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跨境通道建设研究报告（2016）(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业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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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跨境通道建设研究报告（2016）试读：

主要编撰者简介

郭业洲 大学学历，文学学士。199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9月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1987年8月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参加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八局副局长、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二局局长、部长助理、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2010年8月至2013年8月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14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外交战略和政治思潮等。在《当代世界》《国外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十六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当前德国政党态势的主要特点》等文章数十篇。

胡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欧中亚局工作，历任处长和副局长。2007～2010年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参赞。主要从事政党政治、大国关系、国外社会政治思潮以及俄罗斯内政外交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译著有《前进——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前途》、《又是普京——梅普轮流坐庄内幕揭秘》、《俄罗斯向何处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如是说》和《中国人在海参崴》等。

金鑫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兼职教授，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学科评审专家。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3～200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历任中联部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当代世界出版社副社长，《当代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安徽池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主要从事政党政治、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外交、国外社会政治思潮、世界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曾参与多个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发表相关论文80多篇，新闻和文学作品近百篇，出版专著10余部。有影响的著作有：《中国问题报告》《世界问题报告》《中国民族问题报告》等。

许永权 1999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2011年1月，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2012～2013年，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挂职常委、副县长。2013年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要

丝绸精神薪火相传，体现了人类跨越时空阻隔、交流互鉴的胆识和智慧，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交往历史中写下重要篇章，为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繁荣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迈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新阶段，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全球发展大势，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必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平发展带来新机遇，为促进世界繁荣进步注入正能量。一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高度契合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宗旨目标符合攸关各方共同利益，建设理念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发展潮流，必将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风头不再；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也受到影响，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纷纷探索出路。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古已有之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赋予全新的现代意义，通过与沿线各国合作发展、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商共建，使沿线各国搭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实现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态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希望在历史纽带和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与沿线各国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与稳定、和平合作夯实基础。“一带一路”致力于增强亚欧非大陆及海洋区域的互联互通，增强沿线各国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立体化布局，为沿线各国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古代丝绸之路是商业贸易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则从基础设施入手，对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现有发展战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带一路”将整合沿线国家的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共赢。通过连接亚欧非大陆，欧洲的金融经验、科学技术、先进行业标准等优势，亚洲的广阔市场、地理交通便利、劳动力充足等优势和非洲的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发展潜力大等优势结合起来，互相借力，形成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生态环境，实现包容性发展，为尚在危机阴影笼罩之下的世界经济雪中送炭、“添柴加火”。“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国际合作模式的新探索。“一带一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经济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设经济的经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一带一路”倡议是“零门槛”“自由参与”，成员国没有数量限制，也不受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道路等方面的限制，更没有地缘战略意图，凡是对该合作倡议感兴趣，愿为倡议实施和地区发展做贡献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对地区合作模式的创新，强调参与国的平等地位和主体意识，通过协商统筹的方式协调各国合作，争取把合作和发展成果与各国人民分享，不搞“一头独大”或“垄断分红”。诚然，没有竞争，何谈合作。“一带一路”并非要违背市场规律，否认竞争，也不是在描绘全是合作的“海市蜃楼”，而是在倡议框架下加强沿线国之间的协调，形成良性竞争与积极合作，互相借鉴，协同并进。“一带一路”建设近期重点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地区经济合作深度发展提供支撑。通过经济走廊的形式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并在海陆方面培育一系列经济合作综合性示范区。这些经济走廊和示范区可以形成区域合作的“极点”，辐射周边，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在走廊框架内因地制宜地开展具体合作项目，精准定位合作领域，探索亚洲次区域国家开展深度合作的新模式，积累经济走廊建设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提供借鉴，加快推进相关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和国际通道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致力于为世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沿途多经过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贸合作格局中往往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探索新的地区合作模式，与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成果，使沿线国的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摆脱“发展洼地”的地位。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国际秩序不公正等问题，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国际格局调整中掌握主动权，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文明互鉴共荣，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积极利用现有双边和多边国际机制，促进国际和地区合作蓬勃发展。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并不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大，而仅是发起者和协调者，始终强调并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繁荣进步。“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另起炉灶”，不是要打破现在已有的国际机制，而是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注重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现有的发展战略规划实现对接与合作。同时，担负起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体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历史担当，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二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明互鉴、社会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实现共同繁荣、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加强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互信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共建“一带一路”要发掘沿线各国合作潜力，营造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实质上是惠及各个参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建项目，既涉及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更关乎区域协调与全球治理。以弘扬古丝绸之路精神为基础，实现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经济增长联动。“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的核心在于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实现沿线国家之间道路的互联互通建设是优先方向。习近平主席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是优先发展的领域。“一带一路”保持开放包容姿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与所有国家进行政策沟通、拓展合作。“一带一路”的构建不是搭建新机制，而是同有意愿参加合作的沿线国家依托现有平台、双边或多边机制，由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渐推进合作。“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是一种全方位合作，通过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开展合作，使沿线国民众受到真正的实惠，进而树立友好合作的地区典范，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明互鉴、社会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五通”为重点合作领域，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政策沟通指方向。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等差异较大，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要想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一项共谋发展的倡议，就必须通过领导人直接对话、媒体宣介和与社会各界接触等方式，在政策层面进行广泛的沟通。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府交流互访，进行多领域政策沟通，寻求利益汇合点，达成合作新共识，在政策层面为“一带一路”建设布局谋篇、指明方向。

设施联通要先行。中国有句谚语，“要想富，先修路”，道出了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的重要性。当然基础设施不只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还包括输油输气管道、高压输电电网、跨境光纤光缆建设等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走在前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沿线各国人员和贸易往来提供更多便利，缩短和降低各国和地区间运输距离和贸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设施连通方面不断有新进展。比如，作为“一带一路”旗舰工程的“中巴经济走廊”中的关键项目瓜达尔港，已于2015年4月基本竣工并开始运营。截至2015年5月，中国已与毗邻11个国家的70对边境口岸开通了289条客货运输线路，总长度约4万公里。2015年5月，中国开通了国内目前唯一一条前往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的直航航线，即北京—明斯克—布达佩斯航线。

贸易畅通是关键。贸易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内容，也是各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更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历史，二战后欧洲正是通过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不断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有效带动了欧洲经济发展，并且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今世界尚未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尚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中国可以通过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创建有利于发展营商创业的良好环境，与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分享中国产品，带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从而也可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目前，中国已签署13个自贸协定，涉及东盟、韩国、新加坡、巴基斯坦等2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值已达近7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

资金融通做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迫切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面临资金短缺、金融市场不够完善等问题，不能把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和发展的动力。而中国不仅资金比较充裕，还有丰富的金融改革经验，有能力通过资金融通来整合沿线各国各类金融资源，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从而打破沿线各国发展的资金瓶颈，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近期，中国在资金融通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的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中国倡议筹资1000亿美元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

民心相通打基础。“一带一路”是一项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合作倡议，能否获得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沿线国家的人民能否跨越历史恩怨、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差异等障碍，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事实表明，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人民。在绵延起伏的古丝绸之路上，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险，都没能阻挡运送货物的驼队向前跋涉的脚步，正是这种不畏艰险的民心跨越了各种艰难险阻，才写就了张骞出使西域、马可·波罗游历东方等史诗性故事，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如今，着眼于振兴古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堪称一项民心工程。要发扬古代驼队的精神，有必要在中国培养和造就一批愿意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他们最好通晓沿线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情况，具备开展公共外交和国际交往的能力，有志于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做出贡献。“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相向而行，共同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向东”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向西”加快开放步伐，使西部地区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进而形成海陆并进、东西并举、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丝路所通，商贾所至，物货流通，文化融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对中国国内深化改革和对外扩大开放形成倒逼效应，也有助于形成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联动效应。“一带一路”建设不再是把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或者对外办工厂、卖产品等单一的对外开放模式，而是着眼开展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的地区和国际合作，与各国发展战略相衔接，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自主、多元、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让各国人民共享更高质量发展的红利、共享安宁富裕的生活。投资贸易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首要问题是各方着力研究解决实现便利化，这样才能做大做好合作“蛋糕”。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在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转型升级、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拓展相互投资领域、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树立投资合作新典范等几个方面加强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分工高效协作、市场深度融合，把经济上优势互补转化为共同发展的推动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形成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三 “一带一路”建设陆海两路并进，陆上依托连通重要国际通道，共建六大经济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和重点城市节点，共同建设安全通畅高效的国际大通道

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布局规划，海陆通道建设的重点是打破东部与西部、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地理条块分割和交通阻隔限制，综合平衡海陆地缘布局和东西两翼，形成海洋和陆地并进，国内和国外联动，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统分结合、全盘互动的战略格局。“一带一路”能够将南亚、亚太、中东等各个次区域连接起来，实现中国周边与欧亚板块的连通契合，共同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国际运输大通道。

陆路依托国际大通道，共同打造六大经济走廊。“一带一路”规划的经济作用走廊有六条，六大走廊占据着有利的地缘地位，直接辐射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几个大市场，是“一带一路”建设优化推进方向。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是欧亚大陆三条重要走廊，除个别路段还在规划之中，公路、铁路全线基本贯通。现在最需要重点推进贯通的是西南和东南方向的三大走廊，即中巴、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这三条走廊从北到南贯通中国及亚洲内陆与印度洋，是将丝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路联结起来的三大桥梁。如果说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是“两翼”，那么“三大走廊”则是连接“两翼”的三条“龙骨”，通过“两翼”和“龙骨”，“一带一路”形成贯通太平洋到印度洋，向西直通地中海，从亚洲内陆甚至中亚贯通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堪称“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它的优先推进将对其他走廊建设起到示范作用。走廊北起中国新疆喀什红旗拉口岸，最南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000多公里。该走廊将中国、中亚、南亚三大亚洲经济区域连接成一体，并通过瓜达尔港直达西亚、北非。2015年4月8日，“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正式成立。习近平主席在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四位一体”远景规划和合作布局。中国未来将向巴基斯坦投资460亿美元，其中包括医院、学校、饮水工程等大部分民生工程，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惠及广大民众，成为对其他走廊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重大项目。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点，瓜达尔港作为此项目的重中之重，更是取得了关键性突破。瓜达尔港的建设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而“中巴经济走廊”又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作为“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的重点项目，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中巴经济走廊优先推进不仅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同样也对巴基斯坦的发展和安全意义重大，是真正的合作共赢。这条经济走廊的贯通一方面可以扩大中巴两国的经济安全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中国能源通道的多元化，在化解“马六甲困局”，确保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更宏观角度看，“中巴经济走廊”贯通后，不仅能够不断强化巴基斯坦作为连接欧亚及非洲大陆的桥梁纽带的战略地位，更能把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通过经济、安全、能源领域的合作紧密联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经济共振和良性互动，并不断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好事多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前身是“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该论坛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云南学术界提出并得到印缅孟三国学界响应的合作构想。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两国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强该地区互联互通，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更紧密连接。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个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连接在一起，让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释放更大的能量。有关智库研究认为，如能建成国家层面的经济走廊，则有利于各方发挥合理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利于各方优势互补，进而带动南亚、东南亚、东亚三大经济板块联合发展。相对而言，孟加拉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态度比较积极。孟加拉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给予积极支持，总理谢赫·哈西娜2014年访华时表示，孟加拉国的发展需要“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孟加拉国具有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发展空间很大，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中都将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孟官员、学者、企业家认为“实现孟中印缅高效、快速、可靠和无缝的基础设施连接”是今后合作的重点，希望采取“快车道”特别措施推动走廊建设，主张先易后难“多线并举”，在现有路线不通的情况下先行考虑开辟“南线”，即绕开印度北部，经缅甸若开邦直通孟加拉深水港。印度的态度比较消极，对走廊建设“左顾右盼”。印度与中国同为地区大国，可谓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两大引擎。印度战略界一些著名人士认为，印度与孟加拉国、缅甸之间已经在进行互联互通建设，而印度出于国家安全不希望与中国实现互联互通。印度对推进走廊建设是有所保留的，认为中国的进入会大大削弱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其中中印边界问题也是一个主要障碍，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也会影响印度从走廊建设中获益。缅甸对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吸引境外投资方面有着现实需求和合作意愿，但受制于国内政治羁绊、政府与缅甸北部民族武装冲突等因素，缅甸对走廊建设的顾虑也比较多。综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各国的态度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挑战不容低估，开始大规模建设的路径和方案还有待探索。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五通”合作的前沿地区。中国与中南半岛走廊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货币金融、贸易投资、产能能源、非传统安全合作等诸多领域都走在了地区前沿。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得到走廊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绝大多数国家的响应与支持，东盟所有十个成员国都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并成为创始会员国。2014年9月进行了首轮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业已启动。2014年12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致力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六国领导人就诸多领域合作达成共识，其中提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执法合作要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中泰两国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建设。中国与老挝中—老铁路建设、中国与印尼合作建设雅（加达）—万（隆）高铁等建设项目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与中南半岛走廊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方面率先走在了地区前列。

不可否认的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都还面临许多难题需要破解，比如如何将总体规划分解完善落实到位，如何预估预警和管控各类风险，如何在实施重大项目时做好社会公益和民生事业，如何得到沿线国家民众理解支持，如何推动更多的早期收获项目和“旗舰项目”顺利落地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走廊建设中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可操作、可推广的合作模式。

海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一是依托中国五大港口群，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目前，我国港口运输行业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等5个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港口群体。其中环渤海港口群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海上重要节点。长三角港口群地处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与“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对接，是贯穿海上和内陆运输的核心地带。珠三角港口群对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毗邻马六甲海峡。环北部湾港口群向北与丝绸之路相连接，往南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港口对接，打造中国到中南半岛的经济走廊和国际大通道，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互相支撑。海西港口群是太平洋西岸路线南北贯通的必经之地，是面向世界，连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服务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海峡西岸港口群。沿线战略节点城市与五大港口群可充分对接“一带一路”，积极拓展沿海港口集疏运功能，谋划建设向西、向北的国内乃至国际大通道，使沿海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二是依托沿线重要港口和重要节点城市，共同建设安全、通畅、高效的国际通道。从规划路线走向来看，“一带一路”从西太平洋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及缅甸西部港口城市，经行孟加拉湾，穿越东印度洋进入西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抵达北非、中东和欧洲。依托沿线瓜达尔港、雅加达港、新加坡港、科伦坡港、关丹港、亚丁港、塞得港、比雷埃夫斯港等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发挥其在构建国际通道中的支点作用，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促进我国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和国际经贸合作。同时，特别应关注阿拉伯世界中的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三条海上通道不仅是我国商品出口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关系我国国家利益在国境之外的延伸。从经济上来讲，“一带一路”连通这些经贸合作走廊和国际运输大通道，节约更多的航行成本，并大大缩短航行时间。我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石油进口的一半来自中东地区，几乎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运输通道也是“石油生命线”和“油气大动脉”安全通畅的重要保障。而且，“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促进中国与所经过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使沿途国家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四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时代潮流和沿线各国加快发展的意愿期盼，高度契合沿线国家发展规划和利益诉求，受到沿线国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抓住难得历史机遇

一是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关系总体良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为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合作基础。在海上丝路建设方向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关系发展基础良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平台不断趋向成熟稳定，呈现良性互动态势并不断发挥引领作用。如今，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走过了“黄金十年”，双方目前正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共同迈向未来的“钻石十年”。我国与俄罗斯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交会点明显增多。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战略对接已经起航。俄政界也阐明俄是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强调“一带”的提出有助于促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合作，实现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和与联盟成员国家的合作，推动中亚地区各国的经济融合发展，进而防范域外政治势力对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干扰。“丝绸之路经济带”契合了中亚各国多元化的战略利益，各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热情很高。中亚地区最早参与经济带建设，也率先有了一些早期收获项目。2014年5月，中国-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正式启动，成为经济带建设中的第一个国际物流项目。2015年3月，中哈产能合作启动，双方签署了33份产能合作文件，总金额达236亿美元。“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率先彰显成效，对后续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性作用。这些都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基础和参与动力。

二是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对接互补优势明显，为不断深化双边投资及产业产能合作提供最大现实可能性。现阶段，沿线大部分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最具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但总体来看，其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较低阶段，在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瓶颈。而我国在铁路公路、节能环保、新型能源、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优势和战略利益诉求的契合，使我国与大部分沿线国家之间推动资本和优势产能合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在国际产能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提供大空间、大舞台，这是中国方面非常重视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等目标。中国政府也在尽力推动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并与有关国家政府建立更加务实的磋商机制。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我们要创造性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实现我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

三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已建立多个合作机制与对接平台，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一带一路”具有开放包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鲜明特色。“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将充分利用现有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机制，搭建灵活开放的伙伴关系网络，打通中国与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甚至非洲等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之路。除了双边机制，中国还将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另外，“一带一路”建设将充分利用官民并举的多样化平台。目前，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阿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发展论坛等都已经成为较有规模、较有影响力和受到广泛关注的平台，这些由中国倡议建立且充分吸纳政府和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交流平台，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五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存在较大差异，在推进“一带一路”征途上，并不全是欢声笑语、鸟语花香，还有很多泥泞险滩，更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

一是沿途各国和地区政治生态各异，政治风险必须研判预防。“一带一路”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而各国历史文化、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由此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首先是政权更迭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顺畅，基础牢固，一般不会受到政权更迭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在一些国家，由于国内政治不同派别内斗，现任政府为了否定前任政府，殃及我国落地项目，从中作梗，指摘我国项目，无限搁置甚至直接叫停，使我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典型的案例如中国在缅甸和斯里兰卡的项目，均是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由于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势力相互争斗严重，难以保持和平稳定态势，即使在政府换届时，国内各政治派别仍会相互扯皮，相互打压。有时，项目面临搞定政府，却搞不定反对派的困境。中国“出海”项目有类似的教训，高铁项目折戟墨西哥就属于类似案例。未来推进“一带一路”项目上，这些问题仍有可能再次出现，应严加防范。其次是沿线国家政局不稳。一些沿线国家政局不稳，社会持续动荡，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盛行，都会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现实的威胁。最后是内乱内战频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些国家内部不是特别稳定，从打嘴仗直接上升为冲突动乱，安全环境遭到破坏。对于这样的国家，本国各行业的发展受战乱影响，举步维艰，难以有效运行，更不用说是国外项目。此类政治风险在中东地区比较突出，中东一些国家常年内乱不止，暴力不停，国内发展深受牵连，也会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

二是经济形势难以把控，面临内外双重风险。“一带一路”是以经济项目为主的系统工程，国际经济的走势和项目内部运行机制均会对“一带一路”造成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仍面临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带来的风险，尤其要面对汇率波动、世界经济衰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等不确定因素。此外，从“一带一路”规划可以看出，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推进“一带一路”上，可能面临由于经济基础落后而造成的各种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沿线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产生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将制约和影响国外投资者前往投资的意愿和决策。对我国企业来说也不例外，企业是“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的载体。如果企业自身运行不善，也会给“一带一路”带来风险。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很多问题，如不了解投资国法律、投资环境等，导致出现许多本可避免的问题，这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缺乏经验所致。还有就是中国企业有时为了出效益、争成绩，将国内一些不良做法带到国外，同行之间恶性竞争，压低成本，相互拆台，这不仅无法实现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目标，还会造成不必要的内耗，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这也不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降低海外信誉度，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叠加，影响“一带一路”落地的安全环境。在传统安全上，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侵扰，严重影响国内的安全稳定，进而造成“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大幅度上升。此外，虽个别反政府武装对“一带一路”并未有太多敌意，但因为它们要不断制造麻烦以破坏现政府的权威，故而会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施工人员实施绑架、勒索等不法行动，如此一来，“一带一路”项目难免成为一些沿线国家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在非传统安全方面，近年来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成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地震、海啸、泥石流等不断爆发，特大自然灾害不仅给所在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内部社会动荡，彻底从灾害中恢复也需要很长时间。如果项目所在国家发生自然灾害，一方面推进项目的环境将会恶化，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会给项目本身带来伤害，对项目造成破坏，延缓项目进程。

四是沿线国家顾虑担忧和基层民意的不确定性，加大社会风险。目前看，大多数沿线国家都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支持，积极参与。但仍然有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怀有疑虑甚至恐惧。部分国家担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扩大中国的战略主导作用，这种合作是不对等的，担心中国以经济项目为手段强化对某些国家的掌控力。有一些国家担心“一带一路”背后隐藏着政治和军事动机，认为“一带一路”规划中的“五通”对本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担心日益崛起的中国会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军事方面，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在海外建设港口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如印度有人提出中国通过实施“珍珠链”战略对印进行围堵。应该看到，这类抹黑中国的“阴谋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市场的，这些都可能对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重点项目合作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基层民意不确定性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从以往“走出去”的案例看，我国企业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较为薄弱。“一带一路”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源于当地民众对项目抱有疑虑，甚至是抵触和反对的态度。比如，在某些国家的民众看来，中国倡议的一些矿产开发项目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环境污染，并误认为中国项目的目标就是掠夺当地的资源。此外，一些中国企业因为各种原因，不愿雇用当地民众，对促进当地就业并未发挥积极作用，这增加了这些民众对中国企业的负面认知。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暗地里从事着破坏中国企业项目的勾当。它们利用在当地长期拉拢的人脉资源，特别是利用受其操控的媒体，故意抹黑中国企业、损害中国企业形象、诋毁中国企业信誉。

此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战略介入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牵制或掣肘。美国频繁插手地区热点，以强化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从美国阻挠其盟友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事例来看，美国的牵制和掣肘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俄罗斯、欧盟和日本也都视中亚地区为其战略利益的重点区域。在印度看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能进入其势力范围，印度周边国家可能会更加依赖中国，进而侵蚀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由此来看，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相当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生态。六 “一带一路”建设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也鲜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既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担当，更需要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灼见，作为咨政建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智库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联部承担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任务。我们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发起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以下简称“智库合作联盟”），就是要协调统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协力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共同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道路。

第一，坚持政策导向，推动政府决策与智库研究良性互动。智库合作联盟将主动与“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对接，了解“一带一路”建设在决策咨询方面的需求，支持相关理事单位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要开展联合研讨、合作研究，形成更多客观、中立的研究成果，为相关国家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沿线国家间发展战略对接提出建议。要研究探索国际合作模式、投融资模式、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为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质量效益的提升提供支撑。各理事单位根据相关国家决策咨询需求和自身研究优势，可多到一线做一些“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以使我们理论研究更好地契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为我国及沿线各国政府决策和民心相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第二，加强智库交流，推进成果共享。智库合作联盟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为理事单位赴沿线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交流研讨、调研咨询提供帮助，协助理事单位与沿线国家有影响力的智库和政要、专家学者开展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地提高调研质量和研究水平。各理事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进成果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分享各自掌握的智库人脉资源，积极探索智库“走出去”的方式方法，共同提升国际话语能力和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各理事单位可主动与沿线国家智库开展研究和传播等合作项目，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了解，通过联合研讨凝聚各方共识，通过合作研究咨政建言，智库率先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

第三，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智库合作联盟研究重心要下沉，向基层倾斜；影响力要外扩，向沿线国家政府和民众做好舆论引领。要通过走出去举办“丝路国际论坛”等方式，带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研讨交流，增进民心沟通。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做好“一带一路”倡议的释疑解惑，增进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全面理解，为重大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建设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应主动与沿线国家智库、媒体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研究和传播，将双方取得共识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发布，主动塑造积极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以智库交往带动人文交流，增进沿线国家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知，形成利益交融、观念相通、命运与共的意识，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第四，打造智库服务“样板工程”，推动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构架下，瞄准重点方向、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联系目标国有影响力的智库、民间机构和媒体，建立合作研究机制，委托、资助、聘请有关国家智库和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及时反映沿线国家的困难、问题、期待与利益诉求，提出解决方案。对重点项目实行“结对包干”或“定向包干”，通过联合研究、提交报告、咨政建言、媒体发声等方式，发挥智库全方位服务功能，打造智库服务重点项目的“样板工程”，推动重点项目在沿线国家顺利落地生根。同时，要不断总结经验和规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库服务重点工程新模式。Ⅱ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ⅡOn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B.2中蒙俄共建经济走廊的战略思考王海燕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范畴和内涵。其次，从中蒙俄三国相互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三方已建立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三国对接的发展战略出发，研究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已具备的基础。再次，具体分析了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路径和领域。在此基础上，探讨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展望前景。关键词：经济走廊 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 国家发展战略 互联互通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与亚欧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同年11月，“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部分，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我国未来对外发展的主要方向，并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启了新机遇。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主要由海上运输通道和陆路运输通道两部分组成，一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州过南海，延伸至南太平洋或经印度洋至欧洲。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六条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由于基础较好，覆盖亚欧广阔的区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形成新亮点，蒙俄通过这条经济走廊，与中国共建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将在广阔的亚欧大陆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一 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范畴与内涵

2014～2015年，中蒙俄三国元首批准了《中蒙俄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等合作文件，绘制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蓝图。这一蓝图将三方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到具体的合作领域和项目上来，有力推动了三方务实合作的深入发展。（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地理范畴

中蒙俄经济走廊将贯穿亚欧大陆，两头分别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重点畅通中国经蒙古国、俄罗斯至欧洲的线路，由沿线的东亚核心经济圈及其辐射拓展圈组成。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幅员辽阔，该走廊应有核心区。在我国境内的核心区应为与俄罗斯、蒙古国交界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黑龙江等沿边交界省区；在我国境外的核心区应为与我国毗邻的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俄其余地区将为其辐射拓展圈。该走廊将对亚欧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意义重大。（二）中蒙俄共建经济走廊的内涵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和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以期为同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蒙俄三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的利益再分配格局中赢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份额。

可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时代的需求，在新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将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连接起来，而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更是这条生命线的一条主动脉，将促进中国与东北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二 中蒙俄共建经济走廊的基础与架构（一）政经合作基础良好

中蒙俄三国政治互信达到新高。蒙古国和俄罗斯是与中国边境线最长的两个邻国，中国从其各自独立建国以来就与其保持了传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近年来，俄蒙双方从“睦邻传统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蒙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三组双边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后举行的中蒙俄三国首脑会晤，将三国间的关系也提升至历史新高，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发展方向，为三方进一步密切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和制度建设基础。

中蒙俄三国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横向比较，中国在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外贸和投资伙伴占比中逐渐排在前列。纵向看，1990年代初以来，中蒙俄三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中国对蒙俄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水平持续提高，三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中蒙俄三国早已成为彼此依赖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加上中国与蒙俄资源产业互补性较强，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三方合作潜力巨大。（二）已搭建起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相结合的架构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是凭空而来，经过多年的合作，三国间已搭建起多元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相结合的架构。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建立，是中蒙俄所在的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和俄罗斯是创始成员国，蒙古国是重要的观察员国，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在亚欧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世界性组织，可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协调、沟通和促进作用。而中蒙俄经济走廊正是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好可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

其次，中蒙俄三国首脑会晤机制和中蒙、中俄、蒙俄三组双边首脑会晤机制将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发挥重要的顶层设计和实质性推动作用。中蒙俄三方首脑会晤已举办两次，都是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实现的。2014年9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中蒙俄三国首脑首次正式会晤确立了三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倡，中蒙俄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三国元首表示，将分别责成各自有关部门落实三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建立三国副外长级磋商机制。2015年7月三方首脑第二次会晤批准了《中蒙俄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将三国的战略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正从理想迈向现实。

最后，多年来建立和形成的多种次区域合作机制将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落到实处。苏联解体后，中蒙俄沿边地区、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三边经贸合作机制不断涌现，极大地促进了中蒙俄三国的经贸、投资与科技合作，地方层面经济合作的热情高涨也自下而上地影响了三国政府间的交往，密切了三方合作，并自上而下地给予了地方层面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更大的发展机会。

因此，中蒙俄三国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已发挥着实质性推动作用，各国应继续鼓励各方合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机制的潜力和带动作用，细分合作区域和领域，差异化竞争，形成百舸争流、良性互动的格局。（三）三国发展战略相结合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促进经济合作是三方合作的优先和重点领域。“草原之路”是蒙古国提出的希望通过运输贸易振兴本国经济的倡议，由五个项目组成，总投资约500亿美元。欧亚经济联盟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发展而来。终极目标是建立类似欧盟的经济联盟，形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已有正式成员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五国。根据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开展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涉及一体化的有关组成部分，尤其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蒙古国和中国毗邻的内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关系重大。“跨欧亚发展带”试图以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主干，吸引欧洲和亚洲国家参与，使俄成为西欧、北美、东南亚三大利益区的核心。目标是在俄的亚洲部分形成现代科学工业区和欧亚、欧美货物运输通道，将“跨欧亚发展带”作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重要抓手。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正好将三方未来发展战略对接，将对东北亚、大中亚乃至亚欧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三 中蒙俄共建经济走廊的路径

中蒙俄共建经济走廊的主要路径有：通过铁路、管道、公路、航空、水运、电网和光缆在内的跨境交通运输合作；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子商务、电子口岸等在内的信息领域合作。（一）跨境交通运输合作

1．铁路跨境运输是主动脉

由于其运输量大，成本相对较低，在广袤的中蒙俄大陆上铁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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