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鹏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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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研究试读：
前言
现代国际社会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环境与资源问题，无论是起源美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还是一直未远离人类新近又横加流行的新型流感，从中都可窥见环境资源的影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环境资源问题不但现在是、将来也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人类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环境承载力和资源存量的基础之上的，而环境承载力和资源存量是有限的、稀缺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社会调控手段来规制人类的环境资源行为，达致环境资源行为的理性、有序。在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最新研究成果就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达到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目的。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通过法律的资源循环利用控制应当是可行而有效的。
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研究的本质在于透过对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基础理论的研究，发现适合资源循环利用的法律规则，并以此来规制资源循环利用的实践。总体来说，本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基础理论研究，一为制度建构努力。基础理论研究旨在探寻资源循环利用的知识基础与制度根基。制度建构则力求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型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两大焦点彼此互补，基础理论研究针对不断变迁的知识结构，提供理论探讨的知识基础，主要包括了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溯源、逻辑起点、本质特征、法律原则、价值与功能拓展等。制度建构则着重知识的应用与社会实践，不但包括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资源循环利用规制行为制度，也包括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关系的制度结构，还包括了资源循环利用不同层次的制度形态。
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天人调谐思想可以说是资源循环利用思想的开端，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要参与到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中去。工业革命导入的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根本上来说，它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为支撑的，在经历了18～19世纪西方国家的环境资源危机之后，在现代国际交往的助推之下，环境资源危机已迅速演变为全球性危机。而基于环境资源问题的公共性，市场路径在解决环境资源问题时显出了其窘态，理智的诉求要求重新对环境资源问题进行认识并构建新型的环境资源安全理念，生态安全理念应运而生，生态安全重要的一环就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来达致。
和谐、效率与秩序是本研究的思想引线和叙述逻辑。资源循环利用源于和谐思想的深度发展，在效率价值上得到充分表达，通过法律建构达致理想的秩序型构。
和谐——资源循环利用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和谐价值取向具有多重维度，在和谐价值取向之下，社会管理者以和谐为目标进行决策管理；生产者进行清洁生产，提供绿色产品；消费者选择生态产品，进行适度消费，并注重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友好性，自觉承担和履行资源循环利用的责任。全社会都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建立起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不仅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恰当的理论阐释，而且对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提供了新的原则和行为模式。因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事务与自然事务的生态价值取向和最终依据，是实行资源循环利用，构建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
效率——效率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也是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最终受效率原理的支配。生态效率是这个时代较为典型的标志和流行的话语，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对效率提高的追求和保障，是伴随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有限的环境资源的矛盾而产生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环境资源，同样离不并经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提高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以其特有的权威性方式设立有效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调整经济活动中人们的生产、消费行为和社会关系。通过对权利、义务的适当分配，提高环境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实现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最大化。
秩序——人类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的稳定，人类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包含着对于社会秩序的要求。生态文明时代的秩序不但包括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秩序型构，更重要的指向是人与自然即“人际”的秩序型构。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调整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合理的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将有利于环境资源系统结构的改善与功能的提高，从而促进自然环境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更大的承载力，实现生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在人类以资源循环利用来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今天，以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提供的规范和强制力，追求和满足人际秩序建构的需要，是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的终极追求。
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也许算不上新鲜，却也紧跟时代需要；不如物权法受到广泛关注，却也关系到生活点滴。它是政策性法律，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法制表达，它又是生活性法律，是民众日常行为方式的规范要求。因此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是必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法律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得到充分研究并推而广之应用于社会实践，以法律的名义，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得到了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研究项目课题（项目编号：06SFB2061）的资助。在研究的过程中，从资料收集，到观点形成，最后到行文发表，持续得到了重庆大学陈德敏教授宝贵的意见与建议。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可、杜健勋、董正爱、胡耘通，硕士研究生杜辉、霍亚涛、李宝海、孙爽、徐飞波等协助进行了资料收集与相关调查工作，杜建勋还协助进行了最后的统稿工作。在成果面世之际，一并在此表示真挚感谢。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颁布实施，但应当说我国的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资料与实践经验所限，书中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识之士批评斧正。作者2009年5月第一章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
资源循环利用理论肇始于20世纪中叶，在20世纪60年代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废弃物回收利用，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对生产所需原料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控制研究。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源循环利用的范围扩展到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并通过流通领域将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物质循环利用联系起来，形成市场配置与政府规制相结合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资源稀缺和市场需求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引导力量，科技进步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推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取向与终极目标。因此，对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应着眼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路径依赖、科技进步等三个维度，并在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第一节 资源循环利用恩想溯源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叶（Lewis Nami－er）写道，“历史的主题是人类事务，是运动中的人。”远比他更早，被视为当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学者兰克在19世纪30年代宣称，史学是一种“获取关于人类事务知识”的工作。环境史把人类与自然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相互影响——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当作它的研究对象。它求问地貌如何变化，因天力还是人为，如此变换对于人类生活有何影响，它检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与技术的力量，并且探求这种力量如何影响着自然界。它还在探求人类如何领悟自然，如何思考他们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作为环境史组成部分的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渊源是研究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的基础，厘清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发展脉络，借古明今，理论上有助于资源循环利用制度的研究，实践中有助于资源循环利用的运作。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溯源不仅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循环利用思想萌芽，也包括了西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理念导向。一、天人调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循环观
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问题在40年以前就已清晰地表露出来了，不只是日经月久的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冲突、权力财富的扩张以及社会的不公正，除此之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处于生死关头。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们同这个支撑着我们的生存系统开始彼此碰撞，我们在狂飙突进中破坏着自然。赫然呈于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是一场在过去的6000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然而“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的、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深邃的了解。”对我国古代天人调谐思想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并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启迪当代人“资源循环利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完善。（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循环观
1.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调谐”思想考察
天人调谐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要参与到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中去。我们作为我们伟大祖先的后人，应当深入研究和领会这一思想，它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思价值观念、重建生态伦理、树立循环观念、发展循环经济和循环社会提供有益之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与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作为万物之灵，又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万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董仲舒说：“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人生有喜怒哀乐，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天人相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此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张载说：“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天良能本吾良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颖说：“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易经.序卦传》写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从中可见，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易传.系辞下传》记载：“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即是说，自然界之万物中，唯有人，才可与天和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才”。而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皇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痴不起，是谓得道。”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养生规律和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提出了“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医疗疾病。《老子.上篇.道经》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道明了人与自然本是一体的。《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中孔子说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段话的真意是，天不是能言而不言，而是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就是天的言说。明确否定了天是超自然的上帝，肯定了天是包括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否定了上帝的主宰，肯定了自然界便是最高存在，人与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只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自然界就会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鐅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可以看出，孟子已经具有了比较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注意到了保护生态环境对一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最早提出了天人相参的生态观念，指出天地人三者相互并存，构成了一个天地人三者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中记载：“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已经含有了进化论的意味，阐述了一切物种循环往复、永不停息地造就万物的过程。其在对昆虫变态等现象的描述中，亦已含有循环思想。
朱熹继承程颐的元亨利贞学说，在其《周易本义》中说道：“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把生长遂成与人道的仁义礼智直接统一起来，形成其天人合一学说的一大特色。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构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把宋明理学推向顶峰。王阳明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新的高度。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的都是人体内的运动规律与宇宙天体、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是一致的，人的意识和行为融入自然界之中就会有超然的力量，强调人类应当认识、尊重和保护自然，而非片面强调利用、征服甚至破坏自然。由此看出，与西方哲学中仅将自然作为对人的工具价值不同，中国哲学自古就开始明确了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人与自然统一于一体的思想传统。
2.“天人调谐”思想的现代解析
中国古代关于天的概念，相当于现代的“宇宙大自然”。古人认为，天主宰人间万物。人必须按照天预示的征兆进行活动。否则，将会遭遇挫折和不幸，甚至有灭顶之灾。“天人调谐”是中国古代人论述“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中国现代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之天人关系论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其中，所谓“天人相通”，是历代儒家思想的主流，“天人相类”主要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观点。关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所谓“天道”，一般是指宇宙、天地和自然的起源和运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理。古代关于“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的探讨和论述，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思考和认识。
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天道”和“人道”关系的问题探讨，就已经形成了一些浅近的理论。在“人道”和“天道”关系方面，老子主张人与自然万物是连续一体的，自然界存在内在的规律和价值，人类应当尊祟自然，顺从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庄子认为，人与天本来是合为一体的，只是人的主观上的区分，才破坏了它们的统一。荀子认为自然有常（法则），不受人的意愿支配。如果顺应自然法则，人将能够从自然界获得自身需要的东西；如果人们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必然受到它的惩罚。荀子的观点具有朴素的自然唯物论的思想。
西汉时期思想家董仲舒强调天与人“以类相符”，“天人之际，合二而一”，“人副天数”，更为具体地把人描画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同自然存在着类似和相通的东西。董仲舒指出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其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还指出朝政决策的失误，是造成自然灾害发生和扩大的因素之一；指出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招致自然的报复。但是，董仲舒认为天与人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喜怒哀乐，同属一类；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能够感动上天。天有意志和情感，并且能赏善罚恶。这些观点，都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神化，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宋代张载提出，人与人是同胞关系，而人与物则是伴侣关系。程颢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一个整体，与人类并无异己之分；天地间万物的基本运动规律，也都是一样的。他的观点充分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途径完全背离了先哲天人调谐的理想。几百年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冲突更是使人类陷入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水土流失，水和空气污染，热带雨林毁坏，杀虫剂超量使用，物种灭绝，垃圾成山，全球变暖，臭氧层变薄等等。宏观的灾难图景迫使人们重新反省并调整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文明的整体关系。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在受到来自自然的现实威胁。
天人调谐思想的人与自然整体性思维模式试图告诉人们：人与自然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使人们通过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迹象，体悟到大千世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当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现代文明的出路在于我们能否吸取历史上某些古代民族的教训，继承先哲的优秀思想，及时地开始实践对天人调谐理想切实有效的自觉追求，以求中华民族实现文明自觉发展的转型，并赋予古老的天人调谐思想以丰富的现代内涵。
3.“天人调谐”思想隐喻下的资源循环利用思想《荀子.王制第九》写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即人具有不同于万物的独特性，从此出发，人们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制天命而用之”。所以荀子继而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易经》一书中出现过33次“悔”字，强调只要知道悔恨，迁善改过，就可以“无咎或无大咎”，肯定了人在做出负面活动之后的能动作用。
古代哲人“天人调谐”思想把“天”与“人”视为息息相通的和谐整体，对于人类最终认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为了促进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曾经不懈地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特别是儒家提出的“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可以启迪人们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保护自然环境，促进自然环境和人类能够共同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中国古代关于“天人调谐”的各种学说，都是在积极探求天人的相通之处，以说明天人的统一、和谐和一致，告诫人们要顺从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人的“天人调谐”观，并不具有现代人所界定的“人与自然环境相统一”的意义，如果仅仅依靠“天人调谐”观所阐述的思想，去遏制现代人类的疯狂活动及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当然是不够的。数千年来，尽管大大小小自然灾害不曾间断过，但是，古代的人们在同自然长期斗争的过程里，积累了许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经验和知识。古代的“天人调谐”思想，正是这种经验和知识的总结和结晶。地球上的早期人类能够生存延续下来，不能不说与“天人调谐”思想的贡献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便是“和谐”，包括人之自我身与心、自身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越之天地宇宙的普遍和谐。可以说，迫求普遍和谐，是中国哲学包括《易经》哲学、孔孟儒家哲学、黄老道家哲学、宋明理学共同一致具有的价值取向。“天人调谐”这样一种从一开始便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资源循环利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完善，它既是重要的价值标尺，又是深厚的理论渊源，具有重要的思想与理念启迪作用。今天，我们在继承中国古代天人调谐思想的基础上，树立起资源循环利用之观念，建设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正是要实现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的循环观
中国传统的经济即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之农业，讲究“农时”即是重视“天时”，我国传统农业显然受到包括循环观在内的农业生态思想的指导。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之精髓是传统哲学中的“天人调谐”观，强调“三材论”构架下的天、地、人的协调统一。
在这种思想之引导下，传统农业将自然环境、动植物生产以及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因而中国传统历来重“农时”，在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生长节律及其周期循环与大自然之节律及周期循环是相对应、相协调的。对应于光、热、水、气等因子构成的时节循环规律，农作物之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成熟等过程也有其相应的循环往复规律。把握这种循环往复之节律，是农业丰收的基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唐褚亮《祭方丘乐章.舒和》：”一德惟宁两仪秦，三材保合四时邕。”宋范仲淹《易兼三材赋》：“《易》以设象，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穷理尽性，重六画而原始要终。”
本保证。《夏小正》把天地自然的大循环与农业生产、农事活动的小循环联系起来，认为农业生产活动的时节安排与宇宙自然的节律周期具有同步性，从而构建了人、生产生活与自然之间整体系统思想与循环思想体系。《诗.幽风.七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等，都列出了每月之气候、物候、农事安排等，以气候、物候定时节，又以时节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美国农业科学家F.H.King，曾于中国、朝鲜、日本调查农业，与英国牧师J.Perey Bruce合著《Fann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即《中日韩四十个世纪的农民》。F.H.King和J.Percy Bruce以土地为基础阐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人是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不是与土地相对立而是相协调的。农作物生长随气候、物候而周而复始，人与自然循环往复，都蕴含了生态之理念。可见，中国农业乃至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农业、生态文化，循环思想已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它首先用于指导农业，结合农事活动实践，产生了农业生态思想。循环之观念包含在生态思想之中，即农事活动的循环往复要与自然之节律循环相一致。
土壤轮耕与作物轮作是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之传统，是古代重要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星象、物候、农事、政事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先秦时期社会发展及农业生产状况和天文历法及物候状况的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物候学、教育学史、以及训话学都有价值。涉及到自然现象、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如农耕、渔猎、蚕桑、养殖等。书中文辞质朴，古奥难懂，故前人有“文句简奥，实为三代之书”之叹。
的耕作制度。“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荠冬生中夏死。”在此认识的指导之下，汉代人实行了麦、菽（豆）、秋杂（稻、谷、黍）两年三熟的轮作复种方式，那时，轮作与轮耕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此种轮作方式得到发展，特别是至后魏（北魏）时期得到了大力地发展，民间开始推广实施轮作制，并且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方式，北魏末期和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即“作物轮栽”法。据其记载：“凡秋收之后，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谷、黍、穄、粱、秫茇之下，即移赢速锋之，地恒润泽而不坚硬。乃至冬初，常得耕劳，不患枯早。若牛力少者，但九月、十月一劳之，至春樀种亦得。”可见，在那时，“作物轮栽”得到推行，土壤翻耕和免耕播种相结合的土壤轮耕方式得到了发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作物轮作与土壤轮耕实行了双循环，其方式：作物轮作采“冬麦——豆——秋杂（谷、黍）”方法；土壤耕作采“翻耕——免耕——翻耕”方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唐宋以后，水旱轮耕的方式在稻作区得到普遍施行，基本的稻麦轮作的复种方式和一年两熟制、一年三熟制得到了有效结合，为当时农业生产和农事活动提供保障。可见，古代农事活动之中也已经蕴涵了丰富的循环思想。
由此可见，“天人调谐”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先哲对个人、对社会、对自然的深刻理解。要求人们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是一种有利于个人、经济、社会与生态自然环境的长远发展的伦理观。“天人调谐，思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物质供需之间的矛盾，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一种低水平的和谐共存，从而为传统的中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人文推动力。历史发展到今天，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的现代社会，面对大量宝贵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严重局面，天人调谐、资源循环利用作为一种传统德性，仍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我们只有进行资源循环利用，才有可能走出当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才有可能为我们的后代留下较为适宜的生存条件。这种发展理念不仅表明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更表明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不仅表明当代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宏远志向，更表明当代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决心和能力。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的整体观念和循环观念，有利于很好地启迪我们当代国人树立起“资源循环利用”之观念，并据以进行制度建构之努力与开展资源循环利用之实践。二、资源稀缺：现实资源困境的考量
对于人类来说，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诸多矿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各种动物、森林、草原和其他植被属于可再生资源。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人类利用自己的力量向自然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因此，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对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开采量过大，开采速度过快，那么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将是不可避免的。可再生资源虽然可以不断更新、再生，但是它们的再生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超过它们的自然再生数量，那么即使具有再生能力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少，最后，也同样会面临资源枯竭。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人类必须合理地开发、利用和节约有限的自然资源，维持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实现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匹配和谐。（一）全球环境资源问题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人类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人类以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为终极目标，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环境。因而长期以来，单向的线性增长模式是绝对正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此，人类在创造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但是人类却仍然沉醉于自己改造大自然的强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从未反省过为什么收成减少、狂沙肆虐、洪水泛滥、湖泊干涸、物种灭绝……也未能深刻研究人类的历史，为什么一个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从整体上来说，人类对环境资源问题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化到中心化的发展过程。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都十分有限，尚处于“单纯时期”，因而不存在对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担忧，也无需可持续发展、资源循环利用这些工业革命时代之后才逐渐产生发展的理论。人类社会的环境资源问题始于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经历了地域环境问题到区域环境问题再到全球环境问题三个阶段，并且这一过程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演变的。
第一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生产生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增大。这一时期，环境资源问题主要是局部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人们也盲目深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在对待环境资源问题的态度和策略上，各工业国家主要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没能够“追根溯源，对症下药”。第二阶段：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之后，人类痛定思痛，人们强烈渴望和平，和平和发展也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全力发展经济，争取物质财富和精神福利，追求经济高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甚至可以说是掠夺性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成为支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完成工业化的重要经济增长模式和主要途径，特别是石油、煤炭等能源和各类矿产资源逐步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性资源。在资源开发、原材料投入、工业生产、生活消费、经贸往来等活动中环境污染与破坏、资源废弃与浪费越来越严重，明显开始超越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大炼钢铁所造成的烟尘等污染物随着大气的流动开始超越国界，从一国吹向另一国；跨国河流上游国排放的污染物影响到下游国对河水的生产生活利用；海上石油污染也随着石油运输的增加而增加，如此等等事实标志着环境资源问题开始从地域化向区域化方向转变。在此时期，人类开始较多地关注起环境资源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发表“宇宙飞船理论”，从热力学角度证明了封闭的物质循环利用系统是可能的，这在当时祟尚高消费、追求高增长的经济大背景下敲响了人类粗放型资源利用方式的警钟，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的开端。此外，“罗马俱乐部”的成立和《增长的极限》的发布；《东京宣言》的发表；“地球日”运动等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人类环境宣言》的通过更成为人类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基础之上，国际和国内环境法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但是，尽管人类共同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但由于环境问题演变的惯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了人类在发展与环境问题总体演变的倾向上把握不定。多数场合下，主管经济的部门在既得利益面前往往会侥幸地认为环境问题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现代科技进步面前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根本不会恶化下去。再加上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国际关系复杂性等背景，全球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法根本无法实际履行。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大多由于国内自然资源的相对缺乏或者人力资源成本的相对较高，加之各国不断严厉的环境资源政策法规，开始在传统生产型产业转向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业。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技术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通过向海外投资（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和废弃物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环境资源问题。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各方面的落后，在引进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和设备，发展自己经济的同时，造成了国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滥用的严峻压力，威胁到自身的长远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在此种背景下，环境问题的演变呈现出两种景象：其一，过去几个世纪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影响仍然存在；其二，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生态恶化。其结果是：虽然各国都已经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不但局部环境只是发生转移而未能得到缓解，而且，由于污染物的长期积累和对环境资源新的浪费和破坏，导致了环境资源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恶劣程度。正如美国当代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说：“当我们谈论世界环境危机时，我们所说的并非是战争或者饥荒这类由几个铁腕人物就可以很快扭转全局的短期灾难。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广为扩散的、系统的趋势，它大不可能由紧急关头的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所扭转。”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题为“世界能够得到拯救吗？”的报告中指出：从本世纪初至今，全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世界生产总值却增长了20倍，矿物燃料使用量增加了10多倍。1900～1985年间，全球二氧化硫的年排放量增加6倍，氮氧化物增加10倍，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25％。1990年全世界农药销售额达到500亿美元，是1975年的10倍，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是可想而知的。环境资源问题已非危言耸听，而是摆在人类面前严酷的事实，全球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已经到来。1994年德国出台了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的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标志着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的国家。此后，欧盟各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纷纷尝试循环经济试点和立法工作，日本则成为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循环经济发展最为成功。所有这些尝试，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发展循环经济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二）我国的环境资源问题
1.资源储量有限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同时也是人口大国。我国的资源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即资源总量大与人均占有量小。截至2007年初，全国已发现171种矿产，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9种，其中能源矿产10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92种，水气矿产3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矿种比较齐全的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铅矿不足2％。根据现有科学调查数据，我国常规资源占有量为世界总量的10.7％，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仅为发达国家的1/5～1/10。已探明的49种主要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1/2，有45种矿产资源人均量低于世界人均量的50％，其中铁矿石为世界人均量的42％，铜矿为世界人均量的18％，铝矿为世界人均量的7.3％。即使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其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9％，但仅为世界人均量的89％；原油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平均值的1/10；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平均值的1/20。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9％，人均耕地面积1.41亩，为世界人均面积的44％；人均森林面积1.98亩，为世界人均的1/5；人均木材蓄积量9.05立方米，为世界人均的1/8。
2.资源利用粗放
目前，我国能源、铁、铜、铝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6、1/3、1/5和1/3，其中，铁、铜、铝消费量世界第一。许多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到202。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国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需求缺口均将超过50％。2008年，全国原煤产量27.93亿吨，比上年增长4.1％；石油消费量为3.88亿吨，同比增长6.3％，原油产量1.90亿吨，同比增长2.2％，石油净进口量1.98亿吨，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50％；铁矿石成品矿消费量为8.56亿吨，同比增长16％，铁矿石产量8.24亿吨，同比增长20.7％，铁矿石进口量4.44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9％；精练铜产量378.9万吨，同比增长10.1％，消费量538万吨，同比增长6.9％，进口铜精矿519.67万吨，对外依存度为65.5％。
如今，我国钢材消量已经达到大约2.5亿吨，接近美国、日本和欧盟钢铁消耗量的总和，约占世界的50％；电力消耗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耗，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在铁、铜、铅、铝等重要矿产的储量上，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中国已无大国地位。而我国原储量、产量和出口量上均居世界首位的钨、稀土、锑和锡等优势矿种，因为滥采乱挖和过度出口，绝对储量已下降了1/3～1/2，按现有产量水平保障程度亦已不超过10年。我国在资源利用上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例如，以单位GDP产出能耗量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之大。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高达11.5。每吨标准煤的产出率，我国相当于美国的29.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石化等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极大，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又伴随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排放物，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国目前钢铁、电力、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平均高20％左右；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约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全国煤矿平均采收率仅为30％左右，全国石油平均采收率仅为27％；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为55.8％，堆积量达几十亿吨，不仅浪费严重，而且占地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60％左右，而国外先进水平已达85％左右，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为45％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0～30个百分地点，每万元GDP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土地粗放经营，1997年～2004年8年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147万亩，土地利用率仅为60％左右，弃耕严重，全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已不到140％，化肥利用率也只有30％～35％，而发达国家已达6发0％；木材综合利用率约60％，而国外先进水平达80％。
总之，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经济发展过程是一种“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一方面，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在造成巨大浪费的同时，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另一方面，我们高强度地开采利用各种资源，然后将废弃物和污染物大量地直接排放给自然界，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其实际是一个资源索取、废物排放的“强盗”过程，大大地超出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承载力，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趋于尖锐，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的“瓶颈”局限。
3.资源形势严峻
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对矿产资源将产生巨大的需求压力，使我国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的保障程度和形势日趋严峻。经科学调查研究得出：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有22种对经济建设需求不能保证或者不能基本保证，而在可以保证优势矿产中，相当多的矿产是市场容量不大的非大宗使用的矿产。未来20年，预计我国的石油缺口将超过60亿吨，天然气缺口将超过2亿立方米，钢铁缺口将达30亿吨，铜缺口将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缺口将达1亿吨。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制约因素。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6亿，在充分考虑节水的情况下，预计用水总量将达7000～8000亿立方米，要求供水能力比现在增长2000多亿立方米。即便这新增的2000多亿立方米供水中，500亿立方米直接由河道引水，尚有1500亿立方米需要兴建各种蓄水工程，其工程量是可想而知的。届时即使财力允许，其他限制因素尚难预料，开发难度是相当大的。今后30～40年，是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规模和数量均会不断增加，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压力不断增大，考虑节约用地、垦荒、土地整理、复垦等因素，估什到2030年耕地净减少530万公顷，耕地总面积为12470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08153公顷。我国森林资源不仅总量不足、覆盖率低、分布不均，而且土地利用结构、林龄结构、林种结构都不合理，随着我国对木材需求量急剧增大，木材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加之各国对森林生态价值的关注，幻想长期从国外进口解决此难题已太不现实。目前，我国木材年需求量为3.7亿立方米，而国内供应量仅为1亿立方米左右，缺口很大。预计到2010年我国木材供需缺口将达到3500万立方米左右。由于国内资源的短缺，资源能源尤其是战略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从而使得资源能源形势更加严峻。“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以及“21世纪头20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这是我国资源循环利用的背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上，由于过度开采和低水平利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了过度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我国许多资源已后备不足，未来资源形势十分严峻，且已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制约。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是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我国资源最为紧张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资源消耗量的增大，人均资源需求量还将进一步增长，从而将形成对资源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巨大压力。能否稳定持续地实现资源供给以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能够渡过因经济快速增长，加上人口总量进入峰值阶段所带来的资源短缺这个最为严重的时期，实施好中央既定战略目标，那么过了这20年，随着人口高峰的过去、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资源紧张状况将趋于缓解。而克服当前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手段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面临现实之危机，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是中国21世纪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具有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供给能力，到本世纪中叶也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这些严峻且不可回避的困境和挑战摆在国人面前，迫使我们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必须进行反思和重新选择。在全球生态伦理与资源循环利用思潮的涌动下，“资源循环利用”成为我们的最佳选择。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三、市场路径：经济学基本理念的启示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稀缺与效率就是经济学的双重主题。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的科学。因此，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在稀缺性条件约束下作出选择，以满足个人和社会对物品及劳务的无限需求。这一定义蕴涵着三个核心思想，即一是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二是自然资源是稀缺的；三是社会必须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因此，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渊源之一，通过对经济学发展的揭示能够清晰地阐释资源循环利用的市场路径依赖。（一）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人类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获得满足自己生理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如：食物，衣服，住房……但是，人的欲望是越来越膨胀的，正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表现出无限的欲望。表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之中：当我们进入一个豪华餐馆用餐，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为了获得一种高级服务和享受；当我们追求形形色色、所谓世界名牌的靓丽衣服，不仅是为了遮体避羞、保暖御寒，更是为了追求美观与华丽；当我们已经拥有一间遮风挡雨的陋室，还希望有一幢带游泳池的私人别墅……永无止境的欲望促使人们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然而，满足人类欲望的劳动产品却是有限的，因为劳动产品的基本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本、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在经济社会，由于生产资源都是经济物品，因此，不仅经济学家们总是围绕稀缺性周旋，而且社会、企业、个人等都无法回避因稀缺性导致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当人类开始认识到用以满足我们无限欲望的资源是多么稀缺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追求经济效益，即在稀缺资源的约束下，用最少的投入去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
经济学家常常用生产函数来描述各种经济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假设Q代表产出量，L代表劳动量，K代表物质资本量，H代表人力资本量，N代表自然资源量，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那么可以写出生产函数：Q＝AF（L，K，H，N），式中，F（）表示一个各种经济量如何结合起来以生产产出的函数。在田园经济时代，在不存在土地占有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N很是丰富，L是当时的稀缺要素，Q的增加即经济的增长取决于L的增加，而L的增加取决于人口的增加，因此，增加人口成为当时政府重要执政目标之一。到了工业化时代，绝大多数的土地都被占用和开发，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租金开始上涨，土地、劳动力和产出Q的平衡增长不复存在。这一时代的一大特点是机器的出现，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A的提高即技术的进步使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人力劳动，A成为这一时代的关键性生产要素，而K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谁拥有更多的K，谁就拥有了更多的机器，就意味着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意味着更巨大的利润。而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世界人口已经增长至60亿，我国的人口已超过了13亿，劳动力L已严重过剩，支撑人类经济系统的承载力相对愈发脆弱，N成为了当代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成为制约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仅仅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可靠、不再可取，更需要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即一方面需要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必须消除或尽量减少环境污染，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此生产函数中，N也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成为内生变量，自然资源N也包含了环境资源的要素，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共同价值理念，是现代社会秩序型构的基础。（二）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用分析
1.成本理论分析
根据西方经济学厂商成本理论，经济成本是厂商使用生产要素时应该支付的代价，包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正常利润。显性成本是按要素的市场价格直接支付的成本；隐性成本是厂商使用自己的要素，向自己的要素支付的报酬；正常利润是厂商支付给自已作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列入经济成本，不在经济利润之内。当总收益减总成本等于零时，没有超额利润但有正常利润。会计学中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费用中能予对象化的部分就是成本，如生产成本；不能予对象化的部分，则是期间费用，如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费用。生产性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共同费用和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各项费用，如制造费用。
资源循环利用，其成本则伴随着资源循环利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而产生，包括产品生产成本、期间费用、应交税金。然而，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运行的核心，具有很强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清洁生产的实施必将带来环境成本的投入。这里的“环境成本”是一个广义成本，环境成本一旦产生便渗透到供、产、销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很难将其对象化。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必然存在环境成本问题。但是，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末端治理”投入成本相比，资源循环利用的环境成本又有一些特别之处，这种特异性主要表现为两大特征：一是投入上的先期性。投入上的先期性是指资源循环利用实施前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实施资源循环利用运行需要投入相当一部分先期资源来做准备，如清洁生产设备购置、人员培训等等，这都是在资源循环利用战略实施前需要大量投入的。而传统经济“末端治理”是在污染发生后购置排污设备，所以环境成本的产生是被动发生的环境成本；二是边际成本的递减性。资源循环利用运行投入的环境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降低，边际收益递增。而传统经济“末端治理”随着产量的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增多，污染治理的费用递增，它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
2.收益理论分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收益是指厂商出售产品所得到的收入。收益可以划分为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指厂商按一定价格出售一定量产品时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即价格与销售量的乘积；平均收益是指厂商出售一定数量商品，每单位商品所得到的收入，也是平均每单位商品的卖价，它等于总收益与销售量之比。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厂商只能按既定价格出售，因此平均收益也等于商品的单位价格；边际收益是指厂商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增量。商品价格为既定时，边际收益就是每单位商品的卖价。
会计学中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劳务收入、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租金收入、股利收入等。按照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分类，可以把收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结合西方经济学以及会计学对收益的定义，资源循环利用收益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资源循环利用经营收益，包括财务收益和非财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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