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继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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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新型城镇化研究试读：
摘要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城镇化是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中流砥柱，是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21世纪世界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因素。”从近年的政策文件来看，城镇化的发展已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专业市场是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随着一些东部省份经济和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等，探寻专业市场的运行逻辑是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学者一致认为专业市场是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推手。对于专业市场，国外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交易市场规模扩大能提高市场效率进而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专业化程度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我国对专业市场的研究时间较短，自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专业市场发源以来，专业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与农村工业互动的枢纽，更是我国社会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的一条制度创新路径。因此，本书认为，在我国产业由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研究中国专业市场并测度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密度和强度，进而分析专业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以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互动机理为主线，采用“总—分—总”的逻辑思路。首先，总体回顾国内外关于产业转移、专业市场以及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文献，构建分析产业转移、专业市场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梳理学者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该部分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其次，分别讨论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两两之间的演化逻辑和相关性，运用交易费用经济理论构建数学模型阐述产业转移与专业市场形成的内在规律，再借助“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论述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理，以求解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相同时的城镇产业规模、专业市场规模和空间分布的均衡点。最后，整体分析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和特色城镇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法等实证分析手段，以考察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再利用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下同）的数据，借助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各省区市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发展和特色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度水平，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专业市场分析体系，并据此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本书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即第1章，主要进行文献综述及梳理研究思路，构建产业转移、专业市场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及其两两之间、三者之间互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包括第2、3、4、5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两两之间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情况，并结合典型案例深层次剖析它们之间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即第6章和第7章，主要是本书的政策建议与结论总结，基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布局专业市场与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策略，并进行总结性评述。
第1章，绪论。本章介绍了主要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框架、内容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2章，产业转移与专业市场布局的互动机理研究。本章首先对产业转移、专业市场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且阐述了我国专业市场的演进过程及区位选择。在此基础上论证产业转移与专业市场布局的互动机理，最后以江西省为例分析了其产业转移现状和专业市场布局情况，提出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并且以江西景德镇陶瓷园区为例，剖析园区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发展的机理。
第3章，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理研究。本章阐述了城镇化的有关概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几大学术流派以及我国政界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通过对不同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的总结，归纳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运用计量统计方法演绎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机理，并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最后以柯桥中国轻纺城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以佐证本研究的观点。
第4章，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理研究。本章分别从集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两两之间的促进关系，并采用1983～2012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修正后的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度时序数据，运用VAR、VEC模型实证检验产业转移、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与强度。
第5章，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研究。在阐述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SPSS 18.0和Matlab 7.0数理统计分析软件，建立产业转移、专业市场与特色城镇化复合系统（IPU）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以2011年和2012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为实证对象，定量揭示我国各省份IPU系统协调发展现状。最后以浙江义乌为例剖析义乌城镇化水平提升和专业市场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演绎进程。
第6章，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布局专业市场与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本章首先通过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以及中西部专业市场布局的现状进行分析，再结合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专业市场布局和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7章，结论。对本书进行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创新性的观点。（1）在评述国内外文献、借鉴集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打破现有研究的桎梏，创新性地以专业市场为中介，将产业转移与城镇化加以链接，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特色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的研究体系。
本研究以专业市场布局为中介，将产业转移与城镇化联系起来，形成了涉及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城镇化三个领域的研究特色，扩展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打破了现有文献要么只涉及产业转移、专业市场与城镇化等单一领域的形成动因及影响因素，要么仅涉及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产业转移（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两个领域互动关系研究的现状。（2）按照前述分析框架，引入集聚经济学和相关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发展、产业转移和专业市场布局及专业市场布局和城镇化之间互相作用的传递路径，以及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
集聚经济是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的利益溢出效应，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一般系统进化理论认为，集聚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连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在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本书在研究城镇化和专业市场布局时，引入城市化水平及变异系数的概念，通过数据分析，计算出全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及差距，进一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得出经济发展与专业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促进关系。另外，探寻出城镇化发展与专业市场布局之间相互作用的演化路径，即城镇化发展为专业市场发展提供空间载体，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城镇化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专业市场产供销合理发展，城镇建设规划有利于专业市场发展；同时，专业市场促进人口、产业、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从而推动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促进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提升城镇知名度。最后，在集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关于三者间互动关系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它们之间的互动机理。（3）通过三变量的VAR模型，阐述了承接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和特色新型城镇化之间及其自身的互动规律。
第一，早期的专业市场发展对促进当地承接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巨大。专业市场的存在往往会带来巨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刺激了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承接产业的移入与壮大，专业市场形成之后会吸引众多客商前来洽谈业务，由此产生吃、住、娱乐和商品存储、运输等方面的需求，促进饮食服务、交通运输、房地产、邮政电信、银行等行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镇靠拢。
第二，促进产业的快速成长，推动城镇化发展。产业承接地承接产业的迁入将提升地区产业生产能力及产业配套能力，淘汰地区落后产业并使之向其他地区转移，随着不同结构等级产业的转入与转出，地区产业结构逐级上升，形成不同层次的产业集聚，推动地区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这不仅会极大地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还能为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构筑一种有效的空间集聚地区组织模式，进而促进区域人口的集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以及资源、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并产生城市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特色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
第三，当期的产业转移水平受早期移入的产业以及城镇化的影响较小。由于地区的人力、土地资源有限，早期进入的企业会在资源分配上抢得先机，从而对当期的产业移入有一定的排他性，加大后移入者的成本和市场的开拓难度。另外，地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常常会伴随着居民收入的上升和城镇人口的增加，而对现有企业来说，用工成本占企业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会增加外商投资难度，降低企业的长期投资欲望。（4）提出了一套促进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专业市场布局和加快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已有文献的研究以及本书的实证研究表明，专业市场的发展对产业转移有显著促进效应，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转移对专业市场的发展影响甚微；当期专业市场受早期自身发展的影响显著，对产业转移和特色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产业转移和专业市场发展对特色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产业转移与特色新型城镇化对其自身的影响微弱。三者之间虽然作用方向和强度不尽相同，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基于一系列的论述，本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各类型专业市场的建设，规范专业市场的发展，加强专业市场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促进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高度集聚，政府、市场和企业三管齐下，从制度创新层面优化专业市场布局；应积极落实国务院要求，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大力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重视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各地政府需创新产业转移的环境和方式，促使移入的产业不断积聚壮大，适当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义，并认识到先前城镇化道路的发展弊端，应调整城镇化战略以尽快走出城镇化误区，创新制度以消除城镇化障碍，重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使城镇化进程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就促进产业转移、专业市场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而言，应加快专业市场和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加强集群吸引型产业转移，有赖企业、政府和本地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产业转移应与城镇化相结合，改善投资环境，协调区域内部产业，以增强产业承接力和产业支撑度，并促进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合，践行人的城镇化，真正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进程；增强专业市场的核心凝聚力，且从专业市场自身建设、专业市场国际化发展以及政府引导支持方面着手，使专业市场成为城镇化的有效载体，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进程。最终，形成以专业市场促进产业转移，以专业市场带动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互联互动，推动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总体而言，不论是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专业市场的最优化布局，还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都是错综复杂的系统问题，由于受到资料收集的限制以及作者研究能力、水平等各方面的影响，本书仅仅对三者之间互动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未形成一个较为系统而又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三者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因而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本书有不妥或值得商榷的地方，欢迎同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并提出研究建议。
关键词：产业转移 专业市场 特色新型城镇化 互动机理 协调发展第1章绪论1.1研究背景及意义1.1.1 研究背景
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化已成为区域发展的全球性趋势，城市化已被看作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相互作用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将面临三大挑战，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位居首位，同时他还提到“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力”。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21世纪世界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因素”。2010年10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1]二个五年规划》提到，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避免重蹈拉美等国家出现大量“城市贫民窟”的覆辙，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2013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城镇化是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中流砥柱，是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上述观点和政策法规很清楚地表明推动城镇化的进程是我国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城镇化不仅仅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时期。吴福象和刘志彪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通过优质要素向城市集聚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两个途径驱动经济增长。然而，当前城镇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一，“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将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质量，阻碍产业及人口的迁入，对城镇化进程造成负面影响。第二，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速度远大于相对缓慢的西部地区，空间上形成城镇化发展布局不合理的局面。第三，城镇化建设的起点低，同时缺乏其他关联产业的支撑，特别是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从而导致城镇化建设的低标准和低水平。建成城镇的总体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偏小，对周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较弱。第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不配套导致城镇功能不健全，横向城镇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同时缺乏科学和长远的规划。因此，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持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推动中国广大地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联合国对世界各国人口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人，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将达到80%左右。在这种城镇化水平下，我国城镇人口到2030年将达到12亿人（万广华，2011）。结合政府一直以来推进城镇化进程所推出的战略举措和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看出，今后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首要工作是加快地方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不论是国外的城市化过程还是国内东部沿海的城镇化建设过程都表明，城镇化战略必须立足于具有极大竞争支撑作用的产业和产业集群，尤其是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均极为明显，如美国硅谷的微电子产业、意大利的威尼斯玻璃器具产业等。在国内，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大批专业化的产业集聚区迅速崛起，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如海宁的皮革、绍兴的轻纺、昆山的IT产业等。
新一轮产业转移以行业龙头企业、品牌企业集群式转移为主，对迁入地的产业配套、社会服务、公共管理、要素资源供给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客观上促使迁入地的城镇化提速升级。承接产业转移可以促进当地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地区经济实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以具有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为依托的发展模式，不但可以促进区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的集中，而且能够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大幅度提高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与此同时，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反过来因为受到区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专业市场在各地区的规模不断壮大，推动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进程。专业市场的发展使城镇数量迅速增加，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大，带动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速度，为人口城镇化奠定了基础。而推进城镇化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专业市场带来新的商机。这使得通过产业转移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研究更为必要和迫切。在现有文献研究中，很少有涉及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和特色新型城镇化三方面的研究，本书旨在借鉴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遴选出协调度较好、较差的省份，并为发展较差的省份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1.2 研究意义
城镇化是一个世界普遍现象，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城镇化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研究城镇化与专业市场、产业转移的关系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在理论方面，具有学科领域的创新性、前沿性和综合性。城镇化需要由产业转移及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带动，而产业集聚又要以与产业相关联的专业市场为依托，从而促进城镇化快速和可持续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推进又会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要素资源，进而促进专业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如此，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专业市场布局、城镇化之间就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本课题对此加以深入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以及流通经济学等理论。
第二，在实践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历史经验显示，区域产业转移及产业集聚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为区域城镇化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基础条件。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期将有2亿～3亿农民进入城市，大量的转移人口既不可能都进入大城市，也不可能都集中到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进程，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流动，并通过加强和优化专业市场建设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优化我国人口分布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因而，本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1.2国内外研究综述1.2.1 产业转移研究综述
从1930年开始，国外学者就对产业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Wahur Lewis（1984）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Wheeler和Moody（1992）研究发现美国的跨国公司依据产业规模和集聚经济的不同，决定是否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Smith和Florida（1994）发现日本制造业选择美国地区是因为产业具有空间集群特征；Paul Krugman和Anthony Venables（1995）则引入空间因素，建立模型动态模拟产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产业扩散现象；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和J.Venables（2002）提出了更具普遍性的多个国家多种产业的产业扩展模式；Anselin（2005）用空间计量方法对空间外部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部门间的集群效应有明显的差异性。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概念、动力机制、转移模式以及转移效应几个方面，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成果。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现有研究尚无统一界定，但对产业转移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产业转移是产业的空间移动或者空间迁移现象，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卢根鑫（1994）认为，产业转移是一种新质经济运动过程。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中区域比较优势转化的必然结果，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实现发达地区不断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实现衰退产业退出发达地区的现象（陈计旺，1999；王先庆，1997；郑燕伟，2000）。
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陈建军（2002）提出产业（区域）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是当企业生产产品的需求或生产所需资源的供给发生变化后，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区域）转移是一个包含商品流通过程以及不同国家之间与不同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活动的综合性的要素流动过程，是具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的一个动态过程，是转移国或地区与承接国或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产业分工在国际和地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魏后凯（2006）基于企业区位论视角，认为企业空间扩张以及企业区位调整的过程是产业转移的本质所在。羊绍武（2008）则从两个方面解释产业转移的过程。一方面是从产业纵向转移的角度出发，即从生产要素在产业间转移出发；另一方面是指产业的区域间转移，是某一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移动，是产业的横向转移。陈晓涛（2009）则从产业演进角度，认为产业转移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即从低要素报酬、低市场容量、高成本的“两低一高”区域转向高要素报酬、高市场容量、低成本的“两高一低”区域。任金玲（2010）则将产业转移定位为市场需求变动后必然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经济要素的趋利性是产生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张公嵬（2010）认为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产业区域转移，一般来说是由于资源供给和产业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将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杨敏（2012）认为产业转移是指由于资源、劳动力供给等生产要素发生变动，或因产品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状态、产业发展状态等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国内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国内的另一个地区）转移的活动或现象。周戈（2013）将产业转移分为主动性产业转移和被动性产业转移。主动性产业转移主要是指那些在原有区域仍有潜力的产业，出于扩大市场或规模等原因，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的过程；被动性产业转移主要是指那些在原有地区属于衰退性产业，由于外部竞争压力或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发生的产业转移现象。陈芬（2014）认为，产业转移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资源供给和市场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动后，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按照区域的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经济行为，从而完成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过程的经济现象。总之，产业转移的定义在不断演化，由单一的衰退型产业逐渐扩大到扩张型产业，分别从性质、效应、方式、范围等不同角度给予更加全面的描述。
关于产业转移模式研究，夏禹龙和冯文浚（1982）提出了“梯度”与“技术梯度”的概念，认为不同等级产品的技术含量是不同的，各区域应该选择与其经济、技术梯度相符合的产品进行生产。之后，谭介辉（1998）、马海霞（2001）等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曹荣庆、蒋文军和孙宏军（2001）提出整体迁移模式和部分迁移模式，其中部分迁移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市场拓展、商品输出、产业关联、人才联合、资本输出、要素嫁接和存量激活等。郑胜利（2002）提出“集群式”产业转移，即一些有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相继由某一地区转移至另一地区，是一种规模最大的产业转移模式，这种集群转移模式强调转移的整体性和网络关系的复制性。符正平（2008）认为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中心性越强，集群企业就越倾向于选择性转移，而非复制性转移；网络联系强度对企业转移模式并没有显著影响；网络异质性越强，网络联系强度越弱，集群企业转移越倾向于采取独立行动，而非集体行动。黄钟仪（2009）分析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一体化、集群转移和园区模式等。张公嵬和梁琦（2010）通过测度我国区域间的产业区位变迁的情况，总结出我国产业转移模式主要有梯度转移和反梯度转移两种。其中，梯度转移模式的具体路径表现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一般来说主要先在本省内部转移，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进而产业开始在某个较大范围的区域内转移，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业在某两个区域之间转移；反梯度转移的具体路径表现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在相对发达地区建立并形成总部经济。郭元晞和常晓鸣（2010）认为不同模式的产业转移有其自身特点，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配套型的产业转移模式、以淘汰为目的的产业转移模式、以扩张为目的的产业转移模式、延伸型的产业转移模式以及产能型的产业转移模式。陶良虎（2010）将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总结为四种模式：资源导向型的转移、产业链集群导向型的转移、成本导向型的转移以及市场导向型的转移。傅允生（2011）考察了浙江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情况，进一步提出了分离式转移和集群式转移两种模式。刘红光等（2014）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区域间转移机理的分析，提出了原料指向型、成本驱动型、投资拉动型、集聚依赖型四种产业转移模式，并总结出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梯度模式。关于产业转移模式的理论不多，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雁行模式理论和梯度理论；从转移范围来看，关于城乡之间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比较欠缺，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从研究方向来看，缺乏产业转移模式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在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上，卢根鑫（1994）以价值链盈余为核心，从产业分化出发，深入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陈刚和张解放（2001）基于区际产业转移效应的客观存在，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产业转移效应计量模型，总结认为产业转移效应总体上有由产业替代带来的产业“优化效应”、转移产业引致的就业“扩大效应”，以及转移产业关联带动导致的产业“发展效应”三个主要来源，同时分析了影响产业转移效应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移入产业与本地已存产业的关联度、移入产业技术的先进程度、具体的产业转移方式、移入区域市场结构的合理程度、移入区域对移入产业的模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能力。陈红儿（2002）认为对于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会为这些地区带来如结构优化效应、关联带动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要素注入效应、优势升级效应、竞争引致效应、观念更新效应等各种正面效应。陈刚（2006）对产业转移带来的效应的研究非常全面，认为此效应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要素注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但是他指出的效应范围界定过于宽泛，将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观念效应混在一起，对产业转移的效应理解有一定的偏差。王先庆（2007）认为产业转移产生的效应体现在整合升级效应上，因为产业转移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局，产业转出方能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而承接产业转移一方则能够引入新的经济活跃成分，刺激产业变革。余慧倩（2008）的观点与上述学者不太相同，她对产业转移的看法不是很乐观，毕竟产业转移在带来正向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她认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可能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为产业分工和布局的决定权完全掌控在强者的手中，如果处于产业转移的低端，对于发展来说意义有限，可能带来消极影响。李卫东（2010）以广西为例，认为在未来的10年中，产业承接对广西GDP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未来广西应明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本地区的产业集群，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彭范（2011）对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和其实际效应。徐琍（2014）从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或国家）的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区（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体现在产业、科技及经济效应、就业效应和社会效应三方面。毛新雅等（2006）运用IOU模型及综合发展主义、经济K族主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论述了关于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主要观点，釆用面板数据方法，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展开了分析。付娟（2008）从量的效应和质的效应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服务贸易效应。国内相关学者在产业转移效应进行研究时主要从经济因素方面着手分析，对社会效应、环境效应和政府的作用等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研究主要偏向于宏观层面，即大多数从产业状况、就业情况、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入手，很少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
在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研究上，吴少平和王先庆（1999）认为，空间之间存在经济“成长差”，不同区域产业主体也存在“利益差”，而我国产业转移的基础正是由“成长差”和“利益差”共同构成的“产业差”。陈建军（2002）结合浙江105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了特定地区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现象，认为影响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决策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类：市场扩张因素和资源利用因素。戴宏伟（2003）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种产业梯度与要素禀赋的差异带动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组合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动产业在区际的转移。魏后凯（2006）认为，导致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来自转出地的推力因素、来自转入区的拉力因素；企业迁移与否取决于现在区位的推力因素、目标区位的拉力因素以及促使企业留在现在区位的阻力因素。王忠平和王怀宇（2007）提出区域间比较优势差异是区域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力，并从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角度提出区际产业转移的定量衡量指标。周江洪（2009）提出区际产业转移力的概念，即指作用于产业转出主体和承接主体，促进或阻碍产业区际转移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推力（主要来自转出地）、拉力（主要来自承接地）和阻力（来自转出地和承接地）。刘友金、胡黎明和赵瑞霞（2011）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了分析，获得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势以及价值链优化升级优势是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丁建军（2011）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原理，主要从“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这两个方面对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接近市场、降低转出地和承接地的生活成本，避免市场拥挤。胡运禄（2013）从区域、产业、企业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因，具体表现为：不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企业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企业生产、运输及制度因素。苏华等（2014）认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包括产业转移动力来源以及约束条件。产业转移的动力来源是转出地推力和承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来自转出地和承接地的阻力又形成了产业转移的约束条件。国内对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个别研究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竞争理论和价值链，但研究不够深入、系统，并且研究方法倾向于定性，缺乏一定的实证研究。1.2.2 专业市场研究综述1.2.2.1 国外专业市场研究
专业市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市场形态。法国历史学家学者Braudel指出，西方早在13世纪就有小麦市场形成。15～16世纪，葡萄酒、皮鞋、毛皮等专业市场在欧洲各国也先后出现；到17世纪，专业市场也是一种可以被普遍观察到的形态。国外经济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始于西欧工业化早期。西欧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地方，专业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尤其是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专业市场在工业化兴起之后逐渐为大工业的专业化销售渠道或其他业态所替代乃至逐步消亡，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专业市场一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事物，也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尽管如此，因为市场与市场规模、交易效率、专业化交易组织等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无论是斯密提出的“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还是杨格所提出的“分工与市场互动”的“杨格定理”，都揭示了分工与市场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交易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程度增强的正向关系。当前，国外经济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零售和电子商务、跨国贸易和管治、市场整合的动力机制、零售结构调整与消费者选择行为、专业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
国外地理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大型市场的空间分布方面，但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从搜索到的现成文献来看，有部分国外学者对相关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E.Hoover（1937）的“运费理论”指出，交通节点或运送中转点是专业市场布局的潜在区位点，而接近消费地（或市场）的最近交通节点是专业市场的最佳区位选择。从商品流通过程来看，专业市场是链接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零售商）的纽带。A.Ghosh（1982）基于“中心地理论”研究了商人在集贸式市场组织中的行为，据此提出了“商人流迁的生存策略模型”这样一个周期性销售一般化模型。G.W.Skinner（1964）认为，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往往存在多个集贸式的市场组织，相互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地区、周期、功能上的竞争与互补，构成了一定集贸式的市场组织等级体系。B.W.Hodder和U.I.Ukwu（1999）研究了西非地区集市组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该地区的集市中区位距离和发展时间间距之间存在计量意义上的函数关系，市场发展的周期性结果就是用部分时间竞争取代空间竞争。同样对于该问题，R.H.T.Smith和V.G.Fagerlund（1996）进一步做出研究并给出了“集市发展过程中时间上的分离将带来空间上的接近”的结论。这种区位的空间间距和发展时间间距间相互取代的关系被称为“时空协同效应”，且这种效应呈现一定的逆向关系，即两个市场分割的距离越远则它们赶集的时间将越长。R.E.Hall的“交易总数最小化原理”指出，在给定生产者和零售者的数量和交易总规模时，通过中介者批发业从业者可大量减少交易数量，从而节约流通费用，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专业市场的区位选择。M.Porter（1998）通过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专业市场区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建立了独自的地理理论，开辟了专业市场区位布局的新领域。Suma S.Athreye（2005）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的英国专业市场及其服务促进了英国东南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指出专业市场发育越好的地方，地方城市化率和竞争力越强。I.Clarke认为专业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从而促使了城市的兴起。D.Leah等从专业市场的组织结构角度分析了不同的市场机构有不同的商品销售特点，从而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2.2.2 国内专业市场研究
据考证，我国早在唐代就有关于专业市场的记载。国内经济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并逐步深化的，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是专业市场主要的发源地，因而也成为研究区域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一片沃土。早期阶段，不少学者以专业市场与农村工业的互动为重点，对中国农村工业形成的动因、结构以及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费孝通（1986）指出，专业市场促进了农村的专业化分工，家庭工厂生产的“小商品”通过专业市场的渠道占领了“大市场”。何荣飞（1989）主要针对温州民间市场（专业市场）进行研究，据此给出了“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史晋川（2008）则将目光转向浙江地区，全面地和经验性地分析了浙江地区专业市场的发展情况，包括该地区专业市场的内部构成以及发展规模，分别描述了专业市场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及其对应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专业市场发挥作用的内外部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自有工业的发展与专业市场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冲突，该时期专家、学者对专业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部分浙江的经济学者基于专业市场运行的经济学原理，试图从专业市场的本质出发，探讨浙江省专业市场未来的发展问题。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专业市场兴起的特殊国情，从制度层面思考专业市场发展所涉及的机制和功能，认为专业市场已经成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条制度创新的路径。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把新制度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研究专业市场的交易机制，在交易费用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专业市场交易效率的数理模型，加深了人们对专业市场本质的认识，为后续专业市场的具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地区逐渐建立以交易方式专业化和交易网络设施共享化为基础的专业市场。学者更加注重对专业市场发展前景及其具体问题的研究，着重探讨专业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少数学者开始认同西方工业化兴起后的“专业市场消亡”观点，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认为持专业市场终将消亡观点的学者没有看到伴随专业市场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机制，以及据此产生的跨区域分工协作以及投资协同网络效应，因而“专业市场消亡”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在探讨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时认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带动了“块状”区域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一般认为，专业市场带来的需求引发了工业在地方上的集聚，反过来产业集聚的经济性则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低价格支撑专业市场的扩张。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关联强度受物流效率、技术水平及本地行政政策影响，一般在规模报酬递增且在专业市场有强需求的行业，往往会导致同类企业在市场周边的集聚，同时集聚经济的形成能够为专业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产业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效应能正向促进专业市场的发展，然而竞争或垄断程度过高的产业集群的市场结构不利于技术创新，阻碍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同样一个现代化水平高的专业市场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产业集群内部过度拥挤和过度竞争问题，并促进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存在着多层级、多阶段共同演化的动态互动关系，专业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国内地理学者认为专业市场生成的实质是“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服务业在某地集聚和壮大——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由空间因素产生的运输成本是专业市场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运输成本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因纯粹的物理上的运输费用而产生的成本；二是源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成本。邱毅和郑勇军（2010）认为经济融合度的提高（运输成本的降低）会对贸易集聚度（专业市场集聚度）产生显著影响，即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商品交易会不断向那些具有较高交易效率的专业市场集聚，那些交易效率不高的市场组织将走向衰退，或者成为前者的次一级市场，从而形成了市场组织体系内的“中心—外围”专业市场模式。石忆邵（2005）利用2002年专业市场密度（市场个数/省面积）和平均市场成交额密度（市场成交额/市场个数）分析了中国专业市场的空间差异，得出了中国专业市场存在东、中、西的地带性差异，并指出该差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任光辉（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剖析了“义乌商圈”的生成过程，即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的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近年来，其他地理学者以新经济地理的核心思想——本地市场效应为主线，阐述并构建了专业市场从实现本地市场效应到促进专业化产品及要素市场（专业市场）的形成，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本地市场效应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基石，一些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视角认为中国专业市场空间发展不平衡源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从空间发展上看，中国专业市场空间分布并非简单地呈东中西递减的态势，而是呈现“胡焕庸线”弱带的格局。中国专业市场的布局与城市群在空间上存在区域耦合性。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专业市场在空间上的分布密度和分布强度层面，中国的专业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与中国专业市场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耦合关系。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就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城市区域来看，中国专业市场密集区与这些城市区域的综合实力有关，并且中国专业市场分布于这三大城市区域在空间上也存在一定的耦合性；从省域层面上看，专业市场的数量与距离各省域经济中心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专业市场数量会随着与省域经济中心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少；从市域的角度来看，各市专业市场成交额与该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具有很高的相关性。1.2.3 城镇化发展研究综述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城镇化问题在国内外——特别是在国内的经济学、地理学以及城乡规划等学科中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1.2.3.1 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研究综述
在经济学领域对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最先展开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其代表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等的“以城带乡”发展模型（W.A.Lewis，1955；Fei，C.H.，Ranis，G.，1961）、速水佑次郎的“东亚模式”（速水佑次郎，2007）等。国外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主要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城市化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例如美国学者帕辛（M. Paecione）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思想、观念通过乡村城市化这一变动过程向乡村地区扩散”，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城市人口向乡村的逆向流动。法国学者安尔·麦兰（Pierre Merlin）则认为乡村的城市化是指隶属于乡村的空间缓慢转向城市的过程，这种城市化发生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其中乡村城市化区的居民是从周边城市内迁移而来。但是，国外学者只是将农村作为城市向乡村延伸的一种区域，没有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变量予以研究，从而忽视了农村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大多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而鲜有将农村城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予以检验。1.2.3.2 城镇化道路选择研究综述
我国城镇化的研究主要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中共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强调这一点以后，我国出现了研究城镇化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热潮，国内绝大部分的研究侧重点集中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对此我国学者持有以下几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小城镇优先发展论。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1996）依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观点，在此之后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数量激增。小城镇优先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模式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支持，优先发展小城镇也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论调。其次是中等城市论，该观点认为中等城市同时具备大、小城市的优点，也避开大、小城市存在的弊端。中等城市既没有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不存在小城镇的资源浪费、生产要素流通不足以及集聚效应低等缺点。发展中等城市，一方面能够得到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另一方面可以将这种辐射作用通过中等城市这一纽带传送到农村，这种方式既发挥了大城市经济效益好、生产要素快速流通、资源利用率（特别是土地利用率及投入产出率）高的优势，同时保留了小城镇贴近农村、便于农民进城等较大城市更为灵活的特点。发展中等城市在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论，认为大中城市应该得到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其本身存在的“扩散效应”实现城镇化。小城市较大城市相对缺乏活力，而且城市越大，规模效益的存在导致的内耗越小，个人和企业的自由度较小城镇也可得到很大的提升，城市的聚集效应更大。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相对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其基础设施以及土地的利用率就越高，同时也有利于处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在大城市，产业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产业链加长会带来就业增加，消费增多。最后一种是多元道路论，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大、中、小城市的共同发展方能更高效地推进城镇化，个中关系如下，通过大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以中、小城市的发展引导扩大大城市的规模。大、中、小城市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进而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1.2.3.3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该模型存在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为此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首次把城市化的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其中心内容是城市化水平提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积累加快地区经济增长（Lucas，1988；Romer，1986）。他们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教育投入远高于农村居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会高于不向城市迁移的人口。Black和Henderson（1999）通过建立内生城市增长模型，以集聚经济为基础随机抽取了一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得出：城市数量的多少和城市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均资本累积决定的。Henderson（2003）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找出每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口城市化率数据，并做对数处理，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平均可达到0.85。美国地理学家贝里（1965）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解释城镇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研究证实了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认为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城镇化的推动。陈淑清（2003）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分别是产业、需求和供给，通过比较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地区迁移，从而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其次，随着城市的发展，地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得到解放，可以扩大内需；最后，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得到再次发展，促使地区产业升级，不断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钱陈和史晋川（2006）通过改进内生城市增长模型，将经济系统中的单位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得到了一个仅有两部门的动态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城市化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人均GDP。
张景华（2007）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发现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会产生供不应求的现象，而且人力资本是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程开明（2008）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得出：第一，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第二，集聚经济是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第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阳立高和廖进忠（2009）选用了我国1983～2006年的城市化、人均GDP、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相关指标数据，借助计量模型得出：在上述几个因素中，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最大，通过测算得出，城市化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加540.5元。1.3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1.3.1 研究思路
本书紧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这一主题，首先运用数学模型及VAR计量模型等演绎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特色新型城镇化两两之间或三者间的互动机理。其次，构建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和协调度模型。再次，通过具体案例剖析，揭示浙江义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演化路径及其协调发展经验。最后，在理论演绎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产业转移呈现梯度转移的特点，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合理布局专业市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式，以及三者的协调发展思路，提出政策建议和具体对策（见图1-1）。图1-1 研究技术路线1.3.2 研究方法
第一，以数理分析和统计检验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法。第2章至第5章的理论研究，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我们将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构建数理模型演绎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并对第4章的互动机理和第5章的协调度采用VAR模型、主成分分析、协调度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第二，以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为基础的定性分析方法。第1章、第6章和第7章，以规范分析方法（文献研究方法）为主。我们将追踪国内外关于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城镇化的研究文献（尤其是对浙江义乌的研究），并对这些文献进行定性分析和理论研究，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政策建议，最后得出基本研究结论。1.3.3 研究内容
第一，产业转移与专业市场布局互动机理研究。产业转移与专业市场布局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本书运用交易费用经济理论，构建数学模型阐述两者的演化逻辑，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得出产业转移↔产业集群（集聚）↔专业市场布局的经济演变规律。
第二，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研究。专业市场通过其集聚效应促进第二、三产业集中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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