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春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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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试读：
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刘晓春 著中信出版集团新金融书系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新金融”的历史，金融业的版图无时无刻不在演变、重塑。不断革新的金融工具、运行机制和参与主体塑造了不断变化的金融业态和格局。理念与技术的创新在推动金融结构演进、金融改革深化的同时，也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金融书系”是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SFI）创设的书系，立足于创新的理念、前瞻的视角，追踪新金融发展足迹，探索金融发展新趋势，求解金融发展新问题，力图打造高端、权威、新锐的书系品牌，传递思想，启迪新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致力于新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举办，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研究院的宗旨是：探索国际金融发展新趋势，求解国内金融发展新问题，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努力提供一流的研究产品和高层次、有实效的研讨活动，包括举办闭门研讨会、上海新金融年会、外滩金融峰会，开展课题研究，出版《新金融评论》、新金融书系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非官方、非营利性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论坛正式成员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CF40致力于以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夯实中国金融学术基础，研究金融领域前沿课题，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序一在一些场合，例如论坛、讲座、会议，我多次听过刘晓春行长的演讲和发言。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不讲什么空话、套话的人，是一个很在意能不能言之有物、言之必中的人。这次拿到他寄来的《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的书稿，我抓紧翻看了其中的大多数篇章，一如既往，还是这种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促使我提起笔来为他这本即将付梓的著作写几句话。这本书里没有什么生涩拗口的专业术语，也没有什么模型公式，更没有引经据典，没有从世界上哪所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的教授那里，甚至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里借用什么说法。文中也没有夹上什么英文单词（夹用了的只有Libra、FinTech、RegTech等几个其实本来也不是英语词汇的字母组合）。这本书里更多的内容是“银行创新的边界”“变者为王”“千方百计放贷款”“民营企业高杠杆下的融资难”“银行的形象没那么简单”“网点的烦恼”“香港财务公司生意经”等。直接而简单，朴实而无华。他从传统的银行讲到了当下迅猛发展的金融科技，从我国内地的银行经营讲到了境外机构的管理。这些都是一个从业多年的银行管理者的切身感悟和实操经验。我认为可能并不是所有读者看了这本书后都会接受作者的所思所述。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各家金融机构有着各自的具体情况，每个金融从业人员，每个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乃至所处的环境都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我想说的是，我赞赏晓春行长那种在看似烦琐具体的日常工作中，不断思考、勤于总结的精神；那种不故作惊人之语，只是踏实求真的态度。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序二中国有句老话，叫“万变不离其宗”，但这个“宗”究竟是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金融也一样，几乎所有人都说金融改革要尊重金融规律，但金融规律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关心中国金融问题的学者，大多熟悉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中嫌贫爱富、搞产权歧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数字技术颠覆传统金融业”“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监管限制过多”等等。这些观点，有些的确是实际情况，有些可能就是主观判断。但听大家说得多了，就容易把它们当成“规律”，很少去深入思考这些说法的准确性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到实际经济部门调研，则常常会发现一些不太一样的视角、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对于学者来说，近距离观察经济活动非常重要，有些可以佐证理论，有些则可能会对理论提出疑问。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笔者在学校从事教学与科研之余，会经常到全国各地调研，还常与金融界的专业人士深入交流。最近这些年，有两位接触比较多的金融专家，一位是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先生，还有一位是浙商银行前行长刘晓春先生。二位业务经验丰富自然不用说，看问题也常常入木三分，并且为人谦逊，温文尔雅，实在是十分难得的良师益友。杨凯生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对互联网金融“适度监管”的主张，而刘晓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好的小微企业其实并不需要贷款”。事后再看这些观点，确实“非一日之功”，不得不令人叹服。学术界经常批评国内商业银行在信贷配置中实行产权歧视，偏好国有企业，忽视金融风险。杨凯生与刘晓春二位前行长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商业银行将大量的信贷资金配置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房地产行业，恰恰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运行的体现。毕竟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在保持信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获得好的回报。与许多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规模比较大，管理比较规范，财务数据也比较完整，即便企业发生了经营风险，政府通常都会支持重组。这样看来，银行将资金集中配置给国有企业，确实是理性决策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国企和民企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这个状况只有政府才能改变。单纯地批评商业银行，或者试图通过推动银行改革来改变信贷资金配置的格局，显然不是对症下药的做法。俗话说，“实践出真知”，金融知识也一样。如果和各国的金融体系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对金融的干预比较多，用学术界的说法，就是金融抑制的程度比较高。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分析框架来看，这样的金融体系不仅会造成效率损失，也会带来金融风险。但事实是，这个看起来并不完美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妨碍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基本稳定。实际上，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会引发很多问题，但如果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适度的政府干预反而可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快速、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为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还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保障了金融稳定。这一点，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关于新兴市场经济金融开放与金融危机齐头并进的观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府干预有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究竟哪一个更重要？需要看具体情况。这充分说明，金融学者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去努力了解、分析金融实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或者听到的观点都是对的。观点不一样，原因很多，也许是因为发表观点的人主观立场不同，也可能是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不同决定因素，给出不同的假设前提，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正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否则就可能成为“盲人摸象”。再以银行将大量的信贷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为例，从银行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从全局的角度看可能就不太合理。因为国企的效率偏低，长期这样做，势必会影响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面对这样的情况，学者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指责银行，而应该深入地分析那些令银行偏好国企的环境因素，比如政府对国企的隐形担保，信用环境的缺失，以及政府对存贷款利率的过度管制。只有改变了这些因素，银行的行为才会改变，资金配置的格局也才会改变。金融理论是一门关于经济活动的应用学科，应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位学者都有机会去深入地了解金融实践的，即便是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很难有机会观察到金融业全景。刘晓春的新作《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间接观察“金融实践”的机会。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一家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所，后来在许多重要的分支机构从事管理工作，直至担任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长，其从业经验即使在业内也比较罕见。现在，他转身担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地思考有关金融特别是银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可以说他是一位“被金融耽误了的学者”。但也正因为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视角与论点更显独特的价值，这也正是此书最值得大力推荐的地方。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自序我一直觉得，写经济类的论文、工作报告等，不应该局限于固定格式，而是可以有各种变化的。进入银行的第一份工作是研究所的刊物编辑，每天看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看得厌烦，有时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文章，就兴致盎然地把人家的文章大肆改动一番。好在那时与作者联系不方便，改了就改了。自己写文字，当然就不按套路写。所以，现在你在读的，就是这样另类的文字。实际上，我也被许多同事看作另类。我觉得，对工作，对生活，都需要思考、探究，通俗地说，就是应该多琢磨。我经常这样思考和探究，也很享受这样的思考和探究。这样的思考和探究，有时也是对自己思辨能力的考验。不过，我认为，思辨不是钻牛角尖，更不是以所谓理论来规定现实。对一个做具体工作的人来说，思辨就是更好地观察现实，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恰当方法。和一个朋友聊天，讲到理论，我说，没必要拘泥于哪家哪派的理论，我们应该观察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每一个理论家的理论，也是在应用前辈的理论的同时，观察现实，得出自己的观察结果。如果他拘泥于前辈的理论，就不会有他自己的理论了。中国书法讲究继承，更讲究“有我”，“有我”的前提是扎实地继承前人，但自己写时并不被前人所绳墨。那些鼓吹写字无一笔无来历的，都是书奴，并不是真正的书法家。所以，写文章，要有自己的真实思考。这样写文章，才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所谓思辨，不是咬文嚼字，不是一味拔高对现实的观察，当然，更不是说些同义反复的车轱辘话。工作总结、战略规划、企业文化、业务计划等，是需要具体落实的，而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口号、领导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创造新名词、新口号、新说法上了。一个机关的部门有没有人才，往往就是指有没有好的写手。多少精英把一身甚至一生的才华耗费在这些无用的文字上了。这是巨大的社会浪费。我喜欢唐诗宋词，但不喜欢《菜根谭》一类的鸡汤文字。唐诗宋词，那是真感情、真性情，值得你用一辈子去体会、去感悟。《菜根谭》一类的鸡汤，只让人觉得是一种“假”，会束缚人的思想与行为，或者教人虚假地与人世周旋。书买来后，看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孟子说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真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我呢，拔一须以熬鸡汤，不为也。不咬文嚼字，不等于粗制滥造，亦不等同于对现象和事件任意下结论。我深深知道，要敬畏文字。20岁不到时，作为知青下乡。有一次，处理一起打架事件，我起草了处理决定。后来为了是“殴打”还是“相打”，上级专门来调查。这件事使我明白，一字之差，是性命交关的。写文章，首先，必须言之有物，有自己真实的体会与想法。其次，语言文字有自己的风格。我追求的是一种平和、简洁、随性的风格，不喜欢那些忸怩作态的文字。再次，要轻松典雅。中国书画讲究书卷气，这是很高的境界，不容易达到。理论性、书卷气，不是随便掉书袋，不是上文说的熬鸡汤，也不是故作高深——那是酸腐气。典雅，实在是字里行间透露的一种气息。最后，自在坦然，富有朝气。文章里有许多过去的故事，但不是回忆录，只是为了说明当前的问题，不是要教训任何人。因为喜欢思考工作中的问题，思考的问题指向的是未来，旨在解决问题，不是一味指责与批评。所以，文章中讲问题的内容比较多，而不是大篇幅地做政策解读之类。因此，希望这些文字是清新的，思想是新鲜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文字老气横秋，可以即刻把这书扔了。不过，扔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垃圾分类准确。我要感谢我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才有机会经历那么多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科技环境，才有机会看到银行从一个简单的机构发展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我有机会在支行、分行、总行工作，有机会在境内外分行工作，有机会做本币业务和外币业务，有机会搞实务，也有机会搞研究，有机会筹备农行浙江省分行的国际业务部和营业部。这些工作经历，给了我直接做或者接触银行的各类业务的机会。没有这些经历，我是写不出这些体会和想法的。曾经有朋友问我，你的记性真好，是不是当初都有记笔记啊？实际上我很少记笔记，就算记了笔记，也不再翻看。我觉得上课或者听人讲话的时候，记笔记会影响理解。我写这些文字，讲这些内容，都是平时经常思考的，也不用参考资料，就享受着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快感。在这样写的过程中体会苏东坡说的“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现在的银行，虽然强调转型、创新，但其机构已经非常成熟，分工精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全面地接触各类业务和各类机构。因此，我要感谢我工作过的中国农业银行和浙商银行。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是朋友们鼓励我写作、鼓励我演讲。我喜欢思考业务和管理，有时会在闲谈中与朋友交流这些想法。朋友经常会鼓励我：这个想法很好，你可以写下来啊；那个经历很有意思，又是一篇文章啊。也有朋友鼓励我去不同的会议上讲讲。演讲终究与朋友间私下闲聊不同，需要一些系统的思考，这也对写作产生了影响。完成本书，除了要感谢朋友们的鼓励，还要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廉薇小姐、孟凡钰小姐和中信出版社编辑丁媛媛小姐。文字变成这么一本书，是她们的缘故。整本书的结构、章节安排、章节标题、书名，都是在她们的帮助下完成的。每章前要写一篇导言，也是她们的提议。我只是抱着“顺人不失己”的态度写了这些文字。关于每章的导言，我想了想，导言也要突破常规，因此，我写时是直接根据每一章的标题写下当下的想法。所以，导言并不是每章内容的归纳或提示，可以说是另一篇文字。最后，要感谢杨凯生先生和黄益平先生在自己的写作之余给我写了序，感谢张健华先生为本书作推荐语。我实际上更感谢的是，在这些年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第一篇 金融新业态与银行业转型升级第一章 从银行视角看金融本章导读银行服务的对象是整个经济社会，银行业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行业，也不是一个属于特定领域的行业。所以，经营银行不应该只是简单地精研自己的业务，而是需要眼睛向外，在观察和研究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过程中精研自己的业务。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站在银行的角度看外界，就要看得更多、更广。要观察经济的变化，就要结合政治、科技，甚至社会风尚等的变化，因为这些都会对银行的业务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对业务模式创新的需求、产品创新的需求，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和风险结构的变化等。例如，美国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强力干预，会影响一系列的市场逻辑。银行既要面对由此带来的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也要面对客户风险的非常规表现。再如，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风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业务模式、产品创新、客户信息和财富安全保护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使是对银行经营管理产生直接影响的金融监管政策，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往往并不是银行或金融业的现象，而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对一个银行管理者而言，站在不同的岗位，对外观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虽然同样叫行长，但是支行、分行、总行的行长，他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即使都是分行行长，境内分行行长与境外分行行长，不仅面对的环境不同，而且二者的工作内容也大相径庭。境内分行行长，在业务战略上，更多的是贯彻总行的战略，关注本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工作上，主要是管理、规划、做报告、下达文件。而境外分行行长，在业务战略上很难直接贯彻总行的战略，更多的是要关注国际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变化；工作上，以自主经营为主，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要及时从业务层面调整应对。由于境外分行自身的特殊性，行长没有那么多的下属，也没有多少场合让行长做报告、讲理论。银行观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更多地理解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逻辑，并且时常需要设身处地地从客户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诉求、困难等。但作为银行管理者，必须始终明确自身的定位。只有明确银行的市场定位，才能在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同时，为经济社会提供好的银行服务，确保银行自身的稳健发展。就金融论金融是不对的构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这个市场，当然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即有效或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建立在规则明确的基础上的。一个规则不明确、无序的市场，是一个无效的市场，也容易成为一个寻租的市场。金融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因此，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既是对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对整个市场体系的重塑。所以，明确规则，不能仅就金融论金融。现在各方面都在呼吁开放市场、激活市场，并且简单地认为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市场就会发挥作用了。然而，现实中的市场，面对的是复杂的“人”，政府（广义概念上）确立的各类规则是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各类规则形塑着市场的面貌。正是在各类规则的约束下，价格才发挥着调节供求的作用。比如环境治理。当环保政策要求简单、宽松，执行不严时，一定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采取环保措施的企业以低成本把采取环保措施的企业挤出市场；当环保政策要求明确、执法严格时，一定时期内会导致许多无环保能力的企业倒闭，相关产品的供应减少、价格上升，这就为有环保能力的企业进入市场腾出了空间。再如，对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家并没有政策文件指令银行将贷款重点投向它们，甚至在某些阶段还明文禁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信贷投放。但因为国家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或明或暗的兜底，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把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是因为这样的贷款安全，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成本低；二是因为这类贷款单笔额度大，营销成本及管理成本低；三是因为即使这类贷款出现风险，责任追究的风险也很低。如果真的能从体制上、制度上明确“竞争中性”原则，并且按这样的原则严格执行，那么银行的选择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竞争中性”原则不能有效执行，那么最近一轮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就不会得到有效贯彻，即便这些政策是明文规定的。由此可见，市场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各类规则形塑的。市场中的规则形形色色，有明文规定的，也有约定俗成的。在现代经济中，首要的规则就是法律法规。在我国，还有各类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所以，建立现代金融体系，首先要贯彻“依法治国”理念。在这方面，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金融体系要求的法律体系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依法管理、依法发展金融的能力建设。依法管理、依法发展，不仅是金融系统本身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事，更是政府的事。就是说，要改变行政治理和管理的思维，消除行政治理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对金融市场进行管理，依法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依法对市场进行管理和引导，是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要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府一方面应该在法规、政策、财税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宽松的经营和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更应该在法规、政策、财税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给予严格约束。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由金融机构根据具体微观企业的风险、经营能力、企业前景、自身成本决定投向和价格，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因为要支持企业，就放松管制，更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的投向和价格进行强制规定。比如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政出具担保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过明确规定，但为了应对一时的经济波动，这些规则就不明不白地被打破了。虽然对缓和经济波动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扭曲，在形成金融抑制的同时，给下阶段经济工作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重视和充分发挥“监管中性”在经济运行中的平衡作用，明确监管职责和目标。我们喜欢讲“集中力量办大事”。道理是对的，但要看这力量怎么集中，办什么样的大事。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当然要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再怎么集中兵力，炊事班的任务就是烧好饭，而不是拿起武器攻城拔寨。金融监管的职责和目标，应该是确保市场运行的规范和安全，监督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管理，但不直接参与和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管理；监督市场的规范运行和安全运行，监督金融产品的安全性，但不对宏观经济波动发挥调控职能。宏观经济难免波动，有时波动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在一定情况下，监管当然要与宏观调控有所配合，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监管的作用应该是相对中性的。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特别是处理一些市场风险的过程中，难免会用力过猛。这时，“监管中性”会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如果为了刺激经济，有意无意地放松监管，或者为了抑制某类过热现象而过度监管，很容易使本来单向的波动变成钟摆式的波动，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要严格区分宏观调控政策和监管政策，监管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保持相对中性。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是市场的正常现象。有时波动比较大，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干预或调整。有时波动会形成大的风险，即所谓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这时就需要进行必要的救助。救助是无奈之举，也是临时措施。救助中会出现一些影响久远的政策和措施，但总体上是一个临时事件。因此，救助中的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一方面要有法理基础，另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出台条件和退出条件。避免临时政策和措施冲击长期政策和法律，并演变成下一个灰犀牛事件。关于市场救助，还要区分宏观救助和微观救助。在应对风险的特殊时刻，有时需要对一些行业、特殊市场、机构提供不同程度的微观救助。对微观个体救助的政策和措施应当有别于宏观救助，有特殊的针对性。首先，必须明确救助的范围。面对一些风险，确实有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但这应该是就宏观层面而言的，不能全国上下层层都有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其次，救助必须有准入条件和退出条件。再次，被救助者需要对于被救助付出代价。最后，确保救助的整个过程依法合规，救助结果可审计。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宏观流动性管理与微观机构流动性管理。宏观调控手段，比如货币政策等，管理、调控的是宏观市场的流动性，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满足微观机构的流动性需求。然而，近几年，一些微观机构的流动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宏观政策，出现了以微观机构流动性风险推高宏观流动性风险从而形成机构、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象。由于这种博弈的层层叠加，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宏观风险。所以，必须明确，微观机构的流动性管理是微观机构自身的责任。因自身流动性管理不善导致企业倒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企业自身必须承担的结果，也是市场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自然结果。现代金融体系中，还需要严格区分监管职责与金融机构自身管理职责。除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及机构安全经营的基本监管政策和规定，应该让金融机构自主选择经营战略和策略、资源投向、客户目标、业务重点、风险偏好、成本收益等。这样才能避免金融机构的同质化竞争，让金融机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合规有序地创新，通过提供满足不同客户、不同市场需求的服务，形成各自的竞争特色和优势。总而言之，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应当深刻认识到市场规则、政府行为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形塑市场面貌。因此，尽管完善金融法规体系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依法管理和依法监管的行为能力。区分国家战略、宏观调控手段、金融监管政策的定位和职能，各司其职，在规则明确、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充分放活市场，让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充分竞争。只有这样，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才是现实的。金融业需要“升级版”改革开放与十多年前不同，现在谈金融业对外开放，至少就银行业而言，已经不会有“狼来了”的声浪了。然而，外资银行进入会对中国银行业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行业。一种商品、一个商业领域，如果有一定的优势，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就很容易主导甚至占领整个市场。银行业的市场，是受强监管的市场，一个新进入者如果没有政府的背书或政策的支持是很难成为市场主导者的。因此，谈金融业对外开放，我们首先要清楚进入者的目的和意图。从世界上一些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银行看，跑到其他国家主导所在国银行业的成功例子并不多。被外资银行主导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自身银行体系非常落后和脆弱，或者是前殖民地。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银行到其他国家并购零售银行业务、信用卡业务，过段时间又把这些业务卖了。所在国的企业客户、个人客户一般对外资银行还是有心理隔阂的。所以，虽然外资银行有意要深耕当地市场，但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几十年的耕耘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外资银行自身强大，更需要本国政府的影响力在所在国足够强大。同时，由于《巴塞尔协议》的限制，外资银行进入一个国家发展，因为资本金的约束，也不能像50年前那样快速扩张了。另外，现在各国都强化了金融监管，随时可以调整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因此，外资银行进入一个国家发展，往往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对本国企业在所在国发展的支持，日资银行、韩资银行在中国走的基本就是这个路径；银行间市场；大企业、大项目融资。1997年以前，欧美银行在东南亚主要做的就是后两类业务。除商业银行业务外，还有投行业务，尤其是商业银行也积极参与的债券市场业务。十多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差强人意，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资本金的约束，外资银行在体量上无法与中国的银行相抗衡，也因此无法深度进入中国庞大的本地市场；外资银行的体量没有能力影响中国特殊的银行间市场，外资银行在这方面的专长也无从发挥；中国客户的风险逻辑与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逻辑的错位，使外资银行在开拓业务中既裹足不前，又难以把控风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资银行在接受外资银行总行和本国监管部门监管的同时，对中国的监管政策和方式难以适应。基于以上原因，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并不怕进一步对外开放，反而是欢迎开放。因为开放能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能促进有效监管体系的建立。以开放促改革，促什么样的改革中国银行业30多年来一直在转型，或者说是在改革。除了服务方式、产品创新外，银行主要是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改革，从财政的补充到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到股份制改造，再到主要银行上市变成公众公司。可以说，就体制机制而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引进外资银行是否会产生鲶鱼效应？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势下，无论是规模、创新能力，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外资银行根本成不了“鲶鱼”。打开中国的银行的网页和外资银行的网页进行比较，二者更是不在一个等级上。但是仅仅几年前国外讲师还在培训课上拿中国某大行的网页做反面典型。以前我们说中国的银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三个词丢给外资银行。这并不是说外资银行没有可学的东西了，而是就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言的。也有人诟病中国银行业投放贷款的领域主要是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把这看作中国银行业落后的表现。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成功之处。20多年来境内外许多舆论都在唱空这些业务，认为存在巨大的风险。但20多年来，这些业务恰恰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优良资产。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但将贷款投向这些领域，是银行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政府的指令。在这方面，外资银行并不比中资银行高明。20世纪90年代，外资银行也是不顾一切地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放贷，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直到21世纪初，广国投等的破产重组，才遏制住了这股歪风。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有政府信用背书的情况下，哪怕没有白纸黑字的保证，外资银行也一样会做这样的理性选择。那么我们究竟要改革什么？金融体制的改革，不仅是金融机构体系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金融制度体系的改革。因此，要吸引外资银行进入，降低准入门槛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金融制度体系的清晰与相对稳定。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对外开放目标必不相同第一，就中国目前而言，已经超越了简单招商引资的阶段。在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方面，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引进多少机构、多少投资，也不应再局限于引进先进的产品、管理经验，更不应该以地方政府出台各类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来简单引进金融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来，是要做业务的，而不是炒地皮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多元的经济体，与那些经济结构简单、体量比较小的经济体不同。外资银行进入，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参与这个广阔市场的所有领域。即使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本地公司业务和个人业务领域，在区域、客户群选择、业务量等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市场的整体影响力有限。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当然是希望通过中国市场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获取更多赢利机会，但瓜分市场份额的力量相对有限。第三，中国的经济已经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而是与世界经济交融在一起且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不是拼图上可拆开的一片了。所以，现在讲金融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为了让中国的资源实现更有效的配置。故此，金融对外开放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不同金融领域的国际中心。也就是说，让各国机构到中国来，进行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人民币国际市场。或者说，我们要通过金融对外开放来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方法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为突破口。因此，开放政策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和实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创新人民币产品、开放人民币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着眼于中国国内，更要着眼于在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的基础上，建设人民币国际市场，即不同的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走出去”的目的要明确正因为是超越了简单招商引资的阶段，金融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这方面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走出去，既要有顶层设计，各个机构也要有自己明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总结各个国家金融机构国际化的经验教训，避免盲目的一窝蜂行为。除了金融市场业务，还要总体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政策性机构与商业性机构要各司其职。方式上要突破简单提供债务融资的形式。人才培养方面，走出去不仅需要金融业务专业人才，还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尤其要重视的是，对懂得按所在国法规、惯例和方式进行管理经营的人才的培养。我们走出去往往并不缺乏业务人才，缺的是懂得按当地法规、惯例和方式进行管理经营的人才。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多的。统一与分业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当中的比重，这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就不得不明确另一项金融监管规则——统一的市场也需要分业监管。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是两端，我们今天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看。资产管理是直接融资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在直接融资市场上，直接投资更多体现为委托投资，而资产管理业务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委托投资主要是通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这样的渠道来实现直接投资的。所以资产管理业务健康、有序、有效地发展，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牵涉方方面面，风险也不小。从我国现阶段来看，关键是要防范直接融资市场变相转变成间接融资市场的风险，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务从2004年起步，回过头来观察这十多年资产管理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市场从最初有许多理财产品，到近几年理财产品虽然名称很多，但实质上基本是同一通道模式。原因就在于直接融资工具变相地成了间接融资工具。或者说，近年来的资产管理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又回到了10年乃至20年前银行绕信贷规模的路子上了。我国的融资市场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银行无论是在规模、机构，还是在人才、信用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除了银行自身有强烈的意愿参与直接融资市场建设以外，更由于投资人对于其他受委托机构存在信任担忧，因此投资人相对更愿意把银行作为受委托人，这是我国的现实特点。这导致其他市场参与者募资的困难，于是这些市场参与者便转向银行资产管理来进行融资。还造成了投资人依然将资金投向银行产品，各类受委托机构成了纯粹的通道，社会融资的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内的现象。同时，各类机构因为成了纯粹的通道，其投资管理的能力并未得到提高。从目前的市场来看，除少数的专业投资机构有很好的投资能力以外，大多是纯粹的通道，自身没有任何资产管理或者投资能力，存在极大风险。从宏观上来讲，由于很难计算出社会融资总额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直接融资，有多少实际上是银行间接融资，因此给国家和监管部门的统计分析带来了困难。由于存在刚性兑付的问题，非银行的社会融资总额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依然是通过银行体系流出的。实际上，刚性兑付的背后，就是一个变相的间接融资市场。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其实就是要解决刚性兑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机构要明确自身定位，合理选择业务类型要改变变相间接融资这一状况，就必须在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规制之下，明确不同市场参与者的自身定位，做到产品的多元化。需要指出的是，从银行自身来讲，不能把自己当作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基金公司、信托公司，银行还是银行。监管在统一规制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注意，产品不应该是统一的，但是产品出台、执行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比如信息披露规则、产品设立规则、交易规则等。因为如果信息披露充分，规则是清楚的，那么，投资的结果就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但是对各类参与者来讲，在遵循统一的规制进行活动的同时，并不等于可以参与任何产品、任何业务。至少在风险偏好上来说，银行可能要选择相对安全、保守的资产，或者为客户提供安全、保守的理财产品。其他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来选择擅长的领域和风险偏好。比如债券市场有国债、地方债、银行债、企业债，从信用级别上说也可以有垃圾债。对债券的投资方式，可以是交易型，也可以是持有到期型。对每个参与者来说，自身的市场定位要明确。就资产管理机构而言，应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选择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但是各个机构可能对这方面考虑不够，往往什么都想做，银行也想混业经营。但即使是混业经营，银行在各种业务上依然应该有自身的定位和选择。如果定位清晰了，我觉得打破刚性兑付也不是一件难事。明确定位选择，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大家都在讲投资者教育问题，如果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资本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投资者对怎么投资、投资有风险实际上是清楚的。但是投资者反过来会与机构、政府进行博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博弈，一方面是因为隐性的刚性兑付，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也会对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定位。打个比方，在家里父母对管理孩子可能没有明确的分工，但是孩子清楚什么事情该找母亲，什么事情该找父亲。投资者到银行来，无论是存款还是买理财产品，他首先觉得银行是相对安全、保险的，因此无论怎么对他进行教育，与他签订风险提示合同，在客户承担投资风险的问题上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即使在香港，2008年的雷曼迷你债券使很多客户出现亏损，客户照样选择上街游行、到汇丰银行门口去闹。这说明，客户认为银行对声誉的敏感度比其他机构高，银行相对来说实力更强，他可能会争取到好的结果；但如果是面对能力、资本都比较差的资产管理公司，他可能亏了也不会闹，因为即便闹也得不到什么。由此可见，客户实际上对机构是有一定认识的。因此，作为金融机构，没有必要把自己看成是万能的。在客户选择上，不存在对每一个客户的分类问题。因为每个客户会对自身资产分类，特别是资产比较多的个人客户，当然机构更会对自己的资产做适当分类，然后进行投资选择和被委托机构的选择，不会把资产投到同一个机构，更不会投到同一个产品。即使是最激进的投资人，除了在其他机构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也会在银行的理财产品与存款之间进行配置，并不会因为收益率高而把资产全部配置到一个理财产品中去。所以反过来讲，只有机构自身的定位明确，才能解决目前碰到的挑战。综上所述，机构的市场定位准确是根本性问题。统一的市场也需要分业监管在机构市场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我们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在统一的规制下，依然还需要相应的分业管理和分业监管。在统一的市场中，不同的机构也应该有不同的监管要求。不能因为市场一样，大家公平竞争，对所有参与者的要求就一样。公平是从规则上讲的，但是对不同类型的机构还是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有些机构是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有的机构是综合性的金融机构。综合性机构，又有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业务的性质不同，经营的规律也不同。做同样的业务，在内部管理上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监管机构出台的不同政策是非常有道理的。对银行来说，资产管理业务必须要在整个资产负债表一定的比例之内，不可能无限做大。否则，表内资产将无法支撑表外资产。在资产管理业务当中，对各种风险业务的比例，也要有一些基本的规定。除了银行自身要有规定以外，还需要监管。因为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不同，所承担的风险不同，所以应该有不同的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只有整体的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才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从银行的角度讲，是要调整业务逻辑出发点，改变现在为了做资产或者为了给融资人融资而找投资人的方式。相反，应该把这个逻辑关系倒过来，为投资人的理财需求、财富管理需求寻找相应的资产。总而言之，只有各个机构的定位明确了，才能使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创造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方式，这样的市场才是一个真正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金融监管的逻辑从具体实践来看，在我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监管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国家的产业政策、一定时期的调控政策等的要求，是金融监管政策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但金融监管政策直接的目的是，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营和规范运营，在确保金融体系安全运营和规范运营的过程中促进国家战略、政策的实现，而不应该将国家的产业政策、一定时期的调控政策直接等同于监管政策和监管指标。在市场变化的特殊情况下，当然不排除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但这些政策依然要以保证金融体系运营安全为出发点，通过监管政策的调整引导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各行各业、各个职能部门贯彻国家战略、国家产业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但由于各个行业、各个职能部门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贯彻的方式方法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有些应该是间接的、迂回的。如果金融监管部门把国家的产业政策等直接变为监管政策，必然会扭曲监管行为，进而扭曲被监管者的经营行为，最终扭曲市场，产生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从另一个角度说，稳定、科学的金融监管政策，可以对冲或纠正在一些部门和市场主体实施国家战略、产业政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扭曲和风险。国家的各项政策、规定、措施，金融监管的政策、手段等，都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政策、规定、措施、手段，只有各司其职，才能起到规范市场、有效引导市场运行的作用。如果简单地集中资源办大事，各类政策、规定、措施、手段偏离自身的职责，必然会扭曲市场，控制一个风险却引发另一个风险。二是监管手段与金融管制、宏观调控手段的关系。金融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不仅影响一国经济，更会影响国家安全。所以，各国都对其有或明或暗的管制。管制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所以，管制的对象、管制的手段要相对明确。只要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对于一般的市场波动，不应该启用管制手段。宏观调控手段随宏观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平时所说的货币政策和相应的调控手段与工具。其关键是目标明确，手段多变。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是实现汇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等的控制目标。目标必须简洁、明确。目标太多或模糊，会导致货币政策混乱和调控措施顾此失彼。手段主要是调节宏观资金价格和市场流动性。宏观调控，顾名思义，调控的是宏观价格和流动性，并不能调控甚至管理微观的、具体业务的价格和流动性。一般情况下，也不应该对某类行业或产业的资金价格和流动性进行调节和管理。微观主体的资金价格、流动性，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的。监管是为了金融市场的安全、规范，监管政策和手段应该是清晰、可预期的，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即使有调整，一般情况下也有预告，有起始时间，并且不追溯存量。通常情况下，监管政策和手段，不应该混同于调控手段。也就是说，监管的目标要简洁、明确，不干预、不管理市场波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监管手段虽然也会随市场的变化而调整，但与宏观调控手段不同，它原则上不关注汇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等，只关注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运行安全。另外，相对而言，调控手段变化频繁，监管手段相对稳定。调控手段是要改变市场预期和行为；监管手段是规范市场行为，并且这样的规范是可预期的。现实中混淆这两者，往往会造成市场更加混乱或者使市场忽然失效与沉寂。有时为了调整这样的状况，重新激活市场，把监管手段当作调控手段（刺激手段）使用，失却了监管的基本底线，会为下一轮风险埋下隐患。与此相关的是非常情况下的市场救助。在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调动一切力量和手段，包括宏观调控手段、监管手段、管制手段，以至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进行市场救助是必需的。但必须明确，这些是临时性的措施，不是监管政策的调整。救助过程中，对各类职责、权利也必须有所界定，对被救助者要有严格的约束要求。2008年金融海啸，美国对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机构进行救助的方法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些机构得以“喘息”之后，首先就会还政府的救命钱，因为它们不愿意受政府的严格约束。政府的钱只是救命钱，不是外快。还有1998年香港动用外汇基金阻击金融大鳄后，将持有的港股成立盈富基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盈富基金是阻击金融大鳄“汇率保卫战”的副产品，目的是“消化”阻击战后政府持有的大量股票，而不是为了稳定证券市场。救助市场，对被救助者也要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比如“大而不能倒”，不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有“大而不能倒”。三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这个关系本来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我国的文化历史原因，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往往变成了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管部门有这样的倾向，政府下意识也是这么定位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某某口”一说，比如“农口”，农业部不仅是农业方面的规划部门，也是管理部门和领导部门，即所谓归口管理。还有“某某系统”，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只要某个口、某个系统有什么问题，不论大小，领导往往就批示相关部门去处理。以金融机构为例，那时的金融机构都归口人民银行领导和管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只是法律规定的业务监管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从上到下这样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好像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导致前两个关系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监管机构会把监管对象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避免他者染指，这就导致了所谓跨市场监管脱节或割裂的问题。四是机构监管与业务监管的关系。跨市场监管本来是个伪命题，但由于上述原因而成了真问题，于是就有了所谓机构监管与业务监管的问题。如果监管的定位清楚了，这个关系就好解决了。第一，监管当然是机构监管。第二，是业务监管，或者是现在流行说的行为监管。这又必须明确，首先，某项业务市场准入、市场规则监管的唯一性；其次，所有监管机构都按这个标准结合自己监管对象的经营特点对被监管者进行监管。比如，在香港，财富管理业务由证监会发九号牌。银行同样可以申请九号牌办理财富管理业务。虽然香港证监会也会对其进行监管，但更主要的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对银行从内部的制度、流程到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在香港的证券业务牌照也是如此。但我们目前是同类业务各监管机构分别出台准入规则和业务规则，同时只监管自己监管的机构，这就造成了“监管套利”和“跨市场套利”。五是监管方式问题。监管定位明确，监管政策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监管就必须严格。但严格不是粗暴。也就是说，监管机构要依据监管政策进行监管和惩处，不能因为形势严峻、市场调控的需要而无限上纲，加大处罚力度、扩大处罚范围；更不能因为要刺激市场而放松监管，甚至默认对监管政策的突破。这既破坏了监管政策的可预期性，也造成了被监管者“监管套利”的惯性，扭曲了被监管者的经营预期和经营行为。目前的金融监管基本上沿袭了原来对银行的监管方式。上级对下级，不用考虑跨市场影响，只看当时的经济形势或国家调控需要。一旦遇到经济体系发生风险，就进行检查，立即停办某项业务，对这项业务进行检查整改，处罚相关人员。对业务进行整改，往往是依据当前新出台的政策要求对存量业务进行整改。在原来单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情况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弊端，但破坏性的影响是局部的，对宏观调控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但在现在多市场、资金跨市场流动的情况下，对不同市场、不同机构、不同业务依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监管，会引发更大的市场风险。一些存量业务，在办理时是合规的，业务本身是机构与客户的合同约定的，受《合同法》保护，只要不再形成对市场的风险冲击，就应该继续按合同执行，直至到期结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整改。新的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一般不应该往前追溯。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2010年以后对抵押贷款出台了几轮监管政策，每一轮都是生效之日起实行，但并不要求存量业务按新的政策进行整改，只是要求对存量业务进行压力测试和做好风险预案。这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进行严厉监管的同时也要给金融创新留出空间。但这不等于不监管。最近舆论热议引进所谓沙盒机制。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试点。沙盒机制不是对创新放任不管，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一定的对象就一定的业务进行创新试验，监管机构在这样的限制内对试验者进行观察。没有“管”，但“看”着。试验成功，就推广；不成功，就结束。因为是在监管机构的明确允许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被监管机构“看”着的试验，所以风险是可控的，当然这样的“试错”是能被“容”的。从逻辑上说，这样的创新依然是被监管的。所以，对于不被监管的“创新”，容错就无从谈起。因此，不能鼓励不被监管的“创新”。六是无牌经营金融业务的管理问题。无牌经营金融业务，就是非法经营金融业务。这不是监管问题，而是执法问题。监管负责的是准入和准入后的规范经营。所以，从法理上说，不存在对非法经营进行监管的问题，而应该是依法打击和处罚的问题。如果要监管部门对非法经营金融业务进行管理，就要赋予监管部门执法权。这需要立法，因为目前的法律体系不支持金融监管部门对非法金融活动执法。当然，即使不是由监管部门承担这项工作，也要对依法取缔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立法，明确执法责任、执法程序。当然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于这项工作需要承担协助责任。这可以参考反恐、反洗钱的做法。比如，不允许为非法经营金融业务开立账户，不能为非法金融业务提供结算、融资服务，不能代理非法金融产品的销售，发现疑似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现象必须及时报告相关部门，等等。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不应该只是增加融资额、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即所谓数量型金融供给，而应该提供更有效的质量型金融供给。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在更前端，不是资金的供给，而是对资金供给的供给。融资额、金融机构建设、金融产品创新，这些都是金融供给的末端。金融的供给侧，更重要的应该是市场环境与监管环境的建设。重新认识市场现实中没有纯粹的、教科书式的市场。作为理论研究，需要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对现实进行抽象。但在制定具体政策、制定改革方案时，则必须把现实中的各种因素考虑进去。在现实市场中，人的心理、历史文化、人对事物的当下反应、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市场的演化产生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法制的、有序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必须是法制的、有序的。没有法制、没有秩序的市场，是一个寻租的市场、腐败滋生的市场。这样的市场，由于竞争的不公平，资源的配置当然也不会是有效的。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法制化的市场是根本。法规、国家经济政策、监管政策、监管方式等，是现实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现实市场有形塑作用。什么样的政策法规和什么样的监管方式，决定着什么样的市场形态。以环保为例。虽然有相关法规、政策，但由于监督执行不力，雾霾问题始终解决不了。一旦改变了监督执行方式，雾霾问题就有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微观个体，会损失一些GDP（国内生产总值），会引起一些暂时的局部就业问题，也会有部分企业关门。过一段时间，市场上相关产品的供应会减少，从而引起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再过一段时间，相关产品的市场供求又会达到相对平衡。为什么？这是因为，将没有环保能力的企业清除出市场后，为有环保能力的企业进入市场腾出了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环保政策，有了政策不能有效执行，靠所谓市场自身的规律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就消费者而言，关心的永远是当下的消费成本、效益，至于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环保，则不在其考虑范围内。由无环保能力企业的出清，到有环保能力企业的进入，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这个过程的时间长短不同。治理污染不能搞“一刀切”，说来容易，但这正是改革的艰难之处。再比如监管问责。金融机构有重大案件，要报告上级和监管部门，如果不报、瞒报，则机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了强化监管，又规定发生多少案件或发生多少金额以上的案件，要上追几级领导人的责任。那么，对机构及机构负责人来说，虽然案件本身与己无关，但因为会承担连带责任，当然能不报就不报。如果不报，在机构内部就不能对案件真正的责任人进行恰如其分的处罚和追责，于是在机构内部形成了负示范效应。所以有什么样的问责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免责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因此，放活市场与开放市场，不等同于不管市场，而是应该在明确规则、严格执行规则的前提下放活与开放。之所以会产生“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钟摆效应，就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市场的认识模糊，对政策、法规及其执行方式形塑市场形态的作用没有很好的认识。第一要务：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监管政策的改革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监管政策的改革，是市场有效运行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