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戴维·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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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传试读：
前言
我向来不喜欢昆虫，直到有一次，我把一只虫子的内脏扯了出来……
更准确地说，是用镊子夹了出来。2011年，我在生物学家尼克·古铁雷斯的实验室里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节昆虫标本制作课，实验对象是一只粉红色的蝗虫，又名土蝗（西笨蝗）。这只红粉佳虫得自朋友的一次亚利桑那州昆虫之旅。按要求我得先把虫子填充好，才能将它放在玻璃箱里展示出来。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实验室里，尼克准备好制作标本的刀具和标本针，打算在聚苯乙烯泡沫板上对蝗虫的六只足进行处理。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嘱咐我切开这只粉色小虫的腹部，取出内脏。
这次作业整垮了我，却也催生出一个更好的我。
我切开了这只蝗虫。它的身体好比一个有机盒子，像魔术师的帽子一般组织有序，从里面涌出了黑暗、腐烂的物质。这可不是平时撞到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那种虫子尸体。这只蝗虫是一枚微型奇物，身体里包含各种器官和零件，构造复杂。我的皮包在它那光滑多节的肢体面前相形见绌。在昆虫身上插针制作成标本已有几百年的传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尤其钟爱这种操作，而且它竟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昆虫的喜爱之情。我的脑子里充满着对昆虫的好奇，不禁想到：人类和虫子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踏上了探索昆虫世界的全球之旅：在纽约，我用自己的血喂养了一罐臭虫；在巴西的贫民窟，我从行驶的货车上放飞了抗寨卡病毒的蚊子；我去了东京的一家甲虫宠物店；我去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尸体农场，那里的地面上密布着黑油油的蛆虫；我在爱琴海的一个海岛上度过了数个闷热的夜晚，当地人将他们越来越长寿的原因归结于一种稀有的蜂蜜……另一个促使我踏上这一系列旅途的动因是，我想搞清楚21世纪的人们对昆虫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年来的科技进步揭露了更多关于昆虫的秘密，三维扫描技术加上越发精良的微型无人机，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昆虫的飞行原理；灰尘大小的微型电脑可用来跟踪查明蜜蜂的灭绝原因；机器可以通过切割昆虫分子帮助我们研究抗生素；甚至，就连西方人也对他们曾觉得反胃的事情——吃虫子——燃起了兴趣。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似乎有一股神秘的无形力量将地球的生态系统糅合成一个整体。
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远在高处的神灵主宰着地球上的生命进程，但他们错了。真正的答案藏在你的鞋子里，或苍蝇拍上，或你的皮肤上。你总是把它们视为屋内常见的害虫，然而，总的来说，昆虫在微观层面操纵、推动和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而且，这个过程长达4亿年之久。
动物王国的75%的“臣民”都是昆虫。用甜点来打个比方，人类和狗、袋鼠、树懒、水母、土拨鼠、葵花鹦鹉，以及世界上其他生物只构成了一块蓝莓馅饼的1/4。和昆虫相比，人类不过是蓝莓馅饼的饼渣儿。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数量级可达1019的昆虫世界。用具体数字来表示，看上去就是这样：人类：7 400 000 000昆虫：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昆虫在这场数字游戏中是获胜的一方。每一个人对应着14亿只昆虫。2013年，新闻网站Reddit上的一个用户公开发问：“如果地球上的所有昆虫突然决意铲除人类，会怎么样？”一位注册名为Unidan的用户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昆虫版末日决战》的幽默文章。文中用两种昆虫来举例——毕竟，用不着很多昆虫参战。光是蚂蚁这一种昆虫就可在生物量上与人类等量齐观，它们能钻进我们的鼻孔，导致我们窒息而亡。
庆幸的是，昆虫不太可能与我们开战，至少不会以这种方式。它们短暂易逝、无休无眠的生命花费在繁忙的任务上，包括为80%的可食用植物授粉，循环利用腐朽的有机物和粪便。（否则，地球得有多么臭气熏天。）这些都是对人类有益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服务，也是地球上的生命欣欣向荣的原因。但事情的另一面则是罄竹难书的控诉：残害农作物，侵犯住房，重创森林，几千年来不断给人类和牲畜带来疾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等。
我们居住在一个由昆虫统治的世界里，难道我们不应该知道它们是怎样影响世界的吗？更重要的是，在数量远远少于昆虫的人类中，谁又有勇气和智慧向它们寻求一个满意的答案呢？
还好有这么一群如他们研究的昆虫一样与众不同的人在寻求着答案。这群不可小觑的人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当虫子靠近时，他们是那种不会畏缩的人。他们的眼光超越了昆虫的上述负面属性，他们注意到了受人类深度影响的问题（比如人类的迁居、杀虫剂的滥用等）。当大多数人都藐视这些小动物，不亦乐乎地按下雷达杀虫剂的喷嘴时，我遇到的这群人却难得地以自己的方式与昆虫对话，阐释昆虫与人类的关系，揭示平淡生活中的奥秘。
德国科学家弗兰克·克雷尔是一个行走的“档案柜”，他搭建起人类与昆虫之间的学术桥梁。他主要研究粪便，或者说，是众所周知最擅长运输粪便的蜣螂。我到丹佛自然科学博物馆去拜访他时，他将我带到地下二层。打开双扇门，是一间光线明亮的收藏室，一排排色泽[1]柔润的白色陈列柜垒得高高的，每一个都有20英寸深，装满了像硬糖块一样色彩斑斓的昆虫样本。克雷尔拉开其中一个陈列柜的一只抽屉，里面有我在科罗拉多的住所后院抓到的那种蜣螂。他满怀爱意地看着自己的藏品。“我也得到了一点儿收获啊。我是一名专业的昆虫学家。”克雷尔这样评论自己的职业。
他的意思是，以研究这些小东西之间的细微差异为职业的昆虫学家，虽大都不受民众赏识，却仍热情不减地工作。克雷尔致力于研究野牛粪便如何影响草地生态系统中的动物群体。当我问起他是怎么找到如此多的甲虫时，他愉快地讲起自己捕捉昆虫时用到的“陷阱”装置。他将一根木棍穿过一个纸盘，把纸盘支撑起来，纸盘下吊起一个茶包，下面放一杯水。你可以想象在一个露台上悬浮着一个诱人的开放式酒吧，甲虫受到茶包的诱惑就会爬过去，然后被困在那里。“那个茶包里装着什么？”我问。“粪便，人的粪便，因为它尤其难闻。”他微笑着说。
如此这般，我被深深折服。我与昆虫学家的第一次见面收获颇丰。克雷尔是我当记者时遇到的最有趣的科学家。虽然我的调查变得越来越离奇，但也越来越让人肃然起敬。关键在于，昆虫学家会做一些你我通常都不会做的事，他们总是想揭示昆虫身体内部绝妙的运作方式。
故事中的主角个个都是兢兢业业、智力超群的专家，他们做着影响深远的事情。而我则是个怪人。在2011年前，我与昆虫的唯一“互动”就是孩提时代玩过的一种叫作“噼啪”的棋盘游戏，这种游戏在20世纪90年代很盛行。所以，请语义学专家们原谅，有时候我说的虫子包含昆虫、蛛形纲动物、蠕虫、多足类动物（包括千足虫，对九寸钉乐队的粉丝而言）等。
总之，本书堪比一个手工雕琢的珍奇陈列柜。这些人、这些研究、这些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昆虫世界的万千。关于昆虫的学术论文数量之多，可以塞满一整个图书馆，其中的术语更是多到令人目不暇接。但我曾身临其境，我希望你也能喜欢那些吸引我的古怪的东西。我仿佛一只蜜蜂，在小小的奇妙旅行中采食花粉和花蜜，返回蜂巢时，便有了本书。[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第1章昆虫精品店
掩藏在Soho（居家办公）商业区时髦精品店中的那扇青灰色的门并不起眼。一开始我走过了，没看见锈蚀的铜牌上印有“107号泉”的地址。我盯着门铃想确认住户是谁，终于看到了“史蒂文斯”这个名字。名字下面是大写的巴斯克维尔体的“昆虫学”一词。
透过安全玻璃，我瞥见倾斜的楼梯上出现了一个瘦高的人影。他朝我走来，身穿迷彩工装短裤、印有章鱼图案的T恤衫，脚踏一双系带徒步凉鞋。此人名叫劳伦斯·福尔切拉，或称洛伦佐，就是他邀请我来到这个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的独特之地的。他那颇为时尚的秃头、下巴上的胡须、硕大的银耳饰，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再加上他素日的技能，让人恍惚觉得他仿佛一个现世精灵。这么说是因为，打完招[1]呼后，我们上楼进入一个有400平方英尺大的房间，在那里，洛伦佐和几个工匠能令死虫焕发生机。“我们一年要处理几千只虫子。”他说。这个房间是由公寓改造的，我们走过巨大的玻璃展示盒，里面陈列着“栩栩如生”的标本。这座祭奠生物多样性的圣殿充斥着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氛围。举止轻柔的标本制作师，或者说昆虫入殓师，将昆虫的翅膀展平，把触角重新摆正，像要接收更清晰的无线电信号一样。他们在这里展示的有蝴蝶、蜈蚣、螽斯。他们在一天之中与昆虫的亲密接触，比你我在一生中的接触还要多。
这个工作间归斜对面的“进化标本商店”所有，那里可谓维多利亚时代自然学者的圣殿。想买一只在树脂里终止了生命的苍蝇？没问题。需要一只非洲葫芦阳具套？挑个尺寸吧。他们的顾客中既有杂志摄影师，花压岁钱购买人类头骨的8岁孩子，也有指手画脚想买下所有商品的日本商人。如果洛伦佐好好经营自己的团队，那么像电影制作人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自然狂热爱好者肯定愿意支付10 000美元买下一套甲虫展览品。
在洛伦佐的努力下，进化标本商店开始设立独立的昆虫学工作室。洛伦佐从1997年起便在商店里工作，6个月后他提出不再外购昆虫展示品，改为自行在店内制作插针标本。2005年戴米安·赫斯特开始从这里大量购买插针蝴蝶标本，创造了一个如万花筒般色彩缤纷的工作室。同年，赫斯特订购了24 000块彩绘玻璃马赛克。这要求近16位蝴蝶标本制作师昼夜不停地工作：所有操作步骤、成本花销、熏蒸过程和预订日期都被记录在《昆虫日志》中。
之后，标本制作师将工作室陆续搬到商店业主位于街对面的公寓楼里，就是此刻我和洛伦佐所处的位置。赫斯特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但从某时起他为了节约成本，开始从别处采购蝴蝶；然而，进化标本商店已经经营这间独立的昆虫学工作室有10年了。当洛伦佐在发给我的有关昆虫解剖学课程的邮件中，略显迟疑地提醒我说工作室因缩减预算即将关闭时，我马上订好机票，想要来这里一探虫子的秘
[2]密。
当其他标本制作师打卡下班时，洛伦佐却仍在准备着晚上要制作的标本。我在光线昏暗的空间里漫步参观，脚下的地板不时吱吱作响。前门边的金属陈列柜里用塑料鞋盒放着待制作标本，每只鞋盒上都附有分类标签，比如“直翅目”“竹节虫科”“同翅目”。这种细分永无止境，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否则听上去很像霍格沃兹魔法师的咒语。[3]在一个由淋浴间改造成的储物室里，靠墙放着一块卷起来的瑜伽垫。厨房冰箱里的冰块通常购自酒饮店，闻起来不会有冰箱内“死虫子的味道”。洛伦佐在操作台前俯身，这间屋子多年来早已留下了各路员工的痕迹：罐子里装着异形的胎儿，由泛泰斯蒂克（Funtastic）公司制造的昆虫战士封装玩偶，郎氏标准蜂巢，以及一张19世纪的“速灭”杀虫剂海报。
在桌面台灯的光晕下，洛伦佐从外卖餐盘中取出一只浸泡了一整夜的负子蝽。这种虫子是在干燥后被包装好，从泰国的村庄船运过来的。这只棕色的卵形虫还没有一个卡祖笛大，此刻它已被软化，准备出售。洛伦佐在进化标本商店有近20年的工作经验，这使他具备了一个家具推销员应有的敏锐洞察力，他能先你一步知道你的需求。洛伦佐说，收藏家们往往会痴迷于昆虫机械般的结构，而一般顾客只要求“有美感”。你喜欢橡木、胡桃木，还是红木？你家是什么样的？他说，一些具有“强烈设计理念”的人喜爱用宣纸做的蝴蝶，蛋白色翅膀上画有墨色线条；而一个刺着文身、戴着鼻环的顾客则可能对吸血的负子蝽更感兴趣。
一旦标本肢节变得干硬，你就可以从洛伦佐的标本工具箱里找到一支注射器，将温水注入它身体的各部分进行软化处理。他的常用工具还有剃刀片，用来切开下腹部摘除内脏。鼻烟勺也很好用，可掏空捕鸟蛛腹部末端的黏液。电脑音箱中放着L7暴女乐队的音乐，这支20世纪80年代的朋克摇滚先锋乐队，以向喧闹的人群扔出血淋淋的卫生棉条而出名。“我欣赏她们的勇气。”洛伦佐不经意地说着，边说边用酒精擦拭负子蝽的背部，用纸巾揩掉过多的棕色油渍。不然的话，这只虫子“看上去就会像被泼了食用油一样”。
若要向没见过负子蝽的人描述它的样子，可以说负子蝽就像长着伸缩自如的二头肌的蟑螂。它的前足有钳制功能，可以缠住池塘小溪里的青蛙和其他水生动物，偶尔也会夹住人脚，因而得名“咬脚虫”。此刻，洛伦佐为今晚的课程挑选了一只负子蝽，因为纽约人总喜欢把蟑螂当作负子蝽，而且今年夏天他们也可能会出售负子蝽。“在纽约，人们把蟑螂叫作负子蝽。我想，人们大概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公寓里也有大屁股的蟑螂吧。”洛伦佐澄清道，莫名有些激动。我暗想，负子蝽的名字的确听上去好多了。同理，佛罗里达州人管蟑螂叫作矮棕榈虫。就像人们说的：“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都芳香如故。”
洛伦佐跟很多昆虫学家一样，也是典型的特立独行之人。这份职业在外人看来奇怪和深不可测，就像他们研究的虫子一样。洛伦佐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既吃苦耐劳又讨人喜欢，与圈子里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我做这个并不是出于科研的目的。”他告诉我。相较之下，圈内资深人士更注重昆虫学分支的专项研究。例如，医学昆虫学家会想办法阻断像携带疟疾的蚊子这样的疾病媒介，农业专家则会寻找天然杀虫剂来对付摧毁山林的山松大小蠹。洛伦佐说：“我的优势就是，我不做专职工作。”他的诉求超越了生态学，而把昆虫与生俱来的美放在首位。
洛伦佐对昆虫的痴迷始于4岁时，他在位于布朗克斯的朋友家的车道上发现了一只手掌大小的死锹甲，“那是一种深烙在记忆里的东西”。那天他把锹甲拿给母亲看，母亲随即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有只犀金龟，是他父亲在弗吉尼亚军事基地驻扎时抓到的。“我意识到这些小东西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从那时起我就想要获得地球上的每一只虫子。每次看见虫子，我都欢欣不已。”
多年来他的收集方向一直不确定，最终他被皮蠹科“俘获”了。他感叹说：“收集昆虫的最大讽刺在于，如果你不妥善保管昆虫，它[4]们就会被其他昆虫吃掉。”这种事让人怒不可遏。正规的收集应记录捕捉昆虫的时间和地点，借用弗兰克·克雷尔的类比，这就好比你的日记被蛾子吃了（尽管有些人十分乐意毁灭过去的证据）。当他的虫子被消解成一堆灰烬时，他正在艺术学校学习，他因此沉沦了5年，直到他突然得知有一个大规模的昆虫销售会，由总部设在纽约的昆虫交易商蝴蝶公司主办，于是他决定重操旧业。目前，洛伦佐在哈斯廷哈德森村的一所独立公寓里储存了50万个昆虫标本。
凭借多年来观察自然状态下昆虫形态的经验和身为插画师的职业技能，洛伦佐的作品可谓栩栩如生——要不是因为昆虫外骨骼上插着细密的标本针的话。你总会忍不住赞叹它们的对称和结构之美。
从表面上看，昆虫的身体分为三个部分，从头到尾分别为头、胸、腹。这很好理解，因为昆虫的英语单词“insect”本身就有“分割”的意思。三对足与胸连接，一对触角发挥着重要功能，比如触觉、味觉、嗅觉和听觉。呼吸系统由互相连接的气管组成，通过身体上的气门吸入空气。我在这里不做深入解释，但了解得更多后，你会发现这[5]是一个无比精妙复杂的世界。“固定标本的第一步是插标本针。”洛伦佐边说边徒手用一根标本针刺穿负子蝽胸部背面的盾型结构，这部分也叫作盾片。这种常规的弹簧钢针直径为0.45毫米，带有黑色珐琅防锈涂层和尼龙针帽。按下尼龙针帽往往不费吹灰之力，而对付有螯毛——防卫性针状刚毛——的捕鸟蛛标本，却是苦不堪言。洛伦佐硬着头皮做到了。他将[6]捕鸟蛛标本放进150摄氏度的烤箱里烘干，取出后放在软木板上，然后没戴防护手套就把标本针戳进软木板里，丝毫没意识到螯毛的尖头插入了他的手指。“我的大拇指因此痒了两年，整整两年！”他揉捏着大拇指说，“断掉的螯毛让我感觉好像皮肤下面被撒上了辣椒粉。”
这只负子蝽被更多标本针固定在一块多孔的聚苯乙烯泡沫板上。标本下面垫着的纸被从昆虫体内溢出的汁液浸湿了，留下一小滩黄色印记。“每次听别人说这很恶心，我就火大。”他边说着，边用飞镖般的标本针将虫子团团围住。他继续说：“我跟你说，最让人生气的是，每当我说自己是个昆虫学家时，人们都会说，‘噢，就像电影《沉默的羔羊》里面的人那样吧’。”他听后总会点头答道：“是啊，我还会剥女人的皮呢。”我们都笑了起来，然后我唱起了《再见吧，骏马》，那段在换装桥段播放的哥特电子合成乐。
我们之间的话题转到了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和同名电影《收藏家》，故事里的绑架者恰好也拥有一些蝴蝶标本。“昆虫学家和标本师留给大家的负面刻板印象太深了。”他说。“是的。”我表示同意。他在一只姿势歪扭的足旁边插入最后几根标本针。“我想这种刻板印象应该始于诺曼·贝茨。”我俩异口同声地说道。我说，电影《勃艮第公爵》讲述了一位昆虫学家发展了一段不健康的虐待性关系的故事。他马上接着说，电影《砂之女》讲的也是一段精神虐恋，也将昆虫学家当作受害者。我认为整个社会都不怎么喜欢与死物有关的人群。“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洛伦佐说。他提到另一部由A. S. 拜厄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使与昆虫》，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男人为英国富人阶层收集昆虫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不仅解答了昆虫是什么的问题，而且使研究不断丰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些昆虫迷奠定了昆虫学大厦的基石，除此之外，这一切也离不开陈列柜的贡献。著名英国银行家约翰·鲁波克在发表于1856年《昆虫学家年鉴》上的一篇文章中表述了他对这个时期的洞见：“当下被称为昆虫的时代；我认为，本世纪至少应被称为昆虫采集时代，而不局限于昆虫本身，因为我们已经收集了一切应有之物，包括贝壳和鸟类，蕨类和花卉，草木和硬币，签名稿和古代瓷器，亚述大理石，甚至邮票。”
进化标本商店效仿闻名遐迩的巴黎戴罗勒标本店的老传统，将藏品保存在所谓的珍奇陈列柜里。戴罗勒标本店建于1831年，不仅开创了这种陈列方式，这个商店的名称也被用来给当今的某些新物种命名。社会精英私藏的陈列柜逐渐发展成博物馆的规模。有些人觉得这些不过是维多利亚版的豆宝吉祥物。尽管鲁波克对此颇有微词，但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不以做研究为目的的昆虫收藏，就如同没被读过的书一样毫无价值……但若连藏品都缺失的话，昆虫学也就不复存在了。准确描述各物种，让其他观察者能将其识别出来，是一种艺术，其难度非常大。若早有人做成此事，种种错误和疑惑则皆能避免。”
洛伦佐的童年确实充满着种种困惑。
昆虫学的核心在于严谨的观察。描述恰当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的展开，原始的细节也全仰仗准确的措辞。例如，《昆虫学史》一书提到，1世纪的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认为，蜱虫没有肛门。昆虫的起源同样令人费解。古代亚洲人认为萤火虫产生于腐草中。方济各会修士巴塞洛缪斯·安格理克斯认为，蝴蝶是种“微小的鸟”，它们的粪便能孵化出幼虫。1491年出版的拉丁文版博物学百科全书《万灵集》收录了古老而原始的昆虫木雕画，其中蜗牛的形象是一只戴着犹太圆顶小帽的八腿鼻涕虫。之后，在1602年，我们有了第一本专门介绍昆[7]虫的书——《昆虫集》。这本书的最终出版标志着昆虫学研究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相关分类法的建立。书中的木雕古旧而不失优美，但对辨识昆虫来说却过于复杂，甚至比认出8条腿的蜗牛还难。很多细节都被人为修改过，例如，蜂巢的横截面图像瑞典旅馆门厅一样；地下蚁群图居然有荷兰版画家M. C. 埃舍尔的艺术风格，显然属于观测失误。
直至17世纪，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儿仍认为昆虫源自腐物，其本身不具备繁殖能力。1668年，弗朗切斯科·雷迪否定了无生源论，他将虫子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到它们来自雌性昆虫产下的卵。（这种显微镜雏形也被戏称为“跳蚤观察镜”。）有了显微镜的帮助，17世纪涌现出大量的昆虫学插图。此后，马切罗·马尔比基通过记录家蚕变态发育的不同阶段，推动昆虫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对生物进行描述方面，解剖学已初露锋芒。简·施旺麦丹详述了不同昆虫的蜕皮情况，并在17世纪中期制定了沿用至今的昆虫分类法。约翰·雷伊在1710年出版的著作《昆虫志》中对所有分类法进行了规范。
我问洛伦佐，他心目中的昆虫学之父是谁，他说：“我想第一位昆虫学家一定降生在亚马孙热带丛林里。”他领我走到一个玻璃盒旁，里边陈列着一只彩虹长臂天牛，亚马孙部落的人们将其外骨骼上的红艳图案描画在他们的盾牌上。他又向我展示了几只精美的金属甲虫，部落居民将它们串起来做成项链。“我们谈论的东西跨越几万年的时间。一旦你沉迷其中，就会想要抽丝剥茧，层层深入。”
对于昆虫的最早描述来自公元前18000年一块野牛骨上的一幅画。我们的祖先克罗马驽人绘制的这幅图，表现的是一只穴居蟋蟀。而对人虫间互动的描绘最早也要到第一次农业革命时期。8 000~15 000年前，有人在西班牙的蜘蛛洞里发现了一幅褪色的画作，它记录了采蜜人与蜂窝的互动，蜜蜂在周围环绕嗡鸣。希望这幅画不是在表现某个探险者的死因。
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第一王朝的创建者美尼斯将东方胡蜂指定为下埃及地区的象征物。1973年的《昆虫学史》记载，胡蜂象征着人们对王权蔓延的恐惧。古埃及虫面神凯佩拉象征着创造和重生，它由滚动粪球的蜣螂化身而来，寓意太阳环绕大地运行。埃及士兵生前都佩戴圣甲虫宝石戒指，他们死后被制成木乃伊，胸前靠近心脏的位置会放置一个包裹好的圣甲虫雕刻品。
北美东南部的切罗基族有则民间故事说，甲虫从海底的淤泥中开垦出了地球上的所有土地。无独有偶，新墨西哥州柯契地族也流传着[8]甲虫起源的故事，说它扛着一袋星星，不小心散落在天空中，形成了一条银河。它感到万分沮丧，羞愧地低下头，所以直至今天，甲虫的头都朝向地面。《圣经》也为昆虫世界投下了一片阴影。每当提到虫子时，往往跟上帝的愤怒脱不了关系（比如蝗灾）。
古雅典的男女都戴有蝉形发箍，儿童也爱捉蝉玩，蝉有时还会被放置在孩童的坟墓里。雅典卫城的上方有一只铁制蝗虫，做避邪之用。在19世纪的英格兰，民间传说蜻蜓是“魔鬼的缝衣针”，会在人们熟睡时找到那些说脏话、撒谎或吵闹的小孩，把他们的嘴巴缝得严严实实。
说到分类法，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昆虫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他阐释了“无血”动物与其他动物的不同。这项研究在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直至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昆虫学之父”，其中有些人还被称作“昆虫学领域的莫扎特或舒伯特”，又或者，出于狂热的崇拜，甚至出现了“昆虫学界的荷马”。但有一位非常关键却被忽视的人物，即艺术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后来她被称作“昆虫学之[9]母”。在这些人中，故事最多的是皮埃尔·安德烈·拉特雷耶（Pierre André Latreille），他曾被一只吃死尸的甲虫救了一命。
拉特雷耶1762年出生在法国布里夫，是一位动物学家和甲虫的受益者。他从1827年起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就职，是欧洲昆虫学的领军人物。年轻的拉特雷耶因为真诚亲切的风度和对博物学的兴趣，很快就得到了资助。在上流阶层的支持下，他在巴黎上了大学。他到大街上搜寻昆虫，随身携带着至今仍被捕虫者使用的原始[10]工具——捕虫网、毒瓶、镊子和震虫布。拉特雷耶被人们称为“昆虫学王子”。1792年，他和知名的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结识。拉马克是第一位将蛛形纲从昆虫纲中分离出来的人。在拉马克的引荐下，拉特雷耶进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拉特雷耶开始为昆虫展品做编目登记工作。他的这项工作促成了他对昆虫学最著名的贡献，写就《论关于自然法则中已知昆虫的一般特征》一书。这部著作出版于1796年，为如今昆虫从目到科的细分制定了标准。他在书中总结了关于昆虫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一个丹麦人写了一篇关于昆虫眼睛的文章，一个荷兰人描写了昆虫的触角，一个瑞士绅士描写了昆虫的生殖器，瑞典人卡尔·林内乌斯（Carl Linnaeus）在1735年推动了动物命名法。博物学家逐渐将昆虫的构造知识整合成体系，之后拉特雷耶在进行分类的同时，综合了这些思想，吸纳了其他科学家对昆虫间实际关系和它们所属“族群”的理解。
分类学是这门科学的根基，而它差点儿消失在历史的地牢里。
拉特雷耶是位有工资的牧师，当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占领罗马天主教会的土地时，他似乎忘记了宣誓效忠于国家。于是，拉特雷耶在波尔多被囚禁了一年多，并被判溺刑。在牢房中，他看到一只爬行的赤颈郭公虫，正像秃鹫一样等待他的死亡。这种熏肉色的甲虫是肉食性的，经常造访腐烂的死尸。
几天后，一位内科医生发现这位昆虫学王子在牢房的地面上疯狂地爬行，像是着了这只甲虫的魔，便写信给动物学家戴维·丹马卡。医生又将这个新发现的甲虫标本拿给一位朋友看，即15岁的波利·德圣文森特，一位崭露头角的博物学家。德圣文森特熟识拉特雷耶及其在该领域的重要成果，并且意识到这只特别的甲虫是人们尚不了解的。于是，被监禁的昆虫学家派了一位信使传话：“你告诉波利我就是安德烈·拉特雷耶，我可能会死在圭亚那，而我的《法布里丘斯的种类综述》还没有出版呢。”波利的父亲和叔叔动用了政治关系，将拉特雷耶以“恢复期病人”的名义保释出来，条件是法国当局需要他时，他必须随叫随到。而他的狱友不久后就被执行死刑了。今天，在巴黎贝尔·拉雪兹神父公墓中拉特雷耶的墓碑基部，仍刻着一只赤颈郭公虫，上书“拉特雷耶的救星”。
多亏了这个小东西，我们接下来做的昆虫分类工作才更加有的放矢。
这门学科的纪元直至1826年才真正到来。利用拉特雷耶的分类系统，英国昆虫学家威廉·柯比和威廉·斯彭斯完成了四卷本百科全书《昆虫学入门》。他们从生理学和解剖学角度对昆虫构造的描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法庭科学、害虫防治、制药业和武器制造等方面均有应用。这些精细又真实的工作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著书人必定费尽心力。威廉·斯彭斯感叹地说：“在进入昆虫学领域时，我们发现最可悲的……也最令人困惑的是……一个名字对应着不同的部分，而不同的部分又对应同一个名字，一些重要的部分甚至没有名字……所以，我们通常兵分两路，有人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只为搞明白昆虫的结构问题。”《昆虫学入门》一书旨在“为昆虫学和博物学建立一扇吸引人的大门”，鼓励“具有实验精神的农学家和园艺家”去了解昆虫的更多益处。《昆虫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一书作者、历史学家J. F. M. 克拉克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愿景：“昆虫……为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提供了指导：蜜蜂和蚂蚁是典型的建筑师，昆虫的蛹展现了蕾丝工艺的精湛美学，蜂类显露出造纸术所需的卓越技能。”
慢慢地，我们会发现威廉·柯比和威廉·斯彭斯是完全正确的。有了前人建立的坚实基础，收藏者的数量激增，柯比牧师也成为公认的英国昆虫学之父。1833年，英国皇家昆虫协会成立。他们在伦敦的茅草屋酒馆里举行了多次会议，会徽是一只翅膀卷曲的寄生虫（柯比[11]捻翅虫），以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的名字命名。柯比想要弄清楚，昆虫世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也想知道。“我们过于关注这些小生物的害处，却对它们的好处视而不见，而这些好处往往多于害处。”这位睿智的牧师写道。
直到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期，人们才意识到昆虫给世界带来的益处，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农业灾难的代价。19世纪中期，一[12]场法国酿酒葡萄大虫害摧毁了近620万英亩葡萄园，于是科学家转向18世纪的昆虫学研究去寻求答案。从1854年起，美国各个州陆续开始委派昆虫学家从事相关工作，比如纽约州的阿萨·菲奇。1876年美国国会创建了一个组织，并发展为后来的昆虫局。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即便是偶尔的粮食歉收，对农民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损失。1888年左右，艾伯特·柯尔比尔和W. G. 克莱通过引进一种寄生性飞虫隐芒蝇和瓢虫，对破坏性的害虫进行生物控制。此举拯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柑橘产业，使其免遭介壳虫的侵害。1919年，一位新闻记者指出，昆虫学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无害而愚蠢的爱好了”。1947年，美国利用俘获的德国V–2火箭将动物首次送上太空，它就是果蝇。
当今，各种学术研究、新闻媒体和昆虫协会的会议（这是最重要的）都在讨论昆虫的生物学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大约出现过22个昆虫协会组织。这些协会的成员主要是淳朴的民众，他们热切渴望找到热爱昆虫的朋友。然而有时候，这些组织也可能满怀恶意。
华盛顿昆虫协会（ESW）成立于1884年，协会成员包括这个领域的先驱者，比如杀虫剂倡导者L. O. 霍华德，还有德国难民和昆虫狂热爱好者亨利·乌尔克。该协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结交朋友，以及分享蟑螂的故事。（霍华德尤其钟爱一个关于对尼古丁上瘾的蟑螂的故事。）关于协会早期的故事还包含两任会长——鳞翅类学家约翰·B. 史密斯和他的“对手”哈里森·G. 戴尔之间的积怨。在华盛顿昆虫协会历史学家T. J. 斯皮尔曼看来，尽管他们曾一起做研究，但在19世纪90年代，这两个人“逐渐对彼此产生不满”，表现在他们对昆虫的专业命名上。戴尔用一种消极进攻的手段激怒了史密斯，他“将一种又胖又丑的蛾子命名为史密斯形虫（smithiformis）”。斯皮尔曼说，史密斯表面上不做回应，实际却默默将一种新蛾子以戴尔的名字命[13]名，暗含了一丝粪便的意思。从那时起，戴尔蛾名扬四方。
当协会成员碰面时，没有人能说得过亚历山大·阿尔塞纳·吉罗。他的学术论文既表达了观点，也充满着诗意。因华盛顿昆虫协会会长持有对寄生蜂的不同意见，吉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做了一次反击：你毫发无损，只是优雅稍逊；啊，来啊，曾经的懦夫，软弱的骗子，口蜜腹剑、油嘴滑舌的修士，让我们瞧瞧你脸上还有什么禁令！
这简直就是如今言语恶毒的网站评论，或者叫口水战的翻版。洛伦佐告诉我他在一个昆虫学网站（Entomo-L）上见过这种骂战。这类可随意发表评论的论坛建于20世纪90年代，它们为昆虫学知识的交流提供了讨论平台。科学家和虫害防控工作者之间也会发生争执，尽管这并不常见。“如果他们待在一个房间里，”洛伦佐说，“一定会暴力相向。”
我浏览了一下Entomo-L网站，觉得这个论坛的功能就好像昔日昆虫协会初建时那样。用户们互相指导论文的写作，买卖标本藏品，在采集途中出借多余的乌干达昆虫。这些昆虫爱好者和专家最常见的需求就是鉴定昆虫。Entomo-L论坛的用户很乐意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在某些协会里——据一份1987年的调查报道说——业余爱好者得到的回应很冷淡。如果你需要做一般的昆虫鉴定，密歇根州立大学提供了鉴定服务。他们像分类医学网站WebMD一样，会告诉你你家后院的那只神秘的蜜蜂是否蜇人。
在19世纪昆虫学的萌芽阶段，分类学家认为仅凭眼睛观察还不够。比如，只靠蝴蝶翅膀的外部特征和色彩图案进行分类，可能会误导人，柯比和斯彭斯在写《昆虫学入门》时就犯过这种令人恼火的错误。美国农业部的昆虫学家F. 克里斯琴·汤普森说：“科学名称只是假说，而非被验证过的事实。”为了验证事实，洛伦佐坐在椅子上，将第44根标本针插到一只子弹蚁旁边。这枚标本可以在电影《猛鬼追魂》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指向一个箱子，里面有30只几乎完全一样的蝴蝶。我们用肉眼是无法分辨它们的，这些蝴蝶身上都有黑色和橙色的图案。但在羽化之前，它们是外表各异的毛毛虫。它们都属于袖蝶属，米勒拟态这种遗传特征帮助它们存活下来，这种复杂的超基因机制控制着它们的色彩和花纹的变化，使有毒的蝴蝶能互相模仿。这些小东西正是靠着这种拟态来提高它们的生存概率的。
细致观察蝴蝶的生殖器有助于鉴定物种。然而，分类学家使用的5种不同的动物命名法则让人无所适从。洛伦佐说：“如果你去翻看过去20年的一些出版物，你会找到不同层级的分类。因为它们总是无法百分之百地肯定每个名字所指，所以需要不停地更换名称。”
DNA（脱氧核糖核酸）分类法已经开始改善这种局面。2003年，加拿大生物学家保罗·赫伯特（Paul Hebert）发明了一种通用数据系统，叫作生命条形码。项目研究人员从地球的所有有机物上提取出基因材料，并制成条形码，目前已有50万个。我为了研究一个新建码的物种，专门阅读了瑞典生物学家关于蠓的分子分析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曾在1920年被描述成一模一样的两个物种，事实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物种。在你我眼中，这两个物种恐怕跟两粒花生一样毫无区别。但对于未来的昆虫学研究，DNA条形码意义深远。即使对像洛伦佐这样对昆虫分类并未投入太多时间的人来说，也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他用骄傲的口吻说：“从昆虫学兴起到现在，人们终于会说，啊，我能看出这个鞘翅和那个不一样，我们应该把这个看作一个新物种。”（鞘翅是瓢虫身上肉眼可见的坚硬的骨化前翅。）但DNA条形码依据的并不是昆虫头部的分类学特征，而是使用更加简洁准确的方法。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经历一个向电子时代过渡的时期。最近，科学家开始将过去250年积累的8 000万个标本用特殊的二维码录入信息库，这个库对公众开放，旨在推动公众对物种变迁的理解。这个系统一定会让柯比、斯彭斯和“昆虫学之父”们羡慕不已。
下面我们回到洛伦佐位于Soho商业区的昆虫工作室，他邀请我在父亲节那天参加由他领队的穿越森林的昆虫采集之旅，地点位于哈斯廷哈德森村，离我和朋友们在布鲁克林的住处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也许是邂逅其他崭露头角的昆虫学家的好机会。
古怪又复杂的昆虫有时让我们也表现得如此。例如，《昆虫学史》的作者卡尔·林德罗特（Carl Lindroth）就曾列举了18世纪的“狂热收藏者”皮埃尔·德让的例子。据说德让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在一次战斗中，他在进攻途中突然停住，下马抓住了一只他无意中发现的叩甲。他把叩甲藏在头盔里，之后继续战斗。尽管他的头盔受损，但当他发现“珍贵的叩甲完好无损”时，仍激动万分。而且，他们最后打赢了那场仗。
关于查尔斯·达尔文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达尔文是一个资深的锹甲爱好者，他经常和同僚们举杯高呼“祝昆虫学发扬光大！”。一次，达尔文手上已经抓住了一只虫，但为了抓住树上匆忙逃窜的另一只虫子，他急中生智用自己的嘴巴叼住了活甲虫。直到虫子“喷射出某种浓酸的液体时”，他才把它吐出来。
米丽娅姆·罗斯柴尔德夫人一生都对虫子抱有浓厚的兴趣，直至2005年去世，享年96岁。这位出身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世家的自然科学家尤其喜欢体形较小的昆虫，比如跳蚤。（这合情合理，她的昆虫学家父亲曾明确指出印鼠客蚤是黑死病的携带者。）米丽娅姆完全依靠自学，成为研究体长只有1.5毫米的昆虫的权威人士。她和同事利用一台每秒3 500帧的摄像机，发现猫身上跳蚤的弹跳能力可[14]达到400克力，“相当于登月火箭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加速度的20倍”。
戴维·洛克菲勒是一位富有的昆虫迷，拥有9万只甲虫的他从7岁开始就为虫子着迷。德国模特克劳迪娅·希弗也曾在孩提时代以在泥地里挖虫子为乐，特别是蛛形纲动物。从她家墙上的油画可以看出，她对陆栖无脊椎动物的兴趣很大，从她穿着的衣物中也能看出蜘蛛网给她带来的穿衣灵感。我真正想说的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对爬虫的孩童般的好奇心或者兴趣会在某个关键时刻转变为不安。但是，这些人没有。当然，自然纪录片和YouTube视频网站的浏览量足以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心理健康且心存敬畏的。
我曾遇到的最不像昆虫爱好者的一个人是位满身刺青的机械修理师，他修车已有45年，其中有27年是在奥斯卡·迈耶公司的厂房里上夜班。因为是晚上工作，所以这位叫丹·卡普斯的威斯康星州人在白[15]天收集了非常多的昆虫，装满了3 000多个长1码的手工制作标本盒。“不得不说，我对收集昆虫已经上瘾了。”这位六旬老人在电话里用一股浓重的“威斯康星口音”对我说，“我可能会死于对二氯[16]苯”。他对这种熏蒸剂的看法是正确的。展示柜里讲述着他一生的故事。卡普斯曾给昆虫交易商和其他爱好者写过数千封信，这些人都被收录在《博物学家通信录》里，在网上昆虫交易繁荣前这本书一直很实用。他的通信远达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一次他和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交换到了一只1874年的凤蝶。另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他从巴黎的拍卖商人那里换来一只欧贝鲁花金龟，如今价值2万美元，“这种虫只在坦桑尼亚某座山的一侧才有可能找到”。
像卡普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电话中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主持人那般圆润浑厚，但在一张摄于1969年的照片里，他看上去更像电影《逍遥骑士》里的角色。“我曾经长得很像查[17]尔斯·曼森”，他开玩笑说，但这与我和洛伦佐之前打的比方一样，都不怎么好笑。他有着骑手般的强壮体格，蓄着邋遢的山羊胡须。他的胳膊和肩膀上的墨色刺青是充满回忆的肉身版昆虫馆，只有当他穿着为摩托车手做的那种紧身衣时，刺青才会露出来。卡普斯解释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昆虫刺青都有重要的意义：尤利西斯凤蝶，大力甲虫，皇冠燕灰蝶，北美大黄凤蝶，甘薯天蛾，澳大利亚蜻蜓，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纷纷来他家拜访，参观这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排放得满满当当的陈列屋。“这些也是我前妻包容我的见证。我一直感激她允许我在这上面花大量的时间，她为此牺牲了许多。”他不太情愿地补充道，他对昆虫的迷恋也可能是导致他们离婚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只把藏品放在地下室是“可恶的自私之举”，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他经常把这些标本盒搬到拖车上，载着它们去美国中西部的购物中心、学校和教育中心，从洛杉矶到佛罗里达的迪士尼未来世界中心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不停地寻找展示他的标本的新机会，即使回报并不丰厚，难以支持他辞去修理香肠切割机的工作。现在他的昆虫公路之旅有点儿停滞不前了。（开他的热狗车兜风被禁止了。）卡普斯希望他的儿子杰夫能继承他的藏品，继续让它们魅力四射。“这项爱好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他说。
他还取得过一项重要的成就，即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18]把死掉的蟋蟀从口中吐出，最远达到了32.5英尺。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件事，但这其中的秘诀不在于口水。他告诉记者，要先卷起舌头制造一种“螺旋效果”，然后像发射子弹一样将蟋蟀吐出去。圣路易斯科学中心不但向卡普斯讨教昆虫的生态益处，还邀请他在IMAX（巨幕）影院的开业典礼上表演吐蟋蟀。他说，这是第一次母亲鼓励孩子把蟋蟀放进嘴里。他说只要能改变和影响人们对昆虫的态度，他在所不辞。“只要能把昆虫的美保存得更久，那么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认为它丰富了我的人生，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人生。”
从中央车站的22号口驶出，纽约市的景观映入眼帘。北行的列车在咔嚓声中行进，视野逐渐变得开阔，哈得孙河边的新泽西断崖郁郁葱葱，好像树荫掩映下的中国长城。轨道旁不时出现一些废弃的工厂厂房，列车有节奏地发出咣当声，就像搏动着的机械心脏。
我踏上哈得孙河畔的黑斯廷斯村的车站月台。这一带的木屋和商店光线充足，电线交错密布，还有一只低音喇叭用来向消防志愿部门报警。黑斯廷斯是年度乡村奖的有力竞争者。我徒步走了一段陡峭的山路才到达洛伦佐那间货车车厢般的公寓，他正在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苹果酱。他的住处光线昏暗，像个无人打理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着月形天蚕蛾、国外的照片、新闻剪报，被关起来的甲虫正在蚕食鹿蹄（为进化标本商店制作）。我很喜欢那个写着“虫子在烤箱里”的警示便利贴。
在开启今天的昆虫之旅前，我们先去了他的第二处公寓。康奈尔牌的抽屉和纸板箱里收纳着差不多50万只昆虫标本，都是他为“昆虫之神”交易项目储备的。门口靠着一个鱼竿模样的捕虫网。洛伦佐随手拿起一个网兜陈旧的捕虫竿，和我一起走到午后湿度达80%的户外。汗珠从我孤岛般的秃头上冒出来，我艰难地喘息着。“欢迎来到越南。哈哈！”洛伦佐一边说着，一边露出微笑，他手中的木柄捕虫网就像一根手杖。在我们的集合地点——山坡小学，有22个孩子和家长正在等待着。洛伦佐显得有些惊讶，竟来了这么多人。一位头发整洁的来自新英格兰的老先生斯图·艾森伯格告诉我，自从参加童子营后他就再没抓过虫子，他还能回忆起《男孩生活》杂志里的抓虫小贴士。参加这趟旅行的孩子们看上去兴致勃勃。“我们要去抓虫子啰！”一个戴着费城队球帽的小男孩冲在最前头。
轻风拂弯了我们头上的树枝，我们跟着洛伦佐沿着学校后面的木板道进入树林。他用身负重任的捕虫竿拍打着高高的花草，我无意听到一位父亲称呼他“虫网忍者”。在挥动几下之后，他把捕虫网翻卷到底，这是虫子聚集的地方。“如果你想发现虫子，可不能只用眼睛寻找。”洛伦佐说，并讲述这背后的隐形力量，“这里有一只橡树上的树蟋若虫，还有一只椿象、几只猎蝽若虫、一只蜘蛛和一只叶蝉。”
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专注地盯着洛伦佐的收获，然后抓起满是口水的衬衫角放进嘴里。“哪个是猎蝽？”一位父亲问洛伦佐，“这只绿色的？”“没错。”“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一位母亲问，“它会咬人吗？”“猎蝽以别的昆虫为食。”他回答说，“你看，它们有一个很小的口器，是用来吸食植物汁液或动物体液的。它们是这一带植物中数量最多的昆虫之一。”
另一位父亲问了他儿子想问的问题：“猎椿为什么会发出臭味？”“因为它身体里有毒液，可以起到防御作用。要是它被吃掉了，味道一定很恶心。”（达尔文可以证明这一点。）队伍里洋溢着刨根问底的氛围。我很好奇孩子们像这样伸长脖子、兴趣盎然地问问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普渡大学教授丹尼尔·谢泼森试图找出更多关于人与昆虫互动的答案，他调查了120名小学生是如何理解昆虫的。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要求画出一种昆虫，并说明它是什么。你会看到人类可爱的一面：“毛毛虫会结茧，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家。”200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五年级的学生当中，对昆虫的外部特征的回答都是正确的（3个体节，6只足）。谢泼森还发现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就会“强调昆虫的负面性，比如咬人、蜇人、蚕食花朵”。9岁时，这种观[19]点更是根深蒂固。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这种观念会有所差异，但很明显，昆虫的益处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跟随洛伦佐的那群孩子中，有一个尤其引人注意。5岁左右的乌娜跪在地上观察沿途的花朵时，她的父亲肯递给她一个塑料放大镜。站在远处就能看出乌娜对这些特别感兴趣。
我们陆续来到苏格池塘旁的一块空地上，洛伦佐让大家集中在一根被甲虫蛀出很多洞的圆木旁。“这根木头是它们的栖息地，”他说，“捕食性的陆栖甲虫在这根圆木的表面捕虫，它们甚至能在这根圆木上度过一生，这就是它们的世界。”洛伦佐把一只甲虫装在透明的瓶子里让大家传看。乌娜双手握着瓶子，脸紧贴着瓶壁，目不转睛地观察里面四处爬动的甲虫。接着，她把瓶子传给斯图的妻子。斯图的妻子接过瓶子后，不肯靠近观察。这两种对昆虫截然不同的态度显而易见。斯图轻轻推了下他的妻子，说：“亲亲它嘛。”
我们的旅程已接近尾声。如果你没有按照“停步，凝视，再观看”的步骤做，那么你可能感受不到周遭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神秘力量。洛伦佐把我们领到一段枯树干旁边，泥土中渗透着新鲜的雨水，树林馥郁的芳香让人陶醉。徒步队伍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其中几个男孩爬上了那段枯树。“打断一下，先生们，”洛伦佐对男孩们说，“我得把这根木头抬起来，你们正站在别人的房子上。”他揭晓了枯木下的世界。几秒钟之后孩子们叫起来：“蠕虫！”“千足虫！”“鼻涕虫！”“西瓜虫，西瓜虫！”乌娜安静地玩着一只豹纹蛞蝓，高兴地看它黏黏地从自己的手指上爬过。我把一只红色的像毛绒玩具一样的放到波兰春天牌矿泉水瓶盖里。“虫子可比人有趣多了。”一位父亲告诉我。“看！你脚边还有一只。”一个孩子用手指着什么说。随着更多的虫子从松软的泥土和腐朽的木头中爬出来，队伍中发出阵阵欣喜若狂的声音，夹杂着各种喊叫声。这门科学充满了怪诞不羁。19世纪的银行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在1856年写的一封信中提及了昆虫采集者，认为那些陈列柜和那片肥蛆乱扭的土壤，正是“世间真相的库房”。
在返程前，洛伦佐对当天的行程做了一番总结：“昆虫似乎有点儿自杀倾向，它们把自己投向人间，却又希望能存活下来。”也许这也是我对昆虫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自杀倾向。那是渗透进基因中的设计，它们进化了将近5亿年，像无所不在的微型机器一样共同做出了了不起的壮举：深度影响着地球上的植物群。有人甚至认为它们对智人的进化起到了某些作用。毕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和昆虫有太多的共同之处。[1] 1平方英尺≈ 0.09平方米。——编者注[2] 伊丽莎白时代，“虫子”这个词是与鬼魂相关的。《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哈！这如魔鬼一般的罪状。”（With, ho! such bugs and goblins in my life.）“bug”曾有不同的拼写形式，14世纪时写为“bugge”，之后德语拼写为“bögge”，词根来自午夜幽灵（bogeyman）。（蒂姆·波顿创造的乌基布基形象也源自昆虫。）虫子（bug）和昆虫（insect）两词同指一意，原因不明，有人推测跟20世纪60年代臭虫泛滥，扰得人们夜间失眠、疑神疑鬼有关。[3] 说说也无妨：昆虫的每个分类阶元都对应不同的希腊语词根。甲虫属于鞘翅目（Coleoptera），这个词可被拆分为“koleos”和“pteron”，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由鞘状物保护的翅膀”。双翅目（Diptera），包括苍蝇、蚊子等，翻译过来就是“两对翅膀”的意思。因为翅上有鳞片，所以蝴蝶和蛾类属于鳞翅目（Lepidoptera），鳞片的词根就是“lepis”。[4] 美国昆虫学之父托马斯·赛（Thomas Say）曾于19世纪早期在环海航行途中收集昆虫，他记录了1 575个新物种，积累了梦寐以求的藏品。他去世后，这笔珍贵的遗产在1836年辗转落到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T. W. 哈里斯手中。这批藏品在谷仓里放了整整一年，当哈里斯最终准备录入昆虫信息时，他震惊地发现，藏品数量已不到赛所说的一半，而另一半早已沦为蛾子幼虫、甲虫和螨虫的腹中餐了。这一灾难足可载入“《傻瓜壮举年鉴》”了。[5]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18世纪，荷兰律师（也是一位昆虫爱好者）彼得·莱恩赖特出版过一本600页的书，其中附有18页雕版印刷页，详述了一只昆虫的身体构造。在大约1762年，他利用解剖工具，不遗余力地证实木蠹蛾有1 647块肌肉，是人体肌肉数量的三倍。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微观世界啊！[6] 接下来就可以上美食频道了。[7] 内科医生托马斯·玛菲特，也就是儿歌《玛菲特小姐》提及的那个男人的原型，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于他死后的1634年出版。[8] 蜣螂（能承载1 140倍于自身重量的重物）以银河作为自己的导航坐标。瑞典隆德大学生物学家马里·达克（Marie Dacke）有一次在天文馆测试甲虫的定位技能，在蜣螂推粪球时用极小的帽子遮住了它们的眼睛。在乌云蔽月的星空下，蜣螂的路线变得杂乱无章，但在银河系的群星闪耀时，它们的线路则趋于笔直。粪球的滚动情况也不一致。[9]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的面孔曾经出现在500马克面值的德国纸币上。她是一位17世纪的画家，绘制的昆虫插图非常精致，曾被用来作为昆虫分类的依据。截至1771年，她的作品已重版19次。博物学家隆达·席宾格认为，她的插画是“画室和自然历史图书馆的标准配置之一”。我在纽约期间，曾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过她的著名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这本书被打开时，就像古老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咯吱作响，我好不容易才打消了将它偷走的念头。[10] 这听上去像是现实版的《精灵宝可梦》。游戏开发者田尻智从童年时对昆虫的爱好出发，创作出这款让人欲罢不能的基于游戏男孩平台的角色扮演游戏。19世纪的昆虫学家威廉·斯彭斯（William Spence）也写道：“在大部分人眼中……昆虫学家百无一用、十分幼稚。”[11] 这种用人的名字给昆虫命名的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把一种金黄色、身材姣好的牛虻叫作碧昂丝牛虻，以此向碧昂丝致敬。此外，还有一种偶然会出现“罗圈腿”的查理·卓别林长足虻，壮硕的施瓦辛格步甲虫，以及长满胡须的弗兰克·扎帕蜘蛛。[12] 1英亩≈ 4 047平方米。——编者注[13] 哈里森·G. 戴尔是个超级浑蛋。帕梅拉·亨森和马克·爱泼斯坦通过深度调查揭露了这位“性情暴躁的吝啬鬼”的真实面目。他私生活不检点，表情严肃，言辞尖刻，脾气火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个秘密的第二家室；无论对手活着或死了，他都不会停止侮辱对方；他总是“跟同事针锋相对”，以至于同事为了出气还偷过他的标本。这位重要的“悲剧人物”的逸闻还有很多，但他的银行家“朋友”确实将一种蛾子命名为“戴尔蛾”。[14] 1克力表示1克的物体所受的重力。——编者注[15] 1码≈ 0.9米。——编者注[16] 这种化合物的挥发物有毒，气味跟木衣橱里放置的樟脑丸一样。2005年，日本研究者证明，用来对付皮蠹科甲虫和其他咬噬物品的小虫的熏蒸剂有致癌的副作用。吸入这种熏蒸剂挥发物的小白鼠两年后的肝肿瘤发病率将增高。值得一提的是，对二氯苯也是厕所芳香剂的主要成分。[17] 查尔斯·曼森是美国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译者注[18] 1英尺≈ 0.3米。——编者注[19] 在佛罗伦萨，也是蟋蟀占美尼的创造者卡洛·科洛迪的出生地，当复活节快结束时，可以看见孩子们拿着宠物蟋蟀笼参加蟋蟀节。人们对昆虫的喜爱能追溯到古老的庞贝古城时代。那时候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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