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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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哲学试读：
推荐序1
中国改革是自生长的“可持续生命过程”2017年1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在封面上以简体中文和英文写上“中国赢了China won”，这是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杂志首次在封面上同时出现两种文字。该期的封面报道认为：“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更为完备，甚至更可持续。”
毫无疑问，这个封面立刻风靡全球，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奇迹的新一轮关注与思考。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周年。改革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能在40年时间内让一个东方古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如何理解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活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智力课题。中国改革突破了既定认知模式
中国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面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构建经济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挑战，人类共创造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尽管这两种体制模式针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则和进入路线不同，体制运行的绩效也因此迥然有异。百余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计划经济对运行条件要求苛刻繁复，难以及时同时满足，运行效果不如运行条件相对简单明了的市场经济。这构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靠拢的内在倾向，并成为改革的动因。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形成全球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大潮。
按照人们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如果改革是体制转轨，自然既是历史的停止，也是新历史的开启。中断意味着跳跃，它是一次性跨越历史的壕沟。事实上，苏联解体后，那些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是遵循这一逻辑，以休克疗法纵身一跃。且不论是否到达了彼岸，仅从过程来看，其代价是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表现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质量急剧恶化。同理，按照人们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如果改革仅是对原有体制的改良，则意味着是对历史的延续，不仅难以脱胎换骨，而且由于原有体制的惯性，往往使改革陷入行政性放权的逻辑，呈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无出路运动之中。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许多计划经济国家，尤其以原属苏联的东欧国家为代表，屡次发动过改革，但屡次半途而废，并未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不仅是这类情形的写照，而且也往往引申为“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改，改不好”的理由。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则超越了人类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中国改革是渐进的，呈现出路径依赖式的连续性，并因连续性而使GDP呈现出不断增长过程，同时也使得经济、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持续稳定有序状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采取的仅限于体制内的“改革的尝试”，中国改革又是“革命性”的，其目标模式具有明确的市场指向，具有了超越传统仅在体制内收放循环的能力。由于这一超越能力，使中国与既有计划经济体制渐行渐远，与市场经济渐行渐近。改革进程由此呈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
这种极具特色的改革路线，不仅使改革具有了特定的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改革成为一个不间断的演化过程。每一步改革是有限的，但为下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每一步改革是上一步改革的自然结果，又是下一步改革的过渡基础。由此，步步衔接，首尾相贯。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得目标的同时获得动力，并由于改革有限目标的连续实现，体制因此在蜕变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它构成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中国改革的哲学是让老百姓得实惠
理解中国改革奥秘的钥匙在于其改革的哲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推进方式。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有收益的，否则就不会变革，同时制度变革是有成本的，否则变革就会无关痛痒。换言之，由于变革成本巨大，不到变革收益能覆盖变革成本时，变革就不会成功，这让“变革是间断的”成为人们既定的认知模式和刻板印象。
然而，这仅是世界多样性中的一种模式。变革的成本是预付的，变革的收益是预期的，当收益不能时时处处覆盖成本，变革就会间断。反之，如果变革的收益能时时处处覆盖变革的成本，变革便可称为一个自维持的过程，如果变革的收益不仅能覆盖变革的成本，而且还有剩余的话，变革就会成为一个自生长的过程，成为多样世界的另一种模式。中国改革的哲学就是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即在理论意义上，变革收益时时处处覆盖成本并有剩余。由于改革使老百姓获得实惠，改革就获得支持，由于实惠的逐步扩大，改革就会加速。改革由此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因此决定了改革推进方式不是外在推动，而是内在驱动，呈现为滚雪球式的自生长的演化过程，而有别于传统的间断性变革模式。
真理是简单的，其简单性就在于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是一致的。囿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在1978年改革初始时，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经济体，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等二元特征，被高度集中的计划包裹在一起。换言之，行政性的强制像一堆马铃薯被装进麻袋，而马铃薯之间甚少联系。其中最薄弱环节又在农村、农业和农民。按当时的语言表达，“小农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按现在的语言表达，个体农户具有穷则思变的动力。中国改革先在农村突破，承认农民的利益并允许农民去追求这一利益，激励着农民寻找最合适于自身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户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并蔚然成势，冲击并瓦解着原有的非自然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而导致了基层行政体制的变革，使基层组织具有经济导向性。伴随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产品产出的上升，农民的货币收入随之快速增长。受工业化规律的支配，农民投资工业，形成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组织形式——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强力冲击着以国营工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诱导着国有企业行为方式的变化。国有企业不再是附属于政府的生产单位，而开始具有赢利动机。相应地，在新形势下巩固政府的公信力，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与方式也在悄悄地变化，经济绩效成为重要的考核目标。乡镇企业进城、对外开放扩大，各种经济成分加入中国工业化进程，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形成了极具目标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业，改变了城市原有单一的经济格局，尤其是当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这一新型城市化的进程时，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而且是底层向上流动。由此出现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结构，也是社会结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名词被创造出来：种田能手、万元户、农民工、乡镇企业家、星期日工程师、北漂一族、下海经商、停薪留职……这些新名词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引领作用，就像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所言：“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当改革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尝到甜头，有了获得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着改变。向往改革成为集体意识，投身改革成为集体行动，不墨守成规、勇于改革创新成为社会的风气，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自信、开朗，对未来充满信心。改革在改革本身中不断汲取了动力，改革具有了不可逆转之势。中国改革因此成为自生长过程，不断地在边际上引领整个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指向在滚雪球的改革过程中日益强化。改革由此逐渐从自发转变为自觉，成为一个自为的过程。它表明改革不仅可持续，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自身可扩展的秩序安排。从这个意义讲，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有机生命过程。改革通过汲取“负熵”走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有序化
一旦以有机生命过程的角度观察，中国改革是可解释的。首先，是问题导向的。每一步改革的发动是为解决当前最为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换言之，危机导致了改革，改革是逼出来的。其次，解决问题的办法本身就蕴含在问题之中，它们一同产生，并一同消失。换言之，实事求是，以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再次，老问题的解决会在新层次上产生新问题，又会带来新的改革诉求，又需要解决新问题，依次循环上升不断地用改革解决问题。换言之，改革是一种梯次向前滚动推进的过程。最后，这一改革过程的实质是沿着帕累托最优改进方式进行的。在初始阶段，不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尽量扩大增量，在增量扩大的过程不断吸纳存量，最终实现“市场轨”取代“计划轨”。换言之，通过增量改革边际上引导存量的改革，使改革过程呈现为“一轨变两轨，两轨合一轨”的特点。由上，双轨是理解中国改革过程的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双轨虽然是改革生长发生的土壤，但它也是一种混沌状态，而混沌意味着无序，意味着混乱。如何使其有序化，成为真正的发育，是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关键。这不能不涉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理论上，改革不是不承认既定利益格局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也不是肯定既得利益格局的“温情脉脉的改良”。改革是在既定利益格局基础上又不承认既定利益永久性的变革，介乎于上述提到的“革命”与“改良”。其中，度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而政府就是掌管这一阀门的操作员。它要求政府具有目光长远的前瞻性，又要有脚踏实地的操作性。
就中国改革经验而言，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政府需要密切关注进展、顺应形势，应对、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原则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急功失大局”。中国把这种积40年改革之经验，称之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尽管当代中国政府的上述作为尚未有政治学学理意义上的满意解释，但日益引发各国的关注及反思，“世界向东看”成为新的全球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的成功使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具多样性，“给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路径和可能性”。
在市场自发倾向的双轨、混沌中，政府诱导市场经济发育，市场与政府在包容与互补下相互试错，相互协调，改革不但在改革过程中获取目标，而且修正目标；目标与目标相衔接，在目标不断滚动过程中，无限逼近初衷。改革因此成为一种不断自我生长的可持续过程，构成新的改革任务以及改革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新的可能性空间。它构成了理解40年中国改革故事基本脉络的钥匙。
由上，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改革的可持续性。它既不是不是机械相加的物理反应，也不只是产生新事物的化学反应，它是生物学反应的生命过程。改革是通过自我扬弃式的新陈代谢，不断汲取负熵，让多重元素并存的混沌状态不断地走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有序化，改革是通过体制创新不断克服无序化的熵，使整个体系充满活力，不断向上。在这一生命过程中，静态的目标模式已经不再重要，中国改革展现的正是不断应对挑战、解决问题从而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包容”支撑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一个生命过程，其要义是包容，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把周边不同的民族都融入中国历史叙事中，并使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断代的文明体系。可见，包容性支撑了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生长方式。放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革的过程同样需要通过兼收并蓄的包容方式产生适应性变迁，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这本书提炼出“包容”这个关键词，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尝试着“以中国为方法”来解释中国改革、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当用“包容性”这个极具东方智慧的话语来解释中国改革，人们会看到，它是多维展开并相互融合的“非驴非马”的过程，是一个真实存在并继续生长的过程。
以经济学基础性的元概念产权为例。中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传统计划的“一大二公”，也不是典型西方市场经济的“纯私有”，农地的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但使用权是农户的。这套独具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产权安排形式，不合乎既有市场经济理论的规范形式，但是有效的。不仅因为它的激励性扩大了当时的产出，而且因为它还可以演进、分解，衍生出使用权的流转、收益权的重新组合等新的演进形式，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过程。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将这一过程提炼为“骡子”的概念，但包容却是跳出司空见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起点，因为它孕育了演化的种子，蕴含着演进的意义。对此，这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自生长能力的表征是包容，包容的内涵是演进，它体现了生命过程的可持续发展性。可以说，是否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是衡量一个制度体系是否具有效率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兴旺发达的根本标准。由此观之，在40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过去40年，获得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下一个阶段是未来如何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经过40年发展，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从自在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及时跟上人民诉求的变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民生、文化等领域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改革，用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顺应变化、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交汇期。投资拉动、资源环境、人口红利……40年来，这些驱动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回望已往的改革，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培育和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而中国已往40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方式、改革的进程，是无法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出来的，但一定可以在改革过程中找到答案。因为中国改革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建设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他们会寻找出合意的组织方式并推动其演进。正如这本书所言，40年兼收并蓄包容式的改革是一个生命过程，而生命过程具有无限生长的可能性。曹远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推荐序2
坚持方向，混合至上2018年，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时刻”，必然会诱发国内外思想者的想象力去探索这一历史事件的世界意义。这本书作者将其归结为包容型智慧，我高度认同，认为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用我的说法就是“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师生在同一个频道上思考问题，为师者倍感欣慰。
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方向是过去、现在的指南，同样应该是未来的方向。须知，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都走向了美国式的政治道路，它们能发展吗？民生状况又如何？看看我们的邻居——南亚、东南亚就知道了，更别说不安宁的很多非洲国家了。菲律宾是按照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起来的，菲律宾还是它自己；印度是按照英国议会制建立起来的，印度也变不成英国。反事实法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方向而改旗易帜，西方俱乐部只不过多了一位不能发展的大号成员而已，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单调、没有竞争性、没有活力。问题是，西方俱乐部自身都遭遇大麻烦，宣称“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几乎变成了孤立主义者，美国人所骄傲的软实力正在大打折扣。中国自身的成就、非西方国家的无效治理以及深陷麻烦之中的西方国家，都昭示了中国方向的正确性。
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天生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推行了混合至上的大变革。一般说来，某种思想或政策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极端化的思想和政策最终都会“独木难支”。1929年大萧条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改革开放前纯粹的计划经济导致了经济困境。原因何在？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人群可分为左中右；在利益上，人群的层次性更多，任何纯而又纯的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群的观念和利益需求。就是在这个常识意义上，政策必须是混合型的。其实，中外先贤都曾多次告诫我们这样的智慧，中国人讲究的是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古希腊智者就认为最好政体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型政体。
20世纪几乎是一个忘记常识的百年，包容性、混合性都被置于脑后。好在中国有了伟大的邓小平，他提出的“猫论”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理性，在此指导下的改革方案和公共政策也自然具有包容性、混合性。就经济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体制和包容性理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少有创新、没有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公正性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就需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政策去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
包容性、混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40年改革是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冲击，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对中国实践抱有敬畏意识，因为现在的理论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改革成就。比如说，如何计算政治发展能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改革40年，中国执政党掌握政策方向的能力、进行中长期经济规划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又比如，如何衡量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要知道，在世界经济史上，正是社会结构平等化的英国、美国率先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有效发展，正是因为深深地受制于其世袭制的土地制度。
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属于资本、劳动或技术，而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40年的经济成就时，就不能忽视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的推动作用，需要用一种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包容性视角。包容性的实践，需要包容性的审视，也需要包容性的思考、包容性的建构。
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时刻”带给世界思想界的挑战，也是一种弥足珍贵开放的思想空间，任凭各路思想豪杰去竞技。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崛起，都会带来人类思想观念的更新，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中国时刻”带给世界的正是这样一个“思想的机会”。李拯的《中国的改革哲学》无疑提供了一个有竞争力的解释框架，一份献给“中国时刻”的思想大礼。杨光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18年2月3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
推荐序3
理解中国改革40年的新视角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中国的改革哲学》。我与作者李拯并不相识，却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这本书的观点，而是因为这本书提供了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新视角。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这样划时代的伟大历史进程，任何不同角度的阐释都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没有任何单一因素或力量能够独自解释40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自从邓小平以超越的政治智慧开启改革开放、扭转中国前进的历史方向以来，围绕中国改革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为何取得成功、是否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否具有世界性意义等诸多问题所展开的研究和论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著名的论断当然是邓小平自己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三个有利于”“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等。中外学者则先后提出“渐进改革论”“威权政府主导论”“比较优势论”“后发优势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以及概括性的“中国模式”。
现代交易费用和产权经济学大宗师科斯教授将中国模式简洁地概括为“共产党+私有产权”。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已年近百岁的科斯教授亲自主持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全球学术讨论会”，邀请众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研讨中国模式。科斯教授后来还与合作者出版《变革中国》一书。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高度重视。据我所知，目前美、欧、日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学都有专门致力研究中国经验的学者。深入理解中国奇迹及其历史经验，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当然并不局限于经济、贸易和金融层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和战略学者将考察的视野扩展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战略的多个层面，并试图从历史纵深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过去、展望中国的未来。譬如美国金融家、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和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等人的著作，就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经济实力崛起的考察。欧洲大陆和英国也有学者试图从历史文化角度来阐释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和策略。
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来阅读《中国的改革哲学》，就能够较好地理解作者的研究意图和核心结论。依我之见，作者试图着力阐释的关键理念是“包容型智慧”。包容型智慧源自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是儒家心学之源，亦是中庸智慧之源。《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直接来自《易经》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核心义理是天地万物各归其位，各正其位，各正性命，则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每个生命体就都能和谐相处，自由发展，人人皆是目的，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些思想、义理意蕴无穷，深渊博大。若细思之，它与西洋哲人、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发现的市场机制——“无形之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最高境界是“物尽其才，地尽其利，人尽其用”。市场机制千变万化，却万变不离其宗，需要产权的严格保障和法治的充分完善，背后的基本精神可说就是一种富有妥协、宽容和包容精神的智慧。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所要求的自由竞争和“无形之手”，必然是包容型智慧的产物。非要坚持垄断经营等，怎么可能激发市场活力呢？借用今天时髦的技术术语，“无形之手”本质上就是去中心化、无中心化、网络化或扁平化的经济生态体系和制度结构。假若我们从这个更加广阔的意义上去理解和阐释包容型智慧，或许能够发现它更深刻的意蕴和价值。
中国奇迹的根本动力就是依靠不断完善的产权保障、不断扩展的市场竞争激发出无数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内在创造力和创新力。没有宽容、妥协、包容的基本精神，市场机制就无从落地生根，更谈不上枝繁叶茂。因此，作者以包容型智慧来阐释中国改革的哲学与经济学者强调产权保障和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前言以5000年文明理解40年改革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亨利·基辛格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新加坡《联合早报》（一）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望21世纪，最值得记取的历史事件是什么？进入新千年，人们见证了太多重大历史事件。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又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未来。很多事件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就对人类历史的长远影响来看，这些重大事件与中国崛起不在一个层次上。
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
做出这一概括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全球语言监测机构评出21世纪全球十大新闻，“中国崛起”高居榜首。从日本、韩国机场扑面而来的中文广告，到中国人设计的桥梁公路通行于非洲大陆，从巴黎奢侈品店门前中国消费者排起的长队，到纽交所不断响起的因中国企业上市发起的敲钟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13多亿人开启现代化的征程，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进军，而能以如此之大的国家规模、人口规模实现后发赶超，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
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眼睛向西”，希望从西方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寻找摆脱贫困、走向现代文明的钥匙。现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改革艺术、制度模式和治理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改革40年的经济奇迹同样受到瞩目的，是对中国改革的普遍性思考。“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新概念，一时间成为风靡世界的学术热词，代表着人们对理解中国改革的热情期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说，中国的改革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美国《时代周刊》写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不是中国人的事，是我们的故事，是全人类的故事”。这个伟大的故事，也引起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对它的认真思索：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奇迹的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成功密码？中国改革40年的历程，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其中的核心启示是什么？向世界讲清楚这些问题，需要更好地讲述中国改革的伟大故事。中国不缺乏精彩的故事，缺乏的是精彩的叙述。（二）
当我们谈论中国经济改革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比较优势战略、市场导向改革、中国特色产权界定、发展主义政府引领……各种经济理论应运而生，都想破解中国改革成功的密码，并基于中国的改革实践提炼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理论框架和制度模式。这不仅会丰富人类的知识版图，更会直接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知识和发展两个层面有益于人类的总体进步。
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从抽象意义上来说都集中于有形的制度模式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认为，制度不仅有正式的、成文的制度规定，还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文化传统、民风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因素。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解读中国改革，就不能缺少基于文化的解释，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历史学家史华慈说过，“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并认为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从这个视角来看，寻找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密码，就要找到中国改革的独特性，找到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所无的特质，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薪火相传、未曾断代的文化。那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它们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并没有被埋进时间的故纸堆，而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看待这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的方式。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敏锐地洞察到数千年历史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因此，在探讨中国经济奇迹时，就不能忽视文化对于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意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明确指出：“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也说：“中国30年奇迹及其背后的制度演化逻辑同样清楚地表明，近30年内的经济变迁绝非是纯经济制度因素所能概括。”
这些洞见让人透过中国经济改革的40年，看到了中国文明延续的上下五千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个文明古国正在重拾昔日荣光。讲好中国的改革故事，也应该摒弃西方中心观，走出“被表达”“被代言”的困境，努力“以中国为方法”理解中国改革，以5000年文明理解40年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中国看见智慧，在中国遇见未来。（三）
40年与5000年，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相遇，也是历史向未来的延伸。
与俄罗斯、波兰等转轨国家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渐进改革带来了一种混合的经济形态：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强大的政府；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充当发展“助推器”的城市，也有充当发展“稳定器”的农村……曾被视为相互矛盾的对立元素在中国的改革中不仅并存共处，而且戏剧性地发挥着互补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中庸哲学的当代运用。
一位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全方位学习的能力：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中国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感慨：“中国人学得快啊！”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面对各种经济理论，中国展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俄罗斯等国家选择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把各种经济学说以及基于这些学说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吸收各自的合理成分并混合应用于现实？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不同的经济学说的认知问题。这是一个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哲学的问题。
中国改革走过40年，现在确实到了总结中国的改革哲学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的影响，绝不只是锻造了中国人勤劳、节俭、务实等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中沉淀形成的包容性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改革方法的认知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改革不走极端、兼收并蓄的混合形态。显然，贯穿于改革过程的包容型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谱系，它最早的表述就是孔子总结提炼的中庸。
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雷默早已注意到中国崛起的“非对称特点”，中国的实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可以数字化的显性实力，也体现在给世界贡献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政府与市场、集中与分散、管制与自由、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内需与外贸、国内与国际、东部与中西部……在所有这些相关联的二元范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坚持执两用中的原则，进行综合运用，形成叠加优势。
对待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改革方案，中国都是以学习的态度汲取其合理成分，又以批判的眼光扬弃其不足之处，并最终混合应用于改革实践，形成了各种元素相互抵消缺点而又彼此激荡优势的“混合优势”，或者说“叠加优势”。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只是后发优势、大国优势，也不仅是规模优势、人口优势，很难归因于哪一个简单的方面，而是一种综合优势、混合优势和叠加优势。这就是贯穿于中国改革的包容型智慧，这些哲学观念应用于现代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要想理解中国当代的发展，需要到几千年深根固本的历史中寻找解释。（四）
时间变成历史，中国内涵天下。
中国改革40年取得的经济奇迹，依靠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本书的使命，就是要寻找引领中国取得改革成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展示出中庸哲学与包容型智慧如何运用于中国改革40年的进程，并由此尝试“以中国为方法”理解中国改革，用基于中国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奇迹无论有多少种经济解释，基于文化的解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几千年历史在当代的延伸，也是这40年对于5000年的回响。
这本书将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是总论，寻找中国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从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的转轨方式等动态视角，深入观察包容型智慧运用于经济改革的过程；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从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等静态视角来观察包容型智慧达到的经济绩效；第八章是总结，明确提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中国”的概念，用中国的方法论去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并对包容型智慧做出系统解释，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认知框架。
本书将尝试把经济分析的专业性与哲学文化的思想性结合起来，既形成一种通俗的经济读本，也透视经济选择背后的哲学观念。经济学往往被戏谑地称为“令人抑郁的科学”，在加入思想图景之后，本书中的经济分析将变得灵动起来。同时，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种需要避免的倾向是陷入盲目的自大，本书将以一种哲学思辨和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分析中国的包容型智慧，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云里雾里的玄学、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体验或故弄玄虚的封建迷信，而是一整套内涵明确、可被复制的科学思维，经由理性总结完全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讲好中国故事，绝不仅仅是从事实层面展示中国的改革历程，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级层次。英国崛起带来了自由的观念，德国崛起让人看到国家的作用，美国崛起则制造出“历史终结论”，可以说，历史上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给世界贡献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中国的崛起同样应该有这样一个思想贡献。因此，从理论和知识的高度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提炼出能够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哲学观念和理论图示，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更高层次的任务。
这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预测：中国可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也许它所提炼出的包容型智慧，只是中国的改革哲学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深厚的思想智慧还等待着更多人去思考和挖掘。本书并不是封闭的终章，而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这句话饱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智慧。历史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现在，它一直参与到今天的选择与决策中。“5000多年文明史”与“30多年来探索史”，也有着深刻的联系。让我们一起回顾改革40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并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打捞中国的改革哲学，感受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智慧。第一章中国经济改革的思维方式 包容型智慧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刘鹤
1978年10月，邓小平到日本访问，在从东京去京都的行程中，坐的是日本的新干线。当时的画面传回国内，其中这种被称为“子弹头”、像科幻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的火车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在新干线上，工作人员问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回答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邓小平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竟成为这之后整整40年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快！真快！中国的改革大幕拉开，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平均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奇迹。今天，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行销全球，在很多方面超越日本的新干线。美国加州州长在乘坐中国高铁后，发出了与邓小平相似的感慨：速度快！太棒了！40年弹指一挥间，仿佛车轮倒转，轮到外国人羡慕中国速度了。
改革40年，不仅把中国送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而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中国改革不可思议的成效，让中国改革本身成为谜一样的存在。破解中国改革成功的密码，由此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智力课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政治精英和商业巨头的好奇目光，希望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建构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并找到能够为其他后发国家借鉴的发展模式和政策框架。
多元的理论解释不断涌现，如果要从这些分析中国改革的不同观点中找到最大共识，大多数人会认同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其宣言书和主题词，就是邓小平的著名格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标准答案执行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没有事先预定的蓝图、模式和路径，而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进行渐进改革。
于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按照渐进原则依次铺开，它不追求一朝之间全部改变原来的制度体系，而是每一个阶段都进行局部调整或者说增量改革，这必然带来一种结果，就是新的制度安排与旧的制度体系并存。与经济学理论模型存在严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不同，渐进改革造成了一种“混合的现实”，或者说具有“逻辑非一致性”的经济现状。改革之后，很多制度安排“往往既是计划的又是非计划的，既带有市场属性又带有非市场属性”。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经营权归具体家庭；改革的导向是市场化，同时强调政府的作用；计划外产品按照市场价格，计划内产品按照计划价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都可以看见一个包容性形态的存在，它兼具新旧两种特点，甚至将两种相反相成的元素融于一体。可以说，一个与改革始终相伴的特征常被忽视，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的这种允许异质元素存在的包容性形态。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新古典价格理论，都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证明，不是单独运用哪一种经济理论，而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恰当地驾驭多种经济元素组成的包容性形态，能够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因此，试图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则可以替换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渐进改革过程中驾驭包容性经济形态，没有因混合而像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陷入混乱，反而因为混合而相互激发出叠加优势？休克疗法主张对旧的制度体系进行全盘改革，因此休克疗法不会带来新旧并存的混合状态，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俄罗斯和那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无法包容各种异质元素，而中国则能够恰如其分地包容各种经济元素？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开放的，但一个根本性的解释涉及不同国家奉行的改革哲学不同，不同国家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不惧怕并且擅长驾驭包容性经济形态，这与中国历史上一脉相承的“包容型智慧”存在重要关系。《中庸》有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其实就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包容型智慧，“执其两端”是指看到事物相反相成的两个极端，但是实践当中却不能走任何一个极端，而应该把两个极端中和起来、进行混合，使其相互抵消缺陷而能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长处，这就是“用其中于民”。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在一条路上走到黑，不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单纯形式，而是要以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理论体系和改革方案，并最终形成一种均衡的混合方案。
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决定了中国改革路径的独特性。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是包容型智慧的一种体现，这样一种方法论贯穿中国40年改革的全过程。在当代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中，政府与市场、理性设计与自发创造、城市与农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中央与地方、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在这些所有的二元范畴中，中国经济改革都没有畸轻畸重、执于一端，而都是在寻求两种元素之间平衡与融合，使两种元素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正因如此，如果从改革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改革成功的哲学观念密码可以表述为：在经济改革方案的选择中，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而是遵循混合至上的方法论原则执两用中，形成了各种元素相互抵消缺点而又彼此激荡优势的混合优势或者说叠加优势。这正是中国特有的包容型智慧在中国改革中的运用。改革40年的经济奇迹
中国崛起，就是改革40年献给中国和世界的礼物。科斯说，中国的改革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开篇之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1.8%，人均GDP只有155美元，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当时的贫穷程度可见一斑。然而，当这个故事续写40年历程之后，中国总体上的贫困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消除了，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而世界GDP排名也变成了中国不断向前跃升的展示牌：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14%以上。40年跌宕起伏，40年高歌猛进，改革让一个文明古国迸发出现代文明的生机活力。
从工业革命打开现代文明的大门以来，人类历史上再没有过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持续发展如此之长的时间，以一种有别于西方道路的独特发展模式迅速实现现代化。从这样几个维度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进行比较，可以获得更加直观的感受。
第一个维度是中国与中国自身相比，就是“以今日之我伐昨日之我”的历史视角。根据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测算，1978年，按照当时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是155美元，相当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均GDP的1/3。而当时中国的出口加进口总量只有220亿美元，进口和出口分别占市场比重的4.7%和4.8%，当时中国90%以上的经济和世界经济是没有关系的。而经过改革4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换了人间”。从2009年GDP总量超过日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到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激增到6000美元，是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均收入的4倍多，再到201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9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数字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形式，反映着中国经济爆炸式的增长。40年弹指一挥间，但神州大地早已今非昔比。图1-1 1978—2015年中国GDP增长趋势（根据当年价格计算）
这样一个陡峭向上的曲线，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出中国经济总量在近40年内的惊人增长，也代表着现代中国向上生长的升腾之势。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启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3678.7亿元，到2015年就增长到了686449.6亿元，增长了186倍；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英国，但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每三年的增量就相当于一个英国的经济总量。经济总量不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无疑是最重要、最直观的标准之一，呈现跳跃式增长的经济总量，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标志着中国的崛起。
第二个维度是中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的比较。有人估算，在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生活水平改善程度，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是英国的1倍，日本的人数是英国的10倍；而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内，就让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16倍。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测算，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花费了逾150年的时间才使得人均GDP翻了一番，从1300美元涨至2600美元。而120年后的美国，实现同样的倍增所花费的时间为53年，约为英国的1/3。而中国从13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涨到2600美元的水平，所花时间不足英国的1/10，仅为12年。这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说，“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第三个维度是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少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上经济转轨之路。不同的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选择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而中国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道路。不同的转轨方式的选择，也决定了不同国家差距悬殊的经济绩效。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对世界上转轨经济体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体大约有30个欧亚国家，涉及世界人口的1/3。从GDP来看，最大的3个转轨经济体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俄罗斯，第三是波兰。到目前为止，从经济增长率来看，表现最好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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