法院大法官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出马。休斯和威尔孙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任大法官之前是纽约市长。当时共和党选民占多数，休斯赢面很大。竞选前他来到加州，正巧和加州州长海拉姆·约翰孙（Hiram Johnson）下榻同一家饭店。休斯根本不知道约翰孙在此，没有上门拜访，这么一个疏忽，失去了约翰孙的支持。

大选之夜，共和党形势不错，休斯很高兴地睡觉去了。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在加州以3800票的微弱比例失利，也因此失去了整个大选。休斯因此被戏称为“睡觉以前是总统，醒来之后是白丁”。

1920年大选，共和党还希望在纽约当律师的休斯出马，但被休斯拒绝了。共和党推出哈丁，哈丁上台后，论功行赏，首功非让贤的休斯莫属，于是休斯成了排名内阁部长首位的国务卿。“一战”后美国孤立主义盛行，休斯持这种理念。他上任后主持华府海军会议，裁减全球海军。国际上日本咬牙切齿，国内海军义愤填膺，太平洋战争从此时埋下了祸根。

海军会议后，休斯又忙于拉美事务。1922年8月，他要去巴西参加国际会议。这天正在书房阅读驻拉美诸国外交官送回的报告时，夫人安托瓦内特来到书房告诉他，多伦多的班廷医生发现了一种叫胰岛素的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她已经和班廷医生通信了，班廷说手头没有胰岛素了，希望他能介入，让女儿伊丽莎白能够接受胰岛素治疗。

休斯不解地问：“介入？什么意思？”

安托瓦内特回答：“你可以给哈丁总统或者麦肯齐·金（加拿大总理）打电话，要不，请哈丁总统给麦肯齐·金打电话。”

休斯明白了，妻子是希望自己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力来干私事，这和他为人的原则相违背，于是他回答说：“这不属于外交事务的范畴。”

安托瓦内特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坚定的声音说：“我不这样认为，如果你不能让班廷医生为伊丽莎白治疗，我就不会随你去巴西。”

休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从和自己荣辱与共34年妻子嘴里说出来的话。安托瓦内特出身律师家庭，一向识大体，公私分明。1921年哈丁希望休斯出任国务卿，休斯一度犹豫，因为一来“一战”结束后百废待兴，二来威尔孙任期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总统不良于行，第一夫人把持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在安托瓦内特的支持下，休斯为自己定下了高标准，公私分明。休斯从政以来一直严格自律，是美国政坛上少有的正人君子，安托瓦内特是他能做到这一点的坚强后盾，今天怎么突然变了？

面对丈夫质疑的目光，安托瓦内特含着眼泪说：“如果你看到她从船上下来的样子……”说到这里，她泣不成声。

休斯的心肠一下子软了下来。

因为妻子跟他说过，在纽约迎接从加勒比海疗养回来的伊丽莎白的情形。15岁的女儿体重只有45磅[1]，这不仅只是同龄女孩的一半，而且比3年前轻了27磅[2]。他和妻子都知道，最心爱的幼女来日无多。

这一切开始于1918年的秋天，11岁的伊丽莎白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吃了不少甜点和冰激凌，在家里讲究饮食健康的母亲通常不让她吃那么多，回家后她觉得很口渴，喝了很多水，之后便常常感到累。安托瓦内特发现了这个情况，当时正值西班牙大流感流行期间，加上前两年纽约刚刚流行过脊髓灰质炎，让安托瓦内特非常担心。冬天，伊丽莎白也得了流感，安托瓦内特心里的疑问有了答案，看来是流感造成的。但第二年春天，伊丽莎白从流感中恢复过来后，依然经常口渴多尿，体重开始下降。

家庭医生怀疑伊丽莎白患儿童糖尿病，建议去看这方面的专家弗雷德里克·阿兰医生。经过阿兰医生诊断，伊丽莎白患了1型糖尿病，对这种疾病，当时没有治疗方法，在出现症状后，患者不会活过一年，根据阿兰医生的估计，伊丽莎白只剩下6个月寿命。

当时父母们听到这个诊断后，唯一的选择是让孩子尽可能快乐地度过剩下的时光。休斯夫妇不是这种人，他们问阿兰医生有没有其他办法。

阿兰医生是有一个办法，但不是治病，而是争取时间，通过严格的饮食控制，虽然会使糖尿病患者骨瘦如柴，但能够存活数年。这种疗法并不被主流医学接受，大多数医生认为反正早晚也是死，为什么不让孩子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为什么要饿死？

但阿兰认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坚持到糖尿病能够有救的那一天。

这也太渺茫了吧？

休斯夫妇抓住了这个渺茫的希望。

阿兰一直想建一座糖尿病病人康复中心，借着伊丽莎白被诊断为糖尿病的机会，他说服休斯让伊丽莎白接受他的疗法，并靠着休斯的支持建立了康复中心。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住进去，而是在家里雇护士，严格按照阿兰的疗法，成功地延长了寿命。但是，糖尿病还是不治之症。

1920年大选之前，休斯的长女刚刚死于肺结核，伊丽莎白的健康情况是一个只有休斯家成员和少数几个人才知道的秘密。当党内大员前来劝进的时候，休斯考虑的是如果答应出马的话，他和妻子就要马不停蹄地在全国竞选，那样的话，安托瓦内特就不能照顾伊丽莎白，甚至很可能在她临死前不能陪在她的床边。

为了幼女，休斯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总统梦。

哈丁当选后，休斯看到伊丽莎白的情况很稳定，就将她送进阿兰的康复中心，和夫人前往华府就职。

到1922年初，伊丽莎白接受阿兰的疗法快三年了，已经算奇迹了。1月，伊丽莎白和她的护士来到百慕大，休斯希望女儿在那里能够快乐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休斯夫妇已经做好安葬他们另外一个女儿的准备，阿兰医生为伊丽莎白争取了两年多的时间，除非有奇迹发生。

你相信奇迹吗？

[1]　45磅=20.4千克。

[2]　27磅=12.2千克。2　能动摇原则的只有亲情

开完海军会议后，休斯夫妇匆匆赶赴百慕大，发现伊丽莎白的精神状况很好，略感欣慰。陪女儿待了一段时间后，休斯夫妇返回华盛顿。

他们刚刚回到华盛顿就收到阿兰医生的一封信，希望伊丽莎白马上返回纽约，因为有了一种新的糖尿病治疗方法。休斯夫妇心中燃起一线希望，但伊丽莎白的身体十分衰弱，根本无法承受海上旅行。到了5月，她每天只吃不到300卡[1]热量的食物，可是尿中依然检测有糖。6月，伊丽莎白终于能够旅行了，安托瓦内特从华府赶到纽约接船，发现女儿瘦到只剩下骨架，下唇干裂，牙齿上全是血。休斯夫人认定女儿来日无多了，没有把她送到阿兰的康复中心，而是把女儿带到华府，以便陪伴女儿走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但是安托瓦内特还有一个很不现实的希望，就是阿兰医生说的那种新疗法。这种新的疗法能让伊丽莎白起死回生吗？她写信给班廷医生，希望对方能亲自为伊丽莎白治疗，但被拒绝了。阿兰医生已经收到一部分胰岛素，给康复中心的病人注射后效果不错。安托瓦内特把伊丽莎白送回康复中心，但心里没有底，还是希望去多伦多找班廷医生，这才希望丈夫介入。

以休斯和哈丁的关系，后者是不会拒绝休斯的请求的，如果美国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加拿大总理，班廷医生肯定会同意，但这和休斯的原则相违背：“不，我还是不能给总统或加拿大总理打电话。”

面对妻子愤怒的目光，休斯解释道：“让我们假设我打电话给哈丁总统，总统给麦肯齐·金打电话，金给罗伯特·法尔科纳爵士（多伦多大学校长）打电话，法尔科纳给班廷打电话，班廷肯定会答应接收伊丽莎白。但班廷已经告诉你，他手头没有胰岛素了。”

安托瓦内特说：“我只要求班廷医生见一下伊丽莎白，之后的结果听凭上帝的意愿。班廷医生给不给伊丽莎白用胰岛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必须安排这次见面，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休斯继续解释：“但是问题是短缺，不是吗？如果伊丽莎白得到胰岛素，代价是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

安托瓦内特用沉默作为回答。

休斯继续说：“你是不是在请我容许私心干涉国事？你是不是在请我利用政治权力实现个人目的？你和我结婚不就是因为我是那种永远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人吗？”

安托瓦内特依旧沉默，但心中波涛汹涌。她的娘家不仅有地位，而且历史可以回溯到“五月花号”，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和休斯从小受到的教育一样，是新教徒那种公私分明的理念。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失去另外一个女儿的痛苦。

休斯握住妻子的手，许久之后才开口：“如果你请我这样做，我会考虑的。你请我这样做吗？”

安托瓦内特的声音几不可闻：“我请求你这样做。”说罢，转身而去。

3个小时后，安托瓦内特从楼上下来，发现丈夫依旧坐在那里，看起来在过去的3个小时内一动不动。安托瓦内特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是自己的父亲面对自己的请求，会不会也和丈夫一样？

她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在这3个小时内，安托瓦内特已经让仆人准备好了休斯去巴西的行李、自己和伊丽莎白去多伦多的行李，还有她自己去巴西的行李。

安托瓦内特走进书房，开口说：“既然你不会给总统或加拿大总理打电话，我有另外一个计划。”

休斯点点头。安托瓦内特长吸了一口气，说：“胰岛素是多伦多大学弗雷德里克·班廷医生发明的，多伦多大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到一百万的基金。我们和洛克菲勒家族参加同一个教堂，你和洛克菲勒父子同为教堂的监护人。”

休斯打断了她，说：“将来伊丽莎白知道她的生命是用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换来的，对她会有什么影响？”

安托瓦内特回答：“就让伊丽莎白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让伊丽莎白来选择，上帝让你处于这种能够产生影响的位置。”

休斯摇着头：“但上帝信任我不会滥用它。”

安托瓦内特再一次离去。第二天她从楼上下来时，发现丈夫依旧坐在书桌旁，整夜一动未动。

此时，在多伦多大学，秘书急匆匆地闯进会议室。不仅多伦多大学校长罗伯特·法尔科纳一脸恼怒，在座的客人、多伦多大学主要资助人阿尔伯特·古德哈姆也脸色铁青。古德哈姆富甲多伦多，他的会议从来没有被打断过。

法尔科纳刚要发作，秘书开口了：“先生，国务卿休斯的电话。”

一夜天人交战，休斯的原则终于让位于亲情，但他没有通过哈丁、金或者洛克菲勒，而是直接给法尔科纳打电话。

几天后，安托瓦内特收到班廷的信，她马上动身前往纽约。来到康复中心时已经午夜了，她交给出租司机20美元，让他不要关引擎。

来到伊丽莎白的病房，安托瓦内特下令贴身护士马上收拾东西，火速动身。阿兰医生闻讯赶来，竭力阻止，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半夜接走病人的先例，而且休斯也没有授权。

安托瓦内特和阿兰大吵一架，直到阿兰屈服，然后带着虚弱不堪的伊丽莎白和为她雇的贴身护士布兰奇一道上了出租车，直奔曼哈顿中心车站，登上了下一趟去多伦多的火车。

经过这一番折腾，伊丽莎白累得很快睡着了。安托瓦内特望着车窗外黎明前的黑暗，突然想到，那位班廷医生的胰岛素究竟能不能创造奇迹？

[1]　1卡＝4.186J。3　无知者无畏

弗雷德里克·班廷1891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家，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班廷的父亲在每个儿子21岁的时候，都会给他一匹马、一副马具、一辆马车和1500块钱。班廷的三个哥哥都用这笔财产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则用这笔财产接受高等教育，成了多伦多大学的一名学生。

班廷上大学后并没有想好学什么，但他母亲希望他当牧师，但他对此不感兴趣。而是对艺术和音乐感兴趣。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好，一门英文课还得重修，而且一辈子发音都不好。

一天，两位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了重伤，班廷跑去叫医生，目睹了医生治疗病人的场景，因此立志学医，选了医学专业。

此时正值“一战”，加拿大是英国殖民地中最亲英的，多伦多人踊跃参军，班廷也不例外，早在1914年战争刚刚开始，班廷就先后两次要求参军，但因为视力太差而未能入伍。由于前线极缺医生，多伦多大学1917届医学生提前一年，于1916年毕业。班廷再度要求入伍，终于如愿以偿。

班廷在前线表现优异而且负了伤，因此获得勋章。战后他离开多伦多，到边远地区行医。没想到不仅没挣到大钱，反而需要向家里借钱度日，班廷成了兄弟四人中教育水平最高和最贫穷的一个。

班廷在西安大略大学外科和生理学系兼职讲师。虽然他之前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但这份工作每周能有8～10加元收入，相比之下，他行医第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加元。后来他找到一个赚钱的门路，给人开酒处方。当时正值禁酒，很多人以各种理由找医生开处方买酒。几个月后，班廷的月收入增加到66加元，但还是入不敷出。除了来开酒处方之外没几个病人，在小地方也没事干，班廷靠看诗集和医学教科书消磨时间，并且打算给石油探测队当医生。

1920年10月31日凌晨1点，他在准备当日关于糖类代谢和胰腺的讲课材料时读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病理学家摩西·巴伦（Moses Barron）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讲作者在解剖时发现了一例罕见的胰腺结石，提到了胰岛。一开始班廷根本看不下去，但为了白天的课程硬着头皮看完后，居然难以入睡。

凌晨两点，班廷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在狗身上试验胰岛提取物治疗糖尿病的试验设计，一共25个字，毫无章法不说，还有两处拼写错误。

虽然班廷名义上是大学讲师，但他对医学研究的进展所知甚少，对糖尿病方面的研究更是一无所知。他的想法不仅在十几年前就被别人提出过，而且已经被人用试验证实是不可行的了，因为胰岛分泌成分会被消化酶破坏。他更不知道的是，1916年罗马尼亚生理学家尼古拉斯·包斯克（Nicolas Paulesco）成功地用胰岛提取物控制了狗的血糖，但这个成果没有发表在英文刊物上。

但是有一点，这些人包括包斯克的结果是无法重复的，整个试验过程过于复杂。胰岛产物可以控制血糖这个理论已经基本形成了，胰岛产物分离不难，关键在于很难证明或者实现其临床效果，因此其他人都放弃了。

有时候无知者无畏，如果班廷对医学研究的进展很了解，他也许就不会研究胰岛素了，正因为他对前人的工作一无所知，认为自己有个特别天才的想法，才义无反顾地要实验它。

上午上完课后，班廷兴冲冲地找到系主任弗雷德里克·米勒，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班廷不仅发音不好，表达能力也不强，语无伦次地像打机关枪一样地说，以至于米勒不得不两次打断他，让他说得慢一点。最后米勒明白了他的试验设计和他的要求。班廷希望米勒为他提供一间实验室、一个手术室、几条狗加上薪水，因为他要全职做实验，不能开门诊了。

米勒是生理学教授，和这种生化实验不沾边，而且本校地处偏远地带，正在向政府要钱修建校舍，根本没有多余的实验室。

听了米勒的话，班廷蔫了。沉默了一会儿，米勒的眼睛亮了：“你也许是历史上最幸运的人。”

班廷听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在代谢方面最著名的专家之一正在多伦多。你听说过J.J.R麦克劳德（Macleod）吗？”

班廷摇摇头。

米勒有些不解地说：“你应该知道，他写了一本糖尿病的教科书。”

班廷还是摇头：“他写了？我不记得有这么一位麦克劳德。”

连麦克劳德都不知道，米勒这时觉得班廷真的有些异想天开了。

麦克劳德的全名是约翰·詹姆斯·理查德·麦克劳德，他是苏格兰人，来多伦多大学之前是位于克里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系主任。威尔孙总统在“一战”初期一直强调不卷入战争，1916年更因此而赢得大选，导致很爱大英帝国的麦克劳德实在忍不下去了，认为美国已经抛弃了英国，于1918年递交辞呈，离开了执教15年的凯斯西储大学。

麦克劳德在糖类和新陈代谢方面是世界级权威，北美各大学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不愿意再待在美国，答应了从1916年开始就挖他的法尔科纳校长的条件，来到多伦多大学。

米勒的建议让班廷精神一振，决定去多伦多和麦克劳德面谈。胰岛分泌物的试验想法让班廷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十分不顺的行医生涯、穷困潦倒的现状、和未婚妻之间的种种不快，都会被这个实验迎刃而解，他将一鸣惊人。

1920年11月初，班廷满怀前所未有的信心，走进了麦克劳德的办公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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