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大鹏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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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制造业的创新之路试读：
总序
当下的中国，正全面寻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全面的创新中，开放的创新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开放的创新是国家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是对外开放战略面向新目标的需要，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需要。中国需要培育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开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空间，即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新开放”。
在未来5—10年中，需要推进新开放，其核心是构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战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东南部创体制、中西部上层次的东西并进格局。
一、以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参加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为动力构建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重要现象。这一趋势将大大提高对各国开放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内容上更多涉及各国国内体制和政府职能而成为对改革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特别相关的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有效应对这两个谈判将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的情况下，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各国推进国家间经贸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选择。
对中国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双重意义。就对外开放而言，这将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对外投资的空间。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这一领域扩大开放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实现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机遇，中国有条件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平等互利，公平对待我对外投资扩大，并尽早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
就国内改革而言，推进BIT谈判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经济制度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审批制以及政府职能上的多方面问题，已经远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而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要求正与国内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能够有效地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在开放中赢得竞争。在大部分主题上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一体化与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就能够在开放型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必须坚持。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区分政府主导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要坚持原则，并要求美方承认中国经济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以探索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再次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课题。沿海地区的开放不仅有着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意义，而且承担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探索、试验的责任。
在新的阶段上，开放升级的内涵包括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开放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体制性开放。1979年搞经济特区是政策性开放起步的标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区的核心。在这以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各种意义上的特殊政策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在前30多年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对旧体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整个经济走上开放道路，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继续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作用有限，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不利，地方政府间的政策竞争降低了开放的整体效益。特别是特殊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与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与服务业的低开放度都制约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要把体制性开放作为实施新开放的基本要求。所谓体制性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既要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导向作用，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中的互补作用，又要把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中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体制探索。沿海地区自贸区建设是新开放的标志，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是整个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上体制性开放的试验田。要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贸易区试验真正产生全局性的意义。为此，对自由贸易区应明确以下要求：
第一，体制机制的可复制性。要明确自由贸易区是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飞地。因此，更优惠的税收、关税、政府补贴或土地价格不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为全局性的政府减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复制性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广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自由贸易区的重点要放在国家未完成的各项改革的探索上，以发现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通过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构造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现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通过参照国际规范与惯例形成各项改革的有效举措。通过试验到复制推进全国改革是新开放的顶层设计，因而“可复制性”必然是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是对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试验。从外资外贸的规模上讲，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是从产业上讲，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特别是金融与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形成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方向。要通过自由贸易区对这些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开放检验的方式，发现外部冲击，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操作性试验发现其中的难点与问题，为国家全面推进这些市场化重大举措提供依据。因此，新开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化与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题，新开放就在于利用国际规范与外部动力推进这一改革。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是市场开放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根据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新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对跨国公司约束要求的增强，东道国政府要防止跨国公司环境倾销，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要监督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进步和人才成长，在开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新开放就在于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在坚持开放中有效形成这些职能，提高开放水平。
由此可见，科学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利于建设开放型的经济体系。由于自由贸易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境内关外保税区，不是封闭的，而是试验性的，因而运行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隔离，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扩散将是其重要特征。科学有效地把握自由贸易区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及时发挥自由贸易区体制的模式传递作用，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从试验到推广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推进新开放，将带来整个沿海地区开放的升级和改革的深化，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新局面。
三、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各具特色的联动发展为目标，创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30多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面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展目标迈进阶段到来之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在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上，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应当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各地区的开放却不能采用同一模式。内陆和沿边地区都不能简单重复东部开放的道路。中国开放的基本经验和东部模式的核心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不应当直接作为内陆或沿边地区的模板。国家整体致力于地区间均衡发展之时，也正是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之际。与沿海当年的出口导向型相比，内陆地区要实现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而这正是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发展条件下，内陆地区获得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的机遇，即以进口关键装备、零部件实现自主投资与创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与此不同，沿边地区则既不可能是外资拉动型的，也不可能是出口导向或进口推动型的，而应当以与相邻国家的双边或诸边合作为特点，其具体模式因地而异。
第二，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目标要升级，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开放战略的目标定位。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必须实现战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其中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以及各战略经济区域都需要实现升级，才能形成各地区协同升级，各战略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目标既取决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又要从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相应目标。沿海、内陆和沿边各地区都要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确定不同的开放目标。现代服务业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未来开放的主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面向外部市场也仍然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以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并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内陆其他地区则更多需要致力于资源产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沿边地区有的要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有的要以双边诸边经济合作推进稳定周边环境的建设，从而启动各具特色的发展。
第三，各地区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新的协同与互动关系。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各地战略与开放模式上需要形成协同与互动关系。前30年开放中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向沿海曾经是沿海地区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提高了内陆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推动了脱贫事业。随着劳动力结构与数量的变化以及内陆发展机遇的扩大，这种协同与互动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沿海出口加工型产业特别是轻型低运输成本类产品向内陆转移既可以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沿海地区腾出空间实现结构进步。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既要走开放型发展模式，又应当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相互支撑。在沿海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内陆体现开放型竞争的实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又能为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产业配套和人才流动等各个方面增强沿边对外合作的水平。从总体上讲，优化国家的区域开放格局要形成三个战略的协同：一是深化改革，使沿海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二是扩大内需，将外资引向内陆地区；三是创新模式，以多样化构建沿边对外合作。
第四，衡量开放推进的指标需要历史性地改进。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沿海地区以外资外贸规模作为开放度指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国家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也不同，内陆地区应探索以新的指标来鉴定开放水平。在新阶段上，沿海地区开放要以现代服务业外资引进为重点，同时关注现代制造业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方面的各种国民经济效益指标。沿海中心城市还要关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的实施进程，以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沿海地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推进中国走出去进程和主动构建国际分工能力，获得中国高级稀缺要素，应成为沿海大城市的战略重点。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仍然需要以外资与外贸来体现开放度的提升，但在制造业出口上要更多注重现代高端产业和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贸易方式上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发展相对更高的速度，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加值的提升。进口既是中国市场优势的体现，也是内陆地区在开放中发展的路径之一，内陆以进口而不是单纯以出口体现开放，是与以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要注重具体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外资外贸，以此来体现其经济与政治辐射的影响。
第五，对外开放战略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总战略中的一个方面，要服务服从于国际总战略，为总战略的需要定位。区域战略的选择同样要贯彻这一原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要成为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结构进步和开放领域扩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已经向国内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法律制度，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课题。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需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化将成为沿海地区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陆地区的市场战略同样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体现水平的同时，内陆地区要体现规模与实力，沿边地区要体现策略与多样化，共同构建中国开放的整体部署。大西南是中国沿边地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其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将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这一国家战略，又将对内陆地区产生积极影响。张幼文 徐明棋2013年9月导论突破升级障碍，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世纪之交，制造业服务化的出现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亮点。这一现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经济背景，这是劳动分工发展到全球价值链分工阶段在产业层面上的反映，是知识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以及无形的服务环节在价值创造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所形成的结果。服务化创新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增加中间品贸易利得，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因而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只有依托现有的制造业优势，通过多种措施并举，加快实施服务化创新，才能促进中国制造业实现循序渐进的转型升级，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服务化（简称“服务化”, Servitization）得到了迅猛发展，如IBM从一个制造企业转型为服务方案提供者，施乐公司从办公设备制造商转型为文件管理专家，通用电气的服务业务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有重要份额。以物联网为例，据埃森哲和牛津经济研究院分析，产业物联网应用所涉及的产值可占20国集团GDP总量的62%。而据通用电气发布的报告估算，到2030年，全球GDP总量中高达15万亿美元的产值将来自产业物联网。如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借助物联网技术为其客户提供建议及驾驶培训，帮助客户每百公里减少油耗2.5升，并可极大提升客户的忠诚度。石化设备行业通过在设备故障发生前进行的预测性检修服务，可使检修率下降12%，综合检修成本降低30%，并将故障发生率减少70%。在大公司的引领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出现了向服务化转型的潮流，纷纷把服务化作为提升竞争力，获取高额附加值的手段。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欧意图通过培育新兴产业与扶持传统产业并举，实现制造业的复兴，国际产业转移出现“制造业回归”现象。这些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因为受环境资源约束和外需萎缩的制约，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制造业总体利润微薄，新兴产业发展受到掣肘；现代服务业尚不发达，短期内难以独立承担经济转型的重任。而中国具有工业体系相对健全，低端知识要素相对充裕，国内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依靠服务化实现制造业升级的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基础较好，因而更适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情。因此中国应利用好上述优势，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应对西方国家制造业挑战，实现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二、服务化创新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服务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引发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深远变革。从最终产品的提供方式看，服务化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从生产方式看，服务化又是一种生产技术的创新。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一个整体又是新兴的产业。
从商业模式创新看，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的低端环节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和产能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获得最大化收益。然而，这种生产的国际转移却导致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就业岗位萎缩等弊端。因此，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试图采取制造业服务化模式，通过为最终产品提供增值服务，满足高端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廉价进口制造品进行竞争，以实现本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生产方式创新看，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日益深化，各国制造企业纷纷按照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并根据分工地位高低获得相应的附加价值。在制造业价值链中，各个环节上服务要素的投入日益增加，最终产品价值中服务的比重大大增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比重相对降低，表现为制造业从以制造环节为核心转向以服务环节为核心。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制造业与全球生产体系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因此只有提高知识密集的服务要素的投入，才能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攀升，获取较高的附加价值。
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趋势看，这一产业现象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经济领域，而是扩散到国际分工、就业、产业结构和环境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
从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影响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乃至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规律看，每一轮科技的重大突破都将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20世纪中期的电子技术和自动化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自动化革命，这使得许多人力资本从制造环节转移到了服务环节，跨国公司凭此优势将研发和管理中心安排在发达国家，而生产环节安排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实现了收益最大化。这种现象常被世界经济学者概括为全球分工的分段化（fragmentation）或称模块化（modularity）。国际经济的分工形态表现为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国际分工，并突出表现为欧美服务业与东亚制造业间的分工（胡超、张捷，2010）。
然而，20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全球价值链产生了进一步分解，价值链各环节在国家间的线性布局模式逐渐被更为碎片化、精细化、复杂化的网络化布局所取代。与此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内需不足，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则日益旺盛。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生产体系的相应调整，传统的围绕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建立起来的欧美服务业与东亚制造业分工的模式将无法满足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
信息网络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收益发生变化，表现为有形生产环节边际收益递减，服务环节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生产环节中劳动要素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劳动力投入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在分布式、柔性化生产方式下，有形产品质量相对稳定，生产环节的附加值增长空间有限的条件下，范围经济效应和服务乘数效应有提高制造业附加价值的作用。因此，在全球产业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乃是难以被模仿的知识密集型要素，而非低成本劳动力。在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网络化的时代，服务与制造环节在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线性分工让位于复杂的依存关系，制造环节有重新回归到消费市场所在地的趋势，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方向是通过减少价值链上劳动力的投入，增加知识密集要素投入来降低成本，提高附加价值。
供给端、需求端以及要素需求结构的变化需要新产业模式与之相匹配。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现了向服务化转型的潮流，这引发了学者、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决策者们的高度关注。IBM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亏损高达160亿美元，面临被拆分的窘境，在实施服务化转型后，持续营利，股价上涨了10倍，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杨光平，2004）。1991年，施乐（XEROX）公司宣布将从办公设备制造商转型为文件管理专家（The Document Company），据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徐正刚先生介绍，文件打印管理服务已经成为公司迅速增长的业务。富士施乐株式会社日本和亚太区服务业务总裁冈野正树说，公司的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明了复印机；第二阶段发明了彩色复印机和其他创新产品；目前是第三个重要阶段，富士施乐正处在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过渡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GE的资本公司（GE Capital）对公司收益的影响日益显著，据统计1991—1996年在公司收入中如果扣除资本公司的贡献，那么GE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而不是9.1%（戴淑燕，2001），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GE的金融业务一直维持在40%左右。IBM、施乐和GE的服务业务的拓展，使他们制造企业的形象变得日益模糊。
制造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正发生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知识经济（OECD, 1996）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创新活动变得日益重要的背景下，知识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变得比传统要素更加重要。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无形的要素，如品牌的知名度或者相关服务的质量高低。经济活动的主体的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能够将新的知识要素与传统要素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新的更高的价值。如今“制造业服务化”正在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以至于《财富》杂志从1995年开始，改变以往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分别排名的方法，不再对两类行业的公司进行区分，而是发布同时包括两类企业的500强企业排名。从行业来看，这种界限模糊化表现为：无形要素的作用在价值创造中变得日益重要；新旧知识要素的广泛融合；制造业正在迅速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活动。三、服务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服务化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要素的获取，以及将知识要素和传统要素整合在一起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知识要素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具有图书、图纸等有形载体，可以实现符号化表达，可通过市场交易获取。隐性知识无法进行符号化表达，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只有通过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来获取。而隐性知识难以表达、难以传播和沟通、难以共享，获取难度大，因而不易被模仿，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来源。制造过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要实践过程，因而是获取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中国制造业转型知易行难的关键在于忽略了隐性知识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在低端制造业实施服务化，积累隐性知识，并促进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最终促进知识要素供给的增加，降低创新成本，是突破“低端锁定”困境的关键。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除了“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外，“创新过程的分散化”（organizational decomposition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也是一个重要创新机制。该机制的规律是：当创新活动与制造活动存在密切联系时，分散化现象比较显著，当两者联系比较松散时，分散化现象就不太显著。因此，与制造活动脱节的创意将不具有可持续性。制造业服务化具有将制造和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良好特性，可以促进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服务化是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尽管当前服务化的主要实施主体为大型跨国公司，实施的目的是培育核心能力与资源，从而更好地与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展开竞争，重新赢得竞争优势，然而，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而言，通过服务化策略，增加服务要素投入，增加产出的服务部分，将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使产业发展更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投资项目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供出路。
服务化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实践表明服务化对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具有促进效应。对中国而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是因为经济增长相对停滞造成的，而是因创新不足导致的分工不充分，进而造成市场难以继续扩展，所有企业都着力于现有的已经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所造成的。因此解决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拓展市场规模。根据杨格迂回生产理论，服务化可以促进创新，而创新又可以促进分工，分工深化又将进一步拓展市场规模，吸收就业。
服务化是促进服务中间品贸易的重要途径。服务中间品贸易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服务中间品贸易能够提高一国制造业的产品复杂度，进而改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出口品的附加价值。
服务化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途径。资源环境约束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障碍之一。服务化的集约式增长理念具有环境友好效应，服务化借助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一方面能够节约自然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能够降低环境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保护了环境，促进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四、加快实施服务化，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服务化这种新型产业模式的发展演变规律对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发展规律与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正如张幼文（2006）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无疑将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变化，如何有效利用外部条件，尽快改变本国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制造大国，在实施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在2009年前后出现了较大波动，近几年来维持了基本平稳的增长态势，实属不易。但是，外部经济环境并未根本改善，欧美经济复苏尚待时日，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初现端倪，欧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国际生产格局面临重构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环境资源约束与外需低迷的限制，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换挡期，传统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探索新的道路。然而，我们的经济转型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二元经济特征使得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二是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产业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转型升级的实施空间有限。因此，无论是片面追求硬件水平的提高，还是简单增加服务供给总量，都无法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而产业在国内的转移也面临知识与技术要素的断层，导致新产业扎堆上马，产能过剩问题严峻。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应利用此前良好的制造实力，通过发展制造业服务化，使高端专业化服务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转型，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具体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落实。
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应注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并举，还要积极探索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活动的结合方式。实现教育为投入服务化输送人才，而人才又促进服务化更好地发展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从而解决普通劳动力过剩和知识性劳动者失业问题。
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策略上，要认识到服务要素等中间要素贸易日益增长的历史趋势。由于服务要素贸易有利于一国福利的增加，所以有必要研究探索促进服务要素贸易发展的贸易经济政策。要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促进自然人流动，商业存在的准入，以及与制造业紧密关联的相关商业服务的准入。
在金融策略方面，要积极探索企业融资新模式。通过实施服务化，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帮助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杠杆。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促进企业的专业知识积累，加快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
在环境策略方面，要加强对制造企业的监管，提高生产的环境成本。提高环境成本在最终产品中的比例，形成产业链的倒逼机制，迫使处于各个生产环节的企业积极通过服务化策略，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可以通过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引导制造企业进行产品再造，旧部件再利用等循环回收服务。还可以通过改变税收政策，鼓励大型机器设备的租赁服务，使制造企业减少对设备的购买，提高现有设备的使用效率。第一章制造业服务化概述本章阐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背景及相关概念界定。概念是人们作出判断，进行推理的基础。我们要认识制造业服务化现象，首先就要对其概念作出清晰的界定，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同时还要对一些与之相关但又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做一番辨析。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这一现象对全球制造业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说明其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明确了这些实践层次的问题后，最后还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明这一问题究竟应该用哪些经济理论加以阐释，现有理论是否能够满足我们分析的需要，如果不能，又该从哪些方面予以发展，相关学科的理论该怎样借鉴。第一节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背景一、服务化现象的产生
当前的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关键增值环节从生产过程向服务活动转移。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时代，产业升级路径比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时代更加复杂，因为即使高端产业也有低附加值环节，而低端产业也有高附加值环节。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掌握高附加值环节的领导权，进而主导并协调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各个价值链条上不同环节间的分工。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那些高附加值环节的要素构成就会发现，知识要素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有形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且这种趋势朝着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新一轮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的时代，知识对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而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具有难以表达、获取难度大、不易被模仿的特性，因而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制造活动与知识密集的服务活动相结合，可以起到“干中学”的效果，能够较好地连接从发明到批量生产再到销售的全过程，是获取隐性知识的有效手段。遗憾的是，在传统分工模式下，隐性知识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容易被忽略，以致产业转型升级知易行难。片面地重视实物资本投资，以及设计、专利、图纸等显性知识的投入，只能进入高端产业的低端增值环节，而无法实现从低端增值环节向高端增值环节的有序攀升。
当前，欧美国家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工业4.0”战略，意在凭借其强大的研发设计优势及早布局全球产业价值链。这预示着国际分工格局将发生巨大变革，随着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的进步，有形产品的质量相对稳定，增值空间有限，而无形服务环节将成为产业竞争的焦点和附加值的主要来源。
而中国产业发展却面临诸多问题：受环境资源约束和外需萎缩的制约，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制造业总体利润微薄，新兴产业发展受到掣肘；现代服务业尚不发达，短期内难以独立承担经济转型的重任。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严峻的内外部挑战，迫切需要通过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本研究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解决中国产业发展困难，应对西方国家制造业挑战，实现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因为中国具有工业体系相对健全，低端知识要素相对充裕，国内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具备实施服务化的条件，依靠服务化实现制造业升级的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基础较好，因而能够较快地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因此，从理论意义看，鉴于服务化现象与科技革命、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格局具有密切的联系，该问题的学科领域和理论深度亟待拓展。本研究力图将此项研究的边界拓展到世界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领域，从而提高服务化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国际分工理论、价值链理论，产业升级规律的认识。
从实践意义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仍然较高，面临经济转型的时代重任。同时，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处于萌芽阶段，国际分工体系正在重新布局。本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生产格局演变方向，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提供指导。二、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
服务化（Servitization），这一术语最早由瑞士学者Vandermerwe和Rada（1988）所创造，意指通过为产品增加服务来创造价值的过程。在这一概念中，产品与服务的内在联系是服务化理论研究的关键。产品是一个内涵相对清晰的概念。从生产者的角度看，产品是一个有形的人工制品（如铅笔、杯子和钢板），它的生产主要依靠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服务的界定则相对宽泛。对生产者而言，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的提供物皆为服务（如维修、咨询和研发），它的提供主要依靠无形生产要素的投入。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一）关于国际分工新格局及其演变方式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生产份额看，发达国家生产份额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逐渐下降，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逐渐上升（海闻等，2007）。从生产组织方式看，产业融合使产业竞争出现了新态势（植草益，2001；厉无畏，2002；周振华，2004）。分工方式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Arndt,1997；卢峰，2004）转变。从分工的空间分布格局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则实施了跨梯度或逆梯度产业转移（刘友金等，2011）。从分工规则看，以TPP, TTIP, TISA和美国BIT范本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将对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竞争优势产生深远影响。从演变原因看，要素禀赋理论是分析传统分工模式的主流理论，而投入品的连续统模型和垂直专业化理论则对中间品贸易与产品内分工模式进行了细致探讨。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化是决定分工演化的基础（金芳，2003、2006、2008）。知识经济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要素的作用趋于增强（波特，2002），甚至文化、制度和规则等要素也成了国家间竞争的软实力的来源（胡超、张捷，2010）。从中国的分工地位看，中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它是建立在粗放式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具有低附加值、低收益特征。吴义爽等（2011）则指出，经典分工理论蕴含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规律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二）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及特征
一些学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一种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竞争手段，能够成为西方制造商有效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廉价产品的竞争手段，从学科领域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营销学和服务科学范畴。
国外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瑞士学者Vandermerwe和Rada（1988）最早提出了服务化（Servitization）的概念，他们认为服务化是指制造业由仅仅提供物品（或包括附加服务）向提供物品加服务构成的“产品—服务包”的转变过程。完整的“包”（bundles）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并且服务在整个“包”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增加值的主要来源。自Vandermerwe和Rada之后，学界、政界和商务人士对此项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Wise和Baumgartner,1999; Hewitt,2002; Oliva和Kallenberg,2003）。
S.W.Brown等（1994）的研究归纳了基于服务的制造（Service based manu-facturing），服务增强型制造（Service-enhanced manufacturing），服务导向型（Service-oriented）制造，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等概念。Garcia-Mila T．和McGuire T.（1998）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组织层面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探索。Oliva和Kallenberg（2003）从组织变革等管理角度提出从传统制造商转型为服务型制造商的四个阶段。植草益（2001）介绍了电信产业内部各企业群之间的融合，说明了技术发展在产业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Szalavetz（2003）认为，制造业服务化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影响制造企业竞争力的因素超出了传统因素的范围（如企业的科研实力、人力资源、运营效率、有形资产和资本的数量等），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内部服务的效率成为日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内部服务包括产品和工艺的开发、设计、物流、内部培训、新员工和实习生的培训以及价值链管理。价值链管理又是一个内部服务包，不仅包括原料采购，还包括新供应商的选择、审核，通过向供应商和合作者传授技术来提高效率，改善质量，降低成本等。内部服务还包括组织的发展与协调，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簿记，法律与金融服务等。总之，除了传统加工活动的效率外，高效的组织和提供这些内部服务也是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同时这些内部服务的数量和复杂度都日益增加。
另一方面是与产品相关的外部服务的复杂度和重要性日益增加。产品—服务包不仅包括修理与维护，还包括提供买方信贷、运输、安装、系统集成、发挥产品最佳效益的技术咨询、运营支持等。与产品有关的服务，在产品总价值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且在制造企业的销售额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Ernst和Kim（2002）则从分类法的角度对制造业的发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制造企业可以分为三大类：（1）旗舰型企业（是世界生产体系中的系统集成者），倾向于收窄业务范围，专业化于各种内部服务并在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2）次要领导层企业（包括地区总部或产品部门），倾向于扩展其业务组合。（3）底部层级企业（作为单一功能实体融入生产体系），为了改善分工地位，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开展多样化的业务，包括提供内部服务和外部服务。
与服务化这一术语的内涵非常接近的概念是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service systems, PSS）, PSS指的是一种将产品和服务结合起来的商业模式，该模式具有提高竞争力，环境友好的特点（Meijkamp,1998; Goedkoop等，1999; Mont, 2000; Manzini和Vezolli,2003）。PSS这一概念的主要研究者集中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更关注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如何降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类问题上。
从国内文献来看，郭跃进（1999）最早介绍了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厉无畏（2002）、周振华（2003）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孙林岩等（2007）提出了服务型制造业的概念，指出它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新的先进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它是基于制造的服务，是为服务的制造。何哲、孙林岩等（2008）从供应链的角度比较了传统制造业与服务型制造业的区别，认为“服务型制造从网络关注点、盈利模式、网络内流动属性、组织形态、价值分配等都不同于传统供应链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制造模式”。刘继国等（2007）指出，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投入角度看，服务的比重增加；另一个是产出角度看，服务的产值比重增加。而现有的研究者包括刘继国本人主要把焦点放在制造业服务化的产出层面。袭著燕等（2009）从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提出了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的路径模型。
从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上看，由于学术界对服务化这一现象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表1-1把文献中有代表性的概念加以梳理归纳。表1-1 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小结● 资料来源：前三项转引自刘继国（2007），其余引自相应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定义。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产出服务化方面或者大多强调服务化的微观应用层面，而作为中间投入服务要素对制造产业的影响与运动规律，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有着更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理解制造业服务化的起源、动因和运动规律将更好地帮助人们找到经济转型的优化路径。（三）制造业服务化的产生原因
随着学界对制造业服务化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内容逐渐从概念的界定，特征的概括，深入到对产生原因的探索上。研究的视角相应地从管理学、营销学领域拓展到产业经济、国际分工等领域。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产出角度解释服务化产生原因，并且把满足需求和应对竞争作为服务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从满足需求角度看，Vandermerwe和Rada（1988），指出服务化很大程度上受顾客需求驱动。并据此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仅提供物品阶段；提供物品和附加服务阶段；提供物品和服务构成的物品—服务包（bundle）。Van Looy等（2003）、S.W.Brown（2000）和Oliva和Kallenberg（2003）等人都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顾客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到以产业所体现的服务或效用为中心，制造企业通过综合提供产品和服务来进一步迎合顾客期望，从而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从应对竞争角度看，Vandermerwe和Rada（1988）发现许多公司管理者把提供服务作为差异化的工具，通过服务可以使产品更有吸引力，使企业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Robinson等（2002）通过实证发现，在传统成本取向的行业中，服务化战略是企业创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Oliva和Kallenberg（2003）认为，服务具有难以模仿的特点，因而是竞争优势的持续来源。
日本学界较早开始关注产业结构软化、服务化现象。1983年9月，日本专门组成“经济结构变化与政策问题研究会”，并首次提出“软化经济”（Softnomic）的概念用以说明产业结构软化及应有的政策（佐贯利雄、内藤纯一，1984）。有学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产业结构软化在制造业内部的表现形式。如马云泽（2004）认为随着知识经济和ITC产业的发展，以知识和高技术投入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成了区别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第四产业”，各产业间以知识为纽带逐渐建立起新的关联，并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软化。在产业结构变化上，产业结构软化不仅表现为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上，还表现为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上。“制造业内部的软化进一步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又促使制造业进一步趋向软化和服务化”。陈晓涛（2006）进一步指出，产业结构软化的演进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演进，总趋势是以知识和高新技术为特征的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马云泽（2005）通过对美国、日本产业结构有关资料统计数据的分析，说明了两国产业结构软化的表现，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软化的整体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产业结构软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经济的发展。1996年，OECD在一份名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知识（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对OECD成员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日益显著。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与70年代相比，高技术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翻了一倍，达到20%—25%，主要OECD国家超过50%的GDP是由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所贡献的（OECD,1996）。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具有若干一般特征。第一，知识经济强调学习，尤其是“干中学”的重要性。第二，强调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的重要性。报告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三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有许多学者从知识经济对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变化的影响入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启发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Andrea Szalavetz,2003）。从具体的研究思路来看，可以将学者们的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组织间层级型协调的频率逐渐减少；第二，垂直一体化组织逐渐趋于平坦；第三，除了市场和层级关系之外，网络型关系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
第一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价值链的日益分段化现象（Arndt and Kierzkowski, 2001; Feenstra,1998）。其主要思路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价值链的分段化，因为它降低了协调和监督成本，促进了知识的交流，降低了特定经济活动的地理距离。因此，新技术减弱了内部化优势，并导致了垂直型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市场交易部分地取代了原先的层级型协调。各行业的代表性企业纷纷采取了模块化的组织结构。大企业在全球采购时，开始寻求与产品或一个产品系统相关联的复杂的增值活动包，这里的增值活动包是指合同承包商要具有独立的工艺开发和组件设计能力，还包括采购、物流、测试、包装和财务活动。因此，他们更乐于和能够独立承担上述功能的合同承包商合作，而不是和以高产能、低要素成本为特征的垂直一体化供应商打交道。组织中，各个独立成员之间通过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相连并进行合作。以层级协调关系为特征的垂直一体化组织让位于以平等合作为特征的网络组织，在工作过程中，包容与互信取代了层级监督。
金芳（2007）从世界生产体系的变革这一宏观角度入手，对价值链的分段化导致生产环节与要素配置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世界生产体系变革带来产业结构的联动与分化效应，表现在“随着生产环节的分离和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国家间的生产联系“不再是产品最终生产完成后才发生，而是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和营运管理的各个阶段都交叉发生”。正是这种服务要素与传统要素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交叉作用，为制造业服务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种观点的注意力集中在日益重要的知识配置问题上（Smith,2000）。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财产所有权通常是权力的来源。而在知识经济中，尽管许多知识仍保留在行业内部，但这种知识基础正在慢慢削弱。因为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知识必须从公司外部来获得，这些知识往往掌握在各类专业人士的手中。随着权利的传统来源在削弱，权利开始向控制关键信息和知识资源的人手中转移。而知识的交易属于平等交易（Pavitt,2001），所以知识资产的配置与开发不能通过层级协调来进行。
典型的产业包括，多组件、高信息技术产品如飞机引擎、电站、住宅与办公室保安系统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征是产品都无法在公司内部独立完成。复杂产品与系统的制造商将知识集成为一体并协调各个外部专业供应商和研究机构的活动。系统融合取代了层级制。知识的专门化使得合理协调不同知识的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种观点则强调新型商业模式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Keil等，2001; Granstrand, 2000）。这种商业模式中，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取决于“知识资本”（Granstrand, 2000）这一新型的要素，而不是传统的决定因素。一个公司必须有能力将它自身拥有的和公司外部的知识转化为资本（这种新型的能力指能够将新的知识要素与传统要素结合起来，能够创造新的、更高的价值，能够识别、获取、开发公司以外的知识）；仅仅依靠将价值链分段化并进行全球布局以实现要素成本最低，已经无法使公司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Szalavetz,2003）。后者依靠的是层级协调，而前者需要的是网络构建与协调能力（Ritter和Gemünden,2003）。
从知识经济对国际分工的影响这一角度看，中国学者张幼文（2005）指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单纯以有形的商品贸易为标准进行国家间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变得不可行，我们要以“新开放观”进行理论探索。体现在国际分工的地位评估问题上，应该强调要素收益分配，因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品牌、标准、经营管理、全球营销网络等服务要素，因而必然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中国因过分依赖劳动力要素供给，必然导致低收益水平。这一视角对制造业服务化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仅要重视以服务为最终产出的服务业对经济的作用，还要重视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服务对制造业和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制造业中服务要素的投入变得日益重要，制造业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知识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分析和评估知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的产生基础提供了理论准备。（四）制造业服务化研究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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