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兰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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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全两册）试读：
序言
章诒和艺术是个奇异之物，有些人与事，可谓“空前绝后”，比如李白的诗，司马迁的文，王羲之的“快雪时晴”真迹，还有梅兰芳的戏。
梅兰芳是个天才，身上有仙气，其表演乍看“无特征”，却成为中国舞台艺术之范本。光凭天分成不了大气候，看看这本“四十年”，你就全明白了。他有篇文章叫“演员要善于辨别精、粗、美、恶”，这一句太厉害了，击中许多好扮相、好嗓子的艺人逐渐变差乃至变坏的致命处。
梅兰芳离世愈久远，感觉愈深刻。在戏曲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元素或添加剂而广泛使用的今天，他更是不可企及！所以我说：浮云太近，心事太远。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2016.7
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漫笔靳飞（一）从初出茅庐的黄裳谈起193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邀请已经完成两次访日及访美、访苏公演而得驰誉国际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到校演讲。南开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和张彭春兄弟。张彭春又是戏剧家，曾经担任梅兰芳访问美苏时的艺术指导，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梅兰芳势必是要给南开这个面子的。
演讲当日，正当张伯苓校长亲自陪同梅兰芳走上讲台之际，讲台的幕布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在那里埋伏了许久的少年，冒冒失失撞上前要求梅兰芳签名。梅兰芳原本也没有耍大牌的习惯，他接过少年递来的本子，用清脆的京白客气地问：“您是让我竖写呢，还是横着写？”
这一天，南开中学不知有多少师生会羡慕这个名叫容鼎昌的少年。这些师生里，可能会有黄宗江、周汝昌，他们与容鼎昌是同窗；可能还会有何其芳、张中行、毕奂午与巴金的二哥李尧林，他们都是南开中学同一时期的青年教师。这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多成了梅兰芳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派艺术的研究家，但与梅兰芳渊源最深的，仍然要说是容鼎昌——他改以黄裳为笔名行世，是现当代名头颇响的剧评家、散文家和藏书家。
距梅兰芳南开演讲约有十年，不到三十岁的黄裳初出茅庐，担任《文汇报》的编辑，同时以剧评家的面目写作“旧戏新谈”专栏，他再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梅兰芳的视野里闪了出来。黄裳于1947年1月在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名篇《饯梅兰芳》。这次闪出来的黄裳，却没有了十年前的谦恭，而是以敢于不留情面地批评梅兰芳等名角儿，得以名噪一时。舒展《梅兰芳的“粉丝”》文就说黄裳：
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五十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黄裳之大名不胫而走。
黄裳在出版《旧戏新谈》之前，还出版过散文集《锦帆集》，但影响不大。可以说，黄裳之成名系由这册《旧戏新谈》，而《旧戏新谈》的点睛之笔，正是这篇《饯梅兰芳》。
黄裳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想到梅浣华五十余年的舞衫歌扇的生涯，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娱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
他更甚一步地咄咄逼人说：
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梅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
坦诚地讲，黄裳所说的未尝不是事实，只是文字上过于夸张渲染而已。众所周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辍演多年；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四日，即1894年10月22日，到抗战胜利时，已年逾半百之龄的梅兰芳于1945年10月10日重新登台，恢复演出。这时的梅兰芳，理所当然是难与先前相比照的。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黄裳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为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记述说：
回想四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着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最后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扮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
年仅二十六岁的李世芳，夙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于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黄裳的那篇不顾实际情况，并且不合时宜的批评文章，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于梅兰芳的伤害。黄裳却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犹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
黄裳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元老柯灵。
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灵，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灵在文中重提黄裳的那篇《饯梅兰芳》，直截了当批评说：
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柯灵又说到在《饯梅兰芳》发表后，黄裳还有其他表现：
其实继《饯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贤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梅博士说话一般，总有些不舒服。”原来不但在台上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扫横一笔“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这就是前面所引黄裳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黄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缘自二人间之宿怨。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灵致古剑函即云：“我和黄裳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深鄙其人。”暂且放下柯黄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饯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黄裳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灵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黄裳晚年的自辩，其既以资深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复何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黄裳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饯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地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梅兰芳署名的《舞台生活四十年·
前记
》文说：我事毕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许姬传晚年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谈得更为详细：
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黄裳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梅先生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写文章。”黄裳说：“您的艺术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写出来，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黄裳接着说：“您以后比现在更忙，如不抓紧时间，更难着手。”梅答：“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
过了几天，梅葆玖带了剧团到苏州演出，我同去。有一天在老朋友沈京似家里吃饭，饭毕，梅夫人、梅葆玖都到剧场去了。沈留我下榻夜谈，沈君喜收藏书画，出示所藏，共同赏玩。第二天早晨主人准备了精致的西式早餐，正在边谈边吃，剧团有人来通知我说：“上海有姓黄的找您，并约您到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准时前往，原来是黄裳。他说：“我是专程从上海来奉访的，关于梅先生写稿的事，编辑部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四十年》，由梅口述，你笔记，这样分工，不致太紧张。你返沪后，务必善为说辞，得到梅先生同意。”我说：“我还没有写过长篇连载的文字，负担不了。”黄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源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我说：“返沪后，打电话给你，你把这番话，当面讲给梅先生听，写与不写，由他决定。”返沪后，我把他的意思摘要告诉梅先生，就把黄裳找来，黄裳又重复述说了在苏州说过的话，还补充说：“像您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趁现在你们精力还旺盛，挤出一部分时间，细水长流地搞下去，这是总结梅派艺术继往开来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您就不必犹豫，要下决心干，现在不干，将来一定后悔。”
梅兰芳与许姬传的话，都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他们两位一起肯定黄裳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贡献，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几乎也就可以作为定论了。
不过，仔细辨别，梅兰芳与许姬传所谈虽然大同小异，但在时间及细节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许姬传晚年回忆时记忆有误也未尝可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梅许两文都没有交代黄裳是怎么突然就现身出来的，这令人难免要感到有些蹊跷。第一是，黄裳本有《饯梅兰芳》的前科，何以就能一笔勾销，如同没事人似的闪现在梅兰芳面前约起稿来了呢？第二，梅兰芳与黄裳的年纪地位均不相等，两人亦无深交。黄裳的话，多少有些交浅言深的味道。梅氏仅凭黄裳这三言两语遂决定写作回忆录这种大事，完全不合梅氏向来谨慎行事的风格。第三，黄裳在《文汇报》并无过高职位，《文汇报》要刊载梅兰芳的长篇回忆录，仅是委派黄裳去与梅兰芳商谈，这岂不是过于不把梅兰芳当回事了吗？这些个问题，在梅兰芳、许姬传的文字里，却是找不出答案的。（二）柯灵与徐铸成揭破谜底
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发表四十年后，柯灵终于开始发言了——就是前边提到的那篇《想起梅兰芳》。
柯灵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步入文坛，是“新文化”阵营里的少年才子，非常活跃。抗战时期他是上海“孤岛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两次遭到日军逮捕，险遭不测。有过这样的经历，柯灵深感梅兰芳蓄须明志辍演多年的不易，对于梅氏由衷感佩。抗战胜利后，已被迫停刊数年的《文汇报》，于1945年8月18日至9月5日以号外形式宣告复刊。复刊之初的“打炮戏”，其中一项就是于9月7日至9日连载柯灵亲自采写的长篇访问记《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梅氏战后复出及时做出很好的舆论宣传。其后《文汇报》因惹恼国民党当局而再次停刊，报社的主事者徐铸成、柯灵等转移香港，取得共产党人夏衍等的支持，创办了香港《文汇报》。1949年初，国内时局发生较大变化，徐、柯等自港返沪，6月21日在上海圆明园路149号旧址又一次复刊《文汇报》，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任副社长兼总经理，柯灵则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柯灵在《想起梅兰芳》文中回忆，《文汇报》刊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即是源于他在这一时期向梅提出的建议。柯灵说：
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梅解放后组团来上海演出（飞案：梅此时还没有移居北京而是居住上海，柯说不确），我请梅买票看了戏，后来请他到我依白公寓寓所吃饭，邀夏衍、于伶两位作陪。接着梅在马思南路回请，陪客也是夏、于。我第一次访梅时（飞案：即采写《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时）就曾建议他写回忆录，这一次旧话重提。梅说原来就有不少朋友怂恿他写，但觉得要写不容易，下不了决心。经过我敦请，恳切说明《文汇报》的愿望。他同意考虑，但说要有个准备过程。那时梅社会活动频繁，又要演戏，写作当然也不是他的专业。这是容易理解的。后来梅回到北方，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初稿，寄给上海许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给报馆。这就是《文汇报》在1950年10月15日开始见报的连载《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断。听说许源来有些名士气，又好杯中物，报馆很担心他误事。黄裳对京戏是内行，就派他专门和许源来联系，保证每日按时交稿。这还是严宝礼出的主意。连载开始时，许源来曾每晚到编辑部，和黄裳对坐，整理稿件。在北京，则由报馆驻北京办事处的谢蔚明负责，帮助梅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当然也含有催稿的任务。
柯灵在文章里不动声色地就把话说明白了。黄裳实非主持发表《舞台生活四十年》之人，充其量只是责任编辑；而且这个位置，还是由于《文汇报》的创办者、副社长严宝礼的举荐。严宝礼与黄裳曾于1949年初出差北京月余，两人在京时一起看过多场京剧演出，所以严宝礼存有“黄裳对京戏是内行”的印象——即便是作为责任编辑的黄裳，其任务也不过就是协助督促许源来而已。
柯灵《想起梅兰芳》所说的情况，与梅兰芳、许姬传文章的说法不同，但却显得更加合乎情理。
可是，不知道是无心，还是出于有意，柯灵自己在纠正史实之时，也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史实，那就是其间《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曾经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文稿而出过面。
徐铸成是民国时期新闻界的风云人物，早年是《大公报》的中坚，其后执掌《文汇报》，名头又胜过柯灵许多；他对于京剧的戏里戏外，也比一直生活在“新文化”圈子里的柯灵要熟悉得多。他在《徐铸成回忆录》第四章叙述到1950年时说：
年初，报馆为努力充实版面，争取读者欢迎，决定约请梅兰芳先生写回忆录，总结其过去四十年之舞台生涯。我和柯灵、黄裳特在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京菜）宴请梅先生，另一重要贵宾是冯幼伟（耿光）先生。梅先生从出科起，即受幼伟先生的赞赏、扶助，数十年如一日，梅先生也尊之如爱师，举凡出码头演剧，新戏之构思上演，必先征得冯先生之赞允。此外被邀请作陪者，为梅先生之秘书许姬传先生及其介弟源来先生。我作主人，柯灵、黄裳及宝礼兄都参加。席间，我先谈我们的设想，为了梅先生之艺术成就，应予发扬；希望及时将其前进过程及心得体会陆续写出，必将使后来者有所师承，大大推动京剧之发展。幼伟先生看我们是出于对梅先生的尊重，首先表示首肯、赞同；梅先生亦愿以全力从事，以后不论是否在演出期间，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将其经历及体会回忆出来，向许姬传先生漫谈，姬传先生记录下来后，即寄上海，由许源来及黄裳整理成篇，陆续交《文汇报》发表。
徐铸成的回忆，又显得比柯灵的回忆更真实了一些。首先是徐铸成点出了冯耿光的意义，这应是徐供职《大公报》时期就掌握的情况。冯耿光其人，自民国初期即位居“梅党”领袖地位，在“梅党”中长期享有决策权。尽管冯耿光两度出任过中国银行董事长，算得上是当时财界响当当的人物，事实上，也可以说梅兰芳要算是冯氏平生最为成功的事业——以冯氏在军界与银行界的成就，均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在谈到几位老朋友时曾说：
这里面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
徐铸成真是位明白人，他特意请出来冯耿光，就是知道若无冯耿光的同意，约梅兰芳写回忆录之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这样，在《文汇报》方面，徐、严、柯三位负责者加上责编黄裳，这个阵容，可谓是给足梅兰芳面子。而在梅兰芳方面，有梅、冯两位决策者与做具体工作的许姬传兄弟，也可以够得上是可以当场决定这件事情的格局了。
除了请冯之外，徐办事之老到，还在于宴请时叫上了黄裳，无形中破解了黄与梅之间因《饯梅兰芳》而产生的尴尬。
徐自己在回忆录里并没点明这一点，李伟著《徐铸成传》时写到了这次宴会，就添补上了这一笔。
不久前《文汇报》副刊“浮世绘”曾发表黄裳写的《饯梅兰芳》，以梅“垂老卖艺”，“嗓子的竭蹶”与身段“稍嫌臃肿”，不如“从此绝迹歌坛”。柯灵心中惴惴不安，以为梅会介意此文，心存芥蒂。结果梅如光风霁月，未以此事为怀。徐铸成提出请梅写出从艺过程与心得体会，得到梅先生一口赞同。
有了柯、徐回忆，兼之梅、许的文章，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最初在《文汇报》发表的经过，基本就可以搞清楚了。
兹根据各方面资料整理如下：
先是柯灵在1945年9月发表《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战后梅兰芳复出做出舆论准备；继而于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1月25日梅兰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柯灵与梅兰芳相互宴请，以夏衍、于伶作为陪客，柯灵率先动议邀请梅兰芳为《文汇报》撰写回忆录。之后，柯灵在报社内与徐铸成、严宝礼等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报社连载梅氏回忆录，抑或此时已定名为《舞台生活四十年》，严宝礼推荐黄裳担任报社方面的责任编辑。接着，由徐铸成出面做东，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宴请梅兰芳与冯耿光，当面征求梅氏意见，得到梅兰芳与冯耿光的首肯。参加宴会的还有《文汇报》的严宝礼和黄裳，梅氏方面则有许姬传、许源来兄弟。
是年2月梅兰芳自上海赴天津演出，3月至4月在上海居住，大约在这一时期，黄裳找梅通报《文汇报》方面的进展及敦促梅氏方面尽早付诸行动。梅氏按兵不动，黄裳又绕道梅氏秘书许姬传处，说服许的支持并作为内应。梅兰芳也与冯耿光等老友再次讨论，对这一计划予以确认。6月至7月梅氏赴京出席北京市文联会议，6月9日在北京远东饭店与许姬传开始认真讨论关于回忆录的内容与写作方式。同一时期，因年初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确定《文汇报》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6月21日《文汇报》开始大规模改版。在此压力之下，《文汇报》将《舞台生活四十年》纳入了改版后将推出的“三大连载”，急于要尽快拿到梅氏文稿。黄裳奉编辑部命催稿，梅兰芳表示准备在9月赴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动笔写作。10月15日，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终于开始了在《文汇报》的连载。
限于笔者所掌握资料的不足，个中或有时间先后与事实未必全相符合之处，只能是简单说明事情经过大抵如此罢了。
对照这个基本情况，就不免说到以梅兰芳名义发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与许姬传晚年的回忆文章。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是同出许姬传之手。作为《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这也是许姬传平生的最大成就。梅兰芳的老朋友吴性栽《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以外谈梅兰芳》的“附记”里就说许姬传：
文化程度高，对戏了解又有深度，《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使他和梅的盛名永远流传。
然而正如洪应明《菜根谭》里所谓，“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许姬传为《舞台生活四十年》设计了一个很不合理的开篇，即《远东饭店的谈话》。他强调说：
这一晚偶然的闲谈，把我同他的几位老朋友藏在心中如许年想做的一件浩大而艰巨的工作，无意中定了个写作计划。
他的用意不外乎要申明，梅兰芳撰写回忆录系是由他一力促成。为了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许姬传竟置双方重要的决策会议——上海国际饭店宴请于不顾，而把北京的“远东饭店的谈话”作为了全书的起点。许姬传既作如是想，他与黄裳之间应也达成默契，彼此策应，把约稿的功劳归之于了黄裳。这才会出现如《前记》与许文那样，俱以梅、许、黄三人的接触作为肇始，而徐铸成、柯灵、冯耿光等人的贡献，遂因此二文而湮没不存。
前后在梅兰芳身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前期主要是齐如山，中间有位李斐叔，既是梅的弟子，又兼梅氏秘书，可惜不幸早逝。后期就是以许姬传为主。齐如山与许姬传两位，恰如齐如山之夫子自道，都是有“自己往脸上贴金的毛病”，喜欢在文字上动些手脚，借以自我吹嘘一番，这亦是他们那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旧派文人的通病。（三）梅兰芳的新社会新形象
虽说是旧派文人有些习气，作为“新文化”方面的新派人物，在柯灵与黄裳之间，同样存在着各自要凸显自己作用的情况。可是，柯灵已然发言说，向梅兰芳约稿是出于他的提议，何以还要忽略掉徐铸成在国际饭店请的那餐饭呢？这个问题又很费解。
柯灵在《想起梅兰芳》文章里，谈到了他的思路。他先说了昔年采写《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时的情况。柯灵说：
中国自古倡优并列，属于贱民阶级。五四运动卷起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猛烈的扫荡，京戏是旧剧，不幸遭了池鱼之殃，“五四”前驱人物，如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激烈反对京戏，认定中国的戏剧必须“全盘西化”，只有戏剧行家宋春舫采取保留态度。京剧演员的卑微地位，也未经“五四”的洗礼而有多少改变。演旦角的，更是雪上加霜，受到双重鄙视。歌舞之事，自古男优女伎，各自为曹，这就是戏台上男扮女装的由来。民国初期，还把男女同台悬为厉禁，认为“有伤风化”。而从“五四”时代激进的新眼光看来，认为是一种腐朽落后的现象，不免看得七窍冒火，浑身不自在，也正是势所必然。新文学家中，只有戏剧家田汉和梅兰芳夙有交谊，伟大正直如鲁迅，也不免对梅怀有极深的偏见，曾因傅东华把他和梅“并为一谈”，看作是极大的侮辱，愤懑异常，为文坛所熟知。（飞案：柯灵这几句话，后来又在鲁迅的研究者中引发起争论）只是经过抗战，才改变了新文学界对梅的观感。丰子恺对梅的民族气节衷心敬仰，战后回到上海，为此特别登门访梅。梅逝世，又一再为文追悼。丰子恺对梅所以如此倾倒，恰恰因为梅是“戏子”、“优伶”，但和知识界的软骨动物相比，却更显得卓尔不群。旧文人称梅为“梅郎”，肉麻当有趣，是传统的轻薄与亵渎；新文人称为“梅博士”（飞案：此句亦暗含对于黄裳的讽刺），表面抬举，实际是讽嘲；报纸戏目广告上大书“伶界大王”，则是老老实实标举梅的商品价值。这三种徽号，正好表现出梅在当时的生态环境。戏曲界内则薰莸不齐，外则荆榛遍地，穷于应付的艰难，还不计在内。小报界和鸳蝴派对梅乌烟瘴气的捧场是司空见惯，进步报刊对梅这样热情地肯定和宣扬，《文汇报》可以说是第一家。
柯灵的这番话，完全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做出的观察。事实的一方面是，诚如柯灵所言，来自“进步”群体——这里暂时借用一下“左翼”这个词，但并不是指其本义，而是用于指称“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势力与柯灵所谓的“进步报刊”等，当然也包括左翼作家联盟的各位。这部分群体对于梅兰芳还是有极深的成见的。早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便发起关于“旧剧”的论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等人蜂拥而上，对京剧等他们眼中的“旧剧”，以及当红的梅兰芳，痛加指责，武断地提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
到了1934年11月，梅兰芳即将访问苏联的时候，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标志性的人物鲁迅又发表出其名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鲁迅在文章中刻薄地说道：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无论是参加《新青年》“旧剧”论争的诸公，还是事隔二十年跟上来的鲁迅，并不肯于静下心来在戏剧方面下些工夫研究，而是带着他们残留在骨子里的“倡优并列”的意识，手持着道听途说来的西方戏剧坐标尺，七窍冒火地向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抡起粗暴的大棒。
他们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年轻人中确是产生了较大影响，包括柯灵、黄裳这些“新文化”的后起之秀，在意图伦理的支配下，自然而然地就跟着这些前辈们一起，站到了京剧与梅兰芳的对立面。柯灵晚年的这段带有反省意味的文字，亦是他身在“左翼”阵营里的切身体会。而柯灵反省的特别意义在于，此种观念的影响，即便是时到今日，仍然还有其市场。
柯灵所讲的“左翼”群体的情况，固然是一种事实。但是，事实还有着另外的一面——梅兰芳毕竟是梅兰芳，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盛名，特别是在中国民众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是无人能及的。解放初毛泽东第一次与梅兰芳会面时，就曾对梅表示说，在中国知道梅的人，要比知道毛的人数多。所以，拥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的梅兰芳，对于来自“左翼”的嘲讽与谩骂，始终没有特别留意，最多也只是一笑了之而已。当然，柯灵能够勇于率先在“进步”报刊上正面宣传梅兰芳，以减少其读者群对于京剧与梅兰芳的对立情绪，这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可是，到了共和国初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左翼”群体之中有大量人士参加新政府，直接担任公职，掌握了政府公权力。他们意识中的对于梅兰芳的偏见，就再也不容忽视了。
李伶伶著《梅兰芳传》转引发表于江苏《社科信息》的辰生文《胡乔木为何曾否定梅兰芳》说，同属“左翼”群体的胡乔木，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受命负责提名文艺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没有把梅兰芳列名其间。李伶伶写道：
他的理由是“梅兰芳只是个京剧演员，参加政协不够资格”。至于胡乔木为什么有这种思想，据一位参加过政协筹备会的老同志说，“这与他受鲁迅的影响有关”。（中略）当毛泽东得悉大名鼎鼎的梅兰芳竟然未在提名之列时，大为不满。（中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胡乔木，他认为对梅兰芳和京剧艺术应当在团结的基础上取教育、改造的政策，而不能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甚至排挤打击。就这样，梅兰芳不仅有幸参加了政协会议，而且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飞案：此处有误，应为委员）
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左翼”人士一旦占据了政治优势，胡乔木等人仍然是沿袭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对于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采取的是“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甚至排挤打击”的态度。幸亏毛泽东以其政治家的眼光与襟怀，对梅兰芳格外关注，这才使得这位深受民众欢迎的艺术家，得到了相应地尊重。
但是，毛泽东批评胡乔木应是在极小范围内进行的，大多数“左翼”人士并不能了解到这个情况。
就在柯灵做东而以夏衍、于伶为陪客，出面宴请梅兰芳之前，就刚刚发生过一场围绕着梅兰芳的政治风波。
1949年11月3日，天津《进步报》发表记者张颂甲采写的报道《“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田汉的强烈不满。田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左翼”阵营中颇有威望。这时他任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既是共和国初期戏剧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又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词作者。
正是田汉担任中央文化工委工作的时候，1934年10月，田汉发表文章《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评》，对梅兰芳加以痛斥说：
梅兰芳是在封建的传统极深的梨园世家生长的，他也曾饱受封建的压迫，他的艺术一时曾受到反封建的群众的拥护是可能的，但在遗老遗少的包围下，他终于成了“散”播封建意识的“天女”。因此他一方在所谓“名流”和“高等华人”以及落后的小市民层获得甚大的声誉，而在革命的知识层，他的名字已成为笑骂攻击的对象。
田汉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比鲁迅文章还要早上一个月。两文之间是否有些内在关联，尚不得而知。
距此文章发表十五年，田汉的手中已不仅是握有笔杆，同时还握有了戏剧改革的行政领导大权。田汉应是还不知道毛泽东因梅兰芳的政协委员事而对胡乔木的批评——田汉曾经一度脱党，此时尚未恢复党籍。他看到《进步报》关于梅兰芳的报道，当即认为这是来自“封建”旧阵营的梅兰芳，刻意要跳出来与之唱反调；所以马上调集起张庚、阿甲、马少波、薛恩厚、安娥等“左翼”人马写文章反击，准备对梅兰芳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
田汉大概是想要把梅兰芳树为靶子，再发动一次《新青年》式的围剿，以打倒梅兰芳的方式来确立起他的戏剧改革观。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能重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陆定一，或许是知道毛泽东对于梅兰芳的态度，当然也是碍于梅氏巨大社会影响力，及时予以出面干涉，迫令田汉停止了对梅的批判。梅兰芳侥幸逃脱大劫，但最终还是要以公开否定自己观点才得收场。
事情说到此处，问题就出现了。柯灵在上海宴请梅兰芳并向梅氏约稿，距田汉批梅仅隔了个把月，柯灵这时不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更何况陪客中的于伶，是以能背诵田汉剧作的全部台词而著称的，虽然这时是夏衍的助手，但应该与田汉方面还保持有各种联系，难道于伶也未向柯灵透露相关的情况吗？假如柯灵对此事是有所知的，他的做法岂非是在与田汉唱对台戏吗？
这里就要引出宴会的另外一位陪客夏衍。
据陈坚、陈奇佳著《夏衍传》介绍，夏衍于1949年4月28日与潘汉年、许涤新一同奉召从香港经上海赶至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层领导分别会见了他们三人，面授机宜。其中明确交代给夏衍的任务，就是负责上海接管后的文化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戏改问题，批评天津在解放以后忙于禁戏的过“左”行为，要求夏衍在上海查禁“旧戏”时，务必要格外谨慎。
夏衍得到最高层的指示，自然是心里有了底。他到达上海后，出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为舒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文化局长。于伶是他的副手，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柯灵在文章中强调是由他做东，夏衍、于伶是陪客。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夏衍从中央领命，对于戏剧界不可过“左”，所以夏衍也应该是很愿意有机会对梅兰芳示好的。许姬传就认为这次宴请的正题是夏衍、于伶等共产党领导同志看望梅兰芳，向梅表示慰问；所以许姬传只字不提柯灵宴请之事。这样就出来了一个疑案，柯灵代表《文汇报》向梅兰芳约稿，到底是夏衍、于伶在帮柯灵及《文汇报》工作，还是柯灵与《文汇报》在协助夏衍、于伶的工作？据许姬传晚年所作的《海外知音》文说：
初稿在《文汇报》刊登时，编辑部提了些意见，要我们修改。当时夏衍先生批示，“照原文发排刊载”。这样才得以发表。
春天
由此更可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约写与发表，一直是得到了夏衍的关注与支持的。
至于说到田汉在北京、天津大张旗鼓批判梅兰芳，夏衍、柯灵等人却在上海力捧梅兰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唱对台戏之嫌，或由此开罪于田汉？
夏衍与田汉虽然同在鲁迅所谓的“四条汉子”之列，实则两人素不相能——夏衍说过，他早就看出了鲁迅对田汉的不满。廖久明在《鲁迅与田汉》文中记述：
夏衍说，鲁迅生气，是他最看不惯张牙舞爪、夸夸其谈的作风，田汉就有这个作风，加上田汉化名写文章攻击过鲁迅。
夏衍对田汉既持此看法，加以夏衍此时的政治地位，亦足以与北京的田汉相抗衡。如果有夏衍在幕后支持《文汇报》发表《舞台生活四十年》，夏衍是并不会去顾忌田汉的。
柯灵文章里还有一笔值得玩味。他说“新文学家中，只有戏剧家田汉和梅兰芳夙有交谊”——特意点出田汉就愈发奇怪。正如上文所引，田汉本是一个对梅兰芳抱有偏见的人。柯灵作为上海“新文化”领域的老资格者，能了解到鲁迅对于傅东华的愤懑异常，怎么会把田汉误作是与梅兰芳“夙有交谊”的人呢？柯灵的这一笔，不免反给人以欲盖弥彰之感。看来关于其中的隐情，还有待于发现更多资料，才能进一步解开谜底。
事情再转到梅兰芳的方面来看，所以要接受《文汇报》关于撰写回忆录的建议，也不一定就只是为了总结舞台经验、保留戏曲史料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经过了天津这场“移步不换形”的政治风波，梅兰芳不能不心有余悸，他们也必须考虑今后的对策。能够在“进步”的《文汇报》上连载个人回忆录，刚好可以帮助梅氏在共和国的新社会里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可以说是在舆论方面对于梅氏是非常有益的。以梅兰芳与冯耿光的识见，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最后还要再说一下徐铸成。与柯灵有所不同的是，徐铸成当更多是从《文汇报》的角度来考虑这部稿子。共和国初期，上海的报界以“进步”力量为主流，形成《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与《文汇报》四大纸媒，其中《文汇报》的势力略弱，发行量约有十万份，政治上也有些边缘化。作为老报人的徐铸成在这种形势下显得特别谨慎，据李伟著《徐铸成传》介绍，柯灵说服徐接受的理由就是：
柯灵提出请梅写回忆录，考虑到“梅知名度高，号召力强，叙述梨园旧事，雅俗共赏，也比较稳妥而少风险”。柯灵的拟议一提出，立即得到徐铸成与严宝礼的赞同。
照这个说法，如果柯灵与夏衍之间有何默契的话，他们应是未与徐铸成、严宝礼把话挑明，而是改用“稳妥而少风险”的理由来说服徐、严。柯灵晚年文章没有提及徐铸成宴梅的情节，或就是仍出于当年徐是“局外人”这种印象。耐人寻味的是，许姬传晚年所作的《祝〈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文里说：
我认为，如果没有徐铸成、黄裳同志的热情约稿，则中国第一部由演员用自传体写的著作就不可能出现，而梅先生一生忠于艺术的美德，也不能传播中外。
许姬传增加了感谢徐铸成的一笔，却到底还是没有提及柯灵。看来情况似乎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复杂得多吧。
无巧不成书的是，后来的事实还真被柯灵的话言中。《文汇报》改版，原计划推出的“三大连载”，除梅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还有师陀的《历史无情》与张治中的《和谈回忆录》。很快，师陀的连载因得到上级命令而中止；张治中的一部，据《徐铸成回忆录》云：
听说张治中先生的《和谈回忆录》已经杀青，他也当面向浦熙修答应交给《文汇报》发表。后来他大概看看风色不对，一直不肯把稿子交出。《文汇报》改版的“三大连载”计划，结果是就只成功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这一部，倒仿佛是专为梅兰芳而特设的这一计划似的了。
今天回顾这一历史事件，超越当日的种种背景，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文汇报》的做法，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这时《文汇报》因改版而主要面向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这等于无形中是在向年轻人宣布，共和国与新社会都是接受梅兰芳与尊重梅兰芳的，从而改变了诸多“进步”青年对于梅兰芳的看法，在新时代里为梅兰芳树立起一个正面的新的社会形象。当年《新青年》杂志是把梅兰芳当作“旧剧”的象征、批判的靶子；现在《文汇报》则表明新时代与梅兰芳并非对立关系，共产党新政权承认梅兰芳的艺术。这个意义其实是相当重大的。尤其是在田汉等“左翼”人士占据政治优势的时候，《文汇报》发挥了另一种舆论导向作用。为此而做出努力的徐铸成、柯灵，以及严宝礼、黄裳，包括可能发挥作用的夏衍等人，都应因此而得到表彰。
话题重新回到黄裳。黄裳在少年时代无疑是崇梅的；其后应是亦如胡乔木一般，为鲁迅、田汉等“新文化”阵营对梅兰芳的偏见所左右，兼之其本人又染上一些好戏者通常都具备的“老戏班子”习气，既以“进步”标榜，又以“批梅”自诩。但是，他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仍然是具有贡献的。更加倍感意味深长的是，距柯灵黄裳笔战又过十余年，在黄裳年近九旬之际，他再次裹入一场关于梅兰芳的笔墨官司。2007年2月1日，青年学人胡文辉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梅郎少小是歌郎》，就着幺书仪的新书《晚清戏曲的变革》，谈了些“歌郎”的旧事。黄裳看到胡文后不由得拍案而起，奋力作文《关于“梅郎”》，对胡文辉加以严厉批评。胡文辉哪里服气，撰文《再说“梅郎”》，调侃黄裳说：《梅郎》一文发表，引得黄裳先生连吃了几惊，随后撰《关于“梅郎”》（《南方周末》2007年5月3日），亦阴亦阳，极力捍卫梅兰芳的完美形象。而在我看来，我的行文容有轻薄之处，但终不离实证，黄先生笔下千言，旁敲侧击，又何曾能够动摇“梅郎少小是歌郎”一事？
这是好斗的黄裳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笔战了。胡文辉说什么并不重要，黄裳则因“极力捍卫梅兰芳的完美形象”，以偌大年纪不惜承受后生晚辈的无情奚落，于笔者心中也实不能不隐隐生出些许同情。想到黄裳之以“讽梅”名世，复有功于梅著，晚岁又以“卫梅”而终，其与梅氏之一世的不解之缘，能不令人生出许多感慨！（四）《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
现在要来谈谈《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1）许姬传
许姬传与梅兰芳之相识，是始自其族兄许伯明的关系。
许伯明名葆英，字伯明，后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三年丁丑即1877年，与许姬传同族不同宗，年长姬传二十余岁。他在1898年受浙江巡抚刘树棠委派，与吴锡永、陈其釆、舒石父等四人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1900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中国留学生。他们毕业回国仅过十年，大清帝国即告覆亡。因陈其釆之兄陈其美是上海革命党的领袖人物，所以许伯明等也都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上海光复起义。许伯明以此功劳而与舒石父一起，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被袁世凯政府授职陆军少将。但是，袁世凯对于革命党人怀有很深的戒备之心，授职之时即将许伯明、舒石父等削夺军权，调任到北京大总统府任职咨议。许伯明等到北京后无事可做，先后都成了梅兰芳“缀玉轩”的常客，日常听戏聊戏，排遣政治失意的苦闷。这一时期聚集在梅宅的，具有将军名号者至少达四位之多，基本都是类似的情况。其中李释戡级别最高，先是授职中将衔少将，后晋中将；冯耿光、许伯明、舒石父三人都是陆军少将。
波多野乾一著《支那剧及其名优》即中译本作《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说道：
作为梅兰芳的后援者，冯耿光、李宣倜（即李释戡）、齐如山、许伯明、舒石父、吴震修、胡伯平等名流，为梅兰芳组织了名为“缀玉轩”的后援会。
陈巨来著《安持人物琐忆》则称：
梅在北京本有三名人捧之：一为冯耿光，二为李释戡，三为许伯明，人称“梅党三巨头”。
也就是说，许伯明早在民国初年便是“梅党”的骨干成员。
其后，“梅党”的领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中国留学生冯耿光，因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关系而得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作为冯的亲信与同窗，许伯明与舒石父均随冯一起转入银行界，进入中国银行任职。许伯明还以银行家身份于1919年4月陪同梅兰芳第一次访日，他与梅兰芳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但凡提到“我的几个老朋友”，大都是包括许伯明在内的。基于许、梅两人的此种交谊，许伯明很早就把自己的族弟许姬传、许伯遒、许源来等介绍给梅兰芳认识。
许姬传在《第一次看梅兰芳》文里回忆，约在1916年梅兰芳到杭州演出时，许伯明第一次把许姬传等弟兄带去见梅。
这天我到二叔家里，碰到堂兄伯明，他是护送梅先生来杭的。我把外祖的话讲给他听，伯明说：“后天是《佳期》《拷红》，看完戏我带你们到后台去看梅兰芳。”（中略）那天戏毕，伯明大哥到前台找到我们弟兄三个，同到化妆室向梅先生介绍说：“这是三个堂弟——姬传、伯遒、源来，他们多会唱昆曲、吹笛子。”梅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含笑说：“昆曲处在南方，你们听哪句腔唱得不准，哪个字念得不合适，请你们告诉我。”当我们未见面前，以为名震一时的梅兰芳，一定是有架子的，想不到他的态度那么和蔼，说话那么谦逊。我们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唱得好，做得好。”接着问我们看过几回戏？我们答：“看过《葬花》《穆柯寨》《佳期》《拷红》，可惜已经贴出临别纪念，你们就要走了。”当我们向他鞠躬告辞时，他说：“我住在城站旅馆，明后天请你大哥带你们来玩。”那一次看戏的印象非常深刻，隔了六十多年，犹历历在目。
许姬传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十几年，他竟然开始协助起梅兰芳处理文字工作，后来还在梅氏晚年做了梅的专职秘书。
许姬传于1900年4月22日（旧历庚子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苏州严衙前许宅，后迁至观前街洙泗巷，其字闻武，另有笔名思潜，后即以思潜为号，晚年又号燕赏斋。他的父亲名省诗，字冠英，号直庵，清末一度曾在北京官场较为活跃，交际甚广，后赴江苏任职知县，民国初曾任首任昆山县知事；其后在褚玉璞任直隶省督办时，担任过直隶省财政厅的科长，1949年11月病逝。姬传之母徐仁镒，字玉辉，较姬传之父更是大有来头，乃是晚清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徐致靖之女。
许姬传六岁时由其二叔许友皋（即许伯遒之父）教其识字，四叔许保诗教其做对子。1907年，即其虚岁八岁时，由其母送至杭州徐致靖处读书，从此一直依外祖父居住，由徐为其亲授《论语》，他还曾在外祖父处接待过来访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当世名流。
事情便是如此有趣。许姬传虽成长在以“维新”闻名之家，结果却反而是没有受到过所谓新式的教育。并且，徐致靖还是一位昆曲曲家，所学为纳书楹叶堂一派唱法，颇为时人赞誉。在他的影响下，徐家子弟爱好戏剧者众多；许姬传受其熏陶尤深，他后来从事中国传统戏剧研究，恰可谓是家学渊源。梅兰芳来杭州演出时与许姬传等初会，彼时徐致靖尚健在，许姬传还与外祖父一起讨论过梅兰芳的表演，由是得知徐致靖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亦是旧时的友好。
许姬传作为在许、徐两大世家成长起来的贵公子，难免自幼娇生惯养，兼之十七岁曾患伤寒，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甚至有医生说他仅能维持到三十岁，姬传因而以治病为由染上鸦片嗜好，家人对其亦是愈发纵容。徐致靖病逝时，姬传父亲许冠英正在直隶省财政厅任职科长，母亲徐仁镒遂偕已满弱冠之年的许姬传和其弟许源来来到天津，全家卜居金刚桥附近的三戒里，在津居住了长达十年之久。
青年许姬传在天津开始就职，在直隶省银行文书科担任文书，并因家中的关系，还兼了一些挂名的差使。这期间，许姬传在所谓工作方面，大多是应付了事，而在“副业”方面，却是收获甚丰。他说他在这时“开始研究戏曲艺术和鉴定文物，对我后来的事业，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主要指的是：他一方面向戏曲音乐家、胡琴圣手陈彦衡学习谭派唱腔。陈彦衡由张学良、潘复等人介绍，在直隶省财政厅挂名秘书，是姬传父亲许冠英的同事，许姬传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经常向陈请益。与此同时，他在谭派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带动之下，又从唱戏发展到文物鉴定，向韩学习相关知识，包括纸、绢、笔意、宗派、名家题跋、收藏著录等。许姬传云：
余年弱冠，随宦津门，获交韩慎先兄，谈艺鉴古，往往移晷。兄藏黄鹤山樵《夏山高隐图》，因颜其斋曰“夏山楼”，又同向宜宾陈彦衡师习谭腔，曾灌制唱片《定军山》《朱砂痣》，彦师操琴伴奏，于是夏山楼主之名蜚声戏曲界，反掩其鉴古之才。
如同夏山楼主韩慎先一样，戏曲与文物，遂也成了许姬传一生的两大主题。他三十岁后又以身体为由，从天津迁居到更为适宜休养的南方，挂名在上海直隶省银行办事处，生活日益闲散放荡。许说：
直隶省银行在上海有办事处，只有两个行员，加上我三个人。我根本不用上班，每月五号去领薪水。我住在四叔家，上海闸北华界华兴里，不用花房钱饭费，十八元就够用了。
上海优裕的生活正适合于许姬传尽情发展其“副业”：
三十岁后，我从天津回沪定居。先后结交了庞莱臣、吴湖帆、叶誉虎、张葱玉、谭和庵、蒋谷荪、徐懋斋等收藏家，其中张、徐、谭、蒋等每到下午就来上海市重庆路三百弄十三号我家聚会。一边抽烟（原注：不是烟卷，是鸦片，我因治病而抽上的），一边谈书画，如名迹流传易主，或鉴别真伪的个人心得。
除了古董鉴赏外，他票戏唱曲，不时还出入烟花柳巷。许姬传在《燕赏斋云烟录》里对此并不避讳，说：
在上海一段时间，虽然生活在脂浓粉香之中，但我因体弱，只是逢场作戏，未敢眠花宿柳，所以身体调养得不错。
许姬传之早期经历大概即是如以上所述。
梅兰芳在其《入党自传》里，有着一段关于许姬传的特别记述，恰可作为许姬传早期经历的印证。《入党自传》系出自梅氏的亲笔——据梅的儿媳、梅绍武夫人屠珍说，最初这份自传也是由他人代笔，后来组织上对梅说，这还得需要您自己动手来做。梅先生遂在护国寺宅中重新起稿，家中老保姆守在书房外不许旁人打扰，郑重宣布说“大爷在写文章！”因为这一缘故，《入党自传》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可以信任的梅兰芳本人的文笔。
梅兰芳在这份亲笔自传里介绍说：
关于许姬传同我的关系和帮我做的工作以及他本人过去的历史情况再叙述如下：
1916年我到杭州演戏，老朋友许伯明（原注：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已故）介绍他的本家兄弟许姬传、许源来两人和我见面。许姬传那年十六岁，许源来十二岁，他们都会唱皮黄、昆曲。几年后许姬传在天津直隶银行做事，他和戏曲家陈彦衡一起研究声腔音韵，并研究谭腔，有时候他也来北京，我和他经常在京津见面，更加熟识了。1932年我移家住上海，许姬传也住上海，每天来我家替我办文书，曾帮我编写《抗金兵》和《生死恨》两个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去香港，他因为体弱有了吸食鸦片嗜好，没有同行。1938年他因为生计发生困难，由于伪新政府印铸局长李宣倜的关系，参加了伪组织充当印铸局的科长；后来又因为任援道亲戚关系，由任援道先后介绍他做了伪大通、丹阳、常州等地税局局长和安庆戒烟所主任。他因为时常生病，税务局是包税性质，不必经常到局，他就常在上海，有时候把税务局的事务委托他的兄弟许源来前去代为处理。在这几年中，我的家属没有离开上海，他也时常到我家来。我由香港回到上海后，又和他不断见面，所以他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他从1932年起，就以经营古董为副业，在上海开过几次书画展览会。在日本投降后，和他常来往的人，除了我的几个老朋友如冯幼伟和吴震修等外，只有几个玩古董的人如张珩（原注：现任文化部文物局处长）、谭敬等。总之，他从早年起就多病，又因肠胃病染上鸦片嗜好，就业之后，大半都是挂名不到差的性质，根本上他不能担任很繁重的职务。我并且知道他确实是从来没有做军警界的职务，凡是他的亲友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解放以来，他一直跟我在一起，他首先戒除了吸食鸦片嗜好，政治觉悟有了提高。1952年我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3年我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演出，他都跟着我出国，担任我的私人秘书。1956年我参加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赴日本访问演出，他当了代表团的秘书。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在文字写作上也帮我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对他的家庭和一般的交游来往，可以说都了解，他对工作能够努力，他对党的领导是敬仰和拥护的，但是我觉得他是专忙工作，对学习的努力不够，今后我要帮助他好好学习，加强他的思想改造。
许姬传是《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而梅兰芳这段关于许姬传的较为真实的记述，现在却又成为了解许姬传的宝贵资料。
依据梅兰芳的描述，许姬传其人可以说就是位典型的北京话所说的“少爷秧子”，体弱多病，有文化而无能力，对政治漠不关心，唱点戏文，玩玩古董，干些挂名差使。事实上，在民国时代，类似许姬传这样的人物是大有人在的，甚至成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与别致的民国文化景观——换言之，所谓遗老遗少，“遗少”与“遗老”又有诸多不同，且“遗少”往往更容易被世人忽视，境遇多很悲惨，也难以得到应有的评价。近年来因为收藏书画方面的成就而开始备受世人关注的张伯驹也是一位“遗少”。但今人多是把张伯驹仅作为一个个案来看待，而与张伯驹性质相近的，诸如许姬传等这类人物为数尚多，他们所发挥的独特的文化作用及贡献，亟待人们去重新发现与整理。
许姬传又算得是“遗少”里的幸运者，能够自始至终地得到梅兰芳及他的家人的照拂。从梅兰芳《入党自传》的话里也能隐约感觉到，许姬传的这副心高气傲的“少爷秧子”做派，在共和国的“新社会”里，免不了要受到批判；梅兰芳所以要如此大篇幅地谈许姬传，无疑是出于要尽一己之力保护之。许姬传生前，或许并未能看到梅氏的这段文字，但他应是也可以体会到梅氏的这番良苦用心。
许姬传从1950年至1968年，一直居住在北京护国寺梅宅，工作则是在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飞案：八十年代初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美术研究所一起，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1961年8月梅兰芳逝世后，“文革”乱起，梅氏家属被迫迁出北京护国寺梅宅。许姬传先是作为牛鬼蛇神接受批斗，一度被禁锢在东四八条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牛棚，其后开释放回护国寺梅宅看房子。1968年又从梅宅移住铁狮子胡同，他的生活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许姬传回忆说：
在“文革”期间，我以“写书放毒”，被圈禁了一年多，然后靠边站，几乎与世隔绝。我一个人住在宽街张自忠路（原注：旧铁狮子胡同，明末时为田贵妃的父亲田宏遇的宅第，相传陈圆圆曾在这里与吴三桂见面；入民国，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养疴），在批斗我时，还给我戴了一顶“寄生虫”的帽子。这时，衣、食、洒扫，均须自理，结束了“寄生虫”生活。来往的人，只有阿英、张伯驹、吴晓铃、朱季黄、徐邦达等数人，我们都被归入牛鬼蛇神一类；再有就是昆曲的叶仰曦以及京剧昆曲演员邹慧兰，我的堂妹许萍南。于是，我就从臭老九变为劳动人民。但结习未除，重理旧业，我的书法本来有点底子，这时，就用心学习《兰亭序》，以及所有影印的二王书，还和萍南研究作诗。在我一生中，这一段生活是非常突出的。
迄至1976年8月唐山地震，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担心许姬传的安全，委派孙梅卫东与外孙范梅强及司机张良才三人，将许姬传接至西旧帘子胡同二十九号的梅宅居住，许姬传乃得重返梅宅生活。
八十年代末，时任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李天绶告诉笔者，他收到许姬传来信并附诗一首，句有“老骥犹堪柱下巡”；天绶未能解其意，询之吴晓铃。吴告，“柱下”典出《史记·张苍列传》，说张苍除任御史中丞外，还兼任掌管图籍秘书的工作。许姬传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还希望在政协文史方面担任一定的职务。天绶虽知其心意，奈何许氏已是耄耋之期，无法做出安排，唯有复函婉谢而已。由此一事，亦可窥见许姬传之晚年心境。
许氏暮年著作尤丰，出版著作《许姬传七十年见闻》《许姬传艺坛漫录》《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等多种，1990年9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岁。（2）许源来
2007年初，《中国京剧》杂志连续刊登马少波长文《关于所谓梅兰芳提出“移步不换形”的真相》。曾任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的马少波在文中突然节外生枝地说到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
实际上是梅兰芳述，许源来记，因许源来乃许姬传之弟，他只取稿酬，让兄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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