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彬彬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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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作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作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作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作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它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作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三项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4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导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卡尔·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论战，目的在于以这场论战为切入点重新思考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关系，进而说明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动因、历程以及哲学意义。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演变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布鲁诺·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指导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度和马克思有着密切的交往与合作。他们不仅有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而且有许多共同的理论志趣和现实关怀，例如：他们都反对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因素，都反对黑格尔主义阵营中保守的右派力量，而且都反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变革方式。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甄别清楚马克思和鲍威尔发生决裂的动因和过程，不理清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差异以及这两位激进的理论家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为什么出现了分歧，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而“犹太人问题”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差异和决裂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这是他们二人进行过一系列激烈论战的议题。
随着马克思撰文反驳鲍威尔的观点，他们之间的分歧公开了。正如广松涉所评价的那样，或许马克思和鲍威尔都未曾真正觉察到这场对立的意义，但是它像任何冲突一样，使得马克思和鲍威尔都陷入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参见广松涉：《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见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方向红校译，21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正是在这种无路可退的对立中，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的阵营中独立出来，创立了“唯物史观”。但是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一直以来，我们评价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论战所依据的材料都是马克思的“一家之言”，借由马克思的“口”来揣度鲍威尔的“心”。但是，理论家之间的交锋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每一方在阐述观点时都会竭尽所能地做到全面甚至深刻，但是受制于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每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难免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而为了在论战中占据有利位置，参与论战的人往往会抓住对方的理论缺陷，有时为了突出和另一方的对立甚至不惜把对方的观点极端化、片面化。这表明，单纯依靠马克思所转述的内容并不能全面了解鲍威尔的观点，进而无法了解马克思和鲍威尔论战的真实状况。这也为新的、更进一步的探索留下了空间。
一、“犹太人问题”的重要性
本书之所以重提马克思和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论战，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考量。这种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的社会影响上。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四世继任德国国王，他不仅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推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反而在1841年底颁布《内阁敕令》（Kabinettsorder），提议设立犹太人同业公会，把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隔离开。这种复辟政策引爆了社会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版的，鲍威尔和马克思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交锋是整个社会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的一部分。尽管鲍威尔有关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需要以消灭宗教为前提的观点引发了社会上的一片责难，但是鲍威尔和马克思以及论战的其他参与者对“基督教国家”的讨伐最终使得《内阁敕令》拟定的立法程序被束之高阁。这场论战不仅为德国犹太人争取到了更大的政治权利，而且促进了德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论战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我们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曾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但他最后和这个思想团体分道扬镳。在这个过程中，《论犹太人问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一道“分水岭”，标志着马克思开始形成独立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观念。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马克思和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论战并不是只有一次交锋，宽泛地说，这场论战从1842年冬鲍威尔发表《犹太人问题》一直延续到1846年夏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圣布鲁诺”章。这四年时间正是马克思思想快速演变的四年。如果在分析研究鲍威尔和马克思的论战著述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他们之间的论战，我们将能更好地掌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
马克思和鲍威尔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论战也是促使鲍威尔的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在《犹太人问题》出版之前，鲍威尔一直以宗教批判的激进理论著称，这些激进的理论成果在《犹太人问题》中同样有反映。但是，当《犹太人问题》遭遇广泛的批评之后，鲍威尔为了辩护其中的观点把批评他的人都归类为对问题缺乏认识的群众，并把群众归类为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敌人。鲍威尔从激进的一个极端转向保守的另一个极端。研究马克思和鲍威尔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论战有助于我们理解鲍威尔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转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1831年黑格尔去世后德国哲学的演变历程。
二、研究现状分析
不论是围绕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还是围绕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都有很多研究成果。当然，近些年把这两份著作放在一起研究的文献也开始出现。大体而言，国外的研究者大多分开研究鲍威尔和马克思的这两份著作，这些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鲍威尔和马克思对待犹太人的立场上。例如：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是支持还是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他在该文中的立场算不算“反犹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到犹太人和犹太教时使用的不敬词汇，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吗？围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1842年，鲍威尔的文章在《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上一经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鲍威尔在文中提出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的、肯定性的、缺乏历史甚至违背历史的宗教，犹太人是一个局限于物质享受、脱离社会、缺乏精神和自由的虚假民族。不仅如此，鲍威尔还对社会上流行的同情犹太人的观点逐一作了批判，并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或者其他国家正在采纳的解放犹太人的策略挨个提出批评。这些观点不仅遭到犹太人知识分子的一致反对，而且对犹太人[1]充满同情的进步人士对于鲍威尔也是口诛笔伐。如果鲍威尔的观点仅限于此，那么有关他支持还是反对犹太人的解放、是不是“反犹主义者”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什么争论了。但是鲍威尔还提出：犹太人应该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不过其前提条件是，基督教国家不再以基督教为国教，犹太人和基督徒也不再以自己的宗教为信仰；只有这些条件全部满足，犹太人才能获得没有矛盾的解放。正是鲍威尔模糊的态度导致直至今日有关鲍威尔的相关观点算不算“反犹主义”依旧争论不断，例如：道格拉斯·莫佳琪（Douglas Moggach）认为鲍威尔支持犹太人解放，并非反犹主义者；纳坦·洛腾斯特莱琦（Nathan Rotenstreich）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大卫·雷奥普德（David Leopold）则有些中间派的味道，他认为：鲍威尔属于“反犹主义”的阵营，他敌视犹太人，不过同时也是一个以人（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自由解放[2]为追求的进步人士。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同样是西方学者乐于探讨的对象，而最常被讨论的问题无非两个：《论犹太人问题》创作的思想语境以及它和“反犹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曾提出，“《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文章只是在费尔巴哈总问题的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不仅在这两篇文章中，甚至连写作《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都“只是一[3]个用伦理总问题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派先进分子”。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论犹太人问题》的突出特征是：它是一部“意识形态”时期的作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与阿尔都塞提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不同，埃德蒙德·西尔伯纳（Edmund Silberner）和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则提出《论犹太人问题》深受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影响，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都影响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4]题》，尤其是影响了该文的第二部分。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从1899年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5]Masaryk）提出“马克思的反犹主义立场”以来，对马克思的“反犹主义”诟病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按照尤里乌斯·卡勒巴赫（Julius Carlebach）所搜集到的材料，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就有90来份[6]文献讨论《论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的关系。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样热度不减，在抨击马克思的学者中间，最有影响[7]力的莫过于埃德蒙德·西尔伯纳和尤里乌斯·卡勒巴赫了。埃德蒙德·西尔伯纳曾经先后在《社会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共产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中讨论了马克思对待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态度，他提出：“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传统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核心地[8]位。”不仅如此，他还动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撰写文章，试图证明：“马克思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扎根于他内心的深处并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他对在他的[9]基督徒同伴中激发或强化反犹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卡勒巴赫的观点甚至更为极端，他提出：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指《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本书所有方括号内的文字皆为引者补充注释说明，后同。］与路德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看法有相同的品性。和他们一样，马克思对犹太教知之甚少，而且很少关心经验现实。路德想要改变犹太人的信仰；马克思想要消除犹太人；希特勒想要驱逐以致剪灭他们。马克思是路德和希特勒之间不可或缺的逻辑链环。他传递出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希特勒的[10]观念体系中找到。[11]
当然，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看法——“马克思敌视与宗教，尤其是犹太教有关的一切事物”，他的文章中的“强烈的反犹主义声音影响了共产主义[12]者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分析“反犹主义的起源”时提到：
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反犹主义。卡尔·马克思这位犹太人可能和那些反犹的激进分子一样写作，但这只是证明了这种反犹太的论证和成熟后的反犹主义很少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劳工运动的强烈影响是德国革命运动极少显示反犹情绪迹象的主要原[13]因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甚至认为“说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只是冷战的宣传”，如果真诚地面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完全[14]得不出这样的论断。麦克莱伦同样认为反犹主义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犹太教（Judaism）的德语写法是Judentum，其派生的含义是‘商业’，这个含义才是贯穿整篇文章最重要的意思”。由于犹太人的宗教是商业，马克思对“犹太教”的批判其实是在批判资本主
[15]义。
当然，把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放在一起研究的文献在西方也陆续出现。在这些研究文献中，坚持认为马克思是反犹主义者的声音一下子就少了很多。例如，在比较马克思和鲍威尔的著作之后，赫尔穆特·希尔施（Helmut Hirsch）、鲁迪·瓦泽尔（Ruedi Waser）、大卫·雷奥普德（David Leopold）、尤乌·派莱德（Yoav Peled）都认为马克思支持犹太人的解放事业，并非反犹主义者；只有尤里乌斯·卡勒巴赫还固执地坚持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16]反犹主义者。不难发现，与仅仅依靠马克思的文章来分析马克思是不是反犹主义者时出现争论不休的情形不同，参照鲍威尔的著作考察马克思时，研究者做出的判断更具有统一性。事实上，如果要客观地评价马克思对犹太教、犹太人的态度，我们是离不开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的。只有在这种参照中，我们才能发现马克思拒绝了鲍威尔的哪些看法，提出了什么样的新主张，从而客观地评估马克思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把鲍威尔纳入马克思研究的视野中之后，以兹维·罗森（Zvi Rosen）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于鲍威尔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是由于过于注重马克思的行文和思想，鲍威尔的论证逻辑——尤其是后续论战中的作品——在这些研究者的著述中往往成了陪衬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种缺憾甚至在兹维[17]·罗森的著作中也同样存在。
马克思与鲍威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的薄弱环节。在这一点上，侯才先生的工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聂锦芳[18]先生和吴晓明先生的著作更加充实了这一研究。但是由于时代和语言的障碍，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以及马克思和鲍威尔论战的其他著述时大多没有把鲍威尔纳入考查范围（就算把两者放在一起研究，对鲍威尔的认知也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引文范围），而是集中关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本身的论证，要么对其中的观点做具有时代意义的阐发，要么辨析它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就前一个研究方向而言，国内学者大多从中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市民社会理[19]论、自由观等；就后一个研究方向而言，国内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视为列宁的“两个转变说”和阿尔都塞的“费尔巴哈总问题说”的[20]回声和反应。无论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还是对于发掘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而言，这些研究都有其价值，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在这些研究中也有一个不小的缺憾，即由于对鲍威尔的著作的缺乏认知，同时对马克思的著作过于倚重，国内的学者在判断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关系时往往忽略了1842年以后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迫不及待地给鲍威尔的观点贴上思辨哲学、唯心主义的标签，然后像躲避瘟疫一样对他绝口不提。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国内，在国外研究者中间同样如此，例如大卫·雷奥普德就提出：“充分理解《论犹太人问题》有一个直接障碍，即它所批判的目标在今天是我们所不熟悉，甚至无法接触到的。像马克思的其他同时代人一样，鲍威尔的命运也很委屈，他之所以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是马克思批判的一个靶子。”他指出：缺少了对鲍威尔的著作的必要理解，要想理解马克思的很多讨论是不可能的，因为：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权利的批判检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要想理解其特征和目的，必须先理解鲍威尔为什么要把犹太人排除在那些权利的保护之外。此外，离开对鲍威尔的某些观点的必要理解，评论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的有效性以及对这两个作者进行有效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更充分地理解了鲍威尔有关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作品的本性的话，忽略鲍威尔和马克思的差别——有一股思潮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是反犹的——就[21]很难站住脚。
可见，不论国内研究者还是国外研究者，在面对马克思和鲍威尔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论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即鲍威尔到底说了什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打开了本书的空间。注释
[1]反驳鲍威尔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有盖格（Abraham Geiger）、赫斯（Mendel Hess）、希尔施（Samuel Hirsch）、路德维希·菲利普逊（Ludwig Phillipson）、古斯塔夫·菲利普逊（Gustav Phillipson）、里瑟尔（Gabriel Riesser）和萨洛蒙（Gotthold Salomon）等。
[2]参见 (1) Douglas Moggach,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5；(2)Nathan Rotenstreich,“For and against Emancipation:The Bruno Bauer Controversy”,i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Vol.4，1959,pp.336；(3)David Leopold,“The Hegelian Antisemitism of Bruno Bauer”,i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25 （1999）,pp.179206；以及David Leopold,The Young Karl Marx:German Philosophy,Modern Politics,and Human Flourish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3。尽管在鲍威尔对待“犹太人问题”的态度上众说不一，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鲍威尔这一时期拥护人的自由解放。如：(4) Warren Breckman,Marx,The Young Hegelians,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Soci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93；(5) Daniel Brudney,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1998,p.135。
[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25~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Edmund Silberner,Moses Hess：Geschichte seines Lebens,Leiden:Brill,1966,S.191192；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162~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瓦泽尔则认为赫斯的影响被高估了，参见Ruedi Waser,Autonomie des Selbstbewusstseins:eine Untersuchung zum Verhaltnis von Bruno Bauer und Karl Marx(1835—1843),Tübingen:Francke,1994,S.190194。侯才和瓦泽尔对这一问题都有细致的讨论，参见侯才：《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148~1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Ruedi Waser,Autonomie des Selbstbewusstseins:eine Untersuchung zum Verhaltnis von Bruno Bauer und Karl Marx (1835—1843),Tübingen:Francke,1994,S.190194。
[5]参见Edmund Silberner,Kommunisten zur Judenfrage：zur Geschichte von Theorie und Praxis des Kommunismus,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83,S.41。
[6]参见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London,Henley and 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78,pp.438-449。
[7]除了西尔伯纳和卡勒巴赫之外，在反犹主义问题上谴责马克思的论者还有：Bernard Lewis，Semites and Anti-Semites：An Inquiry into Conflict and Prejudi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9,p.112。伯纳德·莱维斯把《论犹太人问题》视为“鼓吹反犹主义的檄文”；Hyam Maccoby,Antisemitism and Modernity：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London:Routledge,2006,pp.6466。他把《论犹太人问题》视为青年马克思反犹主义立场的样板；鲁纳斯（Dagobert D.Runes）1959年以“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Jews）节译出版《论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更是为这一论断推波助澜。
[8]Edmund Silberner,Kommunisten zur Judenfrage：zur Geschichte von Theorie und Praxis des Kommunismus,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83,S.42.注：《社会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和《共产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两书中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内容是相同的。
[9]Edmund Silberner,“Was Marx an Anti-Semite?”,in Historia Judaica,Vol.11，1949,pp.352.与西尔伯纳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是：Helmut Hirsch,“The Ugly Marx:An Analysis of an ‘Outspoken Anti-Semite’”,in The Philosophical Forum,Nos.24,Vol.8，1976—1977,pp.150162；Helmut Hirsch,Marx und Moses:Karl Marx zur “Judenfrage” und zu Juden,Frankfurt am Main:Lang,1980。
[10]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352.卡勒巴赫的极端观点遭到两篇书评的一致驳斥，参见Gary S.Orgel,“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Vol.21，1980,pp.239251；Ken Menzies,“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 by Julius Carlebach”,in Sociological Analysis,No.2，Vol.46，1985,pp.186-187。
[11]例如：William H.Blanchard,“Karl Marx and the Jewish Question”,in Political Psychology,No.3,Vol.5，1984,pp.365374；David B.Ingram,“Rights and Privileges:Marx and the Jewish Question”,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Vol.35，1988,pp.125145；Dennis Fischman,“The Jewish Question about Marx”,in Polity,No.4,Vol.21，1989,pp.755775；Shlomo Avineri, “Marx and Jewish Emancipation”,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Ideas, No.3, Vol.25,1964,pp.445-450。概言之，这些文章都试图在资本主义批判的语境中辩护马克思对犹太人、犹太教的批判。
[12]Isaiah Berlin,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London,Third Edition,p.99;Isaiah Berlin,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Moses Hess,Cambridge,1959,p.17.
[13]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73~7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
[14]Karl Marx,Early Writing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B.Bottomore,Forword by Erich Fromm,New York:Mcgraw-Hill,1963,P.V.
[15]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14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译文有改动，原文参见David McLellan,Marx before Marxism,Edinburgh:Macmillan,1970,pp.141142。另可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3版，79页，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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