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贵生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技术创新管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之路试读：
前言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与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明确将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自主创新受到举国上下的重视。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如何进行自主创新的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
后发国家的创新追赶问题是世界创新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迄今为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对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理论上认为，后发国家的创新追赶需要有保护的条件；在实践上，至今尚未出现后发国家开放条件下实现创新追赶的先例。因此可以说，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的创新追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企业正是面对着这样的难题，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创新研究也面临着世界性难题，我们缺乏现成的理论和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必然是中国特色的创新。
为了揭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所走的道路，本书编者自2005年起先后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边界划分、过程转换和战略措施”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自主创新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研究”，尔后又承担了“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专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先后调研了50多家企业，访谈了10多所大学、研究院所及多个政府部门。从实地调研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鲜活的感性认识，这为认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基础。
本书是在“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下完成的，同时吸收和引用了教育部两个课题的研究成果，是我们5年多来关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成果的综合。
全书共分4章，第1章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及基本理论做了综述；第2章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总结；第3章构建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第4章是中国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的11个案例。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①系统界定了自主创新概念；②揭示了中国企业独特的自主创新道路；③建立了中国自主创新理论。这些都是现有研究中未见到的。
作者相信，本书所揭示和总结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径与做法、建立的中国自主创新理论，不仅对中国企业有参考意义，而且对其他后发国家有启发价值。
高旭东教授、李纪珍教授、王毅教授、谢伟教授、蔺雷博士、张洪石博士、梁玺博士、王彦博士、蒲欣博士、刘建新博士生、苏楠博士生等众多研究人员和课题组成员对本书做出了重要贡献，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和组织的调研活动！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感谢对课题调研给予大力支持的企业、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本书引用了大量文献，在此向文献作者表示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第1章 何谓创新：创新的概念、类型、作用、运行规律和管理技术创新概念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学者。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并将其定义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小的步骤的”（Schumpeter，1934）。他认为创新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有将发明引入生产体系才能成为创新。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创新不一定是重大技术进展的商业化，它也可能仅仅是对渐进变化的技术诀窍的利用，有时甚至根本不涉及技术的变化或进步。尽管熊彼特并未给我们提供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创新理论，但是他开创性地提出创新概念，为学术界指明了研究技术创新的方向，奠定了现代创新理论的基础。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版12年后，索洛（S.C.Solo）对技术创新理论重新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他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述》（Solo，1951）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这一“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不少学者（如Maclaurin、Ruttan、Jewkes等）都在技术创新概念上做过一些较接近的研究，到1962年，才有伊诺思（J.L.Enos）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Enos，1962）一文中首次直接明确地对技术创新下定义，伊诺思从行为集合的角度将技术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而林恩（G.Lynn）则首次从创新时序过程角度来定义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始于对技术的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过程”（Lynn，1996）。
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产品创新，他对技术创新的定义也限定在产品创新范围内。他认为，创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开始，以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性活动（Mansfield，1981）。厄特巴克（J.M.Utterback）在1974年发表的《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Utterback，1974）一文中认为：“与发明或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
弗里曼（C.Freeman）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只是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他在1973年发表的《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一文中（Freeman，1973）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它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其后，弗里曼在《工业创新经济学》修订本（Freeman，1982）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主要倡议人和参与者迈尔斯（S.Myers）和马奎斯（D.G.Marquis）在1969年的NSF研究报告《成功的工业创新》（Myers＆Marquis，1969）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变革的集合。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从新思想和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地解决各种问题，最终使一个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实际的成功应用。NSF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对于创新的界定还是比较窄的，如在1974年的NSF报告《科学指示器》中限定创新只有两类：一是特定的重大技术创新；二是有代表性的普遍意义上的技术变革，但不包括模仿与改进型变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NSF对技术创新的界定大大拓宽了，在NSF报告《1976年：科学指示器》中将创新定义为“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明确地将模仿和不需要引入新技术知识的改进作为最低层次上的两类创新而划入技术创新范畴中。
缪尔塞（R.Mueser）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定义做了较系统的整理分析，在他搜集的300多篇相关论文中，约有3/4的论文在技术创新界定上接近于以下表述：当一种新思想和非连续性的技术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到实际和成功应用的程序，就是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缪尔塞将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这一定义突出了技术创新在两方面的特殊含义：一是活动的非常规性，包括新颖性和非连续性；二是活动必须获得最终的成功实现（Mueser，198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著名的《奥斯陆手册》（OECD，1996）中指出，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原有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性的技术变化。如果在市场上实现了创新，或在生产工艺中应用了创新，那么创新就完成了。而这两种创新的实现或完成，涉及从生产领域活动到消费领域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创新包括了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和商业的一系列活动。
我国技术创新领域研究的先驱者傅家骥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对技术创新概念争论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概念做了如下界定：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吴贵生（2000）认为可以赋予技术创新比较简练和相对通俗的定义：技术创新是指由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的活动。其中技术的新构想是指新产品、新服务、新工艺的新构想，构想的产生可以是来源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技术的新应用，也可以来源于用户需求；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是实现技术新构想的基本途径，其中技术组合指将现有技术进行新的组合，它只需进行少量的研究开发，甚至不经过研究开发即可实现；实际应用是指生产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采用新工艺或对产品、服务、工艺的改进；经济社会效益指近期或未来的利润、市场占有或社会福利等；商业化指全部活动出于商业目的；全过程则指从新构想产生到获得实际应用的全部过程，这一过程如果终止于新设想或研究开发，则不能认为完成了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概念“自主创新”已经成为近几年我国经济、科技乃至政治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并无这一说法。人们在使用这一词汇的时候，都在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或者理念，在多数情况下，读者或听众也能领会其所传达的精神。但是，如果追究其含义，不难发现，不同的人所做出的解释并不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这为学术研究和实际管理工作带来不便。研究自主创新理论的前提是对自主创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恰当的界定。在缺乏得到普遍认可的统一定义的情况下，对“自主创新”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非常必要。如何定义自主创新的困惑
给某个概念下定义是为了界定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为行动提供指南。
创新、技术创新是外来语，其存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含义早已为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所熟知。而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并无“自主创新”的说法，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独创一个“自主创新”的概念呢？
从纯学术的意义上来讲，创新自然是自主的，因为创新是创新主体的一种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自主”只是附加的一个定语，并无实质性含义。但是，中国提出自主创新有其深刻的含义，其意义首先不在于重新定义创新，而在于传达一种理念、意志和意图。
因此，自主创新定义的第一个功能是传达战略意图。它表明，中国要摆脱技术依赖，自强自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这一点从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确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问题到此为止，自主创新的定义就不需要讨论了，因为，从语义上讲，“自主”仅仅是为了加强语气，使其达到传达新信息的目的，在具体内容上并不赋予新的含义。
但是，“自主创新”概念已经在中国广泛使用，成为和“创新”并列的概念，如果不给出确切定义，可能会产生概念混乱；同时，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还要探究其是否存在具体意义；另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与实际行动“对号”的问题，例如，有企业问：究竟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自主创新？因此，我们必须讨论自主创新定义的第二个功能——内容界定功能。
在讨论自主创新定义的第二个功能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自主创新是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类型（技术创新是大概念，自主创新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是作为取代技术创新的一个新概念？
我们不妨将自主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分支的界定称为“狭义自主创新”，这在学术上是能自圆其说的。但问题是，学术定义本身不是目的，定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行为。显然，在自主创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我国实际已用自主创新概念代替技术创新概念的情况下，狭义自主创新就不适用了。因此，我们的任务实质上是界定一个适用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概念，用它来取代普遍定义的技术创新概念。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广义自主创新”。
其次，如何界定“广义”的自主创新？有几种可能的思路：一是从内涵上界定，如前述有学者强调创新的内生性；二是从“自主”成分上界定，即有多少自己研究开发及商业化的成分才能界定为自主创新。
目前，被广泛采用的自主创新定义实际上是从外延上界定的，即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外延的界定主要是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来源的分类而做出的，其优点是通俗易懂，易于为社会各界所理解。其不足是，未对“自主”做出解释；同时，用三种模式来定义也存在“遗漏”的风险，随着形势的发展，可能出现新的模式，这时，还要修改定义。因此，仍然有必要对自主创新的定义加以讨论。已有的自主创新定义的分歧
1.国内学者关于自主创新的定义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自主创新”给出了定义，概括如表1-1所示。表1-1 国内部分学者关于自主创新的定义
2.对现有定义的分析
上述各位学者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表明对自主创新的理解相当离散。对纷繁的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将上述各种不同的定义归纳为三类：基于技术来源角度的定义，基于主导权角度的定义和基于发展阶段角度的定义，较为集中的定义是前两类。（1）基于技术来源角度的定义
从技术来源角度，又有关于创新主体对“自主”程度不同而做出的不同定义，大体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研究开发及全部创新活动完全由创新主体完成，这种定义，基本上可以简化为：自主创新=自己创新。可以说，这是“自主”程度最高的创新。
第二种：强调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甚至掌握核心技术、创造自己的“技术轨道”。这是“自主”程度次高的创新，但强调了技术自主的关键——知识产权。
第三种：给出了自主创新的三种模式：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技术来源的角度看，既包括自己原创性研发，也包括从外部获取后自己集成，还包括了直接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可见，这种定义所囊括的范围更广、更全面。（2）基于主导权角度的定义
基于主导权角度的定义着重强调创新活动的主导权及自立自强的意志和勇气。（3）基于发展阶段角度的定义
基于发展阶段角度的定义实际上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即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技术基础薄弱，与国外差距大，要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到了现阶段该转向自主创新为主了。
是囊括不同角度做出综合性定义还是挑选一种角度做出定义？在选定角度下，又如何处理多种情况？这些都是要回答的问题。对自主创新提出背景的再认识
要认清自主创新的含义，就必须从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动机说起。自主创新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要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来诠释。
1.经济发展
自主创新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紧密相关。以下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技术来源的充足性、经济合理性以及发展机会几方面加以说明。（1）可持续性问题
第一，投入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主要有资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多数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国已经面临严重的资源制约。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是不可持续的；“人口红利”将消失，老龄化正在到来，我国面临的挑战日益凸现。
第二，产出不断扩大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状况，巨大的本国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产能的扩大，国内市场逐渐饱和，于是不断扩大出口，进而使外贸依存度达到很高的水平。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第三，环境的可持续性。我国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世界工厂”将世界能源和环境压力转向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不能持续承担不断增加的环境负担。
第四，从根本上说，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本国的能力。长期依靠技术引进容易形成我国经济的技术依赖性，这是对我国创新能力的腐蚀。一个缺乏创新能力的经济是不可能持续的。
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战略转型，为此必须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自主创新则是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必由之路。（2）技术来源能否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技术引进满足经济发展的技术需要。在我国产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技术引进对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30多年的技术引进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随着我国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我国早期引进的发达国家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与发达国家不存在竞争问题，因此可以顺利实现技术引进。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很多产业的企业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对手，需要引进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先进技术。我们已经发现很多国外企业已不愿再出让技术。
第二，即使能够引进技术，如果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就难以进行持续的改进创新，仍然无法形成竞争力。
第三，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已有产业可能发生技术变革，很多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与发达国家实际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需要实现同步创新，是不可能依靠技术引进发展新兴产业和实现已有产业突破性创新的。（3）经济合理性问题
即使能够顺利引进技术，还需要考虑技术经济合理性。宏鸉集团创始人施振荣（1996）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意指在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前端的设计和后端的销售、服务环节，处于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技术引进意味着放弃了前端价值链，结果是技术供给者控制着附加值高的环节，我国企业只能在低附加值环境中苦苦经营，有些企业因此陷入困境。例如，国外DVD核心技术拥有者向我国DVD制造企业索取高价的专利费用，致使中国众多企业退出市场。（4）发展机会问题
技术创新理论和大量实践证明，技术轨道变迁和新技术革命是后发国家追赶的难得的机会窗口，一旦错过这样的机会，可能会导致长期疲于追赶。靠技术引进不可能抓住这种机会，只有主动地、前瞻性地开展创新，才可能获得追赶先机。
2.国家安全（1）国家经济安全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在创新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只能依托低端产业和附加值低的制造环节，导致大量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依赖进口，其价格急剧上涨，给我国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压力，从长远看，威胁了这些产业的安全。例如，铁矿石连年大幅涨价，已经显露出威胁性。依靠技术引进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已使我国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对我国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体现核心技术的关键设备、元器件时常受到“禁运”、“禁售”限制，制约了产业高端的发展。经济安全最集中的表现是国际竞争力，在跨国公司垄断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我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2）国防安全
一旦涉及国防，引进技术问题就变得十分敏感，关键技术、重要技术一般都被禁止向中国转让。因此，靠技术引进提高国防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战略规划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自主创新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事业，以尖端技术为重点实行“跨越式”的国防科技发展路线，以长远规划引领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举措等，对我国国防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国防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领域，如果我国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就很难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威胁维护国防安全的战略主动权。（3）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象征，是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集中体现。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为维护政治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技术依赖难免走向经济依赖，一个技术和经济依赖于他人的国家，政治安全就难以保证。
3.民族精神
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铸就了自强自立的精神，拥有悠久的创新历史，中国长时间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发明创造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由于种种原因，近几百年中国落伍了。急起直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目标。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找到的可能的追赶之路，技术引进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振兴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和必由之路。因此技术依赖与自强自主的民族精神是存在矛盾的。近年来，要做“制造大国”更要做“制造强国”、要“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不仅反映了国人不甘居于价值链低端、为人“打工”的地位，而且反映了自强自主的民族心态。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概念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诞生的，是对历史发展的反思和对未来发展思考的产物。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及“十一五”规划中正式将自主创新列入国家战略。由此可见，“自主创新”一词传达的不仅是加强技术创新的决策，而且是新的战略思想，也渗透了自强自立的信念。自主创新的定义
以下试图给出自主创新的可能的定义。在给出自主创新的定义之前，首先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为什么要加上“自主”二字？如前所述，“自主”二字有传达战略意图的作用，自主是相对不自主而言的，那么，不自主又指的是什么？
从现实状况看，“不自主”主要表现为技术依赖和缺乏创新行动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具体来说，主要表现有：一是依靠技术引进，如有学者反复批评的“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就是典型的表现；二是依赖合资的外方，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合资中方实际上失去了技术的话语权，更谈不上创新的决策权。
其次，定义的复杂度，即是做出一个简短定义（“短”定义）还是做出一个既包括内涵又包括外延的冗长定义（“长”定义）？从易于被理解和记忆的角度，以简短为好；从严密性和可操作性角度，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相对冗长的定义。二者各有利弊。
本书在借鉴已有定义以及对自主创新实践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给出如下自主创新的定义：
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下的创新。
这一定义只是对创新前面的“自主”进行具体化，将自主解释为自己主导。这里的“主体”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国家、行业或区域。“主导”则表明了话语权和决策权。对“创新”概念未做新的界定，意味着引用已有的成熟定义（包括技术研发、产业化和商业化）。这一定义是对创新主体在创新自主权上的强调，是对自主创新定义第一个功能的回应。
至此，似乎已经完成了自主创新的定义。但是，从操作性上看，还未给出可用于鉴别自主创新的标准，即未能界定“自主程度”。为此，再给出延伸定义。
延伸定义一：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之下的、由该主体完成部分或全部创新活动的创新。
延伸定义二：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之下的、由该主体完成部分或全部创新活动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延伸定义三：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之下的、由该主体完成部分或全部创新活动且掌握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延伸定义一至定义三附加的限定，反映的是创新主体的创新深度（自主程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除决策之外，还实施了多少创新活动。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企业虽然自主做创新决策，甚至拥有自有品牌，但将全部创新活动委托给企业外（通常是国外）来完成。虽然这符合定义，但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摆脱依赖的作用不大，因而与真正实现“自主”仍然有距离。第二，借鉴不同学者对自主创新程度的界定要素，在延伸定义二和定义三中分别附加了关于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界定。关于企业对自主创新理解的调查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与国家统计局合作（本书编著者是主要主持者之一），于2008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发文在全国42个城市以问卷形式抽样调查了1680家制造业企业，获得有效问卷1401份。
在问卷中特别列出一个题项：“您认为以下哪些属于自主创新”（可多选）：技术完全自己开发核心技术自己开发部分技术自己开发拆解分包给企业外开发，自己集成基本外部开发，但拥有自主品牌
回答的结果如表1-2所示。表1-2 国内企业认为属于自主创新的活动（多可选）注：有效问卷中共有1378个企业回答了该题项
从上述回答可以看出：
企业对不同程度的自主创新都有所回应；企业对自主创新中核心技术由自己开发有很高的认同度。
这一调查从一个侧面反映，从“自主程度”上界定自主创新符合现实的需要。对自主创新概念的把握“自主创新”这一中国独创的概念，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其深刻含义。对自主创新概念要从两个层面解析：第一个层面为理念层面，表达自强、自主的理念并传达新的战略意图；第二个层面为学术和操作层面，表达具体的内容。
从本书对自主创新概念提出背景的回顾可以看出，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十分鲜明，在实践中发挥了实在的作用；第二个层面的含义目前尚处于未达成共识、较为模糊的状态，仍有待探讨和认识的深化。观点分歧的焦点在“自主程度”上。
就自主程度的高低下定义，就会有“松”、“紧”程度的差异。本书尝试给出了自主创新的一个总定义和三个延伸定义。总定义适用于一切形式的自主创新，三个延伸定义一个比一个“紧”。
本书认为，关于松紧程度的把握，现阶段在学术上不必强求统一，只是各人在论及自主创新时要明确自己指的是什么。在实践上，现阶段也不宜过“紧”，以免把大量的包含创新的活动排斥在自主创新之外，毕竟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还处于初级阶段。
创新概念的泛化
需要指出，以上关于创新的概念都是指“技术创新”；在现实中，创新概念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它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诸如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战略创新、市场创新、观念创新等。我们可以将上述技术创新称为“狭义创新”，而将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称为“广义创新”。在本书中，如无特别指明，“创新”均指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类型
1.希克斯的分类
1932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克斯从创新与生产要素的关系角度给出了一种创新的分类法（J.R.Hicks，1932）。希克斯假设只存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因此创新可以根据其效果分为以下几种。
节省劳动的创新是指相对于劳动边际产品而言，增加了资本边际产品的创新，即那种能使产品成本中活劳动所占比重有所减少的创新。
节省资本的创新是指相对于资本边际产品而言，增加了劳动边际产品的创新，即那种能使产品成本中物化劳动所占比重有所减少的创新。
中性的创新是指以同样的比例同时增加了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的创新，即既不偏重于节省劳动，又不偏重于节省资本的创新。
这一分类的理论意义在于划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新技术所起的作用类型，其政策意义为制定经济增长和技术政策指出方向，为选择和引进新技术提供依据。
2.SPRU的分类
英国Sussex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SPRU）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种基于创新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创新分类（G.Dosiet, et al.，1988）。
渐进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是一种不断进行着的累积性改进。其创新程度不大，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进包装、增加品种和提高生产效率作用常常很大。这种创新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创新，所需资源并不多，但是对于企业发展和商业化成功却非常重要。
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通常是在科学技术突破或市场需求吸引下进行研究开发的结果。这类创新是不连续的，其成果将导致产品的性能与功能或者生产工艺发生质的变化。这类创新的数量较少，所需资源较多，其产生的效果会改变整个行业的特征甚至导致新产业的出现，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
技术系统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一般是指在严密的计划和细致的组织下，经过多年和耗费大量资源才能完成的现有技术系统的改变和新的复杂技术系统的建立。因此该类创新通常是在国家计划推进和行政干预下进行的，还高度依赖于杰出的科学家和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工作。这类创新数量很有限，但创新成功往往带动相关产业的重大变化。
技术范式的变更（change in technology paradigm）通常既伴随着根本性的创新，又包含有技术系统的变更。它影响到经济的多部门甚至整个经济，并改变人们对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认识及行为方式。
3.A-U的分类
Utterback和Abernathy根据创新中创新对象的不同，将技术创新分为（Utterback＆Abernathy，1975）以下几种。
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是指开发生产出新产品并推向市场的技术创新活动。通常所说的新产品开发即属此类，也包括技术上有变化的产品的商业化。按照技术变化量的大小，产品创新又可以具体分成重大的产品创新和渐进的产品创新。前者是产品用途及其应用原理有显著变化的技术重大突破，而后者往往在不改变技术原理的条件下基于市场需要对产品功能进行扩展和改进。
工艺创新，也称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是指研究和采用新的或有改进的生产方法的创新活动。广义而言，工艺创新既包括新工艺或者新设备的引入，也包括引入新的生产和销售组织管理方式。
4.按技术变动分类
吴贵生（2000）提出技术变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构性变动，另一种是模式性变动。结构性变动是指技术要素结构或联结方式的变动，如通信技术中从有线电话到无线电话就是结构性变动。模式性变动是指技术原理的变动，如从模拟通信技术到数字通信技术就是模式变动。根据技术变动方式的不同，可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类。
局部性创新，或称渐进性创新，是指在技术结构和模式均未变动条件下的局部技术改进所形成的创新，如电话机由拨号式改进为按键式的创新就是一种局部性创新。
模式性创新是指技术原理变动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例如，通信技术中由模拟交换到数字交换的创新就是模式性创新。
结构性创新是指技术模式未发生变化，只是技术结构变动形成的技术创新，如无绳电话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通信连接方式，但原理并未发生变化。
全面性创新是指技术结构和模式均发生变动所形成的创新，例如，由模拟式有线通信技术到数字式无线通信技术所形成的技术创新就是全面性创新。技术创新的作用
1.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类：其一是资本投入的增长，其二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其三是技术进步。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创新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依靠简单扩大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效益低下，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现有研究大量地将创新作为解释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比如Posner（1961）解释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的时候，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效应：创新会增加这种差异性；而模仿会缩小这种增长的差异。此观点提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认为创新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种技术领先的国家；而其他后发国家只能从事模仿和复制。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Fagerberg（1987，1988）指出了三种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创新、模仿和其他为商业化开发技术的努力。他的分析认为，更高水平和更好质量的创新活动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东亚四小龙”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的最重要原因。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之后10年中快速增长的创新绩效仍然是这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Fagerberg＆Verspagen，2002）。这些研究同时指出，模仿对于后发国家已经越来越困难，不仅需要更高的成本投入，日益减少的模仿和学习来源也成为模仿的主要障碍，因此只有创新才能有力地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
2.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技术创新作用的结果，因为技术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推动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等的重新组合，由此带动生产手段和生产结果的变化，引发新产业的培育和传统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产品市场的成熟化无疑会影响到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某类产品的市场容量达到饱和状态，并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时，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会加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会呈现过剩的局面，企业的利润可能下降，一些比较弱的竞争者会被迫逐渐退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胜利者，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维持其优势；而被迫退出市场的失败者，也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另谋生路。如果产品生命周期到了衰退期，产品市场进入替代阶段，企业的产品更迭或部门转移的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等待观望就意味着放弃发展，坐以待毙，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3.技术创新与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是由用户来选择的，争夺顾客是竞争的焦点。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种竞争又具有国际性，它是围绕争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必然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开展技术创新，以取得竞争优势。
竞争的实质是通过“制造差异化”来战胜竞争对手。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研究开发的优势，在产品的品种、性能、质量等方面制造差异化；也可以利用先进的工艺设备，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产品成本，建立同等质量下的价格优势；还可以利用流通领域的能力，通过优质的售后服务创造服务方面的差别化。不管哪一种差异化都可能获得竞争优势，而任何一种差异化都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
1.企业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尤其是企业家更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按照熊彼特的解释，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的组合”。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要有战略眼光，善于判断和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②要有胆量，敢于冒风险，勇于创新；③要有组织能力，能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同时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企业是创新投入的主体。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投入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企业实现。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具有很明确的目的，即通过创新实现效率的提升并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企业能够对创新活动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并且保证创新投入以较高的效率得到利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中企业始终占据最高的比例，也说明了企业在创新投入中的主体地位。
企业是创新运作的主体。根据技术创新的基本定义，创新运作的大部分过程需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因此企业毫无疑问是创新活动的运作主体。而运作方式由于企业规模的不同也存在差异。大企业是产业界研究与发展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尤其是承担了产业界绝大部分的基础研究活动。世界上多数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中央实验室或者研究开发部，拥有雄厚的研究资金、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研究人员。而中小企业则具有创新效率高、速度快、创新接受程度高、应用化程度高等运作特点。
企业还是创新结果承担的主体。因为企业进行了创新投入并保证创新顺利运作，因此企业自然成为创新结果的承担者。无论是创新成功带来的价值还是创新失败导致的损失，都只能由企业来承担。创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企业也是承担的主体，因为这是与创新的收益息息相关的，企业享受创新收益的同时就必须承担创新风险。
2.科研机构和大学
首先，大学是技术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随着创新的深化，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人才需求的等级上升，需求量加大，人才已成为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必须主要通过大学和科研机构系统的知识沉淀和创新教育来培养。
其次，研究机构和大学集中了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拥有最先进的科研仪器和设备，有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利于进行创造性的研究。由于政府的资助，他们可以从事处于学科前沿的研究开发工作，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所承担的任务占其全国总量的85%以上。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研究开发活动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宝贵源泉。历史上，一些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多数首先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完成发明，然后转移到企业形成产品甚至产业。
最后，大学是促进高技术产业及相关知识服务业发展的摇篮。高技术产业及相关知识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科技工业园区则往往扮演着经济先行者的角色。在世界上数以百计的科技工业园区中，几乎都以大学作为重要依托，许多明星企业都出自大学的摇篮。
3.中介机构
中介结构包括各类提供中介服务活动的专门中介机构，如提供对科技成果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工程化、中试和设计服务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为解决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提供信息和解决办法等各种咨询服务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咨询公司；为技术创新提供场所、设备等硬件服务的科技工业园区、创新中心和孵化器等。
4.金融服务机构
创新是一项需要较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活动，许多企业因为无法承担资金的负荷而难以开展创新。因此需要金融服务机构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融资支持的主要方式包括：贷款援助、贷款担保和寻找直接融资途径等。
5.政府
政府既是创新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国家层次，政府主要是制定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政策和计划，引导创新方向，调控创新活动。在地方层次，地方政府一方面贯彻国家的宏观指导政策，另一方面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和实施促进当地发展的计划和措施。
从微观角度来看，政府对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对企业的间接管理：政府通过环境建设、市场管理来影响企业行为，主要措施包括供求调节、制定法律、监督管制和市场引导等。（2）对企业的直接管理：政府按照法律或契约的规定直接干预某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其目的是保证国家的所有者的权益。政府通常采用的手段有组织控制、财务监督和经营指导。（3）通过非官方的中间组织对企业进行管理：政府往往通过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来沟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4）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于企业创新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投资周期长、回收慢，因此一般不为企业所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为企业的创新创造条件。技术创新运行规律进化理论
如果说有什么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概括当今技术创新的经济特性，并揭示创新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话，那无疑首推进化理论。进化理论，强调以生物进化论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由于它能够较好地处理像系统生成、演变等现象，故受到许多创新研究者的青睐。
在经济学说史上，马歇尔是一个较早主张应用生物学概念分析经济现象的学者。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马歇尔，1890）但马歇尔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的是一个非进化的方法。熊彼特对经济进化理论做出了较大贡献，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特色，不仅是由于这么一件事实，即经济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进化的，且通过它的变动又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根据。”除此之外，他还身体力行地在实践中应用进化的方法。
以下简要概括当代的研究。
纳尔逊和温特的自然选择理论
当今创新研究的进化学派，是由纳尔逊（R.Nelson）和温特（S.Winter）奠定基础的（Nelson＆Winter，1982）。他们之所以要提出用进化理论作为分析经济变迁和技术进步的框架，是觉得正统经济学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变迁、技术进步，以及正统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假设，与创新和企业的其他行为不相符合。
在纳尔逊看来，所谓进化系统，主要包含以下因素。首先，它具有一个将新颖性引进系统的机制。这种新颖性，即为创新。其次，一个进化的经济系统具有对经济实体进行可理解的选择机制。这里，经济实体是指“技术”、“企业”。所谓可理解，是指能够指明选择的决定因素、动力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说“适者生存”。
在进化理论中，企业是基本的分析单位。纳尔逊认为，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一系列的“惯例”（routines），它们是企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处理事务的最好方法。一般而言，企业共有三种惯例：①标准的操作程序（生产某物的技术）；②投资行为（企业是扩张还是收缩）；③搜寻行为（发现新的技术）。维持惯例的倾向类似于遗传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新的技术、新的企业，便等于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突变。
根据上述理论，对一个经济系统进化而言，选择和搜寻是两个关键的要素。
纳尔逊认为，搜寻是系统的创新行为，它具有以下特征：不可逆性、偶然性、对待发现事物的依赖性、不确定性。搜寻行为的规律性表现是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因为“今日搜寻的产物，不仅仅是一项新技术，而且还有利于知识的增进”，并且是明日搜寻的自然出发点。
用这种搜寻的规律性，可解释产品设计的进化、产品周期。类似于产品创新，还可以在过程创新中发现同样的周期现象。一般而言，一项重大的创新之后，出于对边际利润的追求，会使渐进性的产品和过程创新在几条不同的方向上进行。但其中有几条较为突出，纳尔逊和温特称它们为“自然轨道”（natural trajectories），也可以称之为“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它是可达到的能力的前沿。虽然大多数轨道对特定的技术有特定的要素，但有两条在许多领域都显现的轨道，这就是“对潜在的规模经济的不断挖掘和手工操作的不断机械化”（Nelson＆Winter，1982）。
选择环境具有下列要素：①一个组织在考察是否采取一个创新时的费用效益评估；②获得利润的方式，它受消费者和管制部门偏好的影响；③利润和一个特定组织强盛或衰弱的关系；④学习、模仿机制的性质。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创新流，选择环境决定不同的技术被采用的方式。
纳尔逊曾经这样认为，他的进化理论，可看做“文化进化分析的一个特例，在其中，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利润是成功的标志。竞争的压力在于消除无利润的实体、增加有利润的实体”。市场为企业的创新竞争提供了空间，它决定哪个是好思想，哪个是坏思想。市场又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大棒和胡萝卜，它决定哪个企业退出竞争，哪个企业生存下去。市场是一种选择环境。路径依赖理论
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阿瑟（W.Brian Arthur）和保罗·大卫（Paul A.David）最早将路径依赖理论纳入技术创新研究中。随后，许多学者（Dosi，1988；Mokyr，1990；Rosenberg，1994）在技术史和技术经济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是“路径依赖”的，并把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定义为：技术发展的历史因素在决定未来的技术变迁（technological change）中起到了主要作用（Redding，2002）。这些历史因素包括：最初市场、技术管理、制度、规则、消费者预期等。在它们的作用之下，技术创新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影响，进而导致成功的创新和采用新的技术取决于现有技术的发展（Rip＆Kemp，1998；Kemp，200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历史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赞同”采用现有的技术而“反对”采用新的技术。阿瑟等学者指出，采用现有技术的收益递增（造成积极的正反馈）导致创新“锁定”（lockin）于现有的非优的、低效率的技术，并阻止采用好的、优越的、可替换的技术，并最终造成技术创新的低效率。保罗·大卫（1985）利用QWERTY键盘这一例子说明了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是如何导致技术创新的低效率。现在普遍使用的QWERTY标准键盘主要是由肖尔斯（Christopher Sholes）在1868年发明并申请专利的。QWERTY设计之前的键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操作者的速度提高后，打字杆会挤在一起。肖尔斯和当斯摩尔发现，通过改变键盘的布置，使经常连续敲击的字母键集中在打字机的两边，以便降低打字速度，进而减少对键杆的挤塞。后来，由于技术的进步，打字速度不再影响到对键杆的挤塞。这时，德沃拉克（Dvorak）针对QWERTY键盘的弊端，设计了一种新的、打字速度快得多的键盘，并于1936年获得专利。但是，该键盘在市场上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保罗·大卫和其他人认为，标准的传统键盘保留至今，是因为从一种设计标准转换到另一种设计标准的“转换成本”太高，致使效率较低的产品成为标准保留下来。这一例子和随后的众多例子（录像机Sony betamax制式和VHS制式之争，Arthur，1994；核反应堆采用非优的轻水反应堆技术，Cowan，1990，1996；美国制糖业使用的技术，Krueger，1996；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路径依赖导致了技术创新锁定于现有非优的、低效率的技术，并最终导致该路径上创新的低效率。
Arthur（1994）描述了路径依赖造成技术创新低效率这一现象是由于收益递增规律导致的，并把收益递增规律分成四种形式：①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很高，但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将会下降。这样，现存技术的早期投资者拥有较高的沉没成本，这就意味着其很难采用可替代的技术。②学习效应随着专业技能和知识通过生产和市场实践的积累，造成产品产量的增加和成本的下降。“干中学”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Arrow，1962），后来的学习曲线也证实了该论点（IEA，2000）。③适应性预期随着技术使用而增加，人们对现有技术的品质、性能和寿命增强了信心，减少了不确定性。④网络效应使应用某一技术的人越多，对采用同一技术的人越有利。例如，在通信技术中，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移动电话时，你的优势就是使用移动电话。技术创新管理
技术创新管理起源于技术管理。现在，“技术管理”和“技术创新管理”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交叉融合了。
技术管理（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MOT）作为一门学科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外兴起，而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已开始研究。
目前大部分理论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MOT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有少部分人认为MOT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R＆D管理、创新管理、工程管理和战略管理，但MOT作为专有词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
基于技术管理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根据其对商业环境的界定、研究范围、研究的问题及其主要内容，将其划分为四个学派，即R＆D管理学派、创新管理学派、技术规划学派、战略性MOT学派，如表1-3所示。表1-3 技术管理研究的四个学派资料来源：吴贵生、谢伟（1999）。
基于技术管理与技术经济学的关系，技术管理理论涉及商业管理和工程技术的各门学科。技术管理学术文献大量使用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政治学、管理学和系统理论。技术管理研究涉及的理论和学科如图1-1所示。国外的技术管理研究
国外关于技术管理的研究主要涉及技术创新、战略技术规划与转移、项目技术管理、技术管理的概念与方法以及技术管理中的人力资源与社会文化问题等领域。技术创新仍然是技术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在此领域发表见解，如J.Kim和D.Wilemon的《R＆D管理：新产品开发的加速》、M.A.C.Bruno和E.Vasconcellos的《高共享性技术联盟管理：化工企业的模型与应用》、I.McLoughlin和C.Koch的《多公司情况下的管理软件的创新》以及J.R.Baldwin和M.Rafiquzzaman的《先进制造技术的采用和推迟的决定因素》。图1-1 技术管理研究涉及的理论和学科
战略技术规划与转移的研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因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该领域引起了政府政策制定者、国际基金机构和公司决策者的兴趣，因此出现了许多优秀且新颖的论文。Amos和Tubbs考察了密苏里州大学合作交流小组促进该州制造企业的技术转移及其有效性。这方面的文献还有R.Phaaletal的《快起点的技术规划》、L.R.Vega和E.G.Vega的《墨西哥虚拟中小企业（SME）关于制定战略技术规划的步骤：INCAM实例》、H.J.Steenhuis和E.J.deBruijn的《技术国际转移的评估》以及H.J.Steenhuis的《技术转移：信息的精确的重要性》。
在技术管理与人力资源、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中也出现了部分文献和研究，如M.H.Sherif的《多样性、文化与技术项目管理》、Jongbae Kim和D.Wilemon的《产品开发项目中的管理压力》以及L.Moreletal的《价值管理：一种促进培训教育组织的方法》。在技术项目管理领域，R.Sbragia发表了《在矩阵组织形式的产品开发项目中项目经理与职能经理的关系》。在技术管理概念与方法中，出现了M.G.Mohrle的《基于TRIZ的竞争分析》、G.Schewe的《模仿：一种技术管理的战略选择》以及A.E.Akgün和G.S.Lynn的《思考型组织》。美国的技术管理研究已相当成熟。成立于1992年的国际管理协会（IAMOT）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国际技术管理会议。不仅如此，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美国与亚洲技术管理中心（The US-Asia Technology Management Center）积极地为美国向亚洲的技术转移活动在商业管理上做研究。Haour（2003）和Khalil（2001）以国际技术管理会议论文为基础编著了两本技术管理专著。
从国外技术管理研究趋势来看，今后国外研究的方向为：技术战略联盟管理研究、技术与产业关系的研究、跨国虚拟企业的技术管理过程研究、信息技术对技术管理的要求和影响、供应链的创新及其整合研究。国内的技术管理研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管理研究，到2003年为止，我国技术管理的重点仍然是技术创新研究，R＆D管理研究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号召之下出现了研究热潮，但是技术战略性管理文献相当稀少。
研究初期的文献大量集中在技术创新的概念以及应用对策上。技术创新管理理论是关于技术创新战略的本质特点、技术间断及创新陷阱、基本类型、可持续发展、企业选择、基本模式，其研究在于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体系、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特征、技术创新类型与知识管理方法的诸多方面。而技术创新战略应用对策文献有高科技企业科研与市场相整合的技术创新管理、WTO与企业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中国模式、产学研结合、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制约因素等。除技术创新战略外，战略技术管理研究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成果与文献，主要观点和研究范围有：企业技术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培育核心技术竞争力、技术开发战略、技术战略管理的中外比较和核心能力以及过渡性技术和技术引进。
最近几年R＆D管理研究及文献明显增多，尤其是对R＆D能力分配不平衡提出的应对措施。R＆D管理理论研究包括R＆D博弈分析、动机分析、风险分析和治理机制以及国际化与流程再造。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R＆D绩效测量、对策以及实践方面。在技术预测与技术规划研究中，技术趋势分析和技术预测的研究相对来说要成熟得多，而技术规划研究相对较少。
技术管理研究包括宏观层面（产业层面）的研究，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研究。前者的研究包括产业技术发展的模式、技术标准管理、技术市场管理、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技术政策等，旨在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与竞争力。微观水平的研究，特别是企业的技术管理研究，例如企业的技术发展策略、技术开发项目管理、技术中心的作用、研究开发机构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旨在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与竞争力。第2章 创新路径：中国企业独特的创新之路创新壁垒
创新壁垒是指创新所面临的障碍。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着四方面的壁垒：一是固有的创新障碍，可称为自然壁垒，如技术复杂、规模经济效应等；二是开放条件下创新所面临的壁垒，指跨国公司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各种人为壁垒，包括技术壁垒、资金壁垒、外部资源壁垒、无形资源壁垒和管理壁垒等；三是国内环境造成的壁垒，主要指对企业进入的限制政策，可称为规制壁垒；四是企业自身对创新的阻碍，可称为内在壁垒，如对引进技术的依赖等。以下着重对后三种加以阐述。技术壁垒
这里的技术壁垒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型技术壁垒，它是指后发者在掌握产业关键性技术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技术难度和获取障碍。在自主创新的多个壁垒中，最核心的、同时攻克难度最大的是技术壁垒。技术壁垒的形成既与技术本身的特性，如技术的复杂性、实践性和技术知识的积累性有关，也与外部知识获取的难易程度有关。与之相对应，降低技术壁垒的策略就必须减少技术特性对获取技术、提升技术能力的不利影响，如降低技术的复杂性、增加技术实践的机会和知识累积的机会。另外，建立更广泛的外部知识获取渠道，增加在外部知识转移中的谈判地位都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壁垒。
1.技术的复杂性壁垒
技术的复杂性是由英国学者克鲁夫特和卡什在将复杂性概念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研究中提出来的（Rycroft＆Kash，1999）。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技术创新的复杂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技术创新的实践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创新主体必须对技术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才可能解决复杂技术创新的各种问题和障碍。
技术复杂性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1）技术要素的复杂性。技术所依托的科学理论的深奥性、认知技术要素对手段的高要求、掌控技术技巧的缄默性等，都使掌握核心技术变得困难，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
2）产品复杂性。例如，先进制造系统集成的要素之间通过互动作用产生复杂的结构，其中要素的变化就会带来整个产品结构的变化，单个要素通过动态的非线性集成的方式形成丰富多彩的定制化、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具有复杂的体系结构，如飞机等。
3）过程复杂性。例如，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和环节都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阶段和环节经过动态反馈，产生各环节的协同作用，就体现了过程的复杂性。
4）产品与过程交互复杂性。因为产品和过程的不可分性，越来越多的技术复杂性表现为产品与过程的交互复杂性，而这种交互作用会引致更大的复杂性。
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创新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呈非线性，后发国家的自主创新必须面对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交互作用，而不能仅仅关注简单的线性过程，这是技术复杂性造成的障碍之一。技术复杂性强调技术创新的整体行为，因此自主创新过程必须将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管理融于一体，而且要求技术创新系统之间协调和同步，以及创新决策者、管理者和创新实施者之间的协同作用，这是技术复杂性造成的障碍之二。技术复杂性要求创新过程拥有动态反馈机制，通过正反馈打破静态均衡，走向动态进化；而不能停留在原有的静态均衡阶段，这是技术复杂性造成的障碍之三。同时，技术复杂性具有不可预测性，由此导致创新的风险，创新主体都有寻求合作以降低风险的需求，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不易寻求恰当的合作及合作过程可控的有限性是技术复杂性造成的障碍之四。
2.技术的累积性壁垒
技术存在累积效应，这是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及量的不断增加而导致自身以及自身以外其他相关因素相应变化的一种效应。这种技术累积性在企业持续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在，累积的技术知识往往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提。如果将技术创新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发现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的过程，那么只有全面了解掌握现有产品生产过程及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充分了解市场需求信息和技术发展最新动向，才能对现有产品和生产工艺提出改进方案或推出全新的产品和工艺。
在一些技术复杂而且技术进步具有连续性的产业，技术的累积性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机床、汽车等产业，产业技术知识中缄默性知识占有很大比例，企业的创新活动高度依赖以往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如新产品开发流程、工艺流程、质量改进等。企业如果没有相应技术知识的积累，往往难以进行创新或者影响创新产品的质量，比如国内汽车产业就非常缺乏产品设计开发积累的数据库，这造成国内企业在产品设计开发以及检测方面存在很大的能力差距。
我国的自主创新起步较晚，知识基础薄弱，很多产业缺乏基本的技术知识积累，因此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技术累积性壁垒。
3.技术垄断壁垒
英国著名跨国公司理论专家、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首席顾问约翰·邓宁（Dunning，1992）和金德尔伯格认为，跨国公司最大的优势是技术垄断优势，这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立身之本。因而，后发国家的自主创新在进行技术引进和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克服巨大的技术垄断壁垒。
垄断的目的是维持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技术垄断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也受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过程中所面对的不同竞争状况的影响。跨国公司可以有多种选择：新技术可以自己实施也可以握在手中不用；在投资国生产或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产品；对外直接投资或技术转让；在发达国家投资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立独资企业或建立合资企业；等等。通过技术垄断战略，跨国公司可以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通过延长新技术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不仅可以收回投资研发成本，还可以从技术的不断利用中取得更多的市场“租金”。而后发者在技术垄断战略引导的全球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战略包括垄断性技术研发、技术垄断性控制及技术的垄断性利用等多个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达到技术封锁和控制的目的，形成了后发国自主创新的技术垄断壁垒，如图2-1所示。
1）跨国公司对R＆D投资导致的垄断性。由于跨国公司具有超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它在国内或全球R＆D投资总量中占有绝大部分份额，从而对新技术研发构成了实际的控制与垄断。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以及70%的国际技术转让。从目前世界R＆D支出分布来看，OECD国家约占世界R＆D总支出的90%，发展中国家占R＆D总支出比例则不超过6%。从研发费用支出看，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的研发费用约占全球民用研发支出的75%~80%，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支出更是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投入比例，如美国通用技术公司、IBM、韩国三星等都维持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较高的比例。跨国公司还是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是工业部门绝大多数技术的最早开发者、垄断者和利用者。在钢铁、石油、制药和化学工业等行业，51%~94%的重大技术创新都是由跨国公司引入生产和市场的，其中化学工业部门的重大技术创新几乎全部来自跨国公司。由于R＆D投资规模的控制，全球每年产生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71%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母国90%以上的生产技术。图2-1 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主要方式
2）跨国公司通过持续创新策略，在激烈的全球技术竞争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改进型或替代型技术创新，实现对战略技术的长期垄断。
例如，在电视机行业平面显示技术的竞争中，从普通CRT到纯平CRT，从纯平CRT到液晶LCD、等离子显示以及有机发光材料显示技术等，从15英寸到19英寸及更大屏幅，从低辐射到无辐射，从亮度限制到亮度自由调节等，索尼、飞利浦、LG、NEC这些著名跨国公司采取持续的替代型创新策略，牢牢控制着平面显示器的前沿核心技术。中国彩电企业即使能够取得在CRT技术中的低成本竞争力，在新的显示技术上又不得不受制于这些跨国公司。
3）跨国公司将核心技术的研发活动和关键器件、零部件的生产主要集中于母国进行，控制核心技术的溢出，增加技术模仿者的“模仿时滞”；通过关键器件、零部件的出口获取超额利润并形成对高新技术产品市场的垄断。
4）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将产品生产过程转移到成本低、靠近市场的后发国家，但对拥有的技术保持控制和垄断，实现在产品和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持技术垄断的优势。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UN，1992）所指出的：“技术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为其海外市场服务，不仅仅是为了发挥这一优势，同时也是为了对技术进行控制，跨国公司往往把最新技术转移给自己的分支机构，而把较陈旧的技术卖给或以许可证形式转让给当地公司或合资公司。”实践反复验证了这一论断，比如在我国汽车产业的合资公司中，外方始终控制着设计开发的核心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总成的设计制造技术，并且限制中方在该领域的创新，以达到持续技术垄断的目的。
5）跨国公司实施专利战略，通过法律手段和途径保护技术垄断地位。
因为专利具有排他权、独占权，未经专利人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方法和外观设计，否则被视为侵权行为，可追究法律责任。特别是专利制度可以从法律上确定原创者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创新者的权益，由此形成了新技术的法律垄断。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产业技术产权的主要垄断者，据估计，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专利技术的75%。跨国公司掌握的专利成为垄断产业技术、高筑技术壁垒的重要武器。
6）跨国公司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实现对技术群的垄断和新兴产业市场的垄断。
技术标准有别于专利，专利对应的是一种产品，而技术标准对应的是一个技术群落，它决定着某一行业的技术路线，并最终决定企业的产品发展方向，它影响的是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技术标准这一规则性特性，决定了它影响市场、控制市场的能力非同寻常。所谓“赢者通吃”，正是对标准战略赢家的形象描述。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的技术成为标准，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技术和经济竞争的主动权。
技术标准战略是一种围绕技术标准而制定的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总体谋划。近年来，世界标准之争空前激烈，仅一项3G移动通信标准之争，就可能决定数千亿美元资金的流动。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具有技术标准竞争的绝对优势，他们遵循“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将构成标准的技术变为产品，进而形成产业）—市场垄断”的路线，通过技术标准的控制实现垄断。技术标准的竞争是更高层次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例如，高通公司实施的技术标准战略，就是以其拥有的CDMA国际移动通信标准背后的1400多项专利为依托的，它每年收取的专利使用费高达10亿美元左右；日本丰田公司的总裁奥田硕在回答将如何面对21世纪的竞争时强调，“今后，丰田必须在制定汽车工业技术标准中掌握主动权”；美国仅靠微软和英特尔的技术标准垄断壁垒，就控制了世界软硬件市场60%~80%的市场份额；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巨头手中也都掌握有大量专利，都是为了抢占国际标准的制高点，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后发国专利水平低下，在技术标准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从而难以获得制定技术、产业和市场发展规则的话语权。资金壁垒
进入一个产业，必须达到一定的设立成本“阀值”，规模经济效应使大规模投资、生产者具有成本优势。设立成本是指进入某一产业的初始投入，由于资产的不可分性，初始投入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例如，一套乙烯装置不可能拆开使用，必须整套安装使用。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轻易越过设立成本，并建立规模经济优势。后发国家企业则面临规模经济壁垒和绝对成本壁垒，其背后主要体现为资金壁垒。
1.规模经济壁垒
贝恩（1956）指出，规模经济性是决定进入壁垒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最小最优规模工厂的产量是一个竞争价格水平上的需求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进入者如果以一个较大的规模进入市场，必定会招致在位企业的注意和反击。而如果以一个较小的规模进入市场，那么只能以比在位企业更高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规模经济是造成新进入企业进入壁垒的重要原因。斯蒂格勒认为，如果进入者与在位企业的成本曲线是相同的，那么规模经济就不构成贝恩意义上的进入壁垒。此外，规模经济对所有厂商都可能存在，因此它并不构成新厂商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在斯蒂格勒之后，鲍默尔、潘扎和威利格（Baumol, et al.，1982）的可竞争市场理论提出了沉没成本的概念，认为只有能造成沉没成本的规模经济才是形成进入壁垒的决定性因素。对规模经济的新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在生产上的优势相当有限。新企业为进入而需要投资大量固定成本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才是值得关注的，斯坦克尔伯格-斯宾塞-迪克西特模型（Dixit，1989）表明，如果新厂商进入市场需要支付固定进入成本f，则进入的困难程度随着f的增加而增大。当f=0，新厂商没有进入成本，在数量竞争下，新厂商得到的利润总是正的，必然会进入市场。如果新厂商的进入成本比较低，在位厂商必须投资很多才能使新厂商的利润降低到进入成本之下，从而阻挠其进入。如果新厂商的进入成本很高的话，在位厂商只要选择垄断生产能力就可自然地阻挠新厂商进入，甚至不用采取策略性行为。
根据盖罗斯基的观点（Geroski，1991），规模经济通过“资本要求效应”和“百分率效应”对新厂商的进入施加负面影响。资本要求效应指出，假如某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结构特征，这通常要求新厂商以较大的投资达到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MES），从而形成能与在位者相抗衡的成本条件，由此产生相应的资本要求。如果潜在进入者很难或无法筹集到进入该产业所需的大量资本，那么在位厂商便能长期获得垄断利润，这种必要资本的要求就会成为进入壁垒。造成这一进入壁垒的原因，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为进入者不如在位者知名，银行不愿向进入者提供贷款；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位者为了降低新投资者的融资能力，会在产品市场上令进入者蒙受损失从而阻碍了进入者的成长。规模经济“百分率效应”的理论首先由贝恩（Bain，1954）提出，该理论认为，假如最小有效规模下所提供的产量在行业产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以至于潜在进入者预期进入后的价格将跌至其平均成本以下，那么进入将被阻止。
2.绝对成本壁垒
影响进入壁垒的第二个因素是绝对成本优势。如果在位企业的单位成本曲线始终位于新进入企业单位成本曲线的下方，则在一定范围内，在位企业能够把价格定位在稍高于新进入企业的成本之上，而又不会吸引进入，这样在位企业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造成这种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因主要有：
1）原有企业控制了各种稀缺原料以及支持生产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销售。例如1870~1930年，由于制铜业和铜矿业形成了纵向一体化，美国铜制品的生产规模变得很大，资本的密集程度也越来越高，它确保了同期高额利润的获得（Schmitz，1986）。
2）在位企业拥有某种优越的生产技术，这种生产技术可能是通过经验（干中学）或通过研究与开发（从而取得专利）学来的。假如在位者获取了某种先进技术的关键专利，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位者可以保持成本的优势地位，从而限制新厂商的进入。
我国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资金壁垒非常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我国企业规模和国外厂商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在传统上认为规模经济效应最明显的汽车产业中，国内自主品牌奇瑞、吉利在设立初期只有几千辆、上万辆的生产规模。即使经过了数年的发展，这些国内自主品牌企业仍然规模实力有限，与丰田和通用等国际厂商接近千万辆的产销量相比较，差距很大。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支撑的是企业的高额销售收入，而研发支出往往是销售收入中的一个固定比例，因此规模上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我国企业与国外厂商相比存在较大的研发资金投入差距。这种资金壁垒也体现为较低的风险承受能力，尤其是研发风险。因为企业资金的捉襟见肘，难以承受研发失败的结果，这也降低了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创新网络壁垒
在技术快速变迁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产品模块化趋势的增强以及知识分散在不同的组织中，企业越来越需要与其他企业建立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创新已不再是个人和单个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而是高度依赖于企业能够获取的外部创新资源。在大多数产业内，企业所处的网络成为企业在寻求创新外部资源的重要支撑（Nieuwenhuis，2002；Streb，2003）。在很多产业中，企业在网络中的活动也被认为是创新成果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Ahuja，2000；Powell, et al.，1996）。
这种创新网络可能包括上下游供应关系，比如通信设备的制造就需要引入很多不同的子系统供应商。这种关系中，既包括互补技术的发展，例如激光在光纤被发明出来之后才得到广泛的应用；也包括与本产业关联的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电视机产业的发展受到材料技术的影响；汽车产业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开发形成了对电子工业的高度依赖。近20年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将这种创新网络从一国范围推向世界范围，形成了全球化的创新网络。实际上控制着全球网络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
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能够突破跨国公司内部资源和企业边界的局限，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将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对成本、质量、服务等的要求看成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目标，并能对供应链中的所有关联者进行积极主动的管理。跨国公司通过对全球供应链的管理能够强化业务伙伴关系，更便捷、经济地获取创新所需资源，从而增强自己的核心能力。
跨国公司的网络优势还体现在对于全球创新知识和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和协同效应。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分部或者子公司，而各个子公司中专业人才的技能和知识结构具有差异性，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全球人才流动实现创新资源的流动和扩散，这对创新非常重要。从组织角度看，跨国公司主要通过策略性技术联盟来实现研发、生产与营销领域的密切技术合作。有资料表明，进入冷战时代，世界跨国公司间的策略性技术联盟迅速增加。在这些策略性技术联盟中，95%以上在美、日、欧等国家的企业间建立。其中，25%左右的技术联盟分布在化工、航空与国防、汽车、重型电器设备等4个产业部门，70%以上的技术联盟分布在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赵昌平，2005）。缔结战略伙伴关系的跨国公司不仅影响到代用品发明的速度，还可能在新产品尚处于发明阶段就确立行业技术标准；这些技术标准的设立可能会阻碍代用品的开发，导致未来的市场垄断。
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还处于明显的网络劣势地位，不仅没有国际市场的创新供应链、人才与技术知识网络支撑，而且由于国内企业大多定位在低端市场，因此企业能够获取的国产配套体系支持也相当薄弱。例如，国内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寻求国际汽车零部件巨头的支持代价高昂，而国内的零部件体系对于其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很多零部件的开发还必须由整车厂商投入资金，这使得整车厂商的创新面临着较高的创新网络壁垒。无形资源壁垒
品牌是市场竞争的利器，一个国家品牌的分量和数量的多少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直接参照物。我国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势必面临品牌、商誉等诸多跨国公司在位造成的无形资源壁垒。
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的调查表明，名牌在全球品牌的比重虽然不到3%，但其市场占有率高达40%以上，销售额占50%以上。拥有巨大经济和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往往拥有世界知名品牌。品牌不仅代表一定的经济规模、市场信誉和社会知名度，还是高技术含量的象征。一般来说，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越高，品牌的市场价值越大。品牌的市场价值虽然是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不断进行资本投入的结果，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技术的积累、提升与垄断是品牌得以维持和品牌知名度得以提升的根基。我国自主创新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程度还存在不足，因此处于市场竞争中显著的品牌劣势地位。
高品牌定位是跨国公司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就以其优异品质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在改革开放头几年，国际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高品质的形象。跨国公司还通过不断的广告宣传强调产品和服务的高档特征，如松下称自己的产品是“国际化认证、国际化品质”；LG则打出“LG电子与世界同步，活得更好”的广告语；伊莱克斯的诉求点是“国际品牌，全球信赖，备受人爱”；戴尔则宣传“国际品质、本土价格”。
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还通过品牌本土化策略和品牌进攻策略来逐渐侵蚀本土品牌的市场地位。跨国公司的品牌本土化策略包括产品的本土化（如肯德基推出符合中国人饮食特色的“芙蓉素菜汤”）、命名本土化（如七喜、家乐福等中国化的名字）和品牌形象传播本土化（如可口可乐邀请刘翔代言，GE、摩托罗拉设立校园奖学金等）。而跨国公司品牌进攻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收购中国品牌，这种做法既买了一个好的商标，也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跨国公司的高端定位和品牌渗透的战略影响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被市场接受的基础，是品牌和商誉的无形资源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不能逐步树立本土企业品牌的高质量形象，那么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就很难赢得市场的认可。这种无形资源壁垒的克服，具有比克服有形的壁垒更高的难度，需要长时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积累来破除。管理壁垒
我国企业还面临着管理壁垒。国外企业已经积累了技术管理、供应商管理、消费者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并在中国本土市场实现了效果较好的本土化适应性管理。我国企业发展历史较短，虽然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管理经验，但是在技术管理、战略管理和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通过管理实现技术知识的编码化，以及知识从个人向组织的转移管理上，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还较差，这直接影响了自主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首先，我国企业的研发与生产流程管理水平还较低，效率不高。很多管理环节和管理内容还停留在对国外同类管理经验的学习和模仿阶段，还未做到因地制宜地创新发展。例如，汽车产业中对于设计开发的知识管理，主要依靠聘请国外技术专家强制性贯彻管理理念和推行管理规则，企业人员仍然表现出对于先进管理方式的不理解、不适应，更谈不上根据本企业特点进行创新，难以做到以管理促创新。
其次，在战略管理和组织管理上，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与跨国企业存在较大差距。战略的预测和前瞻能力是创新决策的前提，这是我国企业较薄弱的环节，例如，电视机行业和手机行业都暴露了这个弱点。在电视机行业的竞争中，国内企业将战略关注点放在如何降低成本以获取价格战中更有利的地位，却忽略了对新兴技术的前瞻性关注，结果在技术变革到来时措手不及，陷入追赶陷阱；手机行业显示了同样的情景，没有前瞻性战略管理的手机企业只能昙花一现。组织管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创新型人才的管理和激励方面，跨国公司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人才培养和激励体系促进创新，我国企业在这个方面的管理体系还不健全。
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也是一种缄默性知识，主要依靠个人和组织的体验实现积累。我国企业规模小、成立时间短，在很多管理领域尚处于初期甚至空白阶段。克服管理壁垒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管理经验，提升管理能力；对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适应性学习也是提高管理经验积累效率的途径。规制壁垒
规制由法律、法规、政策、行政手段等构成。与创新有关的规制不仅包括直接针对创新的政策等，还包括与创新相关的经济、科技政策等。不同的政府部门出于规范管辖范围内企业行为的目的，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由于未来的难以预见性、管辖范围的局限性、政策制定者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以及受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规制难免顾此失彼，尤其是涉及多部门、处于多领域交叉地位时更是如此。创新正是涉及多部门、处于多领域交叉地位的活动，受到规制的制约就在所难免。例如，产业主管部门出于抑制重复建设、防止过度竞争的目的，制定了汽车产业政策和准入目录政策，大大抬高了汽车企业进入门槛，结果是限制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内在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使产业和企业技术水平大幅提高，用引进的技术、产品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扩展了市场范围和规模，并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技术引进导致的成功会造成对引进的依赖，并且会形成一些为应对引进消化而建立的结构、流程和系统。这些结构和系统相互缠结在一起，使变革实施起来困难，成本高，时间花费多。于是，结构上的惰性便出现了。惰性是对变革的抵制，而抵制根植在组织结构、系统以及正式操作流程等的规模、复杂性和相互依存之中。
与结构上的惰性相比，意义更为广泛的，是随着组织的年龄增长和成功而带来的文化上的惰性。组织在长期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价值观、群体网络以及传奇和英雄人物把一部分认识拘囿于如何行事的共同期望之中。组织的过去越是成功，越会助长文化上的惰性和组织的自满。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企业的这种文化是它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这种文化提供了一种不必改善或强化正式的控制系统，就可以有效控制和协调员工的方式。然而，一旦面临突变，这种曾经培育了成功的文化会迅速成为变革的主要障碍。IBM的前总裁郭士纳认为“树立文化是一个企业实现转变的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方面”（Hays，1994）。
技术引进除了带来阻碍创新的结构惰性和文化惰性外，还会形成“资源依赖”的价值体系。克里斯滕森（2000）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了“价值体系”的概念，认为大企业在突破性自主创新方面的失败不是由于技术原因，也不是由于文化原因，而是由创新带来的价值体系与原有“资源依赖”的用户的价值体系不一致造成的。价值体系是公司识别用户的需要并做出反应解决问题、获得输入、对竞争者做出反应并且努力创造利润的环境。价值体系反映产品结构，公司处于价值体系的一定位置，因为它们的产品通常作为部件被嵌入或者按等级安放在其他产品之内，并最终进入应用系统终端内（D.L.Marples，1961；C.Alexander，1964）。在一个价值体系之内，每家公司竞争的策略，特别是它过去对市场的选择，决定它对一种新技术的经济价值的理解。这些理解反过来形成不同公司对通过创新而获得的报酬的预期（Christenson＆Rosenbloom，1995）。预期的报酬反过来驱使资源分配偏向已成功的模式而远离创新。突破壁垒的路径
如前所述，企业创新面临着一系列壁垒，因此企业要创新就必须突破种种壁垒。可以说，企业创新的基本使命是“破壁”，或“突围”。
破壁的基本路径有四条：绕开壁垒、降低壁垒、化解壁垒和强攻壁垒，如图2-2所示。图2-2 创新战略路径
以下就我国企业如何谋求破壁进行历史考察。（1）在“与狼共舞”的竞争环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企业普遍实行“低端切入”的战略路线，采用广义轨道策略，用低端技术创新绕开技术壁垒，用“农村包围城市”绕开市场壁垒，以完成“进得去”的破壁
以汽车业为例，吉利、奇瑞、比亚迪、华晨、五菱、哈飞、长安等在进入汽车产业时，都选择了单车价格10万元甚至5万元以下的低端市场切入，并且广泛采用与国内外专业的设计公司合作的策略绕开了技术的壁垒。就通信业而言，华为、天宝、华科等在刚进入通信设备行业做交换机时，都从提供450~660元人民币/线的小容量程控交换机做起，从农村市场起步，而当时国际主流的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价格都在2000元人民币/线以上。就机床业而言，诸如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等在刚进入数控机床市场时，都定位在提供10万元以下的经济型程控机床，这一价格通常只有国外同类机床价格的1/3。就彩电出口而言，国外企业CRT彩电的出口价格高达500~600美元/台，而国内企业CRT彩电的出口价格通常在100~110美元/台（参见第4章“彩电产业案例”）。（2）在产业价值链和技术链条上，我国产业和企业创新的战略路线选择常表现为“逆向创新”，以在发展初期绕开壁垒
技术链的基本特征是，关键和核心技术往往在技术链前端。在战略选择上，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正向创新”，即从前端开始逐渐向后端推进；另一条是“逆向创新”，即从后端开始向前端爬升。我国产业和企业通常采用的是“逆向创新”路线，这一路线在起步阶段有利于绕开壁垒，并且与企业能力阶段性升级相吻合。
以光缆光纤行业为例，“产业链”和“技术链”可以归结为：制棒→拉丝→成缆。中国该行业曾试图从前端制棒开始切入，结果失败了；随后企业探索出：成缆→拉丝→制棒的逆向创新成长之路（参见第4章“光纤光缆业案例”）。（3）面对复杂技术产业（产品）时，产业/企业采取“拆解—集成”创新策略，以降低壁垒
通过对汽车、通信设备和机床等4个案例行业的观察，本研究发现，国内企业在刚进入某个产业时，尤其是进入复杂技术产业时，很难直接突破进入壁垒。但在全球化趋势下，产业体系分工日益深化，技术环节和产品生产环节的模块化、独立的技术供应商等新的专业化的技术组织形式的出现，使得后进入者可能通过对技术链的“拆解—集成”而形成新的发展模式，降低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壁垒。
例如，汽车产业本土企业在进行整车设计制造时，利用了产业模块化组织方式，将复杂技术拆解为单元技术，将复杂产品拆解为独立模块，然后加以集成。如华晨利用意大利Pininfarina公司设计外观、利用保时捷调校底盘，奇瑞利用福臻公司开发模具，吉利和韩国大宇、德国吕克进行联合设计，都是拆解—集成创新策略的产业例证。通信产业中巨龙、华为、中兴等企业都采用了自己设计交换机、核心芯片外购和电路板生产外包的方式来进入产业，也为拆解—集成创新策略提供了证据（参见第4章“中兴、华为的接入网和智能网创新”）。（4）成本创新（降低成本的创新）是我国产业/企业最普遍采用、也是最有效的创新选择，这是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的最大优势，成本创新为绕开和降低壁垒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认为“优先考虑能将已有产品成本降低的创新，其次是发展差异化产品”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说明了成本创新是企业创新战略的主要选择。从产业实践来看，汽车产业中按职能建厂的模式、用人工代替机器生产线，通信产业利用外部科技资源研发，彩电业通过国内采购和自建体系替代进口散件组装，都是成本创新的典型证据（参见第4章“彩电产业案例”）。通过成本创新，本土企业得以绕开和降低壁垒，实现低成本—低价格—低端市场占有的战略目标。（5）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合作中学习和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壁垒
当本土企业还未掌握核心技术，而市场需求又很迫切时，国内用户通常选择国外供应商满足需求，这在重大装备领域最为常见。本土企业与国外供应商合作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可行途径。
三峡电站和高速铁路案例提供了成功的案例，类似的例子还有高压输变电设备等。达成合作的关键是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双方实现共赢。双赢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当不附加任何条件时，外商会选择独立投标或几家有实力的外商联合投标方式，即由外商垄断某个领域的市场，这样既可以获得整个订单，取得对中国市场的一定垄断地位，又可以保护核心技术；当中方附加必须转让技术的条件时，外方企业将只能在不投标（这样就失去了中国市场）和参与投标同时合作、转让技术（可获得市场份额但失去了技术垄断）中做出选择。实践表明，后一种选择往往对中外双方都有利（参见第4章“重大装备——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和高速铁路”）。
本土企业在获得创新实践机会之后，通过合作、学习而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技术壁垒。可见，合作是化解壁垒的有效途径。（6）通过多种途径，勇敢地攻克核心技术，占领竞争高地
这是自主创新的高级阶段，也是我国所期望达到的境界，在这方面已出现可贵的苗头。从我国的实践看，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要有敢于碰硬、攻克竞争高地的勇气，这是一种战略，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或来自对领先技术的追求和自信，如北大王选对当时最新技术——激光排版技术的追赶与自信；或来自对国家发展的使命感，如TD-SCDMA世界标准的创建；或来自对外商近乎霸道的一种不屈与反抗，如煤矿液压支架的自主创新（参见第4章“大型液压支架的国产化”）。
第二，善于利用本土优势。例如，TD-SCDMA国际标准竞争的成功得益于利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汉字激光排版技术的原创性创新成功得益于中国对汉字组字规律研究的积累。
第三，抓住技术轨道变动的机会。如我国企业在通信设备领域能在较短时间实现追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如接入网、无线智能网等新出现的技术轨道（参见第4章“中兴、华为的接入网和智能网创新”）。
第四，结成产业联盟。如TD-SCDMA复杂技术的开发和国产化结成了包括国外多家著名企业在内的联盟（参考第4章“第三代移动通信世界标准TD-SCDMA的诞生”）。又如，为开发数字电视产业共性技术，我国一批相关企业也成立了产业联盟，等等。
第五，引进领军人才，带领创新。如引进邓中翰，为中国芯片自主创新取得了重要突破。（7）克服技术依赖，从引进向创新转型
技术引进比自己研发更节省资金、节省时间，是技术进步的捷径，因而得到后发国家企业的普遍采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受制于人，能力难以成长。因此，完全依赖引进是不可取的，这已是产业和企业的共识。但是，从依靠引进转向自主创新却并非易事，由长期引进产生的路径依赖会形成巨大阻力。所以，从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必须克服路径依赖。克服路径依赖要从企业意志、战略等主观方面汲取动力；也要善于利用外界因素，将其转化为动力，如：当技术拥有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不愿转让技术、索要高价等情况出现时，企业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大庆ABS案例就是一个例证，过去技术一直靠引进，新的ABS扩能改造计划中仍然拟引进技术，但外方提出了企业无法接受的高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毅然决定自己研发，结果取得成功。（8）“借道”创新，绕开规制壁垒
由于种种原因，如企业能力不足、缺乏业绩证据等，企业被挡在欲进入的行业或领域门外，在计划经济时代，非国有企业还会受到歧视性障碍。企业在遇到这类障碍时通常采取“借道”的策略。借道的方式，可以是借国外、境外之道；也可以借国内其他企业之道。前者如：联想在起步时被电脑业拒之门外而借道中国香港发展电脑业务，在取得业绩、产生影响后回到内地，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万向起步时被业内看不上而无法获得订单，面向国外市场活动认可后回到国内，终于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后者如：奇瑞受当时汽车产业政策和目录规制的制约而不能正式生产汽车，为此借上海汽车获得准入资格，发展成为本土汽车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参考第4章“汽车产业案例”）。走向未来经验、局限与挑战
中国企业通过自己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新鲜经验。其经验的意义在于开拓出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的新路，这是其他国家所未曾提供的，它不仅是中国企业发展的财富，而且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充分总结和肯定成就、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还存在局限。最突出的局限性是企业行为短期化，表现在战略取向上，规模导向、市场导向突出，甚至有“规模崇拜”、“市场崇拜”倾向。“技术创新”专题研究项目的研究者与其他合作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部分企业认为“在创新的定位上，优先考虑扩大企业规模和占有率，其次是将已有业务做精做强”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多数企业认为“优先安排在开拓市场和改进销售环节的投资”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部分企业认为“在市场上出现新的产品时，优先采取模仿创新来尽快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其次是争取开发差异性产品”的策略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
问卷调查还显示，多数企业认为“在技术研发定位上，主要是做应用技术开发，较少做基础性研究”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部分企业认为优先进入新产业而不是立足于将现有产业做强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都反映出了企业决策的短期化倾向，尤其体现为技术战略倾向的短期化。
企业创新的局限性在新形势下将可能转化为令人忧虑的劣势。创新理论指出，转换成本是后发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有迹象表明，在我国由转换成本带来的后发优势正在发生逆转，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产生破坏作用，逐渐成为实现创新追赶的负担。转换成本首先体现在沉淀投资和已占领的市场，而沉淀投资的主要构成是机器设备。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转换成本是“后发优势”的基本来源这一命题已形成共识。即由于后发者相对于先发者转换成本低，易于实现跨越。随着世界制造基地转向中国，我国在产业中低端已经沉淀了大量投资。我们发现，这一被广泛视为中国优势的因素正在逆转为技术跨越的劣势。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彩电业逐渐主导了世界CRT彩电市场，国内彩电企业在市场和CRT技术上投入了巨资，面对如此庞大的CRT彩电市场和巨额沉淀投资，国内企业不能或不愿及早将战略重点调整到等离子、液晶等平板电视上，而以不断扩大规模、打价格战作为主要竞争方式，致使沉淀投资越滚越大。具有技术优势的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台湾却由于逐渐撤出CRT市场而得以在平板技术上轻装前进，再次获得先发优势，我国彩电业也再次沦为落伍者（参见第4章“彩电产业案例”）。
我们要发扬已经取得的经验，正视局限，面向未来，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突破壁垒的路径
1.未来与历史的比较
从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后的20~30年间，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经过20多年的封闭后，我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很落后，处在“重新起步”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各个产业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时期的开放，类似于产业引入期的开放，在“与狼共舞”的形势下，本土企业普遍采取低端起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是可行的。发展到今天，我国已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传统产业大多已度过了引入期，进入成长期或成熟期。当然，在时间上有早有晚，如技术不太复杂、市场需求启动早的家电业较早进入了成熟期；而汽车业由于到新世纪初才跨入家用轿车消费门槛，产业也因此仍处于成长期。
就能力而言，本土企业经过“与狼共舞”的市场打拼，已度过“进得去”阶段，技术、管理能力有了显著增强，企业具备了向“站得稳”的更高能力爬升的基础。
从目标来看，在改革开放的工业化初期阶段，主要目标是发展。在技术上奉行“拿来主义”，以求用较小的代价、尽可能短的时间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小康”目标实现以后，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发展战略目标，相应地在创新上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是一个由技术“依赖”向技术“自主”的重大转型。
从竞争场所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与狼共舞”的竞争主要战场是在中国本土的话，那么未来的竞争战场既在中国本土也在本土以外。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已成必然趋势。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要面对全球市场的“与狼共舞”。
从产业机会看，新兴产业正在酝酿、成长。在新兴产业的较量中，发达国家已先行一步，在研发、知识产权等方面已占先机，但中国仍有机会。中国面临着在新兴产业中的世界不同地位的可能性：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有一席之地或落后追赶。
2.历史经验对未来战略的意义
在世界竞争的总格局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因此，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中国之外，我国企业“与狼共舞”面临壁垒、寻求破壁的道路仍将继续。这就意味着，在自主创新战略研究中，以壁垒和破壁作为分析框架仍是可行的。
我国企业在无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闯出开放条件下破除壁垒的途径，其经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对未来仍有直接或间接的采用、借鉴价值。
第一，避开壁垒的策略虽然对多数中国产业已不是主要策略，但在以下情况下仍具有现实意义：一是当新兴产业处于引入期而我国本土企业仍处于弱势地位时，仍可采用此策略；二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采用此策略以求打入（进入）未曾进入的市场；当新技术替代旧技术面临阻力时，利用广义轨道避开壁垒具有广泛的意义和长久的生命力。
第二，降低壁垒的策略仍有现实意义，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可用空间还有扩大之势。
第三，化解壁垒和强攻壁垒虽然所积累的经验尚不多，但为今后提供了极宝贵的启示。
3.未来战略路线的走向
在发展阶段、能力、目标和竞争诸方面，我国和过去相比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因此，破壁战略必须升级。
第一，绕开、降低、化解和强攻的“四维度”策略要以更高水平的创新、寻求新的策略来实现。
第二，可以大体将破壁的层次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绕开—降低—化解—强攻。过去更多使用绕开和降低策略，今后要上升到更多使用化解和强攻策略。战略与策略
1.提升能力
能力是自主创新的根本依托，在某种意义上，能力比绩效更重要。然而，在实践中往往只重视近期绩效而忽视能力的培育。
可以将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划分为“进得去”、“立得住”、“站得稳”三个阶段，从每个低位台阶上升到高位台阶都必须实现能力的阶跃。创新能力只能从创新实践中来，企业必须在恰当战略的指引下，通过以实践为主的学习才可能实现“爬坡”的成功。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处于“立住”阶段，多数还没有到达“站稳”阶段。可以说，这是一个“危险期”，因为在未“站稳”即未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之前，企业处于“进”和“退”之间：进则可升级，退则会滑向被清除出局的边缘。而要实现从“立住”到“站稳”的跃迁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关系到我国创新型国家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考验。对此，我国企业似乎既缺乏清醒的认识，又缺乏进取的动力，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能力的成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人才和队伍的成长。能力是“物化”在人身上的，能力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人的成长。为此，要从吸引和留住人才、着力培养人才、刻意在实践中锻炼人才等方面促进人才队伍的成长。
二是体系建设，包括技术体系、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等。体系建设的作用是将能力培育正式化、常规化，使技术能力培育得到管理、组织、制度的保障。同时，管理、组织、制度本身也是能力的体现。
三是发挥创新项目的平台作用。因为能力是在实践中成长的，自主创新的实践平台是创新项目，所以，要利用创新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使人才得到实践锻炼，使创新项目成为人才成长的平台。
2.驾驭创新链
按照创新的定义，技术创新涵盖从技术新构想、研究开发、生产、营销，到产品使用的全过程。由此可以引申出：创新是一个链条，可称为“创新链”；创新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都是创新；创新可以由其中一个环节引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Von Hippel从供应商、制造商、用户三个角度考察了创新者，得出“用户也是创新者”的著名论断；而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制造商才是创新者。受这一研究的启发，创新链可以用“供应商—制造商—用户”来描述。一般情况下，在创新链中制造商起主导作用，可称其为“制造商主导的创新”，这是通行模式。但是，创新往往需要供应商、制造商、用户三者共同参与，三者结合不好会使创新失败。我国创新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用户不愿意采用制造商的创新产品，这在装备制造业中尤为突出，即所谓“首台首套”问题。因此，企业创新不仅要做好自身的工作，而且要处理好创新链问题。我国的创新要从驾驭产品上升到驾驭创新链。
对应于制造商主导的创新，要求制造商能提供先进、可靠的、能使用户满意的产品，这要求制造商具备足够的创新能力，这正是制造商发展的方向。我国企业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竞争能力弱，市场被跨国公司占领，失去了创新主导权，装备产品尤其如此。但是，我国往往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因为缺乏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将市场拱手让人。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从创新链的不同环节着手，也许会有新气象。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企业发现和创造了用户主导创新链的新模式。液压支架的创新就是一个实例（参见第4章“大型液压支架的国产化”）。这对我国企业有重要的启示和推广意义。
3.制造与服务的融合
用服务增强制造、服务与制造的融合，是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新方向，为制造业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这也是广义轨道理论在自主创新中的具体表现。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例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开拓了多种服务业务，使服务业务与制造业务相得益彰，企业实现了战略转型，取得了高速发展和快速进步（参见第4章“陕西鼓风机的战略转型”）。
我国制造企业运用服务增强竞争力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制造企业已经意识到服务对增强制造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并运用售前、售中和售后的各种服务手段，将服务和实体产品整合起来为顾客提供解决方案。统计研究结果显示，运用服务展开差异化竞争可以导致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增加，而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提供低端服务、弥补实体产品质量的不足是我国制造企业运用服务增强产品竞争力的一种常用模式。
4.技术并购
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个现实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方面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另一方面在国际化条件下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利用，就不能仅靠这一种方式。技术并购就是可以采用的方式。在国际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产业调整、我国技术能力已得到长足发展的条件下，技术并购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实际上，我国企业已经有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经验，如机床行业的实践（参见第4章“机床行业的技术并购与创新”）。
5.拆解—集成
我国企业创新的瓶颈是复杂技术和复杂产品。复杂技术和复杂产品是复杂系统，全面掌握难度很大，我国曾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对其展开攻关，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突破。我们要正视现实，采取更可行的路线。如第3章广义轨道理论所指出的，技术模块化已成为一种新趋势。利用、顺应这一新趋势，可以将复杂技术和复杂产品拆解，使每一个模块变得简单些，然后再集成，从而大大降低复杂度和难度。我国本土汽车企业就借此降低了进入壁垒，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参见第4章“汽车行业案例”）。
6.合作创新
后发国家创新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追赶甚至超越，为此，国际领先的跨国公司成了赶超的对象，也往往是竞争对手。在开放的环境下，在明显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击垮竞争对手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有更广的思维、更具智慧的途径开展创新、取得突破。合作创新是一条可选之路。合作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既使合作各方共赢而又掌握主动。我国的实践表明，利用市场筹码换取合作方技术取得共赢合作创新是有可能的。三峡和高铁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参见第4章4.11）。
7.走向世界
创新的目标是，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而且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为此，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如劳动力成本优势、本土市场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等；要有敢于争先的勇气；要用创新的思维，创造自己的优势。实践表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上海振华港机就是一个典范（参见第4章“上海振华港机的自主创新”）。
8.利用、创造新轨道
创新理论指出，轨道变迁是后发者实现赶超的“机会窗口”，我们要善于抓住这种机会，实现追赶。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就曾成功利用技术轨道变化大大缩短了和国外的差距（参见第4章“中兴、华为的接入网和智能网创新”）。第3章广义轨道理论指出，我们可以利用的不仅是技术轨道，还有其他多种轨道，这对后发国家尤其有意义。
9.创立标准
技术标准，尤其是产业基本技术标准，是现代技术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谁拥有了标准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我国在重要国际标准方面仍处于极低的地位，需要从战略上做出规划，进行长期努力；需要有雄心、信心和勇气。实践表明，我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信业的TD-SCDMA国际标准的成功，大大振奋了中国企业和产业的信心和勇气（参见第4章“第三代移动通信世界标准TD-SCDMA的诞生”）。第3章 构建理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理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理论构成——创新“六论”
本节尝试着提出中国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由“六论”构成，即创新壁垒论、创新实践论、创新意志论、广义轨道论、开放创新论和能力阶段论，如图3-1所示。
创新壁垒论：本书认为，中国自主创新的障碍可以归结为“壁垒”，包括创新的自然壁垒（如创新所需要达到的投入阈值，必须具备的科学技术基础等）和开放条件下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垒筑的人为壁垒。因而中国自主创新的基本任务是突破各种创新壁垒。
创新意志论：开展自主创新、突破创新壁垒需要足够的原动力，本书认为，后发国家创新原动力仅靠市场力是远远不够的，原动力的核心是后发国家、产业、企业通过创新实现追赶超越的意志，即自主创新意志。自图3-1 中国企业创新理论框架主创新意志由国家、产业和区域、企业三个层次构成。
创新实践论：突破壁垒的根本途径是创新实践。创新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进入阶段（进入被跨国公司封锁的产业和市场）和成长阶段。只有敢于创新并实实在在地开展创新活动，才谈得上破壁的希望，才有可能发展创新能力。为此，要把握创新实践的机会以获得产业进入和提升创新能力。
广义轨道论：现有的创新理论指出，技术轨道变迁是赶超的“机会窗口”。但是这种机会是非常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自主创新的需要，为此要寻找新的机会理论。本书提出广义轨道理论，相对于传统的技术轨道理论，可以扩展创新机会空间，为我国产业和企业抓住和创造更丰富的创新机会提供理论支持。
能力阶段论：创新能力是实施自主创新的基础和条件，提升创新能力既是创新的需要，也是发展的目标之一，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企业至关重要。本书认为，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线性过程，而是阶梯式跃迁过程，每一次从低一级台阶跃升到高一级台阶都会将大多数企业淘汰出局。因此，能否实现创新能力跃升是严峻的考验。
开放创新论：创新理论指出，处于弱势地位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有一定的保护环境，把弱势企业的创新产品置于强势跨国公司的竞争之中将难以生存。然而，中国已将改革开放列为基本国策，将长期坚持不断扩大开放的方针，这是中国自主创新必须面对的基本大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寻求高度开放环境下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要解决的是世界性难题。开放创新论将探讨开放环境下后发国家如何降低开放对自主创新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开放提供的有利条件，为开放环境下后发国家的自主创新提供理论支持。自主创新六论之间的关系
创新壁垒论、创新意志论、创新实践论、广义轨道论、开放创新论和能力阶段论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创新壁垒论指出壁垒是创新要突破的对象，为如何突破壁垒指示方向；而突破壁垒要靠创新实践。
自主创新意志为实施创新实践、突破创新壁垒提供动力；也是推动创新能力由低一级向高一级跃升的动力；反过来，创新实践的成效、壁垒的突破会强化创新意志；创新意志还为开放环境下敢于创新提供勇气。
创新能力是突破创新壁垒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层级的能力与相应层级的壁垒相对应；创新实践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基本途径，同时创新能力又为创新实践提供条件；创新能力提升要与开放环境相适应，要寻求开放环境下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创新能力还对创新意志起反馈作用，能力的提升会强化意志，能力的停滞会打击意志。
广义轨道为创新实践、突破壁垒提供广阔的机会空间；同时，广义轨道受开放环境的制约，也接受开放环境提供的机会。
开放创新论揭示开放所产生的壁垒及开放环境下创新能力成长的条件和特征；还对自主创新意志起反馈作用，开放创新的成功会坚定创新意志，反之，开放创新的挫折会打击自主创新的信心。
关于创新壁垒，已在第2章第一节做了阐述，在此不再重述。以下对其余五论加以阐释。创新实践论
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无论是创新壁垒的突破，还是能力的提升，都必须经历实践过程。下面从知识和学习这两个重要概念切入展开分析。知识转化理论
简单地说，知识就是有价值的信息，是一种包含了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观、关联信息以及专家见解等要素的流动态的混合物。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是指可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清晰表达的知识，也叫编码知识，由于其明确的编码特征，因此易于在个人和组织之间沟通和共享。隐性知识是指难于清晰地表达、隐含于过程和行动中的知识，由于其高度个人化和不易表达的特征，因此不易实现个人之间的共享。在一定条件下，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知识转化有四种基本的模式：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社会化是个体之间分享经验的过程，一个人可以不通过正规化的语言直接从他人那里获取隐性知识。例如学徒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实践，从师父那里学到手艺。在企业里，在岗培训就是运用这种方式实现知识转化。获取隐性知识的关键是经验，没有个体之间经验的共享，一个人很难从别人那里获得隐性知识。
外部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外部化是挖掘隐性知识并将其发展成显性概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运用一系列方法，如隐喻、类比、假设和模型等。用语言描述或书面表达的概念描述是这种转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在企业里，通过制度实现个人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书面表达是将个人的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的显性知识的重要方式。
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组合化是把概念转化为系统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不同的显性知识体系。组合的方式包括文件、会议、电话沟通及计算机化的网络沟通等。现有的显性知识通过分类、重组，可以重新构建产生新的知识。
内部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内部化是使显性知识经过理解和体验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这是一个“通过做而学习”的过程。在内部化的过程中，较广范围内的亲身体验、通过获取经验而得到知识显得非常重要。个人经验在经历了社会化、外部化和组合化以后，在内部化为个人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这时从外部获得的经验就变成了个人的有价值的知识资本。
企业的知识存量表现为解决各种问题的一系列常规和办法，这些常规和办法通常被定义为企业的能力（Winter，2003）。因此知识的创新实际上就是企业能力的提升。能力也具有实践性，体现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离不开企业运行、改进和创新的实践经验。因为企业活动存在路径依赖，所以能力主要以团体行为中蕴涵的缄默知识为载体（路风，2005）。获得缄默知识的途径只能从实践中学习而来，进一步增强企业缄默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只能依靠组织和人员的创新实践。这种能力只能由企业组织内生发展而来，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Nelson＆Winter，1982）。这种能力是在产业环境中稀缺和难以模仿的，是能给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企业获取显性知识同样有难度。与隐性知识相比，显性知识虽然具有编码化、易于传播等优点，但企业获取和利用显性知识必须具备一定基础。因为知识具有融合性，而知识的掌握和创造是一个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不断转化的过程。从创新实践看，显性知识只有与隐性知识结合才能被深刻地理解，也只有和隐性知识结合才能有效实现转化的效果。甚至存在显性知识利用的悖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显性知识对企业运营来说价值有限，而有价值的显性知识通常是由企业内部组织的编码化得来，因而难以获取。不仅如此，由于能力目标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差异性，因此即使利用显性知识来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入很多企业内化的具体因素，这样创新实践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学习理论
技术学习是组织利用内部和外部有利条件获得技术的行为；是一种体现主体激励、能力和获得技术的集合行动。技术学习是新熊彼特主义研究发展中国家追赶问题的核心（谢伟，1999）。技术学习强调知识的获得和技术的转移是一个学习而且要付出成本的过程，强调无论是领先者还是落后者，要想提高技术能力或维持技术领先地位，学习是一个必要机制。
在现实经济中，企业技术知识和能力的获得，必须通过建立企业的学习机制来实现。1962年，阿罗（Arrow K.J.）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的概念，并认为边干边学是经验的产品，只发生于解决问题的尝试中，因而只存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生产活动中。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这一结论来自飞机制造工程师莱特（Wright T.）的经验研究。莱特发现美国空军飞机生产中的劳动时数耗费是以前所生产飞机总数的递减函数，即生产第n架战机的劳动需要量是已生产飞机总数n的立方根，这一关系被称为“学习曲线”或进步比率。该曲线表明：第一，边干边学首先必须获得干的机会然后才能学习；第二，企业的知识存量/能力随着学习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提升。
传统的学习理论一般认为，后发国家的学习会经历简单的模仿学习和创新性模仿学习两个阶段。在简单模仿学习阶段，技术学习主要以“干中学”和“用中学”的方式进行，即通过生产过程中工人操作技能的提高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用户使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产品工艺的部分调整，这是企业学习设计技巧的第一步。
创造性模仿学习一般通过“研究开发中学习”和“合作中学习”进行。研究开发中的学习可以从简单模仿延伸过来，但直接的延伸往往不会有效，因为它对设计原理的掌握、对产品构架的整体理解和对用户需求了解的要求，都远远超过简单模仿时的个别技巧。因此，通过与国外企业的合作设计或者引入高水平的研发人员，是获取设计技能与产品构架知识的重要途径。当然，此时的合作通常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合作，而是一方通过参与设计，学习另一方的经验与方法。另一方面，企业与产品用户的密切联系和合作，是获取用户和市场知识、通过产品变异赢得竞争优势的捷径。因此可以将设计知识和需求知识的获取过程称为“参与式学习”，包括企业派出研发人员参与国外企业的研发、引入国外研发专家以及用户参与研发中等。
知识转化和学习实践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因此企业只有获得、把握创新实践的机会，才能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学习、获得和创造知识，实现企业知识存量的持续增加和企业能力的全面成长。如果放弃了创新实践的机会，那么知识的创造循环就将中断，学习也失去了基础条件，企业的知识就难以积累，企业能力也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成长。从引进到创新的实践
从企业的实际运作来看，存在大量与创新有关的活动，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是一个“依赖—自主”程度的递进过程。图3-2描述了这一递进谱系。创新实践的关键在于能否从现有阶段出发，不断向前推进。图3-2 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技术活动谱系资料来源：吴贵生主编的《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边界划分、过程转换和战略措施》，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49页。广义轨道论
技术轨道理论是对技术发展规律的概括，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已成为后发者实现赶超的指导理论。现有理论普遍认为，已有技术轨道的变迁和新技术轨道的出现是后发者追赶的“机会之窗”。基于轨道理论的追赶机会仅限于此。但是，如果回归到熊彼特关于创新本质的阐述和创新定义，就有可能拓展轨道理论；如果拓展了轨道理论，就有可能扩展机会窗口。这不仅可能对创新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对处于后发地位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技术轨道理论
1.技术轨道
到目前为止，创新领域中“轨道”是指技术轨道。纳尔逊等人（1982）最早提出了自然轨道的概念，他用自然轨道的概念来描述产业技术发展的某些特征，例如对规模经济的追寻等。最早提出技术轨道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多西，他从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中得到启示，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指出技术范式是“解决选择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型或模式”，技术轨道则是“由范式决定的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活动”，它是一组可能的技术方向，而它的外部边界则由技术范式本身决定（Dosi，1982）。
多西又进一步把技术轨道定义为：经过经济和技术的要素权衡、由技术范式所限定的技术进步的轨迹。技术轨道并不是线性的确定性选择，它们可能处于不同的分支上，即它们可能有不同的技术定位、方向和能力。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既有新旧技术范式的竞争，也有各种新技术范式之间的竞争，而选择的限定性在逐渐增加，即存在严格的标准来选择和确定技术轨道。技术发展过程是在技术范式规定下，沿技术轨道发展的一种强选择性的进化活动（Dosi，1988）。Dierickx和Cool把技术轨道定义为：“追循一项技术发展的一系列路径依赖的经历。”（Dierickx, Cool，1989）
傅家骥等（2003）指出，两种基本的技术活动决定了技术轨道的发展方向。一是在常规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由确定的技术范式导致的连续累积性的技术创新，这种“常规”的解题活动可以认为是顺延技术轨道的演变，体现了技术轨道的“刚性”。另一种是在反常的技术变迁中出现的技术路径的转换，这种情况往往被认为是技术轨道“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对原有技术轨道的“突破”。
已有研究指出，出现新技术轨道的条件通常是产业技术环境或者市场环境发生重大转变，这种重大转变的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常较少。傅家骥等认为，出现行业新技术轨道主要是由于“作为特定行业发展基础的科学研究、技术攻关的新进展”、“市场需求的重大变化”和“主导企业的技术轨道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柳卸林（1997）认为导致出现新技术轨道的因素主要包括：①产业的重大技术突破；②行业的重大技术突破，如信息技术给其他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③消费观念的转变，如环保意识、保健意识的提高；④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如中东石油危机对汽车发展产生了很大冲击。
2.技术轨道和追赶机会
Perez和Soete（1988）基于技术轨道的概念对后发者进入壁垒和进入成本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将后发者面对的进入壁垒描述为后发者必须付出的进入成本，并将处于追赶地位的企业进入成本总结为以下四种：固定资本投资的成本，如购买机器设备的成本；创新成本，即为了获取基础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付出的成本；经验成本，主要是获取基本的运营经验和市场经验的成本；为了适应本土需求如满足基础设施及制度需求的成本。
通过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分析，Perez和Soete指出，在出现新技术轨道的时候，后发者需要付出的四种成本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出现新技术轨道时，后发企业面临更低的进入壁垒，更容易突破壁垒，由此涌现出“机会之窗”。后来的研究也都肯定了Soete对机会之窗的论述。Lee K.对韩国六个产业创新追赶的实证研究指出，韩国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的方式主要有路径跟随、路径跨越和路径创造三种，并以路径跨越和路径创造更有成效。要取得路径跨越和路径创造，企业需要开辟新的技术轨道或者技术子轨道，韩国的追赶实践证明了新技术轨道对于成功的创新追赶的重要性。
李浩和戴大双（2002）认为面临新技术轨道，后发企业容易追赶的原因主要有：①旧轨道上的成功企业从感情上不愿意在新的轨道生长点上创新；②旧轨道上的企业在已有产业进行了大量沉淀投资，不愿意承担产业调整产生的转换成本；③新轨道技术一开始显现不出多大优势，难以引起老企业的注意。柳卸林（2008）的研究也支持了关于新技术轨道的判断，即中国在出现新技术轨道时，在新兴产业中存在较低的进入壁垒和更好的追赶机会。广义轨道理论
1.对技术轨道理论的反思
技术轨道理论为技术创新战略提供了新的指引，尤其是为后发者（后发国家、后发企业）实现追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但是，当深入思考这一理论之后，会发现它存在如下局限性。（1）技术轨道理论所提示的创新机会
如前所述，新技术轨道的出现（或原有技术轨道的改变）是后发者追赶的“机会之窗”，而新技术轨道是很有限的。在很多领域，新技术轨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出现一次，成熟产业更是如此。按照这一逻辑，必然得出结论：后发者的“机会之窗”很稀少。这会产生一个疑问：后发者追赶机会如此之少，实现追赶的可能性还有多大？限于技术轨道理论会不会错失追赶机会？（2）从创新概念的角度审视技术轨道及追赶机会
创新是指技术创新（姑且称之为“狭义”创新），它是一个包括从产生技术创新构想、研究开发、到实际应用的全过程，包含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多个创新环节，这已得到普遍认可。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将“轨道”定位于“技术”，是不是有所局限？在技术创新的其他环节有没有类似技术的“轨道”？
熊彼特（1934）认为，创新是一种突破“固有经济生活循环流转”的尝试，是一种新组合，是生产函数的移动。熊彼特列举了新组合的五种情况：①引进一种新的产品；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③打开一个新的市场；④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某种新的供给来源；⑤新的组织。按照这种理解，创新（姑且称之为“广义”创新）的范围更宽，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即不仅包括（“狭义”）技术创新，还包括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供应链创新等。从这个角度看，技术轨道会不会只是多种轨道中的一种？有没有可能从更广的视野来认识“轨道”？
2.广义轨道
本书基于以下认识提出“广义轨道”的概念：第一，创新活动是从构想到实现的全过程，包含多个环节，要从全部环节去考察轨道；第二，回归熊彼特对创新本质的理解，要扩展创新的范围，以此扩大对“轨道”的搜寻空间。
本书所说的广义轨道是指创新活动所涉及领域的演进路线。对此，做两点说明：第一，研究轨道是为了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特别重视轨道变迁和新轨道的涌现，以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指引。因此，广义轨道限定于创新领域。第二，“演进路线”是指受各种因素的作用，某项行为（活动）已经经历的轨迹及沿这条轨迹延续或变迁的路线。如果某项活动的路线不同于同类活动的路线，就认为创造了新轨道；如果某项活动离开了原有路线，就认为是轨道变迁。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除技术轨道外，还有市场轨道、技术组织轨道、商业模式轨道、业务组合轨道等。（1）市场轨道
市场轨道是指创新产品（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的市场演进路线。如果创新产品沿着已有的同质市场发展，即使规模扩大了，但未发展至新型市场，那么认为创新是沿着已有市场轨道演进；如果创新满足新需求，开拓了不同于已有市场的新市场，则认为出现了新市场轨道。在新的市场轨道中，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尚未被在位企业开发，因此后发企业无须面对较高的无形资源（如品牌）壁垒，相反可以比较顺畅地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在新的市场轨道中，后发企业还可能适当降低进入的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因为新市场轨道中的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功能的需求差异（如低于已有产品市场对功能的需求），可能会降低资金和技术资源的投入要求。
新市场轨道可能涉及产品技术的创新，甚至依托新技术轨道，例如3G手机的创新可能开发出新型的手机用户；但新市场轨道也可能不涉及产品技术轨道变迁的创新或只有渐进性创新。
Christensen（2001）讲述了磁盘驱动器创新的生动案例：一代代更小尺寸的驱动器创新者打败领先者共发生了5次，8英寸取代了14英寸，5.25英寸又取代了8英寸，然后3.5英寸又取代了5.25英寸。按照Robert等人（2004）的观点，新一代磁盘驱动器并不是核心技术的突破，而只是实现了“构架创新”。新一代磁盘驱动器很少创新，之所以能够战胜老一代领先者，关键在于“市场创新”。8英寸盘先在14英寸盘主流市场——大型机之外，找到了小型机市场；5.25英寸盘则在当时的主流市场——大型机和小型机之外，找到了台式PC机市场；3.5英寸盘又找到了当时的非主流市场——便携式PC机市场。
这是一个构架创新和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著名案例。此处的“市场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创新，而是市场轨道的创造。从整个演进过程来看，是市场轨道发生了系统变迁。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创新与追赶上，市场轨道的作用并不亚于技术轨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