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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愚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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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散文经典·东方卷8试读：

序　关于散文本体性的思考

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时制约着人。人是文化动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说人丧失了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人唯一区别于动物的要著所在。

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也就是说从人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来界说散文，这样，就不管文体理论家们迄今为止提出了多少个有关散文的定义，和多少种文体理论的阐述，也不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和繁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供界定的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是一个互有交错渗透、类别之间边缘模糊的长长的序列。散文，则位于以诗为一极和实用文字为另一极的广阔中间地带，这两极如同拥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断向广阔的中间地带进行渗透、干预和汲取，从而繁衍出一个个新的文体品种。如诗和散文媾合诞生了散文诗，新闻和散文交媾诞生了报告文学等等，但不管诗和实用文学如何渗入和汲取，诗和实用文字这两极之间的开阔地却不会因此丧失一寸领土，而是更加郁郁葱葱，是一片鲜花开不败的文学原野。如同有的文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魂灵和精神，散文是整个文学大厦的基座，是诗以外别的文学门类的母体；它还每每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潮涨潮落的标尺，是作家们文字能力的试炼场，测试其思想、文化、审美涵养全部综合实力的一枚指针。这一描述，可以说是观察了共时性散文繁杂现象后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它还不是对文体作历时性的纵剖面抽象。历时性的抽象观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终究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而后形成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据了辽阔的文体类别地域，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不清产生了文体界限依违两可的浮动性，而这又恰恰可以在历史的循环论证中得到证实。那么，什么是东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呢？

纵观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韧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胶合的。无论东西方哪一个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构成的。在中国，为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在西方则是影响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这是西方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史家们在追本穷源时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头。也许有人会说，这一提法漏掉了史诗和宗教经典。说的不错，但史诗也是史，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状和思想的记录，从文学的角度把它作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亵渎之举。不过，源头仅仅是源头，而不是汩汩泱泱从远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头的重要性在于流是从源头开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哺育着流，流是对源的回应，源则规定着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在铸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当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散文，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与散文史作奠基的开篇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但文随代变，又有所区别。作为现代定义上的散文，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笔下，在英文中被称为esye的自由、随意、散漫的文体，是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首创并趋于成熟的，在这位现代散文的鼻祖手里，他高擎着人的解放的旗帜，esye主要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怀的文学载体。当esye传到了英国，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承继蒙田的张扬个性自由，张扬人的理性的同时，也加重了这一文体作为文明批评和人的精神建设的思想比重。由于思辩和强健逻辑的左右，esye的随意散漫性在培根手里渐趋减弱，文体上显得更为缜密、凝炼，更为雍容、漂亮，简洁直捷。按照本森在《随笔的艺术》一文中的说法，“诗写传奇中的崇高，随笔写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云云，乃是指把随笔推向了艺术峰巅的兰姆的作品而言的。兰姆写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里未曾泯灭的崇高和圣洁，兰姆亲切随意的絮语，有别于布道宣教和道德训诫，并最终填平了思想载体和随笔艺术之间的隔阂。从启蒙主义者手里开创的思想载体的随笔到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兰姆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个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个大段落，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散文是在这一个段落里蓬蓬勃勃地繁衍兴盛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将一个拥有杰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是可行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篇章，应该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作为起点。如此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文学变革归根到底是审美观念的变革，散文不可能游离于文学大潮之外。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于散文文体的意义，不止于散文向诗靠近，或诗向散文渗透。诗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体内部的渗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盖层或居支配地位的层面，艺术把握的侧重点也转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进一步开放上来，换言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将散文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审美变革的前卫地位上来。《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一样，由于对在审美趋向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审美传统提出了怀疑，确切说是对艺术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怀疑，并且卓有成效地挤出了一个缺口，切断了美和善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真善美的审美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恶丑和真恶美的组合同样也是可行的。文学史家们每每以“波特莱尔以降……”的话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审丑趋向的指代词，是同时包括波氏的诗、散文诗、散文及其理论工作的创新在内的。

须指出的是，散文文体创新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性划分，与其它文类相比，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或者说散文作家们的“审父意识”没有在其它的文类中那么强烈和激烈，新旧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旧的，它并不尽然是颠覆和置换，而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在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中呈阶梯性地前进。因此，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过于其它文类。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挤身到审美变革前驱的地位去，而它的变革多半发生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之时。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时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纲解纽”，那么，十九世纪末期即是一次“礼崩乐坏”。散文文体的革新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联结更为直接，与社会思潮依附得也更紧密。从波特莱尔至今，各国的优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诗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们同时兼具三重身份，或两重身份，那种单打一的专业散文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散文作家，与优秀二字也多半缘份不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层，这就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昭示我们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位性、思维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我以为，相对于散文内部各类体式上的界定，与其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繁琐的徒劳无功的论辩，不如从总体上把散文的文体本位性，它的思维品格和作为审美先驱的职责加以强调，并把这三者界定为散文三性，是包括随笔小品、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游记、回忆录、扎记、日记等等被统摄在散文名下各体各式所应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体的价值目标。

散文三性是对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总体概括。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散文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维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审美性格史。如前所说，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荣期的优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历史沉淀后的精华所昭示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对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起重要作用的，两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内敛于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终可以找到民族思维方式蛛丝马迹的显形；而审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盖审美性格。这一有关三者之间关系的推演，与散文的文体本位说是吻合的。现代西方散文的第一个篇章发端于法国，不久兴盛于英伦三岛，而且一开始就与实证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培根、兰姆直至二十世纪的奥·赫胥黎、奥威尔、劳伦斯、肖伯纳、福斯特、切斯特顿、普里斯特里、及至以散文获诺贝尔奖的政治家丘吉尔和哲学家罗素的作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家们的气度雍容持重，优雅含蓄，结构缜密简约，行笔幽默犀利，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精神风采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英国民族精英层的创造力是巩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传的主导方面。法兰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审美创造活力著称于世，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个大篇章均滥觞于法国。若贸然倡言，第三个大的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花了，也许失之武断，但新的端倪已经出现，且又是在法兰西这块富于审美首创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却是不会有疑义的。西方思想界公认，罗兰·巴特尔、富科和德利达是本世纪下半叶最后的三位思想大师，他们是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罗兰·巴特尔还同时是文学理论家和随笔高手。《恋人絮语》、《艾菲尔铁塔》、《脱衣舞的幻灭》，是一批执着于揭示文化深层结构奥秘的随笔杰作，对文化结构的拆解，也许不无若干游戏成份，对文化奥秘的探寻，弄清结构来龙去脉的热诚意见，也许还包含着一份当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状态而来的几分无奈。但一种新型的随笔文体毕竟以经典的面貌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蒙田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怀的漫录”，兰姆在“看似即兴涂鸦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经验世界以暗示于注意深微的读者”，他们运笔，“既非记述，又非说明，不是高头讲章庄严的议论”；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二个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诗靠近标志着散文审美先驱化地位的确立，把发端于第一篇章的个我主观调子，个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极致，林林总总的宇宙大块的结构生成，仅仅是“象征的森林”，它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无意地被内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么，视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为西方现代散文史的最新发展的标志，即基于他对前两个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面以弱化个我的主观色彩为代价，凸现了关注的对象——人类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结构，发现结构，表现结构，拆解结构是他随笔散文的第一要务。他以潇洒的心态，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虽以拆解和表现结构为主旨，却在发现、表现和拆解中塑造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读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作品，读者如同被置身于一座由无数智慧的多棱镜组成的森林之中，八面徐徐来风，四方春雨潇潇，涤尘去垢，明慧益智，所谓益智的含义还不单是指具体收获了什么，而在于探寻和质询存在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罗兰·巴特尔产生灵智觉醒举一反三的连锁效应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鉴于以蜻蜓点水般地回顾，我们把散文文体中的文化意蕴提到文体本体论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发展的史实的，而且，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文体，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家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赖一代代作家脉息不断地去复制，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割开自己的血管把父亲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变异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生存的时代里吐故纳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变异终是纵向垂直系统和横向连结系统双项交汇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从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蕴的不同类型，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部分，东方部分可择其要者，列举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则可群集和细分并举，列举英国、北美、法国和中南欧、德国和北欧、俄罗斯和东欧、西班牙和拉美等。由于文化和文学交流影响的多渠道性，以及超越历史和地域边缘影响的存在等诸多原因，致使要描绘出一幅齐整的几何图形似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类型图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宏观的历史图景看，文明模式有兴有衰，作为民族文化性格载体的散文，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始终在起着作用的，更因主体选择参照系和价值标准的不一致，文化和文学有别于地理疆域、经济的大小强弱，而顺理成章地会有散文大国和小国之分。无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性格拥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优长及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价值，是一无视世界多元格局的失误，而无视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呈现出来的彰明昭著的一体化趋向，或者说无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间在文明发展程途中所呈现的“时差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原宥的错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二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美国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澜、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

冯骥才

快手刘

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呆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了吸引孩子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只白瓷小茶碗，四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只碗下边扣着两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只茶碗下边去了，难道球儿是从地下钻过去的？他就这样把两只碗翻来翻去，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好像真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灵做他的帮手，四只小球儿忽来忽去，根本猜不到它们在哪里。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有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自信使我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手的茶碗翻过来：“瞧吧，在哪儿呢！”

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只有碗口压在黄布上一道圆圆的印子。难道球儿从地下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只球儿居然又都在碗里边。怪，怪，怪！

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声。“怎么了，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绝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我臊得脸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圈后边去。从此我只是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人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

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壮年，精神饱满，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是用毛笔画上去的。他蹲在那里活像一只站立着的大白象。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发亮而外突的眸子四处流盼，照应八方；满口不住说着逗人的笑话。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那四个小球就在这双手里忽隐忽现。我当时有种奇想：他的手好像是双层的，小球时时藏在夹层里。唉，孩提时代的念头，现在不会再有了。

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以至在我们居住那一带无人不知他的大名。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谜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掉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

那些伴随着童年的种种人和事，总要随着童年的消逝而远去。我上中学后就不常见到快手刘了。只是路过那街口时，偶尔碰见他。他依旧那样兴冲冲地变“小碗扣球”，身旁摆着插满棒糖的小绿木箱。此时我已经是懂事的中学生了，不再会把他的手想象成双层的，却依然看不出半点破绽，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看上一阵子。我敢说，世界上再好的剧目，哪怕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也不能使我这样成百上千次看个不够。

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的回忆。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那去世的外婆，不知去向的挚友，妈妈乌黑的卷发，久已遗失的那些美丽的书，那跑丢了的绿眼睛的小白猫……还有快手刘。

高中二年级的署假，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心中怦然一动，竟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好像渡过了二十年。模样接近了老汉。单是身旁摆着的那只木箱，就带些凄然的样子。它破损不堪，黑糊糊，粘腻腻，看不出一点先前那悦目的绿色。横板上插糖的洞孔，多年来给棒糖的竹棍捅大了，插在上边的棒糖东倒西歪。再看他，那肩上、背上、肚子上、臀上的肉都到哪儿去了呢，饱满的曲线没了，衣服下处处凸出尖尖的骨形来；脸盘仿佛小了一圈，眸子无光，更没有当初左顾右盼、流光四射的精神。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指头绕着一圈圈皱纹，快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蚕……于是，当年一切神秘的气氛和绝世的本领都从这双手上消失了。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只小红球儿，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指头中间夹着哪！”在这喊声里，他慌张，手就愈不灵，抖抖索索搞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球儿都在哪里了。无怪乎四周的看客只是寥寥一些孩子。“在他手心里，没错！绝没在碗底下！”有个光脑袋的胖小子叫道。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快手刘扣过茶碗的时候，把地上的球儿取在手中。这动作缓慢迟钝，失误就十分明显。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掬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刘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们偏偏不依不饶，非叫快手刘张开手不可。他哪能张手，手一张开，一切都完了。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副狼狈的、惶惑的、无措的窘态。多么希望他像当年那次——由于我自作聪明，揭他老底，迫使他亮出个捉摸不透的绝招，小球突然不翼而飞，呼之即来。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叫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们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刘，瞠目结舌多好！但他老了，不再会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

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你们都说错了，球儿在这箱子上呢！”

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

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随后只剩下我和从窘境中脱出身来的快手刘，我一扭头，他正瞧我。他肯定不认识我。他皱着花白的眉毛，饱经风霜的脸和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一下。

珍珠鸟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更小哟，雏儿！正是这个小家伙！

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儿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茯，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头。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呆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呷呷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蒋子丹

终结

这个人的事一直困扰我，随着他的去世困扰变得更加强烈。作为父亲一生亲密无间而在晚年心存芥蒂的朋友，关于他的文字让我写得艰难。父辈的交往我并不甚了了，个中过节亦非可任我评说，况且死亡已经分离了他们也契合了他们，使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足重轻。于是我以为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我的使命便完成了。

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时，在学生们的毕业证书上盖的大印是：朱凡。可是五十多年前，还在上海当一名电车工人的他，去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买书，有幸被鲁迅先生赠予两本著作时，他的名字是：朱凡榕，而后来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半署名朱乙苇。小学四年级，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正是鲁迅先生赠书的故事。待我得知那个电车工人就是每逢周末必来我家的朱凡叔叔时，惊喜得好半天合不拢嘴巴。亲眼看看那两本应该成为文物的小册子，几乎成了我的第一大心愿。然而朱凡叔叔对此物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恭敬，他慢慢说：一本丢了。我等着另一本的下落。他喝一口茶，又喝一口茶，才慢慢说，另一本也丢了。后来，我看到鲁迅的文章里有“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句子，便觉得他原来是得了鲁迅先生真传的。

他总是慢慢的。慢慢说话，慢慢走路，慢慢做一切事情，却让你从慢条斯理之中觉出亲切、自然、智慧和幽默。总是同心急火燎的父亲搭档，他俩真可谓浓妆淡抹相得益彰。据说他也有急眼的时候。母亲十六岁嫁与父亲，随之客居南京。我的伯父，一个缺少见识的农民去到弟弟家里，想摆出大伯子的架势在母亲跟前作威作福，被朋友朱乙苇看不过意，揪住他的领子说，你要是再不知趣，我就把你扔下楼去。说这件事的时候，他笑，晃动着一颗耄耋之人皓发稀疏的头，还捋起袖子做了一个揪人的动作。我不得不凭空做一番想象，才相信他当年强壮过人。后来我的伯父发了火，卷起铺盖卷走人。一路上扯着嗓门高喊：朱乙苇，是共产党，土匪。兴许南京人压根儿听不懂湘乡土话，要不就是听懂了以为他是疯子。反正这次公开的告发没有成功。说到这儿，朱凡叔叔发出哧哧的笑声——我注意过，他大笑的声音是哧哧的。其实伯父的告发百分之百准确，他千真万确是共产党，并且刚刚从牢里出来，父亲颇担着些风险留他住下。这是他们友情的写照，也是他们后来分袂的根由。

在我印象里，朱凡叔叔是个乐观慈祥而且极其随和的好老头儿。跟他对话，你总是觉得愉快。生活中有一种人，他们永远像海上的冰山，把十分之七藏在水里，只露出十分之三在水面。朱凡叔叔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博学、阅历、以及丰富情感，全都淹没在平和的海水里，如冰山一般深沉，你能看到的只剩下随和。即便在我们小孩子跟前，他也既无高级干部的威风又无长辈的威严，只是个富于喜剧性格的好老头儿。而懂得一个人被上天赐与这等性格是一种怎样的幸运，却是在我长大成人初谙世事之后了。

应该说朱凡叔叔是幸运的。他的一只眼睛天生有些乜斜，放在旁人身上说不定要成为终生的耻事，可对于他这似乎毫无妨害。闲聊之时，他曾对我这个毛孩子说起，他的结发妻子嫌他眼睛不好，跟了别人。他乐呵呵评论说：我看她比我眼力还差，看不出我今后要当官，她能享福。其实像我这样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妨碍当官儿。有个县官也是个斜眼儿，他对跪下的三个犯人把惊堂木一敲，盯住第一个犯人吼：你为何行窃？第二个犯人吓得大呼冤枉。县官嫌他乱打岔，又冲他吼道：我又没说你，你搭什么腔！第三个犯人马上申辩：我什么也没说呀！你看，坏眼睛不是比好眼睛更有趣吗？记得我当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也就更加喜欢这位诙谐的老人。那时还是“文革”高潮，他顶着叛徒的罪名，正接受严酷的斗争和审查。我觉得他和同样受着审查的父亲心态很不一样。不实之辞将父亲弄得烦闷不堪，谈笑无心，他却总在找乐儿。有一天他散步，拾回一颗漂亮的花石子，用水洗干净对着太阳细看，然后自嘲说：我顽固不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改。我马上回想起他“文革”前住的小楼里，许许多多聚宝盆似的玻璃柜，里边装着各种中外文图书，歌剧和京剧唱片，贵重的古玩以及随处拾来的石子和自制的昆虫标本。这些丰富收藏后来自然成了他资产阶级化的丰富罪证。那时他爱讲过去的事情，而我是他忠实的听众。听他说当年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怎么被高年级学生欺侮又怎么欺侮低年级同学，也听他说抗战时期他怎么逃去南洋，后来又怎么回到祖国。他的遭遇很富传奇色彩，让人听了入迷。

1986年母亲七十寿辰，我们举行了一次略具规模的家宴，朱凡叔叔偕夫人蒋燕也来参加。他对这次宴会颇为赞同，几次对我说，你母亲操劳一世，不容易不容易。说这些话，他似乎很动了感情。其实，他已身患肺癌，正在术后恢复时期。席间，他破了医生的禁忌，向母亲敬了一杯酒——也许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杯酒。我听见杯子“当”的一声碰撞，道尽了两位老人连同已于十二年前殁世的父亲之间所有的未尽之言。几个月之后，朱凡叔叔的癌症再度复发。诀别之期，母亲去到病房，对这位老朋友说了一句话：你要保重，我们还要唱《渔光曲》的。他也只答了一句话：老太太，唱《渔光曲》……最快活的日子。从牢里出来，失业并失所，而且时时有再被捕的危险——五十多年前在南京——这样的处境并不妨碍他教母亲唱《渔光曲》。父亲的工资勉强维持母亲、姐姐以及朱凡夫妇五口人的生活。他们非常贫穷，但是非常快活。母亲总是说：乙苇是个快活鬼。

命运像要把人们捉弄个够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两家又被赶到一个单元里居住。两家之长都是戴黑帽子的角色：一个是反共老手假党员，一个是罪不容诛的叛徒。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政治就像法力无穷的巫题，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混淆视听，可以模糊记忆，让人们对亲人对朋友乃至对自己都产生疑意和错觉。他们都在一遍遍为自己写交待，为朋友写证明，然后向周围世界投去惶惑的目光。两个老朋友或相对无语或笑容尴尬，像有一双无情的手离间了他们，让他们身在咫尺，心距天涯。那时我尚年幼，成年之后才听母亲说起，父亲一直力图使自己相信他的朋友当年出狱纯属机会所致，但没人可以向他证实这些，相反只有三人成虎的传说，说他的朋友曾经变节。一场焚琴煮鹤的灾难，冷淡了旧时肝胆相照的友情，只留给后人长久的思考。对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事情，我姑且不加评论。我不想也不能批评九泉之下的父亲，只能为他在那样一种情形下疏远了他的朋友替他说声抱歉。他一生老实近乎古板，忠诚有失圆通，最后为一种莫须有的政治信念牺牲了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今天回想起来，这是怎样荒诞而又令人痛心的一幕，而这一幕又仅仅是当年无数悲剧中最寻常的一出罢了。也许父亲在有生之年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只是生命不允许他完成他的思索了。

后来，朱家搬走了。最后一层纸虽然没捅破，但他们想必已心照不宣地做了彻底的告别。后来父亲去世了。朱凡叔叔才又一次到家里来，以最普通的朋友身份和最普通的方法表示了他的悼念。

父亲死后，家里生活非常拮据，除去每月45元抚恤费，父亲的朋友张天翼的支援成了另一项主要收入。不知内情的好心人对此有感而发，认为凭着朱凡叔叔与父亲的交情，他也该慷慨解囊才是。这些话让年纪尚小不知深浅的孩子们一度困感，不明白情同亚父的朱叔叔何以袖手旁观。当时，母亲对此未作任何说明，只说，这件事怪不得人家。其中细节许多年后她才如实以告。这时候，我已经成年，不算坎坷也不算平坦的经历，使我对世事对人心对历史对现状尤其对友情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解释和体验。友情越深厚，也就越脆弱。朋友的一个冷眼会具有比敌人一万支响箭更大的杀伤力。我们就像靠蛇衣食却难免被蛇害命的玩蛇艺人，依赖友情生存但又时时处在被友情伤害的危险中，待我们被友情伤害过，也就读尽了人性的辞典，真正认识了人。我并不怀疑，正是两位老人之间昔日真实深厚的友情放大了他们特殊时期的感情间隙。对朱凡叔叔，我除暗自抱了一种歉意之外，无法做出任何表示。我怕万一有失适度亵渎了从来尊敬和热爱的父亲。他一生有着许许多多的作为令人钦佩，我不会因为他的一念之差从情感上疏远他。他是个难得的老实人，好人。父亲死去多年以后，朱凡叔叔仍对我这样说。我为他的话感动。

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两家保持着不怎么密切的往来。逢节过年，我都代表母亲到岳麓山下的红叶村一幢新盖的小楼里看望朱凡夫妇。流年似水，每次拜望都让我轻易觉察到衰老正在他们身上留下新的印痕。终于有一天，我得知了朱凡叔叔身患癌症的消息。这消息给我的哀痛并不亚于十四年前父亲病危时我所承受过的——我知道又面临新的诀别。我曾经想在大限到来之先向朱凡叔叔表示我的理解和歉疚，但每次见到他，又将嘴边的话咽回去。我不知道旧话重提是否会更深地伤害这个将要离开人世的老人，也觉得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无论再说什么都已为时晚矣。于是一直等到他静卧在冬青树中，接受我们最后的注视和敬意时，这些话仍然积攒在心里，以致成为永远的遗憾。

一段可歌可泣可惜可念的友情，随着两位当事人的过世打上了终止符号。生命的死灭，即是一切的终结。一抔黄土掩没了所有的恩所有的怨所有的崇高与庄严所有的卑琐与难堪。面对这个无古无今无是无非的结局，活着的人除了将终止符号描得更醒目之外，还能说什么？

一平

一平（1952——）原名李建华，生于北京，一九六九年下乡插队，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要写诗，也写散文，著作有《困惑的王国》。现在国外任教。

身后的田野

下午的太阳很暖和，土晒得有些松软，踩着很舒服。干燥的草末和尘土，混在阳光里，似乎是早春，其实春天还挺远。

道边的跑沟，堆着一堆堆的干草。这是孩子们搂的。傍晚要背回去。父母等待着他们。让阳光晒热的猪场，成群的麻雀呼呼地落在矮墙和泥顶上，听到脚步，又呼呼地飞起来，落到远处空荡荡的院场和闲置的打谷机上。

田野空旷，褐色的草根刚刚覆住地面，土地凸拱地伸向远方。夏天的视野没有这么开阔，你只觉得庄稼的茂盛和浓密。现在你可以好好地看一看它了。朴实、深厚。在它的萧条中，觉到它母性的宽容和可敬。

北方的原野，我是熟悉的。收工后，我一个人留在地里，潮湿的土气，嗡嗡的蚊虫，黄昏像歌声静静划落。我坐在田梗上想家，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觉得母亲就在那黄昏和土地的边缘。那时我还小，我不知道今天我这样思念那个时候。

好些年虽然每天从土地边上经过，可是已经生疏了。很少好好看看它。今天，我站在地头，久久地望着。土地，田野，感到它的亲切和可爱。我想走进去，踏着荒草，一直走到望不到人影和房屋的地方。在深深的空旷中，我再次伴土地举望头顶的太阳。“我要收拾好身后的田野”这是“荒原”的结束。人们记住了这部作品的艰涩，可没记下他这句话。他们怎么能容得自己回身，了望身后的田野。太热闹了，以至忘记了自己。阳光融进松化的泥土，肥壮的麻雀成片地落在地里，啄含遗落的谷粒。

白杨树坎坷不齐。光裸裸的枝干伸进灰淡的空气里，空气被太阳晃得发白，亮马河从此向南。暗色的冰层浅浅地覆住河底，两个滑冰车的孩子，推搡着溜向下游。我坐在河岸，想起了另一个诗人，他拒绝了奖金、荣誉和自由，甚至接受了屈辱，但是他不离开他的祖国土地。他不能离开自己对那些田野的感情和爱。我理解他。在沉重和屈辱中，他珍藏着明亮的感情和爱。“他像经历自身的重大事件一样，经历大自然中的一切变化，——解冻、夕阳、飞雪、降雨——并为此而欣喜若狂。在晚秋落叶飘撒的时节，来到这儿，来到别列捷尔金诺周围蒙上了凄凉的冰霜，这时他把这黯淡的时光当作命运给予的不应给的恩赐。”蓝天衬托着火红的树干/我时时朦胧地感到大海就在大树后边栖息。他值得尊敬。

黑色的鸟，高高地、斜穿过河道，飞向东北。我听到田头野鸽子的咕叫，还有村里的狗，含糊的赶马车的吆喝……

堤岸的草被看闸的人烧得秃光，留下焦黑的茬口。对岸，骑自行车的女人，蓝头巾晃过了树干。

喧嚷和激情，已不让我感动，生命走到今天，我希望看到我身后的田野。每个冬天、秋天，都在这原野上匆匆流过。土地永远这样广阔、慈爱、不动声色，而我们的生命却随着每一个季节仓促老去。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每天看到自己的感情和爱。不能让你的生命在身后的田野上变得丰富和饱满。

远处，水泥的石桥，落着木闸。每逢秋夏那里就聚满打渔的人。我记得木闸旁有一个高大的涵洞，把网迎在那里，一会儿就能冲下粘滑滑的鳝鱼。我还记得那个光腚的孩子，从网里摘鱼的快乐。现在涵洞里的水已经干了，淡绿的货车从石桥上驶过，桥面扬起团团的灰尘。宽大的仓库，坐落在田野的尽头。

嘎嘎的鸟叫，杨树上看不到它们的影子。觅草的羊走在堤下，几根没烧去的苇子摇在我的身边。我倚着岸上生锈的水机记下这些话。生命本没有那么复杂，它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场耕种。当你回首身后的田野，生命就没什么可丧失。爱和感情无边无尽。除此，再没有什么。

冬天，我想起那最后的话：“收拾好身后的田野。”

为了告别的纪念——献给赵一凡

一凡是个简单的人，但处于这样的时间，便成为复杂的现象。而一凡又是个圣洁的人。清明又到了，想到一凡那巨大的额头，他那淡淡的善意的微笑。窗外下着小雨，淅淅沥沥，浸润青草和天空。

我认识一凡较晚，大约是八零年，我去青岛，一位朋友托我去找他，带些资料。那时一凡在收集民刊，西单民主墙也改了地方，风声正紧。我的朋友说：“一凡是个职业革命家。”其实不然。

前拐棒胡同十一号——文改会宿舍，是个层层叠叠的大杂院，我绕了几绕才找到他。我记得是从后门进的。他的父母住前屋，他住后面的一间小屋，很小、很乱，各样杂物和书籍材料占了多半的空间。天热，他正忙，桌上一台自制的小电扇的三扇页片片呜呜地转。一凡的胸很宽，向外凸，那是长坐的结果，一般腿不能活动的人大多如此。他的头巨大，我再没见过那么大的头颅。他的记忆惊人，我想这和他的脑容量有关。他的额头很宽、很亮，他生命的光彩都显现于他的额头上。他的嘴向里瘰，说话的声音很细。头一次见面，他说的不多，又有人出进，我匆匆地说了我的来意，他坐在椅上倾着身子，给我翻找柜子里的材料，我发现他的胳膊，手很有劲儿。他找出我要的资料，放进口袋里，封好，写上字。他是一个做事仔细的人。走的时候，他没有挽留，向我微笑地点头，那微笑是诚挚的。

我再去看他时已是那年的秋天了。我请他看我的一些文章，我也从他那借书，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复印本）。《今天》停刊后，他们发行的文学交流资料也是从那里得到的。那时他从他那间小屋搬到外院的一间房子，一间不错的房子，很深，但光线不好。我去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靠窗的一张小书桌前静静地干自己的事情，去的人少了，我们有机会闲谈。

一凡没有工作，他一直靠给商务印书馆校对书籍维生。《新华字典》、《新华词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一凡是那种智力天才，他四五岁阅读，十岁读遍古典名著，十三岁已有一本自己的书出版。五十年代中国最大的一部儿童文学丛书是他编辑的，他为此而累病。我很遗憾，一凡在文化上没有更多的成就，一凡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而他又自愿地将自己献身于社会和他人。如果换个时代，他或许是一位文化巨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间光线暗淡的室内摞在地上的几十卷俄文版的百科全书，实际上那样的巨著应该是由他来编辑的。

一凡的父亲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可以说他出身于一个革命的文化家庭吧。革命与文化便构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凡两岁的时候摔伤了，保姆不敢告诉他父母，于是得了骨结核，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他识字读书是从病床上开始的，以后病好了，去了解放区，他在解放区的小学参加劳动，可能是盖房子，累坏了，又犯了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又躺了许多年，他成了残疾了。

八一年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出版，红极一时，而这部小说最初是由一凡帮助印成油印本在地下流传的，每册售价壹圆贰角。八零年冬，我到一凡那里去，他正忙于这本书的装订，单人床几乎被摞起来的油印纸页占满。我替他发愁，这么多活何时能干完。我带回去了一部分代他装订，大约二十本。次年春，他约了几位朋友及作者在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不久以后这部小说公开出版了。我看了一下，有不少改动。后来听说作者对一凡有些不满，大约是一凡耽误了小说的出版时间，我唯替一凡苦笑。从六十年代末，一凡就是北京地下文坛的一个中心。不少人到他那借书，聊天，传阅作品。对于一些人，一凡是他们的文化启蒙者，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一凡又是个收藏家，他几乎保有全部的红卫兵小报，还收集知青信件，地下文学、思想文抄。为此，一凡七四年被捕入狱，罪名是传播反动文化，安全部门怀疑他是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第四国际的成员。他拄着双拐坐了两年牢，七六年以后才被释放。一凡关在牢里还给人讲《资本论》。他死后，我见到了一份公安局查抄的清单。其中有北岛《陌生的海滩》，好像还有郭路生和芒克的作品。一凡出狱后，继续做他的事情。七八年办《今天》，一凡是其重要成员。（一凡提供了不少他收集的稿件，有些连作者本人都遗失了。）我不知道一凡为《今天》做的具体工作，他没有说过。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有数吨之多。七九年报纸为遇罗克翻案，北京各大图书馆找不到《出身论》，最后是一凡为《光明日报》提供了这篇文章。一凡曾对我说过，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他将把这些资料全部赠送给他。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资料没有留下来。一凡死后，这些资料被家中的佣人作为废纸卖掉了，朋友赶去时已所剩无几。我至今无法平复对之的悲哀与遗憾。

八一年以后，社会上发生的事多了，去一凡那的人渐渐少了。一凡似乎很寂寞。那时我工作在郊区，每天要在朝阳市场门口上下班车。从那到一凡的家只要七八分钟。有时我没事便顺路去看他。实际上一凡是天真的人，他始终具有孩子的心。他对新鲜的事情永远怀有热情与兴趣，甚至幼稚。这实际上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灵，可惜他没走这条路。兴红茶菌的时候，他的屋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罐，阳光照着那些不红不黄的浮物，像悬浮的海蛰。我想他倒未必真信，只是那是未知、神秘、存在新的可能的事情抓住他。他颇兴致地谈及五十年代有人向国家献上一副配方，可使人长久不吃饭。他说的很诚挚，我有些动心。一凡他告诉我，他发明了一种新的阅读方法，一只眼看另一只眼休息，然后掉换过来，这样可以延长阅读时间。一凡办打印社时，发明了一种新的字盘排列法，大约用了他几个月的时间。我至今还记得暗淡的灯下，他手下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他告诉我，这种编排打字效率可以提高不少。一凡曾在文改会帮忙，他研究过汉字，写过文章。他构想过新的汉字系统，他谈及的时候，我又惊讶又兴奋。可惜没有落成文字，再不会有人知道那套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我不能称赞一凡的文学鉴赏力，但对于文字他的确是个天才。那巨大的颅骨，惊人的记忆，加上他的幻想和献身的勤奋，他会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语言专家。一凡小时候，幻想自己变成一只蚂蚁到蚂蚁国去旅行。的确，一凡是那种远离世事，在神秘的王国漫游的人。可惜他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切均被权力霸占、判决，所有的出口、道路都被截断，于是一凡便误把这一世界当作那一世界。

一凡是圣徒。他过去信仰共产主义。他当过团支部书记，当过红卫兵，他也坐过牢，参加过民主运动，收集地下文学，以后他又去做生意……。但他不是思想家，不是政客，不是革命者，不是商人，最主要的他不是立足于现实生存的人。一凡的朋友很多，有文人、执不同政见者、共产党人、待业青年，甚至他家的佣人……，各种人在他那里都可以得到尊重。有时我甚至想，一凡身上是否蕴含着一种新的宗教精神——超越各宗教之间隔阂的至善、至诚、至爱？我的经验不允许我有过多的幻想。但人类的现实又的确需要共同理想的照耀。一凡帮助过许多人。我的第一本册子——五首诗，是一凡帮我油印的。八六年我的一个朋友去日本，他的诗集也是我托一凡帮助油印的。那是他生命这最后几年，我至今为此感到内疚。一凡不会拒绝他人，以至他的热心往往超其所能。而人性对他人的侵占又往往没有节制。于是我又不能赞同一凡的至善。我不曾知道一凡对他人有所索求，也不知道他对他人有所怨恨和憎恶。他坐过牢，但他并没有憎恨社会甚至制度，我是说一凡没有“憎恨”本身。利益、制度、意识，已为他的爱、善和理想所覆盖。在这个社会时尚中，一凡近乎一个奇迹，仿佛人性中那些被摒弃和丧失的品质都汇集到他的身上。很长的时间，我避免使用“爱”、“善”、“高尚”、“道德”这些词汇，因为它们或为权力或庸俗所霸占所玷污，今天我把这些词汇交还给一凡，以洗涤并恢复其本来意义。

八二年，一凡始办誊印社。家人朋友再三劝阻，但一凡的固执是没人能说动的。他不是一个屈从的人。他终于做了，一个人，残着双腿，从几十元钱开始。那时我帮他找过打字员，也帮他联系过一些活计。开始很清冷，我们还有机会说话。一凡精力过人，一天只需要很少的睡眠。他说到他未来的设想，眼睛平静又明亮。他一开始就有乌托邦理想，他希望印刷朋友的集子，以后出版那些不能出版的书籍，他天真地相信未来中国民主的到来。虽然我劝过他，但我没想到以后的悲剧。这是一凡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一凡的生意渐渐多了，手下也有了人马，摊子也大了。但是我再去，就没闲暇说话了，加上我的住处和单位也迁了地方，我很少再去。偶尔从朋友那里听到些一凡的消息。他的誊印社变成了“三月”公司，摊子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意图，什么生意都做，且借了贷款。我感到茫然，这不是好事情，不是一凡这样简单的人能承担的。我再去看他时，他的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疯疯癫癫整天跟一凡捣乱的老太太，已经不在了。他的旧处也拆了，盖了楼房，他和父亲迁进了四居室。但是他的新居完全地变成了公司。我见到他。他托着巨大的头，很疲倦，眼睛没有以往的亮光。我们几乎没有说话，电话铃和人嗡嗡地纠缠，像是射击。我们像陌生人，我只从一凡那熟悉的点头示意中知道他的诚意。我有些不安，不知道是不是打扰他，增添他的负担。一凡完全地陷在混乱的袭击与缠绕中，被其所支配，他没有日夜，睡得极少。我对小英子——那时她在帮一凡做事——说：“这样不行，一凡会累死。”她说：“公司正想办法保护一凡。”我们说的都是空话。以后，小英子来找我，一凡出资给这些“地下”诗人出版诗集，她有一个十几个人的名单，征求我的意见。我记得有芒克、多多、黑大春……。英子且已征到一批稿子。我了解一凡的热情和诚意，但我不太相信这事会有结果。小英子奔忙了许久，终于没了消息。我又看过一凡几次，情况都差不多。只有一次，我们得机会闲谈了一会儿。他说他不像过去那么忙了，休息得也多了。他似乎满意公司的发展。一凡又说到未来的设想，建一个乌托邦村，有企业，有科研机构，有作家、哲学家，他们可以自由地创作……一凡的眼睛又闪出昔日的光彩。一凡，一个伟大的幻想家。今天当我回想起他的幻想，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危险，它对一凡索要的代价。这是我和一凡最后一次闲谈。离我听到他的死讯，大约不到两年。公司经营得很糟糕，手下的人不断坑骗他，公司欠了巨债，债主们不断逼债，他毫无办法，最后已经麻木。听说一凡发病的时候七窍出血，七天就结束了生命。他死后，他身边的人分抢他的东西。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三月”公司某人，贪污六十多万，到法院自首。一凡永远也不会理解人性的残忍、卑劣与污秽。他是供奉圣殿的人，他把圣殿的礼仪带到洞穴。

有时我经过朝内小街，望到那条北拐的胡同，异常苍凉。我想那处住所该冷落了，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不知是否还在。一凡一生没有女人，他唯一的弟弟在国外，一凡没有财物没有积蓄，他唯一所有——那一批珍贵的文革资料，也化为纸浆，一凡的理想、善良、温暖、光明，也随他一起去了。这是一个不需要品质、道德、良心、理想的时代，他是它们最后的墓地。我不对社会寄予希望，我明白恶魔之后是流氓时代。我不怨恨，这是铁的历史。我想到一凡，也想到迪伦马特的剧本《贵妇还乡》，人类的秩序和道德不是由文明所建造，它是娼妓、残杀、掠夺之后的结果。我不赞同一凡，但我有时在悲哀中仰起头，在模糊的天空中望到那闪耀的太阳，便会想到一凡，一凡的神情，一凡的温暖，一凡的微笑，于是我感到一丝安慰和平静。

我写这些文字，原希望轻松，但没想到却更加茫然，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大雪。

朱大可

洗脚之歌

我该如何颂扬洗脚的事业呢？相传，一个著名的托钵僧从希尔山朝圣归来，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找开水来罢，我要洗脚。然后，他在沸水里洗它，面不改色地注视着它起泡和被灼伤的全部过程。现在结束了，送我去诊所吧。最后，他平静地说道。那么，这个人要洗净的是什么？他想洗去的是什么？他用以洗濯的是什么？在清洗之前他是什么，而在清洗之后，他成为什么？

这是一些难以启答的问题。要求我沉思这些问题的契机是一次“行为艺术”的表演：把光裸的脚投入红色木盆，让水环绕和亲昵它们。这种狎亵行为是非礼、嘲弄与轻蔑的，所以我看见了诸多惊异与愤怒的目光。哦——这真卑鄙！这是一个美术阴谋！有人奔走相告，指控着洗脚者的罪行。

是的，我承认这种行为的意图有些闪烁，甚至洗脚者自身也陷入了它的语义上的虚假性里，洗脚者说，我是傲慢的，我要用下面的器官去打击公众的上面的器官。我发现，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眼睛很疼痛，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

为了拯救那些不幸的眼睛，我要说出关于洗脚的本真意义。这个意义座落在托钵僧明亮的言行之中。他从远方的山里走来，他的脚足涉及了广阔的空间，洗脚，首先是对道路与尘上的一种判定。

由老子命名的、伟大而秘密的“道”，它在哪里？如果“道可道”而“非恒道”，那么什么才是供我们行走的寻常（“恒”）路径？老子拒绝回答这个。他仅仅告诉我们关于“德”的知识。在老子的字汇表里，“德”就是有关“道”的走法，就是心灵（“妵”）对待道（“彳”）的全部经验。通过“德行”这个字词，我们抓住了先哲暗示的事物，就像抓住了他行走扬起的轻柔尘土。

老子和他的脚是已经逝去，却留了“道士”——那些“走路的人”，留下了供我们行走的秘道。这是多么慷慨的赐予呵！我们用脚足小心地触碰它们，继而同它们交谈，说出一种音调和语言。这时，脚足是触角和舌头，是出现在道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事端，拥有一个谦卑的姿态。它向下生长，一直俯伏到土地，敬畏地倾听来自道路的伟大声音。那些声音，包含了关于走向未来的线索的秘密消息，像泉水一样涌现着，被足掌的中心所经验，那个部位，正是叫做“涌泉”。

在身体之杵的两极，头颅升上天空，而脚足降向大地。由于这两种器官，人加入了宇宙，这就是所谓“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然而，由于脚足的谦卑性，目击者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被脚足激怒的尘土飞扬起来，覆盖并改变它们的肤色。这一情形深化了已有的误解，使人痛切地感到它们的肮脏、低贱和臭气熏天，它们不过是身体的忧伤的奴隶而已。

这种误解严重损割着脚足的事业。洗脚，仍是针对怀疑主义目光的一种自我辩解。它向公众怯懦地说道；我是干净的。由于它的请求，水带走了污秽。我注意这种洗脚过程的卑鄙性。它向水转移了危机。接着，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瞧啊，它真的变干净了！人就废黜了水。

基于上述目标的洗脚，不能把卑贱性从脚足上剥离。他仅仅是与公众偏见的临时和解而已。空间的观念那么坚强，上与下的关系，被当作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一立场甚至侵蚀了语言和称谓的领域。即使我们夸耀一只（个）“高足”，以及夸耀低贱事物所拥有的非凡高度，它仍然是在我们下面的事物，是门生、学徒、侍从、奴婢和小厮。然而，假如我向一个人发出“足下”的谦敬呼喊，那么究竟谁在谁的足下？呼叫者与被呼叫者，他们之间谁更卑下？

再没有比“足下”这个称谓更令人奇怪的了，它的语义和字义构成了强烈的对抗：它本来要表明对方身居足下的超级卑微性，而最终却成为对于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交际社会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

脚足的崇高性的另一证据，是我们对女子秀足及其鞋履的景仰，并且从这种景仰中发展出了奇怪的美学，它要制订有关的脚足的尺度和形态的律法，以保证眼睛的趣味得到最充分的满足。脚足幼年的时候，漫长的布匹有力地缠住和塑造了它。越过尖锐的痛楚，它最终呈现出一种无比玲珑的形态。它要凭藉这点打动人间男子的傲慢情感。我想援引杨贵妃的绣鞋作为这方面的例证。那只玲珑的小鞋，在茶妪、商贩、役吏和武士的手上辗转，像一个激动人心的谣言。“哦，它真小。它多么小呵！”人们无限怜惜地赞叹道。

尽管脚足的行走功能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摧毁，但美学涌现了，它以一种侵犯和迫害脚足的方式颂扬了这个器官。这是对抗自由和质朴的美学，它把脚足的尺度和力量加以消解，然后，在娇小纤弱的生命气氛里，美的光辉明亮起来，向我们说出病恹的、颓废的、自我残害和自我取缔的语言。

这无非是从一个比较不正常的角度重申了脚足的意义。而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见，脚足的内在崇高性曾如此引发着人对它的普遍思念与爱戴。早在周期衰微的年代，武士介子推追随太子逃亡，为喂养饥肠辘辘的领袖，竟割下自己的腿肉。太子登基之后，却并未给他必要的回报，介子推怒不可遏，永不回头地遁入清冷的山林。国王听说了这个消息，痛悔自己的过失，想用放火烧山的计谋把他赶出来，请求他的宽宥和复出。而这个满含怨屈的人竟在烈焰中抱住最后的树木，慨然逝去。为了维系一种永恒的纪念，国王命人用那株树木制成木屐，穿在脚上。每念割股的恩情，他就低首俯察，叹道：“悲乎足下！”

这与其说是对介子推的情操的追思，不如说是对脚足的最沉痛的颂扬。它回答了我们对于“足下”称谓中所包含的崇敬性的疑问。是的，我们亲眼目睹或耳闻了大量历史中的奇迹，它们要恢复脚足的本始地位，也就是使脚足回归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上去。

这里，我们正在触及某些更深切的疑虑。如果脚足的地位还不够崇高，那么什么才是它应有的位置？如果脚足受到了贬斥，那么什么才是它原初的景象？

一本叫做《周易》的上古经书企图说出这点。在“泰”这个伟大而吉祥的卦体里，象征头颅的大天和象征脚足的大地是彻底颠倒的：天屈居地面而地升现于天的高度。《周易》的爻辞声称，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不错，这肯定是罕有的：事物在它自向（此岸）与客身（彼岸）之间自由游走和往复，它表明了一个存在者所行走的道路的通达。“泰”，与其说它是对某种事物稳定性的判定，不如说它是对一个通达的存在的揭示。使我惊异的是，在受胎的时期，或者说在子宫的秘室里，所有人都曾经静止在这个非凡的状态上。我们头足倒立地悬浮着，像套挂在上帝的支架上的天真蝙蝠。这个“泰”的姿势，正是人唯一正确的在世姿势。

全部的不幸在于，当我走出秘室时，我的姿态被粗暴地校对了。我的头颅被提拔到脚踵的高度，而脚踵却贬窜到了头颅的位置。那么，从我最初的、为失去一种最本体的姿态的哭泣里，存在的痛苦永不回头地出发了，它将鞭我、挞我、撕我、裂我、绞我、杀我，直至我的头颅一劳永逸地垂下。死亡平息了这一争端。是的，当我们目睹一具头颅与脚足处在同一水平线的尸体时，我们将意识到，从此它们要受到最平等的对待：腐烂和消失。

让我们回忆一下存在主义者描述存在的诸多概念吧：“烦”、“畏”、“荒谬”、“无价值”和“无意义”和“无力性”……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字词，旨在给定一个共同的处境，那就是存在的阻塞性：我们无法凭籍自己的力量走向上帝，我们也听不见上帝的邀请和他所指示的道路。荒谬，就是人的存在可能性的最紧密的阻塞，它消解了存在的意向性和行动性的全部意义。而所有这些困境仅仅导源于一个错误的姿势，或者说，仅仅导源于脚踵与头颅的相对关系的倒错。“否”（pi），“泰”的对立卦，中国存在主义的核心术语，正是如此要求我们去领悟脚踵的真正意义的。为了纠正那个惨遭纠正的姿势，必须练习瑜珈及其所有类似的功法。瑜珈教师宣称，头足倒立是保证灵魂重新归于平静的道路。这是真的，在古怪的倒立中，头颅的气或价值沉降着，而脚踵的气或价值则浮升起来，开始中止良久的对流。而后，阻塞（否）和阻塞所引发的痛楚消失了，最终，我的灵魂将由于痛楚的上述消失而变得安谧。

参详一个瑜珈徒所做的倒立练习，我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它瘦骨麟峋地向天空开放，像失落了树叶的枯枝，在宇宙的微风里簌簌发抖，说出一种孤苦无助的语言。这种虚假景象蒙蔽了我们，使我们忽略了它的内在傲慢：它并不羞怯，它只是斜睨着世界而已。

这点肯定会令我感动。一种有灵魂的傲慢的器官，洞悉了头颅的各种弱点（它的笨拙性、愚蠢性和非行动性，等等，等等）。它要创造一种奇迹，使我们相信摆脱存在痛苦的终极可能。或者说，它要走通一切身体里面和外面的迷津，使我们借助身体的循环投入宇宙的循环。

脚踵就这样启示了我的梦境，使我可以看见人们在瑜珈共产主义城邦里行走的情景，看见脚踵像和平的枪枝那样耸立，上面发育着奇怪的眼睛与面孔。人们用这个器官互相注视和问候，而头颅却在街面上谦卑地旋滚着，像驱动身躯的轮子。我看见睡莲、百合、菩提和充满香气的湖泊，看见环绕众生的无上幸福，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着脚肢和以脚肢为代表的灵魂。在脚肢的树林中央，是喜悦的寺庙。我还看见神殿的净坛上陈放着第一位修习倒立术的人的脚骨，它光辉夺目，照亮了每个正在洗脚的家族。

有一支关于脚足的非常古老的谣曲，被奇怪地收集在屈原的诗歌总集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支假装是在讨论头与脚的清洁性问题的谣曲，向我指涉了脚的内在精神性。一个时间的匆忙过客，他会在信念的河流上洗涤他的帽带和脚足么？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奔赴那个给定了的结局。只有一种从存在的残酷性和紧张性中获得解放的人，才可能驻足于所有美丽的风景，在岁月的河岸上洗濯生命的尘土，而后，唱着无词之歌，来他的来处和去他的去处。那么，这与其说是对脚足的称赞，不如说是对脚足所蕴含的自由精神的一种言简意赅的颂扬。

这种颂扬的力量是罕有的，它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存在的痛苦：我们甚至丢失了为自己洗脚的愿望。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曾经为它的街道修建过洗脚的喷泉和水池，以便风尘仆仆的旅人能够享用洗濯和嬉戏的权利。耶稣洞悉了这点，为了给出一种补救，在即将奔赴死亡的前夜，亲自为他的门徒打水和洗脚。这个仪式是奇妙的，他不仅要表达对于脚足的崇高敬意，而且要使人通过这种敬意获得灵魂的新生。

保罗主义者歪曲了耶稣的用意。教会竟然要求人们用头颅去迎接神圣之水的洗濯，以致把头颅投放到脚足般崇高的地位。假如这不是针对人民的阴谋，那么它至少也是针对耶稣的一次蓄意的悖离。

耶稣的脚足是明亮的，它拒绝卑鄙的尘土，但它不能拒绝尖锐的法利赛人的铢钉。相反，它要在从事洗礼之后接受伟大的磔刑。犹太祭司无疑注意到了脚足从耶稣那里所获得的意义，他们就指派铢钉去阻止它。而耶稣则要表明铁钉的无用性。耶稣说，看吧，我带着锈蚀的大钉，但我仍然是自由的。他的确证明了这点，在受钉的第三天，他复活，然后动身离去。

脚足的奇迹已然向我们无限地呈现了。在谣曲、念珠、莲花、转轮、蒲垫、木盆和鞋履的景象里，它们活着、不死、变化无端和充满喜悦。我无法清晰地讲述我目睹和经验的事物，这不仅因为它们是某种灵魂的秘密，而且也因为它们在一切言辞的外面，那么，在陈述结束和缄默开始的时刻，我将走向我的木盆和清水，并且这样恳求说：

我要洗脚。请让我洗脚罢！

铁凝

草戒指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客，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

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

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其它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的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淡，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

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沓。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

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

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序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杆，麦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

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喝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唯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适闲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

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唯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呗。

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杆、这草帽辫儿、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嚼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那看来缺少风度的“嚼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么？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嚎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么？于是她们就在声声“嚼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

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

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官，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荫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杆、用狗尾巴草编戒指：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的手。

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

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草。

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么？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

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草才不可被替代了。

河之女

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看山桃开花，那得等清明。”于是我记住了清明，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红吧？

谁知我已耽误了十九个清明。十九个清明虽然都有被耽误的理由，然而每逢这天，我都坐立不安着。

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

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在四周被浮云缠绕的山峦里，只有山正在悄悄地变绿。绿像是被云雾染成，又像是绿正染着云雾。有人告诉我，今年春寒，山桃还未开花；又有人告诉我，山桃花早已开过，是因了常有来自山外的暖风。和山里人相处，你会发现，他们常常说不准他们要说的事。对同一件事，十个人或许有十种说法。就连对你的问路，他们回答起来都各有差异。那差异仿佛来自他们的叙述方式，就好比春寒花哪能开；风暖，花哪能不开。至于花到底开过与否倒无人注意了。

于是就因了这叙述的差异，我坚信自己总能看见山桃花。于是，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只在一路欢唱向前。它唱得欢乐而坚韧，不达目的决不回头。只有展开一张山区地图，你才能看清，这河像是谁的手任意画出来的一团乱线。黄河才有九十九道弯，谁报告过拒马河有多少弯？这山地里流传着多少关于这河这山的故事，惟独没有关于这河弯的记载。

一条散漫的河，一条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从地铺上了天，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那是草和蒿的原，草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是绿的绒吧，是绿的毡吧。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那是山的峡谷。峡谷把水兜起来，水才变得深不可测。然而河的歌喑哑了，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河与石壁冲撞着，石壁上翻卷起浪花。那是河的哭嚎吧，那是河的呐喊吧。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辟蹊径，或是翻过一条本来无路的山，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回路，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你终于找到了，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

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露着的是小腹，侧着的肩，侧着的髋，朝天的乳，朝天的脸。更有自在者，曲起双腿，再把双腿无顾忌地叉开来，挺着一处宽阔的阴阜，一片浓密的茅草，正覆盖住羞处。有的在那羞处却连茅草也无须有，是无色的丘，无色的壑。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这原本是一河石头，哪有什么女人。那突起的俱是石：白的石，黄的石，粉的石。那凹陷的俱是沙：成窝儿的沙，流成皱褶的沙，平缓的沙。那茅草就是茅草，它怎能去遮盖什么人的羞处？然而这实在又是人，是一河的女人，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韧？肌腱的柔韧，线条的柔韧，胸大肌，臀大肌，腹直肌，背直肌……连髋和腰的衔接，分明都清晰可见。你实在想伸过手去轻缓地沿这腰弯抚摸，然而你又不得不却步。

当你认定这是一河巨石时，你的灵魂就要脱壳而出，你觉得你正在萌生一种信奉感，不然你为什么会面对一河巨石肃然起敬。

当你认定这是一河女人时，你就会六神无主，因为你再也逃脱不了自己的龌龊。一切都是因了女人的丰腴，女人的浑圆，女人的力。

这一河石头，一河的女人，你们是同年同月和着一个天时一起降生，你们还是有着无言的默契，你等她，她等你，从盘古开天地直等到今天。

我想起了，就是二十年前，就是有人告诉我清明山桃花开的那次，也有人告诉我一件事。他们说，这里有句俗话叫作“河里没规矩”，说的是，先前，姑娘、媳妇们每逢夏季中午，便成群结队，到拒马河洗澡。她们边下河，边把衣服脱光，高高抛向河岸，一丝不挂地追逐着潜入水中。而这时，就在不远处，兴许恰有一丝不挂的男人也正享受着这水。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或许偶有飘过来的笑骂，那只是笑骂，既是男人把脸朝向女人而招来的骂，也是笑着的骂，只因为“河里没规矩”。

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我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于是在河的高处，大山的皱褶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那时的我尚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画家（虽然也胡子拉楂），连在炕上盘腿吃饭都不会。这位婆婆在饭桌前却把腿盘个满圆，她给我盛粥，再把指头粗的咸菜条一筷子一筷子地挟入我碗中。我嚼着咸菜，学着她们婆媳的样子，拿嘴勾着碗边呼呼喝着灰黄色的稠粥。这粥里有玉米妺子，有豆。婆婆告诉我，这豆叫豇豆，平时鲜红，一遇铁锅，自己和粥就一起变成灰色。然而味是鲜的，有一股鱼腥味。晚上我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给她们婆媳画像。她们的眼睛使劲盯着前方，不敢看我。该媳妇时，媳妇的两腮绯红；该婆婆时，婆婆脸上的皱纹立刻僵起来。夜深了，我就着炕席睡在炕的这头，婆媳俩就睡在炕的那头，她们或许是怕我和两个女人同睡一席不习惯吧，婆婆才不由己地讲起了那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那个年纪稍长我的媳妇，还是睡在婆婆的那一边，让婆婆作为我和她的分界线，作为人性的证明。夜里我睡不着，但不敢翻身。

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褶，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她不能再盘腿了，姏在被窝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炕席上一只旧碗还在，边沿只多了几个小豁口，婆媳的嘴又把它们摩挲得显出光滑。但媳妇告诉我，现在盛在碗里的已不再是灰的豆粥，而是拿麦子换来的面条。村里有电磨，也有轧面机。媳妇还懂得用“八五粉”“七二粉”这些名词来解释这面的成色，说，现在每逢来客人都要用上好的“六〇粉”招待。她们真的招待我吃了“六〇粉”面条。“六〇粉”，这当在富强粉以上吧。

我吃着“六〇粉”，还是记着那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我对婆婆说——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您是说过河里没规矩这句话吧？”

婆婆一下就听懂了，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盖，把脸转向我说：“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您也下过河？”我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没有？”她说：“看见那个匣子了吗？”

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这是个一部线装书大小的木匣子，当年，外面显然涂过红漆，现在被灶膛的烟熏得漆黑，只有两朵牡丹花，边缘还清晰可鉴。二十年前那花本还透着粉色。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说：“上次我来，就见过它。”

婆婆说：“那时候我十六。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龙门逢五排一大集。”“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我问。“可不，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我娘家在山那边……没河。那阵子……谁没打年幼时过过？打，闹，疯着哪！”

婆婆说着，拿眼盯住漆黑的房梁，房梁上有个挂篮子的木钩，和房梁一样黑，我记着那钩子上有时有篮子，有时没篮子，现在钩子空着，倒显得婆婆的回忆更加真切、悠远。莫不是她只相信把一个年轻的自己留在了河里？莫不是她只相信留在河里的那个自己才是自己？年幼，疯着……如今这个裸露肩胛骨的老女人，有哪点能与河里的女人相比？

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临出门，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一定来看她们。

走出她们的家，我深作着自己的呼吸，觉得身上流动的净是自己的血液。我为着婆婆终于给我证实了河里的事而庆幸。其实婆婆为我证实的并非只那句老话，她使我明白了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是女人那“疯”。有了这河里的自己，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因为她们在河里“疯”过，也值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旅游。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他们打着太阳伞，穿着“耐克”，面对这无尽的山，多弯的河，唱着“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石头上尽是红的衣，绿的伞。也有女人在河里“疯”，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石头上泛着尖厉的回响。

韩少功

笑的遗产

我女儿数她的亲人，总要数到游。游是曾经带养她的保姆。

人与人相识是缘分。那一年我家搬迁河西，妈妈体弱，我和妻都要上学或上班，孩子需要托一位保姆白天带养。经熟人介绍，我们认识了游娭姎。她就住在我们附近，两家相距约五六十米，门前的树荫相接，蝉鸣相应。

游其实还没到湖南人可称娭姎的年龄，五十岁左右，据她说，儿子打临工挑土太辛苦，为了让他顶职进厂，她才设法在工厂提前退休的。她心宽体胖，笑的时候，脸上皮肉隆起几个半球形，挤得眼睛也不见了，发过酵一般的肥胖肉身上波动着笑浪。她的哈哈大笑是这个居民区的公共健身资源，你茶余饭后，常常可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远远传来，碎碎地跳入窗口，息落在杜鹃的花瓣上或者你展开的报纸上，增添你心境的亮色。

孩子开始惧生，哭着不要她。不过没有多久，孩子就平静了，喜欢她的笑声了，试着用手去抓拿她的脸和肥甸甸的乳房。她乐呵呵笑得嘴巴更为阔大。把脸避过去，又突然“呷”一声，还一种新的鬼脸，让孩子觉得刺激和有趣。她可以把这个简单的游戏，认真地重复无数次，无数次与孩子笑成一团。

孩子多了一位娭姎。当孩子可以咿呀学语的时候，孩子便不时结结巴巴报道她在游家的业绩。比方拉了屎，撒了尿；比方屁颠屁颠地跟着游娭姎去买菜，游娭姎每次都给她买一个油饼，买鱼时给她买条小活鱼。

游娭姎常对孩子说：“你不姓韩，姓游。”

孩子说：“我姓韩，也姓游。”

游娭姎说：“你长大了赚钱，给不给我用？”

我女儿韩寒说：“我给游娭姎买油饼。”

游娭姎便喜得一把搂住她，老幼两张脸紧贴，紧得自己浑身一阵颤抖。“我的好孙子，我的好孙子咧！”

游的丈夫也是个退休工人，白案师傅，擅长面食点心业，常被这个那个饮食店请去帮忙，一去几个月不回家。两个儿子在工厂，一个迷钓鱼，一个好小提琴，工资不高，又都在恋爱，缺钱花，便在家里混吃混喝不交钱。有时还要母亲给钱，要是抢白上了，还声粗脸黑的。游娭姎常常红着眼圈来说：“我那两个化生子还不如我韩寒，我哪有多少钱呢？还是我韩寒心痛娭姎，我一哭，她也哭，还给我抹眼泪，要我莫哭了，要我吃油饼。”说着又落下一串泪来。

她还偷偷地告诉我妻和我母亲，她月子里落了病。“文革”中又被打伤了腰，还血压高，她是为了多给儿子挣几个钱结婚，才答应当保姆的。但她老倌子不疼她。老倌子外出帮工也是为了儿子，就是有点老不正经的毛病，丧德的，对游家的侄女甚至都有点动手动脚——那个瘦弱女子偶尔从乡下进城来走亲戚，我们都看见过。每次说到这里，游娭姎便哭自己命苦，我母亲也跟着抹眼泪揪鼻子。

游娭姎高兴的是二儿子找了个漂亮对象，只是那妹仔脾气大，有次小两口吵嘴，竟给了未来丈夫一耳光。游娭姎报告这一事件时惊惧失色：我当娘的都舍不得打他——如今的女子都是这样凶神恶煞么？

南方的夏天很热。到深夜了，房里的桌子椅子床铺以及墙地仍然烘烘地热手，凉水抹上去，暗色水渍飞快地被分割然后一块块竞相缩小，蒸发至无。人热得大口大口出粗气，都怀疑自己浑身有熟肉的气息。连蚊子在这种夜晚也少多了，都被烤灼得气息奄奄锐气顿失。孩子照例睡不好，刚闭眼一会儿又哇哇燥醒。我们听到楼下有什么声音，到阳台上细细辨听，才知有人在叫孩子的名字，是游娭姎来到阳台下的暗夜里。她驮着沉重的一身肉，气喘吁吁爬上楼，被我们迎进门。她说在家里就听到了远远的哭声，睡不着。她听得出是韩寒在哭，可怜可怜，鬼天也太热了，她说什么也要把孩子抱到她那儿去睡。当然，她只可能彻夜给孩子打扇，或者抱着孩子出门夜游不止，寻找有风的去处。孩子到那边就不哭了。

整个夏天，她家最凉爽的竹床，最通风的位置，都是属于韩寒的。太阳总是落入运输公司那边的高墙，夜色纷纷从下班工人们的提包里掏出来。游娭姎早早往门前的地坪喷水清暑，把竹床放置梧桐树下，至少水洗两遍，准备我女儿晚上的快乐。她儿子不小心坐了竹床，她便呵斥：“这是给你坐的么？你们年轻人好足的火气，一个热屁股，坐什么热什么，走走走，这个竹床没有你的份！”儿子便只好嘟嘟哝哝地去找椅子，坐着给我女儿折纸船。

日托差不多成了全托。我们要给她加工钱，她惊吓得坚决不收，推来推去像要同你打架，最后好不容易收下了，但从此不但为孩子买油饼，还买雪糕或甜话梅什么的，几乎每天都买，好像要反过来给我们加钱。

游娭姎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医生说她心脏有毛病。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我们便把她送到外婆那个单位的幼儿园。那儿很远，孩子每个星期只能在周末回来探家。孩子刚去的那几天，游娭姎失魂落魄的样子，常来我们家打听孩子离家后的情况。听说她开始有些不习惯，哭着闹着不愿去幼儿园，游便眼泪哗哗流。“造孽，造孽，这么小的人，怎么能离开家呢？我去，我要去把她抱回来。你们不要管我。以后就归我带着她。你们也不要给工钱。我们一家子还少了她的一口饭？”她横蛮不讲理地抹着眼泪鼻涕回去，请邻居帮她看住家，带上雨伞，摇摇摆摆地准备出门远征。

我们劝止她，也不告诉她那个幼儿园的地址。她后来还是瞒着我们去了，先是找错了地方，周折了大半天，才找到幼儿园。幼儿园的门卫不认识她，不让她接孩子甚至不让她进大门，规矩得有点刻板。她在大门外朝内瞄了几眼，断断续续听见了我女儿熟悉的笑闹声，又哭湿了衣袖。她提去的苹果只得提了回来。

我后来才知道，她还瞒着我们干过好些事。比方我女儿喜欢兔子，一言说出，游娭姎便去乡下帮她寻购小兔，命令儿子打制兔笼。又比方有一次，附近很多妇女鬼鬼祟祟，成群结伙去远郊一个地方，朝拜戴公菩萨，传说戴公近来显灵非常了得。游娭姎便也去为我女儿烧香许愿。她回来后有点不好意思，偷偷地说：“我是居委会干部，是不能搞那号事的。管它咧，人家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说完忍不住红着脸哈哈大笑。

我女儿在幼儿园也记着她。每个星期六我接女儿回家，离家还老远，她就要从我肩头跳下地，凭借自己认路的能力，疯一样朝前跑，一直朝游家跑去，扑向游娭姎肥软的怀抱，一扎进去就拔不出来。游家总是有很多邻居的孩子，游家常有些乡下来的亲戚，用拖拉机运来藤椅、砧板、鸟笼以及瓜果在游家门前就近推销，也推销着乡音和乡野阳光的气息。孩子们乐此不疲都不愿回家。我们以雪糕或好看的电视节目引诱，女儿也无动于衷，甚至经常要在游家睡觉过夜。弄得我妻和我母亲都有点空空的失落感。母亲说：“这孩子真姓游呵？”

一九八八年我家迁居海南岛。女儿吃到一种新奇的热带水果，她就说，游娭姎来了，也要让她尝尝这个。游泳在一个好玩的海滩，她就说，游娭姎来了，也要引她到这里来玩。我取回一叠彩色照片，她总是挑出她最好的几张，说要寄给游娭姎，寄给妹妹——游娭姎近来得的一个孙女。她给游娭姎写过一些信。游娭姎不识多少字，回信大多是请人代笔的，自己附几句在纸上，歪歪斜斜像小孩子的字迹。她的每封回信内容大致相似，都是惭愧自己没文化，没法写信；都是惊叹我女儿的信能写这么长这么多，学问越来越大了，真是了不得，这样大的学问真是了不得！

她托人捎来丈夫做的一些油炸糕点，可惜路途遥远。糕点到海南时都馊了，没法吃。她的来信说，她秋后准备腊鱼和腌辣椒，等我出差过湖南时去取，但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去。

我担心她的心脏病。我想象在某一个深夜，她的心脏病发作了，丈夫不在家，儿子也都结婚住在他们自己的家，她爬下床想叫醒邻居，但终于未能坚持爬到大门口。她早就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离开她时，还捉住我的手说得满脸惧色泪花闪闪。我知道我的女儿可以陪她，可以帮她，但我还是一天也没耽搁地拉着女儿走了，在她最需要帮助的那个深夜，我的女儿竟不在她身旁而远在千里之外，我对此能说什么呢？我想象后来邻居踢开了门，发现了她，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她可能已离开人世几天了。葬事结束，她的二儿子搬回家来住。二媳妇不喜欢她留下来的破旧桌椅床柜以及老式木烘笼，把它们统统扔了，换上光鲜鲜的全套西式家具和家用电器。

我想象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女儿，怕她接受不了没有游娭姎的世界。吃到一种新奇的热带水果，她还会说，游娭姎来了，也要让她尝尝这个。游泳在一个好玩的海滩，她还会说，游娭姎来了，也要引她到这里来玩。她反复向往着计划着。

功课不太忙的时候，她还会滋滋有味地给游娭姎写信。我想象将来那一天，我大为震惊的是，我家信箱里居然出现了熟悉的皱巴巴小信封，熟悉的来信地址，熟悉的圆珠笔歪歪斜斜的字迹——是游的回信！信尾有她真真切切的落款！我全身毛发倒竖，感到这封来自亡灵世界的信，载来了我的彻骨寒冷，载来了顷刻而至的一窗水花绽放狂风暴雨。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游娭姎的死讯完全是误传？人的惦念牵挂真能沟通生死两界？只要心诚，信箱里便永远会有亲人的关切和问候？

她没有死！她活着！我将会朝厨房里忙碌着的妻子喊一声。

我的女儿没注意我的话，抢着埋头读信，大概游娭姎又在惊叹她的学问，大概娭姎述说了自己孙女儿的什么趣事，我女儿捧着信纸仰天大笑起来。我肯定会大吃一惊，她怎么一读到游娭姎的来信，就笑得特别像游娭姎？她的脸上半截像我，下半截像她妈，但她的笑总是像游的笑。笑得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尽情而忘形，笑得很醉，很劲，甚至很疯傻——也许人快活至极的时候都有种变得疯头傻脑的冲动？我记得经常在游周围的那群小孩，一个个都有这种笑，习性相染，笑遗传给他们，完全是相同的规格相同的品种。

游不会离开人世的。这不在于她会留下存折上五位或六位的数字，会留下报纸上的官阶或学衔，不，她的破旧家具和老式木烘笼也终会被后人们扔掉的。但她在孩子们的脸上留下了她的欢乐，一朵朵四处开放。

秋雨连绵，又是秋雨连绵，我该给游娭姎写一封信了。而我家的空空信箱，永远等待着装容她的笑声。

布珠寨一日

布珠，是湘西保靖县一个小小的山寨。

寨名布珠，或者叫“布足”、“不足”、“不住”都行，我看当地乡干部们把它写成各种各样，不拘一格，大概它只是某种土语的译音。像这里很多奇怪难解的地名一样，初始的词义埋藏在谐音的汉字里面了，死了。当初第一个叫出buzhu的人，发声时的惊喜或哀愁，已经湮灭在茫茫的大山之中，无迹可寻，化作了深秋时节的某片落叶或某只野鹿的低鸣。

乡政府的秘书对我说：“你要去布珠？不要去了吧？37年来，地区干部去那里，也只有两次。”“为什么？”“难走。那是我们乡的西双版纳。”

他说话的时候，我瞥见他身后的场坪中，横七竖八躺了些墓碑坯子，都有一个插楔，像乌龟脑袋。碑面平滑空白，不知在等待谁的姓名。我憎恶这些鬼头鬼脑的石坯。

我更加决计要去布珠了。

去布珠不能乘车。一大早我就下了河，搭乘木船溯流而上。清洌洌的河水流得很急，从船底下冒出一圈圈旋涡。遇上白浪花花的险滩，有些汉子便卷起裤脚下船，把纤索扣在肩头，屁股翘起来，头颈向前面撅挺，下巴几乎要锄着卵石和草叶尖。他们对一河碧水极默契，有时在水波平稳处，拉得十分卖力；有时在激浪翻腾处，反倒伸直腰杆，放松了纤索，为某一句粗话而哈哈浪笑——但行外人只要仔细看上一段，便知道他们或急或缓或劳或逸都是有道理的——船已经爬上滩来。

船靠拢一个寨子，把我们卸下。我们穿寨而过开始登山。钢色岩壁大块大块地烙进目光，压迫着眼球，没有树木没有水，更没有人影，来缓解眼球的紧张。连诅咒也开始干枯。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枯山上还有人迹。向导是下山来接我的布珠寨村长。他说，布珠的先人原来住在辰州府，有次赶山猪，竟赶到了这里，飘了一把火，发现这里的土很肥，“肯”长麦子，便在这里安家了，一住就是几百年。

真是这样吗？我到过好些深山里的偏僻小寨，人们都说他们的先人住在大州大府，都有繁华富贵的往昔。他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信念而弃绝都市遁入荒野？抑或关于往昔的传说，只是他们一种虚荣的杜撰？

我说山寨如此偏远，交通不便，寨里的人不想迁下山去么？“住不惯的。”村长理由充足地笑起来。他说，有一次寨里某人进了趟县城，钱袋被劫贼偷去了，以后便很少有人随便进城。都传说街上的小偷厉害，标致的女人又会勾魂。再说，布珠人不大会算数，讲的土话丑死了，城里人听不大懂——布珠人最多只去附近的墟场上转一转。“也从不想出去闯世界做买卖？”“莫想的。”

路越来越险了，有时窄得只能容人侧身作蟹行。崎岖小径马马虎虎粘附在岩壁上，路外边便是让人气短目眩的幽幽深涧。山谷的强风鼓得人轻如薄纸，飘飘晃晃的，不由人不腿软，怯怯向前探去，总是迟迟才踏到硬实，迟迟才相信自己已经踏到了硬实。

我们钻过一片桐树林子，总算遥遥看见前面的山上摇出几柱袅袅的蓝烟，看见了山寨。黑苍苍的木屋拥拥挤挤，分成两窝，相距不算太远。据说住了百多人口，十多头牛。因为路窄险，大牛上不了山，牛都是很小的时候被男人背上山的，养大了再出力。我注意到，村口有两条狗打量着我，还有四五个后生，戴着黄便帽或穿着化纤质料的喇叭裤，竟完全是小镇时兴的装束。村长冲着其中一位说话了，好像很不高兴，咕嘟着什么我听不懂。事后村长解释，他是批评那个后生懒。这家伙有五兄弟，唯有他讨了个老婆，后来老婆赚他老，跟老四睡去了，他气得闷了几天，没下地去做工夫。这该不该骂？他还打算谁来养他么？那女子嘛，当然也是水水的（不太好），恶，还懒——好货哪肯嫁到山上来？

我们进了这位老大的家门。里面暗得什么都看不清，隐隐有张床的影子在暗中潜伏，上面似乎有旧絮一堆，不知沤制过主人多少思念女人的残梦。房里浓烈的酸臭味似乎是堆积的某种固体，我退半步，嗅不到了，进半步，鼻尖又碰撞了它。居然没有椅子。门边的鼎锅里有大半锅黄乎乎的包谷糊，冷冷的，被挖去了几团，挖空之处积有浅浅的汁水。大概这一锅已经吃过两三顿了。我又看见一块墓碑坯子不动声色伏在两只破笸下面，也在等待什么人的名字。

老大笑了笑，想请我抽烟。他舔烟纸的时候，露出焦黄的牙，很稀疏。“日子过得下去吗？”我通过村长的翻译问他。“有肉吃了，有肉吃了。”“你不要发愁。打扮得漂亮点，到山下再去讨一个妹仔来呵。”

黑脸裂开了几道肉纹，像是笑。村长再次翻译：“他说，莫害了人家女子。”

门口围着几个后生，嘻嘻笑，遮蔽得屋里更暗。他们同村长说话，我听不懂，仅仅可以从一大堆声音中捕捉几个耳熟的词：“乡政府”、“汽车”一类，用的是汉语。粮食叫作“妈妈”。大概他们把粮食视同乳汁，而乳汁源于妈妈，就有了这种叫法。细想下去，千万万母亲终身辛劳，确实是被孩子吃掉的，但唯有布珠人能一直用词语顽强地标示着这一事实。

我听懂了，他们表示惊奇的叹词则是“了了！”

我告诉他们电视有什么用途。“了了！”他们显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他们，应该办学校，上学校，学会乘除法以及物理化学。“了了！”他们摇着头，觉得太难。

他们都有生动的脸，属于自己的脸，像浸透了阳光和神话的一颗颗野果，勃发出红鲜鲜的光彩，不似都市上班族那般经常地呆滞和漠然。我看到村长又在呵斥着他们，稍后他才向我解释。“这些骚牯子……以为你带了一队女子来了。”“什么意思？”“说起来话就长了。”他给我点燃烟，“六年前省妇联两位干部来了，了解情况。其中一位大姐心善，看见这里引水管冻炸了，鸡又发了瘟，直流眼泪。她走了以后，后生就一传十十传百：说省政府会派三十个妇女上山来扶贫，解决单身汉的问题。”

后生们又此伏彼仰地笑开来，有人在抹鼻涕。

我得说实话：“对不起，我这次一个妇女也没带上山来。”

他们眼中透出了对政府的失望。

我这才注意到，自进寨以来，我很少见到女人，即便见到两三位，也或瞎或跛多少有点残疾。温柔的女人们到哪里去了？女人是水。她们当然流向富庶的地方，流向城镇，流向工业。村长告诉我，这个寨子大约一大半男人是光棍，为了接上香火，寨内近亲通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于是残疾人便一窝窝地多了。

缺少女人的寨子，也就缺少了想象和纪律。这里的房子都建得马马虎虎，大半是草棚，最好的也只是半瓦半草。木墙板参差不齐疏疏漏风，好几家没有装大门，看来也没打算装了——他们缺少女人甚至就缺少了私有的界线。你可以想象男人们并不把这些房子看作“家”，他们没必要掩门，敲门也纯属多余从无回应。他们男人之间酒气醺醺的亲密，不需要用门来隔断。

但他们把坟墓建得非常宏伟而精致，哪怕是一个小孩的坟，也是用方方正正的大岩砖垒砌，堡垒般大小，威风凛凛。高大坚实的墓碑，被细心地打磨出来，或圆或方的线条极其精确，一丝不苟，石头的质料更是细密紧固，殊为罕见。人们对墓碑的如此重视和考究，显然表达着他们的某种信念。生存只是羁旅，而死亡才是永存，墓地才是无限漫长岁月的居室，因此需要一张真正靠得住的门——墓碑。墓碑炫示着死亡对生命的诱惑，对众多低矮草棚的诱惑。

墓地密密匝匝生长着很多芭茅，有蝴蝶飞舞。

这天，我就住在村长家——寨子里最富足的一家。他拿给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但已经坏了，没法让我享受现代文明。他让我吃了腌麂子肉，虎肉干，十分惭愧没有猴肉了——猴子都被山那边的四川佬捉光了。他还慷慨地让我洗手洗脚。我知道水泉在两公里之外，不愿挥霍他家的水，但没法抗拒他的热情。昏暗中，我把双脚伸入木盆，触到了水里的饭料以及其他滑溜溜的什么杂物，不知道这是洗过了什么的汤水。我没法在油灯下看清，也没敢问。

火糖里跳跃着一堆火苗，牵动着旁人眼中金色的光点。好些男人来了，背负着黑暗，用一只大瓷碗传喝着辣辣的包谷酒，说着热乎乎的话。有一位后生能说些汉话，告诉我赶山猪的故事。他说老山猪最狡猾，懂得人言的。所以打山猪的话都必须规定暗语，讲反话，说东边，意思就是西边或南边。不然的话，只要发现野猪的人向同伴一叫喊，老山猪听到了，你说它往南边跑，它就调头朝别的方向跑。它跑起来经常蹑手蹑脚，看准了时机才猛冲，冲你个措手不及。有时候，它专挑有人声的地方冲，知道没有人声的地方反而有埋伏，有枪口。一般来说，打第一枪的人没什么危险，打了第二枪，山猪才会发烈。这些家伙气力大得骇人，两颗獠牙一分，足有几尺宽，像两把大刀杀得草木哗哗哗直响，冲起来排山倒海。这种老山猪打死之后，你在它身上可以发现好多处伤疤，都是它一次次在枪口下死里逃生的记号。它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英雄哩。

他又说，打白面狸可用夹套，也可以等它们自己来“跌膘”的时候去抓。白面狸一到冬天就要跌膘的，自己爬上树去跌下来，要跌好多天，跌瘦了，跌得不痛了，才进洞去过冬。它们跌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最笨。

但他叹了口气，说现在大河里有了机器船，山上也在拉电线，阳气越来越重了，猎物就越来越稀了——动物都是属阴的。

火苗所照亮的一张张男人的脸，也都沉默而忧愁。工业夺走了他们的女人，也正在夺走他们的猪物，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在火塘边喝着残酒回忆。

一个光屁股小孩也在抢酒喝，稚嫩的生残器晃晃荡荡，像一蒂脆嫩的胚芽——它将要生长出枝繁叶茂的家族，喷放出整个人类么？

第二天，我起床时两腿全是庠庠的红斑，不知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跳蚤臭虫斯生的缘故。我本来想在这里住上三四天，终于有点熬不住。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要提前送我回乡政府去。我们在一排排高大坚实的墓碑之前走过，在补足人神奇的昨天之前走过。不远处有两只白山羊，挂着长长的胡须，鲜红的眼睛盯着我，十分平静安详——眼圈红得像刚刚哭过了漫长一夜。

咩咩咩——它们柔软的嘴唇挪动了，引得满山的羊都应合起来，咩咩咩咩咩，分明是此起彼伏的冷笑，在山谷里浩浩荡荡地流淌。而这两只羊一调头，欢快地蹦上山坡。

它们在冷笑什么？

村长托我把一包麂肉干捎给他儿子，他儿子是布珠唯一的大学生，去省城读书和工作已经六年，从没有回过家。“你不捎信让他回来看看家？”我问。“他不愿意回来的。”村长略显得苦涩地笑了笑，“我也不要他回来，不要他回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已经看见河湾了，还不愿意回去。也许他当年送儿子去省城也是这般情景。他知道儿子不再回来。他知道我这一去也不再回来。他微笑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远远地走吧，不要回来，不要回来——甚至不要回头。

布珠永远是孤独的，不需要人看望。

我猛地回过头去。老村长不见了，眼睛红红的白山羊不见了，只有钢色的岩壁和岩壁。布珠已被重重叠叠连绵接天的群山席卷而去。

妈妈——布珠教给远行游子们对粮食的称呼，也终将被群山席卷而去。

灵魂的声音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光顾了——尽管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是不小，尽管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丧失，于是只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去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阔绰或显赫。

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和极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变。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小说家，居然转过背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但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已很难再使我们惊讶。惊讶是小说的内动力。对人性惊讶的发现，曾推动小说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涨涌的浪峰。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曾以昭示人的尊严和道义而使我们惊讶，“现代主义”小说曾以剖露人的荒谬和孤绝而使我们惊讶，那么，这片叶子两面都被我们仔仔细细审视过后，我们还能指望发现出什么？小说家还能不能说出比前辈经典作家们更聪明的一些话来？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

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始阶段往往有点混乱，比方用制作燕尾服的技术来生产蜡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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