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E. Hemingway)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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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武器试读：
译本序
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版于一九二九年，译成中文时初版书名为《战地春梦》，经人屡次影印翻版，到了解放初期，修订一次，改名《永别了，武器》。八十年代末再修订一次，距离原文初版，已有六十年了。其实海明威这个姓在一百多年前就已为国人所熟悉。海明威的嫡亲叔父威罗毕，百年前就来我国山西省传教行医，并且创办了有名的学府铭贤书院，造就了不少人才，特别是在财政金融界。威罗毕童年时代在农忙中右手食指不慎给玉米脱粒机轧断，经过八年艰苦奋斗，刻苦锻炼，终于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外科医师。这件事在海明威家乡广为流传，甚至传说这位叔父曾经为西藏活佛达赖喇嘛治过病。所以海明威十二岁时，也曾一度梦想继承叔父和父亲的事业，当名医生。《永别了，武器》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位文学大师，特写几句概述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十九世纪末生于美国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当时美国虽已取得了政治和经济独立，但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还半依赖于英国。著名作家如欧文、霍桑、爱伦·坡等，尽管作品题材不同，写作技巧及表达方式却始终摆脱不了英国的影响：书卷气重，文句复杂冗长。就以亨利·詹姆斯为例吧。他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横跨英美文坛的大师，但是他所继承的似乎还是乔治·艾略特和霍桑的心理小说的传统，描写细腻入微，为了分析及反映人物的复杂心理，采用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写法，繁琐庞杂，引经据典，词汇中夹杂着拉丁文或法语。
海明威继承的是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传统，为美国文学闯出了一条新途径。他中学毕业后就当上了记者，为人比较天真，比较富有感情，一时为政客的豪言壮语所迷惑，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还有一些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例如福克纳、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等，都投入了战争。后来他们对民主理想幻灭，反应至为激烈，甚至超过英国作家，尽管战争是在欧洲进行的，英国的财产损失和青年人的牺牲都超过美国。
海明威战后寄居巴黎，感觉一切理想都破碎了。他在女作家格特鲁·斯坦因的熏陶下，另辟蹊径，终于写成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到两件终生难忘的大事。一是大腿中弹，几乎成为残废，当时的思想是痛恨政客在报刊杂志上的宣传，认为什么“神圣”、“光荣”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又一件大事是初恋。他在意大利疗养时期，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几岁的美国护士，战后她嫁了他人，海明威觉得受了人家的玩弄。这一经历影响了他后来小说中有关女性的塑造，甚至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比他大几岁。《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于一九二二年，手稿在巴黎不幸被小偷扒走，只好重新创作，于一九二九年出版。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间，他除发表了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外，结了两次婚，他父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医治无效，饮弹自尽。这些遭遇变化，更使他感觉人生变幻无常，好像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他战时受伤，曾从身上取出几百片榴弹炮弹片，长期失眠，黑夜上床必须点着灯，入睡后被噩梦折磨，旧病发作起来，理性失去控制，无法制止忧虑和恐惧。由于他反复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于一般事物的认识也比较敏锐透彻，所以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例如在《永别了，武器》第二部分中，他把在瑞士的乡居生活写得犹如处身世外桃源，就是结合他第一次结婚后的生活体会。再如女主角凯瑟琳的难产，也是他第二个妻子难产的切身经历，她结果剖腹生下第二个儿子。
海明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这些人悲观、怀疑、绝望。他们志愿参军，在战争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遭受到无可挽回的创伤。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鄙视高谈阔论，厌恶理智，几乎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总之，万念俱灰，一切都是虚空。
其实海明威还不好算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小说中的人物自有一套严格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他所描写的社会中，他也认识到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两个世界。此外，他还认真探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海明威的人生哲学，近于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无比残酷，和平时期只是战争的延续，同样残酷、冷漠。但是他又相信世界上还有一些天然美好的事物，可以作为减轻悲痛的调剂。即便是战争的血腥大屠杀，其间还可以穿插爱情，作为短暂地解除疼痛的良药。尽管个人愁肠千万结，但可以通过狩猎、钓鱼等活动，借助于大自然，进行精神治疗，不然也可以借酒消愁，解除痛苦。即使这一切都失效了，或者被剥夺光了，还可以表现高度的勇敢和毅力，在重大压力下保持一定的优雅风度。
海明威信奉的行为准则，在他的含蓄的笔下，往往通过置身于几个知心朋友中间的普通小人物表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传统道德价值全面崩溃了，然而这些普通人，虽非英雄，但为着生存下去，还保持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例如诚实、道义、勇敢、毅力、忍耐和人格的完整。这些普通人很少参与伟大事业或者政治运动。唯一的例外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角乔丹，一个教西班牙语的知识分子。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往往抱着不介入的人生态度，只是凭着一种近于原始人的本能，遵循一种近乎待人如己的基本原则，保持了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哲学很少讲究逻辑性，因为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根本是一团糟，一片荒原，一片混乱，没有合理的逻辑。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往往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对立的紧张性，甚至在写全景的段落中，如雨、雪、高山、大河等等，读者也可以觉察到。对于这世界的邪恶不义，作者显然是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这一边的。海明威本人也许不一定熟悉列宁关于每个民族文化里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经典理论，但是他所写的小说中，明显地具有两个对立、对抗的世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这世界上的邪恶人物深恶痛绝，对被压迫者则寄予同情，特别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小人物往往体现着一定的道德品质。
这些人提倡诚实、勇敢，要顶得住痛苦的折磨，喜乐哀愁，不露声色，朋友间可以讨杯酒喝，但要避免醉后失态；可以借个地方住住，但是不能伸手讨钱，遇挫折时不能伤感，不能玩弄卑鄙伎俩；女人可以追，但是女人不要你时不能死缠着不放；不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应当有所克制。一句话，要做个有骨气的硬汉。
关于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六十年来，西方文坛争议不休。概括地说，有人强调他的象征主义，有人强调他的讽刺，有人主张是象征主义和讽刺的结合；有人说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是批判现实主义。下文只作些简单的介绍。
一个作家，凡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越是明确，感情越是真实，就越可能把他的思想感情融合于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中。
海明威不仅描绘当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反映当代的现实，特别是时代的精神。作为作家来讲，海明威非常热衷于记录及报道事物的现象：战争、狩猎、钓鱼、斗牛、赛马、拳击、酗酒、恋爱等等。这些题材在他较优秀的作品中非常生动逼真，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大军的溃退、渔人与大鱼的格斗、妇女难产的痛苦，也许还可以亲耳听到窗外霏霏的细雨声。但是作者曾说，真正的艺术不能局限于准确描写事物的面貌，不能满足于仅仅反映时代的现象，还得反映这些现象的内在意义。海明威精心选择暴力题材，企图从中探索、发掘精神上的真理。作者并不是单单喜爱这种题材，而是想通过对这些暴力事件的描写，强烈暗示时代的特征：精神混乱，流离失所。作者必须力求写作的真实，既找到了艺术的真实，就应该把它转化为精确的形象，使得读者感同身受。作者为了传达人物心中的紧张情绪，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也许可以概括为下列这几点。
海明威采用两种表达方式来展示他精心选择的生活材料。第一是新闻报道风格。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开始当记者，受到严格的写作训练，具备巧妙地撰写电文的真功夫，简略扼要、浓缩紧凑。为了取得更大的艺术效果，他还采用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平淡而克制的陈述。他过去太天真幼稚，遭到政客的欺骗，经过现实生活的教育后，最害怕什么神圣、光荣、牺牲等等抽象词儿，所以写作时尽量避开抽象形容词，甚至省略动词，喜欢用名词，例如具体的地方名、河流名、部队的番号、具体的年月日期等等。那些电文的字句本身有时违背传统的语法规则，况且海明威通常选用简单的短句和日常用语——就是英语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旧盎格鲁·撒克逊语。作者运用简单句子和有限的词汇进行有克制的陈述，渲染气氛，暗示文字表面下藏有更重要的普遍意义，启迪读者去体会和联想。作者平淡客观的陈述，真实而富有戏剧性，多少带有反讽刺的意味。
海明威第二种表达方式是采用有节奏的句子结构，重复、排比、反比等，好像是音乐旋律，旨在召唤一种心理印象。所谓印象主义的手法，通常是指作者对于精心选择的事物，描写时致力于捕捉模糊不清的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达到情景交融。
海明威本人对他自己的艺术风格也有一定的看法。他于1961年在家饮弹自尽前不久，曾应加利福尼亚州的智慧基金协会之邀写下一些他本人对人生、艺术、爱情、死亡等等的体会。这些体会刊载于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1963年1月号上。现将有关风格的部分译出如下：“我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我头脑里进行的。我开始创作前，一定要先把我的意念、思想理顺。我作品中的对话，在创作过程中，我经常亲自朗读几段；耳朵是良好的检查员。每一句句子又务必表达得一清二楚，人人明白，才能写于纸上。“然而，我有时觉得我的风格，与其说是直接的，倒不如说是暗示的。读者往往得开动想象力，才能抓住我思想的最微妙的部分。“我工作非常艰苦，再三重写改正，不厌其烦。我非常关心我作品的效果。我着手开采时非常小心，精心琢磨，一直到磨成宝石。有许多作家满足于留下粗糙的大块文章，我则精雕细琢，磨成一颗小小的宝石。“一个作家的风格应该是直接的、个人的；他作品中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有人情味的；他的文字简洁有力。最伟大的作家生来具有卓越的简洁，他们是苦干者，辛勤的学者，又是胜任的风格家。”林疑今
主要人物表
雷那蒂（简称雷宁）——意大利中尉级军医。
弗雷德里克·亨利——美国青年，志愿参加意大利军队的救护车队。
凯瑟琳·巴克莱——英国籍护士。
海伦·弗格逊（简称弗基）——苏格兰籍护士。
马内拉——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帕西尼——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弗兰哥·高迪尼——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贾武齐——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华克太太——米兰美国医院的老护士。
范坎本女士——米兰美国医院的监督。
盖琪——米兰美国医院的护士。
拉夫·西蒙斯（简称西姆）——美国青年，在意大利学习唱歌。
爱多亚·摩里蒂——意大利军官。
吉诺——意大利医疗队军官。
阿尔多·博内罗——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路易吉·皮安尼——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巴托洛梅奥·艾莫——意大利救护车队司机。
葛雷非伯爵——意大利老外交家。
戈丁根——瑞士房东。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土飞扬，树叶给微风吹得往下纷纷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有丰饶的庄稼；有许许多多的果树园，而平原外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山峰间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在黑暗中，这情况真像夏天的闪电，只是夜里阴凉，可没有夏天风雨欲来前的那种闷热。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得见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响，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响声。夜里交通频繁，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驴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种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起来缓慢一点。白天也有用牵引车拖着走的重炮，长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住，牵引车本身也盖上青翠多叶的树枝和葡萄藤。朝北我们望得见山谷后边有一座栗树树林，林子后边，在河的这一边，另有一道高山。那座山峰也有争夺战，不过不顺手，而当秋天一到，秋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子都掉了下来，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黝黝的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乡间样样东西都是湿漉漉的，都是褐色的，触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泥浆，士兵披肩淋湿，身上尽是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身前的皮带上挂有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满装着一排排又长又窄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在披肩下高高突出，当他们在路上走过时，乍一看，好像是些怀孕六月的妇人。
路上时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驾驶员座位边每每有一位军官，车子的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这些小汽车溅泥泼水，比军用大卡车还要厉害。如果车子后座上有一个小个子，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连脸都看不见，只看得见他的军帽顶和他那细窄的背影，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么那小个子可能就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几乎天天这样子来视察战况，无奈战况不佳。
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好几场胜仗。山谷后边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树林的山坡，已经给拿了下来，而南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河，驻扎在哥里察一幢房子里。这房屋有喷水池，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中栽种了好多茂盛多荫的树木，屋子旁边还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现在战争在好几道高山外进行，而不是近在一英里外了。小镇很好，我们的屋子也挺好。小镇后边是河，前边是些高山，高山还由奥军占据着。这小镇打下来时打得漂亮，奥军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小镇来住，所以现在从山顶上开起炮来，除了小规模的军事例行行动以外，并不乱轰，这情况叫我心情愉快。镇上照常有人居住，有医院和咖啡店，有炮队驻扎在小街上，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夏季已过，夜凉如水，战争又在镇外的丛山间进行。这儿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有河边炸毁的地道——从前这儿争战过——有绕着广场周围的树木，而通向广场的路上，又有一长排一长排的树木；此外，镇上又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脖子的小身体，和他那一簇好像山羊髯一般的灰须；这一切，再加上镇上有些房屋，因被炮弹炸去一道墙壁，内部突然暴露，倒塌下来的泥灰碎石，堆积在花园里，有时还倒塌在街上，还有卡索前线，一切顺利，凡此种种，使得今年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大不相同。况且战局也好转了。
小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现在没有了。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在夏日，树林青翠，但是现在已只剩有断桩残干，地面上则给炮弹炸得四分五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原来有树林的地点徘徊，看见一块云朝山顶飞来。云块飞得好快，太阳转眼成为晦暗的黄色，样样东西都变成灰的，天空已被乌云遮蔽住，接着云块落在山上，突然间落到我们身上，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是雪。雪在风中横飞斜落，掩盖了赤裸的大地，只有树木的残干突了出来。大炮上也盖上了雪，而战壕后边通向便所去的雪地上，已有人走出了几条雪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两只酒杯，一瓶阿斯蒂，望着窗外下得又迟缓又沉重的大雪，我们知道今年战事是结束了。河上游那些高山，并没有攻打下来；河对面的峻岭，一座也没有打下来。那都得等到明年再说。我的朋友看见我们同饭堂的那个教士小心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于是便敲敲窗子，引起教士的注意，教士抬起头来。他看见是我们，笑了一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他摇摇头，走了。那天夜晚，在饭堂里吃到实心面这一道菜，人人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高高卷起面条，等到零星的面条都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往嘴里送，不然便是不住地叉起面条用嘴巴吮，吃面的时候，我们还从用干草盖好的加仑大酒瓶里斟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一扳下酒瓶的脖子，又清又红的带单宁酸味的美酒便流进你用同一只手所拿的杯子里。大家吃完面后，上尉便找教士开玩笑取乐。
教士年纪轻，脸嫩容易红，穿的制服跟我们大家一样，只是他那灰制服胸前左面袋子上，多了一个深红色丝绒缝成的十字架。上尉据说是照顾我，叫我完全听得明白，免得有什么遗漏，所以故意说着不纯粹的意大利语。“教士今天玩姑娘，”上尉说，眼睛看着教士和我，教士笑一笑，脸孔泛红，摇摇头。这上尉时常逗他。“你否认？我今天亲眼看见的，”上尉说。“没有这回事，”教士说。别的军官都觉得逗得很有趣。“教士不玩姑娘，”上尉说下去道，“教士从来没跟姑娘来过。”他这样解释给我听。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我的面孔，不过眼角总在瞄着教士。“教士每天夜晚五个姑娘。”饭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你懂吗？教士每天晚上五对一。”他做个手势，纵声大笑。教士一声不吭，当它是笑话。“教皇希望奥军打胜仗，”少校说。“他爱的就是法兰兹·约瑟夫。教皇的钱就是敌人捐献的。我是个无神论者。”“你看过《黑猪猡》那部书吗？”中尉问我。“我给你找一本来。那书动摇了我的信仰。”“那是一部卑鄙龌龊的书，”教士说。“你不会当真喜欢它的。”“是部很有价值的书，”中尉说。“它把教士所有的黑幕都拆穿了。你一定喜欢它，”他对我说。我向教士笑笑，而教士在烛光下也对我笑笑。“你可别看它，”他说。“我给你找一部来，”中尉说。“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也不相信什么共济会。”“我可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得见外面在下雪。“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当然没有啦，”少校说。“你应当休假玩一玩。你应当到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他应当到阿马斐去，”中尉说。“我给你写些介绍卡，去找我家里的人。他们一定会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他应该到巴勒摩去。”“他得到卡普里去。”“我希望你去观光阿布鲁息，探望一下我在卡勃拉柯达的家属，”教士说。“听啊，他连阿布鲁息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还要大。他又不是想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去吧。”“他应当玩玩好姐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年轻的姐儿——由做母亲的陪着。哈！哈！哈！”上尉摊开全部手指，拇指向上，其他手指展开着，好像是在灯光下在墙上演手影戏似的。现在墙上有了他的手影。他又用不纯粹的意大利语讲话了。“你去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指着小指，人人大笑。“看啊，”上尉说。他又摊开手。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打在墙上。他开始从拇指数起，按着指头，逐一喊出它们的名字，“‘索多—田兰’（拇指），‘田兰’（食指），‘甲必丹诺’（中指），‘马佐’（无名指），‘田兰—科涅罗’（小指）。你去的时候索多—田兰！回来时田兰—科涅罗！”大家大笑。上尉的指戏很成功。他看着教士嚷道：“每天晚上教士五对一！”大家又是一场大笑。“你应该立刻就休假，”少校说。“我倒希望可以陪你一道去，做个向导，”中尉说。“回来时带台留声机来吧。”“还要带好的歌剧唱片。”“带卡鲁索的唱片。”“不要他的。他乱叫乱嚷。”“你巴不得能像他那么演唱吧？”“他乱叫乱嚷。我还是说他乱叫乱嚷！”“我希望你到阿布鲁息去，”教士说。其他人还在大声争吵。“那儿打猎最好。那儿的人你一定喜欢，气候虽然寒冷，倒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上我家里去住。家父是个有名的猎手。”“走吧，”上尉说。“我们趁早逛窑子去，否则又要碰上人家关门了。”“晚安，”我对教士说。“晚安，”他说。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的时候，原来所属的部队还驻在那小镇上。附近乡下，炮比从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到了。田野青翠，葡萄藤上长出小青芽，路边的树木吐了叶子，海那边有微风吹来。我看见那小镇和小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众山环绕，仿佛是只杯子，背后便是些褐色高峰，山坡上稍有青翠。小镇里炮更多，还有一些新的医院，街上可以碰到英国军人，有时还有英国妇女，此外炮火所毁的房屋也多了一些。天气暖和如春，我在树荫小巷里走，全身给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晒得暖洋洋的；原来我们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这房子看起来跟我离开时没有多少分别。大门开着，有个士兵坐在外边长凳上晒太阳，边门口停有一部救护车，而我一踏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景物如旧，只是春天到了。我向大房间的门里张望一下，看到少校正在办公，窗子打开着，阳光晒了进来。他没看见我，而我则不晓得现在就进去报到好呢，还是先上楼洗刷一下。我决定还是先上楼去。
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的房间，窗子朝着院子。现在窗子开着；我床上铺好了毯子，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我的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罐子里，钢盔仍旧挂在那钉子上。床脚放着我那只扁皮箱，而我的冬靴，涂过油擦得亮光光的，搁在皮箱上。我那根奥军狙击兵的步枪，则挂在两张床的中间，枪铳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是可爱的黑胡桃木，可以靠在颊骨上射击。跟那根枪配套用的望远镜，我记得是锁在皮箱里的。中尉雷那蒂本来睡在他的床上。他听见我的声响便醒了，坐起身来。“你好，”他说。“玩得怎么样啊？”“好极了。”
我们握握手，他抱住我的脖子吻我。“噢，”我说。“你身上脏，”他说。“你该洗一洗。你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立刻都告诉我。”“我什么地方都去过。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佐凡尼、墨西拿、塔奥米那——”“你好像在背火车时间表。有没有什么艳遇？”“有。”“哪儿？”“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够了。只要实实在在把最得意的告诉我。”“在米兰。”“那是因为你首先到那地方。你在哪儿碰见她的？在科伐？你们上哪儿去玩？你觉得怎么样？立刻都告诉我。你们是睡整夜的吗？”“是的。”“那也没有什么。我们这儿现在有美丽的姐儿。新来的姐儿，从来没上过前线的。”“那太好了。”“你不相信吗？我们今天下午就看看去。镇上还有美丽的英国姑娘。现在我爱上了巴克莱小姐。我带你去望望她。说不定我要和巴克莱小姐结婚哩。”“我得洗刷一下去报到。难道现在谁也不工作吗？”“自从你走以后，没有什么大病重伤，只是些冻伤，冻疮，黄疸，白浊，自己弄的伤，肺炎，硬性和软性下疳。每星期总有人给石片砸伤。真正的伤员当然也有几个。战争下星期又要开始了。或许已经开始了。人家是这么说的。照你看，我跟巴克莱小姐结婚行不行——婚期自然得在停战以后。”“绝对行，”我说，在脸盆里倒满了水。“今天晚上你得把一切都告诉我，”雷那蒂说。“现在我得多睡一会儿，养好精神，漂漂亮亮的，去见巴克莱小姐。”
我脱下制服和衬衫，用脸盆里的冷水抹身。我一边用毛巾摩擦身子，一边对房间环视了一下，望望窗外，望望眼睛闭着睡的雷那蒂。他人长得很好看，年龄跟我不相上下，是阿马斐人。他当军医觉得很开心，我们俩是好朋友。我望着他时，他睁开眼来。“身边有钱没有？”“有。”“借我五十里拉吧。”
我揩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制服里掏出皮夹子来。雷那蒂接过钞票，折好塞在裤袋里，人依然躺在床上。他笑着说：“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装阔佬。你是我的亲密的好朋友，我经济上的保护人。”“活见鬼，”我说。
那天晚上在饭堂里，我坐在教士的旁边。教士对于我没到他故乡阿布鲁息去很失望，仿佛突然伤了心似的。他给他父亲写信，说我要去，他们也预备好一切等待我。我自己也像他那样不好过，想不出我当时为什么竟没有去。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我就说明给他听，本来打算去，后来一事又是一事，终于拖得没有去成。到末了他也看出我实在是本来打算去的，于是他才无所谓了。我喝了许多酒，过后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带着酒意说，我们并不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来不这样做。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别人正在争辩。我本来有意思要到阿布鲁息去的。我并没有到路面冻得像铁那么坚硬的寒地去，那儿天气晴朗，又冷又干燥，下的雪干燥像粉，雪地上有野兔走过的脚迹，庄稼人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烟雾弥漫呛人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间醉了酒躺在床上，体会到人生的一切都是这样，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不晓得究竟是跟谁在睡觉，在黑暗中，世界显得都是不实在的，而且这样令人兴奋，所以你不得不又装得假痴假呆、糊里糊涂，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天不管，地不管。有时候，你会突然间又非常警惕起来，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早晨一到，一切消逝，触目都是尖锐的、苛刻的、清楚的现实，有时甚至还争吵价钱过于昂贵。有时早上醒来愉快、甜蜜、温暖，还一同吃了早饭和中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急于早点走开上街去，但是有另一天的开始，接下来的就有另一天的夜晚。我想把夜里的情况，以及日夜的区别告诉那教士，说明为什么白天倘若不是很清爽很寒冷的话，还是黑夜好。但是我这番意思说不出来，就像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但是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你就明白了。他没有这种经验，但是他也明白我本来想到他故乡去的意思，虽然我没去成，我们俩还是朋友，有好些共同的兴趣，也有些分歧。我所不明白的事往往他都明白，有时我也懂了，只是后来总是忘掉。关于这一点，我当时不晓得，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饭堂里，晚饭已吃完，旁人还在争辩。我们俩一停止谈话，上尉便嚷道：“教士不开心。教士没有姐儿不开心。”“我开心的，”教士说。“教士不开心。教士希望奥地利打胜仗，”上尉说。旁的人在听。教士摇摇头。“不对，”他说。“教士要我们永远不进攻。你不是要我们永远不进攻吗？”“不是。既然有战争，我们总得进攻吧。”“总得进攻。要进攻！”
教士点点头。“由他去吧，”少校说。“他这人不错。”“他究竟也是没法子想啊，”上尉说。于是大家离桌散席。
第四章
早晨我给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开炮吵醒了，看见阳光已从窗外进来，于是就起了床。我踱到窗边望出去。花园里的沙砾小径是潮湿的，草上也有露水。炮队开炮两次，每开一次，窗户震动，连我睡衣的胸襟也抖了一下。炮虽然看不见，但一听就知道是在我们上头开。炮队挨得这样近，相当讨厌，幸亏炮的口径并不太大。我望着外边花园时，听得见一部卡车在路上的开动声。我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里喝了一点咖啡，便向汽车间走。
有十部车子并排停在长长的车棚下。都是些上重下轻、车头短的救护车，漆成灰色，构造得像搬场卡车。机师们在场子里修理一部车子。还有三部车子则留在山峰间的包扎站。“敌人向那炮队开过炮吗？”我问一位机师。“没开过，中尉先生。有那座小山的掩护。”“这里情形怎么样？”“不太坏。这部车子不行，旁的都开得动。”他停住工作笑一笑。“你是休假才回来吧？”“是的。”
他在罩衫上揩揩手，露齿而笑。“玩得好吗？”其余的机师都露齿而笑。“好，”我说。“这车子怎么啦？”“坏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出毛病。”“现在是什么毛病呢？”“得换钢环。”
我由他们继续修理这部好不难看的空车，现在车子的引擎敞开着，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我走到车棚底下，给每一部车子检查一下。车子相当干净，有几部刚刚洗过，其余的积满了尘埃。我细心看看车胎，看看有没有裂痕或是给石头划破的。一切情况相当满意。我人在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伤病员到医疗后送站，然后根据伤病员的病历卡，运送入医院，这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配零件有什么困难没有？”我问那机械中士。“没有困难，中尉先生。”“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老地方。”“好，”我说，回到屋子里，又上饭堂去喝一杯咖啡。咖啡淡灰色，甜甜的，因为冲着炼乳。窗外是一个可爱的春天早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燥的感觉，这天天气一定会很热。这天我上山峰间去看看车站，回镇时已经很晚。
一切都很好，我人不在这儿，仿佛情形反而好一点。总攻击又要开始了，我听人家说。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将从河上游某地点进攻，少校叫我负责进攻时期的各救护车站。进攻部队将由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然后在山坡上扩大阵地。救护车的车站得尽量挨近河边，同时又要有天然的保障。车站地点当然是由步兵选定的，不过实际筹划执行，还得依靠我们。这样一来，我居然也有了布阵作战的错觉了。
我满身尘埃污秽，就上我房间去洗刷一下。雷那蒂坐在床上看《雨果氏英语语法》。他穿戴好了，脚穿黑靴，头发亮光光的。“好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莱小姐吧。”“不去。”“要去。你得帮我给她一个好印象。”“好吧。等我弄一弄干净。”“洗一洗就行，用不着换衣服。”
我洗一洗，梳梳头，就跟他走。“等一等，”雷那蒂说。“还是先喝一点才去吧。”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别喝施特烈嘉，”我说。“不。是格拉巴。”“好吧。”
他倒了两杯酒，我们伸出了食指碰碰杯。酒性好凶。“再来一杯？”“好吧，”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格拉巴，雷那蒂放好酒瓶，我们这才下楼。上街穿镇而走，本来是很热的，幸亏太阳开始下山，走来倒很愉快。英国医院设在一座德国人战前盖的大别墅里。巴克莱小姐在花园里。另外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缝间望得见她们的白制服，于是朝她们走去。雷那蒂行了礼。我也行了礼，不过不像他那样过于殷勤。“你好，”巴克莱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噢，不是。”
雷那蒂在跟另外一位护士说话。他们在笑。“你真怪，怎么进了意大利军队。”“也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救护车队罢了。”“不过还是很怪。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知道，”我说。“并不是每件事都有解释的。”“噢，没有解释？我的教养却告诉我是应该有解释的。”“那倒是怪舒服的。”“我们非这么顶嘴不行吗？”“可以不必，”我说。“这样可松一口气。不是吗？”“你那根东西是什么？”我问。巴克莱小姐长得相当高。她身上穿的好像是护士制服，金黄的头发，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我认为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条，外边包了皮，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玩的马鞭。“这根东西的主人去年阵亡了。”“非常抱歉，问得太冒昧了。”“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他本来要和我结婚，但他在索姆战役中牺牲了。”“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战。”“你也在场吗？”“不。”“我也听人家说过，”她说。“这里可没有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东西送来给我。是他母亲送来的。人家把他的东西送回家去。”“你们俩订了婚多久？”“八年。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当时我不结婚真傻。我本来迟早要给他的。不过当时我想，给他对于他反而不好。”“原来如此。”“你爱过人吗？”“没有，”我说。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我看看她。“你的头发长得很美，”我说。“你喜欢吗？”“很喜欢。”“他死后我本想一刀剪掉。”“那何苦呢。”“我当时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我对于那事情本来无所谓，他要，我都可以给。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什么都可以给他。这一切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但是他当时要去为国作战，而我又不明白这些道理。”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我以为给了他反而会害他。我以为给了他以后他会熬不住，后来他一死，什么都完了。”“我不知道。”“唉，完了，”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望望雷那蒂，他和那护士在谈话。“她叫什么？”“弗格逊。海伦·弗格逊。你的朋友是位医生吧？”“是的。他人很好。”“那好极了。这么挨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我们是挨近前线的吧？”“相当近了。”“这是一条胡闹的战线，”她说。“但是风景很美。他们不是要发动总攻击吗？”“是的。”“那么我们就有事做了。现在没有工作。”“你当护士好久了吧？”“从一九一五年年底起。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想象有一天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是个刀伤，头上包着绷带。或是肩头中了枪。总是个有趣的场面。”“这里倒是个有趣的前线，”我说。“你说得对，”她说。“人家还不晓得法国是什么样子呢。一晓得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受的不是军刀砍伤。人家把他炸得粉碎。”
我一声也不响。“照你想，这战争永远打不完吗？”“不会的。”“有什么可以叫它停止呢？”“总有个地方会撑不住的。”“我们撑不住。我们在法国就撑不住。像索姆这样搞几次，就非垮不可。”“这里不会垮的。”“你这样想吗？”“是的。他们今年夏天打得很不错。”“他们可能垮的，”她说。“什么人都可能垮的。”“德国人还不是一样。”“不，”她说。“我可不这样想。”
我们向雷那蒂和弗格逊小姐那边走去。“你爱意大利吗？”雷那蒂用英语问弗格逊小姐。“相当爱。”“不懂，”雷那蒂摇摇头。
我把“相当爱”译成意大利话。他还是摇头。“这不行。你爱英格兰吗？”“不怎么爱。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雷那蒂茫然看着我。“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爱苏格兰甚于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话说。“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啊。”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弗格逊小姐听。“还不好算，”弗格逊小姐说。“真的？”“从来不是。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莱小姐？”“噢，这就不同了。你可别这样咬文嚼字。”
隔了一会儿，我们说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途中，雷那蒂说：“巴克莱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这是很清楚的。那位苏格兰小姑娘可也很不错。”“很不错，”我说。其实连她的人长得怎么样我都没有留心。“你喜欢她吗？”“不，”雷那蒂说。
第五章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拜访巴克莱小姐。她不在花园里，于是我就从停救护车的别墅的边门走了进去。我在别墅里见到护士长，护士长说巴克莱小姐正在上班——“这是作战时期，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位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美国人吧？”她问道。“是的，小姐。”“你怎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不知道，”我说。“现在我可以参加吗？”“现在恐怕不行啦。告诉我，你为什么参加意大利军队？”“我当时人在意大利，”我说，“并且我会讲意大利话。”“噢，”她说。“我也在学。这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有人说学两星期就应该学会。”“噢，我可不成。我已经学习了好几个月了。你要来的话，七点钟以后来看她吧。那时她下班了。但是千万别带来一大帮意大利人。”“就是为听听美丽的语言也不行吗？”“不行。就是漂亮的军装也不行。”“晚安，”我说。“回头见，中尉。”“回头见。”我行了礼，走出去。要像意大利军人那般向外国人行礼，可真不行，一学起来就好窘。意大利人的行礼大概永远不预备出口的。
这天天气炎热。我曾到上游普拉伐桥头堡那儿去一趟。总攻击将从那儿开始。去年没法深入河的对岸，因为从山隘到浮桥只有一条路，路上受敌人机枪扫射和炮击的地段，约有一英里长。况且路不宽，既不足以运输全部进攻部队，同时奥军又可以把它变成屠宰场。但是现在意军已经渡了河，占据了对岸的敌人地带约有一英里半长。这是个怪讨厌的地点，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领的。照我想，大概是彼此让步，因为我们这边河上，奥军在下游地带也保留有一座桥头堡。奥军的战壕就挖在山坡上，距离意军阵地只有几码远。那儿本来有一个小镇，现在已成为一片瓦砾。只剩下一个残毁的火车站和一座被炸坏的铁路桥——这条桥现在无法修理和使用，因为它就暴露在敌人眼前。
我沿着窄路开车朝河边驶去，把车子留在山下的包扎站上，步行走过那座有个山肩掩护的浮桥，走进那些在废镇上和山坡边的战壕。人人都在掩蔽壕里。那儿搁着一排排的火箭，万一电话线被割断的话，这些火箭可以随时施放，请求炮队的帮助或者当作信号。那儿又静，又热，又脏。我隔着铁丝网望望奥军的阵地。一个人也看不见。我跟一位本来认识的上尉，在掩蔽壕里喝了一杯酒，就沿原路回桥。
有一条宽阔的新路正在修造，盘山而上，然后曲曲折折通向河上的桥。这条路一修好，总攻击就要开始了。新路下山时穿过森林，急峭地转折下山。当时的布置是，进攻部队充分利用这条新路，回程的空卡车、马车和载有伤员的救护车，则走那条狭窄的旧路回去。包扎站设在敌军那边河上的小山边，抬担架的人得把伤员抬过浮桥。总进攻开始时，我们就将这么行动。照我目前所能观察到的，这条新路的最后一英里，就是刚从高山转入平原的那一长段，会遭到敌军不断的猛轰。可能搞得一团糟。幸亏我找到一个可以躲躲车子的地方，车子开过那一段危险地带后可以在那儿歇一歇，等待伤员抬过浮桥来。我很想在新路上试试车，可惜路还没修好，不能通行。新修的道路相当宽阔，斜度也不坏，还有那些转弯处，从大山上森林空隙处露出来的，看来也相当动人。救护车装有金属制的刹车，况且下山时还没装人，大概不至于出毛病。我沿着窄路开车回去。
两个宪兵拦住了车子。原来有颗炮弹刚刚落下，而当我们等待的时候，路上又掉下来三颗炮弹。那些炮弹都是七十七毫米口径的，落下来时发出一股嗖嗖响的急风，一阵又有力又明亮的爆裂和闪光，接着路上冒起一股灰色的烟。宪兵挥手叫我们开走。我的车子经过炮弹掉下的地方时，避开地上的那些小坑，鼻子闻得到一股强烈的炸药和一股夹杂有炸裂的泥石和刚刚击碎的燧石等的味道。我开车子回到哥里察我们住的别墅，后来就去拜访巴克莱小姐，她正在上班，不得会面。
晚饭我吃得很快，就赶到英军医院所在地的别墅去。别墅实在又大又美丽，里边长有很好的树木。巴克莱小姐正坐在花园里一条长椅上。弗格逊小姐和她在一起。她们见到我，似乎很喜欢，一会儿弗格逊小姐便借口要走了。“我让你们俩呆在这儿，”她说。“你们俩没有我也是很行的。”“别走，海伦，”巴克莱小姐说。“我还是走吧。我得写几封信去。”“晚安，”我说。“晚安，亨利先生。”“你可别写什么给检查员找麻烦的话。”“你放心。我不过写写我们住的地方多美丽，意大利人多勇敢。”“你这样写会得奖章的。”“那敢情好。晚安，凯瑟琳。”“我等一会就来，”巴克莱小姐说。弗格逊小姐在黑暗中走了。“她人很好。”“噢，她人很好。她是个护士。”“难道你自己不是吗？”“噢，我不是。我是个所谓的志愿救护队队员。我们拼命工作，可是人家不信任我们。”“为什么不信任？”“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信任我们。真正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他们就信任我们了。”“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护士就好比是医生。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志愿队可只是一种短期训练班。”“原来如此。”“意大利人不让女人这么挨近前线。所以我们在这儿，行为还得特别检点。我们不出门。”“我倒是可以进来的。”“噢，那当然。我们又不是出家的。”“我们丢下战争不谈吧。”“那倒很困难。要丢也没地方丢它。”“丢下就算了。”“好的。”
我们在黑暗中对看着。我心里想，她长得实在美丽，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由我抓住，我就抓住了，并伸出手臂去抱她。“不要，”她说。我就把手臂放在原处。“为什么呢？”“不要。”“要的，”我说。“求求你啦。”我在黑暗中往前靠拢去吻她，一下子感到火辣辣的刺痛。她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她的手打在我鼻子和眼睛上，反应之下，泪水立刻涌上眼来。“真对不起，”她说。我觉得我占有某种优势。“你做得对。”“非常对不起，”她说。“我就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我并没存心伤害你。我可是打疼了你吧？”
她在黑暗中看着我。我很生气，不过自己很有把握，好像是在下棋，所有步数，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你打得实在对，”我说。“没有关系。”“可怜的家伙。”“你知道，我这一向就在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连英语都不讲。而且你又是长得这么美丽。”我望望她。“无聊的话少说。我已经道歉过了。我们俩还混得下去。”“对啦，”我说。“况且我们已把战争丢下不谈了。”
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笑。我注视她的脸。“你真讨人喜欢，”她说。“不见得吧。”“是的。你是个可爱的人儿。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喜欢吻吻你。”
我一边看着她的眼睛，一边伸出胳臂像方才那样搂她，吻着她。我狠狠地吻她，紧紧地搂着她，逼着她张开嘴唇；她的嘴唇可紧闭着。当时我还在生气，而当我这么搂她的时候，想不到她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我搂住她，让她紧紧靠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她的心在跳动，于是她的嘴唇张开了，她的头往后贴在我手上，接着竟扑在我肩上哭泣起来。“噢，亲爱的，”她说。“你要好好地待我，答应吗？”
该死，我心里在想。我抚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头。她还在哭。“你答应不答应？”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将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我陪她走到别墅的门口，她走进去，我走回家。我回到我住的别墅，上楼走进房间。雷那蒂正躺在床上。他看一看我。“原来你和巴克莱小姐的关系有进展了？”“我们是朋友。”“瞧你那副发情的狗似的好模样。”
我起初听不懂“发情”这字眼儿。“什么好模样？”
他解释了一下。“你呢，”我说，“你自己就好比一条狗——”“算了吧，”他说。“再说下去你我就要损人了。”他大笑起来。“晚安，”我说。“晚安，小哈巴狗。”
我把枕头扔过去，扑灭了他的蜡烛，在黑暗中上了床。
雷那蒂捡起蜡烛，点上了，又继续看书。
第六章
我上前线救护站忙了两天。回来时已经太晚，所以到第三天晚上才去找巴克莱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待她下来。办公室的墙边上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子，上边摆着好些大理石的半身像。甚至办公室外边的门廊上，也有一排排雕像。这些雕像有大理石那种完完整整的品质，看起来千篇一律。雕刻这玩艺儿我总觉得沉闷——不过，铜像倒还有点道理。但是大理石的半身像，简直就像片坟山。坟山中也有一个好的——在比萨的那一个。要看坏的大理石像，最好上热那亚。这医院本来是某德国大富豪的别墅，这些石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倒想知道雕刻师是谁，他赚了多少钱。我看看那些雕像，不晓得是不是属于一个家族的；可惜雕刻得古典一律。多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照规矩我们就是回到了哥里察还得戴钢盔，虽则戴起来怪不舒服，而且太装腔作势，因为镇上的老百姓根本尚未撤退。我上前线各站去时，只好戴它一顶，同时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防毒面罩。我们现在开始搞到一些面罩了。地道的面罩。照规矩我们还得佩带手枪；就是军医和卫生人员也不能例外。我现在就感觉得到手枪正顶在椅背上。并且还得把枪佩带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否则有被捕的可能性。雷那蒂佩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装的可尽是大便用的卫生纸。我佩带的倒是一支真枪，所以自己大有枪手的感觉，后来试放几下，才知道不行。那是支7.65口径的阿斯特拉牌手枪，枪筒短，开起来跳动得非常厉害，别想打中任何目标。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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