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世平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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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江湖试读：
序 日暮乡关何处是
一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七十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且被疑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二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做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做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他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得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元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消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二十九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三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12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一般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怕当众放声哭出来。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有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四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侯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20世纪80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儿比。
侯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像《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五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拣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支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账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坦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吗？”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二十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道：“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六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支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精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六个。他有次扫地时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吗？”七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地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
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
在微博上他很活跃，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他，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帮忙转发、评论一下，他说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也不足以帮他们，但是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微博也是江湖，他说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感到透心的冰凉，说“有时也想把微博戒㞗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骂，一派朴诚烂漫，把剑而立，战个三百回合。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说在故乡鄂西，秋天野猪成灾，每年允许适当狩猎，分外痛快淋漓。“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
但遇到年轻人时，他会劝解，有次他说，有个骂他的人是一个大学生，子侄辈的年岁，他顺着去对方微博里看看，觉得是个贫寒激愤的青年，就发私信与他讲了一夜道理，直到年轻男孩心服。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
在大理，他带我们进山，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现早已荒废。二十几年前有个僧人一点点旧址重修。他带我们去见这大和尚，大脑袋粗眉毛，胳膊上缠着铜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
三千多米处都是深林，小寺里没电，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有个小和尚在场子上一边扎着马步，一边眼见着一个小朋友飞奔打闹着耍，眼神急死了。
大雨过后，急晴中的这座山，树叶上金光闪闪的流水滔滔流下来，有远古的本来面目。我们跟大和尚说这说那，把人家武僧当禅师了，有人问，人怎么能放下眷恋？大和尚只好说，喝茶，喝茶。
野夫看我们这么笨拙地打机锋，笑着开口解困，问寺里还有什么米、什么油，要不要送些过来。
他喜爱山林，好与僧道谈，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
旧朱红的寺门，粗糙皴裂的木门槛，楹联是野夫写的，一联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八
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咔啦啦扶起卷闸门，有几人正窝脚在榻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我打量一会儿，觉得他是腼腆不说话的人，野哥指我身边的一张桌子，说昨天那张被他喝大后踩碎了。
坐定后七八个人闲扯，拿着吉他唱歌，一路嬉皮笑脸，笑得人仰马翻。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
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管黑箫。
有人噗地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像是远处大风的喘息。
我一开始无感无触，只是拿围巾按着脸听着。
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了，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闷住的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
座下小儿女都掉了泪，只有野哥躲去一边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隐在黑暗里。
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过回忆，想起我的爱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九
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
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走前他说过一句，“你们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户了”。
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敌人也都消失的深夜，无法以酒引睡时，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
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不过，如顾随说，真正的诗人，往往就来自与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来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
是矛盾，是力，也是趣。
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
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说，野夫并不知我存在，在那样的夜里，我每默默注视屏幕，算是对他的一会儿陪伴。柴静2012年6月29日
自序 让记忆抵抗
一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装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红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画——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二
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蜷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
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三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针对的仅仅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20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惊悚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也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四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印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记，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于是，我想借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20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五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作为共产党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生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
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六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遗传给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郑世平 定稿于荷兰
掌瓢黎爷
一前些年回武昌访酒，纠集了一座文朋诗友，在某“苍蝇馆子”胡吃海喝，一时杯盘狼藉。川方言里的苍蝇馆，多半是指装修简陋，虫蝇乱飞，但总有几道独门菜，可以揽得客官回头流连的路边餐馆。
看着风卷残云七仰八翻之后，我赶着去柜台埋单上账。坐堂的乃一徐娘，施施笑曰：免单了，你们走吧。
我讶异地盯着那妩媚犹存的眉眼好奇，难道是武二哥遭遇孙二娘——可以白吃白住了吗？江湖上哪有无缘无故受人一饭之恩的，必须要讨个由头。咱不能真当武松，被施恩一顿小酒灌醉了，才说要帮他报仇蒋门神的事情。
徐娘在我追问之下，半嗔半笑地说：我们灶屋的厨头，说把账记他头上了，月底扣出来，也不知道他欠你们哪位的钱？
这一说法懵然打破我的自作多情，立马转身钻进后厨。但见一片兵刀狼烟之中，魁然立着一胖师，左手颠簸着炒勺，右手挥舞着锅铲。熊熊火光映照下的身形背影，以及那铿锵迸鸣的节奏感，顿时使我觉得似曾相识。
我走近，待他炒完一盘之际，一把扳过他的肩头。我说黎爷，你怎么在这里？他一点儿也不突然地腼腆笑说：我在这里是本分，你来这里才是稀客。怎么样，吃好了吗？
我依旧还在惊喜之中，连串发问，并质问他何以帮我埋单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见吵闹的声音像你，一看果然。想到过去同患难的缘分，这个客，那是请定了。再说也就是顺水人情，也没想过找你，更没想到还会碰到。老话说，约来不如撞来。跟你们这些文人朋友也搭不上话，也就懒得上桌去敬酒了。
我要拉着他去喝一杯，他摊开手说免了，还有客等着上菜呢。再说江湖儿女江湖见，改天单约，省得和一些不相干的人寒暄。我深知他的性格，又看他确实灶上忙着，只好道谢出来，约好再聚。二
二十多年前，我入狱分到武昌监狱，也许有人同情关照，最初竟然留在了监狱的伙房队。同批分去的犯人艳羡嫉妒，牢话叫“不怕刑期长，只要进伙房”，意思是说这里的犯人不仅活儿不苦，还能吃得稍好，毕竟是近水楼台嘛。
伙房队的犯人三十多号，要负责全监狱一千多犯人的伙食。一日三餐，外加夜班的加餐，同时还要分出六个犯人去负责干警的食堂。因此要说轻松，也只能是相对那些做苦力的分队来说。
新犯人下队，先从洗菜切菜开始。洗菜池恨不得像私人游泳池，成担成担的带泥萝卜倒进去，拿扁担捅着滚几圈，取出来就开始切。案板看着一望无涯，成排的光头每个都是雪亮的双刀挥舞，场面确实骇人。想想其中多是玩刀的出身，生怕一言不合又拔刀相向了。
切菜的叫“墩子”，没什么技术含量。炒菜的叫“掌瓢”，可能是从黑话中的“瓢把子”而来。墩子见到掌瓢的，礼数上要“下矮桩”——也就是低一等的意思。比如你抽烟，要先敬掌瓢的一支。掌瓢的只管炒菜，炒完一边歇气，墩子则要负责收拾一切残局。
监狱的灶台像砖窑，一排怒火熊熊，电扇翻卷着火苗。锅大如双人浴缸，一筐几十斤蔬菜倾泻进去，动作稍慢，下面的冒煳味儿，上面的还在滴水。掌瓢的这时都是赤膊上阵，双手使的是一把粪叉般的半月大铲，虎虎生风俨然武林高手。由于动作很大，通常那汗水也都是飞溅到锅里，或在铁锅边吱吱作响烫出人肉臭气。
掌瓢炒好菜，墩子帮忙盛到大桶里，掌瓢再出手在每一个桶里浇上几瓢熟油。这样的菜，看上去油光水滑，基本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监狱的优越性来。每一桶菜再由各队派人来抬回去分配，先从牢头狱霸开始，那一层浮油也就滑进了他们的肠道。
那时在队里，黎爷就是这样一个掌瓢的大厨，而且是一群掌瓢师傅的总头，真正的瓢把子。三
老话说——饿死的厨子都有三百斤。当然，这是调侃。
黎爷生于穷苦人家，却因拜师学了厨艺，几十年油烟熏陶下来，残菜剩羹也就喂成了一个胖子。通常胖子的面相只有两种，一种是特别慈善，如老太，有些男作女相的意思。另一种则是形容凶恶，肉缝里透出一些蛮狠。黎爷的扮相，恰好就是后一种。
但面相善的人，却可能大奸如忠；而面相恶的人，也可能色厉内绵，譬如鲁智深一路人物，便是金刚面目之后的菩萨心肠。初见黎爷的人，哪怕你是少管、劳教加劳改一路滚板过来的累犯，也多要抖一下尿筋——此人可能不太好惹。
他额短而腮宽，典型的“由”字面庞。双眉天生倒八，一旦皱眉的时候，几乎是像竖插着的两把短刃。眼睛小而圆，看上去就剩瞳孔在转动。一旦看见他的眼白，那一定是他盛怒了。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少，他多数表情是——面无表情，似乎无忧无喜，宠辱不惊，不像一般的犯人那样，动不动唉声叹气，抑或喜怒无常。
伙房中队的犯人，都很尊重黎爷。戏称其为爷，其实他年纪并不大——那会儿也就四十出头。黎爷的威信不来自拳脚，仅仅因为他是唯一真正拿过厨师证的一级厨师。可是，纵有顶级厨艺，放在监狱的食堂，那也是英雄毫无用武之地。大伙敬重他，还因为他为人道义，且原本在江湖上就有辈分。
解放后，自古相传的江湖社团，如青帮红帮袍哥道门等，都被消灭掉了。唯独对于行帮一类的松散型民间社会，实在无法彻底根除。所谓行帮，就是一些具体的底层行业，其从业人员必须有一套师承，且自然出于自我保护，而无形中形成的类似公会性质的松散组织。
老话说的“五花八门”——其实源自江湖，指的正是这样的一些行帮。五花依着五行排序：金菊乃卖茶的老妪，木棉为治病的郎中，水仙喻酒楼之歌女，火棘花系杂耍的盲流，土牛花则代指挑夫棒棒。八门指的是——金皮彩挂，平团调柳，每个字都代表草根社会中的一个行业。按行规，郭德纲出于平字门，赵本山则属于柳字门——这就是他们还在开山收徒论资排辈的原因。
黎爷所属的厨帮，不在五花八门之中，因为通常厨师并不需要行走江湖，但是厨帮本身覆盖天下，却是自成江湖的。四大菜系川鲁粤扬，如果各自没有门户，乱了章法，坏了行规，那整个市场都要随之起伏。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民间组织，官方也就监控而默许了。
川菜乃厨帮之首，其中又分几大流派，什么盐帮菜、公馆菜、江湖菜……说起来很细很繁。但无论何门何派，都要讲个师承辈分，有源有流，这个门户才可能瓜瓞绵延。
黎爷的地位，就在于他在厨帮中辈分很高，乃因他是一代川菜大师黄敬临的再传弟子。至于他师傅的名讳，打死他也不说；他说他坐牢有辱师门，不敢再让师傅跟着受屈。四
好好的一个厨师，何以就坐牢了呢？
监狱的江湖规矩是——新犯子不能贸然问老犯人的罪情，因为事关隐私，有的人不仅不会说，甚至当场一个耳光甩过来。狱警一般不谈犯人的案情，还禁止犯人之间交流这些。他们顾虑比如撬门开锁的遇见翻墙爬窗的，互相交换手艺，结果满刑之后成为十项全能的犯罪分子。
队里来得最早的犯人，有的一待十几年。狱警都换了几朝，不查档案连他们都不知道谁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来的来，去的去，铁打的号子流水的犯人；有时刚送走的某个看似慈祥的老者，结果干部（狱警）漏嘴一说，原来竟然是刨坟奸尸的变态狂。偶尔一想跟这样的人渣也曾同床挨枕几年，不免内心寒战起来。
大家知道黎爷乃正宗厨师，是偶尔听他闲谈美食，及其做法诀窍。牢里的伙食太差，即便在厨房劳改，也不过稍多一点油水；因此睡不着的夜里，大家爱听他瞎扯山珍海味。当然，这得是他心情很好的时候，像一个白发宫女，闲坐忆天宝盛事。大家伙儿听得肚子里翻江倒海，舌尖上生津回甘，但是对于他因何犯法入禁，依旧还是望而生畏，不敢深问的。
黎爷人缘好，但脾气怪。伙房队的犯人头老洪满刑了，大家公推黎爷接任，干警也有这个意思。但是谈了几次，黎爷坚决不干。犯人头的减刑机会比别人多，这样的好差事谁都暗怀渴望，偏偏黎爷就是不肯。问理由，他翻来覆去只有一条——平生不喜欢人管，也不喜欢管人。
厨艺好，放着给犯人炒大锅菜，实在是糟蹋人才。干警食堂那几个伙夫本来也算好手，某日被监狱长请客，骂了一回他们只知道油重。于是，队里的干警急忙要调黎爷去那个小组。因为这个组的厨师是跟着干警食堂开伙的，每天有鱼有肉，又是一桩人人想去的美差。
黎爷去了一周，每天将那边吃不完的剩菜，用洗脸盆悄悄端回来给大伙改善生活。说来队里也有不少贪官、商人之类，算是见过场面的人，但到了这一步境地，每当面对这些混在一起的鱼肉残羹，依旧大快朵颐，啧啧感念黎爷的苟富贵不相忘。但监狱和社会没有区别，一样还是有想争取减刑的线人，一边吃完，一边还是偷偷密告给干警。
干警某天在黎爷端着盆子下班回监舍的二道岗口上，一把堵住他搜查，自然人赃俱获。他们也不是舍不得这些原本要喂猪的剩菜，而是不想黎爷坏了监狱规矩，惯养出犯人好吃懒做的毛病。于是，按监规，将黎爷关禁闭三天。
三天之后黎爷出了小号子，再也不肯去干警食堂当差。干警十分恼火——因为他的手艺确实让领导喜欢——威胁他说：你不想减刑了吗？黎爷笑答：出去也是吃饭睡觉，早一天晚一天，这儿也没耽搁我啥。干警指责他抗拒劳改，他问这个可以加刑吗？干警自然知道不可能加刑，对于这样的老油条，也就只好作罢。五
黎爷登记的文化程度是小学，实际约略相当于是刚刚扫盲，但他说起江湖上的事儿来，又像是博大精深的学问家。他熟知与饮食业相关的各种骗局，深通肉铺鱼行的各路“春典”——黑话的意思。他当年往这些地方一站，几句行话丢过去——江湖上谓之“把典”，对方立刻知道遇见了门内汉，拿出来的肉鱼鸡鸭，就换成没有做过手脚的了。
他因为面相酷似梨园行的黑头，不苟言笑时，看上去对谁都没有好脸色。一般人喜欢他的不害人，却也难以走近他。狱中的势利眼，并不少于社会；很多普通刑事犯，对那些腐败进来的官商之类，多有巴结之相，指望以后出去了，还能多几个富贵的患难之交。只有他，对待那些经济犯，基本没有和颜悦色。
某次，一个做过处长的王姓犯人，如厕急了，忘记带纸。正好遇见黎爷小解，他大大咧咧地蹲着抬手，指着黎爷说：喂，劳驾给我去床头拿一点儿手纸来。黎爷净手完毕，转身冷冷一脚，踢在那人伸出的食指上，依旧面无表情地说：你在跟谁说话啊？你是说慌了吧？把你的手拿回去。
那处长不明所以，继续伸手指指点点吼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帮个忙嘛你发什么火啊？黎爷盯着他，露出眼白低声说：再不收回你的手指，老子就把它剁下来。那人看着黎爷眼露凶光，抖抖索索地不敢再计较。黎爷吹着口哨出来，对监舍的门岗说：王处长要他的洗脸毛巾，你们帮忙送到厕所去吧。那站岗的犯人立马飞奔而去。
我在队里还算半个文化人，初来时，黎爷也是爱理不睬的。我看他那森眉绿眼的样子，也不好主动接近。新犯人按规矩，都是要每天大早起来打扫宿舍的。轮到我那天，一不小心碰翻了一张凳子，刚下夜班蒙头正睡的一个老犯，掀开被窝大骂了一句脏话。依照潜规则，新犯人是不能招惹老犯的，否则会引来老犯的集体围攻，况乎确实惊醒了人家的瞌睡。
可我立刻放下手中扫帚，死死盯着那人，一步一步轻轻地走向他的床头——我们眼神交战，我已经想好，他只要再敢骂一句，即刻把他从上铺揪摔下来。那老犯一时傻眼，直愣愣地看着我满眼凶光，忽然泄气，一声不吭地埋头重新睡下。我也见好就收，转身继续扫地时，忽然听见睡在那人下铺的黎爷自言自语说：楼上的这次长眼了吧？这些人，国家都敢惹，你还想踩平吗？六
黎爷掌瓢，统领着整个犯人食堂。粗活脏活以及笨重体力活，自然都是我们这些墩子干。送粮食的货车来，每麻袋两百多斤，一人一包必须快速搬运到粮仓。黎爷坐一边抽烟，墩子们健步如飞，只有我看着头皮发麻。麻袋刚上肩，还没移步，就感觉腰椎吱吱作响且在打晃，预感只要迈步，就可能要当场骨折。
我一时被钉在了车尾，汗如雨下，甚至连抖肩扔下这一包重物的力气也不敢有了。黎爷见状，忽然扔掉烟头飞身过来，从我项上取下麻袋，骂骂咧咧说：凡是学生案进来的，以后都不许扛麻袋了。点数去，读书人就管记账。
有了黎爷罩着，就更加没人敢找我碴儿了。我对他，也多了几分敬重。但凡撞见，必要给他递烟，他却是每次都要赶紧在围裙上擦干双手油水，再双手接过插在耳朵上。我知道他守着一些古老的礼数，心里更加高看这个粗人。
犯人中家境好的不多，因此每月来探监的，往往多是经济犯和职务犯之类的家属。没人探监，就意味着没人给他上账，小卖部的烟卷和零食，便也与他无缘。因此每逢探监日，值班外的各个犯人都放假，大家也不知家里是否来人，但都要换上干净的便衣（非囚服），守在监舍里等着外面的传唤。
我暗中注意到，每次黎爷都换上了他那一套难得合身的绒衣，装着没事地在监舍独自玩牌。直到探监结束，也没人来叫他的名字，他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又悄悄脱下绒衣换上囚服，继续去加夜班。探看我的人稍多，有时便把香烟整条地塞进他床下那日用箱子里。他回来看见，总是苦笑着对我嘀咕一句：你环境好啊，这年头，坐牢都得要有环境才行。“环境”是犯人之间说的牢话，意即家境抑或社交不错。
终于轮到黎爷有事向我开口了。他把我拉到一边，亲手给我点烟，忽然笨嘴笨舌地说：请你帮我写一封信。我问写给谁，写什么，他又有些羞于启齿的样子。最后沿山沿岭一大圈说完，我才基本听明白——原来他有家，他犯的是严重的故意伤害罪，还有十来年刑期。他希望妻子跟他离婚，不要再等了，更不要去南方打工。他说只有你能帮我把这意思说明白，反正就是要离婚，但是又不能伤害她，她是好人。再说，女人去广东深圳打工，能有什么好事，你看报纸上怎么说的。唉，都是我害了她……
我总算明白了他的内心，想到刑期漫长，与其日夜相思煎熬，还不如离婚为佳。人在绝境中，没个念想反而活得简单。更何况也要为对方着想，大难临头各自飞，原本也是古理。我把我写好的信给他，他要我念给他听，说是认不完那些字。我念着念着，一向面无表情的黎爷，忽然背身咬着食指抽泣起来。他那肥大的身躯，把头埋进墙角颤抖，压抑的抽泣如虎啸山林，呜呜作响。我去拉他的手指，却被他自己死死咬住，嘴角上竟然渗出血来。七
一来二往，我和黎爷成了“桥子”（牢话中铁杆搭档的意思）；在队里一文一武，一般犯人更加肃然起敬。
那时的我，虽然表面上装得坚忍不拔，但内心却也悲苦。我常常对他说——传我一点手艺吧，以后出去没工作了，也可以去应聘一个厨师干干。
他一方面笑我扯淡，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别来抢我们厨帮的饭碗了。一方面又说——灾年饿不死伙夫，艺多不压身，学一点这些也好。按他师傅的话说，自古就有儒厨一派，比如什么苏东坡啊袁什么枚啊，都是读书很高的人，但也都是厨帮的前辈，他们都要敬着香火。你学问再高，还是得吃饭。会吃的能把观音土做出糍粑味，不会吃的海参燕窝不如狗屎香。
也是闲得无聊，我没事就开始向他请教起厨艺来。他戏称我们这叫作嘴巴学武——因为没有具体的食材演练，就靠嘴巴传艺，至少在厨帮来说，纯属歪掰。但即便如此，我也经常被他说得口水滴答，饥肠寸断，恨不得立马越狱出去饱餐一顿，再回来投案自首。
有天说烦了，我说黎爷，你抖搂的都是可望而不可得的一些菜谱，这个使不出你的手段来，有本事就拿眼前厨房仅有的这几味材料，做出与人不同的滋味，那我就算服你确有真传。他打眼一望，案板上只有黄瓜。他说那就做一盘拍黄瓜吧，我做一盘，你自己或者请张师傅也做一盘，调料就厨房这些，也没别的，比比就知道高下了。
于是我便去和老张精心准备，犯人食堂的调料确实不会超过四味。很快各自做好，请队里一帮伙夫来匿名品尝——不说哪个是哪个做的。大家吃完，都说那一盘好，翻开盘底，果然是黎爷的。连我自己也吃出明显区别，便有些好奇。询之，黎爷说：拍黄瓜是家常菜，诀窍尽在一拍中。你们用铁刀拍的，所以黄瓜上沾有铁腥味。我用木板拍的，黄瓜的清爽皆在，差距就在这里。另外，都有盐、辣椒和大蒜，你们的大蒜是剁的，我的还是拍的。你们放的是油泼辣子，我撒的是干辣椒粉。怎么样，就这一道，足够你们一辈子受用无穷了。
我其实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些稀奇八怪的微妙之处，觉得中国饮食文化的精深，全在这些细微的民间经验里。比如他对我说，烧制卤肉，都知道五香八角之类的，但真正的关键，却在锅盖上。不盖锅盖肯定比盖了的差，金属塑料锅盖肯定比木锅盖差，一般杂木的锅盖肯定比水杉木的差。水杉木的新锅盖，肯定远不如用了一辈子的老锅盖——因为百年老汤的那熏香，全在这木质里藏着。热气蒸腾，被锅盖压着倒逼回去，那香料的香，才能深入肉缝。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说，叫什么病入膏肓，反正就这意思吧。
跟黎爷谈烹调，即便在那样的生命中的灾年，依然还是一份意外的享受——当然，也是一种折磨。就跟夜里其他犯人爱谈性话题一样，每每谈得饥肠辘辘，中宵恍觉蛙声一片。
伙房队偷肉吃，是监狱的惯例。队里的干警深知这是伙夫们的特权，往往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来说是到了开荤的那一天，厨师会先留下一块好肉，单独烹调了留给自己队友，其他犯人吃另外的大锅菜。伙房队更大的神通，则是偶尔托送菜的师傅，可以悄悄带进白酒来。
那一阵监狱的劳改产品被美国攻击，经济效益直线下滑，很久没有改善伙食。某日半夜，黎爷偷偷把我从梦中拍醒，手指圈成酒杯状，在嘴边比画出一个喝酒的姿势，我立马翻身下床。两人来到厨房的菜库里，关灯锁门，但见地上反扣着一把电烙铁，一个小锅正香气扑鼻地咕嘟其上。
我大喜若狂，他急忙食指掩口做噤声状，再从怀里掏出两个小二锅头。两人席地而坐，就着锅里的肉烧青椒，对饮起小酒来。他低声说我知道你父亲病危，心里难过。老哥也帮不了你别的，也不会说话，这顿酒，是我托了几个队的老大，才帮你偷运进来的；这烙铁，还是借的服装队的。我反正也不想减刑，万一被抓到了，你就一碗都推到我头上，就说是我强迫拉你来作陪的。你还是要争取早点回去，你回到社会还有用，我们这些渣滓，老死在这儿也无所谓了。
我喝着烈酒，吃着热菜，眼角上止不住的泪线竟如岩浆一般烫人。我掩饰着不接他的话茬儿，连闷几大口，压制住心头的烈焰，转头只夸他的菜好。我好奇厨房已经多日不见荤腥，他哪里弄来的这顿佳肴。他神秘地笑道：早跟你说过，灾年饿不死伙夫，你该信了吧。这道菜谱，你不学也罢，反正这辈子除开这里，你再也吃不着就是了。
两人喝干吃完，微醺中我啧啧咂舌。他怪笑着说：粮仓中有耗子，我早就发现了，呵呵，终于被我设套逮住了几只大的……你不许骂我啊，哥也不能为你割股疗饥啊，虽然我这也有一身好肉……
对此深情，我还能说什么呢？八
除开面相，怎么着看黎爷，都不像是一个歹徒。表面上横眉立眼，骨子里却多数时候宅心仁厚。这样的人，怎么会犯下严重伤害罪，且一判就十二年呢？多数犯人都爱私下喊冤，说是判重了，对社会依旧透着恶气。尤其是经济犯，总要拿更大的领导比，说人家才判多少，他这个相对那个数字来说，就是偏重了，等等。只有黎爷，从来没听他说过冤屈，他似乎内心对自己的判决就是——罪有应得。
犯人排队切菜的时候，喜欢嘻嘻哈哈扯闲白——拿官员犯人和性犯罪的开涮。有个税务局来的处长总爱“念条”（牢话指啰唆牢骚），老是说他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之类。一天黎爷听见，忽然过来从我手中夺过菜刀和萝卜，悬空拿在手上，唰唰唰一阵快刀，萝卜片薄如蝉翼，雪片一般飘洒出去。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以为他在炫耀特技。一根萝卜削完到根部，他才住手横刀，指着那处长杀气腾腾地说——共产党要把你们，像老子这样乱刀片尽，没一个敢说是冤假错案。你还喊冤？
那处长脸色煞白，支支吾吾不敢还嘴。黎爷气哼哼将手中菜刀飞出，哗的一声斜插在案板上颤抖，背身而去。一老犯知道黎爷的来历底细，嘀咕着对那处长说：看到没？那身架，包公包龙图转世。大家一阵哄笑。老犯警告处长道：你最好离他远一点，他就是被你们害的。处长咕哝冤有头债有主，我又没跟他结仇，凭什么啊？
凭什么呢？大家也好奇，都想听老犯“还个娘家”（牢话指任何事要交底说出缘由之意）。老犯苦笑不语，指着黎爷背影说——嘿嘿，玩菜刀的，好手艺啊。玩大了的就是贺龙，玩栽了的就是黎爷。说书的管这叫时运不济，英雄卧槽。老话说得好——菜刀不能见新血，见了就得要遭孽。你们看，就算是当了元帅，最后还不得冤死狱中。这就是他们厨帮的古训，嘿嘿。
我问那老话的意思是什么，菜刀哪有不见血的啊？老犯慢悠悠摆古，说我也是听他以前闲扯的。菜刀，是他们厨帮的神器，也是他们的衣食饭碗。按说厨师的主要工具是炒勺，但拜师学艺都是要从切菜开始。因此三年满师的时候，要给师傅三跪九叩纳礼。而师傅在送走徒儿的时候，要送一把精钢菜刀作别。但菜刀可以切肉，不能杀生，否则厨帮就不是厨帮，成了屠行了。所以这一行的规矩是，千万不能拿菜刀去杀活物——杀鸡也不行。杀生有专门杀生的刀，屠夫行也分得清楚。如果坏了规矩，厨师就要走霉运。黎爷那一次，按他自个儿的话说——就算是污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那把菜刀。
大家都安静下来，催老犯继续还黎爷的娘家。砧板上切菜的声音如雨点般细碎，又如万马奔腾在遥远的草野，隐约传来摧肝裂肺的武士蹄声……九
原来黎爷满师出来，辗转各家饭馆，很快成为江城名厨。掌瓢的虽然薪酬略高，但终究是辛苦营生，下人身份。逢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心眼活泛的他，辞去东家，将多年积蓄拿来，勉强开了一个餐馆。他只知道手艺好，有回头客，垒起七星灶，招待十六方。他哪里知道开个餐馆，既要防黑道的搅局，还要会白道的应酬。
黑道上的人，知道黎爷的仗义，顶多偶尔来“揭一个飞碗”（牢话是吃白食的意思），并不格外勒索。但白道上的人，长年伙房闷着的黎爷，却不知道如何打点了。开餐馆的人，不怕你去吃，没有吃垮的餐馆，就怕吃都没人爱去吃。
那时对这些民营馆子，税务实行的是定税制——根据你的客堂大小，座椅多少，大致给你每月派一个额度。你生意好，便能偷税，生意不好，便要冤枉多缴。这个额度几何，掌握在辖区的税务所头上。关系好，进贡多，就少给你定一点，反之，则可能把你罚垮。另外还有工商、消防、卫生、检疫等各种费用，都是你一个小餐馆要每年应对的。
黎爷的餐馆拙于本钱，原本也就十几张桌子。他自己老板兼了大厨，雇了两个墩子，新娶未久的漂亮媳妇，则直接带着一乡下丫头，收银加跑堂。他对人出于本性的大方，自然也愿在吃喝上巴结各个官面人物。税务所的税吏见他豪爽，给他的定税也确实偏低——手下算是存了情面。
但这样的情面，却像欠了他们个人终身的巨债。他们自己来白吃，亲友来白吃，象征性打个白条——你好意思或者有胆去收吗？久而久之，老婆埋怨，黎爷厌烦，打心眼里已经存着恶气。其中那个分管的税吏，入道未久，更是毫不晓事，常来酒后拿言语轻薄老板娘。黎太的念叨，加深了后厨中黎爷的火焰。一天那厮又来宴客，醉罢结账时不想丢份儿，黎太微讽了几句，他更觉在朋友面前失了面子，想要在嬉闹中找补回来。
贫贱之中自有尊严，黎太摔门出来，让那乡下丫头进去结账，却听见包房内传出那丫头的惊叫。黎爷闻声，正在切葱炒菜的他，拎着刀就踢门进去了。只见那人拉着丫头的手嘻嘻哈哈，朋友一边淫笑，丫头挣扎不脱，场面十分尴尬。黎爷压住心火，冷冷地说放开她。那厮放开丫头，转手指着黎爷的鼻子冷笑道：黎爷，你想干吗？准备迁码头了吗？
黎爷压抑已久的脾性，开始从尾椎骨慢慢升起，背心开始寒凉。他依旧不卑不亢地说：请把你手指放下——他除开能接受师傅的手指着他鼻子说话，其他人皆不可能。那人第一次看见黎爷这样面无表情，很不习惯地说：我就指着你了，你想干吗？
黎爷还是压住已经蹿到脖子上的怒火，更加冷冷地说：你要再不放下，伸出左手我砍你左手，伸出右手我砍你右手。那厮到了此刻，依旧还不“懂板”（牢话不知好歹的意思），竟然色厉内荏地起高腔骂道：你说慌了吧？你敢砍老子？
他的手指依旧指指点点，差一点就戳到黎爷的鼻尖了。此刻的黎爷眼白翻出，整个世界的寒凉汇聚头顶，他只能跟这个难以相容的社会两讫了——但听那厮话音未落，黎爷的快刀已经闪电般划过。忽然那个手指就塌拉下去了，再一看，手腕都悬在空中，露出了森森白骨。几乎三秒之后，血才喷薄而出，那厮惨叫一声晕厥过去。黎爷冷冷指着那几个颤抖的男人说：打电话求救吧，我投案去了。
就这样，黎爷跟黎太招呼了一声别等我，提刀转身，大踏步走进了他宿命中的长夜。十
我那会儿在监狱，算是个要犯。我还有个“连案”（牢话同案的兄弟），也分在这个监狱的石材队，经常来食堂打饭，难免会一起分析案情。监狱的管理，是忌讳连案见面的——怕一起共商大事，横生波澜，于是，要把我调到劳改局直属大队去。
队长已经找我谈话，安排收拾东西，午饭后就来车接走，我只好匆匆去跟黎爷告别。正要准备上灶的黎爷，喊一个厨师接替，自己解开围裙，把手擦干净，张皇失措地盯着我，嗫嚅着不知道说什么言语。半天相对无言，他忽然说：不是还要吃一顿中饭吗？哥跟你单独开伙。
他肥胖的身躯，忽然变得像凌波微步一样轻灵。只见他贼一般四处穿梭，在白菜堆里选妃似的选出几棵，极快的刀法挥舞，露出几个嫩黄的白菜心来。门背后找出来犯人私藏的风干的猪肉皮，他在火上燎去杂毛，然后迅疾在一口锅里倒进监狱不多的一盆菜油，烧沸，丢进猪皮，转眼就炸出虾片似的鹅黄，且爆出泡眼鼓胀成几大片——完全认不出是猪皮了。
他捞起猪皮浸入冷水，一会儿便变软，然后快刀切成长条；再烧开水放进去煨煮，之后放盐，投入菜心，文火熬制，起锅，撒上葱花……一盆看上去清白嫩黄的肉皮白菜汤，就这样在我眼皮下神奇完成了。他自己先尝了一口，皱眉感叹：可惜没生姜，没胡椒，兄弟，牢里头只能这样将就了。
他亲手给我装上满碗白饭，让我就在厨房吃，他要看着我吃完。多么清素淡雅的一道菜啊，我至今难以忘记那种美味。肉皮绵软弹性，毫无荤腥，菜心嫩滑，清苦回甘……罪人间的君子之交，也能其淡如水，其浓醇如这一盆清汤。
之后，我调走，我满刑，我背井离乡……出狱的人，牢话说——撒尿都不愿朝向那个待过的地方。等我终于可以抬起头还乡之日，我曾经去过那个监狱。我找到曾经的干警，打听那个叫黎爷的犯人。他们说——也满刑走了，天知道去了哪里？
人生的遇合聚散，原也无须那么刻意。狱中结下的无数缘分，或生或死，亦贵亦贱，苟存偷生的我辈，多数人甚或不想再见。他们在重返人间的正常生活里，是需要埋存很多记忆的。更多依旧还在刀头舔血的伙计，则更不愿你在大街上，喊出他的原名。
邂逅黎爷，算是一奇，果真应了那句“江湖儿女江湖见”的牢话。我问他如今如何，他更加面无表情地说：老祖宗留下的饭碗，摔不破，饿不死。我想帮他重起炉灶，他摇头叹道：兄弟你就别再害我了。天生掌瓢的命，别去做老板的梦。这世道，说穿了跟我们菜谱一样——牛肉服青菜，鳝鱼服紫苏。配伍对了就好吃，你忘记我们牢话说的——是什么“模子”（牢话指出身、禀赋的意思）吃什么饭。我要再开餐馆，说不定更要进去了。
古人说——良厨如良相，治大国如烹小鲜。窃以为那意思是说，一个明白事理的厨子，原本可能有安邦治国的才能。不幸埋没风尘，只好在灶台上的烈火硝烟里，铁勺金戈，排兵布阵，从而辗转他的余生了……
遗民老谭
一去年，章诒和大姐忽然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我故乡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问那你认识一个叫谭宗派的老人吗？我笑问：您怎么会知道他的啊？她说她第一次回故乡安徽，在那里的一个故老，和她谈起了我的家乡，并向她推荐了老谭——说这是一个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对章大姐笑道——这是我的至交，没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其悲辛的一生……
老谭——我一直叫他老谭，与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其实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父辈人物。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这样没大没小地订交起来，故乡街面上，鲜有不知我与他的深厚渊源的。那时，我是县教研室的菜鸟科员，他是县志办打零工的编辑写手。而他刚刚出狱未久，彻底平反的申诉，还正在频繁奔走苦求之中。
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学作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青年。整整两代人，却因为闭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虽曰萧条异代，竟然也一见如故地相知相惜了。那时我大学归来，青春泼皮，在小城横来直去，很有些挥斥方遒的公子哥恶态。老谭则是身形魁梧，却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狱回来，还不免有种劫后余生的谦谨——但那表面的恭顺与和蔼背后，我依然能觉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这样一个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里是眼空无物，且不与人群的。二
老谭身高一米八，与我初识之日，不过四十有六，正当壮年。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拨乱反正，社会略显松绑。牢释人员的他，尚待政府更名其贱民身份，但依旧对未来积极乐观，似乎看不出丝毫怨恨。他镜片后面的小眼，总是笑意盈盈，和我们诗社那帮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处。因为贫困，他从不烟酒。
其时，我和一帮兄弟在创办地下诗刊《剥枣》，老谭虽非社中同仁，但却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组织诗会，则更多仰赖他的协助。他在劳改队办展览，练就一手标准的美术字，但凡写大字会标之类，全看他一个人在那儿画字并剪贴。我们有些活动偏激，他便在一边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狱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种寒心和余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为我调到宣传部之后，计划编写一本话说利川的闲书。我强调必须借用老谭，上级开恩，就成全了我这一企图。于是，我和老谭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起出入整个县域的乡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这个隔绝世界二十年的流徒，对故乡民俗文化和文史的烂熟。
他带着我走乡转村，深入边僻之野，访古问道。通常，在那些崎岖泥泞中，我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昂首阔步。他初出狱那两年，就是挑着担子，凭借一个漆匠的手艺，镇日行走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寻觅口粮的。他熟知哪里有风景，哪里有遗贤；他指着沿途的墓葬告诉我，这是巴人的悬崖穴墓，那是拾骨葬的古俗，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汉民的庐墓——把坟墓安在家里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礼。
那时乡下没有招待所客栈之类，我们总要借居农户，搭伙寒门。老谭总是很快就能和山胞们搭讪熟悉，会将干净一点的床铺让与我睡；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则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风情和礼仪，会唱山歌孝歌和号子。他仔细教我分辨哪种是石工号子，哪种是抬丧号子。可以说，关于故乡的那些民间文艺，我的知识多半取之于老谭。三
1983年的老谭，终于在他的固执申诉下得以改判无罪。国家没有任何赔偿，当年陷他于狱的警察和法官，没有任何道歉。但是，他终于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安排到工艺美术厂，再调入文化站、文管所，还算是用其所长。
老谭的妻子，是其出狱之后娶的一个极端贤良和勤劳的农妇，靠摆摊卖亲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类，勉强帮老谭贴补家用。他中年得子，白屋之中，珍如珠贝。老谭见我喜欢那孩子的顽劣，便送给我做“教子”，几岁的娃娃，呀呀欢叫着我这个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这样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个简单的古礼。老嫂子专门备了一桌好菜，我则给孩子送去一套读物和一把玩具剑，意思是要他长大也明白书剑恩仇。
后来我出山，每还，必与老谭长谈。再后来，我又轮到了他坐过的牢房。他、刘镇西和我，一代代山里读一点书的人，似乎宿命地都要押解到省城，想起他们前辈曾经的坎坷，也就不觉得自个儿的艰难了。等我出狱再见他时，他已然满头星霜。老少两代罪人相视一笑，背身却各自掩饰着各自的泪痕。依旧必请回家，依旧老嫂子亲炊的土菜，依旧我独酌，他陪茶，但他们二老的密布皱纹里，却平添了一些哀愁……
原来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恋，被老师训诫和同学嘲讽，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状元的他，坚决弃学，眼看高考在即，二老束手无策。等到我在北京安营扎寨了，老谭电话求我，说孩子休学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读之后又被网络迷途，坚决要求退学。他准备带孩子到北大校医那儿去治疗，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将他父子迎来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疗，我则请老谭帮忙看稿编辑，顺便开支一份工资以便聊补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谭，工资几百元，老妻亦衰朽残年，依旧还在寒冷的菜市守着那些坛坛罐罐。老话说，落叶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们一家的捉襟见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们，杯水车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尽释寒门的重负？
我很多时候，只能说，他的苦难要么是命中注定，要么就是时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时代即被改写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样限定了他的后来。四
很多时候，我想不清楚究竟该怎样来给老谭定位。几乎每一个县市小镇，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于老谭的人存在。他们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于故纸堆读写并传承着民间的道统。他们平生寒苦，不逐蜗名微利；白眼朝天，万事鸡虫，看穿了浮世的浅薄与功利，只是低调，仿佛卑微，而实则睥睨冠盖地活着。他们在漏雨深巷中坚守古礼，寒泉淡食甘之如饴，在世界的槛外、微醺的樽边独自冷笑，抑或歌哭……这就是贯穿千古中国的遗民。
老谭出生于1935年，3岁之时，抗日的武汉会战开始，省府败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乱世，正由每一个国民分担。他们家并非巴人之后，他的始祖是蒙古军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镇守南蛮。元朝覆灭之后，分驻僻野的蒙兵无法北归草原，只好在明初落业当地，他们祖上则归为谭峒安抚司所辖，因此改巴人姓氏为谭。
其后明清两朝，列祖有的当过总兵、知县，封过侯爷，但多数都是平民，于历史上无足轻重。老谭的父亲在光绪新政时，曾出任县衙吏员、警员，后辞职，在家和吏员叶松甫父女、仵作杨志清一起，悉心研习扬琴。其父是利川扬琴曲的首创人员之一，琴书自乐到民国，家道败落，但他却和秀才黄成绪一起创作了大量“扬琴曲子”（剧本）。可惜，这些剧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乡间的乐者，自古都是师旷一辈人物的精神传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经济，以身入衙门为耻。老谭的家训是“人生莫当官，当官必作冤。孝义要牢记，读书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绩名列前茅，却因体检而落第；而他的同学，则不乏清华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报刊发表组诗，在当日的山中，可谓才俊风流。但是，未能上大学的他，则只好到硫黄厂打工。也许因为粗通化学，在养病中又被聘请到工艺厂研制肥皂。
也许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识青年，声气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几个同样爱读书议事的世家子弟。这几位因为家庭在土改中被毁，难免对新政颇多腹诽，有的甚至在当年参与过暴动和抵抗。当时光推进到1958年之时，整个国家已经在土改、清匪反霸、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等系列运动中，基本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分子，而山城利川还在“反右”。专政机关根据线报，很快便锁定了这些世家子弟（多是教书人），以及他们身边的老谭，是潜在的可能之敌。
于是，各种秘密侦查的方式开始运作，线民被派到老谭身边钓鱼。他们故意来宣说一些近乎反动的话，勾引这位年轻的乡村知识青年出笼。1957年，大饥荒渐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读书人，岂能真无怨言。他们跟着人家的言路，却落下了自己的话柄。23岁的老谭，完全无意地掉进了“反革命集团”案的陷阱。五
四五个文学青年的所谓谋逆大案，完全凭空构陷。这种所谓侦破，仅为贪冒功赏而不顾草菅人命。即便三木之下，依旧无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为，他们这些民国过来的遗少，即便对新政颇有微词，但确实不敢策划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说所谓的“现行反革命”行动了。尤其是老谭，原本对新社会不乏感恩，家族也素无仇隙，所谓意见，也仅限于对某些干部的少许批评而已。
他们在利川的看守所脚镣手铐，一关就是三年。脚镣磨烂踝骨，脓血粘连钢铁，至今腿上犹有伤痕。最后酷刑之下，人人皆怀求死之心，而不得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指控。但毕竟确不存在的阴谋和未经商量的供述，是难以完全落实判决的，他们就这样生不如死地渴望着早日走向断头台。
终于，其中一个嫌犯牟宪文熬不住这种漫长的考验，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掘洞越狱，但是很快被追捕回来。在那个年代，敢这样公然越狱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犯人，岂能不是反革命分子！于是，原本难以定案的老谭一伙，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谳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罪。于是，毫无罪行的老谭，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
初被捕时，老谭戴着手铐被押回抄家，其父正坐在一把烂藤椅上，看他写的歌颂新社会的文稿。突然面对儿子绑缚回家，老人如五雷轰顶几乎当场气绝。当时的老谭远未想到此别竟是永别，还笑着安慰父母，会很快还他清白。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读的书挑了几担，一并没收。他外公是秀才，曾祖乃名医，几代的书香门第，初初踏入新社会，竟然就此打入了“反属”的另册。
之后，他们被发配到宜昌劳改。在他入狱五年之后，其父在耻辱和悲愤之中悄然长逝。他不知道家里的消息，更不可能千里奔丧。再之后，他们被流放到更远的汉阳，他将在那个著名的劳改砖瓦厂，和泥拉坯耗尽他的整个青春年华。六
晴川历历汉阳树，多少冤骨寻无处？
我是熟知当年汉阳劳改砖瓦厂的严酷的——和泥拉坯要的还只是力气，真正要命的是出砖之日，为了抢速度提高产量，砖窑刚刚撤火不待完全冷却，就要犯人排队进去取砖。武汉的夏日已如火炉，犯人往往要将破烂的被子浸透冷水，披在身上冲进去抱着火热的砖跑出来。只需几趟下来，那湿透的被子就被烘干。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监狱中政治犯遍地皆是。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识分子，前朝遗留的老弱病残。要这样一些人从事这种强体力劳动，无异于变相处死。所幸老谭虽也戴着眼镜，却是山中平民之家出来的壮汉。那时年当而立，尚能勉强求生。在整个中国都处于大饥荒的年代，他说幸好监狱还能填饱粗粮。
二十年是怎样的概念？未经炼狱的人，怎知这一时间的真正长度？老谭像多数政治犯的传统一样——坚持“服法不认罪”，意即既然判定入狱，就必须遵守监规队纪；但对于强加的罪名，绝不自我承认。在那个申诉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即便再怎么冤屈，往往也只能隐忍。监狱还有一个恶法就是——凡是上诉或不认罪的囚徒，一律不给减刑。
犯人每月有两三元的生活费，用来买牙膏卫生纸等必需品。老谭念及父母的孤贫，竟然还能一年节约出十元，托干警寄给远在深山的双亲。父母没有回信，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更没有亲友千里相寻前来探亲。就这样，二十年，他始终不知道家人的死活。
终于熬到了1978年，那时已经打倒“四人帮”两年，老谭也终于熬到了刑满。劳改队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犯人，一般就动员刑满留场就业。老谭坚决要求回山，他在拖延了一个月之后，拿着监狱发的那点儿路费，挑着坐牢用的被子，第一次走到了汉口码头。这就是省城啊，他在省城边上劳作了十六年，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城市的模样。
正好是深秋，1978年的第一场大雪，落满了老谭的发间，掩饰着他那早早降临的满头星霜。买舟西归，溯流而上，五天后抵达万州，再乘车奔赴久违的利川。二十年，儿童相见不相识，他摸索着找回深巷中破败的老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山中早已谣传他瘐死狱中。
他轻轻地踏进家门，发现陋室空堂，只有80多岁的老母正在灶屋的竹子楼上拣洋芋。他不敢喊，怕老人一激动摔下来。他在楼下站了半小时，流了半小时的泪，才看到老母亲一手抱着小半撮箕洋芋，一手扶着单楼梯，一喘一哼地从楼上抖抖索索地下来。他大喊一声妈妈，老母已经失聪，完全未曾察觉儿子的归来。他上前跪倒尘埃，抱着母亲的脚痛哭流涕，老母才白日见鬼般惊觉有人；开始是呆痴地望着他，毫无表情；后来，忽然一下就倒在地上晕死过去，撒了一地的洋芋，仿佛满地乱滚的大颗泪珠……七
43岁的老谭出狱后，他哥哥接纳了他死而复活似的归来。他哥亲手用木板在灶屋一角为他钉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的房间，他自己拖石拉泥把地面平整，用祖上留下来的两条高矮各异的板凳搭铺，便算有了一间自己的蜗居。
家里寒苦，一个老人四个侄子，全靠哥哥一个人工作，嫂子做零工周济一家。幸好哥哥效力的电力公司，临时需要给电线杆刷油漆号码；老谭在监狱学过漆工，正好一个人背着油漆、刷子、雕版、板凳等，追随着电线的方向乞食。电线杆多在岩上田里，翻山越岭，上坡下坎，风餐露宿，一干就是两月，总算挣到了第一笔活钱。
胞兄四处张罗为他成家，在那个年代，谁家的大闺女敢嫁一个牢释犯？其兄只好劝他面对现实，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寡居的贤良农妇。老谭看其心地善良，且不嫌弃他的贱民身份，于是便在那一无所有的灶屋里成了家。几十年后回头看，幸亏他们当年的互不相嫌，才有了后来的患难与共。虽谓贫贱夫妻，却是真正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幸福眷侣啊。
成家未久，按乡俗要树大分桠，人大分家。于是，老谭便用油漆桶做了个炉子，正式分灶开伙。荆妻寒门出身，熟知各种野菜，老谭零工养命，三餐煮面当饭，但好歹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了。当年春节，哥哥给了他一个小猪头和一小块肉，朋友给他送了一些萝卜，两口子寒泉配食，度过了自由世界的第一个新年。
之后，通过其兄关系，老谭进了城关镇的油漆厂，算是有了固定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油漆厂油漆失火，本来与他毫无关系，但罪责按惯例还是栽在了他这个“坏分子”的头上。于是，他被驱逐。包里只有四元钱，走投无路的老谭只好走出利川，走出那寒酸但温暖的小家，来到州府恩施。他不敢吃住，在清江桥下坐了一夜，次日便用四元钱买了两把刷子和一小盒油漆，挨家挨户去找活路——问别人有没有碗柜桌椅要刷漆。做得好随便给点工钱，做得不好只管一点饭。
这样混了许久，他终于找到了一桩活路——摸落麻风病院去刷门窗！虽然那是一个怕传染谁也不愿去的地方，但对急需望门投止的老谭来说，这就是天赐良机了。就这样他又混进了安稳现世，开始渐渐熟习这个久违了的社会。久之，天性聪颖的他，渐渐地成了一个小油漆包工头。直到申诉平反，才重新安排进工艺美术厂当油漆工，每天工资0.6元。但每月18元的俸禄，对他那个嗷嗷待哺的老妻和初生的儿子，就已然是皇恩浩荡了。八
炼狱出来的人，天生多有奔命的本事。劳改队的老话说——是太阳总要升起。老谭的知识储备和与世无争的品格，渐渐为周遭社会所器重。后来，民委把他借去编《土家族民族志》。再后来，又因文才展露，把他调到了城关镇的文化站。以后便搞文物、写地方志等，成全了他位卑然而受人尊崇的余生。
奉母，娶妻，生子，以一个布衣的身份，重塑乡村历史，传承民族文化。他辛苦而自得，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深知老谭的心灵手巧，本质上我们都是那种生命力特别强盛的男人。无论怎样的厄运，似乎都无法压垮我辈的精神穹窿。一个老读书人的本色，倘若不被时代所摧残，必将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凸显出来。他对这个古老县治的熟悉和热爱，在山里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也因此，他得以告别筚路蓝缕的手艺人生涯，回归他打小热爱却被漫长隔绝的书桌。
1983年，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社会背景下，他得以改判无罪。一个无罪的人，生命却被活生生地剪走了20年，那是真正最可宝贵的青春啊。他拿着那个改判书，老泪纵横。他无处说理，无处追赔，他只能到父亲的坟头长歌当哭——让亡灵相信他，在这个国家，他确实是一个没有罪过的好人。
他以后的全部生活，就在我的故乡发掘着那些残存的文脉。他几乎忘记了那个时代强加给他的侮辱和折磨，无怨无悔地书写着利川。故乡今日的小有薄名，端赖老谭余生的奔走和研究。他先后撰编出版的有《利川市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利川市文化志》《鱼木寨研究》《利川文化遗产撷英》《支罗船头寨研究》《利川灯歌》等几本书籍，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种文章数十篇。利川现有的大水井、鱼木寨、利川灯歌等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都是由他主笔撰编并申报成功的。他为宣传利川土家文化，多次接受央视及湖北、凤凰等电视台采访。
而今，他已年将八旬，还在参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我们都在各自自由了的岁月里，开始抒写自己喜欢的文章。我浪迹江湖，他依旧寒素如昨。每年还乡，他都要陪我重走往日山河。他依旧一身布衣，不喝酒，不抽烟，不求人，不拜官，健硕如壮年。他守着老妻和仍未更事的孩子，粗茶淡饭地在那依然破旧的老屋，读书上网，发帖甚至QQ，一步不落地更新着自己的精神生活……
乱世游击：表哥的故事
一母亲在世时，曾经跟我说过，她在云南有个堂兄。
母亲堂兄的儿子，我们叫作表哥。大姐见过其中的二表哥，经常给我说起。说是在云南，已经是港商，但常住在昆明。我往来于滇西北道上多年，穷在深山，生怕去叨扰富贵的远亲，因而一直未去拜见。
后来昆明的一家媒体偶然访谈了我，发表出来被表哥看见，他知道我在大理，便要我借道昆明时，一定去家里小酌。我先是抱着礼节性拜望的意思去的，两手空空，在大街上见到了我素昧平生的二表哥。但见六十岁的他，一身休闲装，大大咧咧，腰圆膀粗，步履生风，完全看不出一点老态。他把我带进他的私立艺术学校，不卑不亢地落座，一杯清茶，两弟兄完全不像是平生的初见——直接就开聊了……
他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儿。我外祖父抗战期间驻守昆明时，他父亲是副官。他的外祖母是湖北天门的华侨，二战时，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随着英军撤侨的军舰，从非洲穿过亚丁湾来到印度，后来经缅甸回国。就是在昆明的湖北同乡会上，我外祖父将我表哥的父亲介绍给了他的母亲，才有了他们一家几姊妹的诞生。
表哥行二，上有一兄，下有俩妹。我坐牢时，他和其父去见过我的父母，但我现在已经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我们两家各自在这个时代的遭遇，也可谓异曲同工，各有各的悲辛艰难。那一夜我们哥俩由茶到酒的长谈，至今想来，仍觉心底的哀婉悱恻。而我和他，则似乎是这个庞大家族中，最为相似的两个后人。我们各自的野蛮成长、惊心动魄的青春游历，竟然也是那样的令人血脉贲张……二
抗战胜利凯旋之日，我的外祖父作为邱清泉的黄埔同学兼参谋长，并未跟随邱部转赴东北内战。他接管武汉警备之后，表哥的父亲（我应该叫大舅父）也随之留在了武昌法院，那时，他的家人仍旧还在昆明。武汉易帜前夕，我外祖毙命于鄂西道上。表哥的父亲一看大势不好，也急忙卸甲赶回了昆明。
表哥的母系，是一个很庞大的华侨世家。他的外婆育有众多子女，分别在南非、欧洲、印度、香港、越南和缅甸经商。龙云在昆明起义前夕，表哥的母亲和外婆，就动员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逃亡。他们完全可以经由越南到香港，他母系这一支人是见多识广的商人，也习惯了这种乱离生涯。但是，他父亲却觉得共产党不至于为难他们，遂阻止了大家的再度迁徙。
新政权初夺天下，各地都会马上招募识文断字的人为其服务。表哥的父亲进入了供销社，短暂学习之后，分配到曲靖乡下。昆明是和平解放，前国军人员最初并未立马清算，因此他躲过了1951年的镇反运动。但天下底定之后，众多的国民党官员未能撤往台湾，很多进入了新政府任职，其中也不乏潜伏分子。于是在1954年，又开始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内部审干和肃反运动。
这一次，我这位大舅在劫难逃，被捕入狱。经过一年多的严审，最终发现他只是文员，并无血债，于是放出来继续就业。但是，随着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兼并开始，社会出现了颇多怨言和对立情绪。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同年4月，公安部报告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暴动；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于是，中央指出，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于是，史称“第二次镇反”的运动又开始，表哥的父亲再也难逃天罗。所幸，老实巴交的他只是被捕判刑，没有绑赴刑场。三
那时，表哥和他的哥哥跟着父亲在乡下生活，他母亲则带着两个妹妹在昆明求生。两个屁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父亲，更不懂得如何去找母亲联系，几乎在乡下饿死。他哥哥不得不学着偷鸡摸狗，勉强和弟弟饥寒相依。等到他们的母亲得到传言前来接他们回城时，两个孩子已经浑如乞丐，浑身爬满了虱子跳蚤，饿得几乎气息奄奄了。
表哥的外婆和母亲，原本是牙医世家，且是华侨身份；虽然新中国不让他们个体执业了，但是最初好歹没算太受迫害，安排她们进了公私合营的服装厂工作。他的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儿女，靠着过去的积蓄，勉强支撑着这个濒危的家。但是她开始深深地怨恨丈夫——他们本来可以出国尊严生存的。为了孩子们不受歧视和牵连，她选择了和狱中的丈夫离异。
就这样，表哥一家颤颤巍巍地熬到了“文革”爆发。当昆明开始出现大规模打家劫舍般的查抄运动时，他母亲把他外婆和多年珍藏的细软，一起送到了乡下他的小舅舅家里。有一天，十几岁的表哥独自去乡下看望外婆，忽然发现舅舅家遍地狼藉。他顺着邻人的指引来到操场，看见人群正在批斗他的外婆，而舅舅则被捆绑着吊在篮球架上。他看见从舅舅家抄出来的所谓珍宝，竟然更多的是他们家在民国抗战时，响应政府号召，在海外购买的爱国公债。这是他们华侨世家的拳拳之心，摞起来高达两尺的债券啊，民国没了，无人偿债，但是他们终究也舍不得扔下的这些象征性的财富，现在竟成了他们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罪证。
年少气盛的表哥，实在不忍看外婆和舅舅的惨状。他号叫着冲进人群，强行解开舅舅的绳索，和前来干预的红卫兵对打起来。人群大乱，乡下的红卫兵对这个省城口音且来路不明的青年略存畏惧，而乡民们则颇多同情他们一家好人，两厢拉扯起来，舅舅便带着外婆逃离了混乱的现场。
他拼命冲出重围，引着追兵往铁路上跑。他不知道乡村乱象的出路何在，只知道沿着铁路，他还能跑回省城，跑回那个在革命时代风雨飘摇的家。四
其实，乱世中的家，皆如危巢。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初中即将毕业的表哥，已经被编入上山下乡的名册。外婆和舅舅，实在无法再在那个小城苟安，这时也逃来了昆明。看着各地遣返逃亡“五类分子”，合家商议，只有把外婆偷渡送往缅甸的姨妈家，才可能逃过这一劫难。
可是从昆明到缅甸，必须要经由边城瑞丽。而那个年代，此行一千几百公里，坐车也得五天，更不要说进入边境必须经过几道边关，没有合法证件根本难以成行。表哥决定自己去探路，而这是他也从未踏上过的冒险之旅。
在过去子女多的家庭，往往总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许是艰危岁月的玉汝其成，我这位二表哥十几岁开始，就已然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了。他独自跑到知青安置办死缠滥打，坚决不肯去原本安排的版纳方向，而要去更为艰苦的瑞丽县。安置办被他搅得无法安宁，只好改派他去这个边境小县。他拿着户口和一百元的安置费，直奔百货市场。他异想天开地买了几十双解放鞋，包在一个被子里就上路了。
楚雄、大理、宝山、瑞丽，百二河山昼出夜伏，他抵达那个非常小的边城时，几乎身无分文。他没有去当地的知青办报到，而直接去了边境线上的一个乡镇赶集。那个年代，边民们赶圩都是随时可以跨越国境的，而缅甸的山民则多要到中方来购买各种日用品。表哥的解放鞋正是当年缅胞的时尚，很快就以两倍多的价钱一扫而空。一百元变成三百元，在那个年代，他顿时俨然腰缠万贯。
他去知青办寻求安置，该主任按规定，要把他分到一个知青部落。而他的目的是要帮外婆偷渡，当然继续坚持要求去边境线上的一个寨子落户。主任坚决不允，他反正死活不去，每天到知青办闲坐扯皮。实在无法，某日他跟踪主任的孩子放学回家，然后一脸坏笑地对主任说：我也不下乡了，以后就负责接送你家的孩子。主任实在担心这些省城来的坏小子无恶不作，只好妥协，将他分配到了他想去的那个山寨。
那时的多数日用品，都是要凭票供应的。知青安家，可以去知青办领票购置。他几乎一天劳动没干，就成天往知青办跑。今天要一点烟酒票，明天要一些布票肥皂票，拿着这些票证就去购物，转手就去集市上倒卖。这个华侨后裔，似乎天生财商超人，十七八岁就精明多智，精打细算着自己好逸恶劳的青春生活。五
完成越境的踩点之后，他给缅甸的亲戚去信联系接应。他转道昆明，带着外婆和小舅舅，一路晓行夜宿穿州过府，终于绕过多道边防军的关卡，顺利进入缅甸，将外婆交给了那边的亲戚。
但是那时正是缅甸排华风潮严重之时，那边的亲人也无法提供生存的机会给他们两个男人。想到在国内所受的迫害和歧视，回去也毫无前途，于是他们干脆就在边境线上的佤邦，参加了缅共游击队。
关于缅共反政府游击队的来历，而今很多人已经迷糊。实际情况是1948年缅甸宣告独立，但缅甸共产党力量微弱，被仰光政府打压驱逐。缅共内部矛盾斗争加剧，分成了红白两派。红派学习苏联，日渐衰败，到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而白派领袖德钦丹东学习中国，在缅甸南部建立了武装力量。50年代后期，由于不抵政府的军事打击，这支队伍退入中国，被中国政府安置在了川黔两省矿区。
60年代，中国与缅甸边界谈判，中方做出了很大让步。但1967年“文革”中，在缅甸仰光就读的华人学生，也成立“红卫兵”，开始了一系列过激行为，以至于引起大规模的反华活动。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被砸，旅缅华人惨遭牵连，两国矛盾突然加深。缅共的彭家声部这时也被驱赶退入云南，这支武装马上被解放军整编和训练。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的原缅共成员，也被紧急集合武装起来，正式打出“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突然反扑，而当时云南军区被赋予了支援缅共的任务。
由中国军事顾问和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一夜之间过关斩将，转瞬占领果敢地区，向萨尔温江西岸扩张。他们编制成立了四个军区，这就是今天缅北佤邦、掸邦各个割据势力的由来。当时，正是中国知青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始之时，如火如荼的缅共武装斗争，给了这批苦闷青年一个诱惑——与其在国内务农，不如参加世界革命。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仅提供武器和顾问给缅共游击队，还认可中国知青越境从军参加“革命工作”。
表哥和他的小舅来到缅北的一个征兵站，二话不说，每人马上拿到一套简陋的军服，以及中国制式长枪和弹药。缅共根本就不培训这些新兵，他们立即被分配到两支部队，转身就投入了著名的“滚弄战役”。六
天性尚武且机敏过人的表哥，无师自通就学会了狙击和野战。他所在的那个营，主要驻守在一个原始森林里的壕堑中。目光所及的山下，是一个坝子和一些农户，对面的山上则是政府军的驻地。坝子乃缓冲区，农民也不管两方的冲突，依旧自耕自足，同时还要为双方都提供菜蔬补给。
白天基本无战事，夜里，双方都会派出小组，去对方阵地偷袭和骚扰。在死神面前，大家轮流上场，各自凭本事和运气拼搏。轮到表哥时，他和两个战友多带了两颗地雷。他们在夜色中潜入敌方营地前，在逼近的小路上埋下杀器。然后他朝着对面堡垒的隐约灯火射击，立刻引出了喊叫着的追兵，很快一声巨响，一片惨叫……他们得胜回营。
那时的缅共，经费不足，供给自然也是朝不保夕。他们在丛林之中，成天与各种蚊虫和旱蚂蟥作战，常常食不果腹。但是战斗的血腥味，在那个充满革命的年代，几乎天然地吸引着这些从小看战争电影的浪漫青年。十八九岁的孩子，虽有时代迫害的怨尤，却又多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枉自挥洒着他们的青春热血。他们在自家尚不能解救的厄运中，却在热带丛林中幻想着世界革命，妄图去解放全人类。
表哥身边，一批批知青战士默默死去，一个个幸存者开始站在了指挥岗位上。伤残的英雄一样树立为模范，政工干部夜夜催眠着这些走投无路的男女。但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天资禀赋不同的思考者。表哥的一个战友，同样是昆明知青，其父曾经是龙云将军的参谋长，在那个特定年代也被打倒，孩子们跟着饱受欺凌。这个冷静聪慧的年轻人，与表哥成为烽火狼烟中的铁血哥们儿，在兵戈血肉的厮杀间隙，他开始厌战，开始私下倾诉对这场革命和战争的迷茫……
革命从来不允许怀疑者的存在，更何况这种被迷惑而虚构的义战，从根基上就害怕被质疑。缅甸百姓对游击队带来的不安和重负，啧有烦言；毫不高尚的同族厮杀，也让这些确实有一点知识的邻国志愿者，渐渐寒心起来。表哥的这位唯一可以肝胆相见的战友的日记，终于被缅共政委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他的笔下流露出的对缅共的质疑，以及对前途的悲观绝望，使得政委杀机顿现。
为了杀一儆百，队伍集中观看对这个潜在的叛徒的宣判。他被罚跪在地上，南亚的烈日在雨林中腥热潮红，千山鸟飞绝一般的寂静。一个为了逃避“文革”迫害、曾经怀抱崇高理想的中国青年，却被叛军冷血地击爆了青春的头颅。那一刻，表哥看见了飞迸的脑浆，带着那些缤纷的思想碎片，暴雨般散向异国沃土。他强忍的泪眼突然看见了恐惧，看见了革命的无情和虚无……
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忠诚，他被点名抽出来挖坑埋葬他的兄弟，他一点一点收拾着那些生命碎片。他看见那爆裂的眼珠，绝望地朝向北方，在那迢递千山之外的北方，是他的祖国，是初恋，是倚门终身的老母，和那个同样破碎的乱世之家。天性血勇的表哥，埋葬了他的同胞，同时也埋下了他的愤恨和质疑……七
就像当年苏共对中共的“国际主义援助”一样，中国方面对缅共，也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这场被邻国暗中支撑的内战，令缅甸政府头疼万分。两国原本建交，领导人还得在不同场合见面，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抗议。70年代末，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施。于是缅甸政府军与缅共进入僵持对峙，各自等待变局。
失去经费的缅共游击队，不得不开始了大规模的鸦片财政。眼看罂粟花漫山遍野地开放，表哥和更多知青战士的热血，开始冷却在他们打滚的罪恶土地上，他开始策划逃亡……
他早已失去了和家里的联系，父亲是否出狱，母亲和妹妹哥哥究竟在“文革”中乱离何处，这都是他在丛林中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只知道那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小舅，还在附近的壕沟里，傻傻地保卫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缅共。他深知他的逃亡，可能会带来对小舅的惩罚甚至处死，他不得不寻找机会见到小舅，与他合谋危险的前程。
他们在70年代初的战火中终于相逢，他看见原本懦弱的舅舅，竟然被烽烟熏陶成了一个完全缅甸化了的游击战士。两个滑稽的小排长幸运地还未化作炮灰，木然地握手相看泪眼。他的动议没有获得舅舅的首肯，他认为祖国的内乱，远比这场荒诞的内战更为可怕。他在这里虽然出生入死，但是至少不会再被捆绑吊打。而真正的祖国，却把他们这些海归的华侨视为寇仇，他情愿选择在这里尊严地死，也不愿再回去残酷地生。
表哥只好放弃他的动员，但是他已绝意要逃亡了。然而，新的命令下来，他们要去攻打一个县城。游击队的这次倾巢冒进全线出击，被迅疾赶来的政府军王牌师包围，顿时陷入绝境。无数未经严格军事训练的青年，真正离开山野进入城区巷战时，几乎不辨方向。他们在正规军的炮火下，像野火烧荒一般被席卷而去。表哥带着他所剩无几的残部，凭着他对城市生活的经验，迅疾逃入森林。一路被追踪伏击，战友不断在他身边血肉横飞。他带着轻伤连滚带爬地冲出重围，回到营地休整，开始设计逃亡的路线。
终于轮到他站岗的夜晚，他趁查哨的间歇，什么也没带就直奔原始森林而去。一夜狂奔，路遇野兽，他深深后悔没把枪带上。总算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中缅界河，他不敢经过中方哨所，只好往下游渡河，最后回到了他下放的那个村寨。八
景颇族的村民，向来不关心国事，更不关心这些来来去去的汉人知青。表哥把他名下的一亩三分地，交给了村里的一个农民，自己便潜回了省城。
山中不知年，那时其实已接近70年代中期，中缅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的中国社会秩序，正在渐渐恢复，而缅共内部矛盾冲突却不断恶化。毛泽东登遐前后，中国赴缅军事“顾问组”也暗中分批撤回。缅共气息奄奄，游击队的中国知青开始纷纷逃亡；一个个割据独立的缅共领袖，正朝着腐败邪恶的毒枭演进。
回到省城的表哥，才知道他的哥哥也去参加了缅共游击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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