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御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烨子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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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御经试读：

御经告白

这部饱经世间沧桑之《御经》，是曾国藩晚年病榻之上所著，家人是在曾国藩病逝后，整理其一生著藉时发现，当时还只是初稿，曾国藩生前并未对任何人谈及此著，想来必有他的某种难言之隐。

这本具丰富内容，处处闪烁曾国藩本人智慧之火花的御世之经著，读者朋友可以再次领略他御人、御世、御圣之高妙的思想灵魂。他能够做到从“无局”到“有局”，从“小局”到“大局”，从“被局”到“主局”……，一路尽管行得颠跛，但摇晃不倒，处处“红亮”盏作“绿灯”，正是由于他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御”世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先自御，此乃“控”御之道；以心御人，创造人和局面，此乃“笼”御之观念；统上令下，能大能小是条龙，此乃“转”御之秘诀……，曾国藩就是这样，做到碰境不败，巧妙处世，最终晚场善收。《御经》全书围绕“御”，全面阐述了如何识人、控人、扩展局面、应付竞争对手、处理军机正务等相关问题，若读透此书，虽不能像曾国藩一样做条翻江大龙，也可做条你的关系网层中的一条小龙，此言绝不为过。“伴君如伴虎”。但凡有个顶头上司的读者朋友，相信都会娓娓讲出内心的一番苦衷。曾国藩尽管是个清朝重臣，但他的所言所为也并非全部能得圣上之欢喜。他是如何伴好其君的呢?他在京城之外搭通了一座通往圣殿的“桥”，经常书信于上方，以表忠心，正所谓“背靠一棵树，越大越好”。同时全力排除异己，尤其威胁自身安威之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勿让杂草丛生”。

当你真正读透《悟经》，你将成一个卓越然自立的真正领导者，而绝非一个有职无权的招牌。在你成功的道路上它将给你适当的支持，能够让你在复杂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成为权威人物。

闲言少叙，让我们进入《御经》正文的学习吧。

毛人

2001年8月一曾国藩的御人法则：不拘一格“御”人才御经一：心随精英，口随大众，宽以待人，御人正道

——“宽则得众”；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

但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

○驾御实战：多给别人下脚个地儿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升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令利，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因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人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宇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过：“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的人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驾御实战：大“度”能容天下之“士”

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党。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在一这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了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虽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有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地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象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参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有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所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诵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牛！’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历）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方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晒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赞，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利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有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复欲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诉，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站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驾御实战：诚待天下，善类相从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找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谬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想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御经二：猫虎同科，然秉性有异

——曾国藩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进行施教，可谓“导师。”

○驾御实战：一个军师一个令

成就大业的人必须有一种令“天下英才尽人吾彀’的魄力与本事，否则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算是一隅之功。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倚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以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种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示尊重。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工贤者即邓弥之、莫子佃诸土。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也许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笼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笼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落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帖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也许李鸿章得到的教益是最为典型的。

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眼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间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既是这所人才学校的重要内容，也是湘、淮军的一个重要的创新。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潘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准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行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想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非常重视军官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由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甚言之。”

曾国藩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加以劝勉；而对下级员共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耳听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堪称为十九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

经过这样一所“学校”的锤练，确实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骨干力量。

○驾御实战：绝技者为先

曾国藩曾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回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资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日：长、九、昂紧、稳、称；恶者日：村、昏、屯、动、忿”。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见闻琐录》“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忠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者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甲老德，粥州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技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动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贷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从容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天国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干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御世经典：求贤来共事

夜与陈作梅谈，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信中言：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吾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也。

——引自《曾国藩日记》

○名家圈点：御用何人

曾国藩说：“治世之道，以致贤养民为本。”他一向以相人、识人、知人，用人著称于世。《新书·大政下》中悦：“君功见于选史，史功见于治民。”国君的功绩表现在选拔官吏，官吏的功绩表现在治理人民。曾国想不是国君，但他极善于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大本领。那么，曾国藩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

委任官员的标准，曾国藩认为有如下四点：

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傲戒惰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他考察一个绅士也有四条：

一是保持愚儒以荫庇乡里，一是崇尚廉让以奉公守法，一是严禁大言以务求实际，一是扩展才识以等待选用。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是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这是选拔人才的标准，那么如何管理人才呢？

曾国藩认为，管理人才不外四个方面：

一是广泛收罗，二是谨慎任用，三是勤于教导，四是严格约束。可见曾国藩对使用的人才并不放心，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控制管理。不防把它与宋代司马光的管理比较比较。司马光说：“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司马光对人才的管理是先紧后松，也就是对人才的考察是严格的，但使用人才时是放心的。所以他的管理比曾国藩的管理要民主一些，信任度也大一些，权力下放得也多一些，这样反而会使下级发挥自己的才干。而曾国藩的管理是一种专制式的，始终都是紧的，没有信任感。即使是对李鸿章这样的学识英博的大才，他也十分严厉。

曾国藩有一制度，每天黎明幕僚要一起吃饭。李鸿章初入慕府，仍不改少年所习。一天，因疏懒未去。片刻间诮差官、巡捕连连来催，传“必待慕僚到齐后才能吃饭”。李鸿章慌忙披衣而往。曾国藩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吃完饭，曾国才正色道：“七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李鸿章“为之悚然”。二曾国藩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御〖〗经“好将手下有好兵”，曾国藩极力自御以率其众，所以他的左右头领、食客暮僚之言行从未敢有过，这便是曾公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的高超之处。二曾国藩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

御经真言

吾为臣，为大臣者当以国家内外一体视为己任，才不负“大臣”二字。若但以区区一身一任为计，在内者不知体外，在外者不知顾内，文武不相关切，岂大臣大人之居心也?故若御人，必首学自御，即为臣必务为大人。

——引自曾国藩《御经》之三“自律、求过”是曾国藩修身处世的必求，无论居官为人，还是领兵打仗，他都能以身作率，先行于前。这便给了他手下之人这样一个启发：“凡事他都以身作则，则己犯错，必当重治。”“好将手下有好兵”，曾国藩极力自御以率其众，所以他的左右头领、食客暮僚之言行从未敢有过，这便是曾公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的高超之处。御经一：上梁不正，下梁则歪

——凡事须有准则，为御他人而率先自率，这便是曾国藩的控御之道。

为官为政者须凡事有个准则，否则上行下放，整个一个办事系统必将陷入一摊混乱。

○控御实战：不妨自我责备

曾国藩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大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知足常乐，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恕也是一条原则。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我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那么不能让他人没法立事；我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我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施。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柔和的意思。以后作人，应当得一个“松”字为诀窍。这夜，睡味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连日来，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境。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在江南，曾刻成印章。三忌，即天道忌讳巧，天道忌讳盈，天道忌讳贰。三薄德，指幸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议断，强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乐；宏奖人才，引导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是三乐。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用这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吗?

总之，曾国藩是为人处世的高手，化不可能为可能，闯过人生险阻!

○控御实战：好名份走遍天下

曾国藩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业关系，讨论过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谈到。太平天国失败后，他曾控讨胜利的原因，以为由于拙诚。他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人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已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文集卷四——《湘乡昭忠祠记》）

龙梦孙序《曾文正公学案》，则以为曾国藩的德业文章，之所以能炳耀寰宇，其得力之处惟在强毅与谦谨。其言说：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方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按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因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廉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濯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原者矣。(见《曾文正公学案》)

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固然由于秉性倔强，不愿以颓废自甘。也由于天资钝拙，不敢以夜郎自大，曾国藩谓事功之成，由于拙诚，其言固有为而发；然自从另一意义来看，也可见事功之成与其个性有莫大关系。

孟轲有言：“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才拙者自安于拙，不求进取，为自暴自弃之流。如不以钝拙自甘，好学力行，以期达到往哲隆盛之域，则“我欲仁，斯仁至矣。”怎会知道有志不能竟成呢？

曾国藩谓立志为变化气质之金丹，而梁启超先生也说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诚可谓得根本。梁启超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比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负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己，如斯而己。(《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人的个性固足以影响一己之学行事业，然而学行事业，也足以影响一人的个性。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已可见其梗概。

曾国藩个性影响于学行事业者固大，其学行事业影响于其个性者亦不少。细观其生平行事，当知其然，他曾经复其弟曾国荃函说。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还我国有。（《家书》咸丰8年正月4日）

又如曾国藩在复郭筠仙书中说：

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反顾。(《书札》卷24）

他由笃实趋向机权，固始于“饱更事变”；他所以“戊午复出，誓不反顾。”亦由于不愿“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曾国藩学行事业与其个性互有影响，于此可以了然。

然而环境虽有诱人趋向机巧的可能，而曾国藩于忧居猛省之余，又能“一味向平实处用心，”以还其本质。

薛福成代李鸿章《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曾有简括说明。文中说：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曝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闻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署；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艰难者亦在此。

我们读到这里，曾国藩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业的关系，当能顿然明白了。

曾国藩一生最能感人之处，便是能说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言教身教，同时并行，俨然起着一种示范作用。

在生活上示范

食：曾国藩每食只吃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因他每食只吃菜一品，都叫他“一品宰相”。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因总督来了，特别盛宴以待，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退谓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

在南京城里，每见房东老人及其子孙，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不能多吃。问他们，就说这是曾国藩的遗规。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2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新年才穿一下，其衣藏了30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崇德老人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慰之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

住：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钱3000余串。曾国藩听到了，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两兄弟都任总督，花了3000多串钱，便发誓不住新屋，并谓搬进容易搬出难，所见至为深刻，即曾国藩尝谓“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至可玩味。

在工作上示范

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他所写日记，直至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绩麻纺纱，做针线工作，直至起更后，始能休息。《水窗春呓》所记一个笑话，就是曾国藩家庭工作的自白：儿子新婚未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他那部纺车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一笑话，是曾国藩每日饭后照例与幕友轮流闲聊笑话之一。这个笑话一出，大家笑得眼泪也掉下来了，可是曾国藩以五指抚摸胡须，一笑也不笑。

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一意清理狱讼，重大案件，均亲自鞫讯，半年之间，结案4.1万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举此一例，即可知其工作之勤。

在读书上示范

曾国藩自幼至老，读书之勤，世所罕见。道光22年，曾国藩自订12种功课，力行不懈：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不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看完，绝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10页为率。

5．读史：丙申购23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10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10月12，奉大人手谕：“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谭一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感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做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课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道光24年，曾国藩自言：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20页，多则不论。自7月起至今，5个月内，已看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大全20卷，后汉书百卷，皆笔加圈批。

在修养上示范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均有极大的成功。而其成功的原因，几乎全部得力于修养功夫，因此时人称之为圣相，实非偶然。他的修养方法，便是自己时刻检举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五箴，不仅可以律身，而且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曾国藩在《五箴并序》中说：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疝疾可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说：

一、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二、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三、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四、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五、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惑愆。泰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在孝友上示范

曾国藩对于父母至孝，凡父母祖父的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母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至于笃爱昆弟，始终不渝。曾国藩10岁时，曾国潢弟出生。曾竹亭笑着对他曰：“汝今有弟矣。”命作诗文一道，题曰《兄弟怡怡》。文成，竹亭喜道：“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曾竹亭有五子，长子曾国藩，字涤生；次子曾国潢，字澄侯；次子曾国华，字温甫；次子曾国荃，字沅浦；次子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对于4个弟弟爱护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尤为特别关心。国荃大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即同住在京，教督甚严。曾国荃才大志大魄力大，却近于傲，曾国藩尝以“长傲多言，为致败之凶德”戒之；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戒之；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

在清廉上示范

读书做官，做官发财，像几乎变成了一个体系一样不可分割。可是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京内官，京外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这样的财，是一种最可羞可恨之事，他这样的做法想法，是一般做官的人所梦想不到的。

曾国藩做京官10年，总是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最后才勉强凑足了1000两银子，寄回家中，且吩咐须以400两分赠戚族的贫穷者。至于后来带兵多年，做了总督，也从来不取公家一丝一毫以自肥。曾国藩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

崇德老人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遵遗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如此清廉的总督，真是罕见。

在战斗中示范

丈夫当死中求生，祸中求福；

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

曾国藩的人生观，就是奋斗的人生观。他作此联以自勉，事实上，他一点也不含糊，硬是奋斗到底，不敢松懈一步，万一奋斗失败，即准备自杀以了此残生，决不投降，决不贪生怕死。

咸丰4年，靖港之败，他便跳入铜官潭中，实行自杀。

咸丰5年，鄱阳之败，他便欲策马驰往敌前，借以自杀。

咸丰10年，祁门之围，他兀坐危城，时时佩刀，准备自杀。

同治9年，处理天津教案，朝野不谅，群起攻之，他也准备一死以谢天下。

○控御实战：“无魂”不灵

学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识。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低，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于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藉。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北京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内；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门岂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童村所报《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御经二：披不了狮皮，就披狐皮

——权威贵在服众，折服人心，曾国藩却是在权威之树上另有折枝之法。

权威固然是好东西，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权威要与权术相结合才有效果；第二，一切权威皆有限制，只有正确认识权威渡，才能运之。这便是曾国藩告诉我们的。

○控御实战：雁群总跟头雁飞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作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史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那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已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罢”的尬尴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成的极度混乱的不能肃靖，曾国藩深感问题和局面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而又“能任事”之人则是他应当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控御实战：一个馍馍大家吃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他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情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牌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进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藩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宇。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的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个不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又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控御实战：“割肉”方得人心

中国办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境界，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能够“同患难”的就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曾国藩认为说得到，自己也必须做得到。他进驻祁门险地就是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他又让幕僚们离开这个生死之地，颇有点独行侠的气慨。

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是太平军与湘军争夺的要地之一，而安微的安庆又是重中之重，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而又多次的争夺，在这一背景下，安庆外围的祁门，随着战势的发展至1860年8月又成为了一个十分险要之地。为了实现先攻安庆，然后建瓴而下攻取太平天国政权中心南京的战略目标，1860年7月曾国藩让曾国荃继续围困安庆，自率湘军万余渡长江入皖南，进驻险地祁门。以后的十个月间，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

先是祁门附近羊栈岭的失守。

紧接着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2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

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

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曾国藩这一次的险难，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才得以度过。

再接下来是曾国藩决定几次主动出击的失败。1861年4月，他又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此时的心情：

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用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是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一面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作料理，一面写信给自己远在湘乡的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立下遗嘱：

我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更有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功颇深，探讨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不无耿耿。

到4月上旬，李世贤部太平军一度攻占景德镇，并乘势向祁门发起进攻，使曾国藩在祁门经历了近一年来最大的危险。所部3万官兵，候粮30日不至，军心大为震动。

为了解救祁门之危，左宗棠率部不顾一切地向李世贤部太平军的侧后扑去，逼使李世贤回军反顾。4月22日，两军大战于乐平城外，太平军逼近楚军壕墙，左宗棠指挥部下发射排枪，以密集的火力阻挡太平军的前进。太平军屡却屡进，奋勇环攻，左军也拼死顽抗，毫不退却。次日，太平军调整部署，继续攻击，左宗棠决计以攻为守，督率所部分三路越过壕墙，突然对太平军发起反攻，当时风雨交加，两军在阵前奋力苦战，枪炮声、刀矛声、喊杀声，与天空的雷鸣声连成一片。结果，太平军伤亡4000余人，渐觉力不能支，被迫向东撤退。左军乘胜追击，连占德兴等地。

左军的这一胜利，使祁门湘军转危为安。曾国藩死里逃生，大喜过望，益发佩服左宗棠才大有为。不久。清廷谕升左宗棠为太常寺卿。

曾国藩在祁门共驻扎了10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期间，有不少人劝他赶紧从皖南撤出，回到皖北去，可他就是坚持不走。他说：帅营一动，军心即摇，即使死于此所，也不后退一步。

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向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

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

若北岸办得好，能得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宜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不大决裂，北岸必有好消息。

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支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曾国藩的用尽是极为险毒的。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

曾国藩为安庆会战作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御经三：“廉矩”之思

——曾公以“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为例事之根本，以清官海瑞为楷模。

○控御实战：曾公“廉矩”篇之实录

曾国藩在其《挺经》一著中著有“廉矩”一文，该文分上、中、下三篇。让我们先看上篇：

(上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芬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之。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引自《御经》

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于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能努力做到。既然发誓不发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守，不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总督，每日吃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材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余称佩佑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骛，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师曰：“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三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200两白银，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200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

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蜍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外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平方面山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一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后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严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成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年，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小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间，无时不以“做一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渐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清代吏治向以贪酷著称，可康熙年间，却出了两个有名的清官，而且曾国藩多次称颂这两个人，这就是于成龙和张伯行。

被康熙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于山，自顺治十八年（1661）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在任上洁己爱民，秉公从政；拒贿赠，行节俭，为百姓兴利除弊，屡施德政。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叠土为案，铺草为床，垒起一副土灶，办公膳宿都在茅屋里面。

于成龙治理罗城，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他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父老，实地察看，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于成龙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他都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有时应邀在田边树下与农夫一同吃饭，“笑语欢如家人”。

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成龙只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周围百姓见他如此辛劳清苦，十分过意不去，来到衙中问寒问暖，于成龙总是热情接待。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七年县令，县境面貌大变。因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十六年（1677），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屑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他的大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江宁探望父亲。儿子要回去时，于成龙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土特产让儿子捎回，正好厨房有一只腌鸭，便割了半只给他。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编了首歌谣唱道：于公豆腐量太狭，公子临行割半鸭。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因此，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绨袍和一双靴子，竟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二十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朕博采舆论，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股肱之臣啊！”

与于成龙齐名的清官是张伯行。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张伯行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儒士。在家庭的熏陶下，张伯行自幼就很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入京补内阁中书，开始步入仕途。在此后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中，张伯行以居官清正闻名于朝野，老百姓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赴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逢荒年，老百姓流离满路。张伯行在上任途中，赈济给灾民不少钱粮。到任后，他立即决定开仓赈济，仅汶水和阳谷两县就动用仓谷二万余石。事后，藩司指控他擅动仓谷，应于革职处分。张伯行以“仓谷为轻，民为重”，慷慨陈词。藩司无奈，最后免去了给予张伯行的处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使。按当时惯例，新任官员要向总督、巡托馈送币礼，约合四千两银子，对这一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文一钱，怎能这么办呢？”

在按察使任上，张伯行力革地方弊端，对总督、巡抚多有冒犯。于是他们便联合压制和排挤张伯行。张伯行就任按察使次年，康熙帝南巡，到江苏后命令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督抚并没把张伯行列在举荐之列。

康熙帝在举荐的名单中没有发现张伯行的名字，便对左右侍臣和督抚们说：“我听说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连连附和皇上的意见。后康熙帝亲自定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升他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福建任职后，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严加革除。他看到当地人视瘟神为“五帝”，庙祀遍布城乡，“祷祀昼夜不绝”，这样做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便下令将所有的瘟神祠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念书，这一举动使“群情大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士民留攀不及，皆呼号如失恃”。其中朝野行贿、舞弊之风渐盛，张伯行公布了“禁止馈送檄”，以杜绝官场的不正之风。檄文内容是：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赠；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霏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不仅是这样说的，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隐相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取信于民。

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伯行因与总督有矛盾，郁郁不得志，告病乞退，为此，康熙帝降旨：“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联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

面对皇帝的极度信任，张伯行很受感动，他终以国事为重，从大局出发，强起视事。

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省乡试时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收受了贿赂。发榜的结果自然是很不公正的。江苏的士子们不甘受愚弄，一千余人抬着财神塑像沿街游行，最后放到文庙孔夫子牌位的对面，他们用这种形式来抗议和讽刺乡试“唯财是举”。

这件事在全国震动很大，康熙帝特遣户部尚书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牵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审讯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定案。

张伯行对此感到异常愤慨，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查科场案。没想到噶礼将张伯行的上疏花重金买了回来，反而上章反咬一口。康熙无奈，降旨将科场案交由审事大臣审明，噶礼和张伯行全部解职、听候结果。

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被解职后，纷纷罢市，数千人围着公馆，哭声传遍了扬州。第二天，扬州百姓来到公馆，拿着水果蔬菜献给张伯行，张伯行不肯接受。百姓们便哭着说：“大人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大人要走了，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张伯行不得已，只收下了一块豆腐和一束蔬菜。

三个月后，案审结果出来了，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帝御批时，将结果改为张伯行留任，噶礼免职。其实康熙帝早已暗中派人查清了事情的原委。

江苏士民听说结果后，欢声如雷，在门上纷纷写上“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钦差大人以莫须有的“狂妄自矜”的罪名弹劾张伯行。连劾六疏，四请革职。康熙帝迫不得已，暂且应允了。尔后，钦差大人对张伯行又多方催折，并让人代书供词，然后将案审报上，要求治张伯行以重罪。

康熙帝不同意对张伯行的治罪方案，下令让张伯行到京面见。张伯行抵达京师后，未等皇上召见，那位钦差大人又上奏说张伯行死不认罪。于是康熙帝大怒，他一拍龙书案，气冲冲地说道：“他原本无罪可认，此人朕还要使用，而且还要重用。”

第二天，康熙帝召见张伯行，任命他为南书房行走。后来他又任过户部右侍郎、仓场总督、会试总裁等职，在这些职位上他干得都很出色，康熙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任官期间，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从未携带过家眷。他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一个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不以得到皇上宠幸而有自专的念头；不以同行忌妒打击而有退阻之心，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和多次保全。

雍正三年（1725），一代名臣张伯行魂归西天。他死后，雍正帝赠他谥号“清恪”，取为官清正、恪勤供职的意思。用“清恪”二字来总结张伯行的一生，是毫不为过的。

下面是其中篇：

(中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引自《御经》之五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也。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篇”中曾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面出，泉涌而云兴。

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以比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日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曰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失。

他在《英雄诫子弟》文中说道：

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绝代的英雄豪杰，而他在致他兄长之子的书信中告诫说：“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喜好议论人家长短，妄评政事法令的是非，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死也不愿子孙有这类行为！龙伯高敦厚、周密而谨慎，口中没有挑剔别人的语言，谦虚、自制而节俭，廉明公正有威望，我爱他看重他，希望你们仿效他。杜季良豪侠讲义气，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他父亲丧事上来致意的客人，许多郡州都有人来，我爱他看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学习伯高而达不到他那样水平，也还是个廉矩而整饬的文士，就是和平常所说的‘刻鹄不成尚类骛’一样。仿效季良不成，沦为天下闻名的轻薄儿，就是和平常所说的‘画虎不成反类狗’一样。”这也是个谦逊谨慎自我调养，收敛自己高远的胸怀，接触卑下近旁的道理，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保持自己的久长和远大，含藏得不严密，就施展得不准确。苏轼的诗句“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

自古仕途多变劫，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华中，要有时刻讲求廉矩，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利欲之心人固有之，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题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他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来贯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地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砍，葱郁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高官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是为了在失势时自我平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正，欲望越少越好。他还说：“其为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自古勤政者，大都以勤苦自励，而念念于民事。清末在江西任知县的冷鼎亨就是这样一个百姓信赖的地方官。

冷鼎亨，字镇雄，山东招远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他先后在江西五个县任职，历官十余载。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要求自己能够吃苦耐劳，处理政务毫无倦怠，是个以“坚刚耐苦”而著称的父母官。史载：冷鼎亨“在官食无兼味，公服外无玩具鲜衣，妻子衣履皆自制；购食物，严禁官价，市买于民”，而所到之处，“皆有实政”。“勤”与”苦”好似挛生兄弟，那些勤于政务者，大都不畏艰苦，不贪图个人享受。冷鼎亨的事迹似乎更证明了这一点。

冷鼎亨最初任职的瑞昌县，乃贫困之乡。以往任知县者多以该职非肥缺而荒于理政，而胥吏则百般扰民。百姓“每因之破家”，因而，县愈贫，民愈苦，特冷鼎亨上任，首先惩办殃民之“猾吏”，“绳以法”，并下令不许扰民。他经常下乡了解民情，处理问题，为了不给各乡增加负担，每次下乡，他都自备食物，并让人打出一块大牌子，写上“严禁供张”，走在最前边，而让属员均随其后，不得先行，以免暗收馈赠；返县衙时，则令属员走在前，自己殿后。数年之中，“未尝以杯勺累民”。他还与百姓同甘共苦，努力发展生产，终于使瑞昌情况有所好转。因此，当他期满离任时，“百姓争具牍乞留，不能得，则垂涕相吊”。

德化县（今属九江市）有濒江堤塘，因年久失修，多有水患，时时威胁百姓。冷鼎亨上任前，前任知县曾奏请拨银万两修复，而事未成。冷鼎亨上任后，不畏艰苦，废寝忘食，日夜督修，数月即完工，仅用银四千两。随后，他又带领百姓在河边地广植柳树，以护堤根。“民间遂以冷公名其堤”，称为“冷公堤”。有一年，德化及附近几县遭遇蝗灾，各县长官中只有冷鼎亨“徒步烈日中，掩捕弥月不倦”。由于知县以身作则，百姓亦不畏穷苦，争先驱蝗。不久，战胜蝗灾，而他县皆不如德化。

县内白鹤乡有叔侄二人为争田产，一直水火不容，打得不可开交，扰得四邻不安。冷鼎亨闻讯，亲赴该乡，在一棵大树下调解，劝叔侄二人和睦相处，终于感动二人；使事情得以妥善解决。后来。乡人即称该树为“冷公树”，以示对冷鼎亨不辞劳苦的怀念。

节俭廉洁，对于臣僚来说，已属难为之列，如果是富有天下的帝王，则更是难上加难。历史上也有几个例外。

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节俭皇帝。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为薄太后。

薄太后出身贫苦。在农民战争期间，其母将她送给了自立为魏王的魏豹。魏豹被刘邦击败后，薄姬（薄太后）被掳至长安，在织室织布。一天，刘邦到织室观察，见薄姬美貌动人，便召入后宫。不久，薄姬生下刘恒。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自立为代王，刘邦亲率大军平定了叛乱，便立刘恒为代王，刘恒时仅八岁。

薄姬为人温和厚道，从不得罪人，也不大与人接触，更没有权力欲，只是一心照看孩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因此，在高祖死后，吕后并没有难为她，让她随儿子刘恒到代地，做了代太后。

在吕后执政的十六年间，刘恒母子一直提心吊胆，处处小心谨慎，生怕遭到吕后暗算，又担心汉室倾颓，他们将失去现在的地位。长期的逆境生活，养成了刘恒谨慎、宽和的性格和节俭、善良的品质，为他日后的大有作为打下了基础。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衣食往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发现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务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造价也不高，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竟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用自己的纯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在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深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刘裕是南朝的开国皇帝，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祖父刘靖曾做过郡太守，父亲刘翘只做到郡功曹的小官，到刘裕生下来时，已家道衰败，养不起他了。刘裕靠吃别人的奶才活下来，稍大些，就去砍柴、打渔。以后就以卖草绳为生。因此，他在青少年时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饱尝了人间的艰辛，这对于他日后革除弊政，倡导节俭是有很大关系的。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当政，世风崇尚奢靡，百姓深恶痛绝。刘裕尽管是以镇压孙恩、卢循农民起义有功而步入统治中枢的，但他对百姓的疾苦还是了解的，对那些争奇斗富的事情也是看不惯的。因此，他就大力提倡节俭，并首先从自己做起。

刘裕清简寡欲，处处按规定办事。他对珠玉舆马不屑一顾，后宫的嫔御也很少，根本听不到有宫女歌舞的声音。宁州曾献上一个珍贵的琥珀枕，光色甚美。他当时正要北征，因为琥珀能治刀伤，就高兴地接受下来，并命令捣毁分发给各位将领。他平定关中时曾获一女，非常宠爱她，后因她耽误政事，经谢晦劝谏，便立即将她送走了。他在宫内没有自己的私藏，国家的财帛都放在外朝的府库里。他睡的床很简朴，没有高档的曲脚床，银涂钉，只是简单的直脚床，钉用铁制的。他的住处也十分简朴，床头是上屏风，墙上挂着葛布灯笼和麻绳拂。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各位公主出嫁，赠送的嫁妆钱不超过二十万，并不给锦绣金玉。他的穿戴也十分随便，常穿连齿木履。外出时不喜欢前呼后拥，在出神虎门散步时，左右跟随的不过十余人。他还把自己补缀多层的破袄送给长女，让她以此教育后人，要他们节俭戒奢。并保存着自己少年时期曾使用过的农具用来教育后代知道稼穑的艰难。皇帝如此简朴，“内外奉禁，莫不节俭”，东晋以来的奢侈之风被刹住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刘裕才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成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皇帝之一。

字文邕，鲜卑族宇文部人。父亲是西魏权臣、北周的实际缔造者宇义泰。

字文邕是被他的堂兄字文护拥立为帝的。宇文泰临终前，见自己的几个亲生儿子年龄幼小，就委托侄子宇文护来辅佐他们。宇文护的权力欲极强，只想专权独断，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武帝之前的闵帝字文觉、明帝宇文毓都是被宇文护毒死的。天嘉元年（560），宇文邕被拥立为帝，但朝政大权仍掌握在宇文护手中。十三年后，宇文邕才找到机会，将宇文护杀掉，切实将政权夺回到自己手中。

周武帝从即位到亲政的十三年问，亲眼目睹了宇文护“僚属纵逸”，“任情诛暴，肆行威福”、“蠹政害民”等一系列弊端，决心亲政后予以改革。为了增强国力，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

周武帝对自己要求很严，身上穿的是布袍，床上盖的是布被，室内没有金玉装饰，宫殿中的华丽处，也都让撤除毁掉。而后宫的妃嫔，统共不过十余人。他在位期间，曾七次下诏提倡节俭，如建德元年（572）四月，下诏禁止四方非常贡献；十月，下令焚毁过于壮丽的上善殿。建德二年（573）九月下诏：“政在节财，礼唯宁俭”，并命令有关部门狠刹婚嫁竟为奢靡的习气。建德三年（574）正月下诏：“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爱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平定北齐后，又下诏让群臣接受北齐“极奢侈之事”而招致灭亡的教训，再次强调“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并下令撤毁一些豪华建筑，将瓦木诸物尽赐下民。五月，再次下诏要节俭办事，行章云阳官时又令将并州、邺城的豪华宫殿撤除，规定为自己建造的行宫“止蔽风雨，务在卑狭”。自到临死前，还遗诏丧事从俭，教导子孙不要奢侈。

周武帝不仅在生活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节俭的榜样，而且“劳谦接下，自强不息”，练兵时和将士一起跋涉山谷，打仗时和部队一起冲锋，宴请将士时亲自执杯劝酒，亲手赏赐物品，行军时见到有人光脚走路还脱下自己的靴子给他。所以士兵们都乐于为他卖命。正因为如此，北周才能够越来越强，最终灭将北齐，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以下为下篇：

(下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车，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引自《御行》之五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份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姐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苦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败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调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予不愿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作君作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单向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深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这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张奂的人，任职安定属国都尉。桓帝永寿年间，张奂率兵击溃南匈奴的骚扰，使东羌少数民族聚居地得以安定。东羌人感恩戴德，进献良马二十匹，金器八件。张奂一并收下，然后在众羌人面前，把酒起誓说：“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宣誓完毕，把马匹、金器全部退还给羌人。羌人无不称赞他的廉矩。

在张奂以前的八个都尉，都贪财好货，逼得羌人暗中叫苦。张奂接任之后，正身洁己，遂使政令教化并行，风气大变。

北宋吕蒙正为相时，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笔着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矫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好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这正如赵鼎所说：“凡在仕官，以廉矩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唯廉矩二字人人可至。廉矩，祈以处己；和顺，所以接物。与人和则可以安身，可以远害矣。”

历史上，由于穷奢极欲而招致衰败或死亡的事例也不少。

晋灵公夷皋是晋襄公的儿子，晋文公的孙子。

晋国在春秋时期本是一个不强的国家。由于普文公重耳励精图治，使晋国日益强大，一跃而成为各国的霸主。文公死后，襄公即位，仍维持着晋国的霸业。襄公死后，灵公即位，晋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晋灵公即位之初，只是一个孩子，国家大事由相国赵盾执掌，尚能维持原状。晋灵公长大以后，却胸无大志，不理朝政，只知道贪图享乐，奢侈度日。

他信用佞臣屠岸贾，让屠岸贾建造一座花园供他享乐。屠岸贾为了讨好晋灵公，就四处聚敛民财，大兴土木，在京城绛州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花园——桃花园，国内栽种名种奇花异草，蓄养了许多奇禽异兽，建有各式亭台楼阁。园中建一高台。台古三层，上面建有一座楼字，称凌霄楼。楼内雕梁画栋，曲檐朱栏，极其华丽。这样的花园，在春秋列国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从此，晋灵公就整天与屠岸贾带着姬妾、宫女到桃花园来玩耍。为了纵情享乐，晋灵公还命令屠岸贾到晋国各地挑选良家美女，用欺骗和威逼的方法将他们送入桃花园，供他们淫乐玩弄。

一次，晋灵公将一群歌舞艺人召进桃花园内奏乐表演。吸引了很多人聚集在园外围看，灵公与屠岸贾则在凌霄楼上摆酒观赏。灵公心血来潮，想出了一个取乐的主意，就是用弹弓弹射园外的观众，看谁打得准，击中眼睛者为胜，击不中者罚酒一斗；击中肩胯者免罚。屠岸贾立时同意，二人即向人群发射弹丸。围观的人纷纷躲闪，但因人太多，总有被击中者，叫苦声此起彼伏。晋灵公二人见状觉得好玩，又叫左右会使用弹弓的人都来发射弹丸。一时间，弹如飞雨，人们纷纷中弹，哭声喊声响成一片，而晋灵公和屠岸贾却开心得哈哈大笑。以后，京城的人只要看到凌霄楼上有人，就不敢在桃花园前行走。

一天，晋灵公与屠岸贾一起饮酒，命厨师煮熊掌当下酒菜。晋灵公因急于饮酒，便再三催促厨师上熊掌，厨师不得不将还未煮烂的熊掌献上。灵公又嫌向未熟，竟用钢锤猛击厨师头部，将厨师当场打死，又砍为数段，让人用苇席裹上放进竹笼，扔到野外。这件事恰好让相国赵盾碰上。赵盾当面指责了晋灵公滥杀人命、不理朝政的行为，晋灵公不仅不听，反而怀恨在心，并让屠岸贾去行刺赵盾。一次不行，又设毒计陷害。

晋灵公的倒行逆施激起赵盾侄子赵穿的极大愤慨。后赵穿设计将灵公杀死，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护。晋国上下都以灵公之死为快，无人去责怪赵穿。这就是昏君的下场。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都是曹魏的权臣。他们为司马炎打下了基础，使他能登上皇帝宝座，并统一全国。

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在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他缺乏远大志向，又骄奢淫欲，贪图财利，使得西晋王朝很快就走向了腐朽和灭亡。

太康三年（282）正月，晋武帝在南郊祭典结束之后，对司隶校尉刘毅说：“我与汉朝哪个皇帝相似？”刘毅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与汉桓帝、汉灵帝相似。”武帝说：“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刘毅回答道：“桓帝、灵帝卖官鬻爵，钱入官库；而陛下您卖官攀爵，却钱入私门。凭这点来说，您还不如他们。”能当面指出这个问题，说明确有其事，可见晋武帝的贪财欲望已到何等程度。

晋武帝的骄奢淫逸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奉始九年（273）六月，他下诏遴选公卿以下人员的女儿，以备六宫之用，有藏匿女儿者以不敬罪论处；并规定采择没有完毕，暂时禁止天下人嫁娶。这次选宫女，连司徒李胤、镇国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的女儿也未幸免。逼得女孩子“多败衣瘁貌以避之”。灭吴之后，晋武帝又选吴帝孙皓的宫女五千人入官。

当时，晋武帝整天游玩，不理朝政，后宫妃妾将近万人之多。他宠爱的人很多，晚上竟不知道该到哪位妃嫔处过夜力好。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就是乘坐羊车，在宫内随便行走，停在哪里就在里设宴住宿。妃妾为了取得空帝的宠爱，使竞相将竹叶插在窗户上，将盐汁洒在地上，以此吸引羊车停到自己门前。可见晋武帝的生活已荒淫到何等地步!

在于武帝的影响下，西晋一朝奢靡成风。大官僚何曾，每天吃饭要花费一万钱，还嫌“无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如劭“食必尽四方珍美，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晋武帝的女婿王济，请岳父吃饭，用一百多个艳装女子擎食，以代替餐桌。他蒸的小猪味道极差，武帝询问原因，他说是用人奶喂养而成的。最能表现西晋世族腐朽荒淫的还是石崇和王恺斗富的丑剧。

王恺，是晋武帝的舅父，家门豪富，又仗着是皇帝国戚，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石崇，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财产丰积”，平时是“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尽水陆之珍”。连厕所里都专门设有十余个丽服藻饰的女婢，手举沉香汁等物，供入厕的达官客人使用。

石崇、王恺都以为自己比对方富有，就变着花样显示自己，压倒对方。王恺用糖水涮锅，石崇用蜡烛代柴烧火；王恺用紫丝做成步幛四十里，石崇用锦帛做成步幛五十里；石崇用调鼓掌的椒料涂屋，王恺用止血的赤石脂抹墙。晋武帝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想帮助舅父获胜。为此他赐给王恺一株世间罕见的二尺左右高的珊瑚树。王恺得意洋洋地向石崇显示，但石崇连看都不看，即用铁如意将它击碎。王恺大怒，认为对方是嫉妨自己的宝物，但石崇却说：“不值得这恼恨，现在我就还给您。”说罢，就让家人将自己所有的珊瑚都搬出来，其中高达三、四尺的有六、七株，像王恺那种二尺高的就更多了，任王恺挑选。见到如此情景，王恺怅然若失，不得不甘拜下风。

王恺、石崇之流的豪强大族，不仅挥金如土，而且视人命如儿戏。石崇宴请宾客，规定用美女劝酒，若客人不饮，就杀掉美女。大将军王敦故意不肯饮酒，石崇果然一连杀掉三个劝酒的美女。王恺请客吃饭，必找女妓吹笛伴酒；若吹笛人稍有忘韵吹错之处，王恺即令将女妓拉到台阶下打死。而王恺却照常饮酒，谈笑不变。

为了维持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晋武帝就是通过卖官而自肥的。司徒王戎是通过贪污勒索而致富的，当地回国遍天下之后，仍然每天晚上与他老婆在灯下算帐，锱铢必较。石崇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荆州刺史任上，竟然派人假扮强盗，抢劫来往商客的财富。

以晋武帝为首的西晋统治者，正是这样一群贪婪残忍、挥霍无度的恶棍，他们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

晋武帝的儿子、惠帝司马衷是一个弱智儿。他在园中听到蛤蟆的叫声，竟问身边的人：“这个鸣叫的蛤蟆是官府的呢，还是私人的呢？”有人敷衍他说：“在官地上的就是官府的，在私地上的就是私人的。”等到国家荒乱，百姓饿死时，惠帝竟说：“为什么不吃肉粥？”立这样一个神智不清的人当太子，是晋武帝的一大失误。

所以，晋武帝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宗室之间、后妃之间相互残杀，结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西晋王朝也在这场大混战中归于灭亡，西晋从晋武帝死时算起，只存在了二十六年。追本溯源，祸根就在晋武帝身上。

陈叔宝是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末代皇帝。他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也不清楚本国的实力及面临的局面。整天只知道和一些文人墨客饮酒赋诗，根本不考虑国计民生大事。他认为只要“言诗立礼”，国家就会富强。

因此，当他即位后，便不顾国力，大兴土木。至德二年（584），他下令在光昭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每阁高达数十丈，接连有数十间房屋，所有门栏、窗户等，都用沉香木制成，上雕金玉珠宝，外垂珠帘，内设高级床帐，微风吹来，香飘数里之外。阁下造有假山水池，栽有各种奇花异草，实为东晋以来最豪华的建筑物。他和宠妃们分居各阁，在里面寻欢作乐。朝中有事，他就与坐在膝上的宠妃张丽华共同决断。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可是对佛教却十分关心。他不仅效仿粱武帝“自卖于佛寺为奴”，让朝廷用巨额钱财将他赎回；还将石头关津的税收捐献给佛教信徒使用，专门用于设斋和写经。

陈叔宝最喜欢的事情是饮酒赋诗。尚书令江总善于文章诗赋，尤擅长浮艳之词，受到陈叔宝赏识，于是“不持政务，但与后主游宴后庭”。都官尚书孔范善写文章和五言诗，也得到陈叔宝喜爱。江总、孔范等都成为陈后主的狎客，与皇帝及皇帝的宠妃张丽华、孔贵人等人聚在一起，不分尊卑贵贱，饮洒赋诗，互相赠答。诗词格调低下，以歌咏妃嫔美色为主要题材，并选宫内美女千余人学习歌唱。君臣酣饮，通宵达旦，习以为常。

巨大的开支，只有向老百姓去要，陈后主就改变过去不向军人与士人征收关市税的传统做法，凡国内人众一律征收关市税，税率比以前大大提高，“税江税市，征取百端”，每年收入超过常年数十倍。施文庆、沈客卿等朝臣还往往别出新裁，专以剥削百姓为事。

当隋军突破长江天堑南下时，陈叔宝君臣还以“王气在此”而自我安慰；到隋军兵临城下时，他们“仍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这样的昏君佞臣，不亡何待！

孟柯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末代皇帝。他的父亲孟知祥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但刚称帝半年，就因病死去。于是，十六岁的孟柯在父亲旧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他即位之后，以李仁罕、张业、赵庭隐、李肇为首的功臣将领自恃有功，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违犯朝纲，夺人良田，掘人坟墓，不仅危及孟柯的帝位，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

孟柯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首先将骄横跋扈的李仁罕处死，接着又杀掉了以酷法滥刑聚敛财物的张业，又陆续罢免了一批贪残不法的官僚，将政权切实掌握自已手中。

孟柯亲政后，曾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众的措施，如澄清吏治，惩治贪官污吏；劝课农桑，减轻赋役，使生产大大发展，蜀中粮食价格曾降到斗米三钱，府库也很充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西蜀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

但是，当帝位巩固下来之后不久，他的骄奢淫逸的本性便急剧膨胀起来。他的淫乐方式很有特点，就是沉溺在花园池塘的美景之中。春季到来，他派人在宜华苑栽种各式各样的牡丹，有浅红、深红、浅紫、深紫、银黄、淡黄、洁白等四十多个品种。每当花开时分，他就与大臣携带妻妾、歌女前来游玩，饮酒赋诗，流连忘返。夏日来临，孟柯又令人在成都锦江两岸建造很多台榭楼亭，让都城人倾城出来游玩，他则乘龙舟在江上游荡，观看伶人嬉水。秋季降临，全城的芙蓉盛开，十分美观，他还嫌不够，又派人在城墙上全种上芙蓉。寒冬季节，百花凋零，有人又献上一些奇花异树，供他享乐。爱花本不是一件坏事，但作为一个皇帝，终日泡在花园中而不理朝政，就太不应该了，是玩物丧志的表现。

孟柯在迷恋女色上丝毫不比历史上昏君逊色。广政元年（943），他下令在全国挑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未婚美女入宫，引起了一场大骚动，有不少人家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就急忙托人说媒，出嫁闺女，时人称为“惊婚”。

孟柯的生活十分奢侈，连便器都用六宝制成，他的宠妃花蕊夫人使用的痰盂则是金装水晶做的，连宋太祖见了都说：“享受到如此地步，岂有不亡国的。”

孟柯所信用的大臣自然也和他一样奢侈腐朽。主管军政大权的知枢密使事王昭运任意挥霍国库的金银绢帛；位兼将相的李吴任意搜刮民财，还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家中的妓妾达数百人之多；翰林学士范禹贪赃枉法，在掌管科举考试时竟以送他钱财的多少来决定官职高低；盐铁判官李匡远代理宰相处理盐始使的政务，竟一日不判刑断狱就闷闷不乐，听到犯人受刑发出的惨叫声后，反而认为是优雅动听的音乐；宰相欧阳炯不善理政，只会填词吹笛。这样的一批人当政，后蜀怎么能不灭亡呢？

○御世经典：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曰节劳，曰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你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其禽曾矣!晡时，走小珊处，与小珊、竺虔谈甚久。小珊前与余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引自《曾国藩日记》

○名家圈点：自省，自醒也

荀子《勤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几人做得到呢?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的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札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他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有人说：“谤之无实者，付之勿辩可矣；谤之有因者，大自修弗能。”器量阔大，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三曾国藩的笼御观念：以心御人，创造人和局面〖〗御〖〗经

时刻注意体察人心，从对方的行为特征出发，先“知”而后“御”，靠心御人，以创人和之局面。这就是曾公的笼御人心之观念。三曾国藩的笼御观念：以心御人，创造人和局面

御经真言

天下之事，未有可苟且以行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至远，莫不皆然。所谓创天下事之大局面，必当以心创始。天下之事，不正之于始，必不能成之于终，望汝等重吾言于心。

——引自曾国藩《御经》之五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是指知人心之难，如果能抓住对方的心理，然后逐一施以对策，则万事便可享通。时刻注意体察人心，从对方的行为特征出发，先“知”而后“御”，靠心御人，以创人和之局面。这就是曾公的笼御人心之观念。御经一：知人心而后御

——先体察人心而后攻之，此所谓知己知“彼”，这其中的“彼”便指其心。

只有当你洞察了一切你所应付的环境或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百战不贻。御人也是如此吧。

○笼御实战：不“争”不相识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成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事攻击曾国藩的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

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现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8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他对绿营兵的腐败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腐败不堪，决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出战斗力。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就必须改弦更张，就应该大力编练勇营。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这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他冷淡。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章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上奏参加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到邻船，近在咫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笼御实战：顺水推舟好做人

1870年（同治九年）8月22日，当曾国藩在天津查办教案时，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巨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据野史说，马新贻被刺前数日，忽然接到一份公文，封粘模糊，也不知为如署印章，拆开一看，并无文书，但画死马一匹。马新贻大惊失色，寝食不安。8月21日，这是督署月课武职的日子，因雨推迟到第二天举行，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检阅。校场在督署西边，有箭道可达署后便门。马新贻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回署，将入便门，忽见有人跪在道边，“求助川资”，原来是同乡武生王咸镇。马新贻没好气地说：“已助两次矣，今胡又来？”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中取出闪闪发光的一柄短刀向马猛刺。行刺者自称张文祥，并不逃跑，束手就擒。马新贻被刺成重伤，不治而亡。

马新贻是两江总督。朝廷重臣，行刺总督，这在清朝200多年来，还是头一遭，于是人情汹汹，讹言并兴，朝廷更是大为震惊。案发三天后，即严令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必究出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确情。可是张文祥供词闪烁，无法定案，朝廷无奈，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赴金陵，会同审办，连日热审。张文祥供认，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不受理，后开小押店，又被严禁，因怨成仇，谋图行刺，云云，此外，“坚不吐实”。如此重案，朝野上下，人言藉藉，如不迅速结案，朝廷脸面无光。天津教案办得差不多，朝廷即令“老成宿望”的曾国藩回任两江，督饬各员“赶紧严加讯究，以期水落石出”。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协助曾国藩办案。

曾国藩深知案情重大，心中没底，赴任前试图窥探慈禧太后的态度，便上奏“恭请陛见”，得到允准。1870年10月3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他。

太后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精细和平。”

仅此寥寥数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颇令人玩味。不过，曾国藩还是心领神会。朝廷虽然谕旨一道接一道往下发，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骨子里并不是十分重视，其中的隐情，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既然慈禧太后定下基调，曾国藩办起这件十分棘手的案子来也就容易多了。他办案的情况，从他的日记来看，不过是提集凶犯人证，点个名而已。如：

1871年2月17日：夜将张汶（文）祥之案细阅一遍，将凶党余犯及承审之名开一清单。

3月14日：夜阅本日文件，核科房批搞各簿。郑星使（郑敦谨）拟张汶（文）祥一案奏结稿，请余会核，余因细核一过，签出数条。

3月17日：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郑敦谨）尚书会审张汶（文）祥之案，将首犯等十八人点名一过，并未问供。

3月19日：午正二刻出门至贡院，与郑小山同拜发折件，即会审张汶（文）祥之案也。在渠处吃中饭。申刻出城，至水西门外官厅，送小山还京。

曾国藩办事一向比较严谨，可是处理张文祥刺马案，显然有些粗疏了。这也是看朝廷眼色行事而已。既然朝廷要求曾国藩把“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曾国藩当然要有所交待。1871年3月19日，即为钦差郑敦谨送行这一天，上了一个《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的折子，上报复审张文祥刺马缘由。

曾国藩为何草草结案，不再深究呢？曾国藩深感案情重大而复杂，越审越可怕，赶紧结案。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已熬审20余日，该犯屡次绝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奄奄待毙，如旦夕丧命，反而让他逃脱残酷的死刑，所以应该迅速了结此案。

结案并不难，张文祥胆敢戕害重臣，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藐视，“情同叛逆”，何况张文祥实属“漏网发逆”，又与浙江南田海盗有勾结，凡此都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理应凌迟（活剐）处死。1871年4月3日，曾国藩将张文祥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前摘取张文样的心进行祭奠，以伸张国法而告慰死者。沸沸扬扬半年多的“刺马案”，总算落下帏幕。御经二：交人交心，以情动心

——百万心离，不如百人心齐，以心换心，以心动人，曾公言行一致。

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交人心先交心，从“心”而发，方能以情动人，以情博得人心。

○笼御实战：莫享众人之功

蒋介石一生服膺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尤其钦服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大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竞然能够交易风俗，挽回颓靡的风气。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付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边就使别人也能自立，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出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太人”，源于他的“仁”字。曾国藩认为，在军中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处世之道一样，互相之间应讲究仁礼。为此曾国藩在选将选兵时，特别注意选那些易于受仁礼感召的质朴之人。

在初募湘军时，曾国藩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有兵如此，怎么会不打胜仗呢?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蹇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今年4月以后，间令塔公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扬，而后可以言战也。”

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

什么是仁，这就是曾国藩常说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什么是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

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问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人。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正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仁礼待兵“精诚感召”的军中处世之道。

○笼御实战：打自己的算盘

一般而言，当局面狭小时，如果核心人物另立门户会对事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曾国藩虽说心胸开阔，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为了维护他手创的湘军的内部完整统一，对另立门户者他一开始坚决抵制。后来台面做大了，天下人才趋之若骛，他倒对“另谋发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国藩事业之初，每遇挫折便寻死寻活，幸亏李元度形影不离，善加护驾，方使之化险为夷。兵败靖港时，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李元度冒死上奏，为曾大帅申请了“专奏权”，从此接通了同最高层的联系，日子才好过起来。为此，曾国藩曾发誓“三不忘”。

可是，曾、李之间的“世代通好”还是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

1858年1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2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迫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1860年4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安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6月，王有龄授予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馓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上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工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王的拉拢工作已初见成效，但李元度犹浑然不觉。不过曾国藩已经敏感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责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也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了。

1860年5月，曾国藩继何桂清总督两江后，6月，从安徽宿松进驻皖南祁门，立即奏调李元度为皖南道道员，对王有龄作釜底抽薪之计，也含有将李重收归曾门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三千抵达祁门不到十日，曾国藩竟命他率领平江勇进驻湘军与太平军争夺的战略要地徽州。8月19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进攻绩溪的丛山关，李元度分兵防御被击败。不久，太平军进攻徽州，又大败李元度。25日，侍王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四藩祁门大营。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要上疏弹劾，幸了有李鸿章、陈鼐两位幕僚力谏，曾国藩才删改了措辞中严厉的话，但弹章还是上奏了。曾国藩在上疏中说：李元度“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李元度因此被革职。王有龄乘虚而人，派人跟踪李元度，又百般笼络，企图再次把李元度拉过去。

胡林翼足个有勇略的人，对王有龄的用意，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以好友的姿态致书李元度说：近来知你有愤激不满之言。老兄以仓卒召募之师，像个跛子一样连走路都困难，就疾人徽城，如果说锐于行义则可，谓精于治军则不可。涤生（指曾国藩）参劾你，太过分……但你也不是没有过错。林翼之敬兄，说你爱才如命，嫉恶如仇，其诚心可以共谅，而知人之明，则尚未敢以相许，要不至于随人指嗾因失所亲。乃近闻右军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用计亦巧，而兄不加以拒绝，何耶？岂未免动心耶！我们这些文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如果投错了人，而得不死，亦为知占之玷，况又不能死耶！处世无远虑，必陷危机，一朝失足，则将像蚁蝇那样同臭，而为正直的人所讥评。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史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均扫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弟以与兄有素日之雅，故敢尽情倾吐之。”

1861年1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并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军。胡林翼为了争取李元度，团结湘系，与官文会衔上奏李元度功绩，曾国藩奉命赏还按察使衔，加布政使衔，但李元度没有改变“安越军”的名称。9月，率领“安越军”到浙、赣边境。这时，李秀成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左宗棠奉命节制援浙诸军，李元度归左宗棠节制指挥。同年11月，太平军攻克杭州；1861年12月23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左宗棠以李元度为盐运使，他兼置布政使，2月，擢按察使。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继续分裂湘系，越想越生气，越忌恨，便于2月22日，再次参劾李元度，清廷遂将李元度革职遣戍。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甘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等等。在结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也深表愧对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字里行间，尽情流露出曾国藩对李元度这位忘年至交的愧对之情。

其实，曾国藩的这种愧悔是对个人感情而言，对于他所成就事业来说，即场面狭小时，不允许属下自立门户。

○笼御实战：精诚当推首，权贵紧相接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鸿蒙之初，何以为先？悠悠大地，何以为大？知识无涯，认知有涯，无垠的宇宙中，各个星体的生成、运行自有其独自的轨迹，古人对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天事先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老庄哲学中更有“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曾国藩在承接理学衣钵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其它流派亦深有研习，明白盈虚转换的道理，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

曾国藩自从拉起一支由团练改编的军队——湘军时，便冲在镇压太平军的最前沿，他一心维护皇朝和建立功业，却不料战事棘手，屡屡受挫，几次身陷不复之境。在咸丰七年（1857）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军出征以来的教训。当他次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注重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他将古时的周公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历史上霍光等人专横跋扈不得善终为戒。在出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位高权重显得喜不胜忧，他在日记中披露心迹：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处也。

天京合围之后，战事于湘军十分有利，然而朝廷上下亦各种议论纷起，尤其是在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朝廷有意偏袒沈而压抑他，使他认识到作为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给李鸿章写信说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段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其秉性刚毅，精力充沛，有勇有谋，敢作敢为，好为人先，军中人称“九帅”。围攻天京之战中，曾国荃不愿接受其兄的安排让功于李鸿章，执意要抢在淮军之前攻陷天京，以取得首功。曾国藩苦口婆心地劝告他：

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来信“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十字，实获我心。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还有机缘，即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后，他曾“绕室彷惶，彻夜思考”，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做出应的处理办法。幸而曾国藩事先做了种种安排，才在大功之后虽遭朝廷杀威，却也免遭不测。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自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几乎能成功。

曾国藩兄弟对围攻天京，意见不一，湘军内外也为此争执。扩而大之，清廷对此也有不同策略。

但最终曾国藩同意了曾国荃的攻坚战，终于攻下天京。这也是曾国藩“执理甚明”的典型事例。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以后，曾国藩雄心勃勃，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即三路进兵天京，对太平天国进行最后一击。由安庆顺江而下是主攻方向，集中了湘军的精锐部队，由曾国荃、曾贞干、鲍超、张运兰、多隆阿、杨载福、彭玉麟率所部沿大江南北全面推进，攻取天京。左宗棠由江西进兵浙江；李鸿章招募淮军，进兵上海，转而进兵苏南。两者用以牵制李秀成支援天京，并切断天京物资供给线。

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分兵五路东进，步步为营，包围攻取天京城时，他们的内部合作却出了问题，问题的症结出在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浦，号叔纯。是曾国藩的四弟，曾氏习惯按男女一同排行，他就是行九，故人称“曾九”。曾国藩亦惯称其九弟。

曾国荃的生性十分骄横，史书记载他“少负奇气，倜傥不群”。十六岁时曾到京师随曾国藩读经，但他对圣贤经书却不感兴趣，未几便甩手还乡。他的资质倒聪敏，曾国藩也认为他们兄弟中真正有出息的着数老九了。回乡不久发府试第一名入县学，举为优贡。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坐困江西南昌，他弃文就武，在家乡募得三千湘勇，自率赴江西，途中攻陷安福，进攻吉安，连战皆捷，被朝迁加赐同知官衔。他的军队称“吉”字营，成为湘军嫡系。后一直在江西同太平军作战，侥幸的是，他领兵作战，多能取胜，湘军在江西的几次著名占役，如吉安战役、景德镇战役等，他的部队皆是作战主力。多次得手，他的官职为知府、道员。

他被胡林翼看中，称他为“罕见之将才”，乃调为湖北军。后所部增为万余人，参加安庆战役，是围城的主力部队。他指挥军队，深挖长壕两道，内外作战，在其他各路军的配合下，终将安庆攻破，为汪廷立下汗马功劳，官升江苏布政使。

安庆战役后，他广募军队，准备东下直捣天京城，所部达二三万人。

曾国荃性格暴烈、贪婪跋扈、排斥异已，其他将领多与之不和，湘军内的鲍超、杨载福、彭玉麟等多对他有很深的成见。他所统带的吉字营十分凶恶，每陷一城皆尽情屠杀，财物、子女尽数掠取，焚杀成性。

安庆战役中，曾国荃与多隆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一是太湖战役时，多隆阿负责守太湖，陈玉成大军前来进攻，在情况紧急之时，曾国荃等都不来援救，幸赖鲍超苦战，胡林翼派兵援救，才取得该战的胜利。二是攻打安庆城，多隆阿独挡桐城一面，挡住陈玉成的大军增援，连番苦战，保证了围城部队的战斗进行。然而，战后曾国荃却列为首功，赏赐丰厚，多隆阿出力极大，损失也很重，却未得封赏。因此，对曾氏兄弟、尤其对曾国荃极为不满。据说封赏之后未见他的赏赐，气得大病了一场。下决心“三面并举，五路进军”的占斗命令后，曾国荃(曾国葆咸丰三年因战败被裁回乡，后来改名曾贞干)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板桥、秣陵关、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同治元年五月四日(1862年5月31日)中天京城门外的雨花台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彭毓橘、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苏州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到来。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求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史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奏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问，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

曾国荃两万余人在南京城下进退两难，时刻准备遭受太平军的打击。但是，在别人眼里，却认为曾氏为了独占破城之功，不肯与他部合作，还有人说，多隆阿西走便是曾氏兄弟所排挤。

正在曾氏兄弟两头为难之时，李秀成受天王之严命，率领二十万大军自苏州进抵天京城下，很快对雨花台的湘军发动了进攻。曾国藩闻李秀成率兵回援天京，知道曾国荃等难逃灭顶之灾，吓得连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写信给守制的李续宜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求他“夺情”返回战场，助自己一臂之力，救出雨花台下的湘军将士。同时派人去上海向李鸿章求援，要求把曾国荃原来的部队由程学启率带援救曾国荃。李续宜染病在家，无法出山；李鸿章仅派吴长庆、张树声所部少量新兵前往，曾国藩干脆不再向他要援兵了，因为这些许新兵起不了救援之作用。

救兵求不到，李秀成的二十万大军已包围了曾国荃二万多人马。曾国荃想逃也逃不了，只得咬紧牙根，依靠修好的壕沟、堡垒，与李秀成展开了生死搏斗。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李秀成大军自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日(1862年10月13日)，开始攻雨花台湘军营垒，至十月五日(11月26日)止，共计围攻四十六天，竟然没能攻入曾国荃修筑的壕垒，而自行撤围离去，曾国荃竟然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

因祸得福，曾国荃经此一战，声名更加大振，曾国荃更加踌躇满志，感到自豪。许多参加此战的湘军军官也都因此而取得莫大的政治资本。这次战役与太平天国的生死存亡关系甚大，李秀成未打破雨花台的湘军大营，在退走时又遭到湘军的袭击，伤亡十几万人，从此之后，太平军再也无力组织对围城湘军的攻击了，直至天京被曾国荃等攻陷为止。

为什么雨花台四十六天大战，李秀成二十余万大军竟未能攻破曾国荃的二万多人的营垒？这是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后来曾国荃对王门岂运写的《湘军志》大为恼火，毁掉该书之版，还欲置王门岂运于死地的事，在于揭露了谜底。王门岂运写这次战役时很纳闷，究竟为什么二十万大军战不胜二万多又饥、又疲、又遭瘟疫的湘军?经过认真研究，王门岂运才发现那次战役，一是李秀成无心决战，迫于洪秀全之严命才勉强应付。作战时仅“恃炮声相震骇”，根本就没有向堡垒内的湘军冲锋。因为李秀成等人既不愿战，也不敢战。四十六天的仗，表面上炮声大作，“多发西夷大炮相烧击”，“连十昼夜不休”，实质上简直像过年放鞭炮，并未杀伤堡垒和壕沟里的湘军，才使曾国荃不仅侥幸存活了下来，还捞到了政治资本。

当李秀成亲率大军试图解除天京之围时，曾国藩深感自己在曾国荃冒进雨花台时，没有用强硬态度命令他们撤军，是一个失误。如何体面地挽回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曾国藩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当李秀成在九月下旬，进攻态势逐渐变缓时，曾国藩便预料他有退兵的图谋。曾国藩发现，虽然由苏、杭至天京水陆均有，但李秀成的粮食运输却十分艰难，而天京城内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接济。因此曾国藩料定李秀成“知必溃而之他”，“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需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李秀成得不到天京城内的呼应，这早已被曾国藩所察觉，“城中群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曾国藩认为运用坚守战壕的战术，必能拖垮李秀成的攻势，“弟军若出壕打仗，恐正中贼之计，贼所求之而不得者。似以坚守不出为最妥，不必出而撄贼凶锋。……我有日增之象，贼处已竭之势，则我操胜算矣”。一旦李秀成撤军，也不能预示着湘军胜利在望，在经历了疾疫与恶战后，进驻天京城下的湘军力量已有大量的减耗，重新布置进攻兵力，是极为必要的。在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提出一个以追击李秀成军队为名，全面撤出雨花台，重新确定进攻方略的计划：

此大局所关，一年二年之军势，不可不早为定计。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望弟早早定计。贼不解围，则忍心坚守；贼若解围，则以追为退，不着痕迹。行兵最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呆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般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击，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体之时。望弟力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轻兵，庶有济乎！

曾国荃依然固执己见，杨载福也觉得不应就此撤兵。曾国藩写信与左宗棠商量，左认为曾国荃兵虽不能野战，但“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认为曾国荃轻兵冒进，是不自量力，“众人藐视沅甫非能克金陵之人”，纷纷建议曾国藩强行将兵撤回，另谋他法。这就使得曾国藩左右为难，了无定计，于是曾国藩决定亲自去前线进行视察一下，然后再做进退的决定。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乘舟顺江东下，过池州（今贵池县）、大通以后，到达芜湖，在裕溪口会见了彭玉麟。二月初五日（3月23日），曾国藩座船驶至乌江，并携同杨载福一同到达大胜关，第二日到达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听取了曾国荃的汇报，并视察了雨花台的壕墙，见曾国查一切防御均井井有条，他甚为满意。二月十五日，曾国藩由大胜关赴九连洲。次日座船回驶，又查阅了金柱关、克山桥。然后由东西梁山人裕溪口小河，查阅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润埠、无为州，二月二十三日（4月10日）由神塘河出江。二月二十八日（4月15日）回抵安庆。在一个月的视察期间，曾国藩对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防御比较满意，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辑睦”，于是便取消了撤兵之议。

曾国藩说：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所以进，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所知在好德，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成其好德之知。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胸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之至虚。

凡是正话实说，尽可多说几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是不可以攻击了他人的隐私为直，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驭将之道，最可贵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用兵久则骄情自生，骄情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回避。这是说的对自己诚实。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乳不融。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租人坦然无疑。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中国驾驭外国，或者是恩信，或者是威信，总之离不开一个“信”字。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织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装模作样。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财宝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作法，看似迂远而不着边际，实际上质朴而耿直，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从做人，到治军，到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

曾国藩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关于军队的思想指导问题。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够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以资生资”。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营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饱，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入死，曾国藩提出厚饷养兵稳定军心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湘军官兵俸饷优于绿营的制度。具体作法是：陆军营官月薪五十两，月给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月饷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正勇四两二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阵亡者，恤银三十两，伤重者赏银十五两，次者赏银十两，复伤者赏银五两，成为残废另加银两。水师营官月薪水及办公银二百两，哨官十八两，舱长四两八钱，舵工四两五钱、头篙、炮手四两二钱，桨工三两九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帮办月薪十六两，字识九两、正哨官十八两，副哨官十五两，什长七两八钱、马勇七两二钱，伙夫三两三钱。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长夫，以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付银不超过五千八百两，统带万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五万八千两。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饱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人，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团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民，人人乐意从军，率招募则急出效命”，没有了绿营兵征调时那种别离场面。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但厚饷也造成湘军日后筹措的困难，军饷的筹措直接关系到湘军的作战以至生存发展。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江忠源部曾因索饷哗变。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六年），还发生了湘军精锐鲍超部因欠发军饷，发生了“哗变于金口，火掠西南”的事件。由于饷银不支，还曾使湘军的一些军事计划无法付诸实施，“同治二年（一八六四年），湘军毛有铭部增援寿州，以无饷可领，军行稍滞。成大吉自麻城援寿州，亦以饷缺未能成行”。

由于清政府府库空虚，镇压太平天国主要靠就地筹饷。湘军筹饷范围很广，既有厘金、盐务、劝捐，又有协饷、漕折、关税，几乎遍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

湘军的种种筹饷方式，是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下，伴随着清王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的产物。湘军通过广泛的筹饷方式，得以维持和发展，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比较成功的。这也反映了清王朝已竭尽一切可能集结的财力。物力来扑灭人民反抗的熊熊熊烈火。但同时它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御世经典：明白知人，方能晓理

次青擅长过人之处甚多，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在高位者犹或留心察看，分别贞邪。至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为徇容。此次青之短，将来位望愈高，终不免为其所累。阁下知人之明，远胜侪辈，务求台驾迅出，且先在信州小住，将次青所用文武各员，一一经法眼甄别，位置得宜，优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则众长毕露，幸甚!敝处用人，间有不当，亦望阁下时时惠踢箴言，至祷至祷!

○名家圈点：掀开新局面

要想做大人生局面，必须该尊重的尊重，该服从的服从。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认为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曾国藩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罗泽南）、王灵山（王鑫）、李希庵、杨厚庵（杨载福）辈皆私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林翼）、骆(秉章)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对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更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引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的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同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谐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史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是否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四曾国藩的转御秘诀：统上令下，能大能小是条龙〖〗御〖〗经

靠一棵大荫凉的树，搭一座“统向上司”的桥。曾公就是这样走着平稳的统上之路，及时拔掉那些横生的杂草，适当时“杀只鸡给猴看看”，这统上令下的路，他相安无事的走得好远久。四曾国藩的转御秘诀：统上令下，能大能小是条龙

御经真言

人君以一身抚驭天下臣民之众，虽有聪明睿智之才，而耳目所不及、思才虑所未周，则或壅蔽不明，必赖忠正之臣，谠言之士明辨事理之是非，以启其聪而开其蔽，然后正心以正朝廷，而天下皆化于正。

吾为重臣，必当以全心效之。

——引自曾国藩《御经》之三曾国藩身居高位，其权势之大，甚至无人可犯。然而上有天子之威，下有官将数人待管，如何能做到既统上又令下，做一条真正的能大能小的活龙？靠一棵大荫凉的树，搭一座“统向上司”的桥。曾公就是这样走着平稳的统上之路，及时拔掉那些横生的杂草，适当时“杀只鸡给猴看看”，这统上令下的路，他相安无事的走得好远久。御经一：搭座“绕向上司”之桥

——取信于上，便能长久立足，高位的曾国藩即使在京城之外也不忘书信常通于上方，其忠心耿耿可表。

空中楼阁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边是极其悬空可怕的；居官之人也足如此，如果不能很好的搭好通往前方的桥，那与“空中楼阁”之危又有何别呢?

○转御实战：扶正祛邪，巧做援手

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上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苦读十载，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大，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洲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于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予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实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想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对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摺中说得很明白：

令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同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惦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已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转御实战：背靠一棵树，越大越好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18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越级提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称为待郎专家了。

10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内阁学士者，惟壬辰李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安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刘传莹请教外，还经常与号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消费品理学者，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属古文经学派，邵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所以，他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重要原因之一。

但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于，要在10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门岂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航，满洲镶蓝旗人，姓郭桂氏，翰林出身。他很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台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以下，相权渐削，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帝继位后，“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而已。又最忌土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

穆彰阿“自嘉庆以来，主持过乡试三次，会试五次。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敬馆考差，大考翰詹，每年都参加选拔文才的盛会。国史、玉碟、实录诸馆，都是他作总裁”。多年来，他利用选拔人才的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使他的“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何都投靠了穆，而罗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婷年纪太轻，不能担当翰林，让他不用来了，另派某某人去。”其实，当年罗19岁，张18岁，何佳清只有17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婷还小。

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的”，仅罗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都认为是“穆彰阿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机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高中，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就有了师生之谊，常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很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2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

在此之前，曾的官职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你看到壁间所悬字幅了吗？”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了很久，则召干仆一人，嘱咐他说：“你快拿银四百两去贿赂某内监，让他把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这钱给他作报酬也。’”“第二天，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因此奏对称旨，并对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仕途亨通”。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20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怕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让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穆萨廉致意。

道光30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的惩处，曾国藩虽受穆彰阿的知遇，但政见不同，不算穆党，丝毫没有受牵连，但却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

从此以后，每遇到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皇帝身边很少有人为他说话，办起事情来也就很难再象以前那样顺利。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久久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到他的手里，致使曾国藩在政治上事求棘手，处处碰壁，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所以，做官必须找一个靠山，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山”升了自己的官也就升了。为官最忌“十三不靠”，单打独斗，如果象苏轼那样特立独行，新党也排挤，旧党也排挤，那就不但官做不好，连命都可能搭上了。穆彰阿就是曾国藩的“靠山”，是曾国藩的“大树”，只有背靠大树，曾国藩才创造了小小年纪十年连升十级的奇迹。

○转御实战：一人之下，他人之上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在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突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秘闻：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劝令立即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人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言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门岂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上活，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颇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用鹤顶格题神鼎山所作一联，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个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宇用笔改为“未”宇，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宇，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群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门岂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等处世风格。

王门岂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门岂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论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贫怨，怡然自乐。

王门岂运满腹经论，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门岂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迁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门岂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门岂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阁道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门岂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中动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门岂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门岂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门岂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门岂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阁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门岂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门岂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门岂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门岂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

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份的行为赞叹不已，说明曾国藩的忠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转御实战：以事国之韬显事君之真本领

对待国事、对待自己职业的态度也直接体现着一个人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但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存于朝纲不振，是非不明，人 习于脂韦唯阿之同，“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日应诏陈言疏中语)。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三：

一是防琐碎，他写道：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为去虚文，他又写道：

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子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的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为戒骄矜，他更写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具体地说明了这件事，他说：“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为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阴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对德之美，出于无(?)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比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和自是之荫。此余之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护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更，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本意也!”

又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得愿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子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志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卷四)

当时太平军已在金田起事，势难遏阻，曾为藩不惜痛陈时弊，论议之锋直指皇上，明知如此会“犯不测之威”但仍毅然以力挽颓风为已任，“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这是何等的内骨，何等的直耿!当时朝罢上下，都担心曾国落因此而遭谴责，结果竟以“迂腐欠通，竟尚可取”，八字了之，可谓万幸之幸。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左文襄公家书》)。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落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因尔忘家”的一片忠片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已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致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敢说硬话在曾国藩处世哲学中颇为明显。

湘军在曾国藩的勤加训练下，已成劲旅，于是奉命募为官勇，出境进剿。湘军也就此分编为陆师、水师，声势日渐强大，自此和太平军鏖战于湘江南北。

曾国藩本人在战事中，以岳州、靖港之败，两次投水，先为幕客章寿龄拯救；以湖口水师大溃又欲自戕，得甸泽南等劝止。曾国藩自此整军进战，毫不灰心。嗣奔父丧由瑞州返里，时为咸丰七年丁巳二月。次年戊午秋，奉命复出，由武昌经九江、湖口以达南昌，准备图皖而后及江南金陵。

十年庚申四月，曾国藩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六月着予补授，又加以软差大臣之名督办江南军务，曾至皖南部门，危而复安。十一年辛酉二月，他至休字督攻徽州不下，仍回驻祁门，督饬水陆围攻安庆。太平军环击不已，情势危急，有人劝其解围他移，他自书遗嘱寄家，帐悬佩刀，誓以身殉。

时李鸿章适在幕中，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载称：“文正时驻祁门，傅相(即李鸿章)谓祁门如在釜底，治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曾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赋战而败，徽州失陷。初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特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

据记载，闰江李元度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参与曾幕有年，生死与共，屡著战绩，向为曾国藩所器重。徽州之败，实由其不听事前训诫，事后复擅自离职回乡，于情似虽有可原之处，于法实难宽恕，故坚持上奏参革，殊不为过。曾国藩念于此，只请将其过去所有职衔，饬部注销，仍行革职，交左宗棠差遣。并谓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全行遣散，交部议处。结果并未判刑，雷霆中实寓有春意，曾国藩亦可谓公私兼顾，深合强恕之道。后在家书中尚迭表悔意，优予密保，可谓仁至义尽。

李鸿章在他的《水窗春呓》中也记有一段与此有关的轶事：

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余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交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怒传令曰：“贼热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经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价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曾国藩认为安应之围，关系到淮南全局。也是克复金陵的张本，不可轻撒，他欲取上游之热以制下游。所以坚决不移动军队，并召集幕府的人说：“我离此一步，无死所也。”

后来，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果然在八月初一日克复安庆，也是受到他强硬的“硬语”而感召，才有此成功。

作为众人之首，特别是众军之首，曾国藩的“硬语”确是起到了独立的功效。言之而威，言之而信，其关键在“言”的“硬”与“软”。“软语”，则下怠，下怠则律驰，律驰则军难威，军难威则军必败。然而“语”要“硬”，也要有个方式，能为下属所认可，所接受。“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此语实乃“硬”中之典范。其要处在一“暂”字，其间含意颇远；又补以“不介意”一辞，士卒焉能不“感且愧?”“硬”而有“惕”，才能震憾下属，才能利属下为我所用，才是树立威信的领导得的引鉴之法。

曾国藩的“硬语，还表现在他治军作战的韬略上，他亲手制定的开仗五条便是他的又一“硬语”表现：“打仗打个稳定。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稳扎旨在坚强的防御，稳打意在猛烈的攻击。这是根据“一彭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见。《曹刿论战》的心理，沉着硬挺，打击敌人的士气，迨其衰竭时，一举猛攻，即可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扎要扎得稳，打得打得猛。”道理也就在于此。

稳扎是扎硬寨，绝不投降。湘军守长沙、守南昌、守祁门，都是如此。能守即能攻，能攻即能胜。尤其同治元年壬戌，他的九弟国荃统纺安庆得且之师，直抵雨花台瞰取金陵，太平军大举增援，号称六十万人，将国荃所部五万余人重重包围，湘军饥、病、伤、死者近万人，若战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军事反复，异议丛生，他于群言淆乱之时，仍喜三军不夺不之气，时危事丞，终不令其稍退，历时二年有余，卒克金陵。

书生嗜杀，是曾国藩处世哲学中的独特现象。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国藩成为“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所谓“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据资料记载咸丰二年壬子八月，太平军已由道州出击，连陷桂阳、安化、醴陵，进逼长沙。清军节节败退，土匪乘机蜂起。曾国藩以母丧，丁忧在家，十一月奉令帮办本省团练，搜缉匪类，正欲恳辞，忽闻武汉失守，巡抚张亮基力促其进保桑梓，经郭嵩焘等苦劝，始勉细应命，前往长沙，设置审案局。

在审案过程中，曾国藩将匪类分为五类，除会匪、教匪、盗匪、游匪(即逃兵逃勇)之外，还有痞匪，造谣生事，横行城乡，实为倡乱之尤，然无必死之罪，地方官对此最为头痛。曾国藩乃至将其列为土匪，一并严办，大开杀颧，毫不留情。据咸丰二一年癸丑六月十二日所上“拳匪正法并现在帮办防堵折”称：

自上年粤匪(指太平军引者注)窜逼长沙，各处抢劫之案，层见叠出。臣设局以来，控靠纷纷，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扎饬绅士(踩捕，或著落户族勒令限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缚，一以用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四十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此外扎饬各州县擒击匪常赍呈供折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着，不在此数。又如安化、蓝田器子全匪，前经扎饬湘乡县和知县朱孙诒密往掩捕，擒获九十二名。其陆续正法者，俟结案后另所折会奏；亦不在此数。虽用刑过于严峻，崦地方颇借发以安静。

不经有司，捕置重型，半年之间，杀戮如此之多，在重视人命的那时，无不为之惊愕，因而谤毁四起，民间且有“曾剃头”之号。但他在咸丰三年癸丑二月十二日上“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已表明其用重典以锄强暴的理由和决心：

缘近年有司……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宀〖〗石；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常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粤匪土匪之横行，皆猖獗而莫制，前客观存在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型竣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外，蛮不敢辞。

复龙翰臣书中也说：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学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女句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义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已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其在批牍中更直截了当地说：

土匪横行，宜大加惩创。挨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子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也。

这是何等愤懑强硬的态度!他并曾表示“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不但治湘匪如是，其后在两江总督任内亦然，其所颁以劝诫州县条示，亦力伸严刑峻法之教。

忍辱为国，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洋人的帮助。因此，他一贯认为“和好洋人”的方针处理外交事宜。如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说：“洋酋日内尚未来会，若会晤时，当以人礼待之，不以鬼礼待之。”但他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屈膝卑躬、忍辱祈降”。他对洋人的态度，正在利用与否的见解内。他说：“(洋人)若果来东流，与余相会晤，余窥其意旨，倘可以理论情感，必力为关说；倘其暗助发逆(注：指太平军)之志甚坚，亦可于言外得之，则奏明鼍筹大计耳。”

其弟曾国荃欲以巷敬的拜贴求助于洋人，他便立时加以制止，自己会晤洋人，也不先施计。由此，可见了对洋人的态度，还不失为一堂堂中国大员的贞节。

曾国藩一直固执地认为洋夷来华的目的，只是“彼不过图小利耳”，因此他说：“我以数百千饵之，亦无不可”。

同治七年戊辰四月，他由两江总督奉命调补真隶总督，驻节天津。九年五月天津发生教案。唐代称天主教为“大秦景教”元时多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明末排斥异端，一度见逐。至清雍正帝，始予严禁。道光时广东巡抚梁章巨曾于其所著“浪迹丛谈”中摭抢傅曾不经之说，诋毁教堂。后经吴德芝、魏源等渲染传播(见中西纪事及海国图志)，有所谓毁神、灭祖、刳睛、剖心等事，促成一般人对天主教的仇教心理，其实自是伪传，是理解有误所致。中法北京条约成立，允许教干于内地置产，就地传教，是于湘、黔、川、赣等省，迭有毁教之事，儒生和之，暴民从之，官吏任之，而朝臣亦时以无稽之言奏之，疆吏率领恶之。因此教案益多，尤以天津一案为最严重。

初，英法联军北上，法军曾蹂躏天津。及开为商埠，法国神父即在天津建立教堂，收养贫儿。由于迷信，时人本信外人挖取心眼配药练眼点金之说。同治九年庚午春，天津拐匪骤起，屡失孩子章，辄疑外人迷拐。官吏拘捕拐犯。中有武阑珍供称迷药丢法国教堂仆役王三给予，清廷即向法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约法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至通商大臣崇厚官署晤谈，双方发生争辩，丰氏盛怒，认为怒而打死丰氏，并将教堂焚毁，惨杀教士修女等数十人，乘势往劫英法教士住宅，造成国际间严重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清廷诏直督曾氏查力，曾国藩在病中立遗嘱，抱自我牺牲决心。六月初十日抵津，据年谱载称：

公至天津，津郡兵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厚以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举，以驱逐洋人；或欲联合俄英名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信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起急端。其致函崇公，则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之语。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不能定案，公亦令暂矛缓讯，以为洋人转圈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门士大夫中讥议纷然矣。

查办教案，是两方面都不讨好的事，曾国藩有崇厚前四之鉴，深知于此，但迫于清议，迟延不办，其致友人书，论其处置困难，不敢查拿正凶，外人深不满意。

清史列传曾述及他办本案的主张和理由说：

(国藩)奏诛为首滋事人，将力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复谕以“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国藩复奏：“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因陈“时势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当时法领曾有府县议抵之说，亦即将天津府县长官惩办抵罪，此法崇厚亦力之，曾国藩卒不从。年谱中亦载有此事：

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在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严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罗叔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间人照会一件，仍执前说。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

此可谓有胆有识刚柔并用的外交手段。曾国藩斩府县官张光藻、刘杰逃去，惟许惩凶赔偿。双方坚持，形势严重，通商大臣崇厚奏其病重，请另派大员办理，经命丁日昌、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鸫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入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遇见曾我的孙女县令吴允之妻，还欷觑地说：“假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然而当初曾氏的苦衰，为此案上奏，说得非常沉痛：

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福，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收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已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已从之”(见复丁雨生书)于此案同理，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入援武昌一事，均足证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坚持不改初衰；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初主驻兵四镇，继设策扼守河防，人笑其迂，虽一时无功，嗣李鸿章踵而行之，终收实效。王定安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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