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硕,邹立波,黄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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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试读：
总序
郝时远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
上编 石器时代
第一章 西藏高原旧石器中的华北文化因素
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被初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1]点共有八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两[2][3]个地点，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吉隆县的东淌和却得[4][5]淌两个地点，阿里夏达措。尽管以上这些旧石器地点，其旧石器标本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层证据，对其较准确年代的判定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以及同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之后，将它们确定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遗留大体没有问题。
考古学者在对西藏发现的这些旧石器进行初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西藏的旧石器明显地呈现出华北旧石器常见的一些特征。例如在石器类型上，西藏旧石器的石片石器占有较大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有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和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另外，在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这[6][7]些器形都同样出现在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以及宁夏[8]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以，考古学者认为西藏旧石器文化[9]的特征与华北旧石器传统相一致。
西藏高原旧石器为什么会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文化特征与技术传统，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关于这一问题，还得从2000年以来有关人类起源研究取得的重要突破谈起。
过去，曾流行过一个颇令人鼓舞的观点，青藏高原特别是作为其[10]腹地的西藏极有可能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此观点曾对从事青藏高原史前及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产生过相当影响，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认识，甚至有学者还将青藏高原人类乃至藏族始祖人群直接或间接地追溯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元谋猿人[11]。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过去有关人类起源所建立的传统认识体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与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非大峡谷一系列有前后年代关系的人类起源实物证据的发现，特别是美国遗传学家瑞贝卡·卡恩（Rebecca L.Cann）和艾伦·威尔逊（Allen Wilson）将分子生物学技术运用于人类遗传多态性研究所得出的全新结论，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发表了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首次从人类mtDNA多态性数据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其简明的结论是：“可以设定所有[12]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所找到的无论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爪哇人还是北京人都不是今天地球人类的始祖，他们的后裔没有能够延续下来，换言之，他们均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上遗传演化与生存竞争中的[13]失败者。当今地球人类的真正祖先是晚期智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e）的直接祖先则是距今9万～22万年前（现常用15万年前作代表）同一位女祖宗（被喻为“夏娃”）的后代。他们当时是从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e）进化而来的一个东非的小群体，这个种群据估计当初的人口总数可能只在1万人以内，那时他们身上的[14]mtDNA应还完全相同。
2000年，有关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再次取得重要突破。以彼德·昂德希尔和彼德·欧芬纳为首的20余位科学家在《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共同研究成果，这项大型研究成果根据对男性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其结论不仅仍清晰地显示当今分布于世界各大陆的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而且对于人类起源及其迁徙时间得出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在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祖先是从5万年前才开始由非洲向外迁徙，并逐渐散布于世界各地的。Y-染色体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根据世界各地Y-染色体谱系的分布图，还大体勾勒出了现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大陆迁徙的路线与时间，根据其研究，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5万～3
[15]万年。
按照Y-染色体分布图所得出的结果，5万年前现代人由非洲迁入东亚主要走了南、北两条线路，对此，美国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描述：
从基因图谱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像一双“钳子”或“筷子”，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走的是北方路线，他们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由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进入东亚，而走南方路线的海上移民部落，他们迁徙的时间比欧亚部落要早，约在5万年前。今天东亚存在的谱系证明了古老的南—北区别。路卡·卡瓦利-斯福特曾和中国同行合作，对东亚人数十个非Y-染色体多态性进行了检测，他们发现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比如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多的是地理上的，而不是民族上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后代，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从不同方向进入中国。今天，[16]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
那么，按照现代人分南、北两路进入东亚之情形，西藏高原旧石器人群是从什么方向迁入的？他们是属于北方人群还是南方人群？对此，人类基因Y-染色体图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关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进入东亚的情形，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一些欧亚人沿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欧亚部落的另一些人沿着天山的方向，向东、向北迁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通过“准噶尔裂谷”（成吉思汗正是由此侵入中亚的），进入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移民很有可能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我们现在有幸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移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M175，这个标记只能在东亚找到，在西亚和欧洲完全没有。
今天，出现在欧亚M9谱系的M175标记，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在大约3万5千年前，与朝鲜、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间相一致。……今天生活在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大部分亚洲男人，他们的“配方”里都有M175标记，[17]是它形成了东亚部落。
也就是说，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实际上分成了三支：一支沿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一支向东可能是通过“准噶尔裂谷”（在今中国新疆）进入了中国，但人数较少；其中“大部分移民”即最主要的一支则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而进入东北亚并成为携带M175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这一支绕道经南西伯利亚南下的东亚主体人群可能是构成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的主要来源。而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的迁徙与扩散，可能正是造成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同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关于西藏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还可由另一事实得到有力佐证。目前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共发现5处旧石器时[18]代人类活动遗址和地点，它们是：汉源富林遗址、汉源狮子山地点、攀枝花迥龙湾洞穴遗址、甘孜州炉霍县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19]北川县人牙化石地点。这5处遗迹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均主要表现为小石器或细石器类型。而考古学者也普[20]遍认为这些小石器类型明显是承袭了华北旧石器的小石器传统，故学者们据此推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万～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川西高原），他们将源自华北的小石器或细石器传统带入了这一地区。他们当时主要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河流阶地、河谷盆地及洞穴地带，以狩猎—采集为[21]主要生计方式。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由黄河上游甘青高原南迁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那么，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沿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向西进入西藏高原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以此背景而论，西藏高原旧石器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的相似的文化传统就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毫无疑问，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可能揭示了一个事实：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的主体人群不仅属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向东迁徙的“欧亚部落”，而且是欧亚部落中主流的一支即属于携带M175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他们进入西藏的路线乃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22]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而南下东北亚及华北大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迁移沿黄河上游进入西藏高原。正因为如此，才直接导致了西藏旧石器的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及文化传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并不完全单一，也呈现出某些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尤其在西藏西部及西南部某些局部区域较为明显。例如，在西藏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其总的特点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器形组合也以刮削器和砍器为主，不见尖状器，石器原料绝大部分为黑色[23]板岩，均由扁平砾石加工而成。调查者认为，吉隆县旧石器标本呈现上述面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吉隆盆地的生态[24]环境，也有别于西藏高原的其它各处旧石器地点”。也有学者认为，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与中国南方盛行的以砾石作为原料制造石器的旧石器传统之间存在联系，理由是：“在打片技术上以直接锤击法为主，工具以重型砍砸器为主，加工方法上不见棒击法的压制技术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从空间关系上讲，西藏的东北部紧邻四川盆地，东南部与云贵高原相毗连，因而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在文化的发展上便已[25]有着时空上的联系性，也不是不可能的。”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所呈现的某些多样性和区域性特点是否意味着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人类也有从其他方向如中国南方进入的可能性？这一点目前虽难以得到确认，但其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过去曾有学者将西藏高原的旧石器同西面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旧石器进行过比较，其结论认为，“巴基斯坦的梭安（soan）文化和印度的聂瓦斯（nevasian）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有着显著的不同。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没有什么必[26]然的联系”。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横亘于西藏高原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相当明显。不过从最近某些考古发现材料看，这并不是绝对的。例如，1992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小组在西藏阿里最西边的夏达措发现一批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标本，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和带有明显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其中即有一种十分独特和引人注目的手斧。这种手斧的特点是由厚石片、砾石或石块制成，器形平面呈叶形或矛头形，两面均经过修理，一般认为这类手斧用途与加工动物皮肉有关。这种手斧的发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有特殊意义。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莫维士（Hallam L.Movius）曾将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两种传统，即“手斧传统”和“砍砸器传统”，前者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西部、中部和南部，中东和印度北部；后者则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北部和中国[27]。虽然莫维士的分类因论证过于武断和粗疏曾受到批评，但这一[28]分类体系仍大体成立。故调查者认为，夏达措旧石器中手斧的发现，“与西藏高原其它石器地点所反映的文化面貌都有相当程度的差别，而与相邻近的克什米尔、帕米尔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以手斧为例，过去在南亚西北部的‘索安文化’中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器物，形制上与夏达措地点发现的手斧也接近，两者之间很可[29]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童恩正对西藏高原手斧的研究，其结论也认为：“西藏高原的手斧，很可能是受了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30]而产生的。”由此可以认为，旧石器时代尽管作为地理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在总体上构成了东亚与南亚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但却并未阻断和隔绝两地间的交流，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西部与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仍然较为密切，两地旧石器人类之间应存在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往。不过，从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西部、中部和南部，中东和印度北部来看，拥有手斧传统的旧石器时代人群显然也应属“欧亚部落”，印度北部拥有手斧传统的旧石器时代人群显然应属斯宾塞·韦尔斯所提及的东迁欧亚部落中沿兴都[31]库什山脉进入印度的一支。
综上所述，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我们对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至少可得出以下两个较为明确的认识：（1）西藏旧石器文化遗迹的上限年代约始于距今3.5万～3万年。（2）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的主体人群不仅属于由北方欧亚草原向东迁徙的“欧亚部落”，而且是欧亚部落中主流的一支（携带M175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他们进入西藏的路线可能是“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南下至东北亚及华北大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扩散沿黄河上游进入西藏高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面貌明显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
此外，若将西藏旧石器文化放在东亚和南亚这一大的地理区域中来观察，有一点较为明确：西藏旧石器文化的总体面貌主要与东亚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传统相接近，而与西面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旧石器进行整体比较则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基本上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32]。说明旧石器时代横亘于西藏高原与南亚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是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同时也成为东亚与南亚之间一道文化屏障。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造成了西藏高原旧石器更多地与东亚尤其是华北地区旧石器传统相接近的事实。不过，西藏高原旧石器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显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同时也同中国南方乃至南亚印度大陆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
[1]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第105～109页。
[2]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3] 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第4期。
[4]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5～21页。
[5] 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6]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7] 王建、王向前、陈英哲：《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8] 贾兰坡、盖培、李炎贤：《水洞沟旧石器时代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8卷第1期。
[9]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0] 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1]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44页。
[12]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50页。
[13] 目前仍有少数科学家坚持“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否认东亚智人起源于非洲。对此，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阐述：“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交融的现象……。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杜波斯的‘人猿’走进了进化的死胡同，他们完全被现代人替代了。”参见〔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0页。
[14] 瑞贝卡·卡恩的论文发表于Nature，1987，325，31.
[15]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1页。
[16]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1页。
[17]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49页。
[18]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
[19] 其中炉霍县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因有原生地层层位，根据对出土动物骨化石所作碳14年代测定和对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种群判断，其年代在距今1.1万年左右。参见宗冠福、陈万勇、黄学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现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材料》，《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20]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
[21] 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载《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22]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49页。
[23]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5～21页。
[24]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7页。
[25]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第10页。
[26]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27] Movius，H.L.1944；“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s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vol.19，no.3.1949：“Lower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em Asia and the Far East”，Studie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No.1，Early Man in the Far east，17-82.
[28] 童恩正：《西藏高原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29] 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载《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30] 童恩正：《西藏高原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31]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前史》，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49页。
[32]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第二章 西藏高原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范围还存在一种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极为广泛的细石器文化。细石器通常是指采用特殊工艺技术制成的细小石核、石叶等，它们多是被作为装备到骨、木等复合工具上的石刃来使用的。目前在藏北地区发现了众多的细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藏北地区细石器地点有60余处，发现细石器标本数千余件。这些细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西藏的安多、班戈、申扎、双湖、文部、日土、普兰、扎达等县，即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地区，其分布的范围达50余万平方公里。藏北地区的细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河流及湖滨阶地、沟口冲积扇、湖滨平原及山地缓坡等类型的地貌带上。反映当时藏北地区使用细石器的人群主要活动于与水源相接近的地带。
一般来说，细石器的年代上可达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下可延续到金属时代。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细石器的繁荣时期主要与新石器时代相当，但也不排除其中存在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乃至金属时代的细石器。但是，从藏南和藏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曲贡、卡若和小恩达等均普遍存在细石器，且藏北细石器与藏南、藏东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在风格（如均属于非几何型细石器）和制作技术传统等方面均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藏北地区细石器的主体部分，当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围。
从目前所发现的西藏细石器的分布范围来看，以细石器为主要生产和生活用具的狩猎游牧人群的活动地域相当大，除了藏北和藏西外，在藏西南的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即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仲巴、萨[1]嘎、吉隆等地也发现不少单纯的细石器地点，这些细石器地点同样不见陶器、骨器、磨制石器及大型打制石器，为藏北地区常见的“无陶石器地点”。这说明单纯以狩猎游牧为生计方式的人群不仅分布于藏北和藏西地区，其活动范围也曾到达了西藏西南部即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带。
事实上，细石器不仅存在于藏北，在整个西藏地区均有广泛的分布，学者目前多将西藏的细石器分为藏北、藏南、藏东三个区域。为更好地认识细石器的文化面貌，有必要将三个区域的细石器作一比较。首先，藏北细石器的特点是不与陶器、磨光石器共存，而藏南和藏东的细石器则多数与陶器、磨光石器并存，同时还与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共存，如拉萨曲贡、昌都卡若及小恩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既有大量的陶器、磨制和打制石器，也有细石器。而藏北地区则完全不见陶器和磨光石器。其次，从细石器的风格及工艺传统看，藏北细石器主要为刮削器，尖状器少，石核类型主要为楔形、扁块形、圆锥形、半锥形、柱形、半柱形等，石叶基本上用间接压剥法产生，一般[2]为长条形，少见尖尾石叶。而藏南地区细石器却以富有特色的扁体石核、漏斗状石核、一侧及核体呈刃缘状石核，以及软锤技术（有内[3]弯特征的石叶）的普遍运用为特色，并区别于藏北的细石器传统。藏东地区的细石器则以较多的船底形石核、石叶二次加工的尖状器、雕刻器和石片石器所占比例大为特点。从总体看，藏北与藏南的细石器之间一致性更多一些，而两者同藏东的差别更明显，即“藏东和藏[4]北、藏南之间的差别，大于藏北与藏南之间的差别”。
不过，考古学者在将西藏细石器同周边地区的细石器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却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西藏的细石器主要属于华北的细石器传统。
事实上，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我国北方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北方草原、沙丘、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的古代人群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在我国北方分布地域相连，特征一致，故考古学上通常称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首先，藏北地区代表狩猎游牧文化类型的细石器文化同样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细石器存在着密切联系。如在藏北地区的细小石器是以石片石器为主，多采用锤击法打片，二次修理不普遍，且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其器形主要为刮削器，这些特点同样为青海的拉乙亥[5]和达玉台等地点发现的细石器所共有。例如，藏北申扎、双湖发现的细石器与青海拉乙亥地点的细石器都是以圆体石核为主，次为扁体石核，石核类型主要有楔形、扁块形、圆锥形、半锥形、柱形和半柱形等，石叶主要是用间接压剥法产生，一般为长条形，少见尖尾石叶。不过，从总体看，青海的拉乙亥和达玉台两个地点的细石器在器形上[6]较藏北申扎、双湖地区的细石器在面貌上要显得原始一些。此情况预示着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极有可能是由青海地区向西传播和移动的结果。
此外，如果我们把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遗存放在整个东亚和西亚的范围中来考察，则可看到它与华北细石器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细石器主要形成了两个大的传统，即石叶细石器传统和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前者主要分布于中国和东亚、北美，后[7]者则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而藏北地区的细石器乃属于非几何形的石叶细石器传统，与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几何形细石器存在截然差别。目前在印度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拉普尔高原[8]（Chta Nagpur Plateau）和西孟加拉邦一带均发现了石叶细石器，[9]这显然是受到西藏高原传统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的两大细石器传统的交接地区，细石器文化不是由印度向西藏方向发展，而是由西藏向印度方向发展。所以，藏北地区的细石器主要属于东亚系统，这一点毫无疑义。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的起源地是我国的华北地区。因此，关于藏北石器文化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主流的意见是华北起源说，认为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是“从华北向西传播过程中，大概沿黄河上游也向南传播，一直到[10]喜马拉雅山下的聂拉木县”。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华北细石器传[11]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遗存”。二是，“西藏细石器属于起源于华北地区、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的石叶细石[12]器传统”。因为藏北细石器的工艺技术和器形与华北地区的非几何形石叶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既然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起源于华北地区，故西藏的细石器亦当源自华北地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仲巴、罗垄沟及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陆续发现一批细石器地点，这些地点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对西藏细石器文化的认识，也使西藏细石器的内涵趋于复杂。由于在上述地点中不仅发现了代表细石器早期特征的“船底形石核”，而且有着自己的发展序列，因此，也有学者对过去流行的西藏细石器起源于华北的观点提出怀疑，认为西藏细石器并不缺乏原始的类型，并存在着原始阶段遗存的分布，同时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还或多或少地与本地早期石器遗存有着某些传承性质的关联，因此提出，西藏的细石器工艺可能产生于本土的石片石器的传统基础之上，“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无疑是[13]存在的。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此观点，认为在西藏细石器中发现呈早期特征的船底形石核，并不足以否定“华北来源”说，恰恰证明了华北细石器向西藏的传播在时间上开始得更早且形态更为完备，因为“华北细石器和藏北细石器在工艺传统上和器形上几乎完全一致，前者在时代上比后者要早得多；加之青海拉乙亥和达玉台细石器在时间、器形以及传播路线上都起到中介作用，所以藏北细石器与华北细[14]石器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无法否认的”。
尽管藏北地区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藏南地区的细石器虽属于非几何形的石叶细石器传统，但在工艺技术和某些器物类型上确与华北细石器的面貌有所不同。有学者经过比较后认为，藏南的细石器似乎更接近于华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例如在四川广元中子铺细石器遗存中出土大量细石器，而该细石器遗存中的软锤技术、底边呈刃缘状的石核以及漏斗形石核等，都与藏南细石器中的同类器物相似，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或文化亲缘关系。从总体看，藏南的细石器在工艺传统和某些器物类型上都与华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更为接近，并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15]的渊源，故有学者认为：“卡若遗址对我们探讨西南石器传统向藏南传播的路线极富启示意义：即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很可能由藏东进[16]入藏区，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流域朝纵深方向发展。”倘如此，则意味着藏东乃至藏南整个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细石器文化传统主要是由我国西南地区进入，并逐步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向西发展的。
所以，从西藏细石器文化内涵与面貌看，藏北地区细石器与华北黄河流域地区存在直接渊源关系，而藏南的细石器则与华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有明显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游牧和狩猎乃是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支撑。藏北地区细石器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均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事实，表明藏北地区细石器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
[1]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仲巴县城北细石器地点》，《考古》1994年第7期。另参见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2] 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三秦出版社，2003，第11页。
[3] 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三秦出版社，2003，第14～15页。
[4] 段清波：《西藏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5]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1年第1期。
[6] 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7]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和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8] 桑卡里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史前史》（H.D.Sanklia，Prehistory and Prtohistory in India and Pakistan），1962，pp.125-151。达尼：《印度东部的史前史》（A.H.Dani，Prehistory of Eastern India），1960，pp.33-40。
[9]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0]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和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11]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2]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文物》1985年第9期。
[13] 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
[14] 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三秦出版社，2003，第17页。
[15]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南方民族考古》，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9～20页。另参见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
[16] 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第三章 西藏新石器遗址中来自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品种——粟（小米）
昌都卡若遗址（见图3-1）是西藏第一个进行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目前西藏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文化层堆积最厚的遗址。图3-1 昌都卡若遗址全貌
图片来源：《昌都卡若》彩版一·Ⅰ。
卡若遗址发现于1977年。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12公里处的卡若村，约东经97°2′，北纬31°1′。遗址处于澜沧江西岸江边的二级台地上，海拔3100米，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1～1.6米。经1978年和1979年前后两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共1800平方米，共发现房屋基址28座及烧灶、圆形台面、道路、石墙、圆石台、石围圈和灰坑等各类遗迹，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以及2万多片陶片，陶片中可复原或大部复原的陶器46件，能辨认器形者有1234件。遗址中还发现装饰品50件和10余种动物骨骼，动物骨骼中经鉴定属饲养的动物有猪。根据碳14年代测定数据，发掘者将卡若遗址的年代确定在距今5000～4000年之[1]间。不过对于遗址的年代，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如王仁湘先生根据对卡若遗址各地层层位中木炭所做的41个碳14测定数据的分析，提出了略微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卡若遗址的年代跨度应定在距今5300～4300年之间，遗址的下限当不晚于公元前2400年，上限则达[2]到公元前3340年。但无论如何，卡若遗址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那么，卡若遗址的居民以什么为生计来源？这一点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一般来说，在考古学上人们主要依据生产工具的种类来判定其经济生活状态。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质生产工具，这些石质生产工具根据其使用功能与用途，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大类。（1）与锄耕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如铲状器、锄状器、砍斫器、犁状器、敲砸器、磨制石刀、石磨盘、磨石、研杵、斧等。（2）与狩猎或畜养有关的生产工具：细石器中的石镞、尖状器、刮削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刮器，以及打制石器中的石矛、尖状[3]器、切割器、钻类器、刮削器、敲砸器等。
从与锄耕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中占有较大比例来看，卡若遗址的居民显然拥有较发达的锄耕农业水平，且锄耕农业在卡若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应占有主导性地位，这也正是卡若居民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并形成卡若遗址这样较大型的聚落遗址的原因。
那么，卡若遗址居民锄耕农业种植什么作物？这一点在遗址的发掘中得到了揭示。在遗址中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发掘报告编号为F8）基址内，发现了一些堆积的谷物，有的已碳化呈黑色，有的则呈白灰色。最难得的是，在其中还找到了保存甚好未经碳化的谷物种壳，该谷物种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鉴定，其品种为粟（俗称“小米”，见图3-2）。除此之外，在卡若遗址中未发现其他农作物品种。2002年，在由四川大学考古系与西藏昌都自治区文物局、昌都地区文化局再次组织的对卡若遗址的第四次考古发掘中，同样发现了一些农作物种子，经西南农业大学有关专家鉴定，结果仍然仅是粟类[4]一种，未见其他农作物品种。所以从现有考古发掘的证据看，我们大体可以确定卡若遗址居民的锄耕农业是以种植粟这一农作物品种为主。图3-2 卡若遗址出土的粟（小米）
图片来源：《昌都卡若》图版六四·LXIV。
但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这一农作物品种却并非孤例。继其之后，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位于山南地区贡嘎县另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昌果沟遗址中，同样发现了粟这一农作物品种。
昌果沟遗址是西藏继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之后，发现的第三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一小河左岸的台地上，台地南距雅鲁藏布江3公里，台地的相对高度约3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台地的海拔高度为3570米。遗址的面积经初步调查在1000平方米以上。1994年西藏自治区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陶器、骨器等，出[5]土文物十分丰富，是西藏中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史前文化遗址。经碳14测定，该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70年，即约距今3500年，其时代较卡若遗址要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昌果沟遗址的试掘过程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遗址的一个大型灰坑（H2）的底部竖壁上残存的烧灰中发现并采集到一批农作物种子炭化粒。经对这批炭化粒农作物种子的鉴定，确定的农作物品种有青稞、粟、小麦和豌豆。其中总计获得古青稞炭化粒94粒、粟[6]炭化粒78粒、小麦炭化粒1粒、豌豆炭化粒1粒。鉴定者西南农业大学傅大雄先生得出了这样的认识：“青稞虽然可以认为是昌果沟遗址的主要粮食作物，但粟在当时的粮食生产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7]
卡若遗址和昌果沟遗址均发现粟（见图3-3）的事实，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粟这一农作物品种的种植从西藏东部的澜沧江流域一直延伸到了西藏中部腹心地区的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也就是说，粟不但是目前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农作物品种，而且其布分地域从西藏东部一直延伸到了西藏中部腹心地区。图3-3 西藏昌果沟遗址出土古粟
图片来源：图3-3选自傅大雄、阮仁武、戴秀梅、刘咏梅《西藏昌果古青稞、古小麦、古粟的研究》，《作物学报》2000年第4期，图版1，第399页。图3-4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古粟。
图3-4选自刘长江、孔昭宸、朗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插图5，第28页。
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农作物品种粟来自何地？其实，就世界范围而言，最早作为栽培农作物的粟出现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因此，黄河流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粟这一农作物品种的初生起源地。目前世界上最[8]早的粟发现于华北平原黄河流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河北武安[9]磁山遗址，其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比卡若遗址早了约3000年。此后，粟这一农作物品种由华北平原逐渐向四周扩散。在干旱草原区的内蒙古昭乌达盟敖许旗大甸子遗址中也发现了粟一这栽培作物。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距今6000～5000年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粟已成为最普遍的农作物品种。目前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遗址中均普遍发现有种植的粟（见图3-4）。如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中就出土了一件内装粟[10]粒的大陶瓮，这件大陶瓮按容积公式计算，可装粟66.9公斤，可见粟是当时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主要粮食品种。事实上，西藏卡若遗址和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粟，正是源自黄河上游地区。童恩正认为：“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而在南方则较少种植。卡[11]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系统文化传播而来。”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从卡若文化的石器生产工具的类型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事实上，在尚处于原始锄耕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度是极为有限的。选择什么样的农作物进行耕种不但取决于其农业环境，也进而取决于其石制工具传统乃至其生活用具类型等。因此一个原始人群所选定的既有农作物品种实际上是很难轻易发生改变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粟这一黄河流域传统作物作为栽培品种出现于澜沧江流域的卡若遗址之中，很难仅仅单纯理解为粟这一农作物品种是由黄河上游向澜沧江流域的传播，更大的可能性是卡若遗址主体居民是一支由黄河上游地区南迁的人群，因为他们不但栽种了粟这一北方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而且他们的石器工具传统也完全呈北方类型。这正如《昌都卡若》报告中所指出的：“卡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的制造工艺……与仰韶、龙山文化的传统工艺没有大的出入，尤其是切割石料和穿孔技术，与庙底沟龙山文化以及[12]甘肃马家窑文化基本一致。”此外，卡若文化中的特征性器物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半月形凹背直刃石刀，以及长宽比值很大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等，也都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物[13]。所以，卡若文化石制生产工具类型与黄河上游地区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由二者均种植同一农作物品种——粟所决定的。
卡若遗址的年代在5300～4300年之间，昌果沟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500年，晚于卡若遗址，这就意味着昌果沟遗址出现的粟，可能是由卡若遗址中向西传播的结果，因此，昌果沟遗址中的粟同样来自黄河上游地区。这正如有学者依据器物及文化内涵所指出的那样：“卡若遗址对我们探讨西南石器传统向藏南传播的路线极富启示意义：即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很可能由藏东进入藏区，然后沿雅鲁藏布[14]江流域朝纵深方向发展。”事实上，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出现，正好反映了藏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向西的辐射与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