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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金·N·安德森,译者：刘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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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物试读：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刘 东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序

在一个饥饿随处可见的世界里，中国设法在可耕地相对很小的面积上养活了1/4的人口。这一成就，除了归因于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府外，还归因于中国的农业体系，不仅高产，而且——至少原则上——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农业大量依靠高产农作物品种、养分的反复循环、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由数千万农民耕作者高度熟练的集约劳动，而不太依靠机器和化学品。既然现代工农业的变化归咎于能源成本的上升与水土污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选择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人类的未来可能要依靠中国式集约农业与“高技术”时代的技术之结合。

因此，几年前我开始研究农业在传统中国的发展。我的希望是现代的政府和个人将向中国人学到如何促进发展的一些教训。

我从看似合理的假设开始，即中国为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形成了农业体系。为了养活不断增加的众多人口，中国逐步发展其农业体系。然而，我发现很多关键的发明是在中国人口庞大和密集以前就产生了。的确，现在的情况看来是，人口的高度密集使中国比其已知的人口较少的时代更加集约化、却又更少有发明(赵冈，1986年;伊懋可，1973年)。这不是否认人口压力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食物的高效要求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然而，对食物的需要可以在几方面得到满足，例如，通过扩张和征服，通过外迁，通过过分依靠一种主要农作物(如同大饥荒以前的爱尔兰) ，或通过杀婴。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曾尝试过。然而，中国的基本解决办法是发展精耕细作的、高度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农业。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

中国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允许甚至鼓励耕作体系的多元化。较高水平的贸易(甚至在史前时代)促使高度“理性化”的市场体系在文明开始后不久就出现了。这又促使政府关注食物的获取——不仅为了平民，还为了军事保障。军队必须有补给;被围困的城市必须有食物供应。于是，到中国的帝国时代渐露端倪之时，充分发展的农业政策已经存在了，而且政府还承诺给予农业以极大的优先权。这项政策成功了。在农业生产率方面，直到相对现代以前，中国远远走在任何其他文明之前。

中国人讲究食物、烹调法和精心安排进餐，则有另外的根源。围绕着对名誉和地位的承认，礼仪和礼节将社会准则制度化了。对老人和精英人物的尊重要用宴会来表达。神，作为社会共同体的“集体代表”，也坚持要最好的东西;他们品尝献祭食物中无形的精髓，而人类社会则分享有形部分。此外，中国很早就发展了医学，营养在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很多食物被食用，很多农作物被栽培，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的药用价值及营养价值(真实的或假托的)。

这些信仰体系导致了对食物生产体系的要求。就连穷人也想要美食，至少为了新年和其年迈父母的生日。就连健康人也想要通过喝豆浆、吃有生姜的鸡或海参，来使自己青春永驻。因而，具有营养价值的小宗农作物也得以栽培。

帝国时代的中国显示了下述悖论:高度进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与饥饿的百姓并存。这部分地归因于对子孙满堂的看重——儿子们是一个人年老时的惟一保证，还归因于掌权者企图从百姓那里榨取所能榨取的任何东西，往往把他们逼到生存线以下。食物体系继续强化，因为农民要努力生存下去。

简单的决定论不能解释中国的食物体系。它是人类选择的产物，即皇帝和农民、商人和主妇、医生和渔夫无数决定的产物。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对中国食物的一般看法，讨论了在解释它如何演变为今天这种状况时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关于传统时代的产量问题，我们知道得仍旧很少，最近由温大中(音译)和皮门特尔所写的著述(1986 a，1986 b)就指出，产量甚至比我们所想的还要高。如果这些学者是正确的话，中国的食物体系就远比我们认识到的更有效。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人口统计的情况;施坚雅最近的著述(1986年)提出，中国古代人口普查数字可能完全被夸大了。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帝国时代中国的租税和土地所有权以及它们怎样影响生产的情况。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整个体系起源的情况(古德炜，1983年)。我们必须弄清来自西亚的影响，了解医学、美学和享乐主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区域性差异。但我自信中国食物史的主要轮廓现已明朗。

本书并非对中国食物作全面考察:没有理由去重复由白馥兰(1984年)、张光直(1977 b)、比利·温奇·扬(1984年)和别人提供的对过去事件的精彩描述，或者雅克·梅(1961年)、R.O.怀特(1972年、1974年)和伊丽莎白·克罗尔(1983年)所作的那些当代营养学之类的考察。我不打算考察自现代工业社会波及中国以后农业方面的变迁:那将需要比本书更长的另一本书。我关注的全然是传统体系，因此我将其现代变迁留给更有资格论述的人。我的著作不包括综合性书目;我只引用容易得到的资料，用来说明本书的特定论点。尤其是不论得失与否，我几乎没有提到中国的文学作品(部分是由于图书馆里不易得到)。我目前正继续从事研究，在一些方向上延伸到了这一计划。本书只是一个驿站。

鸣谢

本书的问世归功于几块大陆上数以百计的人们。我借此机会深谢所有未在这里提及姓名的人。我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篇幅不许可我一一历数。

对我的前妻及合作者玛丽亚·L·安德森和我的三个孩子劳拉、艾伦与塔马尔，我所欠太多。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实地调查，并与我一起享用了数千餐令人惊奇的膳食。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玛丽亚的协助、经验和思想。

在帮助我研究的很多人里，我特别牢记着乔国泰(音译)及其一家、塞西莉亚·乔·劳、王春华(音译)、陈滕梁(音译)、郭伟德(音译)、约翰·何，以及阿利·宾·埃萨。我对他们和其余很多人深表谢忱。

我也欠我老师们的情，特别是布伦特·伯林、彼得·布德伯格、尼克·科尔比、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道格拉斯·奥利弗和爱德华·谢弗。

在帮助和支持过我研究的同事及朋友里，我热爱和感谢我的父母、戴维·艾克斯-琼斯、斯坦利和安妮·贝德林顿、白馥兰、保罗和萨利·比尔、陈启云(音译)、艾伦·菲克斯、希尔·盖茨、切斯特·戈尔曼、菲利普·黄、朱迪特·卡托娜-阿普特(尤其感谢她催促我采取行动解释中国的食物方式)、迈克尔·卡尼、卡罗尔·拉德曼、维克托·利皮特、罗伯特和凯瑟琳·马丁、苏切塔·梅扎姆达尔、詹姆斯和海伦·麦高夫、卡罗尔·纳金加斯特、杰奎琳·纽曼、马乔里·托普利、巴巴拉·沃德、克里斯廷·威尔逊、比利·温奇·扬，以及其他许多人。

也感谢埃伦·格雷厄姆和斯蒂芬妮·琼斯富于同情的校订，并永远感谢乔伊·塞奇和许多打字员与助手处理我不规范的手稿。

这项研究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国家科学基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基金。我的希望是，本书在我们走向更好的世界食物体系时将提供帮助，并藉此部分地报答纳税人，他们是我的最终赞助人。

年表

(约)公元前6500—6000年 已知最早的中国农业:北方的粟

(约)公元前5000年 最早的稻: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

公元前4000年 农耕广泛传播和完全确立;若干植物和动物种类

公元前3000年 农业在中国易于耕作的地区普及;社会分化;大的村落常有防卫布置;走向文明

公元前2000年 华北和满洲的文明社会;夏朝大致开始

到公元前1500年 商朝(传统说法是始于约公元前1751年;实际则大约始于公元前1600—1500年)

到公元前1028年 周朝(传统说法是始于公元前1122年，现在提出的一系列日期都较晚)

公元前480年 周朝分裂成战国

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中国，创立了中华帝国

公元前207年 秦亡

公元前206年 汉朝赢得统治

公元前179—87年 中华帝国农业政策形成(文帝、景帝和武帝)

公元220年 汉亡

公元220—265年 三国时期

公元265—420年 晋朝(中国未真正统一)

公元420—589年 六朝

公元581—618年 隋朝;中国重新统一

公元618—907年 唐朝;壮观和繁荣的贸易，特别是与中亚和西亚

公元907—960年 五代;中国分裂，军阀割据(实际上大大超过五个分裂王朝)

公元960—1279年 宋朝

公元937—1125年 辽朝;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统治者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一些地方

公元1125年 金朝(讲通古斯语的统治者)征服辽朝

公元1126年 金朝征服宋朝，占领了中国北方全境;宋朝在南方残存

公元1234年 蒙古人征服金朝，占领中国北方

公元1279年 元朝;蒙古人征服宋朝，控制了全中国

公元1368年 元亡，明朝兴起

公元1368—1644年 明朝

公元1644—1911年 清朝(入关)

第一章 自然环境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之一，其变动范围从世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也称埃佛勒斯峰，通常标高29，141英尺)到最低的地表凹地之一(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约900英尺) ，从南方的热带雨林至喜马拉雅高山上的冰河期冰帽。这种跨度无他国能及。中国得天独厚的动植物种类也同样蔚为壮观。中国西南部山区拥有不同于地球上任何一个温带地区的最高级植物。东南亚诸森林——北延至中国，尽管并未在这里显示出其最大的丰富性——就更多种多样了;只有南美洲热带地区才拥有远为不同的植物。当冰河在更新世向南侵袭时，北美洲与欧洲的森林被迫退到加勒比海和地中海，而亚洲与北美洲西部的森林则被赶入荒凉的山区。惟独在中国，它们才找到了一条宽阔的走廊，得以在此栖身至气候好转;而且就连中国北方的许多有利地区也保持了相对的温暖。于是，在世界其余地方曾一度广泛分布的大部分植物，如今仅在中国生存:这类植物包括银杏和水杉。此外，中国的多山地形也导致了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物种的形成。气候变化及其后果造成了植被反复迁徙与断裂的复杂历史，赋予中国丰厚的植物遗产。在有人烟的温带，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系列可供利用的潜在食物。中国人极少失去对新食物的兴趣，而且他们的位置处于东南亚丰富的珍稀植物与近东古代农业发源地之间，也属世界上借用模仿的最佳位置[有关中国地理的全面叙述，见布坎南，1970年;布坎南、菲茨杰拉德与罗南，1981年; T.R.特里吉尔，1980年;段义夫(音译) ，1969年]。

与地道的北极和赤道气候相区别，中国同时也缺少对大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气候类型，即地中海气候。农业虽然最早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但世界上很多早期主要食用作物却从未在中国有过重要地位。中国地处亚洲的东海岸和内陆，大部分雨水由太平洋往东北刮来的夏季季风带来。地处中亚的中国最西部地区，季风难以到达，降雨量逐渐减少，雨水大体在冬天降临。而中国的其余地区则完全是夏季降雨，别的季节雨水在较潮湿的区域虽然也很可观，但总雨量中只有一小部分出现于较凉爽的半年内。

中国有五大区域:

华北(North China) ，包括旱地耕作区在内，这是中国文明的心脏地带:黄河平原及其周围的丘陵。

东北(满洲) (Northeast China) ，这是一个有亚极带森林、冬季寒冷的地区，但也是一个有丰饶河谷的地区。

中亚的中国部分(Central Asian China) ，是内蒙古、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沙漠和半沙漠，干旱少雨，不能进行灌溉农业，代之以牧民放牧或在绿洲集约灌溉。

华南(South China) ，从秦岭山脉及其连接部(在长江流域的北侧)逶迤向南，包括长江和多丘陵、多山地区，稻米是这里的主食。

西藏(Tibet) ，从广义地理学的角度(除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省大部、四川和云南的小块地方) ，它指中国西南部辽阔荒凉的高原及山脉。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寒冷干旱，以至于完全不适合居住。

华北，在考古和历史方面是中国最著名的地区，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所在，包括最早的农业遗址。这里是少雨地区，差不多全在气候温暖的半年内降雨。冬天寒风凛冽，干旱多尘。华北的中心是广阔的黄河冲积平原，黄河蜿蜒流过，被称作“中国之忧”，由于取道沙漠与半干旱地区，所以这条长河挟带的泥沙太多而水量太少。黄河经常改道，每每是由于人为的活动:堤岸被垫高，河床淤积至高出地面，要不就是由于洪水或者频繁的蓄意军事行动摧垮堤岸。由此产生的大水不仅冲毁耕地，还在下游流域里造成大片盐碱地，直到现在才加以改造(有些位于被部分隔离的海湾，因此盐碱格外严重)。在这块大平原周围，先前显然存在着高高的、崎岖不平的丘陵。这些丘陵通常都覆有一层薄土，但在西北即甘肃、陕西、山西及接壤地区，却被黄土——由风带来的广袤沙土沉积物所掩盖。这种黄土大多在更新世的寒冷干旱时期从蒙古干草原刮来，当时这片丘陵甚至比今日还要荒凉。被风吹来的尘土仍在继续大量飘移。这种黄土很厚(在一些地方达数百英尺) ，非常肥沃，而且蓄水性强。黄土地受垂直冲刷而易于侵蚀，所以其特征为陡峭的沟壑、平坦的斜坡与山谷，这是形成梯田的基础，梯田现已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景观。黄土及其衍生的冲积层呈淡黄色，黄河因此得名，黄色也成为中国文献中的重要色彩。“天玄地黄”，中国王朝统治时期普通学校的启蒙课本就从这一句开始;褐色在过去或现在都被看成是深浅不同的黄色，而非一种单独的颜色。

华北的绝大多数人住在冲积平原及其周围的丘陵、特别是西北的黄土高原和山东的多石丘陵。西部高地有较为高大的山岳以及起伏不平的干旱地区。大山和丘陵曾经长满树木，但无人知晓黄土地上的森林有多大范围;对此的估计从几乎完整的森林到几乎完整的干草原都有。前一种推测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该地区干旱、容易着火，在气候与地理方面其实非常近似于美国中部大草原和平原，那里的树木沿小溪边长大成林，并散布在岩石较多的较高山地。这种情形在中国肯定也是同样的。早期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冲积平原曾被喜水树木组成的河畔大森林、沼泽与湿地覆盖。但我们仍旧不知道范围有多大。华北现在没有一平方英寸的天然植被;大部分土地处于集约耕作之下，除了一些杂草外，再没有“野生”植物。天然森林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砍光，而树木只是在寺庙和神殿周围或作为防风林和种植园才生存下来，因此要重现过去的植被很困难。分析古代花粉将为此提供一个立足点。

华北是中国许多基本食用作物的原产地，包括粟、大豆、白菜(还有油菜籽)和桃在内。这些作物仍在以野生或像杂草般蔓生的形式繁衍着。绵羊是当地产的，并且可能就在这里被驯化，与它们在近东的早期驯养没有关系。然而在今日华北的农业中，引进的植物包括小麦、玉米、高粱、稻子、棉花和芝麻，已占据了支配地位。

直到近代以前，东北主要还是由说通古斯语的民族及其他非汉民族所居住。它大部分是山区，林中长着云杉、冷杉、白桦、落叶松、松树以及别的耐寒树木。中部由河网交织的广阔平原、草地与沼泽组成。如今这些都已被开垦，玉米和高粱属于主要农作物;它们可与马尼托巴及达科塔的平原相比拟。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东北是一个边缘地区。

中亚的中国部分，包括由于太干旱而不适于主要依赖雨水浇灌农业的地区(在新疆西北部和内蒙古有很少一点依赖降雨的农业)。这里的土地主要是沙漠或干旱的草原，与一望无际的牧草、寸草不长的戈壁相映衬。山中的森林只出现在气候适宜的地带，诸如新疆北部的中央高地这类地方。世界上最干旱、最荒凉的一些地区，经查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那里实际上终年无雨。大河水源来自新疆沙漠盆地四周的群山中，黄河也流经该区域的一些地方:这里实施集约化的灌溉农业。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动荡的局势导致了这种农业的崩溃。中亚的中国部分(以及现在属于蒙古与苏联的毗邻地区) ，是蒙古族、突厥语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大本营，游牧民扬鞭策马，四处征战，曾占领了中国的全部或部分，但最终都放弃并撤走，或者被汉人同化。这些民族现在仍然人口众多，在该区域各大城市的外围大部分地区及东南部的主要农业区形成了多数。伟大的丝绸之路穿越中亚，从兰州和玉门经由塔里木盆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向北或向南) ，随后翻过高山到达费尔干纳、撒马尔罕，接着向西延伸(布尔诺伊斯，1963年;谢弗，1963年)。这条路，与别的平行或汇合的路线一起，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中，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与南方的贸易从来不很重要。与印度的往来大多取道阿富汗，并在巴尔赫附近并入丝绸之路。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之前，海路一直没有陆路重要。好几千年来——自史前时代初起——中国所受的外部影响主要通过这块散布绿洲的广袤干旱之地传入，或者通过更偏北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和森林-干草原传入。中亚充当了一个庞大的过滤器:只有能顺利通过沙漠之路及干草原的事物，才有希望进入“中央之国”。

华南现在是该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家园，食物生产所占百分比甚至更大。这里的地形是，不平整的丘陵高地与冲积成的河谷相间，其中最大的冲积河谷是江淮平原(西江流域及其更南端的支流远远落在第二位)。在高原，如云贵高原，多丘陵的盆地，最重要的是温暖多雾的四川红色盆地，也都是重要的食物生产基地。惟有红色盆地向作为食物生产中心的沿江与沿海平原发起挑战。该区域夏季高温多雨、降水量总是充沛，而在西部山区则嫌过多——华南的西南部离印度东部与缅甸西部的丘陵这些地球上雨水最多的地区不远。该区域的天然植被大多是常青树或亚热带雨林。完整的热带森林出现在更南面，而令人难以置信的茂密森林出现在西部。与华北相比，华南仍有大量森林地带。虽然它们大多已退化，并遭到乱砍滥伐，但重新植树造林及恢复原貌的工作现正在进行之中。土壤属于温暖、潮湿、林木覆盖地区的那类，亦即通气透水性强的红色与黄色酸性土壤，水从中汲取到大部分养料，以及肥沃的冲积河谷土壤，其中的养分被反复沉淀。在少数富含母岩的地区，特别是红色盆地，丘陵的土壤不太贫瘠，但大体而言，河谷要比丘陵更丰饶，而且最近几世纪中越发如此，因为农耕与砍伐森林造成了斜坡的侵蚀。于是人们就集中到冲积地上来了。

华南是产稻大区。而在陡峭的山坡以及其他不适于种稻的地区，则栽培玉米和块根作物。地势最高的地区生产小麦和大麦，在这一区域较为凉爽的地方——尤其是江淮平原，这两种作物也与稻子交替轮种。小麦和大麦在冬季栽培，到春季成熟;然后再栽种稻谷。降雨规则利于稻麦轮作——冬干夏湿，适用农作物的各自需要。再往南去，稻子一年两熟，而在更偏东南的地方甚至一年三熟。华南也有足可引以为豪的多种多样小宗作物以及格外有效的耕作管理制度，后者建立在有水栽培基础之上，不仅有水稻，还有从水芹到塘鱼的其他水生产品。

西藏是一个辽阔的高原，地球上人迹罕至的最高山脉是其屏障并环绕四周。该高原大部分地区在海拔16，000英尺以上。整个高原又高又冷，而且大多数地区都高得不适于农业生产，并完全不宜居住。地势较低、气候较暖的南部与东部生产大麦、荞麦、萝卜、洋葱和别的一些作物——在最东南端甚至还生产一些稻米，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以农业为生。大多数不宜耕作的土地则由牧民流动放牧绵羊、牦牛以及别的牲畜。西藏本地品种的牦牛是一种特别的赐福;若没有它，西藏有人烟的地方大半将不适于居住，或者近乎这样。牦牛提供奶、肉及劳力。即使如此，中国的整个西藏高原地区也只有数百万居民——比低地的一些单个城市的居民还少(埃克瓦尔，1968年;斯内尔格罗夫与理查森，1968年;塔西，1967年)。

因此从整体观之，中国是由华北和华南那些居民众多、农业发达的富裕地区组成，而人烟稀少的荒野地带则环绕四周，后者直到不久前还主要由非汉人口居住。自汉朝以后，讲汉语者把自己叫做“汉人”。在中国还查明有50多种其他语言;说这些语言的人都不是汉人(此外尚有说汉语的穆斯林，通常叫做回民而不是汉人)。非汉民族包括回民在内，主要居住在东北、中亚和西藏地区，以及南方的热带及亚热带山区。人口密集地区包括在中国传统的18个省份之内;边缘地带组成了9个以上的省(加上台湾)。在中国大部分历史中，只有这18个省和中亚的中国部分赫赫留名，但即使在它们中间，也还有很多边缘地区。的确，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最西南面的3个省，云南、贵州和广西，比西藏和中亚更为生疏，更不出名。因此，人口稠密、长期稳定的18个省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长期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灾难之地(可靠叙述见马洛里，1926年)。华南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对它影响最大的也无非是水灾和沿海台风，而支撑它的水稻体系却非凡地稳定高产。华南很少发生大饥荒，除非由战争和政治动乱(它们频频发生，一点不假)所致。中国其余地区则饱受干旱、洪涝、地震和其他灾难的困扰，食品生产受破坏，经济遭瓦解。世界上最可怕的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中国:明代陕西地震死亡830，000人; 1976年唐山地震伤亡人数大概有600，000人;华北地区的饥荒实际上年年都有记载，可以说水旱频仍;东北和中亚的严冬经常将牧民的畜群全部冻死。中国的灾变主要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季风。如果雨水比通常向北扩展，并且很大，洪涝就会出现;如果推进得不够远或来得太稀少，干旱就会使土地歉收。其次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印度次大陆被不由自主地向北拖曳，并被塞在亚洲大岩层下面。结果使得喜马拉雅山表面奇形怪状，地面在这里褶皱密布，就像一块被推向墙根的毛毯;其后是高原与山区;中亚巨大的断层、裂缝和峡谷向东延伸到华北，当印度和这一北至西伯利亚的坚硬多山的古老地块之间的地表受到挤压翘起裂开时，就发生地震。另外，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正在活跃地造山:一架镜头连接为100万年周期的静止装置照相机，将会拍到有点像北方河流里冰块大量破裂时的那种画面。华北和华中低地是地槽，很可能在下沉——河流带来数百万吨冲积土肯定使之下沉。这些地壳构造力量并不始终缓慢，西藏的喜马拉雅诸山在过去几百万年间大多在隆起，许多山麓的移位发生在大地震时。河口淤塞得那么快，以至天津在近代历史上从港口变成了内地城市，而上海能继续作为一个港口，也只是仰仗了人工疏浚河道。所有的农业区域都稳定增加，因为沼泽或开阔的临海地都被泥沙淤积堵塞，直到它们可以被开辟成岛屿或新的海岸延伸部分为止。除了海水倒灌并蒸发成盐碱的地方外，由河泥淤积的地面格外肥沃。即使是盐碱地，现在也正在改造之中。

很少有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彻底地改造国家的自然景观。在这里是人定胜天，而不是相反。为了太平盛世的到来，毛泽东敦促人民“向自然挑战”，中国人开沟挖渠、排涝引水、修造梯田、砍树造林、改良土壤并从事其他工程，来创造他们的世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现在与荷兰的围堤一样(关于这一点，有一句谚语说道，“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纯属人类的创造。甚至在中国人这样大规模地重塑河山以前，自然环境就已提供了一个便利而非限制的条件。丰富的植物容许(并非强迫)人们培育各种各样的食物。肥沃的洼地和平原被山岳与沙漠分隔，并得到防护，允许(并非强制)一个物产丰富的文明崛起。众多屏障让这一文明得以保持完整和独立，但它们并未坚不可摧地挡住外来影响，或制止人们把中国国土分成如此多的小邦。中国有过几个世纪的分裂，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从未持久分裂为诸多独特的小国。这个事实同样不是由地理单一决定的;中国内部的屏障肯定与欧洲的一样险峻。

中国人过去与现在都擅长使土地服务于自身的目标，而不让其来束缚自己。土地提供了通常抓得住的机会，也同样形成了终将被克服的障碍。无人会在西藏高原耕作，或在满洲栽培香蕉，因此在每一个地方，人类对气候、土壤、地形的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可在此限度之内，中国证明文化生态学是一门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作为手段来回应自身需求及欲望的学问，而非由地理决定文化。自然环境提供了机会和发展力量，但在那种自然环境中，人的实际命运由人的选择所决定，而这种选择受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制约要比受自然因素的制约更多。

第二章 史前史与历史的发端

民间文学故事相传“北京人”有嗜食人肉的习惯，这是不正确的;在周口店没有发现同类相吃的证据。宾福德及其合作者们(宾福德与何传坤，1985年;宾福德与斯通，1986 a、1986 b)指出，头盖骨的损坏，以前曾被认为是嗜食人肉的习俗，实则是食肉动物(很可能是鬣狗)所为。

在周口店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有极其丰富的石器:穿孔砾石和砍削器。更新世时期东亚的石器通常被形容为简单、粗糙和原始，但它们几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石器一样复杂。制造者显然精于处理坚硬石块，因此各种用途的石器似乎恰到好处。石器除了在狩猎中有显著的重要性外，在砍伐和刨挖竹子、蔓草和树木这类植物材料时也一定很有用。

有些发掘物在时空上分布很广，填补了从“北京人”到现在之间的空白。在别的遗址中，类似“尼安德特人”的个人，被断代为从10多万年前至5万年前，已在广州附近的马坝发掘出来。到公元前50000年，在靠近中亚的地方，尼安德特人已发展起颇为复杂的文化:他们盖起了房屋，掌握了复杂的石器技术，并实行了相当讲究的墓葬。在苏联的特希克-塔什，此地离中国西部不远，发掘出了一名尼安德特人小伙子，在他周围摆放着熊的头骨，身上覆盖着红赭石;在伊朗的沙达尼尔洞穴，拉尔夫·索尔基发现了墓葬，里面的死者用药草遮盖或装饰。这大概是复活生命或保存遗体的葬仪之残迹。于是到了5万年前，在中国的邻近地区，无疑也在中国，人们正开始将植物和动物不单纯当作食物看待。

通常以为男人(注意性别)在农业出现以前基本上是猎人。这不正确。人类是杂食动物，正如我们的营养需求、行为模式和人类文化学中普遍记载的生活方式所证实的那样。与动物王国的大多数成员相比，人类具有相当奇怪的饮食要求，总的来说我们是和别的灵长动物共有这些要求。与大多数动物不同，我们不能制造维生素C，但必须消费它。我们需要异乎寻常的大量蛋白质，且不能像有些哺乳动物那样合成许多氨基酸。我们是大动物，因此有大脑袋要支撑;于是我们需要食用大量的卡路里。在维生素丸问世以前，人类可以确保健康的惟一方法是吞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人类诸群体曾经依赖几乎是单一内容的食物如肉(爱斯基摩人的)、谷物(中国人的)和水果等而生存——差不多每一个可能的特殊品种均在某处有发现——但总是以人丁不旺、饥馑不断或有损健康为代价。基本食肉动物已罕见和边缘化，因为更新世时养活它们的庞大物种已经灭绝，而且有可能在更新世时就已罕见和边缘化，还因为更新世时期的植物与动物一样丰富，故而肯定不会被能够利用它们的群体忽视。陆地动物的肉除了提供过多的饱和脂肪以及别的化学品外，还能提供少量的维生素C，因为人类必须依靠它而生存。可是人类却不能消化长链碳水化合物(纤维素、木质素等) ，也不能对付在成熟植物组织中的鞣酸以及别的普通化学品。我们被限制于柔软食品脂肪、糖、淀粉类食物和蛋白质，即种子、果实、嫩叶幼芽、块根和动物。这类食物在开垦不久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出现，并渐渐回复到成熟的植物群落。刚被火烧过或被水淹过的地区尤其丰饶;生长一两年后便烧一下是很理想的。所有的人类群体都知道火，并且大多都利用它来开发土地，以符合食物生产或类似的目的。因此似乎极有可能的是，当我们适应了第三纪上新世和中新世时期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旱后，我们就把高度智慧、极端灵活的行为举止及社会制度与广泛的营养需要结合起来了，并且变成了火的追随者和用火先驱。最早的农业

或许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步是决定种植和培育食物。不过几百万年以来，人类为其需要和欲望找到了充足的食物。从种子、插条或萌蘖枝中长出植物的事实为大多数狩猎者和采集人所了解;没有一个生活在荒野之中的人会对此长期一无所知。因此，农业不必像做决定一样被创造或发现。很多人以为是人口压力迫使中国人发展精细农业，而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下列叙述主要引自:安志敏(音译) ，1982年; J·冈纳·安德森，1934年、1943年;白馥兰，1984年;张光直，1977 a、1986年;郑德坤，1959年;何炳棣，1975年;高广仁(音译) ，1978年;米查姆，1975年、1977年;皮尔逊，1981年;香格劳，1978年;沃森，1969年、1971年]。

农业最早不是在东亚、而是在近东以及邻近的东南欧发轫，在那里，狗在公元前14000年被驯养;小麦、大麦、绵羊和山羊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被栽培或驯化;接着牛、猪、鹰嘴豆、小扁豆以及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食物，在公元前6000—5000年被驯化或栽培(栽培或驯化是指野生种群的遗传变化;栽培或驯化的种群是人类有意或偶然选择的产物。有关早期农业的叙述，见本德，1975年;哈伦，1975年;里德，1977年;佐哈里，1973年)。不久以后，耕作在北美洲出现，那里已知最早的栽培物是墨西哥的辣椒和南瓜，而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南美洲，秘鲁的利马豆则被开发。时间上的这种巧合十分有趣，正像豆科种子在所有地区的早期栽培一样(豆在墨西哥比大豆在中国栽培得早)。农业在新、旧大陆均被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同时，东亚也发明了陶器。数十年来，人类学家认定陶器是与农业一起出现的，它与磨光石器一样，构成了新石器时代的某个部分。最早的陶器确实与最早的农业在同一时间出现——但在世界的中间地带，在日本，最早的绳纹陶器却被断代为公元前10000年以前。而在中国和东南亚北部，很像绳纹陶器的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8000—7000年以前(张光直，1987年)。

中国最早的已知农业是在北方，特别是在黄土地带以及毗邻地区。从农业的源起到早期的文明，活动的中心似乎一直在陕西的渭河流域以及从渭河流经中原的黄河流域地区。然而，中国的其余地方从未落后太多，至少另一个重要的中心已知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别的中心则被猜测为南方的某些地区。

公元前6500—5000年，裴李岗及相关文化存在于黄土地带，并伴有栽培的粟(Setaria italica)、稷(Panicum miliaceum) ，驯养的猪、狗和鸡(张光直，1986年)。除了狗(很久以来就是人类的伴侣) ，或许还有鸡以外，显然全都是当地的栽培物和驯化物，而鸡则非常有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到了公元前5000年，从满洲到越南，别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起来，而且仰韶文化将美丽非凡的彩陶和大型村落带入了黄土地的画面。就算整个华北当时的文化落到了后面，但也不会非常落后。总的画面是各个地区稳定发展，并伴有大量相互影响，却并无移民或被外来民族取代的迹象。

我将把半坡村当做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村庄来论述，因为它在所能找到的文献中被描述得最多，而我又参观过。半坡大概在公元前6000年拥有了农耕，尽管其农业是从始于公元前5000年的仰韶阶段起才更出名。半坡位于陕西省省会西安附近。意味深长的是，在中国最早的诸王朝中，有很多重要城市也都靠近西安，那里是伟大的长安城所在地，为唐朝中国的首都。它的位置几乎正好处于该国的中心(虽然常被说成是位于西部，因其处在中国古代核心部分之西)。西安海拔约1，200英尺，坐落在开阔的渭河流域，该河流经秦岭北侧及其北面高低起伏、干旱少雨的黄土地带。由此，它恰好处在中国生态大分水岭的寒冷干旱一侧，却又位于一个温暖的地区，夏季非常炎热。这里雨量很小，年均降水略低于20英寸;但丘陵雨水较多，因此高大的秦岭很湿润。西安位于雨水被遮的干燥凹地，但它附近却有渭河的巨大水流，而且几条较小的支流也从湿润的秦岭群山向北流去。于是该地区在两相平衡之下给水充足。

在今日的半坡，工人们挖掘新地区所使用的工具，与那里最初的农夫所使用的工具，其区别仅在制造它们的材料上。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工具的原始，而毋宁说半坡人是先进、熟练的工具制造者。不远处有很多别的早期农业村落，尽管没有一个被证实与半坡一样古老。在渭河下游，就在更靠近它与黄河的汇合处，坐落着庙底沟文化遗址，只是时代略晚，各方面都与半坡遗址非常相似，除了用花卉图案取代了半坡陶器上的鱼类图案以外。半坡最早的农作物是粟;显然从一开始就饲养了猪和狗。猪(与稍后的绵羊一样)显然是在当地驯化的，与近东的驯化物无关(何炳棣，1975年)。此后不久有了鸡，可能是在华南驯养的。野生原鸡(鸡的祖先)可能天然出现在半坡北面。食用的粟是Setaria italica，可能是野草Setaria viridis(=S.lutescens)以及Panicum miliaceum的栽培种类。它们的始祖出现在整个北半球干旱温和的地区，因此在考古现场往往被当做野生采集的谷物而发掘出来。S.italica(可能还有P.miliaceum)的栽培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使野生作物变成栽培作物的遗传变异，几乎可以肯定是出现在一个广阔的地区，而初期的培育就在该地区进行。这可能涉及几十个或几百个遗址，其覆盖面可能为华中的全部，或黄土地带的全部，或其他某个大区域的全部。

当然，中国早期的先民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这样一张匮乏的食品单上。他们吃竹笋、柿子、草种、胡桃、松子、栗子、桑葚以及诸如鱼、蛤、蚝和各种鹿类的野生动物。装满种子的储藏罐是常见的发掘物;它们包括有盖的小坛子和类似于扑满(piggybank)的有窄缝圆罐(这就是扑满的由来吗？)。杵和臼、上下磨石用来碾捣种子。在半坡，正如在别的遗址一样，相对于野生及野生类的食物，栽培食物的比例明显与日俱增。

此后出现了牛和马。Brassica(白菜)种子在公元前4000年半坡的坛子里被发掘出来。但绵羊、马和稷就不那么容易被断定年代了。前两类已在半坡被发掘出来，但很可能是野生猎物:它们的骨头很少，因此没有显示出驯养的痕迹。惟独把这三种食物放到一起的其他早期证据是在一处遗址——山西的丁村，很久以前在考古条件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曾被发掘(毕士博，1933年;何炳棣，1975年)。绵羊很快就被驯化，但山羊直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才从其近东原产地传入这里(何炳棣，1975年)。稷在公元前4000年出现于欧洲(哈伯德，1980年) ;可能是从中国经由中亚传去的。为完成这幅画面，大麻或称Cannabis sativa(在现代社会更以印度大麻而为人熟知)显然也被栽培了。中国人主要把它当做可以食用的种子和织布用的纤维植物来使用(他们当然知道它的其他性质。它在中国被当做麻醉剂或止痛药使用，而且李时珍写于1593年的草木志巨著《本草纲目》也把它评论为“令人见鬼狂走”)。汉麻是世界上已知最早栽培的大麻。

桑和蚕在半坡已为人知;一只剖开的蚕茧被发掘出来。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表明蚕已被养殖，但大多数权威人士都推断已被养殖。果真如此，这就是另一个第一了，即已知最早的昆虫养殖(蜜蜂只是在几千年后才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看来极有可能的是，其他农作物也已被栽培;小宗的蔬菜和药用作物只会留下极少的考古记录。例如锦葵(Malva)就有可能;它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曾是主要的蔬菜。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这些先民如何耕作，拥有何种土地，考古学家们看法不一。何炳棣(1975年)提出，他们在香蒿-青草的干草原上实行固定的高地耕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土地长满树木，因此农夫们实行刀耕火种的农业。何炳棣(1984年)作了回应，他指出，遗址都在河畔溪边，而由于随后受到侵蚀，往往加上了台脚。我们知道，山区肯定会植树造林，冲积平原也是如此，但碛原与高原则极可能是旷野。此外，人类，特别是猎人和无知的农夫放火与追随火的嗜好，也肯定保证了大量的燃烧，从而导致了更大的旷野。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草地通过持续不断的燃烧而形成，并在中国扩散开来。最后，引起争议的这个地区在气候上类似于美国的大草原和大平原，波尼族印第安人及其同胞就是在那里洪水漫溢的冲积地上实行耕作的。

到公元前4000年，大的农业村落在中国已星罗棋布。饮食是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补充了粟与肉食，而少数蔬菜则添加滋味。食物被煮和烤，还可能被蒸。美丽的彩陶看上去很像同时代近东和中亚的制品，因此自冈纳·安德森(1934年)以后的学者们都在推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何炳棣，1975年)。我的看法则是，相似性总是不会弄错的;横跨干草原和沙漠的间接联系似乎不可否认。影响无疑是双向互动的。

南方的王国也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一个特别有名的遗址是灵窟，位于泰国北部，由切斯特·戈尔曼发掘出土，那里的植物遗存被断代为公元前9000—7000年(戈尔曼，1970年;参看索莱姆，1970年)。宣称这些遗存物含有耕种或栽培物质的说法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可长江三角洲马家浜与河姆渡的先民看来是已知最早的种稻者。长粒稻籼稻或indica)和短粒稻(粳稻或japonica)两者的并存，表明把稻子基本划分为两大类始于公元前5000年以前。

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丰饶的环境曾经历过明显的改善;公元前6000年左右，较湿润温暖的时期取代了和现在一样恶劣的更早气候阶段。在半坡村民共享的天地里，有大量的猎物、野生水果、坚果、鱼及蔬菜，而在一二千年间，农业只提供了其生活必需品的极小部分。他们并未由于匮乏而转入栽培或驯养。那么究竟为什么呢？卡尔·索尔(1952年)纯粹为了向流行思想发起挑战，在纯属推测性的章节中，提出了一种既荒唐又有见地的农业发明假说。我们从现代经验中得知，生活在真正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实验:他们负担不起实验费用。在富人中产生的发明要比在穷人中产生的多;要看清这一点，人们只需将美国或法国的农业研究机构与孟加拉国或海地的这类机构加以比较，或者将致力于为富人研究牛肉和羔羊肉的做法与致力于研究大麦、粟、木薯和其他主要由穷人食用的农作物的做法相比较就行了——即使在近几年来相当自觉地努力纠正这种状况之后仍是如此。

此外，索尔还断言，很多并无国家及文明荫庇的人，其实极少处于贫穷或困境之中。饥荒、赤贫及其伴生问题，可能正是国家连同其税收、战争和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不公平一道创造出来的(参看萨林斯，1972年)。

这一理论使很多认为农业的发明与发展是建立在贫困基础之上的理论不能成立了。按照索尔所说，贫困并非发明之母。近年来，考古学家们赞成博塞拉普(1965年)的理论，他认为人口压力导致了对食物基地的压力，迫使人们要么发明创造，要么忍饥挨饿。这种人口压力模式往往与一种理论相结合，该理论声称更新世晚期许多动物种群的灭绝(或许与作为某种成因的人类狩猎一起)造成了食物短缺，这使人们转移到食物的植物来源上。马克·科恩(1975年)从这个观点出发，提供了特别可靠且详细的分析。

但这一模式不可能适用于中国。事实上，发明了农业的狩猎民族与采集民族，肯定是通过内部规定、战争或迁徙来控制其数量的，如同所有这类群体都似曾做过的那样(考吉尔，1975年) ;如果面临资源基地的压力，它们会乞助于这类解决办法，或者忍受饥荒，而不是去发明。在华北，与博塞拉普的理论相反，农业肇始于气候和环境正在改善之际，且在气候继续改善时得到了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农耕又被普遍认为不如狩猎与采集那般有趣，以至许多或者大多数农耕民族——尤其是包括中国人和编造了伊甸园故事的近东人在内——都有人类堕落的传说，从不事稼穑而养尊处优的国家到“靠额角的汗水谋生糊口”的世界。

需要解释的是，人们为什么会希望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食品靠近居所呢？最早的农业不能导致食物实际产量的任何惊人增长;只有经过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选种才能做到这一点。毋宁说，人们肯定是出于控制食物位置的愿望而开始农耕。马克·科恩所说的更新世结束时世界上大部分大动物群的灭绝迫使人们更多地强调植物的情况，被农业早先出现在可食性植物日渐丰富之地区的事实弄复杂了。更新世晚期的动物相继灭绝，在近东、墨西哥高地或东南亚山地并非十分显著;而在美国西部、北欧和没有早期农业的其他地区却很明显。因此，动物渐次灭绝论本身显然不能充分地解释农业。

理查德·麦克尼什(1977年)强调了交换在农业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在世界各地，农业最早出现于交换及联络中心、大路交会处以及中心场所。在交换集中地的人们适于较早耕作的原因有两条:他们准是跟上了新的发展，包括植物及其用途的所有新信息在内，而且他们总想手头有些东西去交换。这种交换诱发模式解释了农业为什么在交易地点出现、而难得在别处出现，并解释了农业为什么沿交换路线传开，以及为什么未能早早地兴起或出现于人口稠密而气候适宜的三面临海地区，比如在澳大利亚南部、南美洲南部、大部分岛屿及很多沿海地区(在东亚，日本是一个被海包围的国家，确实很早就有密集的定居人口、陶器和别的新石器时代特色，但在公元前数百年之前，却没有明显的农业发展)。中国南部边疆的现存文化证实了交换与抢劫模式。拥有良田的农耕部落强化农业经营，生产商品，而且还使土地靠近居所，以最大限度地防止被劫(富雷尔-海门多夫，1962年)。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古代居民是在环境日益丰富的时期开始从事农业的。更新世的结束可能迫使他们比以往更加转向植物，但他们却是在已经适应这一点、并确立了看来对于实验不可或缺的稳定性之后，才开始考虑农耕的。生活在富产植物性食物之地区的人，与其他多半拥有较好动物或矿物资源的人交换此类食物。为了手边能拥有这些植物并防止它们遭到抢劫，植物性食物的交换者鼓励将食物性植物靠近村子栽种。或许他们起先只关心投下的种子里长出的植物，但不久以后便体会到了精心种植的好处。

就我们目前所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通常出现并兴盛于交换中心:西安、靠近渭河与黄河的汇合处，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或许别的中心点尚有待于被发现，但不断增长的迹象表明，历史上远离主要交换路线的边缘地区，在史前时代也是边缘地区。

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进步显然在于人口的不断增加，物质文化的日益复杂化，伴随着社会不均而加剧的墓葬分化，以及尤其是对农业的依赖日益增长及由此引起的迅速扩张与提高(白馥兰，1984年;张光直，1977 a)。形形色色的先进磨光石器用于农耕:鹤嘴锄、割刀(常是小的半月形，像现代东南亚的金属割稻刀) ，以及中国现代大砍刀、铁镐等的始祖工具。谷物在考古现场大量存在，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的粟和南方的稻，而交换以及粟的向南传播，则确保了两种谷物的广泛分布。公元前2500年前，从台湾到中印度都种上了稻子。种在无水灌溉的旱地上的稻，就像如今种在东南亚山区的稻一样，需要均匀分布在生长季节的80英寸左右的雨水。自公元前2500年起，甚至从更早的公元前3000年起，稻子就在并无很高水位的地区得到了充分栽培，该作物必须湿地生长，或引水灌溉，或在能保湿的地里。稻子在平时漫满了水，而在当庄稼成熟时又渐渐变干的地里长势最好(如果谷物陷于不流动的水中，就会腐烂) ，所以最早的水稻灌溉，肯定是通过开沟挖渠而扩大季节性漫满浅水的低草地及泥沼来实现，使之自然生长。认为稻子曾是“芋地里的杂草”的陈词滥调看来是不正确的。水稻在始终积水的地里长势并不好，会被长得更高和更富攻击性的植物(包括芋这种现代稻田里令人讨厌的杂草)扼杀。

水牛的明显被驯化，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一处著名的遗址出土了甜瓜、芝麻、蚕豆和落花生这类令人惊奇的种子，导致了有关它们曾在中国古代存在的一些极不负责的断言。然而，前三种已知是历史上从近东传入的(罗佛，1919年) ，而第四种则是南美洲植物，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生活，肯定非常像现代东南亚的无政府文化(non-state culture)的生活。那里有猎头的好战之徒和精细的耕作者，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与礼仪舞蹈动作的设计者，却没有政府组织与文字表述，这些人目前仍生存于从印度和缅甸一直远至印度尼西亚的地区，以及台湾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较弱小的部落，不能藉战争手段增加其财富，被迫更集约地耕作并积极地交换。该地区盛行这样一种首领模式:最有能力调解争端和安排社会事务者，会获得显赫的名望，并往往伴有财富，他会通过摆庆功宴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最终成为再分配制度的核心人物。他组织宴会和庆典，其他人则为此提供吃的或分派的物品(这些庆功宴可能很像美洲印第安人的冬季赠礼节)。今日中国社会的地方领袖，也靠使用同样的技巧——作为仲裁人和贺宴组织者——来发迹及增加实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较奢华的墓葬中，随葬品多的男子肯定与此类似;他们可能是父系氏族部落的首领。毋庸置疑，战争、交换和重新分配模式为农业的强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新石器时代华北的先民有可能是母系和“母权制”的氏族，不管这个常常用错的词是被怎样理解的。中国当代很多考古学家都支持这一立场，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支持的进化论。而中国之外的学者则通常不同意。其实双方都没有确切的证据。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墓葬似乎表明，这是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个人被单独(或在同一性别的小群体里)埋葬，并伴有一些随葬品。北美洲的波尼族印第安人，是个母系氏族的部落(韦尔特菲什，1965年) ，过着颇像半坡考古遗存显示的那种生活，而他们的很多邻居如奥马哈人等，则是父系氏族。

毫无疑问，至少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部落，最可能的是那些在渭河与黄河流域以及华北平原的部落，所操语言为原始的汉藏语系。华南除了有瑶、髳(苗)以及或许还有一些南岛语系民族的祖先居住外，可能还有讲泰-卡代原始语言者(本尼迪克特，1942年)。沿现在的中国北部边境一线，讲阿尔泰语系者肯定分化成了今日蒙古人、土耳其人、通古斯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的祖先。汉人在古代只是许多民族之一，并未像现在这样在该区域成为压倒性的多数。看一下公元前3000年时的这一地区，任何人都会选择傣族、苗族、瑶族或别的群体作为“最有可能继承的”人(当然那时还没有自觉的民族主义者;有关防卫安排和其他方面的考古发掘证实，每个村落或村落群都是独立的组织)。中国在史前的进步，似乎是由东亚许多地区多种语言背景的民族的众多小发明共同促成的。考古发现正日益揭示出，重要的发明与发展在中国广泛产生，地方传统也以大致平行的速度取得进展，每个人都借鉴着其他人的经验，从而导致了若干相似性的界定，张光直将此称为“龙山文化的地平线”(张光直，1977 a)。

大约到公元前3500年，农业传入了满洲，而1，000年以后，有棱凸纹印的灰陶又全都从满洲经西伯利亚传入了欧洲。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与畜牧业在中国西部繁荣起来，特别是在齐家文化中，灰色陶器复杂多样，并重视牲畜饲养。到那时，农业肯定已沿着连续不断的路线从中国扩展到近东。牛和马在中国的大量存在证实了这一点，就像粟的栽培出现在西方社会一样。小麦和大麦，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曾发现，却已在历史的黎明期全面移植，肯定是在此时前后来到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它们已在阿富汗及毗邻地区或中国边境附近移植，并且肯定至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偶尔引入中国(在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小麦，却被装在该历史时期之后的一个坛子中，嵌埋在那里;何炳棣，1975年，第73页)。小麦和大麦适应了冬季降雨的气候，因此在跨越中国最西部近乎无雨的地带时明显减缓了传播速度;对中国人来说，它们看来肯定不如粟，粟已适应该地区酷热多雨的夏季。因而，只有抵达冬天也湿润适宜的地区后，小麦和大麦才会流行。此后，蓄水技术用于栽培小麦和大麦，中国人决定种植冬夏两季作物，即以冬季的小麦和大麦与夏季的粟和荞麦轮作，而近来则更多的是与高粱和玉米轮作。对完成这种循环轮作必不可少的技能与技术，以及开发适应这种循环轮作的作物品种，肯定都花了很长时间;只有人口高度密集才会使这样大的努力具有价值。的确，在赋税迫使人们增加农业产量之前，小麦和大麦可能并不重要。故此我们不能因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缺少小麦和大麦便推测它们未被发现;它们可能被认为是稀罕的输入物或珍品，没被当成农作物。

在南方，龙山文化渐次衍化成考古遗物并无二致的众多遗址，通称为和平文化。和平为越南的一处遗址，用它来命名整个中石器时代和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东南亚传统，包括数万平方英里地区内一万年间的历史进程。

人口的增加在这个时期显然很重要，然则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增长？如果这是对农业的自然反应，那么为什么不集中在南方呢？那里的稻子和块根作物比干旱北方的粟提供了更多产和更牢靠的基础。在该核心区域，相对于农耕文化复合体的原因而言，人口的增加肯定会导致更多的结果。由于猎物的枯竭及其聚居地的减少，再加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劳力从事农耕，似乎导致了对农业依赖的增强，但人口的增长本身必须加以解释，倘若在纯农业社会中有众所周知的限制人口倾向的话。龙山文化的人口比其农业可以养活的人口要少。中国在20世纪仍大量依靠常称作(如果不是非常准确地)新石器时代农业体系中的相同农作物，因此龙山文化的先民无疑可以维持比他们曾经维持过的更多的人。人口的增加在这一个案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关于人口增长有一种可能的说明，就是假定冲突的存在模式，这种冲突由于产品以及——一言以蔽之——贪婪的增加而加剧。人们想要得到更多，除了交换还有抢劫:正如萨林斯(1972年)所云，抢劫不过是交换的一种极端情形，其回报格外低，也可以说不存在回报。日益复杂的产品和日趋严重的冲突导致对社会控制的更大需求。社会中强势者和弱小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可能是军事首长、最成功的社会仲裁者或富人。凭借一种手段获得权力的人，会用另外的手段来巩固它:富人力争政治成就，政客力求财富，不一而足。我猜想，在有许多致富机会的扩张经济中，正是富人掌握了权力，然后着手巩固自己对政治的控制。而在静止经济中，则由能说会道者和擅长管理者——从政者和政治家——掌权，然后再靠攫取财富来加以强化。在战争状态下，军事首长接管和获取政治与经济权力。所有这些走向成功的道路，可能都存在于龙山文化的村落里;在每一个共同体中，谋取权力者可能会遵循复杂的模式，同时还使用各种策略。其最后结果是，作为经济活动日益增长的副产品，社会分层也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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