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飞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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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传试读：
第一篇 成长之路
第一章 出身卑微
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本世纪的政坛巨星——出生的年代，正是英国社会比较动荡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使大英帝国获得了战胜国的桂冠，但却是以国力大耗为代价的，英国自此明显地走下坡路。在国内，称霸了英国政坛半个多世纪的自由党已衰落下去，由工会创立的工党迅速兴起，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英国历史上少有的三党竞争的局面，英国政局处于不稳定状态。玛格丽特出生的这一年——1925年，虽然没有可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但这前后却都发生了对英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1924年，英国工党首次上台执政，虽然是少数党组阁，并不到一年就下了台，但这标志着工党的兴起和壮大，是破天荒第一由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党掌握政权。一些工党史学家说，这是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大事。工党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26年，英国发生了有史以来声势最大的工人总罢工，罢工虽然最后被压了下去，但它对英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力量已相当强大。工会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活动也难解难分。但是在当时，无论是工会还是工党的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在50多年以后几乎置他们于死地的克星——保守主义的铁女人撒切尔夫人——就诞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是诞生在小城镇贫民区里的一个卑微的家庭中。
1925年10月13日，英格兰北部林肯郡格兰瑟姆小城贫民区一个繁华街角的小楼里，一个杂货商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就是后来使整个家族成员的知名度都大为提高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她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姐姐玛丽亚生于1921年，比她大4岁。
玛格丽特的父亲名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是一个非常能干而且很有抱负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家境却使他的雄心大志不能如愿。玛格丽特的祖父是北安普敦郡林斯特德镇的一个鞋匠，全名叫本杰明·E·罗伯茨。本杰明共养育了7个孩子，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排行老大。一个鞋匠家里7个孩子中老大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艾尔弗雷德13岁时就被迫中途辍学，外出谋生。更不幸的是，他没读多少书，却弄得视力不佳，没法继承父业。于是经营起了杂货生意。本世纪初，他从林斯特德镇移居到大约40英里外的集市小城格兰瑟姆。开始，他在城里的一家食品杂货店里当经理，这是很多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所常走的道路。在积累自己的资本的同时，也积累经营管理经验。他在格兰瑟姆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女裁缝比阿特丽丝·斯蒂芬森并与之结为伉俪。比阿特丽丝的父亲是格兰瑟姆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工作人员。双方还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艾尔弗雷德和比阿特丽丝都是忠实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信徒。卫斯理宗的教会称卫理公会，原为英格兰国教圣公会内的一派，18世纪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教派。卫斯里宗的别称是循道宗，其发轫初期，创始人卫斯里曾于英国牛津大学组织宗教小组，标榜遵循种种道德规矩，小组成员乃得绰号为“循规蹈矩的人”，后成为该宗的别称。宗教信仰无疑对艾尔弗雷德夫妇的价值观和人生道路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他们传给了女儿。玛格丽特后来曾对一位传记作者说：“过去我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卫理公会教义强调条理和秩序。”“我们的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对教堂的责任、对邻居的责任以及良心上的责任。”
艾尔弗雷德一直雄心勃勃，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夫妇俩含辛茹苦、勤奋工作、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积攒起能够开一个小杂货店的钱。他们用他们的全部积蓄，在离格兰瑟姆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买下了一家小店。这个地方叫北帕拉德，地处交通不太便利的贫民区。这个杂货店就坐落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上。玛格丽特就出生在杂货店楼上的一间临街的小屋里。
比阿特丽丝为了帮助丈夫经营杂货店，放弃了自己的裁缝职业。这是一个典型的靠勤奋起家的小业主之家。家里没有什么奢侈品，没有花园，也没有浴室和热自来水，只有一个室外厕所。每个卧室都有洗脸架，有一把大壶和洗脸盆。厨房很小，家具都是非常笨重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那种式样。这样的家庭在英国简直是太普通、太不引人注目了，在存在着贵族阶层的英国社会，这样的家庭完全可以算是卑微。然而，这样的家庭往往在政治倾向上是站在主张财产私有、鼓励个人奋斗去发财致富的保守主义一边。玛格丽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无疑对她将来的价值观和政治选择以及工作作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玛格丽特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的人除了她的父母亲外，还有她的外祖母。在玛格丽特出生后的头十年里，外祖母一直住在他们家中，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外祖母秉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待人处事非常严格。老人家崇尚有条不紊、一丝不苟、辛勤劳动和保持清洁的作风，将它奉为生活中的座右铭，并利用各种机会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外孙女。玛格丽特长大成人后完全继承了她外祖母的作风。
童年的玛格丽特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从她成为成年人后的形像看，人们不会怀疑这一点。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显得很有活力和朝气。衣服都是由母亲为她缝制的，这也是小业主勤俭持家的一种体现。然而，玛格丽特的童年生活并不像很多孩子那样丰富多彩、充满欢乐，而是比较沉闷呆板。商店和教会是这个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整天只知道工作、挣钱，成天谈论的也都是商店里的事，两人都没有什么幽默感。除了商店，芬金大街卫理公会教堂和“扶轮社”(一个资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地方分社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娱乐场所了。罗伯茨夫妇俩都是“扶轮社”的活跃分子。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由于父亲喜欢玩保龄球，所以偶尔也领着全家去玩一玩。
艾尔弗雷德是个有威信的人物。在家中，他主宰一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容许别人表示任何怀疑。他的这种性格对玛格丽特影响很大，后来的女首相的工作作风同父亲在家中的作风非常相似。他仪表堂堂，身材高大，差不多高达6.3英尺；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这种金发在人到了老年时又都变成了银发。他除了经常参加教堂的活动、并在教堂里和人们交际外，还酷爱读书，这是他修身养性的两条主要途径。他博览群书，几乎什么书都看，从传记、史书到政治读物，只要是他能得到的，但是他不看小说。而他那位瘦小的妻子却爱读小说。玛格丽特长得稍大一点后，每个星期六都受命到大约半英里以外的图书馆去为父亲借一本新书，同时为母亲借一本小说。
罗伯茨夫人对丈夫唯命是从。她少言寡语，举止文静，虽相貌平常，但衣着整洁；她的头发总是平贴地向后紧梳着，在头后面梳成个髻，一丝不乱：她衣着朴素，款式单调，正和她勤俭的家风相称；她温和善良，和蔼可亲，但又显得非常一本正经，不但不喜欢对丈夫和孩子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从来不在熟人面前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不显示自己是一个生活得非常愉快的女人。她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来工作，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从不坐享其成，总是从早忙到晚，很少见到她在城里闲逛。她虽然有这么多优点，但在才智上，远不及她的丈夫。罗伯茨夫人承担了家里做饭的差事。她通常每周要烤制两次面包，一般是星期四下午和星期日上午。星期四下午商店提前关门，星期日是她的休息日。每到星期天，她都很早就起床，以便赶在上教堂之前就把面包烤好。她非常辛苦，工作时间特别长，既要帮助丈夫经营商店，还要料理诸多家务，如洗烫全家人的衣服，为两个女儿缝制服装。当然她也有一些娱乐活动，主要是去“扶轮社”和教堂。
罗伯茨家的生意很不错，住在小城北部和郊区附近的人都到他们店里买东西。由于艾尔弗雷德经营有方，夫妇俩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使得他们生意兴隆，不断发展，几年后又在小城的另一头，离罗伯茨家大约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买下了另一家商店。艾尔弗雷德的精明能干使他成了小城里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1927年，也就是玛格丽特两岁那年，他以一名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作为商会的候选人当选为格兰瑟姆市议会议员。这样一来，他的名声更大了。此后，他在市议会任职达25年之久。
艾尔弗雷德早年的政治观点倾向于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而倾向保守党。不过，在他当上市议员那个时候，各地的市议会中还没有保守党人，这些议会都是由无党派议员或纳税人议员组成。但那时，地方议会正受到新的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地方议会中形成三党鼎立(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的局面是以后的事情。
艾尔弗雷德当上了市议员后，再加上生意也扩大了，显得人手紧张，于是他雇用了两名店员帮助经营商店，另外还雇了一个帮手负责照料商店附设的小邮局。起初，商店购进的都是散装货，如大包的面粉、白糖、扁豆、平豆、珍珠麦，一桶桶的糖浆、果酱，一箱箱的茶叶，一包包的咖啡豆，一罐罐的饼干、干果以及大块大块的黄油和猪油。各种货物必须仔细过秤、计量，并将它们倒进较小的容器或装进牛皮纸口袋。孩子们在商店后面的仓库里帮忙干这种杂活是很经常的事情。所以玛格丽特从小就得到了足够的劳动锻炼。后来，商店的进货逐渐改为包装好的货物。店里的一切货物都摆放得井井有条。艾尔弗雷德立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商店营业时，他们夫妇当中必须有一人坚持在店内值班。因此，除了星期天和公假日，全家从来没有一起休息过，也很少聚在一起吃饭。虽然缺少真正的家庭生活，但全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很密切。这种家庭生活模式后来在玛格丽特自己的家中得到了重现。
孩提时代的玛格丽特总是盼着过节假日，因为节假日对她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乐事。只有在假日里，他们全家才能真正团聚。在假日里，有时全家乘公共汽车到诺丁汉玩上一个下午，或去看一场电影。在圣诞节期间，还可以看上几场话剧。更令人神往的是去斯克格尼斯海边欢度暑假，不过暑假与公假日不同，暑假期间商店照常营业，所以父母只能轮休。通常在放暑假时，玛格丽特和姐姐随同母亲前去海边玩一个星期，她们寄宿在斯克格尼斯镇的公寓里，自己动手做饭，而父亲则只能晚些时候休假，以便赶上保龄球游戏周。
教堂是他们全家度过星期天的最主要场所，几乎一整天都用来参加教堂的活动。罗伯茨一家是芬金大街的卫里公会教堂的成员，从家里到教堂大约要走10分钟。通常情况下，玛格丽特和姐姐每个星期天要参加4次活动：上午10点到教堂上主日学；1小时后同父母一起参加早礼拜；然后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半再上主日学；最后在下午6点半参加晚礼拜。在下午的主日学时间，有时玛格丽特给大家弹奏钢琴。教堂的活动几乎占去了孩子们全部的星期天时间。所以他们没有时间阅读报纸和进行任何娱乐活动，而且家长也不许她们干这些事情。她们不能在一起玩纸牌，不能做各种小孩们常玩的游戏，更不能去找小朋友们玩。她们的外祖母对她们的要求更为严格，在星期天，姐妹连缝纫和编织之类专属女孩们干的事也不能做。在老人家看来，星期天是上帝的日子，只能用来思考和讨论有关上帝的问题。
艾尔弗雷德不仅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且还是个“业余传道者”，即没有牧师身份的传道者。干这种事确实需要坚定的信念和献身精神。他经常在星期日抽出一部分时间走访邻近的村庄，起初他乘轻便的马车前往传道，后来由于他的传道工作干得很出色，教会为他提供了一辆出租汽车。他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两名传道者之一。传道使他的演说才能得以施展。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根本不用任何发言稿，简直是位天才的演说家。“他把这种天赋传给了自己的女儿。”
当地另一位有名的传道者是乔治·希金博特姆。他在一家药店当药剂师，同艾尔弗雷德是好朋友。两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密切。同罗伯茨夫妇关系密切的家庭是不多的，因为罗伯茨夫妇虽然在小城里颇有名气，但很少与人来往，除参加教会的活动外不搞其它的社会交际。
芬金街的教会组织经常搞一些很严肃的带宗教色彩的活动，如《圣经》朗读会、以《圣经》故事为主题的演唱会和为筹措资金而举行的联谊活动等等。罗伯茨夫人常参加每周三的缝纫会(由教会组织的慈善性集会)。有时，玛格丽特在放学之后也同母亲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偶尔，她和姐姐还去参加青年协会每周五举办的晚会，在晚会上，她还常和其他人一起演出宗教剧目。
除了上学，帮助家里做一些杂活，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起初，玛格丽特把这样一种生活格局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主要是由于她对除此之处所存在的广阔天地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了解到其他孩子是怎样生活的：互相交往、一起做游戏、骑自行车郊游、星期日外出野餐……这真是自由自在、充满乐趣的生活。这时，她才向父亲提出了疑问。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玛格丽特，决不要做或想去做那些事情，只因为人们都做过了。打定主意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说服人们遵循你的方式。”
这番话同他其他的各种教诲一样，成了玛格丽特的座右铭，在她心中扎下了根。很多年以后，当玛格丽特自己的女儿也以羡慕的口气将朋友们那种欢乐的家庭生活同自己家庭的单调生活进行比较时，玛格丽特便立刻用几乎同样的话来教导女儿。
艾尔弗雷德对自己的小女儿寄予了厚望。当看到玛格丽特身上进发出具有巨大潜力的火花时，他认为要不失时机地使她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决心利用自己小时候所没有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来培养女儿，让她成为人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一般人家的孩子到了5岁上小学时都进入离家最近的就在街角处的那所国立小学，而玛格丽特则是上了一所离家足有一英里多路的亨廷顿托尔路小学。亨廷顿托尔路位于富人居住区，因此学校里极少有来自下层劳动阶层的孩子，这个学校中的学生，家庭背景都不一般。这时，艾尔弗雷德已在格兰瑟姆买下了第二家商店，商店离玛格丽特就读的学校很近。有时，他开着新买的送货车从那儿经过时，就顺便接送玛格丽特和她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住在她家的街对面，是一位奶制品店主的孩子。平时，玛格丽特上、下学都是步行，每天来回4趟，因为中午回家吃饭。
亨廷顿托尔路小学是一座红砖房，居高临下，俯视格兰瑟姆火车站。学校里一边是空地，一边是足球场和网球场。每个班大约有40名学生，用的都是双人课桌。学校的教学特点是死记硬背。玛格丽特显示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成绩突出，在同年级学生中出类拔萃。不久她就跳了一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父母从不让她回家后闲玩。父亲对她寄予厚望并严格要求。在家里，父亲从不允许孩子们抱怨困难或表现出退缩情绪。
学习永无止境。玛格丽特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学习就是她的全部童年生活。父亲鼓励她读有教育意义的书，有时让她复述书中的内容，有时同她一起讨论。他还常带她去听讲演会和音乐会，经常给她讲一些高深的知识，包括如何理财。她的脑子总是不得空闲。直到她当上首相后，她还记得父亲是怎样给她讲他自己是如何省钱的：他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每周只能赚14个先令(合75便士)，其中12个先令要交房东，其余两个，先存上一个，他自己只花一个。父亲鼓励玛格丽特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积攒起来。每星期一早上，她把零花钱同喝牛奶的钱一起带到学校里，购买储蓄券。这样做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把存款取出来购买自己喜爱的玩具或衣服，而是为了将来派上大用场。
玛格丽特对这种作法颇感自豪，她对人说：“我们存钱完全是为了留一点底子，也许是供我们日后上大学或开始参加工作时开支。”
父母在玛格丽特生日时给她的礼钱，也是直接存入银行的。
玛格丽特从来不能自由自在地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她家商店后面没有花园供她玩耍，家里没有自行车可骑。这并不是因为父亲修不起花园，买不起自行车，事实上，随着玛格丽特的成长，他的两个商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家里越来越富裕。然而，父亲在花钱方面，手一直很紧，不是非花不可的钱，一分也不乱花。在玛格丽特童年时期，家里一直没有安装热自来水设备，没有洗澡间，也没有室内卫生间。每周只在商店的贮藏室内洗一次澡，热水也要自己打。
虽然罗伯茨夫妇在家里省吃俭用，但是对别人却是相当慷慨大方。罗伯茨夫人除了参加“扶轮社”的活动外，还常常对人施舍，如向她认为特别需要帮助的人发放自制的面包和蛋糕。同时，他们还引导女儿们把自己手头的零花钱捐献给慈善机构。
在外人看来，罗伯茨一家的生活平淡无趣，事实也是这样。那时不可能有电视，玛格丽特的唯一乐趣就是弹钢琴，直到玛格丽特10岁时，家里才买了一台收音机，这对她来说是件大事。玛格丽特5岁就开始学钢琴，每周都有几次课。罗伯茨夫人酷爱音乐，而且天赋很好，人们都认为玛格丽特就禀承了她母亲的天赋。还有人说，如果玛格丽特不中断学习钢琴，一定可以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但是，父亲要让玛格丽特干更有出息的事，她15岁那年，放弃了学习钢琴，而专心致志于学业。
总的看来，玛格丽特的童年生活虽然是不缺吃穿、算得上是幸福，但却是缺乏欢乐、非常呆板的。正如她的朋友、同龄人威克斯德所说的：“我认为她没有幽默感，她的父亲也没有幽默感，她的母亲更谈不上幽默。他们太严肃、太勤奋了。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严肃的，必须认真对待。”
然而，无论是罗伯茨先生，还是玛格丽特，都为自己的严肃认真而高兴。
第二章 热心政治
1936年是玛格丽特·罗伯茨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这一年她11岁。对每一个英格兰的孩子来说，11岁都是一个重要关口，因为按照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孩子们在11岁都要参加一种选择性的考试，然后升入不同的中学。一种是文法学校，学习的课程多与升入大学有关，另一种是综合中学，主要是学习与就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玛格丽特在她11岁那年不仅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获得了通常颁发给11孩子的郡少年奖学金。于是她由亨廷顿托尔路小学转到了凯斯蒂文女子文法学校。这是一座红砖建筑，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居高临下，俯视城镇中心。学校环境优雅，周围是芳草如茵的网球场，楼前马路对面有几片曲棍球场。在玛格丽特转到这所学校来时，她的姐姐玛丽亚已经在此学习了，她也得到了奖学金。在此期间，她们的父亲已被推举为该校董事会的董事，后来又被选为校董事会主席。
凯斯蒂文中学是一所受地方政府资助的学校，学生的父母一般只需负担一半学费。全校共有350名学生，其中1/4的学生领取奖学金。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寄宿生。按规定，学生是11岁入学，14岁毕业，但大多数学生都是在15岁时离校，以便拿到毕业证书。个别学生可以读到17岁，甚至18岁，以便为上大学作准备。
学校根据入学时的情况将学生分为甲班和乙班，凡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通常都进入甲班，但玛格丽特开始时却被分到乙班。班里共有30名学生，分别在5个教室上课。新生入学时，各年级负责人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学生的上课教室。
玛格丽特在班里并未表现出天资过人，虽然她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她的聪明，而是她的勤奋刻苦。她在班里总是不声不响，不和其他同学一起活动，但是她认真听课，一放学就离开学校，回家复习老师所教的东西。她的美术课学得不好，因为这门功课不是单靠用功就能学好的。这样，她的学期平均成绩总是被美术课拉下来。但是，两年后她被调到了甲班，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毕业。
学校每天的活动从上午8点30分开始。先是在大厅里作早礼拜，大厅是学校的中心，上面是一个艺术陈列室。早礼拜的内容包括唱圣歌、祈祷；然后，学校发布通知；最后，唱诗班再演唱一首圣歌。玛格丽特是唱诗班的成员。早礼拜后便开始上课，直到中午休息进餐，下午1点20分继续上课，4点15分放学。学生们回家后，还要做至少两个小时的作业。玛格丽特同住在城里的大多数姑娘一样，每天步行上学，回家吃午饭。这样，她每天大约要走4英里的路，不管是酷暑严冬、刮风下雨，都是如此。只有住在乡村的姑娘例外，学校允许她们带上三明治在中午吃。
学校的纪律很严格，在穿着、语言、礼貌、与人交往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在衣着上，冬天，学生穿蓝色上衣，不打领带，蓝色束腰连衣裙，以及黑色长筒袜；夏天则穿蓝布套装；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还必须带帽子，冬天为蓝色毡帽，夏天为草帽。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懂礼貌、讲标准英语，而这在学校里已形成风气。在凯斯蒂文中学附近有一个名叫金斯的男子中学，学校禁止本校的姑娘们同金斯中学的男生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嬉闹取乐。多数学生都能照规办事，最听话的是那些领奖学金的学生，因为她们深知得到来这个学校读书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不用说，玛格丽特是遵守纪律的模范。
玛格丽特在学校从未有过知心朋友，虽然她也常常同其他同学在一起。她喜欢作为集体中的一员，但同所有人都保持一般关系。她很少在放学后去找同学，总是在家里埋头做作业，或到自家商店后面的仓库干活，或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她一直显得不太合群，当时人们对她的印像是，她不愿和那些毫无主见、只会咯咯傻笑的姑娘们混在一起。她的这种态度常使她的同学们感到扫兴，以致一些同班同学在上学时不同她走一条道，以免在路上碰到她。
还有一个因素使得同学们与玛格丽特疏远。她在看电影方面比别的同学享有特权。学校有规定，在上学期间，学生们只能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看电影。这项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学校为此经常派女教师和维持纪律的学生守候在电影院门口，以防有人在其他日子里溜进去。可是，罗伯茨夫妇的商店在星期五和星期六要到很晚才关门，他们只有在星期四这一天才有时间去看电影，因为这一天商店关门较早。因此，学校允许玛格丽特在星期四陪父亲去看电影。结果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权，完全是因为她父亲是学校的董事的缘故。那时，格兰瑟姆市不准星期日放电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艾尔弗雷德·罗伯茨造成的，他是市议会议员，每当有人提出在星期天开放公园、游泳池、电影院等娱乐设施时，他总是表示反对。
学校的主要体育活动，在冬季是玩曲棍球和七人无板篮球，在夏季是打网球。玛格丽特当时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曲棍球队员。她曾在校队里当了3年的中卫，但以后她就很少打球，也很少参加任何球类比赛了。那时，女孩们打曲棍球时并不换装，只需脱掉连衣裙就可以进行比赛。她们身上穿着短衫、深黑色的短内裤和黑色长筒袜。由于球场在马路的对面，她们必须半裸着身子穿过马路，这使她们感到很难堪。
除了体育活动外，在学校里唯一使人感到轻松的时刻是在生物老师达顿小姐的指导下种植花木。姑娘们三四人结成一个小组，共同管理一小块地。每次劳动结束后，玛格丽特的手和指甲都是干干净净，没有沾上一点泥土(并不因为她没干活)，而其他人却满手是泥。玛格丽特从小就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穿着总是显得十分整洁，成年以后也是这样。当时，她是个相当结实丰满的少女，长着一头棕色的秀发。但那时她相貌并不出众，只是长大后才出落成一位标致的小姐。她是个很严肃的姑娘，从来没有任何越轨的举动，也不做任何野蛮的事情。
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显得比大多数同龄人要早熟些。在进入高年级后，她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当时，经常有人到学校做演讲，内容从服装的历史到世界局势，包罗万像。每当演讲结束时，讲演人总是请听众提问题，这时站起来提问的往往是玛格丽特，而其他年龄相仿的同学却很羞怯，不敢在众人面前发言。玛格丽特的问题提得既内容明确，又语言严谨，而她的同学们则只有当听众的份儿，相形见绌。
玛格丽特是学校辩论俱乐部的成员，她在那里再次显示出了自己当众演讲的才能。学校里每年举行一次辩论活动，与她的演讲才能相比，其他同学都望尘莫及，只能坐在硬梆梆的地板上听她演说。她演讲时总是胸有成竹，满怀信心，毫不怯场，一旦开了口，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渴望抓住听众，使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她发言。但是她的同学从来不认为她在演讲方面有什么天赋，极少有人感到她的演讲能够振奋人心或受到欢迎。她讲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像她当首相后那样，只是声调比后来高，而且满口的林肯郡腔。玛格丽特在同学们眼里是个“死用功的学生”，其实并非如此。学校里有一部分学生把学习演讲作为额外的课程，专门去修这门课。而玛格丽特从来不这样做，尽管她父亲后来组织了私人演讲课。
玛格丽特在文法学校主攻自然科学，主要有化学、生物学和数学。她这样做主要是受了凯斯蒂文中学化学女教师凯伊小姐出色教学的影响。不过，学生们不管专业如何，在六年级的时候还必须学习一些必修课，如圣经和公民学，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时事政治课程。
时事课是玛格丽特擅长的科目，她是学校里最了解国际时事的人，而许多像她那个年龄的学生，只知道格兰瑟姆这么一个小天地，而且很少关心和了解其他地方的事情。玛格丽特的姐姐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奥地利笔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从维也纳来到罗伯茨家，同他们住在一起。这位姑娘讲述了很多第三帝国统治下人民的生活情况，玛格丽特虽然很入迷，但很多情节使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些故事使她比同龄人更了解什么是战争。
罗伯茨先生的政治抱负虽然只限于格兰瑟姆镇，但他对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兴趣极浓。他在家里有些专断，而且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把自己的这种对政治的兴趣传给了他的小女儿。他常常要她发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见解。玛格丽特长大后，他仍很愿意同她一起讨论政治问题。这更使他喜欢自己的小女儿，因为他与妻子就从来没有这样的共同语言。
从玛格丽特懂事时起，罗伯茨先生就一直在格兰瑟姆市议会任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游说、拉选票这样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成了玛格丽特的第二个特长。这种活动每隔几年就有一次，直到1936年罗伯茨先生当上了高级市政官为止。那时，高级市政官不经公民选举产生，罗伯茨先生是该市最年轻的任这个职务的人。后来，他又担任了市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这个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出任过市粮食局长、全国救济委员会主席和地方治安官等职务。1943年还当了一届格兰瑟姆市市长。因此，玛格丽特在童年时期就一直受到当地政治活动的熏陶。父亲经常带她去听格兰瑟姆的政治家发表的演说，并且还常常同这些政治家见面。她第一次体验到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是在1935年的大选时，当时她只有10岁。她帮助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折叠选举地址标记，还和其他市议会议员的孩子们一起在投票站与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之间奔忙着，把从点票员那里获得的投票人数报到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核对之后打上记号。
1942年，她再次参加了这类活动。这年，沃伦德爵士进入了上院，格兰瑟姆必须进行一次补缺选举。玛格丽特积极参加了帮助保守党候选人亚瑟·朗莫尔竞选的活动，负责在小城里挨家挨户地送传单。可是这位候选人却败给了无党派人士威廉·肯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物资奇缺、粮食配给、灯火管制以及空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玛格丽特所在的学校还缩短了上课时间。1939年10月，卡姆登女子高级中学从伦敦撤到格兰瑟姆，同凯斯蒂文学校的学生合用教室。于是，凯斯蒂文学校的学生们上午上课，从8点半到12点半，下午则是卡姆登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当地的学生一律回家做家庭作业。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没过多久，格兰瑟姆市也面临危险，卡姆登学校的学生只好又卷起铺盖，搬到诺丁汉去了。
格兰瑟姆虽然是座乡间小城，但它所受到的战争的影响却远比绝大多数地方严重。由于地处公路和铁路干线附近，它的所有工厂都改为生产弹药，因而成了空袭的主要目标之一。有一个时期，它是英国按人口计算遭到炸弹袭击最多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人一颗炸弹。凯斯蒂文中学在校园里修筑了两个防空洞。有一次学校挨轰炸的情景特别令人难忘，一架德国飞机低空掠过学校，扔下一连串的炸弹，这些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从马路对面的曲棍球场一直炸到离学校主建筑只有咫尺距离的地方才停止。
在战争期间，学校换了女校长。原校长格拉迪斯·威廉斯小姐是该校的创始人，她和蔼可亲、举止文雅，深受学生爱戴。但是她退休了，接替她的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吉利斯的苏格兰女人。新校长脾气暴躁，惹怒了许多女学生。她是个古典学者，所以就任伊始就在6年级开设了拉丁文课程，而该校过去从未设过这门课。由于玛格丽特所喜欢的自然科学课与拉丁文课在时间上有冲突，她从未上过吉利斯小姐开的拉丁文课。战争还使学校无法再组织学生到英国各地和国外去旅行。以前，这种旅行是对6年级学生的特殊待遇，可是战时学生们却只能以班为单位到外面去挖土豆、摘蔷薇果和采黑莓，有时还要参加援战活动。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就已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对战争的危害有了切身的感受。
不过，战争并没有影响玛格丽特的学业。玛格丽特在父亲的鼓励下，于1941年进入6年级预科班。上这个班的目的纯粹是想获得进入大学的奖学金。这时，她还是一心一意地攻读自然科学课程，但是到了第2年初她开始把许多业余时间花在到格兰瑟姆地方法院旁听诉讼案件上。她父亲这时正兼管司法事务，玛格丽特开始对法律产生极大的兴趣，她意识到法律是一门更为迷人的学科。这使她在学习科目的选择上产生了矛盾。那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同本市的首席法官诺曼，温宁爵士在天使饭店和皇家饭店共进午餐。有一次，玛格丽特向温宁谈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温宁帮她解除了这种矛盾，因为他过去也曾是一位科学家。他以前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改学法律，而且取得了成就。他以自己的体会劝导玛格丽特继续原来的学习，因为搞法律同样也需要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自那以后，玛格丽特就打定主意要在读完6年级中班后，提前到牛津大学的索默维尔学院去读书。这样她就要比一般女孩子早一年读大学。她求学若渴，希望不断进取，尽早到大学去学习。她认为在中学多呆一年是浪费时间。然而，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障碍，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校长吉利斯小姐反对她的计划。
吉利斯小姐认为：首先，玛格丽特没有学过拉丁文，而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无论修什么科目，都要有中学拉丁文毕业证书；其次，玛格丽特才17岁，年龄太小，不适合马上读大学，应该再上一年中学，这对她有好处。这位女校长秉性固执、说话直率，她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容争辩。
可是这次吉利斯小姐遇上了对手，玛格丽特对女校长非常恼火，而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对这位苏格兰人耿耿于怀。她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你是在阻挠我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玛格丽特不顾校长的反对，独自为升大学考试做准备。她首先是争取到了父亲的支持，说服他花钱请了拉丁文家庭教师帮助她补习拉丁文。这位教师是金斯中学教古典文学的。罗伯茨先生是该校的董事。罗伯茨先生还广泛地向别人求助，向了解情况的人征求意见。科比·格仑教区的牧师卡农·古德里奇的女儿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刚从凯斯蒂文学校考入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女子学院，卡农把女儿的书借给玛格丽特·罗伯茨，并在玛格丽特准备大学考试时，对她进行了一些额外的辅导。在备考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学习非常刻苦，除了读完获得中学毕业文凭所必须完成的课程外，她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学完了通常需要5年时间的拉丁文。她满怀信心地参加了索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希望能得到化学奖学金。
玛格丽特常说，她选择化学专业是由于她崇敬她的化学老师凯伊小姐。实际上，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报考大学化学系的女生比任何其他系都少。像文科专业，如英语、历史，竞争则激烈得多。而且，“取得化学学位较容易挣钱”。然而，尽管如此，玛格丽特仍然未被录取，但她的名字被列入了候补名单。这使玛格丽特感到非常失望，无可奈何地回到原来的学校，接着学习第3年的课程，而这正是吉利斯小姐一直劝她做的。
那年秋季，凯斯蒂文学校出现了一个极特殊的情况，由于战争的缘故，高年级的学生要在10月份停课3周，到附近的农场去挖土豆。为了不影响教学计划，学生们要比往年提前3个星期，即于8月30日到校上课。当时，在6年级读第3年的学生只有两名，她们是玛格丽特，罗伯茨和马德琳·爱德华兹。开学的第2天，吉利斯小组指定她们两人同为学监。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由两名学生共同担任学监。可是，这个职务，玛格丽特只担任了两个星期，便收到了索默维尔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电报，让她于当年的10月份到校报到。这是因为有人虽然被录取了，但没有来注册，学校出现了空额。玛格丽特的候补资格起了作用，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的生活又来了新的转机，开始了大学生涯，而且还是在英国排在第一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
第三章 牛津之梦
1943年，玛格丽特18岁。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不过英国的处境已大为好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已经参战；在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德国已处于守势；英、美、苏大同盟正在形成，德黑兰会议即将召开，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
这一年对玛格丽特的一生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她升入了大学，跨入了人生旅途一个新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因为她迈进了牛津大学的门槛。牛津大学，多少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它不仅是英国，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以它优异的教学成就、良好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无数英国青年及世界青年，它更以它盛产政治家和英国首相的殊荣使人们产生一种神秘感。牛津共出了29个英国首相。玛格丽特·罗伯茨后来的成长道路，不能说和牛津没有关系。不过，有趣的是，1985年，牛津大学的教授投票反对授予她荣誉博士头衔。
索默维尔学院突然来的录取电报通知玛格丽特于1943年9月29日以前到校报到，这使罗伯茨一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玛格丽特只有不到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而在此之前，上牛津大学对罗伯茨全家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那时，他们只知道有牛津这么一所学府，但到这里来读书，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不现实的，简直是个梦想。可是现在，梦想突然变成了现实。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罗伯茨一家，包括玛格丽特本人都有些茫然，但同时他们又焦虑不安地感到，玛格丽特应该作好充分准备。
罗伯茨先生请芬金大街教堂的风琴师威尔弗雷德·艾伦教女儿学风琴，因为他觉着她在大学里可能用得上。他还为女儿安排了几次朗诵课，帮助她改掉乡下口音。他还利用在城里的一些关系，打听到那些家里有女孩在牛津大学读书的人的名字，以便让女儿得到一些有益的信息。玛格丽特本人则对应该随身带些什么东西，她的衣服是否合适都心中无数。总之，她对这次出门感到紧张和不安。
1943年10月的牛津与今日的牛津相比其繁华程度要相差甚远，但是同当时格兰瑟姆宁静的乡下生活相比仍有天壤之别，同罗伯茨一家已习惯的卫理公会社区的沉闷生活相比，相距就更远了。当时正是大战的中期，牛津大学的校园里仍弥漫着战争气息。大街上部队急行军的脚步声时时可以听见。学生们关心着战争的进程，无心欣赏沐浴在阳光里的校园建筑物，也很少去河边悠闲地散步。由于战争，许多应该上学的年轻人不是战死就是正在前线作战。很多学院暂时消失了，建筑物被军队或政府机关占用。为了战争，许多自然科学院系从事军工研究，实验室也被用来进行最重要的军工实验。牛津大学曾以研究青霉素、氮化芥子和碳氢化合物而著名。当时很多学生对上大学存在着矛盾心理，因为战争期间，一切都为战争服务，学习成了次要的任务。
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动摇玛格丽特上牛津大学的决心。这也是父亲的宿愿。玛格丽特曾对人说：“我的父亲确实想在我的身上实现他的抱负。”玛格丽特拥有的一切，包括做人的准则和宏伟的抱负，都是父亲传授的。不过，他却没有给女儿提供独立生活的机会。在上大学以前，玛格丽特唯一的一次离开家门就是去过一趟伦敦。她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观看了白金汉宫门前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这次旅行实属难得，直到1978年她任保守党领袖3年后还念念不忘：“我当时非常激动和兴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星期。”
在牛津大学里，像玛格丽特这样社会背景的学生并非她一个，很多女生同样出生在与外界隔绝的乡下，她们在当地领取奖学金读完文法学校以前，也从未出过远门。因此，极度思念家乡的并不只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在索默维尔学院，她住在彭斯宿舍大楼第一层，这是该院条件较差的宿舍楼之一，与外界隔绝，这里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起居室。玛格丽特常常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思念家乡。
在第一个学期里，卡农·古里奇牧师在一个周末看望女儿玛格丽特·古德里奇时，同女儿一起买了些烧饼带到了玛格丽特，罗伯茨的房间，在她的炉火上烤热作早点。他们俩发现，罗伯茨小姐看上去很忧伤。不过，这只是刚进大学时的情况，不久她就恢复了正常。虽然古德里奇小姐比罗伯茨小姐年龄大一些，但在凯斯蒂文中学6年级时，她俩常在一起上课，在实验室的同一张桌子上解剖角鲨和兔子。因此，她们彼此比较了解。当其他女生不理睬罗伯茨小姐时，古德里奇小姐总是显得宽宏大量，友好地对待这位同名的同学。后来，俩人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虽然俩人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很少有共同之处。古德里奇小姐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样的人还真不多。
当时，索默维尔学院的学生自然地分成了3类，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最能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在学生食堂中的座位排列。院长的桌子在最前面，紧挨着的3排桌子坐的都是外国学生。战争期间，在这里学习的外国学生很多。最后面的3张桌子是公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一般都比较自负，是些贵族子弟和富家子弟。坐在中间3排桌子旁的是来自文法学校的学生，他们都领取奖学金，并且出身中产阶级，有良好的道德观，但这些人口音却五花八门，从约克郡口音到萨默塞特口音都有。玛格丽特被分到中间的桌子，按理说她适合于同这些学生呆在一起，但她再次显示出她不能很快适应环境的性格。她总显得拘谨，不能像其他女孩子那样与人随便相处，无拘无束地交谈。她常常表现出一本正经，常因幼稚和心直口快而受到别人的讥笑。不管对谁，她都直率地说自己在来牛津之前曾上过演讲课。她讲起话来，虽然能够明确地抓住理论问题，但由于实践不够，尚不能有力阐述这种理论，使人感到有些夸大、不切实际。
她在谈话中总爱提到自己的父亲，但不是当杂货店老板的父亲，而是当市长的父亲。她爱说父亲如何如何，他认为应该如何如何看，告诉她应该如何如何做，他喜欢看什么书等等。她的这种做法，使她成了那些喜欢挑剔别人毛病的学生取笑的对像。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直到有一次她被奚落得满脸通红，她才明白是自己愚弄了自己，但为时已晚。
与其他系相比，化学系的同学之间一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有化学实验，同学们在一起呆的机会多、时间长。然而，玛格丽特仍然很孤单，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他人有玩有笑，而她却不这样。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她几乎没有结交什么朋友。她的同学都感到，她只和那些能帮助她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交朋友.因为同她关系密切的人都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与她交往最多的都是保守党的伙伴。她对政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常常毫不掩饰地谈自己打算取得什么地位，实现什么崇高目标。在那些了解她的人看来，她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因此对她的高谈阔论一笑置之。
然而，索默维尔学院却是培育政治家的摇篮，有浓厚的政治气氛。玛格丽特在学期间，院长是珍妮特·沃恩夫人。她是研究骨骼构造、血液病和辐射病的著名专家，她还以持左派政治观点而著称。玛格丽特的主要指导教师多萝西，霍奇金教授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她是结晶学专家，194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一年后又获英国国家功勋勋章，她也持左派政治观点。索默维尔学院由于具有独特的传统、不墨守成规，所以总是能吸引那些政治人物。这个学院培育的政治家有甘地夫人，曾任英国教育大臣的萨默斯基尔博士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雪莉·威廉斯夫人。40年代初，该学院的政治风气特别左，这同当时欧洲的形势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玛格丽特进入牛津大学时已经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保守党人”，这使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吃惊，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沃恩院长曾说过，学院里持有如此强烈政治观点的人只有玛格丽特一个人，4年的大学生活一点也没有动摇她的政治信仰。
正因为这样，她一下子就被吸引到牛津大学的保守党俱乐部，并且积极工作。她在俱乐部所做的工作几乎同她在化学实验室里所做的工作一样多。在牛津，培育政治家的最重要场所要算是牛津大学联合会，在英国历史上，好几位首相都曾是这个联合会的会员，如格莱斯顿、阿斯奎斯、索尔兹伯里、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但玛格丽特在牛津读书时，该组织不准妇女参加。她别无选择，只好参加了向她开放的唯一组织——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对很多成员来说，参加该俱乐部只是他们的额外兴趣而已，他们只满足于能同该俱乐部来自四面八方的成员融洽相处，而且他们对其他俱乐部和团体也同样感兴趣。可是，玛格丽特却对该俱乐部着了迷，她在俱乐部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她的任何同学都多。在学校里，除了参加合唱团外，她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政治活动和化学课上了。
在大学里，玛格丽特过着相当认真、严肃的生活，与她的很多同学大不相同。学校每晚11点关大门，很多学生在校外闲逛到晚11点以后，他们不得不爬墙进入学院。玛格丽特总是很守规矩。她从来没有因为压下一大堆作业而不知所措。她虽然为保守党俱乐部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决不影响功课。为了坚持完成论文，她常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而早上又照常在6点半到7点钟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的学习。她要听讲座，在实验室做实验，听指导教师的课……她虽然睡眠如此之少，但从不显得无精打采。牛津大学的课程繁重，实验活动多。有趣的是，牛津大学有劳动锻炼，不过这是对学业不好的学生的一种惩罚，大学生们都担心考试不及格而被迫下去劳动锻炼。但对玛格丽特来说，这种威胁是不存在的。许多人对这位漂亮但不引人注目的姑娘的印像是：勤奋好学，效率高，做起实验来井井有条；但在学习化学上不是很出色。
那时，绝大多数学生除学习之外都为战争做些工作。玛格丽特的工作是在一家地方部队的食堂为军人分发咖啡和饼干。在大学第2年的暑假中，她在格兰瑟姆男子中心学校教了6周课，教授化学、数学和普通科学。她用赚来的钱为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是属于她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她的第一件较值钱的“私人家产”。
在大学3年级时，玛格丽特在学院外住了一段时间。她同另两名女同学波林·科恩和佩吉·拉帕姆一起住在里士满路12号公寓里。她们3人相处得很好，每周在一起吃3次早餐。但是她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深。波林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人，她和玛格丽特在政治信仰上针锋相对。在大学的第4年，玛格丽特还是住在校外，这次是同两名研究生住在一起，她们是玛丽·林森和玛丽·福斯，住址是里士满路拐角处的沃尔顿街18号。这里的生活比以前要欢快得多，玛格丽特也觉得更受益。福斯小姐的父亲是开肉店的，所以，尽管当时肉还是配给的，但福斯小姐的父亲常常从特威克南送肉来，她们并不缺肉吃。玛格丽特还有一个收获是，她发现林森小姐的身材与她相近，因此她可以借穿林森的晚礼服参加舞会。
玛格丽特同大多数女同学的关系都不太密切。与她交往较多的有3个女同学，她们是玛丽·奥斯本、琼·萨瑟斯特和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其中的两人是卫理公会教徒。她更愿意同男性在一起，后来也是如此。她愿意交往的男同学都是保守党俱乐部成员，她同这些男同学的友谊大部分是基于政治观点上有共同之处，而且也仅限于此。不过，她在牛津确实有过一段初恋。在大学第二年暑假中，她相当真挚地爱上了一位伯爵的儿子。此人当时是保守党在牛津的一颗明星，后来成了保守党的一位杰出人物。玛格丽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常常过分热情地谈起他，然而她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引起了学院其他女生的讥笑。这些女同学越来越感到，玛格丽特是想攀高枝。她们认为如果她真的抓住了一位贵族，就会更加目空一切了。可是，玛格丽特没有使自己成为贵族夫人。在她见到他的母亲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告吹了。
这次打击使玛格丽特痛苦地意识到，她自己的家庭出身不能同很多与她要好的同学相比。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对幸福的追求。有一次她大胆地把一位男朋友带回格兰瑟姆去见她的父母。玛格丽特是很少邀请朋友到自己家中作客的，即使对那些同学兼同乡，在假期时，她喜欢跑到她们家去探望，而不愿在自己家中招待她们。这个男友对她的家庭的生活境况并不反感，这使她很欣慰。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没有发展下去。
到这时，玛格丽特家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她19岁那年，父母在北帕雷德商店对面的爱德华住宅区买了一幢相当大的房子。她们家第一次有了花园，而且是房前房后各有一个花园，房后的还是相当大的。她们家还破天荒地第一次享用上了现代化的自来水设备。
玛格丽特的爱情插曲一幕刚完又接一幕。卫理公会教堂的一位小伙子一度迷上了她，并向她求婚。小伙子送给她一株石竹花，玛格丽特很感激，痴情地设法不让它凋谢。在圣诞节假期，她在去科比。格伦教区的牧师住处参加玛格丽特·古德里奇的21岁生日晚会时，怀里还紧抱着那株石竹花。她向人请教不使石竹花凋谢的办法，古德里奇夫人建议不妨用阿司匹林试试，于是她果真这样做了，但无济于事，当她第二天早上离去时，这株花已经枯萎了。这真不是个好兆头。
玛格丽特和她的男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很正统、很纯洁的。在当时的牛津大学，像她这样的女生在结婚前发生两性关系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坐在食堂中间位置的学生们的道德观念极强，她们决不会违背中产阶级的家庭教育，更不会背叛教会的教导。
玛格丽特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即使大学生活也没有动摇她的信仰。她既不受同学中的无神论倾向的影响，也不受他们的左派思想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始终坚定不移，也从未向父亲的严格的道德观念提出过挑战。她有一种强烈的，甚至是傲慢的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从不羞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她从不像有些同学那样放荡、轻浮，也从不谈论无聊的事，在背后搬弄是非，她总是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她常常给人一种印像，即她不喜欢那些生活散漫的同学的生活方式。同她在中学时的情况几乎一样，人们在谈话时往往感到她的在场是大煞风景。
玛格丽特的牛津大学的生活并不显得怎样辉煌，她的同学们都未想到她会成为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不过她已形成了她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观点，更加热心于政治。
第四章 弃学从政
玛格丽特在读中学时，就非常热心于政治，这也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在大学期间，她对政治的兴趣有增无减。正是因为这样，她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放弃了她所学的专业，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玛格丽特热心于政治并不等于说她在大学里没有学好专业课。事实上，他在化学课上的学习是很认真的，她的化学论文总是通俗易懂，论述透彻，条理清楚。但是这些文章往往缺少能使她成为第一流化学家那样的水平，她毕竟没有把全部精力用在化学上，虽然谁都不能说她在专业学习上马马虎虎。也正因为这样，课外辅导老师对待她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同学那样。辅导老师总是让其他同学放弃一些课外活动以免影响功课，但却从来未阻止玛格丽特参加保守党俱乐部的活动。也有的老师认为，即使玛格丽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化学专业上，也成不了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她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也许玛格丽特有自知之明，认识到了自己的短处，才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参加保守党俱乐部的活动上。她的很多同学都认为她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出人头地，她把牛津当作她跻身政坛的阶梯。
玛格丽特的导师霍奇金夫人对玛格丽特热心于政治并不介意，其实她对玛格丽特在政治方面的极大兴趣向来也不清楚，而且她还认为，学生们对本专业以外的东西感兴趣并不是坏事，大学生活并不只是学习。此外，霍奇金夫人当时正在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专心于青霉素结晶体的分析。她也承认，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她花在自己学生身上的时间少了一些。
霍奇金教授对玛格丽特的印像颇佳：“我认为她很不错。她能够写出观点明确、通俗易懂的论文。”而珍尼特·沃恩院长对她的评价却略带挖苦的味道，“她是个十分称职的化学家。我是说没有人想到她还能干别的什么工作。她是个十分称职的二流化学家。”不管怎样，玛格丽特在化学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才华。在她上大学4年级时，霍奇金教授就请她担任助理，研究一种新的抗菌素——短杆菌S的结构。不过这种结构形式30年以后才由别人研究出来。
霍奇金教授是玛格丽特打过交道的人中最出色的女性。在上大学期间，能够碰到这么一位独特的女教师，对她来说实属一件幸事。霍奇金教授本人并不欣赏玛格丽特的政治才华，她注重的是科学研究。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早年接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首相。关于学习化学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作用，霍奇金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我认为学习化学有助于人们尽可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有助于人们把支离破碎的东西组织起来。它还有助于人们运用已取得的结论解决新的问题。”霍奇金教授的话是对的。化学知识使后来当了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能够慎重做出科学方面的重大决定，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尽管撒切尔夫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缺乏超人的才智，但对政治家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够理解科学家的思想。在担任教育大臣乃至首相期间，她从不放弃使用她所学过的自然科学的机会。1984年，她出访华盛顿时与里根谈到了星球大战计划，她对里根说：“我是化学师。我知道你的计划行不通。”
然而，学习自然科学不是她最重要的任务。科学对她思想的影响也远比不上保守主义对她的影响。自然科学课程占用了她白天的时间，给了她一个学位。但这些课程没有改变她的人生，也没有发掘出她的真正才能。使她在牛津的经历具有重大的永久性意义的是，她在牛津大学找到了保守主义。
霍奇金教授对玛格丽特没有研究那些她本可以有所突破的课题总是感到惋惜。然而，玛格丽特本人对此并不十分看重。在牛津大学的4年生活增强了她对政治的热情，使她终于认识到她不该读化学这门课，能为进入政界打基础的最好专业是法律。她所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学习法律的。她对化学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在牛津大学，很少有人为保守党俱乐部花费那么多时间，一般人花的时间不到玛格丽特的一半。每当该俱乐部需要做什么事情时，玛格丽特总是在场，她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做那些谁都不愿做的工作。时隔不久，她被选为该俱乐部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要做的日常工作就更多了。到大学3年级时，她成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主席。一名女生出任该俱乐部主席，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到大学4年级时，她仍担任这一职务。无疑，这是她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她多年来辛勤工作和献身于俱乐部的报偿。但是，她能当主席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胜任这项工作。事实证明，她担任该俱乐部主席是成功的。“到1946年秋季，在玛格丽特的领导下，该协会(即俱乐部——作者)会员已超过了一千人。”
玛格丽特对她的前任爱德华·鲍威尔伯爵十分崇拜、心悦诚服。而鲍威尔对她也怀有强烈的好感，在他于1981年去世前不久，曾向一位同僚谈起玛格丽特，表明他很了解她。他说“有人认为她非常强硬，铁石心肠，其实不然。”
玛格丽特并不是这个保守党俱乐部表现最突出的主席。她的优点在于她能很快学习各种事物，这使她终生受益。1946年的时候，她既不像后来那样风姿照人，也不那么富有魅力。她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面庞比后来大得多，体形稍胖，穿的衣服很整洁，但过于朴素，显得很呆板。她讲话干脆，从不吞吞吐吐，但缺乏感染力，不能引起人们情绪激昂。人们之所以记得她，多半是因为她赢得了主席这个职务，而不是因为她任主席期间做了什么令人难忘的事情，或发表过什么让人激动的演说。
然而，担任保守党俱乐部主席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对那些想在政治上发展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保守党的一些著名政治家经常跑到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之前，俱乐部总要在伦道夫饭店招待演讲人，届时，俱乐部的主席玛格丽特自然就成了主人。同这些政治家在一起，她开始总有些拘束，但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玛格丽特在一生中常常是用过分的自信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的。在牛津的几年中，她学会了掩饰真实的感情，这使得很少有人能像爱德华·鲍威尔那样了解到她的内心深处。
1946年10月，玛格丽特以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主席兼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在布莱克普尔举行的保守党年会。她对保守党的规模，对“作为这样一个由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人组成的政党的一员的含义”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那时，保守党正处在反对党的地位，它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惨败。在大选开始时，保守党人，包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都信心十足，认为稳操胜券。大选前，保守党在下院拥有615个席位中的432个，而且丘吉尔刚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全国有很高的威望，有“战争领袖”美称。可是，多数英国选民却把选票投给了工党。这是保守党在近代政治史上最意外也是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英国人民直接选举一届工党政府上台，这还是第一次。很多人，包括玛格丽特在内，对这次大选的结果都感到震惊。在牛津，保守党人昆廷·霍格保住了议席，而在格兰瑟姆，乔治·沃恩却败给了工党候选人威廉·肯特。
玛格丽特在1945年大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很有限。她当时为昆廷·霍格在牛津地区的竞选奔走游说，帮助他击败了工党候选人弗兰克·帕克南。大学放暑假后，她又回到家乡格兰瑟姆为乔治·沃恩拉选票。在此之前，沃恩曾给她写信，请她在放假后马上回来帮他竞选。当地的保守党人对罗伯茨的小女儿印像颇佳，每当他们到罗伯茨家的杂货店买东西时，总会问起玛格丽特的情况。如果她放假回家，他们还经常邀请她到家作客。他们对她在与年长者谈话时总是胸有成竹、能言善辩记忆犹新。罗伯茨先生在当了市长并兼管司法事务后，即使不是镇上最受欢迎的人，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所以，当地的保守党人对他的两个女儿学业上的关心是正常的事情。玛格丽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乔治·沃恩的注意的。当沃恩邀请她前去格兰瑟姆周围的村庄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并作为他的助手时，她欣然前往。她的工作就是在主要演讲人登台前向听众发表演讲，激起他们的热情，并使他们的兴趣和热情保持下去，直到主要角色出场。
1945年大选是玛格丽特政治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开端。但对她影响更大的是参加1946年的保守党年会。到了这时，她已经拿定主意要亲自投身于政治。据她的学友回忆，玛格丽特在十三、四岁时就曾宣称她想当一名议员。而在那个时候，她的很多同龄人还根本不知道议员是干什么的。她本人则说，她是后来才有了当议员的念头的。她说，她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是一次在朋友家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客人们正围坐在厨房里闲谈，有人对她说她真正喜欢的是当一名议员，她并未加否认。
她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回忆道，在玛格丽特·罗伯茨拿到学位的那天，她俩沿着牛津的公园路散步，罗伯茨小姐说：“你知道，我不应该读化学，而应该攻读法律，这是从事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我现在就得去学习法律。”不过，无论是学习法律还是从事政治都需要钱。虽然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时结识了一些有影响的人，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资金来保证她继续受教育。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再让父母来养活了。她必须自立。她决心借助于化学，为今后发迹创造条件。于是，她及时在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那里填了登记表，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份工作。
位于科尔切斯特附近的小镇埃塞克斯有一家制造塑料的公司——BX塑料有限公司，1947年5月初，这家公司派了由4位主管人员组成的招聘小组，对玛格丽特进行了面试，答应可以为她在该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部安排一个职位，这个部正迅速扩大。当年9月开始上班，年薪为350镑。那年，该公司从牛津大学招聘了3名应届毕业生，还从其他大学招了7名学生，但其中一人很快就辞掉了。剩下的9人中，有3位是女性，玛格丽特是其中之一。她们是该公司雇佣的第一批女大学毕业生，所处的地位很微妙，因此，必须学会待人处事，要机智灵活。她们的工作不是研究而是生产开发，因此一方面要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同时又要设法在工厂的生产中推广实验成果。在车间工作的男人，都是顽固守旧的老家伙，他们以前在这个部门从未遇到过女性，更不要说大学刚毕业、20岁刚出头的姑娘了，而这些女孩子竟要对他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真是令他们难以忍受。
玛格丽特对干这项工作感到很不适应。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车间里干体力活的男人们打成一片，而她的两个女同事却比她强多了，她们很善于利用女人的魅力去与那些老爷们打交道，让他们俯首帖耳。可是玛格丽特却不行，在男人面前显得很尴尬，讲起话来一本正经，满口学究腔，带着一种完全是保守党人的口气。她总是抑扬顿挫地说：“某某先生！你试着这样做好吗？”她的这种讲话方式往往引起工人们的嘲笑，他们给玛格丽特取了个“女公爵”的绰号。在BX公司工作的2年间，人们一直这么称呼她。而她的同事们却给她起了另一个绰号，叫“玛格丽特大婶”。这个绰号主要是根据她的智力、年龄和她严肃待人的态度而起的，而不像前一个绰号那样反映了她的不足。在公司里，就像在中学和大学时候一样，她又一次成了一个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稀奇古怪的人。另外两名姑娘合住一个套间，她无法理解她们怎么会愿意住在一起，而她自己则同一位寡妇住在科尔切斯特的一处相当讲究的住宅中，这位寡妇为她做早餐和午餐。在圣诞节期间，公司要举行娱乐晚会，她的两个女同事总会披着长发、举杯畅饮，显得无拘无束，玩得很痛快。而玛格丽特在参加这类晚会时，总是穿上正儿八经的长礼服，孤单一人坐在那里，显得惴惴不安、没有丝毫乐趣。她的同事们都觉得，玛格丽特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她们对她的家庭背景一无所知，压根儿不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杂货店老板，曾经当过市长，甚至不知道她来自格兰瑟姆。这也难怪，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谈到过她的家庭情况。她所谈的一切都是政治，而对周围人的意见、想法却一无所知。她说话缺少幽默感，周围的人常用各种滑稽动作假装严肃地模仿她的神态，而她对周围的舆论一点也不敏感，很少发觉人们的恶作剧。她在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时，总是过于严肃和死板，结果使人们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很自负，从不试图了解别人的想法，想想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说、那么做。她太自信，在别人的观点与她的发生矛盾时，她总是认为自己的正确，从不想想别人的观点有什么可取之处。
在科尔切斯特这个新的基地，玛格丽特继续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她积极地参与当地保守党协会的活动。该协会内有一个“1939—1945小组”，这是个讨论问题的小组，是由参加过战争的男女复员军人组成的。不过，对玛格丽特来说，最紧张也最有意义的是周末。科尔切斯特位于伦敦东北面约100公里，每到周末，她总是乘火车到伦敦或更远的一些地方参加保守党的活动，如辩论会、政治集会、群众集会。在这些场合，她常常能见到昔日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成员。这些人同她一样，现在也成了牛津大学校友会成员。在这些周末的活动中，她特别渴望见到爱德华·鲍威尔伯爵，经常把他挂在嘴边，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似的。可以说鲍威尔是她青年时心中的偶像。
玛格丽特每次在周末离厂远去到各地参加政治活动后，都感到异常兴奋，不像在BX公司那样，尽管这个公司每天都取得新成就。每到星期五下午，她都身穿漂亮的黑礼服，头戴保守党人常戴的那种小帽子，脚穿老式鞋，腋下挟着一个手提包，匆匆离开公司。她的这身打扮使她看上去足有45岁，还真有点“玛格丽特大婶”和“女公爵”的味道。玛格丽特在生活中总是循着自信是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使得她的生活方式与她周围的那些人格格不入。她的同事们认为她有些荒唐，而她又觉得她们太俗气。
玛格丽特同一般的年轻姑娘具有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比较注重自己的仪表。她的面部总是非常洁净、没有丝毫污痕，她总喜欢在自己的脸上均匀地涂上粉红色的脂粉，稍有一点不均匀就会感到不满意。她对各种化妆品了如指掌。她常担心自己的腿会变得太粗。她还非常注重自己的衣着，从来不在穿衣方面赶时髦，总是穿式样陈旧、色彩单调的衣服。她喜欢穿裙子或礼服，从不穿长裤，对所穿过的衣服总是保管得很好，使之看上去既无皱褶又不肮脏。虽然玛格丽特一生中有过多次变化，但她的仪表一直保持未变。
玛格丽特对政治专心致志。她利用在科尔切斯特的工作为她从事政治活动作好了资金方面的准备。有备无患，一旦机会来了，就可以抓住它。1948年秋天，她代表牛津大学校友会参加了在兰达诺举行的保守党年会。这次活动对她来讲具有重要意义。她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报偿。在这次年会上，她偶然遇到了她在牛津时的老朋友约翰·格兰特，他当时是布莱克威尔书店的董事。他们开会时坐在一起。坐在格兰特另一边的是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当格兰特得知米勒他们的选区还没有物色好候选人时，他向米勒举荐玛格丽特。达特福市位于肯特郡北部，是个工业区，这个选区的议员席位是保守党和工党争夺比较激烈的。当时，这个席位属于工党，工党议员诺曼·多兹曾以32万张选票，近两万张的多数票赢得这个席位。米勒起初认为，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子不适合担任这个选区的候选人，她很难竞争过工党对手。
那天傍晚，玛格丽特到兰达诺码头散步，他又碰到了米勒，与他同行的还有达特福地区的其他一些代表。他们边走边谈了一会儿，互相增进了了解，玛格丽特很喜欢这些人，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像。这时，在保守党内，经过1945年惨败的打击，选贤举能的新思想已经兴起。很多保守党组织在用人时都从3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即才能、社会关系和经济地位。这3个方面后来一直是保守党用人的标准。几天后，当她回到科尔切斯特后，便正式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作达特福市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与她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20多人，其中只有她一人是女性。然而，经选拔，她被列入1950年国会下院选举的候选人名单，而且是本选区最年轻、最有希望的保守党候选人。这一年是1949年，她24岁。这真令她欣喜万分，她多年的梦想，少年时就立下的雄心壮志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当这些情况发生时，玛格丽特还在BX公司工作，但她对此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她独自一人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却不露一点声色。她的同事虽然觉察到她对达特福市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但对她当选为候选人以及想在达特福选区范围内另找一份工作的打算却一无所知。她当选后，决定搬到达特福去住。她只提前一个月通知BX公司，她已成了议会候选人，而且找到了新的工作。于是，她结束了在BX公司的工作和在科尔切斯特的两年的生活。
这次，玛格丽特所找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工作和新居住地，而是她终于找到了适合于她的理想环境。在此之前，她就像一只住错了窝的丑小鸭，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奚落和冷遇。与之相反，在达特福定居后，她如鱼得水，开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这里，周围的人们和她志趣相投，同她一样对保守党满怀激情，热心为保守党工作。他们对玛格丽特在政治问题上专心致志，对工作严肃认真的禀性表示欢迎。在这里，她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以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征程。
第五章 嫁给富商
常言道：鸟成对，喜成双。正当玛格丽特在事业上遇到了新机遇并有所成功的时候，她在生活上也有了重大转折。这就是，她遇上了她未来的终身伴侣，给她的事业以极大支持的丹尼斯·撒切尔。
在牛津大学的时候，玛格丽特曾有几次恋爱经历，但都没有结果，或许是因为她一直未遇上她心目中理想的人。在玛格丽特这样一位很有判断力的人看来，丹尼斯·撒切尔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她的要求。同年岁比自己大的人在一起，她总会感到比较愉快自在，而丹尼斯正好比她大10岁。
丹尼斯·撒切尔是个生意人。他拥有祖传的家业。他的祖父是个农民企业家，开办了一个生产除草剂和羊毛清洗剂的工厂。后来，工厂发展为防腐剂公司。当丹尼斯从父亲手中接过公司时，它已是一家生产家用油漆和其他化学物品的大公司了。这个公司给全家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从1943年起，他就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地址在北肯特郡的埃利斯区。他也是卫理公会教徒，不过是徒有虚名。他开一辆“美洲虎”牌轿车，家里相当富有，在伦敦西南部的切尔西区有一栋房子，切尔西是富人居住区。更吸引人的地方是，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英俊潇洒。当时他正在物色理想的伴侣，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理想的人选，但还未拿定主意。他同玛格丽特相见后，立刻把她作为第一人选。
他俩是在一次集会上第一次相遇的，这次集会正是达特福市为欢迎玛格丽特并正式通知她为该市候选人而举行的。按常规，每个选区的保守党协会都设有一个遴选候选人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候选人申请者中挑选候选人，然后报保守党协会批准。在委员会选出的候选人被保守党协会正式接受时，都要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会，在会上，候选人要发表演说，回答问题。一般来说，这主要是为了让候选人在公共场合亮相，有机会推销自己。会后，还为欢迎玛格丽特安排了晚宴，由于缺少一位男陪客，主办这次晚宴的人遂邀请丹尼斯·撒切尔来参加。这位晚宴主办人的丈夫是丹尼斯在生意界的朋友，虽然丹尼斯不住在达特福市，但由于他的公司在埃利斯区，离此很近，所以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中有不少都认识他。
欢迎玛格丽特为正式候选人的集会很隆重，社会各界很多人都参加了。不过许多人是出于好奇才来的，他们都想一睹罗伯茨小姐的风采，因为在1949年时，女国会议员候选人还是很少见的，结果他们发现玛格丽特非常胜任。欢迎集会开了很长时间，会议结束后，她迟迟不愿离去，留下来继续结识新人，同与会者见面、交谈。她精神振奋，兴高采烈，结果时间拖得很晚，待全部活动结束后，已是夜深人静了。于是发生了她如何返回到科尔切斯特的问题。当有人问她如何回去时，她回答说，像平日一样，坐火车。这样，她要先乘火车从达特福到伦敦，然后再换车回科尔切斯特。这时，丹尼斯主动提出送她一程，因为他开车回伦敦，可以把玛格丽特送到伦敦利物浦火车站，以便她可以少乘一段火车。玛格丽特很感激，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他俩的交往便由此开始。
刚开始时，有一个障碍影响他俩之间关系的发展，这就是丹尼斯结过婚，现在已同前妻离婚。卫理公会是强烈反对离婚的，40年代时更为严重。这个障碍使得玛格丽特在发展他们俩的关系上犹豫不决。她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卫理公会的教条，放弃获得她父亲可能的支持；要么放弃丹尼斯，以及同他的结合可能带来的一切。
玛格丽特·罗伯茨与丹尼斯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毫无关系。丹尼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结的婚，妻子也叫玛格丽特，姓肯普森。婚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到前线打仗去了。他曾随皇家炮兵部队在法国、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作战，战功卓著，得过勋章。当他复员回到家中时，他发现自己与年轻的妻子已形同陌路。他俩是典型的战争受害者。他们于1946年离了婚。他俩没有生过孩子。在重组家庭上，女方走在了前面，当丹尼斯遇上玛格丽特·罗伯茨时，她的前妻已同霍华德·希克曼爵士结婚快一年了。
玛格丽特最终还是决心和丹尼斯交往下去。在选择丹尼斯作为终身伴侣时，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违背了影响和支配她的一切行动的准则，放弃了她从小时候就开始信仰的卫理公会教义。她不去理会丹尼斯的过去，好像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似的。她根本不想追根究底去了解第一个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她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从来没想见她。她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次，有人问起丹尼斯前妻的情况，她的回答是：“她可能是一位贵妇人，不过，我并不肯定。”她甚至向自己的孩子们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后，在她竞选保守党领袖时，报界最终还是弄到了有关情况并将此事披露出去。玛格丽特对此虽感到十分恼火，但也是无可奈何。英国主流社会对人们的婚姻形像还是很在意的。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算不上是一见钟情。他俩彼此间的交往和了解持续了两年多。可以说，他们俩的结合，是丹尼斯一手促成的。不过玛格丽特对他们俩的结合从来没有遗憾过。在结识玛格丽特之前，丹尼斯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理想的人选，但他拿不定主意，总是让他在生意界的朋友们帮他审视。他和玛格丽特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邀她参加他的贸易协会举行的年终宴会。正是在这个宴会上，他俩之间的恋爱关系得到了朋友们的赞许。宴会结束时，公司董事会主席悄声对丹尼斯说：“没错，丹尼斯！她就是你要寻找的伴侣。”他和她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生意角度来看。他们都对经济感兴趣，都相信保守党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丹尼斯本人不是政治家，但关心政治，他们结合后，他始终是妻子一切主张和信仰的第一个支持者。
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在1951年大选前夕正式宣布订婚。这是个有意义的时间。在这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击败了执政的工党，结束了6年的在野历史，丘吉尔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丹尼斯实际上早已提出订婚要求，但她直到几周之前才同意他的请求。他们向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透露了这个决定。不过米勒建议他们到大选结束后再发布这个消息，因为玛格丽特是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临近大选，如果选民知道了这个消息，会造成不利影响，选民们可能会认为，玛格丽特一旦结了婚，就会变成一位整天忙于家务的妻子和母亲，只能拿出很少的时间从事选区的工作。当然，如果他们真这么认为的话，是对玛格丽特太不了解了。不过米勒的考虑是对的，如果在投票前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的确会对选民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不利于玛格丽特的当选。然而，在投票的前一天，这个消息还是透露出去了。在过了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即1951年12月13日，他俩正式举行了婚礼，玛格丽特便成了撒切尔夫人，她的名字变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时玛格丽特26岁，丹尼斯36岁。
在此之前，玛格丽特把丹尼斯带到格兰瑟姆，去拜见了她的双亲以及她的一些好朋友，其中包括卡农·古德里奇和他的夫人。玛格丽特很高兴把她的未婚夫带回到家乡看一看。格兰瑟姆是她长大和曾经辛勤工作过的地方，也是她曾一度想极力摆脱的社会环境。在经历了多年之后，特别是在事业上有了一定成就，生活上又一帆风顺的时候，来看看这座既喜爱又想摆脱的城市，是别有一番意味的。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的婚礼相当简单，是在伦敦城市路威斯敏斯特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只有大约50名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参加了婚礼。他们很明智，婚礼没有大讲排场。丹尼斯家来参加婚礼的人只有他寡居的母亲和一个未婚的妹妹。她们住在伦敦南部郊区中上阶层居住的巴恩斯区。玛格丽特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玛丽亚都来参加了婚礼。玛丽亚在伯明翰结束培训后，在格兰瑟姆当了几年巡回理疗医生，这时她已同苏格兰农场主威廉·卡伦结婚。罗伯茨先生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托付给了新郎丹尼斯·撒切尔，尽管他对自己的女儿竟然嫁给一位离过婚的男人感到不太满意。然而，非常宠爱丹尼斯的老撒切尔夫人和撒切尔小姐，对丹尼斯竟然娶一位格兰瑟姆市杂货商的女儿做妻子也感到十分不愉快。双方各有短处，不太门当户对。
同丹尼斯的结合，表明玛格丽特决心同卫理公会严格的教义决裂。这一决心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结婚礼服的选择上。她在婚礼上穿的礼服一反常态，既不单调，也不老气，不是婚礼上常穿的白色礼服，而是色彩艳丽的天蓝色天鹅绒长大衣，头戴一顶用鸵鸟羽毛点缀的天蓝色帽子。后来，她一直喜欢穿色彩艳丽的服装。
自从成为撒切尔夫人之后，她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严格遵守卫理公会的教义，也不强求自己的孩子这样做。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宗教信仰。在任首相后，她在挑选牧师方面插手过多，比以住任何一位首相都关心这个问题，超出了从法律上说一位政府首脑应该管的范围。另外，她在任首相后，还经常到位于契克斯的首相乡下官邸附近的教堂里作礼拜，去的次数比她的很多前任都多。宗教信仰在她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后来，她逐渐脱离了卫理公会的教义，而越来越接近于英国国教圣公会。
玛格丽特的婚姻标志着她已与她的故乡、她的阶级以及她以前的宗教信仰彻底决裂了。早在牛津求学期间，她就同格兰瑟姆小城及其下层阶级疏远了。嫁给中等产业的继承人丹尼斯后，她一跃成为富裕阶层的一员。从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她和他门第悬殊，玛格丽特显然是高攀了，丹尼斯则有点屈就。但熟悉他们的人无一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双方的选择都是对的。后来玛格丽特紧张繁忙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使他们的婚姻生活毁灭，反而使它更加幸福美满。
嫁给丹尼斯这样一个有钱的人，对玛格丽特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使她不必自谋生计，不必再为了钱而花费精力和时间，她可以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自己的政治事业。对一个女性来说，要想在个人的事业上有成就，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保障实在是太重要了。她成名之后，曾毫不隐讳地说：“丹尼斯的钱帮了我的大忙。”确实，有丹尼斯为她提供经济保障，她不必为生计奔波。与男性政治家相比，这是她的一大优势。她本人没有什么财产，但她嫁给了一个拥有财产的丈夫。就经济状况而言，早期的撒切尔夫人相当于她后来所抨击的保守党大地主阶级。
丹尼斯坚定地支持妻子的事业。他本人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因此只能是别人的支持者，而不是竞争者。他非常谦逊，安于做一个生意人。他对自己在撒切尔夫人的成就中所起作用是这样评价的：“我一贯坚持工作第一的原则。人们经常对我说：‘你在政治上为玛格丽特做了许多事。’这只是溢美之词，事实不是这样。我要养活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必须把我的工作放在首位。”丹尼斯讲的是大实话，养活妻子和孩子在英国男子眼里是应尽的义务。
丹尼斯的工作确实很有成绩。1965年，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公司被卡斯特罗公司接管。不久，卡斯特罗公司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接管。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司终于发展成国家级的大公司。他本人也在公司经理的职位上步步高升，收入相当可观。
丹尼斯是玛格丽特称心如意的伴侣。1975年，玛格丽特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时，他正好从公司退休。从此以后，他全力以赴为妻子的政治事业服务。他赞成妻子的一切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后来被人们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撒切尔主义”。
在公众的眼里，丹尼斯一直是个非政治家的形像。他是一流的橄榄球裁判和高尔夫球迷。伦敦附近各郡的酒吧是他常去的地方，他甚至能够向妻子说出全国每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位置。有一幅有关丹尼斯的漫画逼真地反映了丹尼斯对高尔夫球和高尔夫俱乐部的兴趣和他偏爱生意人胜过政治家的特征。在公共场合，他向来是谨小慎微的人，从未说过对妻子的政治活动不利的话。但在家里，他不必像在公众场合那样谨慎，他会把他对每一件事的感觉和想法都说出来。他仇视社会主义者和工会势力，偏爱南非白人种族。这一点他同妻子一样。但是俩人在家里总免不了争吵。然而，这种争吵正是联结他们夫妻生活的纽带之一。新闻界常常认为，丹尼斯在玛格丽特当了首相后仍然对生意有着浓厚的兴趣，渴望玛格丽特早日离开唐宁街10号。实际上不是这样。丹尼斯始终是妻子政治活动的战友。玛格丽特在当上首相后曾告诉记者：“我心情不好时，只能朝丹尼斯发泄。他总是伸出双臂，抱住我说：‘亲爱的，你真像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这话惹得我捧腹大笑。”
玛格丽特在婚后一年多就怀孕了。在1953年8月，出乎她自己的预料，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一男一女，男孩取名马克，女孩取名卡罗尔。她通过剖腹生下这对婴儿，两个婴儿生下的时间相隔两分钟。玛格丽特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有时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直至她当了首相后仍常常表现出强烈的爱子之心。但是，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极少感情用事。得子的喜悦并未使她忘记自己的事业。她还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就报了名参加即将在12月举行的律师资格最后考试，以便早日拿到她梦寐以求的律师资格。这意味着，她必须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学完规定的法律课程，并达到应有的水平。为此，她必须抛开出生不久的孪生儿女，去与书本为伴。
在做出这种决定时，就显示出了嫁给有钱人的优越性。对一般人来讲，学费再加上在外面生活的开支，已经是很难支付得起的了，此外，还要请人替她做家务，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劳动力是很值钱的。可是对玛格丽特来说，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她很容易就作出决定，因为丹尼斯的收入完全可以满足她的需求。而且，丹尼斯在主观上也非常支持她。在当时，要取得律师资格就必须先接受律师培训，系统地学习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后，还要以见习律师的身份到律师事务所在高级律师的指导下实习。那时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每年必须向导师交纳100英镑，并向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交纳0·5英镑。没有丹尼斯的收入，她是很难学下来的。此外，丹尼斯的收入还使他们有能力雇用一个保姆来照看孩子并料理家务。在两个孩子进入寄宿学校之前，他们家里一直有人做保姆。两个孩子的降生和请保姆来家居住，意味着住房面积需要扩大。对有钱的人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他们也很走运，在原来住的房间隔壁又租用了一套房间，仅仅把墙打通就行了，房间的数量和面积都增大了一倍。当然，房租也相应增加了。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房租是比较高的。
撒切尔家的住房位于切尔西洪水街。丹尼斯和玛格丽特住原来的套间，两个孩子和保姆住新套间。两个套间相隔一扇门，还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在两个孩子长大一点后，就在这条过道里骑三轮车玩。两个孩子小时候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这些衣服，通常是由他们的外祖母比阿特丽丝·罗伯茨缝制的。玛格丽特也常常为孩子制作衣服，她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手做衣服的好手艺。她很喜欢把一些无用的边角废料拼缝成有用的东西。有一次，玛格丽特把孩子卧室的窗帘用作里子，为他们做衣服。玛格丽特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质，即使是当了撒切尔夫人后，她仍是如此。
嫁给撒切尔先生，既是玛格丽特个人生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她真正开始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道路。而在此之前，她只用业余时间来从事政治活动，因为她必须首先挣钱养活自己。
第二篇 新星升起
第六章 从律师到议员
玛格丽特从小就热心于政治，读了大学后，她立志从事政治。结婚后，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反而更坚定了自己从政的决心和信心，尽管政治在英国是挣不了大钱的职业。在她早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她表达了她的非凡志向和对妇女地位问题的见解。
1952年2月，撒切尔夫人应《星期日电讯报》之邀，写了一篇论述妇女与社会生活的文章。她指出，妇女不应该把操持家务看作是自己的义务，而应该有一个职业。“这样，她们的天赋和才华才能发挥出来，为社会服务，而不致于被浪费。”那种认为妇女出来工作，家庭就要遭殃的观点纯粹是胡说八道。她认为，妇女不仅要工作，而且要努力在某一行业上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妇女应该参政议事。她还说，现在议会下院里的625个议员中只有17位妇女，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妇女呢？女议员们也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小小的职位。“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担任重要的内阁职务。为什么不能有女财政大臣或女外交大臣呢？”这是她的妇女宣言。她用她几乎一生的精力来实践她的宣言。
玛格丽特真正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应该说是从1949年她第一次被选定为达特福市选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算起。那次，她为了竞选，辞掉了在科尔切斯特BX塑料公司的工作，并搬到了达特福市居住。她同一对夫妇住在一起，这对夫妇是保守党协会的积极分子。玛格丽特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她每天早晨6点35分离开住处，乘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再换乘火车前去查林克罗斯，然后又乘公共汽车到哈默史密斯，在莱昂斯公司食品研究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她在这里工作也只不过是为了挣钱，以支持她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同在BX公司的工作一样。下班后，她按照同样的路线返回住地。在匆匆吃完女房东为她准备的晚餐后，她就投入到与选举有关的工作中去。她看资料、写讲演稿、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由于有了机会去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而且她周围的人与她志趣相投、信仰一致、拥护她的观点，她感到非常快活，干劲十足。而在这之前，她周围的人对她的兴趣和信仰都感到厌烦。
玛格丽特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保守党在达特福选区的工作。达特福是个大选区，下面还有3个分选区，它们是埃利斯、克雷福和达特福。她立即开始结识每个分选区的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对保守党的事业要有热情、有干劲和忠心，并且为他们做出榜样。她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热情洋溢、勤奋刻苦、对事业赤胆忠心。玛格丽特在自己的一生中，可能得罪了某些人，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但是，凡是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一直敬重她，其原因很简单，她总是愿意与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玛格丽特积极参加选区协会组织的各种募集捐款的活动，出席群众集会，其中一次是为安东尼·艾登(继丘吉尔之后任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竞选而举行的集会。在那次会上，她碰巧同她后来的政治对手爱德华·希思并肩地坐在主席台上。希思当时是附近的贝克斯利选区未来的候选人。
玛格丽特总要在自己选区内外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有一次，她在贝克斯利妇女午餐俱乐部就妇女权利问题发表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像。她劝告妇女们说：“不要被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的高谈阔论所吓倒，我们要从自己家庭的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妇女在生活中接触的毕竟是食品供应、住房紧张和孩子的各种机会日益减少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在每次演讲之前，玛格丽特都会非常紧张，所以，她把许多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不过，一旦登台演讲，一切紧张情绪便会烟消云散。她讲得条理清楚，简单明了，几乎不要提示或讲稿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在当保守党领袖之前，讲话从不念讲稿，但在担任了保守党领袖后，不得不改变作法，因为每次讲话都要预先散发讲稿，她所讲的内容，必须同讲稿上写的一致才行。演讲是她喜爱的工作之一。使她感到最为困难的是在工厂大门口与鱼贯而出的人们谈话，而这种谈话是竞选工作的重要内容。她感到，同达特福市工厂门口的工人谈话并不比同BX公司的工人谈话轻松。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不懈，凡是应该做的，她都去做，而且以自己独特的自信完成人们所期望她做的一切。到1950年2月举行大选时，她在自己的选区已经是人人皆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玛格丽特到处游说，在选区内尽可能多地抛头露面，凡是能出席的会议，她一定到场。她得到了当地报纸的大力支持，这些报纸常用大量篇幅报道她的活动情况。在1950年的时候，妇女候选人极为罕见，因此，每当有妇女参加竞选时，报界总会格外礼遇。然而，由于政党在该选区力量对比差距很大，不管报界怎样大力宣传，也不管玛格丽特及保守党协会作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都未能使保守党赢得这个选区的席位。工党候选人诺曼·多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他得了38128张选票，而玛格丽特只得了24490张。但不管怎样，玛格丽特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她使保守党在达特福选区增加了50%的选票，工党的多数票丧失了1/3，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个地区的选举结果是当时全国选举情况的一个缩影。虽然以克莱门特·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再次执政，但仅以微弱多数获胜。因此工党的政权很可能是不稳定的，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新的大选。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在1945年以惊人的胜利执政后，在国内大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国有化，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这些政策对恢复战后英国的经济，缓和社会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不少负面效应。因此，工党在选民中的威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保守党在经历了1945年惨败的打击后，开始励精图治，进行党内的革新，使党的力量又壮大起来。1950年的选举结果就反映了工党和保守党力量对比上的变化。
1950年大选后，玛格丽特再次被选为保守党达特福选区的候选人。但是，在1951年10月的大选中她再次失利，这多少与她和丹尼斯订婚的消息被传出去有关。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党却赢得了胜利，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出任首相。
在这个过程中，玛格丽特开始学习法律。早在格兰瑟姆时，她就去地方法庭旁听，当地法庭每隔3个月开庭一次，她几乎每次都去。从那时起，她就立下了要学习法律的志向。她坚信，学习法律是进入议会的最好途径，同时，她也看出，她在达特福已没有多大希望。于是她报名参加法律教育委员会，利用业余时间读法律。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在达特福市附近的莱昂斯公司工作，参加保守党的重大政治集会，如在伦敦举行的全国保守党候选人大会外，还要挤出时间攻读法律。当时，在全国保守党候选人大会上，年轻、漂亮、未婚的女子非常受尊重。正是那次大会上，玛格丽特第一次见到了在她以后的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艾雷·尼夫和安东尼·巴伯。
玛格丽特头两次当达特福选区的议员候选人，虽然没有使她成为议员，但给她以后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使她得到了许多好机遇。
1953年11月，玛格丽特通过了获取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她先是到内殿法学院第五高等法院弗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在民法和刑法方面作半年的见习律师。3年前玛格丽特在保守党候选人大会上碰到的艾雷·尼夫就在这里。之后，她又同约翰·布赖特曼一起到林肯法学院见习6个月的诉讼法。最后，她又回到内殿法学院高等法院律师约翰·森特爵士的律师事务所见习税务法。在这里，她又见到了安东尼·巴伯，他也是1950年大选时的议员候选人。这些活动都是由约翰·森特爵士为她安排的。森特爵士是一位著名的税务法高级律师，他以非官方的身份向政府提供咨询。在下院的一次晚会上，玛格丽特的位子紧靠着他，当时玛格丽特还在为取得律师资格而攻读法律。玛格丽特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像，他对她取得律师资格后的去向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她到律师事务所去见习，还告诉她应该在哪些方面见习，要多长时间，以及应该到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去，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还允诺她，在高等法院见习完后，可以在他那里留下来开业当律师。一般来说，除非是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否则再好的律师也不允许开业当律师。遗憾的是，森特爵士的允诺只是空头支票。当玛格丽特按照他的建议实习完并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干了半年之后，森特爵士便毫不留情地告诉她，他的律师事务所已没有她的位置了。当初他答应给她留个位子，是因为他正准备扩大他的事务所，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计划，连原有的一些雇员都被裁掉了，更不可能有玛格丽特的位子。
玛格丽特来森特爵士的律师事务所见习，在律师界引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波。当时律师界的人都认为，在法律事务方面，女律师只能处理那些与妇女有关的、她们容易理解的案件，如家庭纠纷和离婚之类的案件。而税务律师则是男人所专有的行当。许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男律师或者出于忠实地维护这种观念，或者出于妒忌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坚决不让妇女插足税务案件。玛格丽特的到来使他们感到，这个女人正在抢他们的饭碗。有一个见习生甚至坚决地认为，像玛格丽特这样的孩子妈妈，根本就不应该出来工作，而应该呆在家里给小孩洗尿布。起初，这位见习生曾在事务所里大叫大嚷，向同事们表示反对妇女涉足法律。可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因为玛格丽特的工作实在是无懈可击，她工作认真、效率很高、有条不紊。她总是准时上班，一到办公室就马上投入工作，工作时从不与人闲谈，不浪费时间。
然而，玛格丽特不是一位天生才气横溢的学生。有一次她负责处理一宗是否向某个互助会提供补助金的案件，税务署认为，该团体不应享受补助，因为他们的登记册上没有这个团体的名字。她的导师彼得·罗兰要阐明的相应问题是：“如果某个互助会是在实行注册登记制度之前成立的，是否也必须登记？”玛格丽特对此感到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她不得不由导师仔细地加以引导，进行各种答辩所必须的研究工作。虽然她工作很努力，但头两次准备的答辩还是被导师退了回来。第三次，她终于在深入地研究了问题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这项工作整整花了她10天时间，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涉及10英镑的案子。但不管怎样，玛格丽特为她的委托人打赢了这场官司。当这个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出来时，她已经离开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玛格丽特离开内殿法学院后，先是到了新广场街五号林肯法学院的一个名气不大的税务律师事务所出任律师。起初，她曾向自己曾见习过的那家诉讼律师事务所申请工作，但那里没有空缺。后来，经她原来的导师约翰·布莱特曼介绍，她在新广场街对面的邦纳律师事务所得到了一个职位。她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1年，这一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命她为内阁的低级大臣。但是，她在邦纳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门上的名字，直到1969年才被取下来。
玛格丽特的律师生涯是坎坷的，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她当律师的目的不是一辈子从事这个职业，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比较出色的议员。律师职业只不过是她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律师经历对玛格丽特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表现在她的社交、政治职业及思想诸方面。就社交而言，律师界向来是胸怀大志的保守党政治家云集的地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几位同她一样具有远大抱负的人。除公立学校外，律师界也是保守党人编织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一家事务所里，玛格丽特认识了迈克·哈弗斯。许多年以后，她任命他为检察总长。在这里她还同艾雷·尼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尼夫是战斗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第一个从德国迪茨堡战俘营逃回来的盟军军官。后来他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逃亡行动。他成了玛格丽特的终生的朋友。20年后，当玛格丽特参加保守党领袖的竞选时，他是她的竞选办公室主任。他的组织才能和活动能力为玛格丽特登上党魁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律师生活是一个人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基础，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练就一副能言善辩的口才。然而税务律师与此不同，几乎不参加法庭辩论，很少在陪审团面前露面。税务律师生活对玛格丽特有强烈的吸引力是有特殊原因的。她自己说：“我对政治的另一方面——金融特别感兴趣，所以我选择了律师生活的侧道——税务律师职业。”以前她就喜欢和数字打交道，善于追寻蛛丝马迹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她承认，在当税务律师期间，她碰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难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玛格丽特认为，她的律师经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律师生活含有一定的哲理，法律和政治密切相关。1974年8月，她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法律是自由理想的组成部分。她特别喜欢法律，喜欢回到律师协会，与众多的律师聚会。她认为，法律的魅力主要在于“它对自由和民主极为重要。”玛格丽特虽然只是个普通律师，在律师界工作时间不长，没有获得王室法律顾问(律师的一种很高的荣誉称号)的头衔，但她懂得法律，至少可以免受别人的威胁和伤害。律师生涯使她对法律术语了如指掌，这使她在当了首相后深受其益。她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作为实施政治变革的工具。在法律和政治紧密结合的新时期，撒切尔夫人是第一个谙熟法律的首相。
玛格丽特最喜欢的工作是政治，她从不对自己的同事掩饰自己的野心。她很快就加入了保守党律师协会。在协会内，她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比任何人都积极。功夫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在1955年至1957年间担任了该协会的执委会的委员，她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妇女。这个职位使她离议员席位更近了一些。为了当上议员，她在新广场街自己的办公室内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夜。而由于一时不能进入议会，她曾一度产生过消沉和失望情绪。
1954年11月，在北肯特的另一个选区奥尔平顿举行了一次补缺选举，玛格丽特的名字上了候选人的名单，并且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但是这次她又失败了。两年后，上述的情况又重复了3次，先是在贝克纳姆，后来在阿什福，接着又在梅斯，她都曾被列为当地的候选人，但没有当选。而在其他一些选区，她的名字都没被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她就这样在希望——失望的循环中煎熬了好几年。直到1958，她才时来运转。这一年，位于伦敦北郊的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约翰·克劳瑟爵士宣布，他不再参加下次大选。芬奇利是距威斯敏斯特宫(英国议会所在地)最近的选区之一，拥有12000个保守党人。这是对保守党候选人很有利的因素。玛格丽特有过多次竞选的经历，她觉得如果能成为该选区的候选人，成功的希望很大。于是，玛格丽特申请参加候选人的竞选。当时，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有200名之多，经过筛选，最后只剩下3个人被列为最有获胜希望的人选，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其中之一，结果玛格丽特击败其他两人，成为该选区的正式候选人。
按常规，保守党协会在选举候选人时，经常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候选人是否愿意住在本选区。由于这个原因，撒切尔夫妇一直拖着没有买房子，因为他们不知道玛格丽特将成为哪一个选区的候选人。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预料不到的变化，他们居住的地区的房租突然猛涨，这是由于保守党政府为了保护私有住宅业而取消房租限制所致。撒切尔夫妇不愿意付高额房租，决定买房子。他们选定了肯特郡法恩巴勒附近的一处住房。这里正好位于伦敦的正南方向，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几个月后玛格丽特城芬奇利选区赢得了候选人资格，这个区在伦敦的正北。幸好，撒切尔夫妇在法恩巴勒而没有在更远的地方买房子。芬奇利选区财政和总务委员会对选举委员会挑选新的候选人仅仅作了两项规定，即(1)候选人必须在40岁以下；(2)住在离选区中心40英里以内。他们买的房子刚好在40英里以内。
当上候选人后，玛格丽特立即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竞选工作。每到周末，她都前去发表演讲，参加集会和义卖活动，拜访各种家庭和养老院，走访学校。她开着她那辆老式福特牌汽车穿过伦敦去选区活动，直到深夜才回家。芬奇利选区的老百姓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该选区保守党协会下设13个支部，每个支部都举行了各种类型的社交集会，把玛格丽特介绍给它们的成员。有一个支部的主席决定，参加活动的人可以免费入场，但却打算用抽彩售货的方式来补偿支出的费用。玛格丽特得知此讯后提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她从旁边的酒架上拿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说：“我要用逐步削价拍卖的办法，卖掉这瓶酒。”到那晚活动结束时，她真的用这种办法把那瓶酒拍卖了。那瓶酒卖了10镑钱。更让到会的所有人都赞赏不已的是，她虽然直到几小时前才认识他们，但却可以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而且一个也没有叫错，给人一种她与他们是老相识的感觉。学习化学训练出来记忆力发挥出了功效。
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在芬奇利选区的席位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玛格丽特在竞选中仍然像在达特福时那样，积极地进行竞选，一丝不苟，不辞劳苦。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她终于成功了。1959年10月8日，也就是在她34岁生日的前5天，她以比前任议员多3500张选票的结果获胜。玛格丽特·撒切尔终于成为一名国会下院的议员。
当时，玛格丽特的孪生子女只有6岁，不可能参加大选的任何活动，帮不了母亲什么忙。他们对于这次大选唯一能记得的是，一天他们跑到房子外面玩时，发现母亲的车子停在外面，车上装饰着蓝彩带和标语，他们意识到发生了某种令人振奋的事情。后来，他们长大了，在竞选中有时在大街上散发竞选材料，走街串巷为母亲拉选票。但是他们在母亲的政治生活上基本没有起什么作用。那年晚些时候，有一次玛格丽特曾带着女儿卡罗尔去为选区的一个圣诞节义卖市场主持开幕式，她站起来说：“刚才，就在我走上主席台前，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你的讲话不会太长，是吗？’”这番话，博得了人们很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59年10月20日，英国新一届议会举行会议。当玛格丽特来到下院时，已有不少摄影记者等在那里，他们急于要拍下新议会吸收的这位新议员。除了玛格丽特之外，新议员中还有不少知名人物，但撒切尔夫人最为引人注目。第二天上午的报纸及时地刊登了这些人的照片。保守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连续执政，继续由哈罗德·麦克米伦出任首相。麦克米伦在英国政界很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在他的任期内英国经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他也因此被誉称为“超人麦克”。玛格丽特也十分崇拜他。
在1959年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以超出对手16260张选票获胜，成为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她特别喜欢芬奇利地区，喜欢这里人的素质和生活环境。当时，拥有住房的人在这里占很大的比例。有1/3的成年人是工商界的经理、政府部门职员或者有固定职业。该区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生失学率低，大学毕业生数量可观。现在，芬奇利选区属于她了，这里是她获得成功的地方。这次成功标志着她已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了。在她的心目中，故乡格兰瑟姆显得更加遥远了。
第七章 家庭主妇
1951年12月，玛格丽特·罗伯茨同丹尼斯·撒切尔结婚后，便到国外度蜜月。他们先到了葡萄牙，后又去了马德里，最后到了巴黎。在欢度蜜月时，新郎丹尼斯还顺便做了几笔小生意。他们度假结束返回伦敦后，就住在丹尼斯在切尔西的公寓里。丹尼斯仍然每天开车前往位于埃利斯的公司。他早出晚归，很辛劳。同时，玛格丽特则埋头于学习法律，她研读经典著作，撰写文章，到法律教育委员会上课。晚上，她负责做晚饭。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这样做。在凯斯蒂文中学时，她同所有的女学生一样学习了家政学，因此制作像圣诞蛋糕之类的东西并不感到困难。但她的技艺并未得到施展的机会，从中学毕业后，她一直住在有早饭和晚饭供应的家庭或公寓里。她认为，买菜、做饭太浪费时间，而且像她这样想干大事业的女人也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为丈夫做饭则是另一回事了。她不仅觉得这是一种义务，而且逐渐地爱上了烹饪，总是想多学一点做饭的手艺，尽量做得好一些。她坚持制作那些简单而又看上去开胃、吃起来味美的菜肴。在这方面，她也显示出了她不同寻常的能力，她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劳动做出让人满意的菜肴来。
玛格丽特真正的在行家务工作是室内装饰。她喜欢亲自去购买壁纸、挑选油漆，然后回到家中，穿上宽大的工作服，把桌子上的东西搬掉，把房间的四壁清扫干净，自己动手贴上壁纸或刷上油漆，使房子面目一新。在她担任保守党领袖之前，凡是撒切尔一家住的房屋，都是由她装饰。当了保守党领袖后，公务繁忙，几乎抽不出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她才不再亲自动手装饰房间。装饰房间是玛格丽特的一种爱好，她把它看成是一种最好的休息方式。她干这种活时，从来不是仅凭一时的兴趣，心血来潮地随便做一下，而是做得很认真、很有条理、有计划。
作为家庭主妇，玛格丽特的另一个爱好是为孩子缝制衣服。她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到了一手做衣服的好手艺。孩子长得快，穿戴的衣物很快就小了；双胞胎，又不能像许多人家那样让弟弟捡哥哥的旧衣服穿，真是没有办法。玛格丽特很乐于把一些无用的边角废料拼缝成可穿戴的东西。
撒切尔夫妇在法恩巴勒买的房子是位于私人住宅区内的一所独家独院的建筑，有4个卧室，花园的面积差不多有一英亩。他们选中了这所房子，是因为它离一家医院很近。这里环境幽雅，门前的道路通往一片树林和一个小湖泊，湖的对面是旷野和农田。冬季，湖面上都结着冰。他们的邻居都是有专门职业的人，男人们一般都是白天从布朗利车站乘火车到伦敦去上班，而他们的妻子则呆在家里看孩子，接送孩子上学，做家务。在50年代，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妇女都是这样生活的。但撒切尔夫人却不同，她每天自己驾车到林肯律师协会上班，同其他家庭主妇从不来往，格格不入，因此，住在那条街上的居民对她始终不甚了解。可是她的两个孩子却不同，马克和卡罗尔同周围的人混得很熟悉，完全与他们打成了一片。他们经常到马路上去玩，每到吃茶点或上床睡觉时，如果这对双胞胎中有一人不在家，保姆就要让另一个骑车去寻找。
在家中准备茶点的当然是保姆。在切尔西时就住在撒切尔家里的那位保姆也搬到了法恩巴勒，但后来与一位花匠结了婚，离开了撒切尔家，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于是撒切尔夫妇又雇用了一名新保姆来代替她。新保姆名叫艾比，自己有家产，她同样承担了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责任。撒切尔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她，把她当成家中的重要一员。艾比在撒切尔家呆了六年，直到马克和卡罗尔都进了寄宿学校才离去。她对撒切尔家很有感情，在她离开之后的许多年中，每逢学校放假，她就来撒切尔家帮助料理家务。她办事稳重，待人和蔼，给了两个孩子很多温暖和抚爱。而撒切尔夫妇虽然也很爱孩子，但却很难做到像艾比那样。这也许是他们太忙了的原因。
不过，玛格丽特确实是一位感情从不外露的女性。有一次，她父亲在谈到她时说：“玛格丽特是个99.5%的完美人，0.5%的不足之处是她应该显得温存些。”她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本正经，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做法。她没有给孩子们取过别名，一直叫他们的大名。她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痛快地玩过，也没有带着他们去树林散过步。她在当律师时，孩子们就很少能见到母亲，在她当了芬奇利选区的候选人后，孩子们就更少见到她了。
丹尼斯同玛格丽特一样，也很刻板。他对孩子也是一本正经，而且相当粗暴。他强迫孩子们注意仪表、举止和规矩，不允许孩子养猫养狗，不允许他们在家里穿拖鞋。他一贯认为，家里的一切东西都必须保持整洁，有条不紊。他喜欢的娱乐就是在后花园打球，为此，他在那里架起板球网，让马克练习击球。他还修建了一个玩保龄球的场地。丹尼斯一生最喜欢的运动是橄榄球，而且这种嗜好经久不衰。他曾是第一流的橄榄球裁判。虽然他从未在国际比赛中显过身手，但在他刚结婚时，每到橄榄球比赛季节，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去作裁判。大约在1956年，由于腰椎间盘严重错位，他被迫结束了当裁判的生涯。后来，他喜欢上了高尔夫球，他发现这种运动既无碍于他的腰病，不会遭到医生反对，又很有意思。从那以后，他对高尔夫球几乎着了迷。
与丹尼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玛格丽特从来没有这样的业余爱好。她除了在中学时打过曲棍球外，以后再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运动。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工作是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和动力。与很多人不同的是，紧张的工作不但从未使她感到精疲力竭，反而使她精神焕发。她的睡眠时间很少，但从未见她精神不振。
自从撒切尔一家搬到法恩巴勒之后，罗伯茨夫妇就很少去看望玛格丽特，同时，玛格丽特也很少回格兰瑟姆。当然，他仍然同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和写信。她经历了一段在常人看来多少有点无情和相当自负的生活阶段，当然这是不会受到格兰瑟姆许多人的喜欢的。起初，她也感到格兰瑟姆这个小城令人生厌，不愿回去同她的父母呆在一起。若干年后，当她看到由于自己出身低微而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后，才又开始充满感情地提到格兰瑟姆。
玛格丽特当上议员后，呆在家里的时间就更少了。在议会开会期间，她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她在早上就先送孩子上学，然后再去议会下院。因为保姆艾比不会开车，这是她唯一的不足之处。撒切尔夫妇为他们的双胞胎挑选的小学是一家名叫巴斯顿的私立小学，他们的街坊也有几家的孩子在这个学校读书，于是，他们就组织起来，轮流接送孩子上学。这样，她可以省下不少时间，有时可以直接前去下院。由于她工作十分繁忙，每当轮到她下午去接孩子的时候，她常常让秘书代劳。孩子们经常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她。当然，她心中还是有孩子们的，她每晚6点无论如何都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双胞胎，向他们道晚安，这成了她必须做的一件事情。由于得到了艾比很好的照顾和爱抚，马克和卡罗尔经常见不到母亲也不觉失去了什么。艾比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母亲。对孩子们来说，母亲是一个与他们疏远的人物，她每天都出去工作，有时周末也不回家。她总是那样忙忙碌碌，不管是当律师还是后来当议员。甚至孩子们都认为母亲们在外面忙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卡罗尔到朋友家做客时，一边吃着家庭自制的巧克力蛋糕，一边问朋友这样的问题：你们的母亲不出去上班，整天都干些什么。
孩子们很少见到母亲，同样，做丈夫的也很少见到自己的妻子。家庭生活平淡，外面立刻传言四起。玛格丽特当上议员后不久，下院秘书办公室的人都认为，过不了多久，撒切尔先生就会另觅新欢了。然而这样的结局并没有产生。玛格丽特与丹尼斯从结婚之日起就相互尊重对方的志向与事业，两人的事业心都很强，都把各自的事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虽然他们都很热爱家庭，但都认为家庭应该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而不应是有形的束缚。如果家中出了什么事需要他们在场，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赶回去，把解决家中的问题视为最重要的事。但是，如果家中平安无事，他们就把一切家务事都交给忠实可靠的艾比。玛格丽特的家庭观是：生活决不只是围着家庭转，家只是你赖以出去做自己的事情的基地，全家人应以这个基地为中心，各自做自己的工作或参加其他活动。她的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观念。
玛格丽特的姐姐玛丽亚的生活与她就大不相同。玛丽亚当时住在埃塞克斯的一个农场，有3个孩子，农舍的厨房中洋溢着家庭生活的乐趣。全家一日三餐都在这间农舍里吃，每一餐都是伴随着欢声笑语。而在撒切尔家，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少有的。因为撒切尔夫妇都常常很晚才回家。玛格丽特不是出席各种会议，就是呆在议会里；而丹尼斯则不是出席商界和俱乐部举行的晚宴，就是同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共进晚餐。他们的女儿卡罗尔小时候曾到姨妈家串过门，她对两个家庭的不同生活方式深有感触，为自己家里缺少那种家庭乐趣而感到遗憾。她的这种感受在她呆在朋友家中时更加强烈。她有时到同校的一位好朋友家小住。这位朋友家的情况与她家也迥然不同，不仅有漂亮的房子，还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所有的活动都在家中进行，一家人经常在一起。相比之下，她自己的家真是太冷清了。
丹尼斯从不抱怨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他积极支持妻子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当然，必要时，他也会同妻子一道参加游行等，但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追求自己的乐趣。他的生活方式和兴趣在许多方面与妻子大相径庭。他吸烟，而她不但不吸，而且不能忍受周围的人吸烟；他爱饮酒，而她只喝少量的酒，她常责怪他喝得太多；他酷爱体育，而她则对大部分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他经常说一些粗鲁的话，她对此感到很不习惯，尽管她偶尔在发怒时也会顺口冒出“该死的”这样不雅的词语。然而，他俩的基本人生哲学是相同的。所以，尽管他们婚后的生活从未出现过充满激情的浪漫色彩，但是他们的婚姻一直是美满的、稳定的。
全家每年或长或短有一次团圆的时候，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假期。在婚后最初的岁月里，玛格丽特很喜欢休假。开始，全家每年只出外度一次假，按英国人传统的做法，都是夏天到海边去。然而，有一年暑假，由于7岁的马克出水痘，全家原定到布列塔尼去度假的计划只好取消。为了补上这次度假，在当年的圣诞节假期，他们全家去瑞士滑雪。这是撒切尔一家过得最愉快的一个假期。在那以后的5年中，全家每年都到瑞士去滑雪两周。而每年8月，他们仍到海边度假3周。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怀特岛的西维尤，在那里，他们同其他一些每年都去的家庭一起度过暑假。有几年，他们在海边租了一套房子，自己做饭吃。还有几年，他们住在皮尔饭店，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风格古怪的巨大建筑。玛格丽特被正式提名为芬奇利选区的候选人那年，撒切尔一家就是在皮尔饭店度假的。在这里，撒切尔夫妇还结识了一些后来成了他们的挚友的人，其中包括约翰·斯特宾斯律师和夫人特里西亚。这些朋友在未认识他们之前，都以为撒切尔夫人很难接触，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结识了玛格丽特后的很短时间内，就为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律师所倾倒，然后与之成为好朋友。在皮尔饭店时，有人看见约翰·斯特宾斯带着撒切尔家的双胞胎，一手牵着一个，在海里玩水。撒切尔一家和朋友们一起在海滩野餐，在海里游泳，在海上泛舟。丹尼斯很喜欢领着孩子们玩，他常带着一帮孩子乘上他的快艇去海上兜风。有时，他们夫妇领着孩子们玩化装比赛。有一次，玛格丽特为一个男孩设计了一种“无形人”服装，就是用很长的绷带把孩子包起来，结果这个孩子得了一等奖。
虽然玛格丽特的朋友中有不少女性，但她还是感到同男人呆在一起比同女人在一起有意思。因为一般情况下，男人们所谈论的东西使她更感兴趣。很多知识界的女性都说她是势利眼。这也难怪，在很多情况下，她在社交场合所遇见的妇女在智力上都不如她自己。她的朋友都感到，要请她来赴宴向来是很难的。她甚至情愿同喝醉酒的男人说话，也不愿同女人谈天。一般年轻妈妈所常说的家常话她是从来不说的。一提孩子，她就只谈论重要的问题，例如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玛格丽特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很重视的，特别是对孩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她和丹尼斯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而且很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玛格丽特认为一所好的寄宿学校比任何走读学校都要强。丹尼斯本人是从米尔·希尔公立学校毕业的，他强烈地认为男孩子应该住到学校里去，女孩住校虽不如男孩那样有必要，但也没什么坏处。由于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安定，他们夫妇都很少在家，所以他们决定把女儿卡罗尔也送到寄宿学校去。撒切尔夫妇调查了许多家学校，并且在其中的几个都给孩子报了名。最后，他们给儿子马克选中了贝尔蒙特预备学校，这个学校是为日后升入米尔·希尔学校和哈罗公学作准备的。他们给女儿卡罗尔选的学校是哈特菲尔德附近的昆斯伍德学校。马克于1961年9月，8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卡罗尔则比自己的孪生兄弟晚两年得到这个待遇。
玛格丽特工作繁忙，很少在家里呆着。但这并不意味她是一位对子女不负责任的母亲。实际上，她对孩子总是牵肠挂肚的，对他们能否吃上营养充足的饭菜始终非常关切。有一次，卡罗尔到一位校友家去玩，回来后洋洋自得地对母亲说她的朋友请她吃了“油煎土豆卷心菜”。玛格丽特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以为女儿在别人家里吃了残羹剩饭，而自责自己的失职。
丹尼斯经常抱怨说，这两个孩子都被妈妈惯坏了。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会说，被宠坏的只有儿子马克。玛格丽特是重男轻女，把儿子马克视为掌上明珠。在她眼中，马克总是小宝贝，所以百般地溺爱他。每当她在家时，她总尽力侍候他，极少责备他的过错。结果，有一段时间，马克成了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孩子。可是，相比之下，玛格丽特对女儿卡罗尔则厉害得多。直到撒切尔夫人退休后，卡罗尔在一些公开场合还对母亲的重男轻女表示不满。然而，卡罗尔却深受撒切尔家的朋友和熟人韵喜欢。由于不被溺爱，卡罗尔具备了许多马克所不具备的好品质。她比马克更聪明，而且具有某种反抗的天性。这对双胞胎从小个性就很不相同，两人关系也从来不很密切。他们的母亲也承认这一点。玛格丽特总说，这对双胞胎总是势不两立。无论从性格还是从外表上看，卡罗尔更像母亲。而马克则一直像父亲，而且他常喜欢模仿丹尼斯的一言一行。不过，玛格丽特对马克的一些严重的不良生活习惯还是坚决设法纠正。比如，当马克模仿丹尼斯在接电话时高声喊叫“我是撒切尔”时，玛格丽特就严厉批评他。她认为，即使是成年人，在自己家中这样接电话也是不礼貌的，而小孩子这样做就更不能容忍了。
撒切尔夫人很重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她决心给他们提供她小时候始终未能得到的机会，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上舞蹈课。他们一家还住在伦敦的时候，卡罗尔和马克就被送到瓦卡尼小姐开办的著名舞蹈学校上课。玛格丽特在童年时代，父亲是不允许她去跳舞的，她第一次步入舞场是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住到法恩巴勒后，马克和卡罗尔都在附近的马术训练场学过骑马。虽然他们家中不允许喂养猫狗之类的小动物，但可以玩带皮毛的小动物以及洋娃娃之类的玩具。玛格丽特自己就特别喜爱一种小熊玩具。撒切尔夫妇很重视给孩子们过生日。每到这时，他们总要举行盛大的茶话会，在花园里做游戏。然而这种活动的具体筹办工作都是由艾比做的，虽然撒切尔夫人也在家。两个孩子每次过生日都显得非常高兴，甚至到了过10岁生日时，他们仍出乎母亲意外地显得非常欢快、激动。由于玛格丽特自己确实从来没有感受到童年生活的欢乐，所以她很难理解自己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激动情绪。她的这种对童年生活的不理解，使她有时干出蠢事。有一次，当两个孩子都住在寄宿学校时，玛格丽特清理了他们的玩具柜，把许多她认为已经没有用了的玩具都扔掉了，因为她觉得他们都长大了，那些玩具不再适合他们玩了。可是，她的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孩子们强烈的反感。出乎她的意料的是，孩子们对那些“废物”是那样爱不释手。对玛格丽特这样一位小时候未充分体验到童年的快乐、成年后又整天忙于工作的母亲来说，做出上述“蠢事”是难免的。
玛格丽特同自己娘家人一直保持来往，尤其是姐姐玛丽亚。不过是姐姐常到伦敦来。每逢她来伦敦时，她们姐妹俩就在一起吃午餐。玛格丽特那次被首相召见，然后被提升为低级大臣时，她正在同姐姐一起吃午饭。当两个孩子8岁那年，罗伯茨夫人不幸患了癌症，虽在几个月内数次住进格兰瑟姆医院，但还是无济于事，最后于1960年12月去世。10个月后，玛格丽特就当上了低级大臣。母亲没能看到自己女儿在事业上的成功，这是一大憾事。对母亲的死，玛格丽特万分悲痛。本来她对死人的事情总是感到很悲痛，不管死者与自己是什么关系。母亲死的那天，她一直沉默无语，脸色苍白，而且明显地心烦意乱。不过，她有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不管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时，都能使自己镇定下来，尽快摆脱不幸事件对自己的影响。在她看来，痛哭流涕是无济于事的。而且，玛格丽特还能忍住悲痛，用恰当的话语来安慰别人。当女儿卡罗尔在听到外祖母去世的消息后失声痛哭起来时，玛格丽特亲切地劝她不要难过，说“外祖母去了天国”。
玛格丽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老人家的尸体在莱斯特火化。在莱斯特，她又见到了姐姐玛丽亚。母亲生病期间，一直是玛丽亚在老人身边照料，罗伯茨夫妇一直住在格兰瑟姆，经营他们的杂货店。老伴去世后，罗伯茨先生只身一个住在那里。有时他去看望玛格丽特一家，不过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每次去都会受到全家人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外孙子和外孙女，对老头子是格外亲热。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和孩子们一起玩各种游戏，一玩起来，就忘了什么是疲倦。
1963年，就是保守党发生领袖危机，霍姆当上党领袖的那一年，玛格丽特的家庭生活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女儿卡罗尔在这一年秋上了寄宿学校，而马克早已于两年前进了寄宿学校。这样，在孩子们上学期间，家中就没有孩子了。当时，他们家还住在法恩巴勒。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玛格丽特工作十分繁忙，法恩巴勒又距下院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较远，所以她不可能每晚都回家。偏不凑巧，她又在这时患了肺炎。她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干下去，就必须换个住处，在伦敦找一套房子。更为重要的是，法恩巴勒一直不如芬奇利那样受伦敦中央政府的重视，而玛格丽特又是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因此，法恩巴勒失去了对玛格丽特的吸引力。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开始在肯特郡寻找另一处住房。与此同时，他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花园楼买下了一套住房，这座花园楼是离下院不远的一座高大公寓式楼房。两年后，他们在肯特郡找到了比较理想的住宅。此外，他们还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租了一套小别墅，供周末和学校放假时去住。这一次又体现出了丹尼斯的收入的重要作用。
玛格丽特通常身体很好，否则她不可能承受住那么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但是她偶尔也有生病的时候。她曾经在议会大厦里晕倒过，还在两个孩子患腮腺炎时受过传染。更使她受罪的是，她患有花粉热过敏症，特别是在进入议会后的头10年里，这个毛病让她好几次痛苦万分。她走路的姿势也有毛病，总是一个肩向前倾斜。玛格丽特的秘书黛安娜的母亲是位体育教师，她曾试图纠正玛格丽特的这个毛病。玛格丽特也很想纠正自己走路的姿势，于是欣然接受了她的意见，但是怎奈玛格丽特从小就养成了这种走路的习惯，纠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是要完全纠正过来是非常困难的。黛安娜给了她很大帮助，经常提醒她注意站立和走路的姿势；在患花粉热过敏症时，还常常提醒她不要揉眼睛。玛格丽特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都不错。
人到中年，总是要承受各种生活压力，下要养育小的，上要照顾老的。好在罗伯茨先生一辈子身体都很好，并不过多牵扯女儿的时间和精力。但到70多岁的时候，他还是病倒了。他患了支气管炎，身边又无人照看。有一次，他的气管炎发作得很厉害，竟无力下楼去打电话。事后，玛格丽特赶到格兰瑟姆，运用她的影响和关系，又搞了一部电话，安在她父亲的床头，以便于他需要时打电话求助。他仍住在原来他自己的商店对面的房子里。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年迈的罗伯茨先生突然宣布他又要结婚。他周围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他要娶的新娘叫西塞莉·哈伯德，是位娇小温柔的女人，也是一位卫理公会教徒。她住在一个名叫伊顿的小村子里，距格兰瑟姆约有10英里的路程。罗伯茨先生以前常到那里去布道，两人很早就认识。她有4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其前夫是位农场主，几年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西塞莉对罗伯茨先生没有任何要求，1965年同他结了婚。两人婚后一直住在罗伯茨先生在格兰瑟姆的家中。
也就在罗伯茨先生再次结婚的这一年，丹尼斯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他所属的公司先是被卡斯特罗公司接管，几个月后，卡斯特罗公司又被一家大石油公司接管。丹尼斯由一个不太大的公司董事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董事，其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件很令撒切尔一家高兴的事。
也在这同一年，撒切尔一家人搬进了他们的新住宅。新房子位于兰伯斯特，大而堂皇，周围风景优美，房子实际上是坐落在一个三英亩大的花园里，建有车道、草地网球场和游泳池。这处住宅对撒切尔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靠近兰伯斯特高尔夫球场，便于他打高尔夫球。尽管这套住宅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购买它有点不明智。因为马克和卡罗尔一年中多半时间不在家，而这座住宅实际上是适合于大家庭居住的。然而，无论是丹尼斯还是玛格丽特，都是在小城镇长大的，又长期居住在郊区，因此都喜欢郊区的生活格调。玛格丽特总是把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丹尼斯不让在家中饲养猫狗之类的小动物，也不让在房间里大声吵闹，家里总是显得十分肃静。网球场只有马克和卡罗尔两人使用，大多数情况下，游泳池也只是他们俩来享用，因为丹尼斯总是嫌游泳池的水太凉了，而玛格丽特则担心把头发弄乱了。丹尼斯喜欢农村，向往过一种秩序井然的乡间生活，总希望有机会离开伦敦住到乡间去。玛格丽特从来就不喜欢出远门，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呆在家中料理家务，如装饰房间、缝制衣服、下厨房做饭。玛格丽特在成为一名出色的国会议员的同时，仍努力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第八章 初露锋芒
1959年，正是保守党政府处于鼎盛的时候。于1957年接替安东尼·艾登担任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位很出色的政治家。他上任后，很快领导全党医治了因苏伊士战争而造成的创伤，确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家的形像。在国内政治上，他干得也很出色，到50年代末时，英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处于战后以来最好的状态，他被一些媒体称为“超人麦克”。大选时，他利用当时英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时机，提出了鼓动人心的竞选口号：“我们的形势从来未像今天这么好！”。结果，不仅使保守党实现了三连冠，而且把保守党在下院中的多数席位从弱席增加到100席。撒切尔夫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进入议会的，这种环境为她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玛格丽特满怀信心和激情来到了下院，开始了新的工作。她跃跃欲试，想一显身手。她通过议会中高级秘书为自己物色了一位秘书。当玛格丽特第一天去议会时，她的秘书已在圣斯蒂芬门口迎接她了。这位秘书小姐名叫帕迪·维克托·史密斯。虽然她当时已在为另一名议员当秘书，但为了增加收入，她要多做一份工作。
帕迪比玛格丽特小三岁。她原以为自己的新老板肯定会让她带着到各处看看，熟悉周围的情况，教她了解各种规章制度，帮助她适应新的环境，克服紧张心理，早日安下心来。可是女秘书万万没有想到，玛格丽特根本不需要这个过程，她对下院的情况了如指掌。撒切尔夫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她唯一关心的是尽早开始工作。那时候，下院的办公条件是很差的，普通议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议会大楼内有一间女议员共用的衣帽间，她们可以将随身携带的衣物放在里面。她们的活动基地主要是秘书的桌子，然而秘书们只能六七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内。没有单独的电话，在房间的一头有公用电话间，凡打进来的电话都由服务员传呼。所以，每个人干些什么，其他人都知道。秘书们免不了会在一起议论各位议员的情况。她们对来自芬奇利选区的这位女性新议员的干劲都极为佩服。撒切尔夫人与那些办事拖沓、不干实事、空有其名、凡事只满足于顺其自然的议员截然不同，她总是勤奋工作，以热切的献身精神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她从进入议会的第一天起，就认真、刻苦地工作，并且期望为她工作的人也有这样的干劲。她总是平等、公正地待人，虽然她经常提出各种要求，但对手下人所做的工作总是不断给以肯定和称赞。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为她工作的秘书对她都忠心耿耿。
在大多数日子里，撒切尔夫人上午10点就到达议会，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有时甚至更晚。上午，她一般是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会见选区的代表，处理往来的信件，口授信件，撰写讲稿。她经常应邀到其他议员的选区去发表演讲。午饭经常是在下院的议员餐厅吃，或者随便在街上吃点便餐。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用餐，她吃得总是很快，她的同伴总是不能适应她的快节奏。她下午通常是在议会里度过的，有时利用这段时间向首相质询。她和邻居们定好轮流去学校接孩子，轮到她在下午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她常常让自己的秘书代劳。除了这一系列活动外，她还要挤出时间去理发。每次理发时，她都要把秘书带去，以便她坐在头发烘干器下时，口授一些东西让秘书来记录。每个月里，她都要抽出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时间前去她自己的选区——芬奇利选区出访，那时，她同她的选民直接见面，选民可与她单独讨论一些问题。
撒切尔夫人当上议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闻界打开了议会的大门。在撒切尔夫人刚当上议员时候，新闻记者没有权利参加地方议会的会议，偶尔被允许参加会议，也是一种照顾和恩惠。撒切尔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新闻界的拥护。
很多人都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个“幸运”的政治家，然而，这只是表面现像。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幸运是机会加条件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机会。对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的人来说，机会来到了眼前，他也是抓不住的。而玛格丽特早就具备了成功所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做了抓住机会的准备。她到议会没有几个星期，机会就来了。议会的工作方式是：在每一届新议会开始工作时，后座议员即在内阁中没有职务的议员，都要将自己的名字定在一张标签上，然后投入抽签箱里，以便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后座议员向议会提出议案的前后顺序。可是，由于时间很有限，在每次会议上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发言机会的议员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个人。正因为这样，很多议员在得到发言机会上都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他们只管把自己的名签丢进抽签箱，很少考虑如果自己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时将提出什么样的议案。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然而，出乎她的意外，这次在抽签中她却名列第二。机会来得这样突然，以致于她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提出什么有关某个紧迫问题的议案，以争取别人对自己设想的支持，也不可能做必要的研究工作，以使自己的建议更合理，进而能为提出这个建议发表一篇精彩的演讲。在略加考虑后，玛格丽特决定提出一项主张新闻界人士有权参加地方议会的议案。这一招很高，吸引了新闻媒介，从而得到了它们的广泛报道。撒切尔夫人在认识、利用新闻工具的价值方面，一直都很敏锐、果断。
撒切尔夫人把这个议案称为“公共团体”议案。提出这项议案成了她在议会中的处女演说。她的演说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下院发表的。当时，议会有个惯例，即后座议员的议案要在下院比较平静的时候提出，而星期五的下午正是这样的时间，因为这时很多议员都早早退席回家去度周末去了，议会大厅里显得冷冷清清。不过，玛格丽特的议案使很多议员都感兴趣，那天参加会议的议员很多，比平常参加这个时间的会议的人多得多。玛格丽特没有像很多人通常做的那样，在发表处女演说时唠唠叨叨地讲一大堆套话和废话，诸如“能代表芬奇利选区在这里讲话感到非常荣幸”等。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谈及实质问题，并且至始至终都紧扣主题。她讲了27分钟，其间没有看一眼讲稿，博得了在座的议员们，包括反对党议员异口同声的好评。他们称赞她的演说“是前座议员演说的水准”，“讲得明白流畅，令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钦佩”，“同她一起进入1959年这届议会的其他新议员大概无人能超过她的这篇处女演说”。不过，对她提出的议案的内容，议员们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经过各常设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和一番扯皮之后，玛格丽特的议案被作了修改，然后重新提了出来。新议案不仅使新闻界人士有权参加会议，而且使公众也有权参加会议。
其实，“公共团体”议案不完全是撒切尔夫人的主意，议案的动机也不完全与新闻界有关。保守党在1959年的竞选宣言中就提出了这样的措施。撒切尔夫人不过是信手拈来、借花献佛罢了。她的这一举动实际上帮了政府、尤其是议会的组织秘书们的忙。保守党当初提出这样的主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宗旨是削弱工会和工党的势力，而新闻自由仅仅是个次要目的。当时的背景是这样：1958年，新闻界在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但仍有一部分记者为报社工作，客观上分裂了罢工活动，于是一些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通过决议，拒绝这些记者来议会采访，以此来声援新闻界罢工。保守党抛出新闻自由的主张决不单是为了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而主要是为了反工党之道而行之，目的是瓦解罢工，削弱工会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工党，以及工党所控制的地方议会的势力。当然，撒切尔夫人的议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新闻问题，它在议会中所引起的辩论也纯粹是围绕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个问题展开的。
这个议案的提出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胜利。这使她名声大噪，因为她的议案引起了舰队街(英国报业集中地)的注意。舰队街在做新闻报道时，对女政治家的偏爱大大超过男政治家。她的照片同人们最感兴趣的报道以及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访一起刊出。撒切尔夫人一直很乐意报界对她进行宣传。早在她政之初，她就曾不厌其烦地把达特福晚报和伦敦晚报上有关她的消息剪下保存起来。有一次，她把这些剪报摊在地板上，给一位来访的朋友看。但是，在进入议会后，她的这种兴趣开始减弱。在下院，有一个收费的剪报服务处，专门向议员们提供报界刊登的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参考材料，但是玛格丽特没有订阅这些材料，她只是保留极少数她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此外，她还让她的父亲收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她的材料，并将它们保存起来。父亲当然愿意干这种事情。“公共团体”议案证明了撒切尔夫人的演说才能。该议案的补充和修改也说明了她是一个为了党的利益愿意做出让步的折衷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该议案的提出表现出了这位女议员对保守党事业的忠诚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敏锐。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才能很快得到了保守党领袖的赏识。1961年10月，也就是她8岁的宝贝儿子马克被送进寄宿学校的一个月后，麦克米伦首相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召见了她，让她在政府中首次担任一个低级大臣的职务。开始，她还以为首相可能要她准备一篇向女王表示效忠的发言稿，或征求她对发言稿的意见，因为女王就要在议会发表讲话，而每次讲话后，议会总要有一篇表示效忠女王的发言。出乎她的意料，这次是让她出任低级大臣，这是她的一个不小的成功。
在年轻有为的新议员中，她是首批得到提升的人之一。她的提升一方面是她努力工作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她的女性优势也起了很大作用。她这次所担任的职务是预算部低级大臣，她的前任是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夫人。玛格丽特自己曾对人说，她的晋升得益于她的女性身份，因为她的前任也是位女性。当时的传统是，男性所把持的政府里要有几个女性做点缀。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中女性不多，而像玛格丽特这样漂亮的女人就更少，麦克米伦提升她主要是为了提高他的政府的形像。所以她比其他年轻议员都幸运。她刚被提升后，她的顶头上司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有些瞧不起她，以为她仅仅是凭漂亮的脸蛋才上来的。然而事实表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谙熟税务，对工作热心，完全能够胜任低级大臣繁杂的工作。当然，女性身份也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因素，它在使撒切尔夫人尽早开始前座议员的政治生涯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当后座议员的两年中，除提出“公共团体”议案外，撒切尔夫人还参与了若干有争议的问题的辩论，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对要求恢复使用肉刑的刑事法议案的辩论。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她得到了“反动分子”的称号。她向议会刑法常设委员会清楚地表明，她没有时间同那些关心罪犯出路的假慈悲者进行辩论，那些人最关心是使罪犯获得新生，而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百姓不受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型年轻罪犯的危害。这些新型犯罪分子纯粹是“为了暴力而使用暴力”，“他们以让别人痛苦为乐趣”。撒切尔夫人认为，对于这种人，只能给他们两个选择：坐牢或服劳役。
1961年春天，撒切尔夫人参加了反对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提出的预算案的斗争。她对劳埃德提出的削减附加税的方案表示欢迎，因为这时对那些希望重新出来工作的已婚女教师有利。但是，她尖锐地指出，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妇女缴的税，比欧洲任何国家妇女都多，她们的纳税负提仍然很重。她竭力反对增加对公司的征税，因为这会引起通货膨胀。她引经据典地说明，国内税收法已经做出规定，政府不能对赢利资本征税。
那时候，玛格丽特在每次演说前，都要认真做准备，亲自进行各种调查研究。所以她经常在下院的图书馆里长时间地工作，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她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事事都做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一直是她的长处。不经充分准备，她是不会轻易就某个问题发言的。玛格丽特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本领，这就是留心和记忆数字的能力。她能在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报告中找出有用的东西，记住有关的重点。她习惯用普通的书写方法起草讲稿，然后把小标题列在一张纸上，放在边上作为发言提纲。其实，她在演讲时，根本就不用看讲稿，除非需要引用一大串数字时她才看讲稿核实一下。她是一位善于在辩论中使用数字的行家，常用一连串的数字、统计数据把反对党搞得眼花缭乱、一筹莫展。对她列举的数字和数据，谁都无法提出争辩，因为他们通常也弄不清楚她所引用的东西是否准确。她在演讲时，总是信心十足，然而在发言之前，她心情总是很紧张。这是她的一个弱点，后来一直也未能克服。
撒切尔夫人在预算部任低级大臣时，其工作既涉及财政问题，又要涉及福利问题。总的来说，她对那时的工作是满意的。就在她任职后的一个月，她就在预算案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第二年3月，她又以一名低级大臣的身份首次在一项重要的辩论中发言。这次发言主要是对工党提出的一项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答辩。工党认为，政府未能在增加养老金方面提高预算，并对此深表遗憾。撒切尔夫人对这次答辩做了充分准备，她把1946、1951、1959和1962年这4年的养老金数额做了比较，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家庭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计算，列举了养老金总开支以及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总额，还把英国在养老金方面的开支与外国做了比较。发言那天，她站起身来，向议员们高声宣读了这一长串统计数字，与会者听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
低级大臣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同所在部的文职人员一起埋头于各种事务。但所到的荣誉却很少，他们在各个部里被淹没在一般幕僚人员中，不能经常参加议会的活动。预算部的事务很繁重，公务人员每天要接待数百个前来发牢骚或者询问国民保险及国家资助事宜的人，这些问题最后都得由低级大臣来处理。撒切尔夫人对这个职务本来不是很感兴趣，她也没有做出令人难忘的成绩。但是她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也很懂行。她的第一任上司博伊德·卡彭特很快就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他说“我再也不能小看她了。社会保障事务牵涉到异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她一上任就显示出对这一专业的娴熟和应付艰苦工作的能力。这使我和同事们感到震惊。”
撒切尔夫人到预算部来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部内的不少官员都反对她来任职。如艾利克·鲍耶爵士曾怀疑，一个有孩子的年轻母亲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做她本职工作。20年后，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她总是仪表整齐，她的发型似乎是花了一个早晨才做出来的，她的衣着似乎是花了一个下午才精心打扮出来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做的事情比她的前任只多不少。
在60年代初期，歧视女性是白宫官员的典型特征。他们刚愎自用，以国家的统治者自居。而低级大臣的地位又处在政府官员(指与执政党进退的官员，而非文官)的底层。所以，高级大臣瞧不起她这个女低级大臣是可以理解的。撒切尔夫人以前对白厅世界不了解，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很难忘记官员们对她的冷遇。
在担任低级大臣期间，撒切尔夫人印像最深的是，幕僚人员对辩论不感兴趣。他们缺乏创造力，只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保证自己的部门平安无事。预算部几乎不涉及政治危机问题，也不需要制定重大的决策，所以该部很少召开探讨长远政策问题的会议。她在该部干了3年，内阁大臣也换了3个。在这3年间，她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幕僚人员是如何应付内阁大臣的。她注意到，幕僚人员在提出建议时，总是想法迎合大臣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内阁大臣喜欢什么，他们就提出什么建议。撒切尔夫人长期对文官的不信任感，就是在这时播下的种子。
撒切尔夫人当上低级大臣的第二年换了秘书。她原来的秘书帕迪因为结婚不得不离开了她。代替帕迪的是与她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黛安娜·鲍威尔。帕迪曾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但在她离开撒切尔夫人之前，已只能为撒切尔夫人一人当秘书了，因为感到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时间不够用，尤其是为像撒切尔夫人这样总是紧张工作的议员当秘书就更是如此。黛安娜以前一直兼任梅根·劳埃德·乔治的秘书，在帕迪度假时也曾替她给撒切尔夫人做过事，因此，黛安娜和撒尔夫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黛安娜比撒切尔夫人年长10岁，她俩共相处了7年。两人的工作关系非常好。后来帕迪同撒切尔夫一家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当帕迪婚后一年生下他们的女儿罗斯玛丽时，他们特意请卡罗尔·撒切尔夫当孩子的教母。此前在帕迪举行婚礼时，还曾请了卡罗尔当女傧相，只是由于卡罗尔过分激动和紧张而在婚礼前病倒了，所以那天只好呆在家里。
1961年后的两年间，英国政治处于很不稳定的时期，保守党政府困难重重。有“超人麦克”之称的麦克米伦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政府开支过多的苦果。由于他根本听不进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的劝告，彼得愤而挂冠辞职。政府开支过多，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英国的形势从一度出现的空前大好走向反面。英国经济开始衰退，失业人数上升，麦克米伦的威信急剧下降。在1960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克米伦的支持率曾高达79%，而现在却成了自张伯伦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张伯伦因在1938年签署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姑息让步、最后使英国在希特勒发动进攻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而受到人们的厌弃。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得到人民的拥护，麦克米伦向保守党内的那些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人妥协，同时，为了迫使内阁其他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也接受这一措施，他对内阁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这次内阁改组被称为“七月大屠杀”。
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5年，麦克米伦向欧共体递交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一份申请书。他这样做，是他打出的巩固自己地的最后一张王牌。麦克米伦的做法遭到反对党——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坚决反对。在1962年10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宣布，麦克米伦的行动是与英国一千年来的历史背道而驰的。一个星期后，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一，政府内务大臣巴特勒在保守党的年会上讲话，批驳了工党领袖的攻击。他讲道：“他们注重的是一千年的历史书，而我们注重的是未来。”他的发言很有鼓动性、很成功，助长了保守党的士气，得到了保守党上下的支持。然而，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这对麦克米伦及政府是个沉重的打击。
屋漏偏遭连阴雨。英国在安全方面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丑闻，弄得满城风雨，使保守党政府处境更加尴尬。其中普罗富莫丑闻从根本动摇了保守党政府的根基。1963年夏初，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被指控同克里斯廷·基勒小姐关系密切，而基勒又与俄国大使馆有着微妙的关系。起初，普罗富莫在下院公开否认了此事，麦克米伦也正式表示相信他的话。可是，几天之后，普罗富莫又承认自己在下院撒了谎，并辞去了大臣职务。那些受了欺骗的议员，特别是反对党议员怒不可遏，向执政的保守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保守党后座议员们则掀起了一场“迫使麦克米伦辞职”的强有力的运动。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保守党年会，在会议召开前夕，麦克米伦因身患重病，辞去了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职务，倒阁运动没费什么力气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在挑选保守党新领袖问题上，保守党年会陷于混乱。有好几个人出来竞争党的领袖职位。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人有：内政大臣拉布·巴特勒，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和枢密院院长黑尔什姆勋勋爵。还有一位竞争者是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霍姆在下院和内阁中的支持者最少。可是，麦克米伦却垂青于霍姆。当时，保守党内挑选领袖的制度极不民主，完全由党的几个元老和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所构成的“神秘圈”来操纵，其中现任领袖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现任领袖都要首先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而且一般都尊重内阁多数人的意见。当时，巴特在内阁中支持者较多，撒切尔夫人也支持巴特勒。然而，麦克米伦却觉得他不够顽强，而且在党内缺乏足够的支持，不适宜提任党的领袖的职务。麦克米伦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选择了霍姆。巴特完全可以向麦克米伦的决定提出挑战，并有可能取胜。然而，为了保守党的团结，他作出了让步，接受了麦克米伦的选择。
这样，霍姆勋爵便于1963年10月18日出任保守领袖并担任英国首相。
然而，霍姆时运不佳，他上任后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大选，结果败给了工党领袖威尔逊。原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去世后，工党选出了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是位足智多谋、能力超群的政治家，相比之下，霍姆则显得逊色多了。在大选中，威尔逊把保守党统治的13年说成是“被浪费掉的13年”，他向英国人民保证要把英国从“13年保守党治理的衰败中”解救出来，让人民享受到人类现代科技的成果，使他们有一位英明的领导人。1964年10月的大选结果是，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员的下院中仅以4个席位的多数险胜保守党，威尔逊成为英国首相。霍姆仅当了一年首相和领袖就使保守党遭到下台的厄运。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选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能像1957年那样轻而易举地取胜。其原因是自由党人的插足。芬奇利选区犹太人较多。当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拒绝让那些没有在出入证上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人去参加活动。该选区的自由党人对此大加利用，将此事渲染成是保守党的种族歧视政策。保守党在种族问题上确实没有自由党那么开明，党内许多人持有种族歧视观念，尽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没有表现出来。自由党吸引了很多犹太居民的选票，它的候选人对撒切尔夫人的多数地位形成了严重威胁。自由党在芬奇利选区对保守党构成有力冲击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59年夏天，当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作为20人中之一竞争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时，保守党在这个选区的情况就不太妙，它在该选区议会的席位迅速地丢给自由党。每一位将要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制止这种颓势。当时，只有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对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她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走上街头，同他们进行斗争。做一真正的保守党人，相信最后必定会胜利。”她果然成功了。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同样以上次大选时的精神投入了竞选工作。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工作人员都觉得与撒切尔夫人在一起竞选很累，她总是大街上东奔西跑，一会儿在这家坐坐，一会儿又同那个人握握手，或是向坐轮椅的人间长问短。她什么时候都是情绪激昂、风风火火，走街串巷，行动快如闪电。有时，她还会停下来同店主谈论物价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带着秘书黛安娜去进行这些游说活动。有时在午饭时间，她们就在一起到小酒店吃饭、喝啤酒。有时还与她的代理人罗伊·兰斯顿以及竞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保守党协会主席伯特·布拉奇，在一起喝啤酒。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又去会见选民，与他们握手、谈话，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撒切尔夫人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记住人的名字和面孔。这对从事政治活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种能力一般是女人的天赋，然而玛格丽特的这种天赋又特别强。在她第一次被确定为芬奇利选区候选人后的那次晚会上，在拍卖威士忌酒时所表现出的惊人记住每个人名字的本事说明了这一点。玛格丽特不仅记住了每个人的模样和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住了他们之中谁患有关节炎，谁家的住房太潮湿，谁家的女儿在南非等。更为了不起的是，她不但记得住自己选区选民的情况，而且还记得住本选区以外的人的情况。在保守党的领袖中，她是记得下院保守党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的配偶的名字和特征最多的一个人。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女性所具有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她关心人们的温饱，而且认为人们应该衣食饱暖。不管谁到她家，她总是拿出一些吃的东西来招待，即使这些食品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有时只不过是一包外国的巧克力饼干或一小块核仁糕点。她的食品柜里总断不了这些东西。她关心人们的温饱决不限于熟人。虽然她从父亲那里秉承了这样一个信条，即所有的人都应该自食其力，不应该一辈子依靠国家的照顾，但她也确实笃信慈善事业。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听说一位在精神上曾受到一系列打击的妇女生活非常困难，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的钱买了几袋食品给这位妇女寄去。
议会下院议员的主要日常工作是处理本选区的事务，如处理人们在住房、上学、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甚至像家门口的人行道是否平整这类问题。有时候，选民们写信给议员们，要求自己选区的议员代表他们为自己犯法的孩子或找不到工作的丈夫想想办法。有一次，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处理这样一个案：有位男青年想当邮递员，但邮局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在警察局登记有前科，他在10岁时曾偷过一个牛奶瓶。她还处理过这样一件刺手的事情：她所属选区的选民档拉尔德·布鲁克是霍尔本法律、语言和商学院的俄语教师，1965年初，他在莫斯科被克格勃逮捕，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把他关进了监狱，并且不允许英国领事馆的人见布鲁克，也不具体说明指控布鲁克的罪名的性质是什么。撒切尔夫人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一再敦促外交部采取措施，并在下院带头抗议苏联人的这种做法。后来，苏联终于释放了布鲁克。这是一起异乎寻常的案子，撒切尔夫人因而赢得了赞誉是理所当然的。撒切尔夫人确实喜欢做普普通通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福利性工作。就是那些厌恶她的政治主张、决不会把选票投给她的选民，也不得不承认她是该选区一位非常出色的议员。
1965年，保守党领袖再次易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1964年大选失败后，失去了担任保守党领袖的雄心壮志和兴趣。而当时工党政府的首相威尔逊在选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咄咄逼人。保守党的一些议员开始酝酿改换领袖。他们大声疾呼霍姆的形像不佳，不能同威尔逊相匹敌。而霍姆则有自知之明，干脆宣布辞职不干了。这时，保守党对1963年改换领袖时所出现的不合理现像仍记忆犹新，强烈要求改革领袖挑选制度。在霍姆退任前，由他领导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制定一种由下院议员选举领袖的制度和办法。霍姆设计的办法主要点是进行多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者除需要得到多数选票外，还必须比得票第二多的人多得15%的票数；如果竞争者中无人满足这个要求，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没有15%多数票的要求，得多数票者即可当选，而且在第二轮投票中新的竞争者还可参加进来；如果第二投票还无结果，就要举行第三次投票，第三轮投票仅限于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的头三名竞争者，而且竞争者不可退出；如果第三轮投票仍无结果，就要进行第四轮投票。当然，按照这个办法，第四轮投票极少发生。
1965年7月参加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共有3人，他们是爱德华·希思(前劳工和掌玺大臣，英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金纳德·莫德林(前财政大臣)和伊诺克·鲍威尔(前卫生大臣)。撒切尔夫人投了希思的票。虽然希思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规定的15%的多数，但是莫德林和鲍威尔在第一轮投票后宣布承认希思获胜，又没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所以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样，希思就成为第一位由正式民主选举产生的保守党领袖。
从出身背景看，希思同撒切尔夫人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两人都是从文法学校毕业，都不是英国国教徒，都出身卑微，说话都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从家庭出身看，希思还不如玛格丽特。希思出身于典型的工人阶级，他的父亲威廉·希思是个木匠。威廉·希思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奢望，这一点就不如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爱德华·希思完全是无政治和社交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1972年，威廉·希思曾对儿子的传记作者玛格丽特·莱思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家庭，无法改变自己的境遇。”当然，希思的家庭也同玛格丽特家一样信奉着某些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勤俭、整洁、重视教育等。希思和撒切尔夫人还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的经历，这就是两个人都从牛津大学毕业，都担任过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当然，两人也有很多不同点，比如在对待自己的出身上，玛格丽特始终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而希思则终生都在为摆脱自己的身世而努力。
希思的成功表明，领导代表上层社会利益政党的人不一定是上层社会出身的人。保守党本来是个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极强的政治组织，这对像希思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是个很不利的因素。然而，到了本世纪60年代，传统的社会模式已经破裂，英国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保守党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很多保守党人都认识到，要想不使保守党衰落下去就必须破除陈腐的门第、等级观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可以说，希思在保守党历史上开了一个先河，也为后来撒切尔夫人的成功扫除了一些障碍。假如保守党人当年不让木匠的儿子希思担任领袖，那么10年后，他们也很难接受杂货商的女儿为领袖。
希思具有非凡的天赋。除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外，他还是位相当有水平的乐队指挥，此外，在写作和航海上他干得也很出色。然而他的一大缺点是不善交际，尤其是讲话时口音很重，好像口中含着一个东西，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这使他不善交际的特点更明显。
虽然撒切尔夫人与希思一直交情不密，但她很赞赏希思，经常提到希思待她如何如何好。也确实这样，在希思当政期间他给撒切尔夫人提供了许多机会，他让她在影子内阁中担任过多种高、中级大臣职务，使她有机会看到许多部的工作情况，以及各个部所存在的问题。这对她将来极有益处。她在5年中的这番经历比一般政治家15年的经历还要丰富。
在这个时候，希思已认识到这个女人对他自己地位的威胁。在提升她之前，希思曾问吉姆·普赖尔，“秉公办事的女人”是谁，普赖尔向他推荐撒切尔夫人。希思沉默良久才回答道：“是的。怀特洛也认为她是最有能力的人。但他说一旦她出人头地，我们就别想对付她。
1969年10月，希思任命撒切尔夫人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这个职务使她有机会接触政府各个部门，并在议会经常亮相。
总的来看，在希思任保守党领袖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从一个低级大臣很快成长为一名保守党影子内阁成员，直到成为属于政府决策圈内的教育大臣。而这一阶段开始时，玛格丽特正好40岁，进入不惑之年。
第九章 女部长
1966年，也就是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执政后的第3个年头，希思任保守党领袖后的第2个年头，英国又举行了大选。大选于3月举行，距上一次大选才17个月。工党之所以在执政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举行新的大选，主要是因为上次大选，工党仅以微弱的4位席多数获胜，这样微弱的多数使得工党在议会内不占有绝对优势，很难通过工党提出的各种议案和法律。而在1966年初，工党政府的威望正处在顶峰状态。威尔逊政府宣布的新政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运用新技术浪潮席卷全国，给英国带来了繁荣昌盛、光明灿烂的新前景。同时，哈罗德·威尔逊本人也给选民们树立起了精明强干、能言善辩的形像，深得人心。与工党是情况相对照，保守党却困难重重，声望很低。威尔逊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宣布举行新的大选。工党提出了很能鼓动人心的口号：“工党是卓有成效的，工党可以拯救英国。”从竞选一开始，工党就占了上风。结果，工党获胜，并且取得的议席数比保守党多97个，在议会中具有绝对优势。威尔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保守党的这次失败对撒切尔夫人没有什么影响，她保住了她在芬奇利选区的席位。
从这次大选一开始，保守党人就信心不足，大多数保守党候选人都预料到自己根本无法取胜。这次大选，实际是一场经济政策上的竞争，双方都在经济问题上互相攻讦。工党指责前保守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应该对财政收支出现7.5亿英镑赤字负责。工党为了便于争辩，把7.5亿四舍五入改成8亿。与此同时，工党吹嘘它自己的经济政策很有成效。然而实际情况是，工党执政期间虽然收入增加了，但生产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但老百姓只对眼前利益感兴趣。保守党提出了“要有实际行动，不要只说空话”的竞选口号，但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工党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向选民保证，在下一度的财政预算中不增加个人所得税，这一许诺对选民更具有吸引力。而工党财政大臣果然没有食言，他为了达到既让政府得到税收又不违背大选时的承诺的目的，提出了一套向雇主征税的办法。具体做法是：雇主们要按照领取工资的雇员名单，为每个雇员自动付出固定的税款，过6个月后，政府再退还雇主付出的税款。工党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在税收政策上，保守党一贯向所有的人征税，表面上看是一视同仁，实际上是维护富人的利益；而工党则经常是向富人征税，有点动富济贫的味道。
在这届议会复会之前，撒切尔夫人被安排在影子内阁中负责财政事务工作，在伊恩·麦克劳德手下。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准备对工党政府拟议中的财政预算案进行反驳。撒切尔夫人离开议会独自去做准备工作。3个星期后，她回到了下院，胸有成竹地参加预算案的辩论。当工党财政部秘书长约翰·戴蒙德对向雇主征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及其优点大加赞扬时，撒切尔夫人先是耐心地听着，然后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反驳工党的议案。她像发珠炮似地嘲笑戴蒙德和他的税收方案。她抨出这个税收办法实际上是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结果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她慷慨激昂地说：“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和十足的瞎说八道！我认为财政大臣需要一个女人来帮助他管理财政部。”撒切尔夫人接着讲道，她查阅了自1946年以来的每次预算讲话和每一个财政议案，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财政大臣包括最舍不得花钱的财政大臣都会向社会作出微小的让步，然而现在的财政大臣卡拉汉却是个例外。她的发言使周围的人都感到震惊。
撒切尔夫人的这次演讲很成功，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工党的发言人戴蒙德先生受到沉重打击。在当年晚些时候，撒切尔夫人又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再次抨击了工党的税收方案，其言辞激烈之程度不亚于在议会上的发言，从而引起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在撒切尔夫人攻击下，当工党政府的税收方案在同年秋天再次提出时，其内容已经作了很大的修改。
撒切尔夫人觉得，发表演说，特别是下院发表的那种带有激烈辩论色彩的演说，很是令人心情振奋，因为发言时可以看到演说的效果和别人的反应。在下院中进行辩论时，很多议员都慷慨激昂，情绪激动，甚至有时相互辱骂。对于所受到的这种辱骂，撒切尔夫人都能够正确对待，不去介意。在这一点上，她有男子汉的气概和一切有成就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阔胸怀，能很快就把这些辱骂忘在脑后，好像与自己不相干一样。一旦走出议会，她可以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同那些辱骂过她的人在酒吧里喝酒聊天。然而，如果她要是在议会大厦的走廊里或大街上受到辱骂，就会感到很伤心，对之铭心刻骨。
撒切尔夫人在对立政党阵营中也有几个朋友，最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麦金托什先生。他是工党在贝里克和东洛锡安选区的议员。在他们两人还都是无足轻重的后座议员时，麦金托什就经常找她作伴。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的前座议员后，麦金托什把她看成是一位良好的“拳击练习的对手”。每当他要在议会发言时，他都会打电话给撒切尔夫人，告诉她自己在演说中将讲些什么，以便让她有所准备。
撒切尔夫人有时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保守党议会党团通知她准备在议会中发言，而准备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有一次，她正在吃午饭，突然接到通知，让她下午第一个发言，因为原来安排好的发言的人生病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从不慌张，只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集中自己的精神构思一下，再在一张草纸上简单写下几句发言提纲。这就行了，到了下午，肯定有一个出色的演讲。
撒切尔夫人有遇事不慌的素质。无论是工作方面的事还是家庭方面的事，她不惊慌失措。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也从不说无益的后悔话，也不随便埋怨别人，而是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比如，她第一次去美国时发生的护照过期事件就充分体现了她的这种素质。那次她是作为英语演讲联合会的成员去美国。她非常兴奋，这是她有生以来出国走的最远的地方。她第一次出国是蜜月旅行，从那以后，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瑞士。她们全家曾去瑞士滑过雪。这次去美国，她很重视，提前许多时间就来到希思罗机场。丹尼斯和她的秘书黛安娜都来送行。当他们检票进入候机室时，玛格丽特突然发现自己的护照过期了。在几周前，黛安娜就说曾提醒过玛格丽特护照是否有问题，她没有往心里去。这只能怪她自己。丹尼斯有点沉不住气，而玛格丽物只是说了句自我检讨的话，便同黛安娜一起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返回伦敦。与此同时，丹尼斯在机场给护照签证办事处挂了电话，把情况告知对方，让签证处事先做好准备。不到30分钟，玛格丽特就在签证处办好了手续，然后奇迹般地登上了原定的飞机。
撒切尔夫人在1966年那次关于预算案的辩论中曾说过财政大臣需要一个女人来管理财政部的事务，虽然当时这纯属辩论言辞，是对工党发言人的挖苦，但是这也的确反映了她当时在政治上的抱负，就是当英国第一位女财政大臣。她与黛安娜常就那番话开玩笑，她常说：“等我当了财政大臣时……”然而，她没有当上财政大臣，只是在财政部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她在财政部工作的时间比她等待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当了20个月的影子内阁财政和经济事务发言人后，撒切尔夫人被调往担任影子内阁的燃料和动力事务发言人。她对她的财政部工作的20个月感到很满意，这主要是因为她和她的上司相处得很融洽。伊恩·麦克劳德先生对她很信任，她也感到同他在一起工作十分顺心、愉快，而且他的信心和信念也很令她钦佩。
撒切尔夫人在1976年到影子内阁燃料和动力部任职时，正好赶上议会辩论亚伯凡惨案问题。她及时地参加了这场辩论。在威尔士的一个矿山小村附近，堆积如山的煤渣突然倒塌，将这个小村的一所学校埋在矿渣之中，压死了116名小学生和28名教职工。撒切尔夫人对这个惨案感到十分震惊。她在发言中说：“我还记得那个训斥了儿子几句，然后送他上学去的母亲的样子。那天上午，人人都焦躁不安，事后，他们都后悔在与亲人离别之前没有同他们说几句亲热的话，我相信，从那天起，那个母亲永远忘不掉送儿子上学时的情形，以及同他生离死别的懊悔。”她自己是一位母亲，完全能够理解那位她提到的母亲的心情。
1968年10月，保守党召开年会。这时，撒切尔夫人已被调到影子内阁运输事务部工作。保守党年会主持人邀请撒切尔夫人前去保守党中央政治中心会议上做年度报告。该中心是保守党中央组织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其任务是负责把保守党领导层的重要思想和观点传达到基层。能被邀请到这里做报告，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很多保守党的重要人物都是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做过报告的杰出人物有拉布·巴特勒、昆廷·霍格，还有玛格丽特青年时一度十分钦佩的爱德华·鲍威尔爵士。撒切尔夫人正在步这些人物的后尘，跻于他们的行列。撒切尔夫人这次报告的题目是《政界的问题在哪里？》，这篇报告实际上是申明了她的基本信念。她的这种政治信念在过去15年中几乎没有一点改变。她明确地认为，政府对人民的生活干预太多、官僚主义太严重，是目前政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她进而提出主张，“必要时，应该通过征税刺激的办法来鼓励人民通过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撒切尔夫人对威尔逊的工党政府所推行的物价和收入政策表示深恶痛绝，认为工党政府的关于有权决定应该增加哪些人的工资和薪水的设想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她接着阐明了自己的收入观点：“人民要求增加收入的想法没有任何错。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希望提高自己的家庭生活水平，使自己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提高机会，这种愿望是很好的、无可非议的。只有那种只想有获得而不想有付出的想法和做法才是错误的。”
接着她又援引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话为论据：“唯一配得上自己称号的做法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寻找我们自己的利益，条件是不剥削别人的利益，也不妨碍，别人为获得这种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只有互相忍让，以对大家都有利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强迫每个人为了其他人的利益生活，人类才会成为更加伟大的受益者。”
最后她指出：“只有对想做的事情坚信不移，否则没有哪个大党可以生存下来。仅仅得到勉强的支持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人民的激情。”
虽然撒切尔夫人在政治生涯中不断取得进展，但她从未像超级新星那样大放过光彩。人们承认她办事能干，工作勤奋，但不认为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在许多情况下，一些组织邀请她去发表演讲，只是出于人们对妇女发表演讲有一种好奇心，再说这种邀请的次数也不是太多。当时，保守党内妇女并不多，在下院里依旧是男人一统天下，而且很多议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撒切尔夫人最杰出的前辈是弗洛伦兹·霍斯伯格，她在妇女跻身政界方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但是她的年龄比玛格丽特大得多，而且从未显示出女性的气质，不是因为是女性才出名的。与霍斯伯格相反，玛格丽特则不遗余力地保持自己女人的气质。她讲究衣着，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每一件新衣服。在那时，她可以随便逛商店，买衣服，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大多实现成的衣服，不过，也有一些是她的姐姐玛丽亚穿过送给她后经自己改制的。
1969年10月，撒切尔夫人又得到了晋升。希思任命她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接替爱德华·鲍威尔爵士的职务。撒切尔夫人在教育方面的主张可以通过她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这件事反映出来。当时马克已进入哈罗公学读书，卡罗尔则进入了伦敦的圣保罗女子中学学习。当时，教育界的问题很严重，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对教育质量下降日益关切，大学里经常出现学生闹事的现像。工党在1964年上台执政时曾保证：在中等学校取消淘汰和开除学生的做法。在1966年大选政策声明中，工党又保证要废除11岁考试制。这种考试制度就是对儿童在11岁升入初中时进行甄别考试。这种制度实行的结果虽然有利于促进小学的教学质量，但却使许多学生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工党政府还承诺要在中等学校实施综合教学。虽然工党继续执政后由于没有经费而没能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改革，但是大多数地方当局却就如何对本地区的学校进行改革提出了长期规划。当撒切尔夫人出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时，当时的工党教育大臣爱德华·肖特正打算通过一项强制性综合教育法案，用法律手段迫使那些不愿提出教改计划的地方当局提出它们的计划。
撒切尔夫人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后就明确表示，保守党将竭尽全力反对肖特的提案。同时她又表示，她本人并不反对在某些地方采用这个议案中的某些主张。她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说，“确实，我知道许多父母很喜欢这个议案。我决不会去改变那些早已存在并且是合理的计划，我不是一个反动分子。”但是，她本人原是文法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最不愿坐视别人去摧毁曾给她一生的发展带来机会的那种教育制度。爱德华·鲍威尔爵士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他对工党的议案的反应不是那么强烈，而且还表示基本上同意工党的计划。他的这种态度遭到保守党内很多人的不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文法学校毕业的保守党领袖希思，在改组影子内阁时就把他踢了出去，换上了另一个位从文法学校毕业的人。撒切尔夫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保守党参加下届大选准备教育方面的竞选纲领，虽然大选的日期尚未确定。
工党政府虽然经过1966年的大选，在议会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它却很不顺利，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最后威尔逊不得不屈服于要求英镑贬值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工会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而且仍在无休止地发展。本来与工党是一家人的工会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和工党政府作对，使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威尔逊企图采用法律手段来削弱工会的权力。他提出一个法案，规定罢工必须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以此来限制工会领袖们在决定罢工问题上的无限的权力。可是，威尔逊的提案却被工党自己否决了。工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斗争和分化。
由于英镑贬值对于恢复人们对英国经济的信心暂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70年6月已经开始出现成效，英国经济形势好转，全国上下都感到乐观。威尔逊决定抓住这个时机，提前举行大选。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各种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居领先地位。然而，这种暂时的好景像抵消不了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在投票不久，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的统计数字，结果对工党十分不利。公布的数字表明，在工党执政期间，贸易出现严重逆差，失业人数增加，由于罢工而造成的工时损失创了历史最高记录。
与此同时，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则提出了更能鼓舞人心的竞选纲领。早在这一年二月份的一个周末，保守党的影子内阁成员、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的高官员在塞尔斯顿公园饭店召开会议，确定了保守党政治、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主导思想是抛弃传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让企业自由竞争，充分发挥企业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这之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有人把这一阶段的英国政治称为“共识政治”时期。不过希思执政后，并没有按塞尔顿会议的方针办事，继续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引起一些保守党人的不满，这些人于1973年组成了党内派组织——塞尔斯顿集团。
在竞选中，威尔逊利用保守党二月会议的会址大做文章，称希思为“塞尔斯顿人”，其用意是说希思代表了过去的保守党陈旧的准则。威尔逊试图用这个手法将希思说成是阶级分化、贪得无厌和软弱无能的像征。然而，威尔逊的攻击未能奏效。希思的纲领吸引了选民。希思保证要实行一套新的治国办法，要同过去政策决裂，并宣称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向选民许诺，庞大的官僚机构、政府强制实行的工资冻结以及社会主义对人民生活的干预都将由于这一革命而不复存在。希思还提出了非常鼓动人心的竞选口号，这就是：“自力更生！”选民们对这个口号反应强烈。
保守党的竞选工作做得很成功，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反败为胜。投票结果是保守党以30席的多数战胜了工党，爱德华·希思入主唐宁街10号。
希思当上首相后，任命撒切尔夫人为教育大臣，即教育部长。她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二个女内阁大臣。第一位就是她在教育部的前任，已故的弗洛伦斯·霍斯伯格，不过她的政治声誉可不太好。她在1951—1955年温斯顿·丘吉尔的政府中任教育大臣时采取了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因此被人说成是“长着一副能毁掉成千项奖学金的面孔的人”。
然而对玛格丽特来说，她是喜中有悲。对她的一生影响最大，她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位良师，指导她从小城格兰瑟姆走进威斯敏斯特宫的人，她的父亲，却没有能活着看到她成为内阁大臣。罗伯茨先生于1970年去世，离他的女儿成为内阁大臣不过只有数月。他在去世前已久病不愈，玛格丽特也知道他老人家不会拖得太久。尽管如此，他的死讯对她仍是个沉重打击。罗伯茨先生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玛丽亚打电话把噩耗告诉了卡罗尔，待玛格丽回家时，卡罗尔又把这一消息转告给她。玛格丽特闻讯径直赶往格兰瑟姆。罗伯茨先生的遗体就在当地火化，他的骨灰埋在陵园里。玛格丽特非常怀念她的父亲，直到她后来当了首相，还经常提起他，而且总是怀着一种亲切而又敬慕的心情。她一生中感到最大的憾事是，父亲未能亲眼看到她取得的成就，即出任内阁大臣，当然也包括她成为首相。9年后，她第一次入主唐宁街10号的第一天，就去祭拜了她的父亲。
她曾赞扬她的父亲道：“他把我培养成人，使我相信我所笃信的一切，他的教诲是我在竞选中所遵循的准则。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一个小城市以及一个普通家庭所学到的教诲，恰恰是我赢得这次大选的有力武器。我能有今天，几乎都应归功于我的父亲。”
罗伯茨先生去世后不久，玛格丽特的秘书黛安娜辞去了工作。黛安娜年迈的父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她已照顾他多年。黛安娜退休时已55岁，一直生活在伦敦，对大都市的生活已感到厌倦。她卖掉了全部家产，搬到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居住。辞掉秘书工作，离开到格丽特，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她已忠心耿耿地跟随撒切尔夫人7年了，然而她实在是再也忍受不了城市的生活和事务工作的忙碌。
内阁大臣的待遇与反对党影子内阁大臣的待遇大不相同。撒切尔夫人从议会大楼底层那间狭窄的小房间，搬进了位于伦敦西区库宗大街的教育科学部装有空调设备的宽敞的办公室里。她有一张大写字台，电话通向数目众多的幕僚人员的办公处，他们随时听候她的差遣。她用电话下达每一道命令。她有一辆宽敞的大型轿车和专职司机。她乘坐这辆车去唐宁街10号参加内阁会议，去威斯敏斯特宫参加下院的会议，到芬奇利选区及她要去访问的任何其他地方。她喜欢到处跑，交通工具对她而言特别重要。同时她换了新秘书，新秘书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威廉斯。伊丽莎白要处理的工作比黛安娜当秘书时少多了，主要是处理有关芬利选区的事务，其他有关教育方面的事情都由教育部负责处理。
任教育大臣后，撒切尔夫人一如既往地以充沛的精力、献身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开始了新的工作。她笃信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认为对这些基本原则，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要坚信不移。这些原则是：学生必须在年满16岁后才可以离开学校；父母应该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的自由；应该为教育的各阶段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使每个孩子都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政府应该为初级教育提供较多资金，因为这它是为以后各种教育和培训打基础的，应当允许地方当局根据家长的愿望、上学路程的长短以及现有教育设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最适合自己地区的教育制度。
撒切尔夫人的信念和各种主张主要是建立在她自己的直觉和个人的经验基础上的。当然，与她来往密切及与她交谈过的人们的经验及意见，对她的主张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她在教育问题上的观点也是这样形成的。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小时候，她的父亲没有把她送进附近的学校，而是送进城镇另一端的学校，原因是他喜欢那所学校，那所学校条件好，学校肯在建筑上花钱。另一件对撒切尔夫影响很大的事例是，她在凯斯蒂文女子中学的一些朋友在14—15岁时就被迫辍学，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其原因她们的父母无力继续供她们读书。这些情况对她制定教育政策都发生了影响。
在英国，同样是内阁大臣，也有等级差别，分成三六九等。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的地位最高，而教育大臣的地位最低。这些地位比较低的部通常没有机会自由发表意见，除非得得到特别邀请，或者在辩论本部门的问题时才能发言。然而，撒切尔夫人却不管这些，她经常发言，而且所讲的问题也不局限于教育方面。这或许是由于她不懂得上述的规矩，或许是对这种规矩感到不满意。但是她有个原则，即不打无准备之仗。假如没有掌握可靠的事实和数字，她是决不会随便发表讲话的。她在发言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比内阁中在座的任何人都多、都充分。可是她的这种无视内阁中的规矩、直言不讳的做法使希思及内阁的其他成员一度很反感。希思最不喜欢两种人：一种是与他意见不合的人，另一种是女人。这两条撒切尔夫人都具备。然而，希思尽管有这些缺点，但他并不愚蠢，他清楚地认识到撒切尔夫人的才能，也看到了她对自己领导的政府的价值。所以，虽然希思不喜欢她，，但还是把她留在内阁里。当时不喜欢撒切尔夫人不只是希思一人，很多内阁大臣都对她非常冷淡，她当时确实很孤立。
直到本世纪70年代，保守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中，大男子主义情绪还十分强烈。撒切尔夫人1965年曾在艾伯特大厅对全国城镇妇女协会的五千名会员说过这样的话：“在政治方面，如果你想夸夸其谈，请教男人去；如果你想有所作为，请教女人去。”
就在她被任命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的前夕，她在保守党年会上回答了一项关于赞成妇女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利的动议，她在发言结束时引用了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话：“妇女一旦取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她就会成为男人的主宰。”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这些公开为提高妇女地位而呐喊的讲话对改变当时保守党内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撒切尔夫人心直口快，很少说违心的话，这使得她得罪了不少人，结果她在内阁中的朋友寥寥无几。她并不是牛津老校友圈子里的人，不懂得关系网内部的规矩，也没有兴趣去学习这种规矩。在辩论时，她犹如猫抓老鼠一样，不逮到老鼠决不罢休，反衬出了她的很多男性同僚只会夸夸其谈，并无真才实学的真面目。然而，这样一来，她的处境更为孤立。有时，晚上举行盛大集会，她的同僚们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吃晚餐，而她则是与丹尼斯在一起，或与一两个比较体已的同僚在一起，否则她就会处于孤身一人的境地。刚大学毕业在BX公司工作时的境况好像在重演。
丹尼斯·撒切尔虽然向来不喜欢和政界人士在一起，但是只要他能脱得开身，总是尽可能地陪同妻子参加各种活动。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妻子。每当参加聚会时，丹尼斯为不使她过于劳累，总是在聚会结束前就送他回家。那时候，丹尼斯的大男子主义也相当厉害，他总要显出自己的权威，在人们看来他是一家之主，尽管玛格丽特从来就不是一位唯唯诺诺的妻子。后来，随着玛格丽特自信心的逐渐增强，他也很自愿地放弃了这种大男子的权威。
玛格丽特自信心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与丹尼斯有关。他不愧是她一生中最好的伙伴。是丹尼斯的经济实力帮助玛格丽特开拓了政治生涯的道路，以后，又是丹尼斯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对她的坚贞不渝的感情促使她奋发向上。当然，有时候她也在知心朋友面前讲一些对丹尼斯不满的话，如抱怨他沉迷于高尔夫球，语言粗鲁等。不过，这种抱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很多结婚20多年的老夫妻都难免互相说几句牢骚的话。丹尼斯始终认为自己的妻子人品出众。有这样的丈夫作后盾，玛格丽特能经受住任何对她的冷落。
撒切尔夫人在教育部工作了3年半，这期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丈夫对她的关心和支持。当时，她不仅在内阁中处境孤立，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都不得人心。由于她的一些政策与工党更直接对立，所以她常常受到左派报纸的严厉抨击。撒切尔夫人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原工党政府的旨在迫使地方当局把现有学校改为综合学校的计划。工党提出上述计划的文件称为1966年第10号通知。撒切尔夫人废除了工党的文件，并将她的文件命名为1970年第10号通知。这个文件的内容与她在保守党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保证大体相同。然而，曾正式表示支持工党计划的全国教师联合会强烈反对撒切尔夫人的举措，并赢得了舰队街报界的支持。在地方当局把它们提出的计划报到教育部时，撒切尔夫人对各个计划都做了认真研究，然后批准了一些，否决了一些。于是，有人指控她破坏了几十所学校已有的改革计划，阻止它们变为综合学校。
在撒切尔夫人否决的计划中，有一项是萨里郡议会提出的。该议会管辖范围内的埃普索姆地区有两个很大的文法学校，其中一个为女子文法学校，另一个是男子文法学校。这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都很高，在社会上享有较好的声誉。萨里郡议会打算把这两所学校都改为综合性的学校。但是，在埃普索姆地区的80000选民中，有24000名反对郡议会的计划，其中多数都是学生家长。撒切尔夫人决定保留这两所文法学校，而且不能改变学校原有的地位。
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人马上争辩说，她在竞选纲领中曾许诺过，各地方当局可以自由决定本区的教育制度。撒切尔夫人反驳道，她当时也说过，在做出这方面的决定时，还必须考虑到学生家长和当地选民的意见，而萨里郡议会的作法显然不符合上述原则，因此，她不能改变她已做出的决定。
保守党在大选时作出的另一项允诺是减少所得税。可是，减少所得税就意味着国家必须从其他方面增加收入，或者减少财政支出，否则国家的财政平衡就要出问题。工党执政时，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曾试图通过征收正式雇员工资来弥补财政收入。而希思政府的首任财政大臣麦克劳德则主张采用削减政府开支的办法来抵消因减税而引起的财政收入的不足。伊恩·麦克劳德的目标是削减3亿英镑的政府开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教育预算。凡是需要削减预算的部门，其大臣肯定要竭力反对，并力争把减少的部分转嫁给其他部门。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她反对减少教育预算的呼声比谁都高，然而仍无济于事，教育部是地位最低的部门之一。
经过一天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教育部把要作出的牺牲降到最低限度。最主要的牺牲是，取消为7至11岁小学每天在学校免费提供3次牛奶的做法。这样，每年可以为政府节省800万英镑。撒切尔夫人后来解释说，削减教育预算不应影响学校教育质量，而取消免费供应牛奶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她认为，绝大多数家长都能够为孩子支付牛奶费，所以政府不应再负担这笔费用。政府在教育方面应该做的是干那些个人承担不起的事情，如兴办新的小学。她还辩解道：“前工党政府已取消了在中学免费提供牛奶的做法，虽然工党方面本身也有人反对这样做，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引起很大的风波。重要的是保护教育，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发展了教育。
不管撒切尔夫人的辩解看起来怎样合情合理，削减教育预算的决定还是引起了一场风波。《太阳报》带头攻击这位女部长。在一些报纸的煽动下，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撒切尔夫人被报界称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她还得了个绰号，叫“夺去牛奶的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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