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谦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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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骨：当代中国文化乱象溯源试读：
由“兔唇事件”引发的媒体侵权案
王菲自打怀孕媒体就开始揣测她的肚子，直到孩子出生，再到媒体为“小菲女”取好名字，媒体就一直盯着她们母子的一举一动，围绕着“小菲女”展开的关于王菲一家人的新闻报道随处可见，大概从未消停过。最近又有了欠揍的媒体，突然爆出王菲携女赴美国，去为天生兔唇的“小菲女”做整形，闹出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然而，无论媒体硝烟滚滚的新闻大战，还是轰轰烈烈的新闻炒作，都给人一种无聊无知感和异常滑稽印象，娱乐媒体的这一切闹剧，让人想起高峻的大山分娩出一只老鼠的故事。
今年的娱乐圈被娱乐媒体喧嚷的十分热闹，前所未有。新闻多，绯闻多，爆料多，八卦多是今年娱乐媒体的一大特征，别的不说，就说王菲生子这件事，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搞不懂了，搞不清楚娱乐媒体是在从事新闻报道还是在从事编造故事，我很怀疑娱乐媒体的职责，我再猜想着这些娱乐记者都一些什么人。之所以新闻报道是严肃的事，所以才会让我为娱乐媒体心存疑虑。大概娱乐媒体是拥有“新闻豁免权”的，即便再不真实，即便再不雅，也会被冠上“八卦”的名义公布于世，在新闻界惟有他们似乎可以不去计较新闻道德规范，不去计较记者职业道德规范。
娱乐媒体的不真实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常常抬手掴自己的嘴巴，刚有媒体爆出王菲去美国是因为她要移民美国，现在又爆王菲赴美国是为“兔唇女”整形；后又爆出王菲去美国为“兔唇女”整形的报道又是一条假新闻，那么现在看来娱乐媒体报道的人或事哪一件又是真实的呢？同是媒体却有两种乃至三种说法，这大概已经不能说是新闻报道了，这是在撂嘴子，娱乐媒体可以不负责任，什么话都可以随意性地说出来。通过“小菲女兔唇事件”反映出娱乐媒体的不严谨，他们这种“视新闻为儿戏”的做法才是新闻中的新闻，倘若时事新闻、社会新闻、法制新闻等都像娱乐媒体那样“可爱地自由”，这世界还不乱套了？
王菲生个孩子算什么娱乐圈大事？报也报了，竟然还是没完没了地炒，炒烂了炒糊了也没炒到点子上，给我感觉不是再报道王菲而是专门报道她的女儿。娱乐媒体操蛋，娱乐记者跟着操蛋，炒了半天将一个还未脱了奶嘴儿的娃娃炒成了大明星。你说，倒底王菲是明星还是她出生的孩子是明星？娱乐媒体报道娱乐圈的事，就是报道那些有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艺人，王菲一个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也是艺人？明星也是人，是人就该有自己的人的生活，为什么要盯上别人家的私事没完没了地炒？娱乐媒体的新闻道德何在？娱乐记者的职业道德何在？请问，良心又何在？听说报道“小菲女”时有娱记因为过度疲劳还晕倒在医院。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些娱记们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去面对那些对正常人来讲很难承受的“痛苦和不幸”。娱记们似乎把报道别人的痛苦当做一种快乐，对人物或事件进行施暴性、恶性的报道，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无端地把这种痛苦施加给所报道的人物。
就说“小菲女兔唇事件”不是假新闻，就算是真实报道，也显得百般无聊。人家的孩子是“兔唇”又怎样呢？去整形也是人之常情，媒体值得这样大肆报道吗？可以看出，娱乐媒体已经是严重的病态，长期以来，有很多娱乐圈的人与媒体发生过冲突，本想娱乐媒体的这种“病相”和问题可以得到改善，娱记们也会有所收敛，可未曾想到，这种“病相”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和克服，反而更加明显更为严重。纵观一些娱乐报道，仔细地看就会发现语言的芜杂和粗糙，结构的混乱和马虎，趣味的低下和庸俗，描写的虚假和拙劣，渲染的过度和夸张，叙述的琐屑和无聊，就像一个人脸上难看的疮疤一样扎眼，尤其是任意而虚假的胡编乱造，在这些娱乐新闻报道中，已经严重到令人无法容忍的荒唐地步。在我看来，这种新闻报道模式有这样一些特征：它是一种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的报道；是一种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的报道；是一种在新闻报道中粗制滥造的伪报道，这些病态的娱乐媒体，却把任意的杜撰和虚假的编造当做法宝，而不愿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下，进行艰辛的创造。
虽然娱乐记者是对娱乐圈明星们琐屑、纷杂的生活表象有较强的摄取能力的人，但是他们缺乏对混乱的感受进行理性化的整合与升华的能力，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一个洞察力和思辨力都比较差的人。一个记者，因为缺乏可供叙写的信息资源，因为丧失了正常的想象能力和判断能力，而不得不如此“可怜”地杜撰和编造，实在令人同情。他们似乎对客观地报道娱乐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性原则嗤之以鼻。他们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娱乐媒体圈自行制造出拉的惯性理念：娱乐新闻可以是风闻言事的“八卦”，也可以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想象的产物。他们认识不到那种与娱乐新闻价值密切相关的客观性的意义，认识不到没有这种客观性，新闻的整个事象世界就缺乏稳定的根基，就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和持久的生命力；他们认为娱乐新闻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在他们的坚信的理念里，追求“新闻客观性”则是庸俗的，反“娱乐新闻”的，是低能与观念滞后的标志。
娱乐媒体经常性地玩具着在娱乐报道中“瞬间转换”的鬼把戏，这个鬼把戏可谓是娱乐媒体或娱记的“看家本领”，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发现针尖大点事就抡得像个棒槌，他们还惯于玩这些娱乐新闻文字游戏，深谙娱乐新闻报道的“修辞策略”和“炒卖策略”，动不动就不停地将“新闻”转换视点和引入新的冲突。这些娱乐新闻报道，大多数都是靠制造或编造出来的变化和冲突来推进情节，吸引读者。很多时候，这些娱乐新闻会因其虚假和混乱，而使读者产生厌倦和受愚弄的不快之感。“娱乐新闻”怎么了？娱乐新闻也是新闻，它也会影响大众，也肩负着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的使命。可是看看现在的有些娱乐媒体和娱记，他们没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指归，它和光同尘与时俯仰，是一种被时代生活的阴影遮蔽的“新闻报道”，是一种迎合“时代趣味”的“新闻报道”。不难看出，在商业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它把自己变成商品，现在的好多“娱乐新闻”，主要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商业化“新闻”，它追求印数和码洋，把经济效果置于文化价值和新闻道德的效果之上；它放弃了新闻价值对意义和深度的沉思与追寻，活像个只认钱不认人的赤裸裸的婊子，自愿在这种“消解意义”的“可视文化”的聚光灯下倚门卖笑。对这种“新闻报道”来讲，评价娱乐媒体或娱记的尺度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不是内涵性的而是形式性的；不是质量化的而是数量化的。它同典型的“八卦”和“猛料”一样，用它那种游戏的、滑稽的和流行主义的精神使娱乐新闻本该有的严肃和严谨变得堕落，变得可悲之极，可恨之极。
娱乐媒体或记者必须以敬畏的态度尊重这些客观性因素，要明确自己的情感态度、趣味倾向和道德立场，要冷静的观察，要一种老老实实的客观态度。千万不可丧失道德立场，把新闻放在明星的隐私上，也不可把自己趣味放在明星的上半身或下半身，不可玩味那些无聊之极的“新闻文字游戏”，要尊重新闻本身，尊重新闻人物，尊重你自己。诸如“小菲女兔唇事件”之类的娱乐报道，这是正在进行着的“媒体侵权案”，这是在侵犯一个人的人权。说严重点，这是对一个还没有任何意识能力的孩子的人身伤害；这是对一个孩子的父母亲或一个正常家庭的“精神杀伤”，这是刽子手的作风，这是“杀人”，而不是新闻，如果“小菲女”长大了、懂事了，当她看到我们的媒体当年对尚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的她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新闻报道”，她会怎么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她本人又会怎么去承受媒体给她留下的精神磨难？她是无辜的孩子，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人在对着她指指点点，如果因为她的父母是明星她就必须要承受这些痛苦的话，这对她太不公平了，对她也太残忍和霸道了。
通过“小菲女兔唇事件”让我看到，在一个通过编造谎言、娱乐八卦等方式进行文字游戏的时代，娱乐新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胡编乱造威胁着它的权威性，恣肆的粗鄙威胁着它的纯洁性，狂欢的宣泄威胁着它的规范性。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有必要用严格的尺度，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娱乐媒体进行治理整顿，让那些无聊的“猛料八卦”彻底滚蛋，为了捍卫新闻的尊严，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捍卫明星的尊严，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捍卫读者的尊严，我们必须这样做。
真正的作家不能把文学变成性奴《爱情原来这么伤》是我较早时期完成的作品。几年中我花精力修改了大约两次，终觉得不美，就是在这部小说交付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前，我依然按照出版社编辑的意见，修改了三次。这部小说之所以难产就是因为我过于在乎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而又不得不去考虑所谓的市场意识。
之前，这部小说是投给国内一家比较有名的出版社出版的，那位编辑告诉我这部小说有出版价值，但是如果要出版，还要花大力气修改，他叮嘱我一定要多加一些性描写的情节。这并不能让我愿意，我告诉他，性描写是否含蓄些更好？他说出版社也不希望所出版的书没有市场，而且一再强调，凡是能经受得起市场考验的作家才是好作家，凡是发行量大、码洋高而能被市场认可的文学就是好文学，如今文学也是商品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精神现象，文学的价值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才能体现，文学是生活，并不是空中楼阁。一番话说下来，一直以从事文学而骄傲的我竟然无以言对。还是因为我不能同意他们删除大量的真实生活情节，这部被注入了市场元素的小说就搁浅下来。
直到重庆出版社的编辑又发现了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这次出版社的编辑却有不同的看法，与我最初的想法相同。我承认自己曾有向市场文学低头的那一瞬，但是我很快就站立起来了，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删除了所有的垃圾，我知道，重庆出版社不但尊重文学作品，而且还尊重了她的读者。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就不能把文学变成性奴，而是要把文学当作与读者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升华以及精神拯救息息相关的事业。
那种所谓的“迎合市场，投其所好”的意识实在可怕，的确是失去了文学作品伦理内容的审美观念。每部作品都是经由作家的心灵产生的事物，都存在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问题，都潜藴着作家的道德反映，最起码还包含着作家对人物和事物的情感态度。在我看来，与文学密不可分的有最基本的三个问题，那就是与诗意的美和伦理的善以及认知的真。完全摆脱这三个问题而去文学，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而无疑是旧坛子里的新酒，新袋子里的烂肉，也只能是满足于人的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字，何况这种还驻扎在原始部落的观点也不值一提，尽管它已经成长为我们时代一种嚣张的文学理念，成为一种我们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价值观。事实上其本质就是一种反文学的理念，能获得市场认可的文学作品固然是好，但我们还要明白，就文学而言，首先是文学价值其次才是商品价值，后者的价值是前者的从属价值。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些有名的作家并不优秀，有些优秀的作家并不出名；同样，有些畅销的作品不优秀，也有些优秀的作品不畅销。文学是否会因此而成为市场的奴隶，是否会导致文学评价上的混淆黑白或鱼龙混杂，对此，我们要抱以冷静思考和警惕的态度。《爱情原来这么伤》写的是70后年代的事情，通过描述主人公幸海坎坷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反映了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年轻人的生活状况。以小说主人公幸海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不但反映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爱情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还真实地描述了那个年代社会某些层面的主要现象。我认为，该小说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真实。在历史进步和世事变迁过程中，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不应该被沉封在时间的尘埃里，我们更不应该满足于在麻木和遗忘中度日，而应该把那个年代过去的苦难转化为有助于我们克服罪恶的精神力量和生存智慧。我们作家就应该关注苦难与拯救，就要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况，要让文学真正地肩负起它的意义和使命。《爱情原来这么伤》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影子。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并不是只为迎合市场而将人物的外部动作和内心情感推向病态的极端，反而，我始终保持良好的审美表现和情感表达的平衡感和分寸感，无论小说中的每一个出现的人物，都显示出其自然和本真。所以在《爱情原来这么伤》这部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或许残缺但不令人生厌，人物的情感或许复杂但不难理解，基于这样自然平和的叙事，这部小说才让读者能够看到真实的人生图景，以及感受到很大的悲剧力量。《爱情原来这么伤》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精神气质上来看，都是以真实来呈现的，主人公幸海与几个女性的情感纠葛成为这部小说的情节组织的结构策略，有些情节的发展过程被巧妙地含藏到小说人物的对白之中，而小说也出现许多白描手法，而这种几乎被我们时代流行小说弃之如敝履的白描手法，却成为这部小说一种具有主宰意义的写作技巧：不粉饰、不做作。这些都可以具体可以细分到刻画人物动作和表情以及人物的眼神。创造并不意味着杜撰，杜撰并不意味谎言，小说的虚构可以是写作手法的虚构，但是绝不能虚构现实的生活和人性的本真，这正是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真实让我们体验到了生活，真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淳朴，真实让我们和小说人物建立了思想和情感上的融会贯通。
长期以来，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乐此不疲地用“身体写作”，掀起了一阵“色”和“脱”的文学巨浪，国内很多作家，不论男女都光荣地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只一味地去瓜分市场，将责任、道德、意义等等全部扔出了文学的殿堂，文学的摇篮里装满了“性爱”，扑鼻而来的是“爱欲”、“性感”、“风骚”、“淫荡”等汇集交融的阵阵恶臭，文学伊甸园里堆满了破烂思想的垃圾。究竟有多少爱情小说在写真正的爱情？我们看到的多是变态的性景恋，可怕的性虐待，肮脏的性交易，似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性的牵线搭桥，似乎文学离开了性就不能成为文学。在写《爱情原来这么伤》这部小说时，我就特别警惕这一点，我要给读者的是，能真正从这部小说中读到人生与爱情的真谛。
我曾在评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当代‘文学’在很长的时期里，被加上了功利目的极强的意识形态限定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本质上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异化物，文学越来越缺乏现实感和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内在力量和思想深度。所以作家就应该通过充满道德诗意和伦理自觉的写作，对读者的心灵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因为人们需要文学给我们带来美好希望、生活的勇气和人格的力量。”《爱情原来这么伤》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出版过的8部小说中的最优秀的一部。当然在出版之前，我也接受了很多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意见，接受了很多热心读者的批判与质疑，我认真地修改了这部小说，使它变得更加成熟和丰韵。
感谢万会海老师对这部小说的批评与指导。我想，如果没有他们诚恳的批评与指导，这部小说就没有今天的完美。
我是怀着良好的心态认真看待他们的批评意见，实质上他们并不是在针对我个人批评什么，而是在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中存在的普遍的弊病。何况，一部好的小说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既然我的小说确实存在问题，那就更应该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感谢所有的读者，就让我的小说在你们的批评声中慢慢长大。
2008年7月2写于北京宣武区
真作家和假作家的根本区别
自以为是随笔或杂文的东西发表在自己的博客后，有几位作家发博客纸条、留言给我。其中有一篇留言问我真作家和假作家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纸条“猜疑”说，殷谦开口闭口谈崇高、谈信仰、谈道德，不知道他写出来的小说会是什么样的。先说后一个问题，我质疑当今中国有没有真作家，并没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动机，至少这是我个人的怀疑，包括文中一些招来无数“飞砖”的观点，统统是我个人的，假如有什么不妥之处，还希望各位“大师”、“著名作家”、“知名作家”、“80后作家”、“网络作家”、“著名写手”等等“作家”们多多包涵。我很荣幸网络世界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能让我自己审稿并且自己发表，因为我在博客里的所有关于批评的文字，除了一些报刊经过“举要删芜”后转载的，其他的文字都是被退回的文字，实在没地方发表，也只能贴在这里给自己看了。
至于我所写的小说，除了《天廷秘传》和《爱是寂寞撒的谎》（这个书名原本是《中国小公务员之死》，拿到样书后才知道出版方换个名字，无语之余，我只能表示无奈。）这两部小说我个人认为是文学作品外，其余近几年出版的十多部小说都是在讲故事，谈不上文学。当然我不习惯将文坛视为擂台，也不赞同将甲和乙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比高低，如果连文学都要争天下第一的话，未免会落入俗套，当“第一”争出来了，也就很快沦落为市场的附庸和商人的工具。但是与文人“打擂”不同的是，文学作品可以不必争高下，但这不意味着就不能指出文学作品的残缺和问题。就如一个武士，我并不赞同他去和别人去比武，但我很想指出他一招一式中的缺点和不足。我说我不是作家，尤其现在不算是真正的作家，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我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而去接受别人强加或给予的观点，所以我更不会顺从一些人让我退出中国作协的好主意。反正那是一个苍白的符号，去不去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如赵本山无论他戴不戴那顶帽子还是赵本山一样，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质和气质，以及他为人的精气神儿。
我为什么说当今中国没有真正的作家，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说的是“当今”，尽管有一些真正的作家他们还在世，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似乎不准备再发出声音了。所以当今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是欲望化写作和精神矮化的文学，文学本来就是崇高的事业，但他们却无视于崇高，甚至毁伤崇高。这就是“崇高”在当今文学里的悲惨情景和生存境遇。尤其是在当今肤浅、混乱、粗糙之文学景观里，我看到了胡编乱造的杜撰和油滑无聊之反讽；软弱无力的喧嚣和无关宏旨之卖弄；寻章摘句的雕琢和自得其乐之陶醉；自暴自弃的放纵和自哀自怜之伤感；鸡毛蒜皮的琐屑和不知羞耻之淫荡……当今很多所谓的著名作家，叙述能力和结构能力之贫乏，以及语言能力和基本价值观之混乱，真的令人惊叹。
除了80年代前期如路遥、邓刚、张一弓、张承志等作家的作品，还能感受到接近崇高的道德激情和英雄气质外，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学就开始显露出眩惑和颓废、迷乱的精神状态和文学情绪：贾平凹式的颓废和酸腐，池莉式的庸俗和肤浅，刘震云式的冗长和滞涩，余华式的冷漠和做作；还有莫言式的恣睢和夸张、残忍和暴力；残雪式的心理畸形和怪诞体验……到了90年代以后，商业主义的拜金倾向和物质主义的享乐倾向，使之前已经存在的消极势头得到了空前的、恶性的发展。80年代的原本就很脆弱的如主体重建、平等对话、思想解放、创作自由、人道主义、介入现实等精神原则几乎在顷刻间趋于瓦解直至崩溃。
我们时代的最终痼疾就是价值观的丧失，超功利的价值原则被商业化的利益原则轻而易举地取代，于是，肉体病变和玩世不恭、无希望和无道德、反常态和失败感等等成为当今中国一种普遍、内在的精神图景，我们所需要的像钙和锌、阳光和爱情一样的一种价值体系、生活哲学再也看不到了，反而看到的是对固有之价值观的不加选择和肆无忌惮地嘲笑，伟大的崇高的头上是市侩的油滑，在被享乐原则和商业原则主宰的生活场景里，文学的精神旗帜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很多“著名作家”都抱着怀疑一切的、虚无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当今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作家？
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所谓“著名作家”的巨大魔力，否定他们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一个不著名的人随随便便地怀疑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就无法不让一些人怀疑你的动机和目的，往往会被一些人冠上“秃子想借月亮的光”的恶名。我们时代的不少人把这种名气大的惊人的作家视若神明，并且供上神坛。因为他们著名，又财源滚滚，所以他们成功，一个在他们看来还不成功或者还不著名的人是不能怀疑他们的“神明”的，他们既然是成功的，你又凭什么怀疑他们的成功呢？我当然要怀疑，而且必须要怀疑，因为文学之事，实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估一个“著名”作家的文学价值，首先要有一种与世俗眼光不同的尺度，需要有一个渐缓之沉淀过程，以及一种超功利之宁静氛围，才能评估出作家的名声和作品的价值是否对等，是否真正的名副其实。
在当今之中国，我想非常有必要确立一个与“名气”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以前在杂文中所提出的“文学的威望”，以此来区别名噪一时的作家和那些真正的作家：有名气的作家未必有威望，有威望的作家未必有名气。当然，二者也可以集一些真正的大师于一身。其实在很多时候，那些有名气的作家完全是靠牺牲自己的“威望”来获得名气的，而有威望的作家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能与自己时代的虚荣以及浅薄倾向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有威望的作家得到的是真正的荣誉，他们的读者只要谈到他们的作品，提到他们的名字，心里就会充满感激之情和温暖之感；而有名气的作家则不然，他们获得的大多是别人垂涎三尺的艳羡，是从一些媒体记者、商业批评家，以及他们的盲目崇拜者的那里得来的廉价的吹捧和恭维。“名气作家”以种种方式显示自己过人之机敏和非凡之才华，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而“威望作家”谦尊而光，按行自抑，明白一切“不朽”与“伟大”不过“一点浮云”而已。“名气作家”满足于“制造声音”，耽溺于低级趣味，只能提供哄传一时的消遣读物；而“威望作家”通过文学神圣之精神创造活动，为他的读者伸拓通向真善之境的心灵之路，让他的读者在美好而沉重的体验中获得生活的智慧和勇气，意识到做人的尊严和价值，此乃是“威望作家”与“名气作家”之根本区别。
因此，我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往后我们见了那些名气大得惊人的作家，和他们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作品，一定要循名覈实，无论他赚了多少钱获了多少奖，无论他写了多少字印了多少册，不论他引发了“地震”还是创造了“奇迹”，不管他是“天才”还是“鬼才”，我们都要看看他内里的“货色”究竟如何，千万不能听到名人的名字就激动，见到名人膝盖就发软，还没弄明白他内里的“货色”，就跪倒在他的脚下成为“利”的囚徒以及“名”的奴仆。
2010年2月10日于北京
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
长期以来中止判断、剔除意义或悬置价值，没有质疑没有反对没有拒绝，这些都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批评模式的基本纲领，再差的垃圾作品都被我们的巧舌如簧、妙笔生花的文学评论家串通市场媒体，不要脸地吹捧和炒作，他们与媒体与市场合谋，所谓的良心已经日渐泯灭了。然而在“利益原则”至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场”，德国汉学家顾斌的批评是充满激情和责任感的，他这是对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一种真诚的和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要客观分析和冷静正视。
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虽然是他的一偏之见，但我还是基本赞同的，虽然不能绝对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至少是精品少，垃圾多。而这些很多的当代文学垃圾的确也是盖过了少有的一点点精品文学，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酝酿和操持下，“垃圾文学”形成了一道很高很长的屏障，所谓的精品文学已经是很难被发现了。顾彬也没有完全否定中国当代文学，至少诗歌作为文学的一部分，顾彬也是用了“不错的、了不起”的话来大加赞赏，可以证明这位德国汉学家并不是完全在胡说八道，反而说的有些道理。是什么激起了这位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如此大的“愤怒”？我想是该找找我们自身原因的时候了，否则我们自认为还可以的中国当代文学真的也离“垃圾”不远了。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精品，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则是中国精品文学，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确是不折不扣的垃圾；中国当代文学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缺乏对伟大的向往和对崇高的敬畏，缺乏对神圣的虔诚和批判的勇气以及质疑的精神，更缺乏人道的情怀、信仰的热忱以及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和令人感动的善以及令人欣悦的美，总而言之，几乎构成伟大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品质，我们都缺乏……尽管我们有许多“著名”作家都是高产量的作家，出版作品的数量惊人，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却少的可怜，读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我最经常的体验和最深刻的印象是虚假和空洞、乏味和无聊，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不能帮助你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不能让你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欣悦和感动，而且还制造假象遮蔽真相，甚至引人堕落，使人变得无知和无耻。中国的几乎所有的自命不凡的“畅销”作家和失去道德感的消极写作者，都成为市场、金钱和名望的奴隶，暴力仇恨和欲望放纵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他们仅仅满足于把人降低为兽欲或本能的奴隶，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件不得不说的憾事。
顾彬就拿“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来说话，确实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狼图腾》虽然能够“红极一时”，遗憾的是它却不能“千古流芳”，顾彬认为它是德国人眼中的“法西斯主义”，可谓是一针见血，至少殷谦认为作者宣扬的是一种极为消极的思想，是对残忍的暴力游戏的崇拜，他把“丛林道德”摆到了至高的位置，大概人应该“像狼一样”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殷谦可以说，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是《狼图腾》基本的精神姿态，它规模卑狭、局量褊浅，缺乏广阔的人类意识和历史眼光；而缺乏温柔的人道情怀和诗意的伦理态度，崇尚凶暴无情的生存意志却是它的伦理境界；主题上简单和思想上的混乱，导致这部小说显示出它荒谬有害的一面；虽然说它有蔑视小说规范的勇气，它给那些仅仅满足于攫取金钱和权力欲望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支持，为他们释放自己的原始冲动提供了一种道德依据，它虽然迎合了这个功利主义时代的价值观，但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这种从本质上来看反人性和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除此而外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积极和美好的东西；它的勇气更多的是草率和任性、蛮勇和鲁莽，只要剥去它璀璨的华衮就可彰显它的孱弱和贫困。基于此，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位德国汉学家严厉的批评，而不是漠视一个外国人对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虽说“这本书让中国丢脸”有些言重，但这本书至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
对于这位汉学家指责中国“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在殷谦看来也不无道理，长期以来，这些所谓的“美女作家”孜孜不倦地用“身体写作”，掀起了一阵“色”和“脱”的文学巨浪，国内很多作家，不论男女都光荣地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只一味地去瓜分市场，将责任、道德、意义等等全部扔出了文学的殿堂，神圣的文学殿堂堆满了“乳房”、“大腿”和“性爱”，扑鼻而来的是“情欲”、“性感”、“风骚”、“放荡”、“风情”、“爱欲”汇集交融的阵阵恶臭，神圣的文学殿堂俨然成了装填破烂思想的垃圾袋，这不是垃圾难道是文学？相反真正的文学在遭受亵渎。文学也是文明的一大窗口，也难怪在老外眼里，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文明全都凝聚在了“下半身”，这能不说是当代文学的悲哀吗？我们还有何理由轻视别人的批评？还有何理由自高自傲地不屑别人对我们的批评？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顾彬问：“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是啊，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实质上中国当代作家只是关注个人的缺乏意义感的内心生活，只是从事着私有形态的个人化写作和反文化写作，消极写作的泛滥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在可现的一种病象；他们重气狥名，把迎合市场当做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重心，把文学仅仅当做自己发财的工具，从而只重视写作的技巧和形式，把意义、价值和主题等因素当做文学之外的东西，严重导致文学与生活、与社会的脱离，严重导致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个时代彻底瓦解。
中国当代文学被德国汉学家视为“垃圾”，正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那些病变的文学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代作家已经不在关注苦难与拯救，不再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况，文学顺理成章地被界定为纯文学，被时髦化为一种高深莫测的“时尚文字”游戏和“流行文化”的“导师”。“文学就是人学”，“作家就是生活的导师”已经不复存在，基本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和使命。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多么可鄙。
顾彬说：“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鲁迅一样的作家在这个时代已经绝迹了，顾彬只是对中国当代没有鲁迅这样的作家感到失望，我认为无论哪个时代都应该有鲁迅这样的作家来为我们构建可贵的精神家园，因为鲁迅是中国人的“精神之父”，是“楷模”和“先行者”，因为我们需要鲁迅，需要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引领，需要他的声音和勇气、正直和无畏。他替我们说了许多我们想说而说不出、不敢说的话，他敢正视许多我们连正视都不敢正视的真相，他敢想许多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不仅敢想还敢讲敢骂敢愤愤不平敢拍案而起！他是真的猛士，在“没有声音的中国”，他的声音穿过时间的阻隔，一直传到现在直到传到我们面前，我们并不奢望成为“鲁迅”，惟愿不要离“鲁迅”太远。
殷谦支持这位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垃圾说”，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很长的时期里被加上了功利目的极强的意识形态限定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本质上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异化物，文学越来越缺乏现实感和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内在力量和思想深度。既然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就应该与人的爱、同情和救助等善良的情感密切相关的，如此说来，作家就应该通过充满道德诗意和伦理自觉的写作，对读者的心灵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因为人们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美好希望、生活的勇气和人格的力量，可是我们当代文学呢？动辄就发行超过百万册的作品，动辄就能引发媒体喧嚣的作品，哪个又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学？
国际汉学界知名德国汉学家顾彬面对媒体说了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就引起一片哗然，中国的媒体在报道时以“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言辞激烈”等措辞来形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殷谦反而觉得顾彬的言辞并非媒体所报道的是“激烈”，反倒是我们的媒体“言辞很是激烈”，很多时候有一部分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习惯，当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或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说了“不大客气”的话时，他们总会带着激动的情绪进行激烈的反击，而不是抱着谦虚学习的态度去认真听取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以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我们在某些方面更加完善和完美。
我们要怀着正常的、良好的心态认真看待顾彬的对我们时代文学的批评，实质上他并不是在“炮轰”什么，而是在批评当代中国文学的现状，尽管我也不赞同他的某些“偏激”的观点，但是他发出的声音至少要引起我们时代“文学”的警觉；既然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存在问题，那就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就让我们时代的文学在批评中慢慢长大。
2006年12月11日于北京
中国电视剧为什么看不到希望？
第12届上海国际电视节圆满结束，可是对中国电视人来说，这是最感不圆满的一天，当众人瞩目的11项“白玉兰”奖揭晓后，除了中国广西电视台的《大家庭》仅获得了“评委会最佳纪录片大奖”之外，其余的中国电视剧遭遇集体滑铁卢，几乎是全军覆没。外国的电视作品几乎包揽所有的奖项，而被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电视作品无一获奖。
曾在中国内地电视剧收视排名最好的一些电视剧，投资很少却制作精良，但在收视上的表现却不理想。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观众的审美取向发生改变，应该注意提高剧本的质量。这似乎有些自我安慰的推辞，甚至是强词夺理，我认为观众的审美并没有改变，变的是中国的很多电视剧没有自己的文化精髓或独特风格，只能说这种脱离群众和百姓真实生活的电视剧过于浮华，导致观众的目光转移。如果我们跳出中国电视剧，站在世界电视剧的高度回头再看这些电视剧，其实不过是一些用夸饰的语言包裹着的文化垃圾，不但内容空洞、千篇一律，而且轻佻儇薄、境界甚低。好多电视剧导演都充当着小玩意的迷恋者，从他们的电视剧里就可以看到小打小闹小情小调，小奸小坏小腻小歪，你永远别想看到重大的问题和严肃的思想，甚至深刻的痛苦和真相。
面对中国电视剧全军覆没，著名导演胡玫表示：“我们的资金不够、剧本单薄、演员很少，虽然我们一些剧的创意不错，但仍然无法和国外属于主流市场的电视电影进行比较，他们演员众多，故事结构复杂，且都是用胶片拍摄，清晰度很高，与中国拉开了较大的差距。”说归说，没有获奖到底还是说明中国电视剧有问题，不能怪罪于资金不够，说演员很少只是一个借口。技术落后、剧本单薄或故事结构单调只能证明中国电视剧的衰落，这是能力的欠缺和不足，而不能作为落选的理由。中国电视剧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包括故事和演技、制作等都无法和国外电视剧相比。很多被媒体炒作的很热的电视剧，在我看来出奇的平淡，很少有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起大落和一波三折。在我看来，中国很多电视剧的问题是复合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有相当一部分电视剧导演、演员和电视剧作品，缺乏对伟大的向往和对崇高的敬畏，缺乏对神圣的虔诚；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缺乏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缺乏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缺乏令人感动的善，缺乏令人欣悦的美；缺乏重要条件和品质。看国内许多电视剧，我最经常的体验和最深刻的印象是虚假和空洞，是乏味和无聊，每有被欺骗、被愚弄甚至被侮辱的强烈感觉。这些电视剧不仅不能帮助你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不仅不能让你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欣悦和感动，而且还制造假象遮蔽真相，引人堕落使人变得无知和无耻。我们很少再能看到如《渴望》，这样的电视剧了，那个时候中国凡是能看到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为之感动，在看整个电视剧的时候脸上挂满泪痕。
看看《刘老根》和《马大帅》，再看看《环珠格格》和《铁齿铜牙纪晓岚》，这些充斥在屏幕上的电视剧哪个是经典之作？《刘老根》是不是真正贴近百姓生活了？其中的矫揉造作和小情小调与外部世界、与底层农民的疏离与隔绝，我不认为能说一口东北俗话就代表着电视剧就是贴近了生活，事实上是那样的吗？说一些油腔滑调的糙话，干一些莫名其妙的闲事，农泉山庄的那些人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对比一下就知道，那是刻意的生搬硬套和强拉硬扯，简直把农泉山庄秀成了的《红楼梦》里的大观园；《马大帅》尤其可笑，商业化的操作过于暴露，其中就马大帅当挨打的替身那一段——“蚁力神”集团老总饰演拳击手儿子的父亲，每次给马大帅送两盒“蚁力神”就让我足足恶心了半个月。还有，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马大帅1》中的玉芬因为马大帅出生入死的为她奋斗拼搏而感动的痛哭流涕，那是一个多么温柔善良的女人，而为什么在《马大帅2》中就变的如此刁钻世故、圆滑刻薄？《环珠格格》更是垃圾，两个黄毛丫头把正个乾隆朝搅和的鸡犬不宁，皇帝皇后和满朝文武整天没事干就围着两个丫头跑前跑后。这部电视剧是用轻飘飘的情节包裹的，是经不住细究的虚假；用时尚化的事象承载的，是了无意趣的陈旧，再加上浅薄和庸俗，就使我们有理由将它当做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和转瞬即逝的电视幻象。观看很多的中国电视剧，我经常能体验到这种强烈的不满和失望。在我看来，缺乏充分的真实感是国内许多电视剧最严重的残缺和病象。从表面上来看，它们在内容上显示出来的是无可救药的虚假与空洞，尽管那些令人失望的电视剧也许不乏一种外在的巧妙与机智；《铁齿铜牙纪晓岚》无稽之谈，一个落魄文人竟然能和当时全倾朝野的重臣称兄道弟、勾心斗角和戏笑怒骂，大清朝的皇帝整天钻到女人堆里经营着风雅之事，真是离谱到家了……
缺乏对电视剧中人物的尊重和同情，确是中国电视剧的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问题，中国的好多电视剧总是乐意任性而随意地描述人物，导演们把人物置于尴尬的情境中进行羞辱，这是他们令人无法理解的共同爱好。比如这部臆想乱造的电视剧《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看完后又恶心了一个月，他们不知道尊重人物，不拿他们当人看，甚至变着法儿虐待和羞辱他们，直到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人格尊严剥夺干净，直到把他们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丝善念变成仇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自命不凡的导演和失去道德感的编剧，都没有善待自己剧中的人物，而是把他们当作没有疼痛感的物件来肆意糟蹋，正如有人所说：“中国农民历来被一些人贬之为“愚昧”、“老实”、“不开化”、“小聪明”。而在一些个文艺作品中，也就非常费心地拿农民的“缺陷”来证实他们的伟大。”
中国电视剧在上海国际电视节遭遇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其实还是电视剧本身的问题，电视剧只有从廉价浅薄的自哀自恋中走出来，再走进外面的世界，只有走近那些需要抚慰和扶助的人们和那些需要同情和关爱的底层人，才会打动人们的心灵和赢得人们的尊敬，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电影缺乏升华“性”的能力
第一次听到拍戏时还有用播放色情片为演员提神的事。有人在需要的时候会抽烟来提神，有人会喝茶来提神，还有人会用音乐提神，总之各种各样提神的方式很多，不过以看色情片来提神的演员，这还是平生第一次闻到。事情就发生在梁朝伟和金城武等主演的《伤城》片场，据说当梁朝伟戴上有色眼镜，入戏立即一脸阴沉，变身“野兽刑警”他在出演一段“手持烛台向陈宝辕头部扑下去”的戏份时，为了“配合剧情”，现场电视内不停播放色情光碟，这招果然奏效，梁朝伟神情表现冷酷，逼真程度令全场人不寒而栗，同时也大加赞赏他非凡的演技。虽然片场播放色情片令两位女演员梁靖琪和董敏莉“十分尴尬”，尤其是董敏莉不时面红耳赤，都不敢正视电视机，但是她们表示能同影帝梁朝伟及金城武一起拍片，“就是花钱也买不到”。
原来电影《伤城》中有一场戏讲述梁朝伟带同探员金城武拘捕了一个连环奸杀案疑犯陈宝辕，在拍电影时播放色情片就是为了营造这种真实的氛围。究竟如何能营造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殷谦猜想，这位“野兽刑警”一但入戏，看到现场电视中的色情镜头，听到那些色情声音时一定会激发出他的“兽性”，犹如身临其境，于是由神经所引起的条件反射一定会刺激他的表情和情绪，演技自然就会出神入画，难怪现场人都大赞梁朝伟的演技了得。
这大概也称得上是电影制作艺术上的一种罕见的“另类创新”吧，许多导演和演员把诸如此类的“另类创新”当做摆脱电影体裁规范制约的借口和任性胡闹的理由。当然，“另类创新”确实很需要也很重要，但是“另类创新”并不是要求导演或演员必须要提供一种与固有的电影内容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要知道，任何“另类创新”都是互补性的、关联性的、传承性的，如果非要在已有的作品中见不到预兆和雏形的纯粹的创新，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令人难以置信。
难道非要用播放色情片来刺激或调动演员的表演激情吗？并且无视于现场还有女演员的存在，连最起码的羞耻感和道德感都失去了，这不仅显得无耻下流，还显得低俗和淫秽。电影拍摄制作的自由也像其他任何自由一样，有着自己不能随意越出的边界，在边界以内的个性发挥我们谓之自由的创造，而超越出边界的大胆妄为，我们就谓之任性或谓之胡闹。这个时代的文化似乎就聚集在下半身了，没有下半身，没有性，就似乎意味着一切价值的丧失，如今，拍电影总是难以摆脱有关于性的情节，任何电影或电视都多多少少沾染点性事，很少能见到纯粹与性毫无相干的影片；不仅影视，如今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些作家写什么都感到苦涩乏味，倘若写到性时，便立刻红光满面，才思奔涌，下笔如神。
似乎对这些影视圈里的人来讲，性仿佛意味着一切，似乎是涉及到生活就要涉及到性，涉及到性也就是涉及到生活，在他们眼里，性满足就意味着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实很多以性为主题的叙事电影，根本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有深度的价值图景。在他们的镜头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是纯粹的性关系，必须要用性来贯穿起来，否则就无法衔接得上，很多电影的故事中总会连三接四地出现性，而且在他们的性心理和性行为中你很少看到爱的萌动、发展和升华，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人物的生理层面的快感体验，而不是他的心理层面的情感体验，他们缺乏将性提升到道德层面的升华能力。
难道电影中非性不可吗？不出现性就无法安妥艺术？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有很多除性之外更美好的东西，电影人怎么就看不到呢？似乎他们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毫无感情，从来没有试图用温和的眼光打量它，也从来没有用冷静的态度分析过它。他们加之于它的，除了傲慢的蔑视，便是失去理性的指斥。而他们在为电影剧情设计性片段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溢于言表的快意，在安排无耻场面和淫秽情节的时候，则张大其词极力渲染，最终引致情节构织和人物刻画上的违情悖理。
性虽然是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并且是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健全的性观念和健康的性生活才是构成完整而和谐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性方面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艺术作品，任何病态和残缺都具有批判和救治的必要。千万不能将性当做救世良方，性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它消灭不了敌人和人对金钱的贪欲，性更不是生活的惟一或终极目标，它仅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性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如果把性当做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要缺乏节制地肆意渲染它，这样就极有把人降低为飞禽和走兽的可能。
性当然可以成为电影的叙事内容，但是关于性的表现却是一件考验人的工作。无论电影还是其他艺术，在表现性问题的时候，须要服从审美原则和道德尺度的双重制约，并且这些原则和尺度都要含蓄和适度，要以能引起人的美感反应和道德反应为目标，而不是仅仅通过生理刺激让人体验一种消极的快感。电影制作要把一种私我化的体验无节制地展览性地进行体现，无论对导演或演员，还是对观众来说都是一件有伤体面和尊严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它有可能显示着导演或演员的一种激进的道德姿态，坦言之，这种拒绝一切的狂热和偏激却将他推到了道德的对立面，使他的电影作品成为一种缺乏德性的、甚至是反道德的电影作品。
不说别的，就说近的吧，诸如《疯狂的代价》、《迈阿密风云》、《欲望城市》、《好想好想谈恋爱》等等影视剧，哪个没有涉及到性？
看多也不觉得新鲜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影视中依然还是性情节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似乎有权生活在不受道德律令约束的理想国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纵情声色和放浪形骸。他们可以用电影来撒野和做恶，并且还不允许任何人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和质疑，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和审美的法庭永远也不受理因道德、趣味和人格等原因而提出的反对。就这样，影视娱乐圈或导演、演员都成了一群享有道德犯罪豁免权的特殊阶层。
尽管如此，殷谦还是要说，真正善良而诗意的道德才是艺术的灵魂，不仅崇高的电影和文学，一切正常的电影和文学，都意味着人格的健全和道德的纯洁。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美学价值虽然决定于多种因素，但首先决定于它所折射的导演和演员的人格以及它所包含的道德境界。
不管《伤城》放色情片是为了给演员提神也好，是为炒作电影也好，总之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其实不涉及这些叫人脸红的东西，只要导演和演员用心努力，一样也能排出好的电影，不要总是把目光盯在创造商业大片上，除了需要娱乐，人们还需要一些能精华心灵和提升人精神的东西——当然，那决不是性或者色情。
中国还有多少文化遗产留给后人？
听说北京游乐园、崇文门菜市场、南锣等等都要拆除，改造旧城的挖掘机将要把老城居民和附着其中的民间文化无情地摧毁了，有很多人为此疾呼，但是除了瞪眼咋舌，也只能扼腕长叹了。我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文化月刊·遗产》杂志主编约我晤谈，其中就谈到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故居和民俗濒临消失的问题，还记得他感叹：“普天之下，莫非遗产。因为保护不力，尤其是近年来对乡村古镇的不合理开发，导致那些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悄然丧失，在这样下去，哪里还能看到中国的影子！”是的，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将不复生，作为民族文化的一半以及民族情感的载体，中国民间文化永远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根基，而我们时代要拔中国文化的根了。
各地历史民居在不断拆除，传统名称的街巷被新时代的开发建筑所取代，很多农村现在都建起了小洋楼，而那些潜藴着历史文化的故居却逐渐从我们的视界中消失。我认为，从文艺到民间文化，这种普遍的拔根状态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境遇，因为没有远大的文化理想，没有稳定的评价尺度，没有可靠的价值基础，中国人已经普遍丧失了对历史的反思能力，丧失了对未来的想象能力以及对现实的判断能力，究其原因，无不盖在于此。中国面临着民间文化万全丧失的危机，这一代人或许还存有一些记忆，或许到了下一代连记忆都不存在了。
我不知道政府，以及那些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包括作为国家的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生活能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判断，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和困惑。事实上是，经济建设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却走向了末路，能不能大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同时不忘文化、精神文明建设，能不能盖一栋楼的同时保留一处古宅？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是对我们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更是意义重大，保护文化遗产是人类对生活和生命的一种庄严的责任意识的体现，因为文化遗产中包蕴着我们传递经验和强化记忆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包函着我们渴望不朽和光荣的精神禀赋，我们需要通过文化遗产的真实的记录来深刻的反思，将过去的教训和灾难转化为今天的经验和镜鉴，通过这个伟大的文化母体的真实和深刻，为我们提供学习祖先优良传统和认识过去时代的重要启示。可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还有多少文化遗产留给后人？
曾经，承载着我们传统文化母体的文化遗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的蹂躏和毁坏，那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而时至今日，我们时代忘记了那一段惨痛，千疮百孔的文化母体再一次遭到摧残，物质文明终于打倒了精神文明，信仰的缺失导致时代整体的情感荒漠化，爱意和同情已经不在是我们时代人们的精神特征，仇恨和冷漠终于成为我们时代再再可见的精神现象。因为时代的仇恨和冷漠，缺乏仁慈的无情化和缺乏教养的粗俗化成为我们时代文化最严重的问题，因此也丧失了它固有的价值和力量。曾经，残忍的毁灭成了我们光荣的事业，无情的争斗成了我们生活的乐趣，我们看到了罪恶却看不到真正的罪恶，非但看不到罪恶，还把它当做功绩；我们看到了敌人却看不到真正的敌人，非但看不到敌人，却还把他视为英雄和楷模。
今日，我们的时代丧失了爱的能力，因为不相信爱的价值，我们时代出现了很多狂妄自负、肆无忌惮的狂人和野蛮人。我们很多人崇拜根本不值得崇拜的人，爱根本不值得爱的事物。在被破坏的精神废墟上，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复活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神话传说。传统文化的堡垒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号角下土崩瓦解了，人们对一切摧毁古老秩序的行为都趋之若鹜，似乎都理不清头绪，思想麻木并陷入混乱，甚至被一种魔鬼式的冲动所支配，在我们这个病态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懂得并珍惜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看啊，到处都是专家、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作家，还有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心理变态者、神秘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到处都是为混一口饭吃而做假的人，还有以否定生活的名义堕落放荡的人；到处都是目标明确、信心坚定、建立功勋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目标、功绩、生活的意义简单到就连三岁小孩都能够理解。因为没有可靠的、真正的信仰，所以人们迷信起了物欲和权欲，无法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鄙视传统，破坏传统，传统美德荡然无存了，只剩下无情和冷漠，还有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恋和自私。他们相信“人定胜天”，疯狂地破坏自己的家园，在大自然面前狂妄得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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