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绍根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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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试读：
总序
程曼丽[新加坡]卓南生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4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u@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年7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年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来人，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亦是一份历史责任。2014年10月14日复会六周年纪念第一章绪论1918年10月14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徐宝璜教授创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开始向第一届学员讲授新闻学研究成果，随后增聘邵飘萍为该会导师，向会员讲演新闻采访技能，积极开展新闻教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校长当选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徐宝璜教授为该会副会长兼导师。它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包括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高君宇、杨亮功等在内的一百名左右的会员获得听讲证书。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名存实亡，停止活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史，尤其在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历史地位。它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新闻学术团体”，被中国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先生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成立发展至今，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已经从当时蹒跚学步、筚路蓝缕发展到目前热火朝天、遍地开花的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作为中国新闻学突飞猛进发展的体验者与新闻教育的参与者，从历史学转入新闻学界，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史方向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见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过程，强烈地感应到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时代脉搏，思考着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时代问题，书写着新闻学术与时代交光互影的历史。一、研究缘起
2008年4月15日上午，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年之际，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许智宏在北大未名湖畔临湖轩中央厅宣布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并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邵华泽教授一同为研究会揭牌，聘任首批10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恢复成立后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由方汉奇、邵华泽和范敬宜任学术总顾问，程郁缀、徐泓、赵为民、程曼丽、陈刚、吴廷俊、卓南生等任副会长。宁树藩、丁淦林、童兵、赵玉明、吴廷俊、尹韵公、刘建明、陈力丹、李少南和卓南生成为首批受聘的10位导师。在恢复成立仪式上，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方汉奇先生在《薪火相传，推动新闻学研究新高点》致辞中说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一个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新闻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虽然这个研究会当年只活动了两年零两个月，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影响很大，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期间，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新闻专业的期刊。而且这个新闻学会是和毛泽东、高君宇这样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的活动，对中国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有幸作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参与和见证了该会恢复成立的过程，并有感而发，产生了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承担起研究其历史发展的责任。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的博士后工作中，笔者浸心于图书馆，甘坐冷板凳，从《北京大学日刊》钩沉抉隐，爬梳整理出151则关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史料，并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组成员的身份承担了《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和《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的整理编辑工作以及增订《新闻学在北大》会议用书的出版工作，开启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系统研究之门。
2008年10月25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召开，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的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议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笔者向大会递交了2万字篇幅的学术论文《从〈北京大学日刊〉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发展始末》，向与会专家学者汇报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初步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叙述了该会的筹办、初创、发展、繁荣和结束五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考证，广受好评。2008年11月2日，笔者作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代表专程前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虞家河乡鲁板村黎家山徐宝璜墓前悼念中国新闻学开山鼻祖徐宝璜。在九江期间，笔者参加了九江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九江市新闻学会和当地媒体举办的徐宝璜座谈会，并同各界代表40余人前往徐宝璜墓前敬献了花篮，缅怀一代新闻大师徐宝璜。11月5日，笔者前往南京拜访徐宝璜幼子徐厚舜等家属。在徐厚舜家中，笔者惊喜地看到了徐宝璜先生逝世后的陶瓷遗像原物（见插图），并翻阅了保存比较完好的《徐氏宗谱》（四册）。该谱系1937年第三次重修。谱中收录了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第一、第二次修谱时所作配有徐宝璜等图像的“序言”，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徐宝璜家族的世系脉络，成为徐宝璜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九江瞻仰徐宝璜先生之行，更加坚定了笔者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信念，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发表11篇学术研究论文，它们分别是：1.《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访问北大史实考》（《国际新闻界》2008年10期）;2.《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3.《从“新闻学”一词的源流演变看中国新闻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新时期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3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4.《北京大学学子的一次新闻学盛宴——1921年世界新闻教育之父威廉博士北大访问记》（《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1期）;5.《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6.《从〈北京大学日刊〉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发展始末》（《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年第4辑）;7.《师型自足高当世，新闻佳作破天荒——纪念中国新闻学开山鼻祖徐宝璜先生逝世80周年》（《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12期）;8.《徐宝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6辑）;9.《论徐宝璜〈新闻学〉的成书出版过程和历史地位》（《新闻春秋》2010年第12辑）;10.《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地位》（《新闻学论集》2014年第31辑）;11.《徐宝璜留学密歇根大学及入职北大史实考察——纪念中国新闻教育开山鼻祖徐宝璜先生诞辰120周年》（《时尚与传播评论》2014年第l辑）。同时，笔者负责编辑出版了《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2011年6月，在结束北京大学工作之际，笔者在博士后合作导师肖东发教授指导下历时三年负责增订的《新闻学在北大》（增订本），由原来的20万字增订扩充至50万字，大大扩展了第一章老北大的新闻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各节内容。该书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纪念建院十周年的贺礼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也是自己为修订《新闻学在北大》而来北大并以之道别北大的历史见证。
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暨恢复成立五周年之际，应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邀，笔者重返北京大学参加纪念会议，再次向师友们汇报了关于北京大学新闻教育历史的研究成果《从酝酿、讨论到实施：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新闻系》。正是此次北大之行，重新激发起笔者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热情。于是，在导师方汉奇先生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曼丽教授的关心和鼓励下，自己再次踏上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征程。目前笔者奉献给读者的《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是这段时间集中研究的阶段性系统成果。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时间和精力不逮，研究难免有所疏漏，将这一阶段性成果奉献给读者，希望能达抛砖引玉之效！二、研究意义
虽然近百年前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仅仅存世两年就停止了活动，但是由于它在中国新闻教育史和新闻学术史上的特殊的发端地位，在近百年后的当下需要亟待重新进行系统地研究。著名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说：“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从起源中把握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本质，运用国内外挖掘出来的大量第一手新史料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进行重新深入细致地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将丰富和填补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四个第一”，其中两个是新闻教育的新纪录，即它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的教育机构，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前后两届一百名左右学会会员获得听课证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新闻人才；同时它促使“新闻学”课程走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殿堂，成为中国历史上开设的第一门新闻学大学课程。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现代化进入“文化”阶段后，民国初年确立的新闻自由体制不断遭到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扭曲摧残过程中，近代中国新闻业开始逐渐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变，新闻专业人才需求的迫切性以及新闻教育的重要性逐渐被新闻业界及有志于新闻工作者所认识，他们不断介绍欧美以及日本新闻教育发展情况，甚至有个别有识之士，如林白水、邵力子已经踏出国门，东渡日本学习新闻学知识，而黄宪昭、董显光等远赴美国留学，并背离信仰神学的初衷，转入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正是在近代欧美教育发展的潮流中，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徐宝璜也改变了学习农学的初衷转想经济学的学习，同时作为密歇根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观察者，选修学习了新闻学课程。他学成归国并受聘为北大教授后，与富有丰富新闻业界经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春共同倡议开展新闻教育，但无具体计划；恰逢此时“名满京师”的大记者邵飘萍也来信动议，于是在1918年7月，蔡元培聘请徐宝璜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负责筹备该会成立活动，并开始为新学期到来时该会的成立准备新闻学讲义。随着1918年9月新学期的开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开始报名，并于10月14日晚上正式成立，20余名会员在聆听了蔡元培校长的致辞后，导师徐宝璜开始新闻学讲演《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办法》，中国新闻教育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随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教育的开展，增聘了邵飘萍为该会新闻学导师，为会员讲演新闻业务内容。1919年1月，研究会进行了第二次招生。前后两次招生总55人，分别接受了一年和半年的新闻教育。他们于1919年2月19日进行了改组工作，正式改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个宗旨明确、思路清晰、组织健全的研究会建立起来。1919年9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进行了第三次招生，有40余名会员加入。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颁发给23名会员听课一年证书和32名听课半年证书。1920年6月，第三次招生的第二届会员研究期满，获得听课证书。此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没有再招生和进行新闻教育，至1920年10月，该会名存实亡。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披荆斩棘，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他们筚路蓝缕，开展新闻教育活动，先后三次招生了两届总共100名左右的会员聆听导师的新闻学讲演，接受最初的新闻学教育。他们开启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山林，特别是徐宝璜于1920年1月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了新闻学选修课程，促使新闻学课程走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殿堂，成为中国历史上开设的第一门新闻学课程。随后，在1923年秋，徐宝璜和邵飘萍在北京平民大学设立新闻学系，开设了新闻学概论、新闻采集法、新闻编辑法、新闻政策、新闻实习、广告学、速记学等新闻学课程，并提出了中国第一个四年制大学新闻教育方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创的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奠定了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具体表现在：第一，感应新闻时代脉搏，顺应新闻发展潮流，为新闻业界培养人才为宗旨；第二，学习和借鉴美国新闻教育模式，实现美国新闻教育模式本土化；第三，新闻学界与业界密切合作开展新闻教育，共谋发展大计；第四，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们在“请进来，走出去”的政策下，邀请新闻名家来会演讲，前往新闻社等机构参观，并组建通讯社，创办《新闻周刊》，应邀参加北京中小学运动会的新闻报道工作。笔者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的时代背景，细致叙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介绍其开展新闻教育的具体情况以及其开创的新闻教育传统，将极大地丰富和填补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研究内容，促进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系统深入发展，从根源上把握中国新闻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与传统。
作为中国第一个集体研究新闻学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会刊《新闻周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新闻学刊物，出版的著作《新闻学》是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蔡元培1918年7月聘任徐宝璜教授为新闻学导师后，徐宝璜在暑假为新学期开始的新闻学研究会准备讲义，开始研究新闻学，9月撰写完成《新闻学大意》，分三次连载于《东方杂志》，成为《新闻学》初稿。至1919年12月，徐宝璜四易其稿，完成了前人未有的新闻学研究事业（以往中国新闻学著作均以翻译外国人新闻学著作为主，如1903年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1913年美国记者休曼《实用新闻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出版《新闻学》，成为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徐宝璜克服了资料奇缺等重重困难，筚路蓝缕，完成了《新闻学》研究和撰写工作，开启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山林，掀起了中国人研究新闻学并出版新闻学著作的潮流，带动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著作的面世，如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先后问世。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出版徐宝璜著作《新闻学》同时，也创办了会刊《新闻周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业务和新闻学理论研究并重。因此，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新闻学研究活动，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础，具体表现在：第一，新闻学术研究的时代问题意识，创新思维。徐宝璜感应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变化，针对新闻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创新研究，结出理论硕果。第二，大胆学习和借鉴欧美新闻学研究成果，洋为中用，结合中国新闻实践，实现新闻学研究本土化。在徐宝璜《新闻学》中，参考的32本书籍中，31本是西方新闻学著作；仅一本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考察调查资料，即包天笑的《考察日本新闻纪略》。在参考的72篇论文中，68篇为英文论文，仅4篇是中文的新闻资料。第三，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共同推动新闻学研究发展。徐宝璜在撰写《新闻学》过程中，新闻教学中与会员充分互动，相互切磋，吸纳会员观点，修改新闻学理论，完成著作《新闻学》。第四，理论联系实践。在《新闻学》中，徐宝璜总结大量新闻业界的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经验，对其案例或新闻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抽象上升为新闻理论，做到了理论联系实践。第五，重视新闻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注重学术阵地和平台建设。徐宝璜著作《新闻学》结构合理，学术规范，参考书目众多。另外，新闻业界经验的总结和新闻理论的研究，新闻学术的发展需要发表的平台和学术阵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刊发行《新闻周报》可谓是促进新闻学术发展开创性的新举措。笔者将系统而细致地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成果的撰写过程以及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深入探讨中国新闻学术研究传统的形成和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将积极丰富和填补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大力推动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其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对于反思目前过热发展的新闻教育和缺乏深厚研究的新闻学术研究，指导其今后健康顺利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迅猛，速度发展之快、规模扩展之大，出人意料。1978年，全国只有5所新闻院系，5个新闻学教学点。1981年，全国共有新闻系（专业）9个，到1997年，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新闻学类专业教学点120多个，硕士点近30个，新闻学、传播学博士点6个。截至2000年底，经教育部批准设有新闻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57所，在全国高校中设有新闻学学士学位点的有56家，设有广播电视新闻学学士学位点的有31家，设有广告学学士学位点的有67家，设有编辑出版学学士学位点的有16家。新闻学硕士授予点27个，博士点5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传播学硕士授予点12个，博士点2个，在校生近万人。其中，1995—1999年，5年中新增新学与传播学类专业点50多个，平均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5年中新增新闻学与传播学类专业点335个，平均每年增加70个左右；2005—2007年，每年平均增加的数字突破了100个。据国家教育部高教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3月，全国高校开设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到661个，每年毕业生的规模近10万人。至2008年6月为止，在我国高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创纪录的877个，具体的数字是：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广告学323个、编辑出版学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4个。这些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分布于全国300多家高校之中。据2013年10月18日结束的“2013—2017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透露，目前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分布点1080个，在校本科生23万。目前国内1080所大学设新闻与传播类七个本科专业：其中307所大学设有新闻学专业，225所设广播电视，365所设广告学，55所设传播学，80所设编辑出版，43所设网络与新媒体，5所设数字出版。中国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超常规”的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重数量不重质量，规模过大，结构不合理；第二，新闻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特色不明显；第三，新闻专业精神教育迷失；第四，新闻人才供大于求，未达社会需求标准，未体现新闻专业的不可替代性；第五，未能正确认识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的区别与联系，未能把握新闻教育的本质；……在新闻学研究方面，新闻学风浮躁，研究规范性不强，缺乏问题意识，创新性不强，不断受到学术界人士的诟病。因此，继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展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从根源上把握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本质，对于探寻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规律，在中国新闻教育面临转型和新闻学研究陷入困境近百年后的当下颇具迫切的重要现实意义。三、学术研究回顾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新闻学术团体，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兴起。由于其特殊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地位，因此，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退出中国新闻史舞台后，就开始有学者对它进行学术研究。1．民国时期的简要叙述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鲜有深入研究成果，研究水平较低，基本是简单叙述。笔者没有查找到一篇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或“新闻学研究会”为标题或主要研究内容的论文，仅在两种情况下会提及和介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种情况是介绍和叙述民国时期中国新闻教育现状或发展过程，如《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1926年3月《国闻周报》第3卷第10期）、《新闻教育机关与报业协作》（1934年10月《报学季刊》创刊号）、《中国新闻教育之现在与将来》（《大公报》1936年5月9日）、《谈新闻教育》（1944年4月《新中华》）、《论中国新闻教育》（1948年《读书通讯》第152期）、《中国的报学教育》（1948年11月1日《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史研究著作《中国报学史》。戈公振先生在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报业教育”中，简单叙述了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兴起的背景：“近年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同时欧美之名记者，又多来我国考察，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之演讲及种种讨论；而报馆因营业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于是报学之在我国，遂引起兴味而下一种子。”简要叙述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兴起过程，特别提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民国七年，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得学校当局之赞助，设立新闻学研究会：是为报业教育之发端。”对该会之后北京大学新闻教育活动进行了记载：“国立北京大学之有报学课程，已五六年于兹，为政治系四年级选修课之一。然该校学生之有报学兴味者不少，故最近选修是科者，竞达七十人，文科法科均有之。每周授课两小时，教授为徐宝璜。去年曾新编讲义，但未几即改用其所著之新自学以为课本。参考书指定为Harrington and Trankenbery著之《新闻学要义》（Essentials in Journalism）, Given著之《报纸的构成》（The Making of a Newspaper），邵振青著之《新闻学总论》等。前曾发行新闻周刊，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第二种情况是介绍和追悼徐宝璜新闻业绩的文章，提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如1927年2月《新闻学刊》刊登的《徐宝璜先生》一文。1930年6月20日，徐宝璜逝世后，陈大齐撰写的《徐伯轩先生行状》。6月22日，黄天鹏在上海《新闻记者》杂志刊登的《悼徐伯轩先生》。8月，黄天鹏撰写的《新闻学纲要》序言。1931年6月1日，黄天鹏、袁特等撰写的《九江先生周年祭奠》。1940年5月，黄天鹏先生在《新闻学报》发表的文章《记徐宝璜先生》等。因此，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活动在民国时期未能有效展开。2．新中国前30年基本空白，台湾方面以讹传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由于新中国新闻史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主办的和共产党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各类报刊的历史，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陷入停顿状态。仅见的方汉奇先生于1965年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初稿）也只是提及：“新闻学的研究工作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开始进行，不少日本的、欧美的新闻学著作被介绍道中国来。1918年北京大学首先开设新闻学课程，聘请徐宝璜主讲，供文科各系学生选修，并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1920年以后，会务停顿。”在此期间，台湾方面积极开展新闻史研究，但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叙述并没有超出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的内容。如1965年，郑贞铭先生出版的中国新闻教育史著作《中国大学新闻教育之研究》，其中记载：“中国新闻教育的正式肇始，当以北京大学创设的‘新闻学’课程为其先声。民国七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开‘新闻学’一科，并组织新闻学研究会，均由留美归来的《晨报》主笔徐宝璜主其事。北大所开之‘新闻学’原系政治系四年级选修课之一，然该校对报学有兴趣之学生不少，以致选修该科的学生多达七十余人。主讲‘新闻学’之徐宝璜，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新闻学，当时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赞助，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徐氏并编著《新闻学大意》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有关新闻学的专门著作。”其记述的事实与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相比较，有明显的错误。第一，北大首开“新闻学”课程，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先声，然后才有新闻学研究会之设。这颠倒了两者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第二，徐宝璜非《晨报》主笔。第三，其著作之名非《新闻学大意》，而是《新闻学》。1966年，台湾最具权威的新闻史著作《中国新闻史》问世。该书第十四章“新闻教育”虽然论述了北京大学新闻教育：“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由北京《晨报》主笔徐宝璜讲授，此为我国新闻教育的开始。徐氏曾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新闻学，其于北大教学期间，著有《新闻学大意》一书，为我国新闻学之第一部著作。”但是没有提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此后，郑贞铭先生再次出版新闻教育专著《中外新闻传播教育》，记述说：“中国的新闻教育史以北大创设新闻学课程为先声，由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成立新闻学研究会，由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成回国的北平《成报》主笔徐宝璜先生主讲新闻学，所以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创始人。”这段叙述并没有纠正其前面关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叙述，甚至错上加错了。如徐宝璜为“密苏里新闻学院学成归国”和“《成报》主笔”。这些都反映出台湾新闻学者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对基本史实并不清楚，以致以讹传讹。总之，在1978年之前，学术界还没有出现一篇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术论文，研究始终处于叙述介绍的低水平状态。3．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专文不断涌现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新闻史研究逐渐繁荣，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队伍不断扩大，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现，个案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学术界开始出现专门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术论文，突破了以往的低水平研究局面。第一篇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专文是方汉奇先生于1979年1月在《新闻战线》发表的《新闻学研究会》。该文分“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徐宝璜和邵飘萍”“学会的会员”三个小标题，3000字左右篇幅介绍了蔡元培和徐宝璜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过程以及学会大致活动（开展新闻教育和出版《新闻学》与《新闻周刊》）和两位导师情况与个别会员（毛泽东、杨晦、谭平山）；并评价了该会的历史地位：“一九一八年在北京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此后学者们陆续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与“五四”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会》（傅雨贵，1979年第5期《四川大学学报》）、《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罗章龙，《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始末》（陆彬良、萧超然，《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章玉梅，《新闻大学》1985年第3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影响》（穆家珩，《江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纪念徐宝璜先生》（方汉奇，《新闻春秋》1994年第2期）、《新闻史上的优秀代表人物》（唐非，《新闻春秋》1994年第2期）、《徐宝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梁柱，《新闻春秋》1994年第2期）、《中国新闻界的“开山祖”——徐宝璜》（方汉奇，《中国记者》1994年第5期）、《在中国新闻学领域独占三个第一的人——读徐宝璜的〈新闻学〉》（马厚寅，《新闻与成才》1997年第10期）、《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写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方汉奇，《中国记者》1998年第5期）、《中国新闻学鼻祖徐宝璜》（邹平友，《新闻爱好者》1999年第12期）等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推进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始末》。该文以6000字左右的篇幅分“研究会的成立和改组”“研究的内容”“研究会的活动”“研究会的结束”四部分详细叙述了该会的发展过程，并对会员情况介绍较为深入。1994年，纪念徐宝璜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中国记协联合在北京举行隆重聚会，纪念他的100周年诞辰和《新闻学》的再版发行。方汉奇先生先后撰文认为，“徐宝璜在中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有着‘最初的开山鼻祖’之誉，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他拥有三个第一，即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新闻学》。”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他再次撰文对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开展新闻教育的北京大学进行了高度的历史评价，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在中国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史上，北京大学拥有好几个第一：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新闻学期刊”。“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活动，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所起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早已载入典册，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上述论文的研究成果，先后被新闻学者吸纳进当时新闻学著作和教科书之中，如《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梁家禄，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新闻事业史》（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胡太春，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新闻事业史简编》（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宁树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新闻事业史》（龚德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丁淦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尤其在梁家禄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第六章第六节）、谷长岭，俞家庆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第六章第四节第一目）、《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第八章第五节第二目）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六章第四节第二目）中，均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设为“目”标题，说明了研究者对该会研究的日益重视和该会学术价值的提升。同时，一些新闻学工具书词典也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设为词条进行专门介绍，如《新闻学简明词典》（余家宏、宁树潘、徐培汀等编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新闻学大辞典》（甘惜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刘建明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等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冯健总主编，新华出版社1996年）、《中国新闻纪录大全》（刘圣清，广州出版社1998年）等。关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专文的不断涌现以及被吸纳进新闻学著作和教科书，甚至被当作子目标题，尤其又不断出现在新闻工具书的词条之中，说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受到了新闻学研究者的重视，其研究水平和层次不断提高，但还仅是从各个侧面进行的碎片化研究，系统性研究成果还没有出现。4. 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成果向纵深发展，专门的学位论文出现，专著问世
进入21世纪，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的研究史料不断被研究者挖掘整理出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学者王颖吉先生先后发表《析徐宝璜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的三篇新闻学佚文》（《新闻大学》2004年第1期）、《论“五四”时期中国现代舆论学专业化研究传统的发端》（《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徐宝璜〈新闻学〉成书过程及版本的若干问题的考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徐伯轩先生行状〉原作者考辨——兼论蔡元培与徐宝璜的交往渊源及其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这些论文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徐宝璜教授的生平以及《新闻学》撰写过程及其在舆论学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填补了当时研究的空白，纠正了以往的错误认识。在此期间，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在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就是“老北大时期的新闻学”，吸纳了学界诸多研究新成果，丰富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内容。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王展撰写了第一本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多重视野中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论文从“新闻史视野”“新闻学学科建构视野”和“新闻教育视野”三个视野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史、中国新闻学术史、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历史作用与贡献。文章结论认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明确提倡新闻学，将西方新闻学与中国新闻经验相结合，开始建立中国的新闻学。徐宝璜的《新闻学》更是为中国新闻学研究贡献了最早的研究框和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和研究模式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所继承，对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研究会开新闻教育之先河，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将新闻学发扬开来，并贡献了最早的新闻学教师和教材，为新闻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该硕士学位论文算得上上乘之作，难能可贵，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有所开拓和创见；但由于史料的掌握以及研究水平的局限，特别是三个视野的观照，既非理论又非方法，有点牵强附会之嫌。因此，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还有待加强。
2008年，以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为契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纷纷发表，形成一个研究高潮。2008年，各大学术期刊登载的研究论文有：《徐宝璜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考证》（周婷婷，《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筚路蓝缕 开基立业——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九十年》（肖东发，《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5期）、《现代中国新闻学“知识共同体”的初成——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回眸》（姜红，《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访问北大史实考》（邓绍根，《国际新闻界》2008年10期）、《北京大学学子的一次新闻学盛宴——1921年世界新闻教育之父威廉博士北大访问记》（邓绍根，《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1期）、《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肖东发，《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邓绍根，《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从“新闻学”一词的源流演变看中国新闻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邓绍根，《新时期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3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等论文，各学者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该会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欣喜的是，出现两个研究新情况：第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现了国外研究成果，即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魏定熙教授的《蔡元培与现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该文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对北大新闻教育尤其是新闻学研究会发展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评析，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第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婷婷博士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心的考察》。该论文在研究视野上取得突破，“本文试图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对新闻教育进行新的研究。选取了公认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主要个案，考察了新闻在当时形成一种专门知识的多重原因、具体经过、前后脉络”。在徐宝璜留学美国的经历及其著作《新闻学》的理论来源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但是，论文结论认为，“当我们真的撇开就事论事而试图从总体上展现这一面貌时，突然发现，这个与当时天时地利契合的所谓中国新闻教育之发端或者源头，也许只是一个时间最早的概念，其他好像都不存在了，难道不是吗？”该论文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具体研究并没有深入开掘，对该会在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也未能进行充分的研究，其结论也值得商榷。
2008年之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还在深入开展。笔者利用整理的《北京大学日刊》151则史料，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进行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五篇学术论文，分别是《从〈北京大学日刊〉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发展始末》（《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年第5辑）、《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徐宝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6辑）、《论徐宝璜〈新闻学〉的成书出版过程和历史地位》（《新闻春秋》2010年第12辑）、《师型自足高当世，新闻佳作破天荒——纪念中国新闻学开山鼻祖徐宝璜先生逝世80周年》（《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12期），并负责增订了《新闻学在北大》于2011年出版。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研究者邓涛又撰写论文《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中国出版》2013年第1期）发表，丰富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2013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周婷婷副教授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稍作修改并增加了一些附录，正式出版著作《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心的考察》，成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第一本专著。但是，其研究仍然多集中于中国新闻教育的探讨，较少关注其在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研究，且没有吸纳其博士论文后发表的诸多研究成果，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整体性研究仍需深入系统研究。
回顾近百年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研究史，研究已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目前研究成果还存在诸多问题：（1）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不够。目前研究碎片化严重，许多论文仅抓住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某一方面或某一点或某个人进行研究；即便是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和专著也因资料的掌握缺乏全面性，而未能进行全局性观照。（2）研究视野还需扩大。虽然有研究者以“多重视野”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但其视野也未超出新闻传播学，与其说是“视野”，不如说是研究的方面；虽然也有研究者在博士论文中借鉴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但又主要着墨于在中国新闻教育的探讨，而忽略其在中国新闻学、中国新闻事业中的历史地位。（3）研究的内容应需进一步深化、细化。虽然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涉及其会员的人物研究，但都没有深入细化，对他们接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新闻教育后的新闻活动以及其职业生涯缺乏细致评估，以致对其教育活动的效果难有准确评判。对其会长以及导师的研究急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对著作《新闻学》和《新闻周刊》也应深入探究其撰写出版的过程以及其历史地位和后续影响。尤其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以及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更应借鉴理论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对其在今天的历史影响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估。总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目前的研究状况，还缺乏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四、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美国社会学大师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学科是历史的产物，并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他在知识社会学著作《开放社会科学》中，通过考察1850—1945年期间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学科是借由一系列步骤得以实现的。“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实现这一点的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种学科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因此，基于近百年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研究史回顾，笔者借鉴华勒斯坦的上述知识社会学理论，贯彻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思路之中，力求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进行系统、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重新阐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兴起过程的开创性贡献，重塑其历史地位，给予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以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对其历史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在上述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本书的研究框架如下：（1）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时代背景。主要叙述在近代中国新闻业由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型过程中，中国新闻学研究蹒跚起步，中外新闻交流逐渐增多，不断加强新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呼吁开展新闻教育，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应运而生。（2）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筹备成立。主要叙述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的改革过程；介绍徐宝璜留学美国观察和体验美国新闻教育的经历以及其回国后加盟北大，与蔡元培先生共同筹备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过程。（3）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发展历程。介绍从1918年9月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创立、发展、繁荣、结束四个阶段的主要活动。（4）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导师。介绍蔡元培会长与徐宝璜和邵飘萍导师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活动和重要贡献。（5）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研究。主要研究该会会员的来源背景、毕业去向以及主要的新闻活动。（6）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刊《新闻周刊》。介绍《新闻周刊》的筹备创刊、发刊宗旨、业务情况、停刊及其历史地位。（7）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著作《新闻学》。主要叙述《新闻学》成书出版过程、基本特点、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8）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地位。主要叙述民国以来学者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历史地位的建构过程，运用借鉴华勒斯坦知识社会学理论，分“筚路蓝缕”和“以启山林”两部分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兴起过程的历史地位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位。（9）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主要分析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以及其确立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传统，评价其对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兴起的历史影响。其中，特别梳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对北京大学新闻教育的历史影响以及其对现今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现实影响。（10）附录。包括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简介；②《北京大学日刊》关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资料汇编；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大事记。五、创新之处
本文在深入挖掘第一手新史料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碎片化研究的不足，运用知识社会学理论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以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内容和论断进行了较多的纠偏补弊。本文内容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时代背景”部分，笔者创新性地认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是近代中国新闻业由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的现代化转型中不断呼吁通过新闻教育加强新闻人才培养的内因需求；而且是不断增多的中外新闻交流活动促成的结果。一方面外国新闻学成果和新闻教育现状输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走出国门学习新闻学，体验日美的新闻教育。（2）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筹备成立”部分，本文利用别人馈赠的新史料以及自己搜集的诸多英文史料对徐宝璜留学经历进行了重新梳理，对其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新闻学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该部分对北大学生罗章龙对当年该会筹备成立的情况回忆记录，运用充分的史料进行了澄清。（3）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发展历程”部分，本文分四个阶段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立、发展、繁荣和结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厘清。（4）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导师”部分，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蔡元培与新闻学研究会的探讨上，本研究则集中讨论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导师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关系，既不拔高，也不矮化，实事求是。（5）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研究”部分，以往研究没有比较，本文则是一个重点，主要观察其来源背景、毕业去向以及主要的新闻活动，考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新闻教育成效。（6）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刊《新闻周刊》”部分，以往《新闻周刊》的研究最为薄弱，没有专门研究，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7）“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地位”部分是本文创新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时间最早来确定其历史地位，本文则回顾了民国以来学者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历史地位的建构过程。虽然有学者指出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地位，但未能进行详细的论证，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借鉴华勒斯坦知识社会学理论，分“筚路蓝缕”和“以启山林”两部分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兴起过程的历史地位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位。（8）“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作用和影响”部分也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通过扎实的史料收集，叙述了当时报刊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报道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着力分析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确立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传统以及其对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兴起的历史影响，尤其是对北京大学新闻教育的影响。本文特别对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活动进行了梳理，彰显了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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