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鸿儒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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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事者的修养试读：
前言
提起曾国藩，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他与太平天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确，曾国藩的声名与威望与太平天国运动息息相关。
咸丰元年（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席卷天下之势沉重地打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当时，清王朝的八旗兵已由当初的锐不可当蜕变为不堪一击，在与太平天国的屡次较量中都是败得一塌糊涂。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清王朝只得下旨鼓励创建“团练”这种地方武装，希望以此来对抗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消灭他们。湘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曾国藩创建起来的。最终，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湘军成了清王朝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最为倚仗的力量。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湘军镇压，曾国藩本人也因此事功成名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平时，人们总喜欢将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提并论。人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曾国藩本人的评价也是不一致的：“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士认为，他是一位以血腥手段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士认为，他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奇才：“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我们不妨这样想，曾国藩之所以能矢志效忠于清王朝并誓死与太平天国起义人士拼战到底，实与其人生选择有关。这种人生选择就是投身仕途，践行儒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其实，多读一点关于曾国藩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的仕途生涯并非仅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他的为官履历异常丰富多彩。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以朝考列一等第三名被道光皇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兵部右侍郎。十年内他获得了七次升迁，从无丝毫名气的书生一跃成为官居二品的朝廷大员。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七年（1868年），他终于登上了仕途生涯的顶峰，成为京畿重地的重臣——直隶总督。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他的个人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经济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他充分地将自己在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思想认知等诸方面的造诣融入到实践中，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他人且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从政心得。
从人生选择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位人生赢家、大成功者。正因如此，一些后人在深入研究了他的言行和经历后由衷地感叹：“为官当学曾国藩！”他的仕途经历能给后人带来一定的启迪。
曾国藩的从政心得，涵盖了吏治、法治、廉政、求学、修身、自律、舆情、用人、决策和勤政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求学、修身看上去似乎与为官从政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恰是他从政心得的理念之源。因此，他的从政心得，不仅仅是一些为政技巧，也是他一生做人、做事、做官的智慧总结。他把那些智慧用在了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敬佩的非凡成就。
以吏治来说，曾国藩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在看到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时，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在当时的官僚队伍中，能有这种认识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能够像他那样看透问题的人不是很多。例如，针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他指出其根源就在于官吏腐败：“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种能从自身出发去发现问题并大胆指出来的人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他还能发现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针对当时的吏治腐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就用人来说，曾国藩在那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政治人才的重要性。他为此提出了“行政之要，首在得人”的观点。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他采取了大力举荐人才、招一些年轻的学生赴美留学之类的举措，而创办湘军这一事最值得为后人称道。后来，他将思想教育融入到治军的过程中，这一做法除了起到了以“礼”治军的作用外，还让将士们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成为不断进步的成长型人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爱才、惜才的体现，与他在长期的从政过程中明白人才难得、人才可贵的道理有关。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能创建湘军并成为湘军的统帅实在难得。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斗过程中，湘军最开始屡战屡败，后来逐渐强大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队。这离不开曾国藩的领导。此外，他本人并没有落得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下场，而是成功地做到了功成身退。这一切都显得神奇而不可思议，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谜团。要破解这些谜团，就需要清楚他的从政心得。如果能理解他的从政理念，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地顺理成章、那么地合乎天道人情。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处世方面，曾国藩的仕途心得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意义，成为我们前行的指明灯。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第一章崇尚节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从事文职工作。是太平天国这场运动将他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从而由文入武，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宦海生涯。今天，回首曾国藩的从政之路，我们依然会有所触动、有所开悟。曾国藩的成功离不开其治军、吏治方面的才能。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从“忠义血性”入手，开启了以“思想教育”来治军的历史先河。他把治家理念作为治军的思想灵魂，通过礼教、亲情式的关爱及宽严相济等方式让兵将们有归属感，在当时打造出了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军队。此外，他还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戒骄戒躁。
在治吏方面，曾国藩坚决执行法律法规，禁止引荐私人以及以权谋私。为了打击贪污的官员，他设置了“举荐箱”，对举报人采取保护措施。尽管碍于时势，他的治吏措施受到了某些因素的限制，但其治吏的理念和措施也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整顿湘军，以治家理念治兵将
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了意欲推翻清朝统治的金田起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太平天国运动”。没过多久，这场农民起义就以风卷云涌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那时，曾经攻无不克的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和农民起义军相遇时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形下，清王朝只得颁布命令，鼓励地方人士通过兴办团练来遏制农民起义军队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一步一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咸丰三年（1853年）8月，曾国藩得到朝廷的准许，开始在衡州练兵。他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依靠师徒、亲戚和好友等人际关系在他的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这支军队被称为“湘勇”。同时，他还派人到广东购置西洋火炮，筹建水师。作为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操练湘军上，“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在练兵的过程中，无论是招募新兵还是改编绿营军队，他都奉行严肃治军的理念，大力整顿军纪，规范官兵的作风。此后，他的一系列举措逐渐让湘军成了晚清战斗力最强、纪律最严明的军事力量。
曾国藩在筹建湘军时开了个好头，一开始就招募了3000人。同时，还有许多绿营军不断地来依附他。然而，将这些军队带出去经历一两场实战后他发现，军队的素质实在很低，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整顿湘军：一方面，让所有的兵勇都受到十分严格的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制定严格的军纪，以使将帅廉洁自律、勇猛作战。同时，他还根据形势需要，规范军队管理，通过等级隶属关系来强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用“三纲五常”来教育士兵，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在整顿湘军方面，曾国藩动作最大的一项改革措施是改革兵制。在此之前，清朝军队实行的是世兵制，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沿用的一直是“三丁抽一”以及父死子替的方式。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将世兵制改为招募制。他声称，这样做能够“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这样一改，就将过去军队直接由朝廷控制、指挥变为由地方长官和军队将领直接控制。此后，湘军各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只服从本营的指挥官。最终，曾国藩成了湘军的最高统帅。
湘军指挥体系的变革，一方面让曾国藩成了湘军唯一的最高统帅，另一方面也让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投入到对各营将领的管理中。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很多时候对地方团练根本无款可拨，所以湘军的粮饷基本上靠自筹。自筹粮饷实质上让湘军在一定程度上插手了地方事务。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招来民怨，还会扰乱军心，从而导致军队人心溃散，失去战斗力。正是因为对此有一种清醒的认知，曾国藩才将自己治家的理念用在了治兵上。他尤其注重管理那些统兵的将领。
曾国藩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士兵开展“思想教育”的统帅。他的思想教育直接脱胎于他的治家理念，注重良心和关怀，强调责任和使命感。在训练湘军时曾国藩发现，驻守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致使民怨沸腾。为此，他命令这些绿营军与湘军一起训练，名为“会操”，意在让绿营军的将士们通过“会操”受到湘军的影响，从而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气，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作风优良的军队。这本是一项利国利军的举措，然而好心未必能得到好报。根据清朝的政治惯例，文官不得干涉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你贵为一省巡抚，也不得过问军队的操练事务。当时，曾国藩的职位是“团练大臣”，虽然级别上属于二品大员，但仍旧属于文职。因而，这些绿营兵就以“文官不得干涉军队事务”为由，违抗曾国藩的“会操”命令。其中，带头闹事的是驻守长沙的副将清德。清德在与太平军过招时，跑得比兔子还快，但在抵制曾国藩的命令时却非常勇敢，到处鼓舌。为了将自己的治军理念实施彻底，训练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曾国藩立即将此事上奏朝廷。最终，朝廷下令将清德革职查办。
朝廷的支持与信任，让曾国藩更加坚定了以治家理念治兵将的决心与信心。这些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礼”治军。曾国藩自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走上从政道路后，他就将“舍礼无所谓政事”挂在口头上并奉为自己的从政之道；在组建湘军时，更是把“以礼治人”作为治军的思想核心，并在第一次率领湘军作战时就告知兵将：“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曾国藩指斥太平天国运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认为失去礼，即使军事上获得胜利，国家安定的秩序也难以长久维持。为此，他在治理湘军时特别强调“礼治”。他设立的营制就充分体现了“礼治”的原则，这其中就包括严格的隶属规范。通过吸收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军礼之说”，曾国藩制定了一套管理湘军规制——营制。
其二，加强思想教育。曾国藩要求兵将们在“才德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坚决把“德”放在第一位。他把这一思想用在了用人上，以致有人在用人方面评价他“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在以“德”为衡量标尺的同时，曾国藩还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让兵将们接受道德教育。在训练兵将时，有一条规则是“训家规”。进行该项教育时，他都会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另外，就是将道德说教亲自编写成歌谣，如《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等。这些歌谣不仅简明易懂，还能鼓舞士气。
其三，以刚柔互用和宽严相济的方式来加强宣传教育。曾国藩曾说过：“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把这种思想当作一种手段用在治军上。他曾清楚地看到绿营军中存在的“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的弊病。为了避免湘军出现类似的弊端，他制定出严格的营规来约束兵将，禁止犯上作乱。为了规范湘军本身的隶属关系，他还特地制定出一项“事寄轻重”的制度。通过这项规定使权力紧紧地与军中的职务联系起来，有力地维护了湘军内部的等级稳定。
在关系到兵将的“利”时，曾国藩实行厚饷、重赏制度，标准为：才堪治民，且不怕死、不急名利和耐受辛苦。同时，他还践行者重罚的原则。他对违反规定的兵将，毫不留情，从严惩处。他力求做到赏罚分明。在关系到兵将的“名”时，曾国藩重点实行保举制度。这种制度能让作战立功的人员一跃成为吃皇粮的武职官员。受此鼓动，湘军都愿意提着人头为清朝卖命。
另外，曾国藩像对待家人那样对待士兵。在他的建设和治理下，湘军成为一支军纪严明、作战勇敢的军队。湘军的崛起为垂死的清王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成功地将自己的治军心得移植到了执政的过程中。先前的治军思想在后来成了他执政思想的源泉。2.崇尚节俭，保持清廉的生活作风
曾国藩以治湘军而声誉鹊起。不过，作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人们从他身上见到的却不是武将的雄劲，而是古代读书人的刚毅和睿智。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论是为人还是做官，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为官原则。在为人与做事、操守与气节方面，他严格地践行着儒家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念。同时，他还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和开导他人，让他们同样做到居高位而不自傲，为官清廉。在生活作风方面，他的做法堪称古代官员的楷模：崇尚节俭，以身作则。
曾国藩之所以能做到崇尚节俭，是因为他自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他的头脑中逐渐产生了忠义的思想。长期的官场历练和基层生活的打磨让他具有了洞察世情、窥破表象的能力。因此，他看到清军深受官场腐败习气的影响而成为了一支纪律溃散、作风糜烂、四处扰民的军队时，内心深处的儒家思想让他产生了除弊革新的冲动。成为湘军统帅后，他立即大力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并严格要求部下贯彻执行。
在崇尚节俭方面，曾国藩首先从自身做起，并且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下来。早在翰林院任职时，他受人弹劾被皇帝降职。后来，他又被升为二品官员。按当时的规定，二品大员出行时可以乘坐八人抬的绿呢轿。但他一向节俭惯了，仍然乘坐四人抬的蓝呢轿出行。为此，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按照清朝的回避制，蓝呢轿见到绿呢轿必须让路，实际上就是小官必须为大官让路。否则，抬绿呢轿的人就可以打坐蓝呢轿的人。有一天，曾国藩坐蓝呢轿出门，行到一条窄路时，不巧后面来了个绿呢轿。他就吩咐抬轿的靠边走，让绿呢轿先过。结果，因为路太窄，绿呢轿还是不能通过。抬绿呢轿的人当即掀起蓝呢轿帘，一把揪出曾国藩，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这时，坐绿呢轿的官员发现被打的是曾国藩，吓了个半死，因为他只是个三品官员。以下犯上在古代是极严重的罪过。于是，他胆战心惊地跪到曾国藩的面前赔礼道歉。没想到曾国藩一点也不介意，还扶起对方，诚恳地劝对方赶路要紧。并且，他还叮嘱自己的轿夫，见了绿呢轿就必须让路。
在这个故事中，撇去曾国藩的心胸和气度不提，单就节俭方面来看，曾国藩的确做到了身体力行，堪称时人的典范。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自己的部下同样十分严格。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任命书一公布，他就到两江地区的一些军营和官府进行巡视。按当时的习惯，官场上迎来送往已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官场上的人，无不谙熟“生存法则”：眼睛向上，做好对上负责就行了，至于老百姓，完全不需要顾及。当地的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前途，都为即将到达的曾国藩备上了一份厚礼，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曾国藩对官场上的这套做法十分清楚。为此，他在巡视前就给一些军政要员写了信。他在信中说道：“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摒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在他的要求和告诫下，各水营都做到了一切从简，巡视过程中没有出现奢华的场面。
在曾国藩的严格要求，两江地区的官场习气有了一些改变。不过，在巡视两江地区期间，还真出现了一个例外，而且曾国藩也“收礼”了。当时，庐州知府唐京皋听说曾国藩率家眷来安庆居住，便送来大批日用品。对此，曾国藩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并退回，而是收了七张草席。为此，他还特意写信给唐京皋表达谢意：“惟各物嫌于过贵，万不敢当。谨领草席七钟，取籍茅无咎，连茹汇征之象，且视灾区遗黎成登袄席，颂使君主成之绩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收草席，是因为他希望唐京皋以国事为重，帮助灾区老百姓早日脱离战争带来的灾难。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曾国藩此次“收礼”的用意。这次“收礼”与贪婪毫无关系。
曾国藩崇尚节俭，除了在公务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下属外，在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方面也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做到两江总督的高位，他仍旧“以俭持家”，给家人立下节俭的规矩。他自己常年穿布衣布袜，三十岁时做了一件天青缎马褂，他平时舍不得穿，多年后仍然是新的。即使是自身的布衣布袜，很多也不是买来的，而是他的家人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据记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总督府内夜间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蜡烛下批阅公事，他们家的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做针线活。他教育长子曾纪泽道：“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大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化，不可习惯懒惰。不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守约，没有不兴旺；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在国人一向十分重视的饮食方面，曾国藩亦是当之无愧的节俭楷模。当京官时，他丝毫未受到京官陋习的影响，每日只以豆腐、腌菜、泡菜为桌上饭菜。曾家有这样一条家规：“女子每月做鞋一双，腌菜一坛。”李鸿章曾十分感慨地道：“恩师的一日三餐连满人的一般百姓都不如。”吃米饭时，曾国藩每当遇到没研磨开的谷粒时，从来不一口吐掉，而是剥开谷壳，然后吃掉其中的米粒。他还把节俭作风视为做人的一项品德、用人的一项标准。有一次他同一些官员吃饭，看到有一人吃饭时不是像他那样剥开谷壳吃掉，而是挑出来放到一边，便随即将该人降级。在带兵打仗、选拔兵将时，他同样将节俭与用人联系起来，提出：军官必须是“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是“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曾国藩以身作则，一以贯之地奉行着他节俭的生活习惯，并把它带到了官场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和地方官的作风，让当时铺张浪费、奢靡的习气有了一定的改观。从吏治的角度来看，他的“节俭”恰恰起到了整肃军纪、提振风气的积极作用。他在整顿官风上的一些做法以及自己长期坚守的节俭理念，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3.不准引荐私人，杜绝以私谋权
曾国藩崇尚节俭的作风，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公务中。他从筹建湘军开始，到后来官越做越大，节俭的习惯一直没变。此外，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任法不如任人”。他认为，制定出好的法律固然重要，但拥有公正严明的执法者更重要。在他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之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为此，在选人和用人上他十分谨慎。他把人才问题看成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力求在此方面做到公私分明。
首先，他从自我做起，管好身边的人。他给身边的公职人员定下了三条规距：不准欺凌地方官员，不准给亲友安排工作，不准引荐私人。曾国藩曾说：“凡巡捕、门印、签押，势之所在，人或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最强调的是“忠义血性”，他也是这么来要求自己的。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出，他待人处事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维护在他心中不可动摇的清王朝，而不是自己的私心。因而，他能时刻秉持公正之心，尽力网罗天下有用之才。他对裙带关系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本事，就不必藏着掖着，可以以自荐的方式一显身手。
在用人上，曾国藩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体现了他慧眼识英才的一面。“忠义血性”是他选人的核心标准，除此之外，归结起来还可列出四条基本标准：有治民之才，不怕死，名利心不是太重，能吃苦。这四条是非常朴实的用人标准，强调的是人才的综合素质。此外，他对自己的选人行为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在选用人才时，他会要求自己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用人之心真诚。这方面，曾国藩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因而时时从自我做起，堪称以身作则。桐城有一位名叫方宗诚的人，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第一次到安庆拜见曾国藩时的情景和感受。当时，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和手握重兵的湘军统帅。但令方宗诚没想到的是，曾国藩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老教师：“凡属士人来求见，无不立时召见，退则记其人言语气象如何，皆笔之日记。在总督衙署设置了一个箱子，专门接收各方人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晚上定时开视，有可采纳的，立即施行。予初次见面，以公虚心纳善，知无不言，公皆笑纳，临行书楹联以赠，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盖以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其二，用人用长，不求全责备。人本身是优缺点共存的矛盾体，作为用人者来说，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具有察人之长的能力和用人之长的底气。如果一味地用高眼光苛求于人，甚至因为一些小毛病就全盘否定一个人，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无才可用。
其三，不拘一格，敢用怪才。人的性格千差万别，人的特长和行事方式也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做到任人唯贤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才”能真正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能看到自己的前景。曾国藩曾遇到一位叫聂仲芳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考功名而在广州做洋务。聂仲芳回答说：“今日中国不缺官，候补官员数不清。我不愿去凑热闹。所以出来学技术、管理。”同时他还向曾国藩提出：“江南机器总局不善经营将会倒闭。”当即还提出了解决办法。曾国藩见聂仲芳的见识远超于当时的读书人，当即以爱才之心将他揽到身边留用。
其四，对人才赏罚分明。人的本性中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理，对这种心理，既不能迎合，更不能打压，而应该有成全之心，让其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李鸿章担任他的幕僚时，性情非常散漫。对此，曾国藩曾当众训斥过他。不过，他发现李鸿章天资过人，将来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而，他又做到不失时机地褒奖和鼓励。最终，李鸿章在后来成了他最为倚重的人才。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优秀的人才，如果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往往难以有所作为。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清政府的吏治相当腐败，官场上的丑闻层出不穷，贪赃行贿之风盛行，中饱私囊和以权谋私也到处可见。然而，在这种大环境下，曾国藩却能做到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实在是很难得。针对官场以权谋私的恶习，他提出了一句在今天看来都十分难能可贵且朴实的话：“不靠做官发财。”
人们谈到曾国藩，总是会将他与平定太平天国联系在一起。其实，曾国藩的成功更大程度上还在于他的为官清廉。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清”字箴言：“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为此他还发誓道：“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毕生都在践行这句话。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诫后人：“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曾国藩从开始当官到后来位高权重，他始终都将清正廉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身作则。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人情往来，他都保持着俭朴的作风。在他看来，如果当官以发财为目的，还不如回家种田自在。面对官场上的腐败习气，他这样说道：“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逢年过节给直属上司送礼，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情往来。但曾国藩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诱使一个人走向以权谋私的诱饵。要想做到清正廉洁，就要从拒绝这些日常的“人情往来”做起，一开始就要防微杜渐，筑牢心理防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下属的一些馈赠，包括出于人情往来方面的宴请，他都坚决拒绝。对家人和子女，他同样严格要求，绝不让他们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要求道：“沿途州县有送迎者，除不受礼物、酒席外，尔兄弟遇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情也。”
对功成名就的胞弟曾国荃，曾国藩写下这样一首诗来劝勉他：“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首诗中的屠羊说是春秋时期的人，为楚昭王复国立下过功劳。他功成名就后，不接受高官厚禄的封爵，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法度为准，过起了隐于市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该诗的用意十分明了，就是告诉弟弟，为官要效仿屠羊说，把一切看开，清正廉洁方得自在，蝇营狗苟纵使能逞能一时，回头再看，也不过是一片浮云。
曾国藩时刻把清正廉洁放在心头，在金钱和利益方面则显得十分淡薄。在这一方面，十分值得后人推崇和效法。4.效仿唐代武则天之法，鼓励举报贪污不法官员
唐朝时期，武则天在登位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随时掌握民情尤其是官员的动态，下令设置铜匦来接受臣民们的举报信或意见书。这个铜匦与今天的意见箱相似，是一个方形的铜制匣子。当时，武则天对臣民投书铜匦的内容也进行了分类。她命人在铜匦上分别设置了四个投书口：东面的叫延恩匦，接收歌颂或希望得到官爵之类的书信；南面的叫招谏匦，接收时政言论和诤谏类的书信；西面的叫申冤匦，接收喊冤叫屈的书信；北面的叫通玄匦，接收各种灾变或告发密谋之类的书信。为了及时掌握书信内容，武则天下令成立了匦使院。另外，她还制定了奖励和保护举报人的政策。
没想到一千多年后，曾国藩效仿了武则天当年的做法。他命人在衙门门口设置一个木匣，为其命名为“举劾箱”，用来让军民等举报贪污、受贿等不法官员，并对举报人加以保护。在当时官场贪污成风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曾国藩想以一己之力来扭转官场颓风，不如说是他在整顿吏治方面所做的一次尝试，其中还包含着他想以此网罗到清廉人才的愿望。不过，不言自明的是，当时世风日下，官员越来越腐败，官场越来越黑暗，加上战事频仍，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力改变现实。他所推行的反贪污措施只能起一时之效，不会有什么较远的影响。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反贪污思想及举措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迅速给出指示：禁止官场上奢华相迎的场面。在他的大力干预下，这一方针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或许受到这一情势的鼓舞，他来到安徽祁门后就派出自己的幕僚对两江地区所有府道以上的高级官员进行考察。同时，他又让当时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汇报自己及其下属的工作，还让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的形式陈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然而，曾国藩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做法竟然得到了另一种响应。当时，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以及所节制的浙江省的各级官员无不以汇报工作为借口行巴结讨好之事。一时前来送礼走门路的官员络绎不绝，将通往两江总督临时驻地祁门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对此，他赶紧命人在路口设立岗哨、张贴告示，这才把前来走后门的官员挡了回去。
不过，这个情形对曾国藩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此时，他对清朝官场的腐败以及自己所辖地区大小官员的糜烂作风心知肚明，也认识到了这两个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不高。当时，他还有力挽狂澜的雄心，筹谋着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将江、浙、皖、赣四省的巡抚全部撤换，府道以上级别的官员一律重新换人。为此，他除了继续派幕僚对高官们进行秘密考察外，还自撰对联鼓励他们做好工作：“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同时，他还要求辖下各级官员把这副对联抄写一份并挂在自己衙门的门口，每天都看一看。此外，他还派人在辖区内的大街小巷张贴告示，让官民们互相检举揭发，以此打击那些不法官员。这一举措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各级地方官员都有自知之明，贪污不法的行为一时少了许多。
与其说是受这种表象鼓舞，不如说是受这种表象蒙昧，一时之间曾国藩整顿吏治的信心大增。随后，他就效法武则天当年的做法，在衙门门口设立总督箱，美其名曰“举劾箱”。
曾国藩的这些整顿吏治的举措自实行以来，民心大快，各地官员惊慌失措，如坐针毡。据说，当时的祁门县令因为觉得自己会首当其冲，就在情急之下做出了一些应对动作。
当时的祁门县令名叫包人杰，他声称是包公第35代孙。在平时，鱼肉百姓和贪赃枉法的事他干了不少，可以说严重辱没了自己的祖宗。他被曾国藩的举措弄得胆战心惊，夜不能寐。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他看来，曾国藩新任两江总督的第一把火指不定就烧在了自己身上。后来，他想到了一位七十多岁姓施的师爷，该师爷在官场上混迹了五十来年，是个老江湖，于是他就备上厚礼前去求教。施师爷果真附耳给他支出了妙招，让他一时之间喜笑颜开。
紧接着，在第二天例行拆阅举报信时，曾国藩看到一封举报信，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这封信举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曾国藩本人。信中举报道，在曾国藩的授意下，他的弟弟曾国荃打下吉安后，将两万多两银子运回老家荷叶塘私用。该举报信还提到，湘军每攻下一城，都会纵容兵丁抢劫，他们的行为与土匪无异。
翌日，就在曾国藩还颇感纳闷的时候，他又收到一封更上纲上线的举报信，说曾国藩私设厘局，有谋反之心。此外，还有诸如此类无中生有又让人非常头疼的内容。尽管人常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曾国藩看着看着不由得冷汗直冒。就在曾国藩寻思对策时，恰遇军事危急，战场形势不利。此后，曾国藩再也腾不出精力来整顿吏治了，只得拆了举报箱急匆匆地赶往前线指挥打仗。
就这样，在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下，曾国藩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整肃吏治、反贪污的行动以虎头蛇尾的方式不了了之。了解曾国藩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是曾国藩愿意看到的情形，实在是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这样。
不过，从曾国藩反腐反不法行动的失败中也可看出，此时清王朝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即使不遭遇军事危急，曾国藩也不可能单手擎天。可以想象，在当时像曾国藩这样想拯救清朝于水火之中的一定大有人在，但对一个伤筋动骨的肌体来说，没有真正的良药，单靠个人的意愿显然是于事无补的。另外，从曾国藩本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天下皆知的事实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每次打了胜仗都会纵兵抢掠。因此，常出现的一个情形是，通往湖南的水陆交通线上有川流不息的运送财物的船和车。曾国藩纵有满腔的报国之志，政治吏治之心，他能拿自己的家人和部属开刀吗？可以说，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不管曾国藩当时能不能做到整肃吏治，对后人来说，他提出的整肃吏治、反贪反不法的举措和理念是深入民心的。如果这些举措和理念能够得到执行，一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从这点来说，曾国藩确实是一位不错的从政者。5.在人屋檐下，也向小吏把头低
曾国藩生活俭朴，为官清廉，每到一任，他都严肃法纪，将整肃官风当作自己必要的职责。他为官几十年，都是这么来要求自己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大清官呢？另外，曾国藩整顿吏治都是针对自己管辖范围内比自己权势小的官员。那么在整顿吏治时，他是不是像包公那样雷厉风行、不向权贵低头甚至敢拿权贵开刀呢？下面，还是以事实来作答。
现代青年学者张宏杰通过研究后得出结论，曾国藩仅在京城为官时就存在“灰色收入”，并且这种收入在他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相当高。所谓“灰色收入”，指的是介于不法收入和合法收入之间的收入。例如，一个人在工作时间从事兼职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就可称为灰色收入，也可指收入虽不合法，但大家都会默许的收入。那么，曾国藩的灰色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官居七品。当时，他全年的合法收入一共有一百三十两。不过，这一年他取得了“九十八两五钱七厘”的灰色收入，来自六位地方官员的馈赠。按照清朝制度，官员之间禁止互送钱财，但当时的风俗准许，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入灰色收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职位和薪资不变。这一年，他去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有了可观的意外收入：“四川制台送银一百两，四川藩台送银一百两，四川将军送银五十两，十二名考官送银五百一十三两，录取的考生送银五百两，另外四川全省官员又以公家名义送银两一千四百两……”曾国藩此趟四川之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当时按制度，京官出差都有足够支使的费用，而且行程中的住宿全都免费。当时，朝廷禁止京官收受地方官员和百姓赠予的钱财。在当时，曾国藩此行的灰色收入是很大一笔钱。在我们现代人来看，曾国藩是个十足的贪官。但是，曾国藩去四川主考时，并没有自行索拿，完全是别人主动奉上的。这在当时是合乎官场潜规则的——只要不盘剥老百姓、不私吞公款、不替人走后门，收他人赠予的钱就算不上贪污。由此，门生给老师送钱，地方官给京官送钱，同乡、同僚间互相送钱，都与行贿无关。
在中国古代，这种悖论现象一直都存在着。如果将这种现象也看作一种贪污，可以说在曾国藩的那个时期，清朝已无清官。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没有这些收入，官员维持一家的生计很困难。从曾国藩的俭朴、严格要求自己和清廉的作风以及对老百姓相对宽厚和有心改变官场陋习这些方面来看，他在那一时期可算得上是难得的清官了。
有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功并非取决于他勤于职守、严于执法，主要取决于他会做人。他每到一任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整顿吏治。但是，在遇到权势比自己高的官员时，他会做人的一面就会充分展示出来。他会非常圆通地与这些权贵打交道，必要的话，哪怕对方是个不名一文的小吏，他也会选择低头。
同治七年（1868年），随着江淮一带的捻军和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被消灭，清朝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这时，曾国藩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报销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的报销程序是：先由曾国藩将军费开支统计好并编成册，然后送户部审查，审查合格后才呈报皇帝核准。在这个程序中，户部的职责是审查报销者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果户部这一环节没通过，报销之事就会泡汤。那么，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户部审查呢？在当时官场普遍贪腐的情况下曾国藩也知道，自己报销的事项哪怕是严格做到有一报一、没有一点虚报内容也会被户部官吏们刁难一番。而一旦他们高抬贵手，那么即使是虚报的事项，也会顺利通过。怎样才能顺利通过呢？当然是发挥钱的功能。当时，朝廷上下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要想顺利通过户部审查，得先奉送上“部费”。
所谓“部费”，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活动经费，用来疏通户部负责审查报销事宜的大小官吏。当时，这笔费用主要用在具体经办审查的书吏身上，这些书吏们没有工资，就靠部费这类灰色收入来维持生计。曾国藩是个把清廉时时挂在嘴边并躬身践行的人。按理说，对这种公然的贪腐行为，身为朝中重臣，他应该挺身而出，大加挞伐并严加整治才是。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随俗从流。不仅如此，他还极力周全此事，为自己的行进之路排除障碍。
为了使报销事项能顺利通过，曾国藩非常主动地奉送了“部费”。他托李鸿章向户部打听这次报销需要向户部奉送“部费”的数额。李鸿章派人打听后，马上回信告诉他，户部的官吏们贪心太重了，需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少一分也不行。当时，曾国藩要报销的饷银大约为三千万两。所谓“一厘三毫回扣”，就是每报销一百两银子，要给书吏们一两三钱银子。按现代的算法，回扣率是1.3%。也就是说，要想让这次军费顺利报销，先要向户部的书吏们奉送上高达40万两银子的部费。
曾国藩得知后，吓了一大跳。40万两银子，怎么能拿得出？即使能拿出，又如何能答应？以曾国藩做人的理念和为官的原则，到此，他完全可以将户部官吏索拿好处之事如实上报皇帝，以实现他整顿吏治的愿望。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委曲求全。他让江宁布政使李宗羲托人与户部书吏们进行讨价还价，李宗羲随即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在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户部书吏最终做了极大让步，将部费降为8万元。
就在这时，朝廷关于报销事宜的批复到了。批复中回道，朝廷念曾国藩他们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过程中建立了巨大功勋，决定将以前朝廷所拔的所有饷银一笔勾销，不用报销了。曾国藩见到批复后，感激涕零。针对此事，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这样说道：“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朝廷已经发话了，以前的军费开支不用报销了，曾国藩也可将用于报销打点的8万两银子的“部费”省下了。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照例将这些银子奉送给了户部的那些官吏们。他这样做，当时身边的人都理解。因为自古阎王好过，小鬼难缠，以后求户部的地方多着呢。在没办正事之前“孝敬”他们，以后说话办事就方便多了。
从坚持向书吏们送“部费”的事情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做的整顿吏治的行为基本上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而对职责范围外的事，他同样是随俗从流。这说明，曾国藩是个实干型、忠于职守的官员，而不是一位或者说无法成为兼济天下的雄才。第二章仁民爱物
依托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功劳，曾国藩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受到了清王朝前所未有的嘉奖。与此同时，他的仕途也更进一步，成为掌管京畿重地的首要大臣——直隶总督。也许是受这诸多因素的鼓舞，曾国藩更加勤政为民、忠于职守。在前往直隶赴任的途中，他开始察访民情、了解民意，期望能以一己之力让清朝转危为安、江山永固。
一路走来，曾国藩发现，自己原先总是抱怨两江地区的官员素质低下，没想到在天子脚下，官员的素质要更低。看到这一现实情况后，他决定大力整顿整治，惩治贪腐行为。然而到任后，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直隶地区的积案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清理，民心将会不稳，统治基础也会动摇。于是，他在着手整顿吏治的同时，也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了清理积案上。
在清理积案时，曾国藩以关心民生疾苦为己任，亲自部署并抽调精兵强将，通过建章立制和树法立矩来规范和引导清案工作。在他的高度重视和亲历亲为下，整个清理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1.升任直隶总督，上任即清理积案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感叹两江地区官员的素质太低，萌生了更换一些官员的想法。只不过当时他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这个想法也就搁置了。同治七年（1868年）7月，他奉命出任直隶总督，他发现与天子脚下的官员们比起来，两江地区官员的素质还是相当高的。
在赴直隶首府保定任职的途中，曾国藩格外留意直隶的吏治。一路走来让他大感惊讶，在直隶官场，“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到直隶衙门后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些直隶官员到任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升过一次堂。他上任后发现，必须立即开始清理积案。
曾国藩发现，由于历经长达近十年的战乱，直隶的吏治已十分败坏。仅从审案的角度来看，各级衙门积累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多达4万余件，最长的案件搁置达八九年。单就保定府衙来说，由朝廷交办的重大京控案件达130余件。对此，他亲自拟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又命直隶按察使张树声制定《直隶清讼限制功过章程》十五条，其中对官员清理积案的功过做了明确细致的赏罚规定。曾国藩把清理积案当作整顿官风的要事，期望通过自己的整治，能使官场风气有所转变。
在清理积案的过程中，曾国藩以身作则，遇到大案要案，他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参与审理，以此来为下级做表率。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位名叫张世沅的犯人被判了绞刑，缓期执行。他认为该犯人罪行较重，应该判为绞刑且立即执行。不过，他又觉得人命关天，还是写信与按察使商量。由此可见他在办案方面是相当慎重的。同时，他还注重将有经验、有能力的官员充实到清案第一线。此举大大提高了清案效率。就所取得的成绩来看，这一举措十分必要。从曾国藩自己的总结中可以看出：“自上年四月开办起，至十一月底止，共八个月，历据各属审结，并注销、息销七年以前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起，又结八年新案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一起。”即从1868年4月起，到该年的11月底，在8个月的时间内，直隶全省共审理完结、注销和息销该年以前的积案12 074件，该年的新案28 121件，共计40 195件。除了95件因未抓获案犯的旧案无法审结外，基本上解决了直隶省大部分的积案问题。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就清理完大量积案的呢？这从李鸿章的一份奏折中可见一斑。
李鸿章在该份奏折中说道：“……查直省幅员辽阔，风气刚强，讼狱颇多，迥非他省可比。审办稍延时日，即不免拖累无辜。臣与藩臬两司，随时督饬各属，遵照定章，实力奉行。将积案、监犯、押犯、逸犯四种，分列管收。除在按月开报单册，遴派妥员，详细稽核，视迟速以别勤惰，定功过以示劝惩。复因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限不结。并饬查照例章勒限严催，分别功过，认真考察。其自理案件，初以起数较多，月报折内不叙事由，易致牵混，通饬一律逐细开报，藉可核其讯断是否允协。至案内人证，最虑书吏私押诈索。于委员密查外，复将前人所辑戒押班条谕刊发各属，令其依照查办。其押所悉令移至署内，以仁弊混。盖以狱讼为民命所关，审结之迟速，民生之休戚系之，多方申儆，庶免日久生懈。兹查自同治十年十一月起，截至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共计结销新旧各案十三万五千一起，为数甚巨。现仅实存一千一百二十四起，不及每月新收之半。凡无辜被牵之民，得免拖累，该员等不无微劳可记。”
从李鸿章的奏折中可知，从1871年11月到1873年12月底，共结销各类案件多达135 001件。除了清案效率高，清案的效果也是卓有成效，“凡无辜被牵之民，得免拖累”。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曾国藩已被朝廷再度任命为两江总督。因而，从这年8月起由李鸿章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不过，尽管清理积案的工作由李鸿章接续，但清理积案的方法和措施仍是沿用曾国藩的那一套。所以，从这份奏折中仍可看出曾国藩当时的做法。这些做法，大体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案件进行分类。将积案与收监的犯人、在押未审的犯人以及在逃的犯人联系起来进行分类。分类后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管。这样就能让每个人明确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从而杜绝了官员之间扯皮、推诿等事件的发生。
再就是设定期限。合理的期限能够让审案人员加大工作力度，节省时间，实际上就是提高办事效率。但如何避免在审案过程中出现走过场、避重就轻、徇私枉法或假公济私的现象呢？这就要做好考察工作：通过明察，来探知官员审案的水平、效率，负责的程度和判案的正确性；通过暗访来考察官员的品行、职业操守等。
从时间上来看，曾国藩本人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前8个月内就审结出积案4万多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效，显然与曾国藩本人的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这个过程中曾国藩的行事方式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效法的。
第一个点，勤政。曾国藩认为，“勤”是为官五要诀之一。他本人也是以身作则，“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
第二个点，习劳苦。曾国藩认为，“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多次教育子弟们：“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什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身为官员，就肩负一方重任，情系一方百姓，必要时就得为民事而赴汤蹈火。没有吃苦耐劳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成不了敢作敢当的官员。
第三个点，能干事。仅有好的品行和修养是不够的，为官的职责就是办事。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办法，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所有的结果中，效率和效益同时最大化才是最好的。
在查积案过程中，曾国藩把这些要求用在了任人、用人上，用它们来推动工作和考察官员们的工作成效。他的这种严于职守、雷厉风行和克己奉公的作风实际上起到了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缓和社会矛盾、重树政府形象的重要作用。2.体味百姓疾苦，高度重视民间重案
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伊始，之所以把清理积案放在其他工作的首位，是因为他事先通过走访调查，对当地老百姓的愿望有最切实的了解。“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通过实地了解，他认识到，“窃维讼狱为民命所关，审办之迟速，民生之休戚系之”。所谓的“民生”，并不仅指的是老百姓穿衣吃饭这类事，更重要的是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由此，老百姓所急切盼望的清理积案一事就成了曾国藩眼里最大的“民生”。
在清理积案的过程中，曾国藩有效地运用人力和物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能深刻地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以民生为念，这既是曾国藩为官的信条，也是他终生践行的理念。
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当太平天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南方迅速扩展时，曾国藩就感到清王朝的根基开始出现动摇。这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百年未遇，以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然而，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清王朝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政策，听任长江沿岸的官吏们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实是贪官污吏胡作非为而让老百姓失去生存的希望所导致的。同时他还看到，在长江沿岸，尽管太平天国军队未到，但政治危机已经存在，只要有人煽风点火，就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力。为此，他奋笔直书，于该年12月向皇帝上了一份《备陈民间疾苦疏》。
在该奏疏中，曾国藩将各种空前严峻的问题罗列出来，充分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清晰认识。奏疏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曾国藩以清朝赋税重地苏州、松江、镇江和太平四地老百姓为例，指出他们所承担的田赋钱粮太重。“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籍，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这段话充分体现出曾国藩对官逼民反的根源的深刻认识——官吏们全力逼迫老百姓交税，甚至不惜动用粗暴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在老百姓心中变成了酷吏。可是，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催不齐税赋，他们自己就会被官府责罚。官吏们对抗不过官府，就只能把气撒在老百姓身上。周而复始，官逼民反的局面就形成了。曾国藩认为，民间疾苦实质上是由银价太高造成的。老百姓手头上只有大米，而大米兑换成银两时，价格太低，也就是米贱银贵。
其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曾国藩以中原地区出现的现象来说明盗贼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中原的一些地区，盗贼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等。老百姓为此告到官府，执行稽查的官吏们却以焚烧案发地的民房来摆威风，而差役们则借案件来讹诈当事人的钱财。对此，老百姓只有忍气吞声，无力再告。更为严重的是，官吏与盗贼沆瀣一气，对老百姓大行勒索之事。曾国藩指出，这种普遍的现象已经让一些老百姓倾家荡产了。
其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曾国藩以他在刑部任职时的经历为例，指出遇到老百姓告状的案子，官府最终大部分都判原告犯诬告罪；以上京城告状为例，指出接案官员可为督抚，也可为钦差大臣。可是在京城中，督抚从不亲自过问这些案件，只交给首府提审；首府办案官吏根本不提问案由，而是通过折磨和恐吓的办法逼迫原告招认自己是诬告。如此一来，冤案形成，老百姓冤上加冤，苦不堪言。
很显然，在那个官场普遍腐败的时代，他本人无论对社会有多么清晰的认识、多么大的报效国家的愿望，最终都只会落得个无可奈何的结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改变当时的社会局面，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无论是谁，最后的结局都只能是无力回天。不过后人可以从这件事中清楚地看到一点，即曾国藩关心民生疾苦，具有改良社会的宏愿。因而，当他走上直隶总督之位后，很自然地就把清理积案当作了头等大事。
除了对百姓疾苦表示出深切关怀，曾国藩还把这种理念充分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在他赴任两江总督之前，清王朝还处于与太平军作战时期，这时，他就从减轻老百姓的疾苦入手，向官场上的一些陋习开刀。因为在这些陋习的支配下，各级官员都把贪婪的手伸向了老百姓，这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动乱。
例如，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各地的“附加税”不断攀升，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道光年间，江苏省内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老百姓在交漕粮时，可以用二千文钱来抵一石漕粮。但到了咸丰时期，各级地方官不断地提高税收水平，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至八倍。一石米需要花八千、十千甚至十八千文钱。结果，太平军一到，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纷纷追随，这是真正的官逼民反。
在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收复江西全境时，曾国藩开始减轻老百姓的赋税。江西省当时田赋的附加税率在120%至170%之间。后来，曾国藩将附加税率降为50%，漕米改为收银二两。经过这项改革，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大为减轻。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整治各种向老百姓乱收费的不法行为，惩治地方官的歪风陋习，如“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成为两江总督后，曾国藩针对官员和士绅写过多篇文章。在《劝诫州县四条》中，他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关注民生疾苦的必要：“二曰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把执法同惩恶扬善结合在了一起，指出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时效性。其中重点提到了结案问题，他指出，对积案“不讯不结”，实质上就是“不分是非”，最终会导致“害良善”。这应该是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大力清理积案的认识之源和动力之源。
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后把清理积案当作首要公务，树立规矩，亲抓亲管，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充分说明他内心中装着老百姓，愿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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