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堂林,祝尔娟,王雪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丛书)试读：
编撰者简介顾问：
文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者：
叶堂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祝尔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雪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
何皛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
张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处教师
李国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生
毛若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生
李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生
潘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生摘要
本研究团队通过大量文献梳理、实地调研、专家座谈与集中讨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社会背景及历史脉络、京津冀三地在不同阶段关注的热点与重点、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发展思路、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趋势及新趋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
本书分为研究背景、历史脉络、政府关注重点、思路梳理、政策建议、研究趋势等六大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京津冀背景及实现意义。第二部分，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发展背景、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突出问题、研究方式等，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理论探索阶段、深化研究阶段、战略研究阶段、整体谋划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第三部分，重点对京津冀三地在不同阶段的关注重点、战略部署、区域合作等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阶段划分与梳理。第四部分，重点梳理了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及发展思路。第五部分，重点梳理了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政策建议及突破路径。第六部分，深入探讨了未来京津冀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急需突破的重大问题与关键领域。第一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社会背景与现实意义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社会背景（一）国际背景
1.城市群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地理空间单元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经济自由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制趋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不同国家的生产和市场相互依存，过去单纯依靠单一经济体的资源优势和本土市场的城市竞争思维日益受到挑战。在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的大环境下，国际竞争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群正逐渐取代单一的国家或经济体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地理空间单元。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占领先机，率先形成了若干个超大型城市群，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主角（已形成的几个超大城市群，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正在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竞争舞台上的主角），因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打造发展协调、优质高效的世界级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是其参与全球经济角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
2.世界经济中心由欧洲、北美转向亚太地区，为中国城市群崛起提供了契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兴起，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随之上升，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为迅猛、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其政治力量还是经济力量均在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毋庸置疑，全球地缘中心正在由大西洋逐渐转向太平洋地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转向亚太地区将为作为亚太地区核心的中国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国际经验表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城市群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世纪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一大批工业城市迅速崛起，伦敦和英格兰中部地区首先形成了以伦敦至利物浦为轴线的世界级城市群。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欧洲大陆的兴起致使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西欧地区，在法国大巴黎地区、德国莱因-鲁尔地区、荷兰和比利时的中部地区形成了以巴黎、阿姆斯特丹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进入20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又转向北美地区，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的跨越美加两国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和以纽约为中心的波士华城市群因此兴起。可以预见，中国城市群将在21世纪新崛起的城市群中占有重要席位。（二）国内背景
1.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正处于加速转型和全面转型新阶段，而中国相对滞后的城市化势必会拖累经济转型（周其仁，2012），转变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就成为大势所趋，需要其更加分工明确，更加集约，不仅要有差异化的竞争，更要有集群式的协作。我国许多大城市已经呈现“超负荷”态势，人口的过度集聚造成了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弊病，其承载力已达上限，而集聚力却未有减弱趋势，相反大多中小城市的承载力尚有很大发展空间，但缺乏集聚力，故而发展十分缓慢。城市群很好地平衡了大城市的集聚力和中小城市的承载力，不仅能够缓解大城市的压力，提升其质量，同时使得中小城市的区位劣势弱化，成本优势强化，因此优势互补、协同演进的城市群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空间形态和重要载体。我国城市群的建设逐渐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指出未来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作为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近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强调在此基础上推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城市群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也催生了中国城市群规划的高潮，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城市群区域规划，尽管此类规划多不属于法规性规划，但从规划范围和数量上也足见城市群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单元。
2.协调南北方已经日益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为我国北方城市群将带来重大机遇
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北方地区发展一直领先于南方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逐渐受到动摇，南方地区由于开放程度较高并且享受各种政策的倾斜，凭借地缘人缘优势，迅速逆转中国经济格局，后来居上，其发展势头之强劲使得南北间的区域差异迅速拉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统筹区域发展，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我国先后实施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举措，从而形成了目前“四轮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此背景下，北部地区有足够理由成为我国潜在的增长核心地区，随着我国战略重点的转移和水资源条件的改善，制约北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因素将逐步化解，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肖金成，2009）。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东西平衡向南北平衡转向的重大部署，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调整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周密，2016），其将与长三角、珠三角共同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极。
3.典型示范已成为我国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路径的重要手段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增长结构性减速、发展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资源承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城市群发展面临核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带动不足、核心城市自身面临严重“大城市病”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寻找经济体量相当、上述问题典型的区域，通过改革创新，为我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而京津冀区域正面临区域内发展差距过大（环首都贫困圈）、核心城市生态环境恶化（PM2.5浓度高、雾霾严重）、交通拥堵、土地和水资源短缺、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在我国具有典型性，如何通过核心城市与所在区域的协同发展破解核心城市集聚度过高而周边地区发展不足的问题，可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经验，可为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启示。（三）京津冀区域背景
1.中央的推动使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京津冀是继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之后我国又一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也是我国北方最大和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核心区域。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对京津冀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出重大战略思想，2013年5月在天津考察时公开提出了“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的战略构想。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对三地协作提出七项具体要求。随后，李克强总理所做的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将“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作为2014年重点工作，京津冀一体化也因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新时期我国解决区域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重要实践，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体现，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三地协同发展进入实战阶段的时机业已成熟
京津冀一体化的设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三地协同建设一直不乏规划和研究，但多年过去，尽管三地对于相互协作有一定的共识，但京津冀一体化仍然在浅尝辄止的阶段徘徊，三地尤其是京津两市过去很长时间存在定位不明晰的问题，利益关系难以理顺，协同发展的需求并不迫切，致使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因此有学者评论京津冀发展“起大早，赶晚集”。长期以来的区域内部的行政区经济分割力大于整合力，使得京津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倒逼”三地协同发展：一是三地各自存在转型发展的瓶颈。北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人口过度膨胀，功能过度集中，使得城市不堪重负，“大城市病”严重，亟须疏解中心城市功能，需要尽快将非首都功能疏解出去。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亟须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转型。河北发展与北京和天津存在较大的差距，长期以来，河北以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为其主导产业，造成巨大环境压力，亟待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处于工业化不同时期的三地生产方式和结构上都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客观上具备了区域间产业转移优化的可能。二是三地共同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巨大挑战。近年来，我国极端大气污染事件频发，空气质量呈现加速恶化的态势，京津冀地区是其中最典型、影响最大的区域。京津冀集聚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水泥、钢铁、石化等，与此同时，京津冀所处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扩散，环境自净能力弱。频发的霾污染事件为京津冀环境危机拉响警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京津冀和则立，分则损，三地联手已成为大势所趋。同时，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共识增强。近年来，京津冀三省市相互签署了新一轮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关系，协同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领域不断拓宽。
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各项制度政策不断完善
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形成强大合力的行动指南。该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随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相继出台。2016年2月，《“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印发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的区域“十三五”规划，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明确了京津冀地区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
4.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雄安新区的设立推动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2017年4月，党中央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大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标志着京津冀区域已经进入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阶段，对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019年1月，国务院相继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2035年）》。2019年1月11日，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正式由东城区搬迁至通州区的城市副中心。2019年1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津冀考察并组织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现实意义（一）为三地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和高层统筹提供决策参考
京津冀区域内的主体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特殊性，一个首都、一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级单位，在新形势下，京津冀的发展必须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惯性思维，形成一套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协调推进机制，否则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也很难实质性地推进。因此对于京津冀的规划需要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全盘统筹，对交通布局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城镇布局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政策一体化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可以为京津冀实现规划同图、交通同网、环境同治、产业同链、服务同享、社会同心的战略部署提供决策参考。（二）寻求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破解之道
由于长期以来京津冀的不均衡发展，河北与京津两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难点，如何将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与带动周边发展相联系？在京津冀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下各城市有着怎样的定位？京津冀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空间优化存在怎样的机制？如何构建三地区域协调机制和管理制度？将“环首都贫困带”变为“首都发展带”的有效途径是什么？这些都是三地政府需要面临的现实而重大的问题，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现实意义之一即是为了破解以上诸多问题。（三）为中国打造首都经济圈，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经济角力提供新思路
首都经济圈意指以首都为核心形成的经济一体化区域，世界著名城市如巴黎、伦敦、东京、首尔等，均以城市群的形式实现其自身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并在各自国家形成了“首都经济圈”，成功带动其整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需要研究京津冀三地如何建立起稳定高效的对接协调机制。比如建立常态化多层次协商对话机制，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倡导式的非制度性合作协调机制，增强区域合作机制的稳定性、紧密性和硬约束；建立规划对接机制，加强地方规划与国家级规划的衔接与协调，以及地方规划相互衔接，加强规划间的联动实施。作为正在转型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将首都经济圈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助力中国在世界竞争新形势下抢占高位。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探求适宜首都经济圈发展的体制创新机制，可以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新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第二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文献分析（一）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的文献数量变化趋势分析
我们以“京津冀”“环渤海”为主题词（因“首都圈”一词代指区域过于宽泛，在此不做主题搜索词使用）在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清晰地看到京津冀相关文献数量变化趋势（见图2-1）。1994年之前的相关文章零星而分散，一直处于低水平小幅波动，1994年是第一个较为明显的增长点，文章数量由1993年的34篇增加至181篇。第二个明显的增长点在2004年，自2004年起至2013年相关研究的数量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且呈现均匀增长趋势。2014年起文章数量激增，由2013年的1352篇增加至4021篇，新一轮研究热潮自此开启，此后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图2-1 “京津冀”“环渤海”相关文献数量变化（1982～2018年）（篇）（二）基于CitySpace的京津冀区域发展知识图谱分析
由于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对京津冀的研究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者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关注点一直处于变化和调整之中，为厘清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以及热点之间的网络联系，更深刻地理解各学科关于京津冀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研究现状，本研究基于CiteSpace方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演化做出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数据检索源，通过“期刊检索”中的“高级检索”模块收集数据。以“京津冀”“环渤海”为篇名对相关期刊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1998～2018年，来源类别为CSSCI，检索条件为精确，共得到相关期刊1967篇（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为保证研究质量，识别剔除书评、学术研讨会综述、文献综述、会议纪要、期刊征稿通知、新闻报道等，最终获得有效文献共计1864篇。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ySpace对“京津冀”“环渤海”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该软件能有效揭示某一研究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探寻研究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和发展前沿，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文献计量领域。本文应用CitySpace中的作者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热点词凸显分析等功能，以期探寻近20年来有关“京津冀”“环渤海”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演进趋势。
3.研究结果分析（1）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机构
对1998～2018年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的1864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发表高质量期刊数量最多的作者是孙久文、韩增林，都是发表13篇CSSCI期刊文章，在该领域具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由普赖斯定[1]律计算可得到M≈0.749×3.6=2.69，因此该领域发文数大于2篇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统计结果显示，核心作者共有50位，表2-1为排名前10位的核心作者，图2-2为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代表人物。表2-1 1998～2018年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发表CSSCI期刊数量位居前十名的作者图2-2 1998～2018年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代表人物
为考察不同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情况，绘制了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机构合作图谱，其中节点大小代表发文量，连线反映机构合作情况（见图2-3）。发表高质量论文数量位居前十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48篇）、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8篇）、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36篇）、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5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31篇）、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30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28篇）、河北大学经济学院（27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3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9篇），以上研究机构在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机构合作网络中共有节点182个，连线128条，网络整体密度为0.0078，说明在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密切，研究团体比较集中，已形成极具凝聚力的科研群体。图2-3 1998～2018年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的代表机构（2）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经统计分析热点聚类，形成主题词知识共现图和热点聚类知识图[2]谱，网络节点数为330，连线数为1066，ModularityQ值为0.4589，MeanSihouette值为0.4063，处于合理范围内，说明该关键聚类网络具有显著性特征，网络聚类效果较好。围绕“京津冀”“环渤海”主题，主题词知识共现图中展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协同治理、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产业转移、生态治理、雄安新区、滨海新区等出现频次较高的相关主题词（见图2-4）。热点聚类知识图谱中展示了9个聚类，代表国内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经济增长、京津冀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环渤海、环渤海地区（见图2-5）。总的来看，学者们往往将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环渤海区域作为研究的地域范围，注重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协同治理方向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面包括经济增长、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产业转移、生态治理等。此外，对于雄安新区及滨海新区的研究也较多。图2-4 国内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主题词知识共现图图2-5 国内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热点聚类知识图谱（3）京津冀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分析
突变词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根据突变词的词频变化可以判断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由于有关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研究历经时间久、研究范围广，故选取了48个突变词来做分析。可以看出，1998～2018年，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经历了重点研究区域由环渤海区域转向京津冀区域，由主要研究产业集群扩展到研究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后趋于细化研究金融一体化、产业结构升级、大气污染防治、基本公共服务等。具体来看，1998～2004年，学者们主要关注环渤海区域研究，2005以后开始注重京津冀区域研究。2005～2013年，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移至产业集群、区域合作等方面，期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都市圈发展。同时，注重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对标研究，找出竞争力所在，探索区域发展路径，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2014～2018年，学者们主要研究京津冀一体化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实现，从顶层设计、产业布局、环境治理、区域城市空间布局等领域展开研究。特别是2016年以后，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更加细化，关注大气污染防治、环境治理、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协同立法、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协同研究。图2-6 1998～2018年京津冀区域研究热点示意图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研究的阶段划分
本研究认为判断京津冀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不仅仅要通过文献研究，还要分析不同时期的发展背景、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突出问题、研究方式等。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经历了长足、富有成效的发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理论探索阶段、深化研究阶段、战略研究阶段、整体谋划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见表2-2）。专家学者在不同发展阶段，围绕京津冀一体化展开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今天，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历史进程和重要观点，对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表2-2 京津冀协同发展阶段划分依据表2-2 京津冀协同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续表（一）理论探索阶段（1978～1992年）
1.研究背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打破行政分割，推进区域合作成为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国家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国土规划，它是以全国或一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开发和利用资源、整治和保护环境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在全国一定区域、空间的相互协调为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一些地区开始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和实践。1986年，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也随之提出，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2.研究重点
这一时期主要围绕京津冀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及建设统一市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进行探讨。现存资料中，较早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学者是许树立（1986），他提出的京津冀横向经济联合，是对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有力冲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王玲（1986）探讨北京首都圈的形成、发展、结构及其作用，认为北京城市圈主要有两个层次，应加强首都圈内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合作发展。傅林生等人（1989）根据国家体改委拟在京、津、冀试办区域性共同市场的设想，对其进行了可行性、必要性及实施对策等的初步研究，提出建立京、津、冀农副产品与工业品共同市场和华北五省区（京、津、冀、晋、蒙）共同市场。刘大水、王丽萍（1991）对京津冀发展关系中的极化、扩散、联合这三个方面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对河北省发展影响较大的问题。廉仲在1991年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上，提出要加强城市与周边农村的联系，特别是与其周围城市的联系和合作予以足够的重视。刘纯彬（1992）提出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认为京津冀共居同一环境，共用同一资源，共争同一市场，而行政区划却为三足鼎立局面，在发展上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和纠葛。建议通过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来解决上述问题。郭康（1988）指出京津冀旅游协作的重要性，提出应尽快建成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旅游东环线”和北京—保定—清西陵—五台山—石家庄等“旅游东环线”。
3.研究评述
这个时期的理论探讨多为设想和探索，主要探索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必要性，文献数量较少，研究还并不深入，并未形成统一的发展思路。这一阶段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对京津冀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为理论探讨及可行性分析，对阻碍区域经济联系和地区合作的体制障碍的研究仍显不足，很多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建议策略缺乏现实依据及可操作性。（二）深化研究阶段（1993～2005年）
1.研究背景
1993年，北京全面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河北省委提出两环（环京津、环渤海）开放带动战略。1993年杨开忠教授就提出“迈向空间一体化”的重要观点，提出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各具特色、合理分工与协作的华（东）南、环上海和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加入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带动全国经济发展。1997年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正式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以后演变成为北京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生产基地布局在天津、河北。2000年吴良镛先生提出“大北京”的概念，提出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建设“世界大城市”的宏伟战略。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地发改部门负责人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提出，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加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要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逐步形成了政府、行业、企业间多种形式合作与交流的新格局。随着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这一切表明京津冀区域合作已从构想、探索阶段逐渐进入启动和实践阶段。
2.研究内容及重点（1）对首都圈战略的研究
杨开忠（1993）认为，环渤海经济圈要以京津唐、辽中南地区和山东半岛为中心，通过加快制度和技术创新步伐，带动华北、东北直至西北经济发展，促进华北、东北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孙洪铭（1993）认为，必须跳出北京辖区，从京津冀这个更大的地域空间研究北京的城市发展问题。杨开忠（2000）系统地提出把首都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双核心国际区域，并详细论述了空间联系（网络化基础设施）、职能疏导、空间结构调整的三大战略。吴良镛院士（2001）提出核心城市“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的“重新集中”，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实现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的转变，重组发展空间。（2）空间相互作用和发展规划的研究
穆学明（1995）根据城镇体系的现状分布，按照区域经济整体考虑，提出了“T”型城市带的设想，即由北京、天津、京津唐高新技术产业带构成京津双心轴向城市带，与由秦皇岛、唐山（含王滩港）、宁河、滨海新区（含汉沽、塘沽、海河下游区域、大港）、黄骅、沧州市构成的环渤海明珠链组成“T”型城市带。吴良镛（2001）等借鉴国外大城市地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从区域的角度提出解决京津冀地区城市问题的可行途径，即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保为两翼，在沿交通轴合适的发展地带，布置“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同时，将交通轴、“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融入区域生态环境中，通过空间上的“疏散”和“集中”，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陆军（2002）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经济区域空间扩散的历史演变及现实形态的实证描述，来解释经济系统进行空间扩散的一般规律。于涛方（2005）通过探讨京津冀相应都市区的结构特征及空间组合特征等，进而确定不同层次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3）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
刘卫东（1993）认为，京津冀地区可以调整空间结构，将耗水型工业布局推向滨海以大规模利用海水，他认为建设滨海节约淡水产业带是解决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短缺间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戴宏伟、马丽慧（2002）提出，京津冀可以根据技术和产业梯度进行产业合理转移，实现京津冀经济区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赢”局面。纪良纲、晓国（2004）提出，整合京津冀地区的存量资源，积极推动京津冀形成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张雪梅、孙武志（2005）认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形成适应区域现代物流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未能形成符合区域现代物流业要求的跨地区、跨行业、复合型的物流产业。可以说，这一阶段，学者对京津冀区域发展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探讨，为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4）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
王爱春（1995）认为，地处渤海湾中枢地带的京津冀有许多其他经济区域无法比拟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可以以港口为对外开放窗口，逐步向内地扩展。宋要津、姚绍学等（1997）认为，京津冀三省市技术水平的明显差异，决定了该区域要尽快完善区域科研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汪鸣（2000）认为，京津冀必须建立一个以联合运输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运输网络，即京津冀地区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王亭亭（2001）指出，为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各个城市应依靠科技进步，利用现有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提高区域的竞争能力。王亭亭（2002）认为，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根本的因素是在现有体制安排下，特别是在财政体制安排下地方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陆军（2002）提出，要建立以京津为核心，以河北省为腹地的高等级、高层次的城市群体或城镇网络。张可云（2004）依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发达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即京津冀都市圈企业主导型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矛盾，并利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5）金融合作方面的研究
卢金发（1995）认为，京津二市金融实力分布很不平衡：天津资金紧缺，而北京存大于放，具有资金优势。应当以金融合作为突破口，提高京津联合的凝聚力。李克宽（1997）分析了建立京津冀区域银行的现实意义，提出建立京津冀区域银行的具体构想和相应的配套设施。石林（2002）借鉴国外经验，建议在天津组建、设立东北亚开发银行、环渤海发展银行、滨海发展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将天津建设成环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朱春红（2005）在分析了环渤海经济圈金融合作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促进环渤海经济圈金融合作是环渤海经济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6）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
杨连云、穆兴增等（2000）分析了坝上生态系统的构成，剖析了坝上草原生态迅速恶化的深层原因，提出恢复坝上草原生态、提高京津环境质量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措施。周国红（2000）对京津周围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和目前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当前绿化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王海乾（2002）指出了河北省环京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路、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工程、重点整治地区进行了相应的规划。吴殿廷（2004）指出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要保障京津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和京津冀一体化的顺利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必须加强，并提出解决经济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许月卿、刘春铃（2004）描述了京津以南河北平原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变化的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了土地利用集约生态环境效应。刘玉春、王晓晨、姜红安（2005）指出作为北京的水源地、沙源地之一的承德市，其农业生产中存在污染、水土流失、灌溉技术落后等状况，威胁着北京的生态环境。
3.研究方向及存在问题
这一时期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研究趋于深化。在构建统一市场、区域规划与合作、联合发展交通、产业、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体制性壁垒如何克服以及各城市功能如何定位等方面的研究不足。主要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发展目标。对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的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研究不足，这个地区发展水平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并未探索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发展战略和有效路径。第二，区域合作。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取得一定成效，但尚未建立京津冀定期长效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区域合作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质性推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实现真正突破。第三，体制机制。京津冀一体化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问题突出，但对这方面的研究缺乏相应的突破，相关研究也没有真正解决行政藩篱所带来的难题。第四，区域一体化。对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的问题研究较多，但对如何破解构建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的难题仍旧没有有效对策，也没有形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有效措施。第五，专业领域合作。对一些交通、金融、物流、旅游等领域的研究较多，但对三地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的规范性政策，使得这些领域的合作并不理想。第六，生态建设。在水资源保护、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研究较少，多停留在字面或理论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甚至该地区生态环境在恶化。第七，区域差距。对区域差距问题研究虽然很多，但环京贫困带问题日益突出，北京与天津差距扩大，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措施。
4.研究评述
这一阶段学者们对首都圈战略、空间相互作用和发展规划、金融合作、区域差距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该时期国际国内形势，深入研究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问题，即城市规划与城镇布局一体化、技术开发利用和管理体制一体化、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合作的一体化和生态一体化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学术研究文献激增到五百余篇。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优化与首都圈战略、产业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并且对很多专业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许多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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