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继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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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学论视阈中的鲁迅经典试读：
绪论
我们在这里将要继续讨论的仍然是在一间教室里如何阅读鲁迅经典的问题。“仍然”要“继续讨论”的意思是：几年前，笔者曾不揣浅陋地对此写下过一些在今天读来虽不乏真诚却略显粗率的文字。近年来的种种迹象表明，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话题仍然吸引着人们以未曾衰歇的热情去关注和思考。这是一件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平凡的事情，但由于“鲁迅”、“经典”等词语的出现，它又成了一个在学术上互有关联牵涉甚广的问题。对这个看似局部的问题，我们愿意将它置于广阔的有一定深度的学术视野中加以观照，期待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首先回到问题的本体：我们为什么要阅读？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是一本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的书。在书中，作者颇有意味地从阅读史的“最后一页”写起，并以充沛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笔调，描述了人类在自然、艺术、爱情和劳动等生存实践中的种种阅读，认为：“阅读书页上的字母只是它的诸多面相之一。”“但是，不管哪种情况，阅读其意义的都是读者；允诺或承认事物、地方或事件具有某种可能的可读性的是读者；觉得必须把意义归诸一套符号系统，然后辨读它的是读者。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处所。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1]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阅读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其本质是为了认识人类自身与生存境遇，并进而加以改善以求臻于完美。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2]。
在缤纷多彩的人类阅读中，由其文学对生活特殊的审美把握方式所决定，文学阅读无疑是一种最有利于人们接近生活本真的阅读方式。“文学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着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为了更快、更有效地接近和认识生活本身，会要求一种被称作“经典”的书籍。“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3]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通过阅读文学经典，在此中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沉思，在确证人类自身的同时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自由超越。在这里，经典的意义在于解释人生，指示人生，帮助人认识自我和生存处境。这个目的是通过读者与经典对话的方式实现的。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的人生要求和人生困惑，对经典有不同的咨询需求；经典的意蕴在与读者连绵不断的攀谈中得到开启，经典的生命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以延续。由此推论，必然会有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当一个新的时代转型时刻来临，人们对原有的生活感到困惑和迷惘的时候，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发生了与时代潮流同步变化的时候，便会重新打量和估价经典。如果当下的读者认为在其中寻找不到自己的认知所需，也不愿意被原有的经典强加束缚，就有理由将其弃之一边。经典必须经受岁月风霜雨雪的考验，反过来说，只有经受住历史大潮荡涤的作品，才当得起经典的称号。因为真正的经典自有其稳定深邃的意蕴和独立不倚的品性。在时间长河的浪涛中，那些“伪经典”和“准经典”将被无情淘汰，真正的经典将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历史共生。令人遗憾的是，经典中的某些意蕴可能会被暂时封闭和遮盖。
稍作回顾即有印象，自从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重点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之后，即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百年文学经典争论”，涉及“什么是经典”、“经典的选编标准”、“经典的权威性”等重要理论问题，“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已经成为文艺理论[4]界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由于经典的认定需要时间来检验，需要几代读者的思考和筛选，因此，就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的认知实践并不足以给经典的确认留出相对适宜的距离而言，有学者认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仅仅是开始，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经典化早期阶段必然呈现的杂乱状态，不是已经形成了谁是经典的[5]时候。”中国目前正处在“经典危机”中，“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已成为学术新词。“有关‘文学经典’承传与重构的研讨与争鸣，发轫于丛书出版或名著改编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经过近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深入开掘和大力拓展，如今已演变成了一个关涉文学理论全局的重大学术问题。由于它蕴含着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潜藏着可持续发掘的巨量学术话语资源，因此，进[6]入新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文学界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论题。”对于鲁迅经典的讨论，其开始的时间更早些，它是与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思潮同步出现的。它当然与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即经济基础的杠杆撬动了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引起的。时代转型必然导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整体的变化。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已经说明，经典的传承与教育制度和文学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鲁迅作品教学，是鲁迅经典传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近年来围绕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的选编标准、具体篇目和数量等问题，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辩论热烈此起彼伏相持不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当文化思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何为？回避并非上策，客观现实也不容回避。对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言，勇敢地涉身其中做时代的“弄潮儿”，才是明智选择。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有时候，为了更好地回应时代，我们需要抽身而出，退至岸边观海而思。留出片刻的冷静是必要的，因为“白热化”的论争会使人身陷其中迷失方向，从而失去理性的智慧和定力。曾有学者按照时间先后，将读者分为“此在读者”与“曾在读者”。认为，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固定的经典，一切经典都是“候选者”。“文学经典的‘候选者’也是由‘曾在的读者’确定下来的，但这是一种‘曾在的确定’，即便是曾在的确定，它也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给‘此在的读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咨询的可能性。在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文本，曾在的读者所作的曾在的确定和此在的读者之间会透露出一种信息，文学经典存在的机缘条件将会[7]在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在给文学经典带来诸种麻烦的同时，恰恰提供了经典阐释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到来的条件。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抓住机缘，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只能是正在参与阅读活动的人，是某个活生生的阅读事件中的人物，是一个阅读事件的在场者。阅读事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在于参与阅读活动的读者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在这样的时刻，作品才[8]存在着，读者也才存在着。”为了“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对鲁迅经典大众传播而言，我们要做的是：首先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曾在读者”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解读结果，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判断和评析，并吸取它为后人提供的咨询，其中包括对鲁迅形象的塑造、鲁迅作品的阐释以及鲁迅意义的评价等重大问题。然后找到问题的症结，积极探索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新途径。
在近年来有关鲁迅经典争议的诸多问题中，“意识形态”是其中最敏感的焦点所在。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鲁迅是谁”、“鲁迅文学的时代性与经典性”等问题始终与此紧密关联。或者更为直接地表述，其他两个问题不过是前一个问题的另一种反映方式而已。“文艺意识形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是意识的世界，每个人投身到世界，就等于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阿尔都塞语）中，它的生存活动与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世界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文艺家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以此类推，“意识形态性”也成了文艺与生俱来的“胎记”。由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与自觉的社会干预意识所决定，他的创作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性，但鲁迅文学不等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它是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化阐释规范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鲁迅文本意蕴的深广度，有些时候甚至与文本意义还有疏离。但返回历史现场，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学解读模式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的历史阶段所规定了的，它满足了人们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想象，并为实现这个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此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革命战争文化语境中，鲁迅经典与此相关的意义也得到了其他任何历史文化语境都不可能的充分的阐释。毋庸讳言，此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使鲁迅成为一种“民族接受”的同时，它的观念性阐释系统的至尊地位也使读者权利丧失殆尽。在“对话”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丰茂充盈的经典意蕴就难以多元解读并释放出来。
在“对话”途径遇到阻塞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审视一些相关问题来打开思路：经典被读者广泛阅读的秘密何在？怎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阻隔在经典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是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被自然消除的？诸如此类，不尽列举。因为理解是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总是视野融合的过程”。所谓“视野融合”，是指作者的“原初视野”与读者的“现今视野”互相敞开，融为一体，并且只有当两者融为一体时，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才有可能产生。但在复杂情况下，这种“敞开”会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束缚：一是来自作品的约束；二是来自存在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关系的约束，它们分别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现实状况、文化语境等；三是由读者的职业、文化水准、审美准备、性格气质等因[9]素组成的主体状况的约束。这三种约束涉及的分别是文本、读者与社会现实诸因素。其中，由作者的历史性存在与读者的当下现实不同语境造成的视野隔阂是一个重要问题。理解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视野融合”作为一种理想阐释的前提出发，由此可以推导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沟壑正是造成视野隔阂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这种隔阂，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才有可能实现，经典的生命也才能得以延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所决定，我们较普遍使用的是文学的社会学阐释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文艺批评方法论，社会学阐释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应该看到，它重在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取向，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鲁迅经典的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显然，“阶级革命”或“政治革命”的学术框架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已经显得很不适宜。特定时代的鲁迅经典阐释至少造成了三组矛盾：政治化阐释与世俗化生活期待的悬隔；一元化阐释成规与多元化价值诉求的疏离；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对话亲和力的缺失。“所谓经典，就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历史上经典的选择和确认首先发生在人类的过程中这一反复出现的事实，同样证明着经典与人们的认知需要的紧密关联性”，因此，“当人们面对离开自己认知需要的‘经典’时，就会产生被强加、被压迫的感觉，就会采取悬置、遗弃或不承认的态度，人们对过去的经典提出的异议或否定大多与这种情况密切相[10]关，也许可以说，任何神圣化的东西，在今天都是不合时宜的”。从这个角度而论，今天的读者与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经典所处的厌倦甚至排斥的“紧张关系”，看似反常却又是正常的。问题的反面启示我们：要达成当代读者与鲁迅经典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那些将以前的文学束缚于其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二是“允许我们积极参与意义创造的解释成规是有助于我们[11]发现经典的现代意义的”。旧的成规将经典的意义永远尘封在一个过去了的久远的年代，而使其成为历史档案类的死的存在物。这种孤立状态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当下割裂成巨大的无法逾越的时间沟壑，使之成为互不相连的万千碎片。不消除旧成规就无法建立新成规，也无助于我们通过重新阐释经典获得新意义，得到有益启示，进而回应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看来，与其说将经典阐释活动视作一种充满人性色彩和生命活力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不断调整历史与当下的时间距离及相互关系，是实现经典与读者“视野融合”，并为经典注入新生因素的重要条件。不如更进一步说，在实现“对话”与“视野融合”的过程中，其重要前提是消除束缚文学于既定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先决条件”，要在阐释活动中实现经典意义的开放简直无从谈起。当然，这需要我们具有洞察历史和把握未来的双重智慧。对鲁迅经典的阐释而言，就是要冲决狭窄化了的政治功利性的既定框架，从过去只为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提供对策的短距离的实用层面摆脱出来，在有关“人”的诸多本质问题上，从普遍的形而上的层面去阐释蕴含其中的普适意义。只有拆除构筑于实用层面的庸俗社会学藩篱，才能实现鲁迅经典的普适价值，才能使鲁迅的思想和艺术走向人类，走向永恒，从而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学术界在反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寻找未来学术走向时，将相关内容概括为“终极性”、“当下性”和“制约性”。并认为要突破“终极性”思维模式，运用新颖的理论话语，反映当代的文化关怀和学术趋向，挖掘“世纪之交话题”，与“当下时代”对话，从而达到“走近鲁迅，与鲁迅对话”的目的。鲁迅经典蕴含着丰富的“世纪之交话题”资源，包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使命和个人命运；生死观与世纪末思潮；人文精神、民族信仰与现代中国思想走向；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碰撞与选择；[12]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等。要打开鲁迅经典的另一个重要扇面，就应该回到文学本身。“文学是人学”，它直接指向人类生存本身。它深刻地反映出作家对人的态度，它帮助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和人的本质，认识怎样才是合理的生存，最后达到完善人类自我，解放人类自身的终极目的。文学经典表现的是深刻而稳定的历史本质和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关于人的存在和人性变异的永恒命题。鲁迅提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的目标，他对“最理想人性”的求索，精要地概括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超越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它不但指向物质的层面，同时也指向精神的层面；不但指向个体生命，也指向由无数个体集合而成的群体世界；不但指向鲁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指向我们所处的当下时代，甚至无可置疑地它也必将指向人类的未来。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充盈和完善，这是我们与鲁迅经典“对话”的共同的“意义世界”。“文学人学论”是建立在文学理论和人学两个学科理论基础上生成的一门新兴文学研究学科，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它是文学在挣脱了政治、革命、社会等种种外在束缚之后，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本质回归。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当然应该而且能够介入一定时期的社会变革，发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但对文学艺术来说，“这些目的都是外在的、暂时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受一定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而不是内在的、无限的、持久的、终极的，即从根本上是为了人，是以人为目的的”。康德在论及什么是美的时候，把美的对象界定为“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其核心就是“人为目的”。康德认为美是无功利性的理论主张，其内核是“美的文学艺术不是作为一种手段依附于其他目的，为其他目的服务；它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不再有其他目的的最终目的，就有自身存在独立的价值，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人的物质生活空间营造一个精神上的圣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撑，增添一份诗意，而使人自身得以提升和完善”[13]。将文学研究建立在关乎人类所有问题的本源性、终极性意义的——人学的基础上，从人学的理论视角观照文学，考察文学对于人的生存与意义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建构的内在关系，回答“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这两个有关人的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是“文学人学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学人学论”与鲁迅的人学思想以及由此为根基的文学实践达成了本质意义上的一致。因此，本书尝试从“文学人学论”视阈观照和阐释鲁迅经典，应该说是一个适宜的角度。
从现代伦理学视角诠释鲁迅经典，是本书的又一理论尝试。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它研究有关道德的哲学。道德是由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它对人类的道德行为起着规范作用。伦理学又是一门价值科学，它研究关于一切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所包含的那种共同的、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探索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以及实现途径。它研究人类的生活行为和规范价值。从现代伦理学视角观照，鲁迅“为人生”的文学创作宗旨，正是从人类现代伦理观出发，在对旧中国不合理的特殊道德规范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表现了对“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理想的热切期盼，体现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本书借助现代伦理学说，从人的生存、人性和生命观三个方面诠释了鲁迅的人学思想。
鲁迅经典在实现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实现人类社会更加合理的生存和发展，这是由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它代表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如何实现人类更加合理的生存并达到一定高度的发展水平，这是一切有使命感和思想深度的艺术家思考的重大命题，也是鲁迅经典所包蕴的丰赡意义和深刻主题。鲁迅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目标，是现代生存理念的集中体现。鲁迅在深刻地揭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吃人”——不利于人的生存，中国人是奴隶——“非人”，宗法伦理观念是人沦为奴的文化根源等深刻本质的同时，也在另一个向度上证明了“公正”和“人道”是人的合理生存的逻辑起点，表达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伟大理想。鲁迅终生求索人的解放，从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性。
鲁迅致力于实现“最理想人性”。除了对“人性”这个人类自我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不断猜想与求证，对通向人类伊甸园之路的不断探寻与实践之外，鲁迅毕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中恶德的批评与改造，促使人心向善，提升人的尊严与文明程度，实现人的解放。当我们肯定精神发展作为人类完善自我的最高追求时，我们自信地预言：鲁迅的思想将永远放射出温暖而明亮的光辉，照耀着人类通往21世纪文明的漫漫旅程。
生命是鲁迅人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鲁迅主张“贵生”，吸取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认同现代伦理学“贵生利己”的基本原则，但他突破了生命个体性思考范畴的局限，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种群以及人类的整体优化与发展结合起来思考，体现出一种超越的现代理性与前瞻意识。
从文学的人学维度观照，文学审美在建构现代人的生存意义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文学彰显着人的生存意义，它在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使人拥有真正意义的生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文学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都把审美的问题和人的生存[14]意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学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由于文学作品渗透着文学家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因而文学具有彰显生活意义的功能。以现代理性观照中国人的生存本相，并倾注以人生挚爱者的深情眷恋，是鲁迅文学独特的表达方式。深刻领悟鲁迅经典对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彰显方式，消除日常生活对存在本真意义的遮蔽，思索来自语符深处的追问，将生活的真相重新恢复到生命的记忆中来，使人对曾经逝去的生活作再度打量和评判，从而在审美活动中达成人生意义，是鲁迅经典的阅读意义所在。本书以“文学人学论”为理论依据，在阐述鲁迅现代生存理念当代意义的基础上，对现代人生存意义的建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鲁迅经典在建构人的内部世界方面是一个有待深度发掘的人文精神源泉。
21世纪是一个值得人类期待的新世纪，文明昌盛和平发展是其主要特征。但科技领域的巨大革命，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使人类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惑。互联网在缩短人与人时空距离的同时，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人的存在意义和人性自我受到挑战；战争遗留的苦难记忆生发人对自我本性的怀疑……诸如此类，“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建造怎样一个世界，特别是人类的精神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人类面临的世界大变局赋予文学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将文学提升为维护多元文化共生的、新人类精神的重要承载者。无论从文学的责任和任务来看，还是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文学都不可避免[15]地面临新的转型”。更加合理的生存，更加充实和健康的精神世界，是21世纪人类向往和努力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当代文学创作者所应承担的重任，也意味着人类可以从优秀的文学经典中汲取丰富多样的精神资源，鲁迅经典即是其中重要来源之一。学术界在反思和清理由于长期的政治革命视角阐释给鲁迅经典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又清醒地回到“政治”本原去思考问题：“那些令人厌倦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是一个大的精神概念，是关于人类生存性的根本性的规则。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离不开这个规则的，鲁迅更是这一规则的终生探索者，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懈地探索着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合理性问题，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着深刻的自[16]省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经典在21世纪仍然有着珍贵的精神文化价值。此外，人类在总结20世纪的状况时不无忧虑地看到，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肃反”、中国的“文革”、工业发展造成环境破坏等人类自身带来的苦难和惨祸，使得“前世纪中，各式各样的‘希望’、‘理想’出现而消失了”，“这些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有往往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这样，二十一世纪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想’、‘理论’的情况里开始的”。此时，我们重读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道”“路”的意象，就能感悟到鲁迅“反抗绝望”的韧性精神。因为这些“‘道’‘路’在鲁迅的意象中不是已经做好了的，是自己以后应该践踏出来的，有时候连其[17]到达点也不明白的东西”。人类的神圣性在于把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探寻作为自己的至高理想，这使得21世纪的人类不会滞留于20世纪的终点。况且，人类勇于创造的天性与尚待成熟的知性给20世纪留下了太多的缺憾和疑惑，亟待人类自身在21世纪给出答案。甚至，由人类的超越性决定，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诸多领域的求索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困惑，将成为一个“世纪循环”。漫长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将给“走”在路上的人类以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人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但同时人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聚敛财富，满足物欲，凡庸的日常生活盛宴取代了崇高的理想追求。“行为动机的物质化”，“终极价值的多[18]样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特征，重建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当下重要的人文目标。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新生代”的精神状态更令人担忧。精神无根，灵魂失重，理性精神失落，责任感与使命感消失，他们在快乐过程中被塑造成“娱乐动物”。鲁迅经典在确立中国人现代品格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价值导向。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不负使命的担当勇气，深刻的孤独意识及超脱凡庸的先行者智慧，对人自我身份与终极意义的探索精神，对苦难现实的承受及超越的非凡意志，对绝望人生的彻悟及奋力反抗的生命热情，对民族劫难与众生不幸无尽包容的悲悯情怀等，是鲁迅经典所包含的丰厚的人文意蕴。从构建当代中国人内部世界的角度而言，鲁迅经典是一个有待深度发掘的巨大的精神宝库。在本书中，我们根据“文学人学论”学说，认真探索了鲁迅文学经典对人的内部世界的建构方式：在鲁迅文学的“镜像”中反观自身，认识“我是谁”，这是文学之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特殊性所在；在鲁迅文学这个有别于日常生活存在的“自由自觉”的世界里，通过主体的审美愉悦而实现“个体经验的普泛化”，进而意识到人的类的属性，在精神共享中达成类的归属感，认识“人是什么”；文学审美判断凭借愉悦的感情，又与“道德理性相通”，通过审美快感的激荡，可以促进人类心灵的纯洁和道德完善，即明确[19]“人应如何”。鲁迅的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丰富的道德理性和人生哲理，将有助于深化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超越传统，进而实现人性的完善。在文学的世界里如何达成人的知、情、意三者和谐发展，是包括鲁迅经典阅读在内的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对文学审美特质以及语文课程特有的人文属性的认识，我们特别关注审美体验在鲁迅经典阅读与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鲁迅经典不只展示了一个民族在繁衍变迁的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性格和气质，而且还表现了某些暧昧不清而又浑厚深邃的人文地质层——同一区域文化背景下东亚种族的精神特征，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切能创造文明的高等种族所固有的特性”——人类的共性。这使得鲁迅经典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语境下具有了超越各民族文化价值多元和目标冲突的矛盾，从而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满足不同的阅读人群需要的普适意义。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摆脱政治的依附地位回归文学本身，以及企图超脱社会现实的所谓“纯文学”创作误区的曲折历程之后，将迎来“荷载着巨大历史——[20]社会内涵的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新的文学时代，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二次历史性选择，它深刻地印证着文学与人生不可分离的历史宿命。文学自身的合规律性发展将为鲁迅经典的传播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预见：作为揭示人类共同心理与精神内核，阐述人的生存境遇与人生哲学，表达人类更加合理地生存和拥有真善美精神世界愿望的鲁迅文学，将因其具备了永久说话的力量而成为人类的文明典籍。
我们庆幸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与激变的伟大时代，并得以在波澜壮阔的生活情景中重新对话鲁迅经典。
我们在感叹自己的力气只够翻动巨著扉页的同时，也欣喜地展望着：
这部厚重的经典将在漫长的历史更迭中，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缓缓打开。
注释
[1]［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7页。
[2]福楼拜：《致尚特皮小姐》，1857年6月，引自［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3]参见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4]参见陈定家：《文学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中国网china.com.cn.2008-08-17。
[5]吴福辉：《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6]陈定家：《文学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中国网china.com.cn，2008-01-17。
[7]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8]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9]参见［德］瑙曼：《社会——文学——阅读》，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页。
[10]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11]［美］马丁：《当代叙事学》，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12]参见皇甫积庆：《终极性 当下性 制约性——“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的断想》，《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
[13]参见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
[14]参见朱首献：《文学的人学维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15]参见乐黛云：《文学：面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文艺理论》2007年第9期。
[16]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页。
[17]参见［日］丸山昇：《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18]童世骏主编：《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9]参见朱首献：《文学的人学维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247页。
[20]许明：《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第一章鲁迅经典与21世纪中国现代公民成长
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第三次浪潮在未来学者托夫勒的天才预言中如期到来，并以它的强劲势头席卷全球。那些原先各自封闭的部落、种族、区域的城堡、藩篱、围墙纷纷坍塌，地球成了一个彼此关系密切的村落，一个多元统一的整体，一个内在相连的系统。不经意间，我们被这股洪流裹挟着进入了21世纪。
时间与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紧密相关。一个崭新的时刻总会带给人们许多的兴奋与激动、祈盼与筹划，何况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20世纪走向了21世纪。基于20世纪人类相互间的残酷争斗给其自身带来的巨大苦难和创痛，人们期望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昌盛的世纪，期望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会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但是这种巨大的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即[1]不是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而是以自主的形式加以实现”。善良的人们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视为一种罪恶，祈祷不再以人类生命本身的巨大代价来实现这种“大同”。人们也探讨着那些来自遥远的古代和祖先留传下来的人类精神的永久性话题、终极性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500年间西欧各民族的扩大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关系的密切，带动了包括政治、哲学、宗教和伦理等诸多文化方面的发展，人类的精神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也逐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历史的作用，“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共同的世[2]界文明的诞生”。人们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希望世界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自由亲密地居住在一起的和谐欢乐的家园；是一个融汇了多样化的内涵丰富的各民族文化精华的精神栖息地。在那里，人们享受着人的独立和尊严，并能够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就普世价值问题产生更多的共同话语。人们坚信，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一个迥异于传统的人类文明的新世界在不远的时候必将到来。
显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怎样在当今这个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是21世纪的最大问题。尽管人们对此充满了美好的期望，然而，社会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文明落差，世界格局呈现出多元一体特征。当一部分国家、地区、城市和人口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的时候，尚存在着与这些先进“部分”相差悬殊的另一些“部分”，即：在一些距离中心偏远的闭塞的区域，如今仍然实行着以家庭为单位，以土地和人的体力为主要资源，以锄头为工具的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的是古老保守的传统文化。第一次浪潮的这种特征在一些东方国家和民族尤为明显。大工业机械化是第二次浪潮的基本特征，在西欧和世界的许多地区均已实现。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工具，以人脑为主要资源的知识经济产业则是第三次浪潮的鲜明特征。综观历史发展进程，“每一次的浪潮都是建立在前一次浪潮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目前能了解到的是第二次浪潮基本上是建立在摧毁第一次浪潮的基础上的，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如何相处，目前尚无定论”（参见“百科知道”）。但明智的学者显然可以逻辑地把握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冷静的审视和缜密的思考往往比单纯盲目的乐观更具说服力。21世纪有异质文化间的交汇、融通与整合，也充满着冷酷的竞争、筛选与淘汰。人们对此充满了深重的忧患：“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3]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人们预见到未来道路的曲折和坎坷：“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且还会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虽然世界大战的惨祸也许可以避[4]免。”人们在将20世纪生动地比作“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的同时，依稀看到，随着信息化工业的兴起，21世纪人类生存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必须完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继而向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密切合作的信息社会的转变。“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5]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更新自身的使命。”要担负起这个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6]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对生存其中的人们提出的要求，它的深层含义是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时代，“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些变化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探索民族的前进道路，对自己的民族以及人类的合理生存担负起切实的责任来。因为如托夫勒所言，人们如果不尽快适应这些转变，将同样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方面，鲁迅带给我们的启示尤为深刻。20世纪初期，面对多种异质文化渗透与列强入侵的民族危机，鲁迅的思路是：“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中国人的合理生存是重估文化的价值标准。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必须重新打量民族文化，思考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7]始，即在斯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固然需要保存和怀念，但不能泥古守旧，而是要以史为鉴，让古老的文化朝着文明发展的方向前进。更不能封闭保守，而要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加以比较和审视、扬弃和更新。“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8]凡响。……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只有这样，才能永葆悠久文化的辉煌灿烂，才能真正使民族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有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一个民族的‘视野’决定这个民族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现代公民应该拥有‘开放的视野’，他不应只从自身、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为人处世；应该站在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高度，站在提升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思想和行动。”（百科名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别求新声于异[9]邦”，引进“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的“摩罗诗派”。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主张，即要有包容并超越传统与西方局限的宽阔的文化视野，构建一套与整个人类现代化进程方向相符但又不失民族特色的崭新的意义系统和价值观念。鲁迅对于民族前途的热切关注和坚定信念，正是来自于他的“文化自觉”。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重要组成部分的鲁迅思想，将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创造的一个新起点。
所谓“文化自觉”，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传统在现代学术层面的历史传承与智慧表现。20世纪末，当代中国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对东亚自1970—199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相互间关系的考察中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复杂的牵制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固然是颠扑不灭的普遍真理，但事物的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文化也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东亚的经济危机究其原[10]因，很多要到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去找。”东亚西亚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转模式相抵牾，阻碍着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经济危机相对的一个事实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预计，随着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碰撞的日趋激烈，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是那些固守传统文明的东方民族，最坏的结果可能招致“流血事件”。作为一个至今还在某些边远地区保留着第一次浪潮生产方式的汉民族，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这个问题在引起人们忧患的同时，更加强烈地启发人们从民族历史的追忆与反思中去寻找答案。自1840年在屈辱中被迫开始至今延续了10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中国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并无显著的变化。“中国停滞的主要原因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文化积淀太厚，我们的文化传统太深，我们的专制主义的生命力太顽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专制主义的本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几乎占领了政教礼俗各个方面，特别是“政治人伦化”、“皇权神圣化”和“思想统治愚民化”等特征，使得中国人习惯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上》）。只有“臣民意识”甚至“子民意识”，而从来没有“公民意识”。“这样的社会不但在精神上与现代社会的标准相去甚远，而且在物质上，也就是在经济建设上，即使能取得若干进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依靠的是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11]也就是民主和法治。”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切实保障。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历史长久，中国的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在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看来，“实现‘法制’，难就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人权’”。就人权的含义而言，基于中国95%的人口已经脱贫，因此，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中，我们“应该赶快采取世界共同的观念：‘人权即公[12]民权利’”。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造就真正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人。历史文化学者的思路则是：“唯有这种每个人的精神努力，才是导致社会向上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与人的关系是构成人类社会的网状组织。而所谓各种制度的改革，只有当其作为上述每个人的精[13]神变革的先兆，并作为其结果出现时，才能是卓有成效的。”反思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不难发现，戊戌变法一百年来成就不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千差[14]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人是第一生产力。”21世纪各民族的竞争，归根结底仍然是人的素质的竞争。
在民族命运再次遭逢世纪转型的重要时刻，人们又一次想起了鲁迅先生。鲁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示最为深刻。“他所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鲁迅说，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皇权趋于稳定或皇权遭到破坏的时代。这[15]实在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话。”人们回想起1925年，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一事，深切体会到：“这话在当时倒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诟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16]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鲁迅在20世纪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洞悉以及他向人们发出的忠告，得到了21世纪思想者的强烈共鸣。
所谓21世纪的现代化特征，或许可以大致概括为这样四种要素：经济市场化，信息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人格现代化。显而易见，“人格现代化”是确保现代化进程的根本要素。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发展步伐，实现民族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独立自由的个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没有一大批自由的人，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能担当自[17]己的责任的自尊自强的个人，知识经济是搞不起来的。”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能带动政治民主的到来，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出现要有正确而强有力的舆论作先导。进行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也即实现鲁迅的“立人”主张。所以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18]刻，有学者发出了“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的声音。中国的现代化在这里展示着两条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是体制保障；一是思想启蒙。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同时，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无疑地促进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张修林语，百度引文）
什么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百科名片）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公民意识”主要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对个人独立自由人格和权利的维护，视自己为有尊严、有价值的个体；二是有坚定的信仰和正义感，担当起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包括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和群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和维护。简而言之，现代公民意识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要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一种理性自觉。作为我国20世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一生致力于“立人”，追求“人国”的建立。鲁迅自1907年以来所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五篇文言论文，是他人学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集中阐述了他对“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辩证认识。针对中国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国民普遍所受的精神奴役，他从19世纪末“新神思宗”思想家那里引入“个人”这一概念，强调个性独立和个人意志，“人各有己”，“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以排除中国走向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精神障碍。同时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现代人，鲁迅将中国人的解放和改造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使命。鲁迅以19世纪西方“摩罗诗人”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灌注自身以“摩罗精神”，将文艺视作民族前行之光，充满激情地投入“为人生”的创作。深切希望通过对民众的启蒙，达到“国人之自觉”，进而实现“立人”以“立国”的宏伟目标。在“个”与“群”的关系上，“‘个’的觉醒与解放又始终是与底层民众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一方面‘人各有己’是要达到‘群之大觉’，‘个’的自觉要走向‘群’的自觉，‘群’规定了‘个’的走向与目标；另一方面，这一‘群’的目标又依赖于‘个’的独立与自由，即所谓‘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道路超越了胡适等体制‘帮闲’知识分子，周作人等个人隐逸知识分子和‘以革命营私’的极左知识分子而真正[19]成为了中国（东方）现代文化的方向与价值的源泉”。“爱国进步、科学民主、个性自由”是“五四”的启蒙精神，也是鲁迅毕生追求的理想。鲁迅一生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躬行着自己提出的“自他两利”的道德主张。鲁迅的人学思想在21世纪仍然有着超前的启蒙意义和巨大的当代价值。
由于受不同社会历史阶段诸种外部因素的制约，我们在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某些片面的认识。人们在综观鲁迅研究历史时发现，“每一代研究者也正是在和另几代人的相互参照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显露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第一代对史料求证的过于执著，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代过分热衷于通过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来印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难免带上浓重的先验论色彩；第三代若把个人体验强调得过了头，就会以损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为代价；而第四代学人的‘创新’意识太强烈，往往使自己的研究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广度”。对于鲁迅思想的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鲁迅研究是拘囿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之中的，时代要求人们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层面阐述鲁迅的思想和发展道路，估价鲁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因此，以“民族魂”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时代主旋律。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国内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输入以及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人们出于挣脱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束缚和学术创新的双重愿望，“力图超越现有的认识框架和专业体制，从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去体认鲁迅，这种体认可以算作是特殊的民间解读——尽管其中有创造性的读解，也不乏‘误[20]读’”。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出于对各自学术立场的坚持，对鲁迅的形象认知和价值取向各执己见，在带来多元学术观点的同时，也无意中造成了鲁迅整体形象的割裂和缺损。无论是单方面强调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忽略他对主体价值的维护与追求；还是侧重于他的个性主义精神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无视始终存在于鲁迅精神深层的民族使命意识和责任感，都无法使我们获得一个完整的鲁迅印象。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只有超越种种历史局限，汲取前几代研究者的学术智慧，才能认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鲁迅，从而在将鲁迅研究提升到一个兼容并包的广阔境界的同时，使鲁迅的文化遗产在21世纪中国现代公民的成长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选择与鲁迅的当代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这20多年间，风波迭起的颠覆与重构鲁迅思潮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因而，它同时也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产物。“全球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以往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它表现为各国、各民族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21]价值观念上多元性的整体化趋势。”所谓“整体化趋势”也即“多元一体”，但并非意味着单纯地兼容并包，而是“指各子文明可以保留并发扬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化遗产和民族个性，但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并不要求泯灭个性与风格，但必须遵循一致的规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球一体化隐伏着激烈的文明竞争：“在诸文明汇聚为全球文明的过程中，有些特征可以是兼容并存的，有些特征是不能兼容[22]的，不能兼容的文明就面临着选择的压力与淘汰的命运。”由此得出结论：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既保留本民族特色，又能顺应世界大潮的文化单元，才能融入人类的文化整体。因此，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独立与文化创新就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显得重要。正如鲁迅在20世纪之初所担忧的，如果因循守旧，中国人将面临着被人类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民族的大恐惧。站在人类文化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观照鲁迅的当代意义，其实质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选择与发展问题。
将鲁迅研究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观照，至少给我们带来以下两点深刻启示：吸收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能够增强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民族文化软实力；多元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决定了鲁迅研究面临诸多困难的可能性。基于对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和理性把握，一些研究者认为，应该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掘、保护和人类文化交流的意义层面上来认识鲁迅的当代价值，通过深化鲁迅研究，将它转化为一种抗击消融和剥蚀民族文化隐患的积极力量，从而达成在维护民族文化个性基础上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广泛而平等的对话。因此，如何在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多元文化冲击下，深化鲁迅研究的当代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创新民族文化，提高与世界其他民族竞争软实力的高度审视，对鲁迅的评价完全超越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个人意义，它同时引发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在当下保守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等多元并存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何种文化作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意义？鲁迅何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鲁迅思想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诸如此类，只有通过对这一系列内在逻辑关联紧密的相关问题的论证，才能够更理性地认识鲁迅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意义。一、“一体化”与民族文化选择的历史依据
要对以上问题给出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当下文化选择的历史依据。“从历史内部的结构和发展过程来看，时下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相互纠结、交叉重叠和多元并存的状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至于达到像西方那样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还是十分遥远的事，还需要走相当漫长艰辛的道路。当代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和全民的宏伟目标。因此，对于当代中国，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从全局和主导的意义上说，都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历史状态和社会现实。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有理由把中国的国情界[23]定为从前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与生成。”在这里，确定一个民族文化选择的标准和依据，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
20世纪90年代，对于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化理论界进行了普遍的反思，试图梳理和总结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些学者纷纷从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有效成分以解决现实问题。有的寄希望于儒学应对当下信仰体系动摇、通货膨胀物价失控、道德失范等有关政治、经济、伦理的一系列国内社会问题，甚至以为儒家学说可以用来拯救并左右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与此同时是对“五四”新文化的苛责和否定。他们过激地认为正是由于“五四”彻底反传统，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选择何种文化成了一个时代的认识聚焦。在这场争论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是最大的问题。它使人们以片面或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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