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尚思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论语试读：
作者简介
蔡尚思 （1905—2008），福建德化人。七岁始读五经，先后向王国维、梁启超、陈垣、柳诒徵、蔡元培等名家求教，得到诸多指点。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其系列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文化史要论》《孔子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吴瑞武 1928年生于浙江宣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蔡尚思教授助手十五年，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名著选读》（与人合作），协助蔡尚思教授编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序
我只想约为数点，略提一下：
一、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一是我写的《〈论语〉导读》，二是吴瑞武同志写的《〈论语〉类编简释》。要知道，《论语》一书在中国古籍中最为杂乱，我读《论语》至今已八十多年，也苦于无法完全知道哪几句话、哪几段话是在哪一篇中。我写的《〈论语〉导读》与吴瑞武同志写的《〈论语〉类编简释》，就是首先要解决这个两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但读者应当注意到的是：上编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是以有关的句为主的类编，而下编全部却是以有关的章为限的类编。这是二者同中有异的地方。
二、上编最为重要与篇幅最长的有两章：第十一章是我试图具体分析其所有重要思想的主次地位问题；第十二章是我敢于试图具体分析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以上两章引文出处的数字，全沿用杨伯峻先生著《论语译注》。
三、我把《论语》全书归纳为若干问题，以《论语》证明《论语》，是一种最为可靠的直接证据，深盼今后学者也根据《论语》原文展开争鸣。
四、上编从第十章到第十五章都是我用力最多的部分。
五、我也提出研究《论语》须知的其他有关各种问题，如第一章到第九章。
六、我一生研究孔子《论语》的心得，几尽收于此编中，自认可以作为一种总结，希望至少也能达到古人所说：“虽不中，不远矣。”
七、上编引文有些改为相同的今语（通用字），有些附入自己的简释，在于避免写成长文，多费篇幅。各处引文也尽可能地避免重复。
八、我的治学态度，以对孔子的《论语》而论，既反对复古主义（国粹主义）的全盘肯定，又反对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而要一分为二，古为今用，发扬其精华部分，批判其糟粕部分。
九、我对现代学者注释《论语》的著作，只是指出其不足不安之处，要使今后读者不致误从，而不是好辩好批评他人。例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读的人可能较多，它的优点是比较通俗易懂，可也有不少地方解释欠妥，我只指出其一部分而已。蔡尚思上编《论语》导读第一章关于《论语》一书的重要性与杂乱性问题
旧时代的儒家信徒大都夸大宣传《论语》一书的无比重要性。认为它是通五经、六艺关键的，有汉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也。”唐薛放说：“《论语》者，六经之精华。”宋二程说：“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清李元度说：“《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陈澧说：“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认为《论语》可以当作法律的，如汉董仲舒以《论语》折狱。认为可以治天下国家的，有宋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辜鸿铭更说：“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说孔子《论语》的有用，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模仿《论语》著书的，有汉扬雄的《法言》、隋王通的《中说》、明张应文的《粥经》。以妇女著书而名为《论语》或《四书》的，有唐代的《女论语》，明清间的《女四书》。要使人人以《论语》为必读书的，有钱穆。要使全国学者都对《论语》熟读成诵的，有梁启超。二人原话，均另详于后面第十三章。
实事求是地说，孔子只是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之一。中国通史、文化史、学术史、经学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教育史等等都多少和他有关系。要想了解孔子这个历史人物，就应当先读专门记录他言行的《论语》这本书。但要知道中国古籍最杂乱无章而无法或不容易使读者记得哪一句话出在哪一篇的，也首推《论语》一书。它第一篇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便以“学而”为第一篇的篇名，最后一篇的第一句是“尧曰”，便以“尧曰”为第二十篇的篇名。其中各篇也都采用此体裁为篇名。
我为了要解决这个前人不敢指出的难题，起先去查专就《论语》全书分为若干主要问题的一些著作，如清焦循的《论语通释》共只一卷，内分：一、一贯忠恕；二、异端；三、仁；四、圣；五、大；六、学；七、多；八、知；九、能；十、权；十一、义；十二、礼；十三、仕；十四、据；十五、君子小人。郑麐的《古籍新编论语》，内分：第一、自述；第二、习性；第三、事迹；第四、弟子；第五、人物；第六、评论；第七、政治；第八、德行；第九、处世；第十、君子；第十一、阙疑。曹廷杰的《论语类纂》，内分：论世、论人、论事、论政、论学、论教、论圣七卷。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内分三部。上部：历史证件，包括释人民、人仁古义辨证、有教无类解、君子小人辨、原贫富。中部：儒学究元，包括自然稽求、学习知能论、两端异端解、说知探源、崇仁恶佞解、仁礼解故。下部：孔门异同，包括先进异同考、后进异同考。
后来再查辞典式的分类，如杨伯峻的《论语词典》，它的排列，按笔画次序，每辞每义一般都只统计次数而不遍附原文，它既然是词典式的体裁，当然对读者有方便的一面，同时也不免有不利于读者的一面。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我就不得不想到索引类书，但又觉得传统索引都是句首索引，而没有主题（也称主辞、主语）索引，许多主题如仁、礼等，有的在句首，有的在句中，有的在句末，传统索引就不适用了，此其一。在句首的索引如“子”“夫”等是很多而又没有用的，此其二。又传统索引都以一句为限，许多主题却需要数句甚至一段才能说明的，这在传统索引就无法解决了。试举一个要例，《论语》一书和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古来学者过于尊孔而要美化孔子，很多人只敢说孔子解释仁是爱人，爱人即爱全人类，而不敢顾及他处的孝悌为仁之本或“亲亲，仁也”，他们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二句，只要上一句而不要下一句，真是断章取义，此其三。以上几个难题，我经过长期考虑后，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把全部《论语》拆散，改为类编。这样，就有几个好处和特点：一、使一部《论语》从杂乱无章变成较有系统，易于记忆和翻查。二、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类纂”或“新编”。三、约略统计一下，可以令人看出有多少问题。四、不以完全相同的主题为限，凡相近、相联与相反的言论也多排在一起，可以互相启发，比较容易体会。五、以《论语》之言证《论语》之言，即以本证（直接证据）证本证，比较直接可靠。第二章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问题
古来大约有下列几种异说：
第一，根据《汉书·艺文志》，《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的意义就是语言的论纂。
第二，根据东汉刘熙《释名》，《论语》的意义，“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论语》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
第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正义》又引申刘说为纶、轮、理三义而说：“论者伦也，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
第四，根据清袁枚《论语解四篇》说：“论，议论也。语，语人也。自《学而》起，以至卒章，皆与人议论之语，而非夫子之咄咄书空也。记者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然，致注疏家往往窒碍。其答弟子问者，则详于师说，而略于问辞，记言之体应尔也……当时问者各有其人之议论，而夫子为之折衷。记言者不详载问辞，而统据大义，则曰问仁问孝问政云尔。人非木偶，岂有言无枝叶，突然一字以相问者？况仁、孝、政，一问可也，何必重复问耶？一人问，可也，何必各人问？……而仲弓之言不载，从所略也。不明记言之体而强解焉，于是史迁所谓仲尼父贱，何晏谓仲弓父不善，朱子谓司马牛多言而躁。樊迟粗鄙近利，皆以意为之，不可为典要。”（《小仓山房文集》）
第五，根据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是“讨论”，《论语》就是“讨论文义”的书。钱穆《论语新解》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同于《国语》《家语》一类。
第六，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字总略》说：“‘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即认为《论语》只是师、弟问答的话，编成为一册而已。
第七，朋星根据《诗》毛传与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论难曰语”而说：“《论语》多记录孔子与弟子或他人的‘论难’，所以秦汉儒士将其定名为‘论语’。”（《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尚思按：《论语》内容很复杂，既不是各就次第和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很广泛，不是只讨论文义的书与限于论难，也无所谓经纶。因此，以第一、第四、第六三说较为可信。第一说最早出于汉，最为流行。第四说认为“议论”“语人”，与第六说认为是师、弟问答，编次成帙，都比较好些。总之一句话，《论语》就是把师生间和他人的言论记录下来，各记所见闻编纂成书，并没有什么难懂的意义。第三章关于《论语》的记录者问题
据我此时想得起的大约有如下二十余说，包括出于一、孔子弟子；二、孔子再传弟子；三、孔子弟子与孔子弟子的弟子；四、孔子三传弟子或更后一代，从笼统的总数到具体的人数或个人等等。
一、笼统地认为出于孔子的弟子说，刘向、匡衡、班固、王充、阮元直到今人张舜徽等主之。
二、出于子夏六十四人说，见魏宋均注的《论语崇爵谶》，近人吴承仕引《论语纬》。
三、出于七十子说，赵岐主之。
四、出于仲弓、子游、子夏等说，郑玄、汪中、刘宝楠等主之。
五、出于子夏、仲弓合撰说，见《六艺论》、汪中《荀卿子通论》。
六、出于子贡、子游说，为郑玄、王肃所主张，见陆九渊《语录》。
七、出于子夏的笔记说，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八、出于孔子弟子琴张、原宪说，“《上论》成于琴张，而《下论》成于原思，故二子独称名，其不成于他人之手者审矣”。此说已经被安井息轩、钱穆驳斥过了。
九、出于孔门高弟所撰说，见《河南程氏遗书》。
十、出于“孔门二三流弟子”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认为是出于孔子的弟子。
十一、出于七十弟子之门人说，皇侃主之。
十二、出于曾子、有子的门人说。柳宗元已说：“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程颐等根据柳说更断定《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近人梁启超也同样主张。此说早经刘宝楠驳斥了。因为《论语》中对孔子弟子称子者还有闵子骞、冉伯牛、冉求三人，足以证明其不确。
十三、出于子思所作说。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读大学》谓：“《论语》亦子思所作。纵不必尽出于子思之手，亦必其所裁定也。然则《论语》《大学》《中庸》皆成于子思，述圣之为功于万世大矣哉！”他又在同书《四书次第》加以说明：“夫道有主者有传者，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其源流可考也。”
十四、出于曾子门人说，但子思不在内。康有为说：“《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而不是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所辑，也不是仲弓、子游、子夏所辑（《论语注序》）。在康有为心目中，子思也是曾子的门人但却不在辑《论语》者之内。杨伯峻也曾说：“《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
十五、出于曾子、闵子之弟子说，见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十六、“成于闵子之门人”说，洪景卢主之。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说是出于孔子的再传弟子。
十七、出于子思后学所述说，杨家骆主之。传说子思曾受业于曾子。
十八、冯友兰认为《论语》“大概是孔子三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的孔子言行的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
十九、袁枚认为：“大抵《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即如论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直起直落，不作虚冒架子。至下论……都先作一虚冒，如庾词隐语，教人猜度……至今解说不明。”（《小仓山房尺牍》卷八《又答叶书山庶子》）
二十、冯景认为：“《论语》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后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记》孔子去鲁，年五十六，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又考《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载岁数特详。惟子路少孔子九岁，其曾、闵、樊、卜、颛孙、澹台，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渊、子羔、子贱、子游及原、冉、公西、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孔子七十时，曾子才二十四岁耳，而其书尚成于门人，且记曾子启手足语。曾子没时，孔门弟子略无存者矣，则其不能纪远，断可知也。”（《解舂集文钞·读论语》）
二十一、钱穆认为：部分记录出于孔子弟子，纂辑增订出于七十子之门人。（《论语要略》）
二十二、温裕民认为胚胎时期，孔子生时弟子各有记录；诞生时期，孔子死后弟子互为纂辑；完成时期，七十子之弟子重为补辑。（《论语研究》）
二十三、日本津田左右吉认为《论语》编撰应下移到孟子或荀子的时代。（《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日本关于〈论语〉撰者与编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认为是出于孔子的三传弟子以至更后的几代，或为他家所附加。
其余从略。在这里不妨一提的是，朱熹、崔述等都认为《论语》有阙文，赵翼认为《论语》难保没有一二滥收（详后）。
我的看法：《论语》全书是出于多数人的而不是出于一二人或一派和少数人的，是起先只记录其大部分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的，是后人有所修改或抄错的而不可能全是原始资料的。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已无可考。以上所说，多不可靠。古来考不出，今后更考不出，实在没有多用力去考辨的必要了。第四章关于《论语》成书与书名出现的时间问题
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的有西汉初中叶诸儒，如陆贾（今之《新语》是否完全出于陆贾，尚有一些疑问）、韩婴、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明标其书名的先后也有《礼记·坊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盐铁论·论儒》、昭帝诏书及《汉书·艺文志》等。
此问题很重要，但尚不为今人所注意。据我所知，约有下列异说：
一、吴承仕的始于景武间鲁共王坏孔壁说。“景、武之际，鲁共王坏孔壁而得《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受之，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局，《论语》之学始有专师”（《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按此说是根据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论语》”。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章是经古文学派，吴承仕也继承经古文学派的观点，而对此事信以为真。鲁共王系景帝之子，但他坏孔壁事的传说，只见于《汉书》，不见于《史记》，这不免被后人怀疑。如康有为便有“刘歆伪《古文论语》托称出孔子壁中”（《论语注序》）之说。
二、周予同的命名始于《礼记》，名称使用实始于汉后说。“《论语》的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及《孔子家语·弟子解》。《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造，不足凭信；《坊记》，沈约以为出于子思子，当具有史料价值。则《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王充《论衡·正说篇》以为孔安国授鲁人扶卿，始名《论语》，其说实不可信。不过《论语》名称使用的确定，实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或单称为《语》，或别称为《传》，或别称为《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我以为此说，第一，分为《论语》的名称与名称使用为二，态度不够明确。第二，只知《孔子家语》“不足凭信”，不知《礼记》的《坊记》出于子思一说，也不是“具有史料价值”。《坊记》出于何时何人，实难断定。第三，说“《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没有可靠的证明。第四，周予同在下文更说：“单称为《语》的，如《盐铁论》引《论语》原文，谓‘《语》曰：百工居肆’。”以作《盐铁论》只说《语》而尚未说《论语》的证据。这实未免失考，厚诬《盐铁论》。《盐铁论·论儒》篇明说：“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还有，《史记·仲尼弟子传》也明说根据《论语》的资料，不是早在西汉时代就有《论语》的书名了么？第五，后来《汉书·艺文志》也有关于《论语》的论述，怎好说两汉还没有“名称使用”呢？晚近多数日本学者也认为《论语》一书最后的整理与定稿，可能是汉以后的事。（详见前引《日本关于〈论语〉撰者与编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一文）
三、杨家骆的汉文帝已置《论语》博士，《史记·董仲舒传》标有《论语》一则说。他说：“《史记·董仲舒传》引仲舒文有标《论语》者一则，是《论语》名已渐行之证。”（《古籍新编四书·序论》）但查《史记·董仲舒传》实没有“标《论语》者一则”。
四、《论语》战国时期成书说。钱坫认为《论语》成书当在六国之际（《论语后录·后序》）。冯友兰认为“《论语》成书时总在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杨伯峻更说：“我们说《论语》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论语译注·导言》）此说不见得是历史事实，既然成书，当然会有书名了。
五、《论语》成书于孔孟之间说。郑麐认为《论语》“成书年代当在孔子卒后（前四七九）至孟子事迹有年代可征（约前三三五）之前一百四十五年间”。（《古籍新编四书·序论》）
六、秦时已有《论语》之名说。黄立振从《孔丛子·独治》断定“孔宅壁中《论语》等书是孔鲋所藏。说明秦时《论语》已有此名了”。（《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七、《论语》书名至迟在秦汉间说。朋星认为：“书名是由后儒取定的，最迟在秦汉之间已被称号使用。”
八、孔门旧有此名说。陈其干认为：“似孔门旧有此名。……古文出于壁中，已名《论语》，藏之尚在秦世也。《论语》之名不自汉始矣。”
九、我以为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的已有孟、荀及汉初诸儒，而明标其书名的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礼记·坊记》《盐铁论·论儒》及《汉书·艺文志》等。王充说《论语》书名始于孔安国，也许比较可信；但当时有的仍称《论》或《语》或《传》或《记》，尚未完全统一。至于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把《史记》所说“《论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标作《论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都是《论语》的别名，那就不免错误了。第五章关于《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
这约可概括为三种看法：
一、在汉代，《论语》有鲁人所传《鲁论》二十篇本，齐人所传《齐论》二十二篇本，鲁共王所得《古论》二十一篇本。据桓谭说，文异者四百余字。王充说还有“河间九章”，而清代学者又有《逸论语》之说。不仅篇数，在文字章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而其真伪混杂最大者约有三次：西汉后期张禹新出了以《鲁论》为主而择《齐论》《古论》之善者而从之的第一次改编本，即所谓《张侯论》。张禹师事夏侯建，夏侯建师事夏侯胜，他们是代代传授而较有根据的。
东汉末期，郑玄主要根据《张侯论》本，而复以《齐论》《古论》校之，是杂糅张本与《齐论》《古论》的第二次改编本。郑玄《论语注》曾盛行当时，但已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许多辑佚本。到了魏何晏等杂糅的可能性比前两次为小，但也似乎难免有所改动。
何晏与孙邕、郑冲、曹羲、荀五人合作《论语集解》，集汉魏经师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所说之大成，而将自己意见列在最后（康有为说是九家）。唐以后开始只署何晏一人之名。此书宋代亡佚，直到清末，才得日本正平本回到中国，现已收入《十三经古注》。
南朝梁皇侃为《论语集解》作《义疏》，以《集解》为主，而兼采老庄玄学之说。宋邢昺又为皇侃《义疏》作疏，但已经不若《义疏》的多存古义了。清阮元有校勘，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总之，今本《论语》主要是张禹本，张禹本主要是根据《鲁论》，《鲁论》主要是从孔子弟子记录传下来的。所以《孟子》所引孔子的话十七处，《史记》所引孔门的话一百二十多处，都和今本《论语》没有什么大不同。郑玄、何晏两次可能有所改动，但其改动是不会太大的。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叙》所说：“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
二、冯友兰断定“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未必尽然。我们只能说基本是张禹本，而到了郑玄、何晏之手又各有些修改才成为今本《论语》。问题并不到此为止，传本经过几千年也不可能没有种种错误。
三、有人说：《四书》为残缺不全的古书：“其始漆书于简，方策不免有遗佚者。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而见于《论语》者八，其不见于《论语》者二十一，是则孟子时所传者已非汉儒所见之《论语》，可断言也。司马迁引孔子之言，有异于《四书》所载者，是则汉时所流传《四书》，亦与今本不同矣。吾国文字形体迭经演变，译释古文时有异误，使今本古本不同，此一因也。自汉迄宋，历代学者辗转写刊，不免有脱漏错误之病，使今本古本不同，此又一因也。后儒复有伪托羼杂移易补传者，使今本古本不同，此又一因也。综合诸因，可知古书版本异歧之故，而坊间流行《四书》，绝非其本来面目，亦可知矣。”（郑麐《古籍新编四书·自序》）这种情况为先秦古书所同，并不限于这四种书。
末了，附带说一个有关《论语》的孔子传记资料问题。周予同认为：讨论孔子，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只有《论语》比较可靠；但又认为司马迁究竟是汉武时代的人，他也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第二，目前急需一部研究孔子的专著，然而环顾国内能独力完成它的人才并不多。还有基本功问题，也就是对留下来的文字本身又有它的局限性。朱熹对“瑚琏”两个字仍然搞错，文字关的通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周予同《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我觉得离孔子较近的司马迁尚且有时代的局限性，难道今后的人倒会没有了么？朱熹尚且不能过好文字关，难道今后的人都会过好了么？我们必须老实承认远距孔子的今后人要对《论语》一字一句的考辨是否是孔子的原话，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周先生的这些话等于白说。第六章关于《论语》的字数与代表作问题
古代代表各家的经典著作，都不必出自祖师本人。单就中国来说，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墨家的《墨子》、法家的《管子》《商君书》、医家的《黄帝内经》等等都在内。他如佛、耶等教，也不例外。
这类经典著作，在于质量的高不高，而不在于数量的多不多，正像名山与美人之类，均不在于很高很大一样。例如代表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言。最能代表佛教的是《金刚经》，只有一小卷。最能代表孔子的《论语》，也只有一万多字。
今本《论语》一书的字数，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提要》说：郑耕老作一万三（一作二）千七百字，欧阳公作一万一千七百五字。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统计是一万二千七百字，此和郑耕老所说相同。按道光十四年魏崧著《壹是纪始》也作“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曹廷杰认为《论语》《孟子》二书共一万一千一字。显然太少，不足为据。据魏崧说，单《孟子》一书就有“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更不要说包括《论语》在内了。20世纪70年代钱穆在《孔子与论语》一书中则与上述不同，而说“其总字数，不出一万六千四百多字”。许逸民说：“《论语》全书总字数15，921（包括几处当删的衍文）。”（《古文献检索电脑化刍议—兼评论语数据库、史记索引》，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32期）这对本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小问题，可也有点引起争鸣了。我还未亲自数过，根本没有发言权。
由于古代经典著作字数很少，所以学者都能熟读它。他们后代徒子徒孙的著作，以多为贵，如佛教的《大藏经》、道教的《道藏》、儒家的《皇清经解》《续经解》之类，能够全读常读的人就几乎少到没有了。第七章关于《论语》的资料有待补充搜集问题
研究孔子的一切，首先当推《论语》一书，但决不能以此一书为限。
崔述认为：“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洙泗考信录》卷二）袁枚也说：“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虽《论语》，吾不能无疑焉。……《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以管仲为仁者……非《齐论》而何？……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非《鲁论》而何？均有伪托，未足为信。”（《论语解四篇》）赵翼说：“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陔余丛考》）我认为，孔子思想言行主要在《论语》，但不可能尽在《论语》。在《论语》一书中，不仅可能有滥收者，而且可能有记错者，更有遗漏而未收入者。王充驳斥关于孔子的一些“传说或言”则是，而其以“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论衡·书虚篇》）为理由则非。以《论语》的载不载为孔子言行的有没有，太不科学了！
除了赵翼一说之外，大多数人认为《论语》一书最可代表孔子的学术思想。有人认为只有《论语》一书没有问题（周予同等说）。有人认为“细读《论语》，孔子之道，尽在其中矣”（钱穆《论语新解》）“孔子思想，几可说全部尽在《论语》一书中”（钱穆《孔子与论语》）。有人认为只有《论语》与《左传》二书可靠（杨伯峻）。有人认为最可代表孔子学行的是《论语》与《春秋》二书；有人认为是《论语》与《礼记》；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公羊传》《礼记》；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孝经》；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大学》；有人认为是《大易》；有人认为《四书》《五经》都可代表孔子，如此等等。最著名的有朱熹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等于把《大学》《中庸》与《孟子》作为《论语》的补充。曹廷杰认为《论》《孟》均不出《大学》之格物诚正十七字和《中庸》之九经二十四字。这也等于肯定《大学》《中庸》《孟子》都同《论语》有密切关系。阮元更选《大戴礼》中的《曾子十篇》为《论语》之外的孔子遗说。近现代有些人还把有问题的《礼运》大同说看作比一部《论语》更加重要。反之，有些人认为《论语》也有不可靠之处。有些人认为《论语》经过多次改编之后，根本不可靠，必须对它一一考证之后才可依据。有些人否认《春秋》是孔子自作，其他各经更不必说。《论语》载有孔子本人的言行，只是比较可靠，而决不等于唯一可靠；也只是比较齐全，而决不等于真的齐全。《论语》一书至今已两千多年，前人都无法进行具体考证，今后更无此可能，殆可断言。与《论语》的价值差不多同等或比较相近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易传》《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孝经》《春秋繁露》《史记》《盐铁论》《说苑》《白虎通》《论衡》等书的一部分引述。研究孔子而单读《论语》一书，我敢肯定地说，是不够全面的。这类要籍出于周、汉，比较接近孔子时代，多有根据，可以互相发明。冯友兰说：“《孔子集语》把《论语》外的书中有关孔子记载，收在一起，是一种辑佚的书。……这些书可以作为参考，不宜作为依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冯说不足信。《孔子集语》收集《论语》外的书中有关孔子记载，有两个缺点：一是不大辨别真伪，只有大部分是真的；二是不够完备，《礼记》等书也都不在内。
有关孔子《论语》的必读书，再分先后主次来说一说：
一、《论语》是孔子门人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行，经过张禹、郑玄、何晏多次修改，才成今传《论语》一书。所以最多也只能以《论语》为主，而决不能以《论语》为限。
二、可以当做第二部《论语》来读的战国二大儒《孟子》《荀子》中的孔子论语，都在《论语》成书之前。《春秋》《左传》也有同等重要内容，应当包括在内。
三、可以当作第三部《论语》来读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孝经》《易传》四书，也是孔子门人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论，到汉代才集合而成的，也有在《论语》成书之前的。
四、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论语也同等重要：（一）《庄子》关于孔子的言论应分为二，一部分是假托孔子的，把孔子道家化的，如“心斋”“坐忘”之类；另一部分，则为事实，如孔子论命及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之类。（二）《韩非子》大体可信以为真，如记载孔子有等级的爱人与忠孝等最是明证。（三）《吕氏春秋》。（四）其他。
五、《史记》中的孔子论语。
周予同等强调必须编著《孔子传》《孔子年谱》，才能解决孔子思想问题。我以为此一类书直到万年后也难编成，编成也难取信于人。距离孔子较近的司马迁所述尚且未能令人完全信服，清代出了那么多的经学家尚且考证不出，今人对上述第二部《论语》、第三部《论语》及先秦诸子的论述孔子言行都不大注重或多所怀疑，只知《论语》一书为可信（如钱玄同等），真是莫名其妙。对所有的文献都应如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说的“书”是《尚书》，其实不仅《尚书》，他书亦然。可信中有可疑，可疑中有可信。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的理解即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才是信史。第八章关于《论语》注释与研究的数量问题
第一，注释《论语》一书者为数最多。
有人统计：“关于研究《论语》的书籍，殆不下五六百种。”（钱穆《论语要略》和《孔子与论语》）有人更说：“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在《论语年谱》中所著录的便达三千种之多，此外还有他所不曾著录和不及著录的，又还有散见于别的书籍的大量零星考证材料。”（杨伯峻《论语译注》）又单被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一书征引的著作已达六百八十种之多。古来为中国任何一本古书注释的人都没有比《论语》更多的了。单这一点，就可以想见“孔子迷”“《论语》迷”的数量了。这些作品也是任何一个“孔子迷”“《论语》迷”所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敢断言：这种“迷”，今后学者应当越来越少，也必然会越来越少的。
第二，注释《论语》一书有两种文体。
对《论语》一书的注释有一个文体问题。文体有两种：一是用文言注释的。古人全用文言，近代用文言者也占多数；另一种是用白话注释的，直到现在还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广益书局出版的《白话论语读本》之类。新中国成立后，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
第三，注释《论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
钱穆以何晏、朱熹、刘宝楠三人注释《论语》的著作为各阶段代表。我认为此说很对，但在比较上，可以说何著带些玄学派色彩，朱熹代表理学派，刘著代表汉学（古文经）派，还可以补充一下：引证古人注释比较丰富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和姚永朴的《论语解注合编》；根据原文对几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是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比较通俗易懂的，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比较有重点或系统性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孔子思想体系、孔子评传之类的著作。如果要求更加科学的，那就有待于今后学者更加努力研究了。任何一本书，都难于做到尽善尽美，只是局限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第九章关于《论语》在教育史及考试史上的地位问题《论语》被列入太学设置博士，即被封建君主命令为国家大学专科而设置教授的，始于汉文帝；被封建君主看作经书而成为石经之一的，始于后汉灵帝的石刻五经（《蔡邕传》作六经）。此后魏正始、唐开成、五代蜀主孟昶、宋太宗、高宗到清高宗等均有石经。被作为四子四书之一而加以集注的，始于南宋朱熹。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在以《论语》为主的《四书》内出题，而且用朱注的，从元仁宗开始到清末兴办西式学堂以前，《四书》由此成为所有读书人必读的最重要经书。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仍存在经学科。废除经学科始于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后来，章太炎等仍主张学校必须尊孔读经，不少老学者仍自称为“新儒家”，民国时代政府还常提倡尊孔，读经。这方面毋须详述了。第十章关于今本《论语》的字句理解所以会有分歧问题《论语》一书的注释著作，既然多到令人无法全读，实在也没有全读的必要。因为大体说来，汉代、清代考据学者注释的是一种，魏晋玄学家与历代佛学家注释的是另一种，而宋明理学家注释的又是一种。他们的注释带有各时代的浓厚色彩。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代，因学派不同，对《论语》字句的理解也会不同。例如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两派；清代经学先有吴、皖两派，继有今文、古文两派；宋明理学有程朱唯理、陆王唯心两派；直到近代，也还有尊孔、反孔两派。自己接近于哪一派，就会以孔子为傀儡而各为本派的观点作宣传。我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听见程朱派学者黄建中说：“朱熹一生研究《论语》，其注释都是自己躬行实践体会出来的，所以他高于其他时代儒者的注释。”殊不知从某一方面来说，《论语》全书都没有“理”字，朱熹这位理学家硬把“理”字塞入《论语》，而使《论语》理学化，利用注释《论语》来为“理学”作大宣传。这难道真是客观地为《论语》作注释的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钱穆的《孔子与论语》仍说：“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之解释发挥……不下四五百部，其中唯南宋理学大儒朱熹之注，最得《论语》之精义。”同样不足信。
魏晋学者注释《论语》不免玄学化。汉儒也有极其烦琐与神怪的失处。许多佛教家或儒佛合一者，又往往用佛学观点解释儒家观点，以致令人看不出儒佛的不同。最不好的一个注释本，我认为首推康有为的《论语注》，他把孔子《论语》拼命美化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权书，主观任意地抹杀任何证据。他的自由改动古书比秦始皇的焚书并不见得好些。例如，他把孔子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女子”改为“竖子”，说：“女子本又作竖子，今从之。”表示孔子尊重女权，并非把“女子”等同于“小人”。他又把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两个“不”字删掉，说：“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表示孔子主张君、臣、人民平等，反对君主专制。他所说的“据旧本改定”，全是自欺欺人的。康有为真不失为“托旧改定”，校勘学被他作为傀儡，可以任意无中生有了！《论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康有为注说：“‘窃比’原文或是‘莫比’二字。”康有为真不失为乱改古书原文的最大骗子。所以古来的注释，也是可信与不足信都有的。
我们对各派都应当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如果定要加以比较，那么清儒用训诂、考据去注释古书，可靠性当然要比用玄学、佛学、理学、心学、“旧本”去注释多一些。但为尊孔、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却是各时代各学派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缺点。只要以孔子为唯一无二的“大圣人”，就无法避免这个大毛病了。
杨伯峻说：“《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论语译注》）但如更认真地说：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为什么要“立意求高”？这也仍然和上面论述为尊孔、为美化孔子、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有密切关系。例如《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本来很好懂。可是在尊信孔子者看来，觉得有损孔圣人的伟大，因此，就改读为“伤人乎不”，“不”字作“否”字解，这便解释为孔子先问“伤人没有”，然后“问马”（见金代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有的改读为：“伤人乎？”“不。”“问马。”就是说，“马厩起火，孔子退朝，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马”。（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有的改“不”字为“休”字，说是首先问伤人，而休一下就问马了（我儿时私塾先生是这样教的）。还有其他解释，详见《集释》。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重人不重物，就变成对人与物都重了。又如《论语》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愚民政策，就变成民主思想了。《论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清刘宝楠把“厌”解释为“极”，钱穆也说：“不厌，不饱食也。”（《论语新解》）。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奢侈就变成节俭了。崔述对孔子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加以否认而说此章属于篡乱者，不能据为典要。邝玉葵更反而说：“孔子乃尊重女权者，《五经》中随处可见。”又以此“女子”是指婢仆，不是指一般妇女（《读论语惟女子与小人章释义》）。婢仆就不是“女子”，就不是“人”，这还不是大男子的片面立场么？经过这类否认与反解之后，孔子的男权就变成女权了。钱穆认为：“孔子曰‘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即相权之代表。”“儒家思想重臣不重君，与其谓之导奖君权，无宁谓之提倡臣权。儒家思想之在政治，乃臣学，非君学也。”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提倡君权就变成提倡臣权了。钱穆不知道进步时期的严复早已得出与他相反的结论，严复说：“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东方之臣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法意》）这才是孔子主张君权的传统影响与科学解释。
崔述所著的《洙泗考信录》等于一部孔子传记。他是旧疑古派，为新疑古派的顾颉刚等所尊崇。但二者究竟有不同，旧疑古派虽疑古，却不敢疑孔疑经，新疑古派才敢于疑孔疑经。所以崔述的疑古是很有限的，因此，不免主观片面，也仍然是带了尊孔的色彩的。
以上说的多是属于因尊孔子而美化孔子的几个例证。
除了在主观上的美化孔子一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上的考据问题。例如，《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因为旧说《周易》的《易》有易简、变易、不易三种意义，也有两种读音。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的《周易音义》说：“易，盈隻反。”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说“作难易之音”。他们都是把《周易》的“易”读作“易简”的“易”。陆德明在《论语》“学易”两个字下面加注道：“如字，《鲁论》读‘易’为‘亦’，今从古。”冯友兰解释道：“陆德明的《音义》只说明当时‘易’字有两种读音，并不是说在《鲁论语》本子上，‘易’字是‘亦’字。如果是那种情况，陆德明就应该说，《鲁论》‘易’作‘亦’，不应加一‘读’字。”冯友兰是参看张心澂《伪书通考》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我同意这种说明。可是有人说：《鲁论语》“易”字作“亦”字，应读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从而断定《论语》没有讲到《周易》，孔子没有学过《周易》，证明孔子以前没有《周易》。刘汝霖早就说：“以余考之，《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以‘易’乃‘亦’字之误。”（《周秦诸子考》）不知“《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与“以‘易’乃‘亦’之误”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证明“以‘易’乃‘亦’之误”，孔子没有五十以学《易》的话。这种考证是不够严肃的。
张心澂、冯友兰等所说，是孔子学《易》的第一个证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更加喜《易》而读《易》了，而不是说孔子到五十才开始学《易》。这是第二个证明。《论语·子路》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辞。顾炎武《日知录》也有《孔子论易》条可参看。这是第三个证明。如果把《论语》的话读作“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不但孔子不会到五十岁才学，而且文字也未免欠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十一章关于《论语》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问题《论语》中孔子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而古来学者却各有不同的看法。现先就古来争论最多的“仁”与“礼”二者的关系问题来约略比较一下：孔子之后，战国就出了两个大儒，孟子多谈“仁义”，荀子多谈“礼乐”。有的偏重次数方面，如杨伯峻统计：《左传》讲“礼”字462次，讲“仁”字不过33次。《论语》讲“礼”75次，讲“仁”增至109次。所以孔子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试论孔子》）。这正和戴震所说“礼失而仁亦未为得”相反。有的偏重实质方面，如陈澧认为：“《论语》言礼者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论语》所言皆礼也。”可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了。赵纪彬更肯定地认为：《论语》以“复礼”为“为仁”的内容或方向，是“礼”为第一位，而“仁”为第二位，亦即不是用“仁”来改造“礼”，而是用“礼”来限定“仁”。这在古代，也有王夫之认为“仁义”必以“礼”为德之符。先“礼”而后“仁”：“礼复而后仁可为也。”不仅如此，而且说“礼”实即是“仁”：“礼者仁之实也。”
同是论“仁”的内容，汉儒贾谊、扬雄等同样把它解释为“兼爱”，这就未免墨冠孔戴，援墨入儒了。唐儒韩愈有时把“仁”解释为“博爱”。“博爱”与“兼爱”也比较相近。宋儒程颢、杨时、吕大临等都把“仁”解释为“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又不免佛冠孔戴、援佛入儒了。
同是论“仁”的范围，北宋李觏认为“礼”包括仁、义、知、信；南宋朱熹反而认为“仁”包括义、礼、知、信。
此处还有一种“仁礼”配合说，如冯友兰、匡亚明等都主张孔子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仁”是道德，“礼”是制度。
就孔子的中心思想一个问题而论，除了上述仁学说，礼教说，仁礼并重等说以外，尚有中庸说，仁、礼、中庸并重说，忠说，孝说，仁孝相因说，忠恕说，仁恕说，等等。
在这里应当补充一下的是最近还有两种看法。一是：“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命—礼—仁—中庸。”“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二是：“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是时中，是深层次的，反映孔子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宇宙观。一是仁义，是从属性的，反映孔子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仁产生于亲亲之血缘关系，义产生于尊尊之政治关系。……仁义都有等次，所以必须通过礼表示出来。仁、义、礼不同，但不可分。”“依古人的观念，礼也就是中，依礼而行，即为执中。”（《金景芳自传》）
我以数十年的认真研究，同意“礼”是孔子中心思想一说，孔子是儒家礼教的祖师。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天下归仁”，即以视、听、言、动皆不违礼，用“礼”武装全身才是“仁”。孔子确是说过“仁”是“爱人”，但“仁”必须受“礼”的制约，在人当中，亲人与他人要有差别。孔子的“别爱”（差别爱）与墨子的“兼爱”（平等爱）二者对立，决不可等同与和混，这是“礼”与“仁”的关系。他以孝悌为仁之本，对亲的生死都必须用礼，这是“礼”与“孝”的关系。他认为能孝于亲才不致“犯上作乱”，他要求“事君能致其身”。他自己也以“事君尽礼”见讥于时人，以殷商时代的三忠为“三仁”，这是“礼”与“忠”的关系。总说一句话，没有“礼”就不会有仁、忠、孝等等的美德。
我再根据《论语》中孔子与孔门所说到的重要思想，略按轻重次序论述于后（以句为主的类编）。（一）礼
1. 没有“礼”就无以立身成人。孔子教独生儿子孔鲤与弟子们都经常说：“不学礼，无以立。”（16·13，即季氏第十六篇第十三章，以下均此类推）“不知礼，无以立也。”（20·3）“立于礼。”（8·8）又强调君子必须“礼以行之”（15·18），“约之以礼”（6·27，12·15）。颜渊也说夫子“约我以礼”（9·11）。有一个最重“礼”的老师孔子，才能有一个最重“礼”的弟子颜渊。师、弟二人真是无比的相得（2·9，6·3，6·7，7·11，9·20，11·4）。
2. 没有“礼”就没有“仁”。戴震说得好：“礼失而仁亦未为得。”嵇文甫也说：“礼就是仁。”古志已经以“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对颜渊问仁，更具体地答道：人的视、听、言、动都必须合礼才是仁。只要“一日克己复礼”，便会“天下归仁”。颜渊答道：我虽不敏，定要遵守此话去做。他的“不违仁”，其实就是不违“礼”；他的最好学，其实也是最好“礼”。又如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虽是答仲弓的问“仁”，而实也离不开“礼”（12·2）。
3. “礼”高于“仁”与“智”。“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15·33）。张载《理窟·礼乐》解释：“仁守之者，在学礼也。”以管仲之贤，也还是“仁”而不知“礼”（14·16，3·22）。
4. “孝”离不开“礼”。“孝”是对亲的生、死、葬、祭都必须用“礼”（2·5）。
5. “忠”离不开“礼”。孔子主张“臣事君以忠”（3·19）。他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榜样，他的“事君尽礼”，以致被人讥为谄媚（3·18）。又如认为拜君，先在堂下叩头是古礼；当时反古礼而改在堂上，太倨傲了，我就违反大家，按照古礼先在堂下叩头（9·3）。他对先前的鲁君昭公的不知礼也要隐讳而谎说是“知礼”（7·31）。对在朝的鲁君，如有呼唤就马上走，不等乘车（10·20）。入公门、出公门，都有种种关于“礼”的做作表态（10·4）。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一尝；君赐未烹过的食物，必先煮熟祭祖宗；君赐活物，必留养起来（10·18）；君来探病，必加朝服拖绅迎接他（10·19）。
6. “中和”离不开“礼”。“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1·12）。此即《礼记·仲尼燕居》孔子所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请回头参看金景芳说。
7. 其他诸德皆不可“无礼”，“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8·2）。孔子说：“恶勇而无礼者。”（17·24）“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3·26）有子也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1·13）《礼记·仲尼燕居》也载有孔子之言：“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
8. “礼”必严分等级。凡下级僭用上级礼制者都是“不可忍”的（3·1，3·2，3·6，3·10）。在政治上如强大的齐国陈恒以臣而弑其君，孔子便沐浴而朝，请弱小的鲁国君去讨伐他（14·21）。经济上如反对鲁国季氏以诸侯的大夫而富于天子的公卿周公（11·17）。若在孔子，就连对大夫的官阶也必须分辨上大夫与下大夫而做出两种态度（10·2）。
9. “礼”主要是精华内容而不是物质形式。“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17·11）“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17）礼不是单纯的玉帛、羊等物质。
10. 必须大兴礼乐。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3）宰我也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7·21）
11. 必须恢复周礼。“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6·2）要使“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6·24）。这些“道”都是指西周初年很盛时期，是一种开倒车的复古主义而不是抽象地说什么其他的“道”。
12. 礼教的历史观。“礼”是长久不变的。孔子对“子张问十世”是否“可知”而答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23）夏、殷、周三代之礼主要是互相因袭，所以观往可以知来，虽到百世之久，也还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这是孔子这个礼教家的礼教史观。
13. 礼教的政治观。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许多学者都把他叫做礼治主义者，也叫做德治主义或人治主义，较具体地说，都是礼治。孔子说：“为国以礼。”（11·26）即以礼治国。古代由君上独揽大权，统治国家，都注重礼，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3·19）“上好礼，则民易使也。”（14·41）“上好礼则民莫不敬。”（13·4）有时强调“礼让为国”：“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4·13）孔子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2·13）有讼是法治，无讼是礼治。礼治是比法治高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大小戴《礼记》更载有孔子的话说出其所以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礼·礼察篇》《小戴礼·经解篇》）因此，也只有先兴礼乐而后刑罚才能得当（13·3）。
14. 过去历史以西周初期为最好，历史人物以文王、周公为最高。孔子歌颂西周初期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14）“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8·20）所以他自称连做梦也经常梦见周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7·5）“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为东周”即是说要复兴西周文王、周公之道于东方。我以为这主要是指文、周，而不是如杨伯峻说的指文、武。孔子崇拜周公超过了崇拜文王。周公是孔子崇拜的第一个历史人物。
15. 孔子从小就好礼与常说执礼。“子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3·15）。孔子以“执礼”为三种“雅言”之一（7·18）。“雅言”是“常言”不是“用普通话”。
16. 孔子的生活，不论怎样细小都必须讲礼。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等（10·8、10·12），“正”就是合礼。
17. 孔子主张富人也要好礼。“富而无骄”未若“富而好礼”（1·15）。
18. “礼之本”。是“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3·4）。
19. 孔子宁愿从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孔子平时以君子自居，也以君子为标准去衡量一切，但讲到礼乐的问题，却只论先进与后进，而不问野人与君子。他宁愿从先进于礼乐的野人，而不从后进于礼乐的君子（11·1）。这也是说明礼乐的重要性。
20. 只要能够恭敬有礼就到处都是兄弟。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患乎无兄弟也。”（12·5）这段文是说子夏听见孔子说：死生富贵都是天命注定，无可奈何的；只要恭敬而有礼，就在四海之内的人都可成为兄弟了，何必忧患自己没有兄弟呢？这与他处所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15·6）大体相同。不是如有人所说孔子爱天下人并有大同思想。
21. 只有好礼不在“六言六蔽”之内。孔子对子路说出“六言六蔽”，认为“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刚”六者如不加上“好学”都各有蔽塞（17·8），独未提及“好礼”不“好学”的蔽塞，这也可以想见“礼”比其他诸德更重要了。
西周初期是最典型的宗法礼教社会，儒家祖师孔子的集大成，主要就是集宗法礼教之大成。宗法礼教首先是重亲，然后重戚、重故旧等。礼治就是这种人治。人治与法治是对立的。礼孝固不用说，而仁、忠、中庸等几乎所有的“德”也都离不开“礼”。这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时代与《二十四史》等均可为证。
我看了上文，更深信陈澧所说：“《论语》所言皆礼也。”这是给予《论语》这一部书的最好的总结。王源认为：“六艺不出乎礼，圣人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尽性至命，以礼经纬天地，小大内外，精粗显微，一以贯之。童而习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尽仁道之全，备圣人之道之大。”（《再与毛河右先生书》）这是最好的给予《六艺》全部的总结。近今王先谦、柳诒徵、李大钊、陈独秀、宋庆龄、侯外庐、赵纪彬等也都看出了礼教是孔子的中心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