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委会
出版社：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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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具传世性的思想巨人(5)试读：
孟德思鸠
青少年时代
就在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奏响前一百年，即“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下的1689年初，法国波尔多省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主色贡达先生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此时，一位名叫夏尔·路易的乞丐前来乞讨，按照基督教的古老传统，这一穷汉为新生儿拿洗礼盘，莫名其妙地做了这个小孩的教父，这位婴儿的名字也因此称为夏尔·路易。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孟德斯鸠。
色贡达家族是个古老的、出过不少文官武将的“穿袍贵族”家庭。出身于这一家庭的孟德斯鸠对自己的门第引以为荣，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属于那种值得称道的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贫贱而创业者又从不炫耀的“较好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的高祖父因得宠于女王，得到馈赠的孟德斯鸠领地而成就了家业。从此之后，这个家族的姓氏便与这块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并为这块不起眼的领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殊荣。而与此同时，这一家族的母系所带来的丰厚嫁妆也增添了家族的实力。孟德斯鸠的祖父成功地赢得了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女儿的芳心，并得到院长庇荫下所带来的实惠——购买了波尔多法院庭长之职，使得这个家族飞黄腾达。他的父亲从军入伍，虽相貌出众，才华横溢，通晓事理，但却一贫如洗。可喜的是他娶了一位血统高贵而又善良的贵族小姐为妻，这桩婚姻又为孟德斯鸠家族带来了拉布莱德庄园和大片葡萄园。但这位乐善好施、信仰虔诚的年轻母亲，在孟德斯鸠仅7岁时，便溘然而逝。
孩童时的孟德斯鸠一直在奶娘家的磨坊里过着简朴而艰苦的农民生活，这个操着一口方言，说话像唱歌似的“农民”孩子，在他11岁时，就只身前往巴黎圣母院附近的朱伊教会公学，从此开始了他五年的求学生涯。
在那里主要学习了拉丁文、地理、法国历史和数学。在这期间，他为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家苏拉写了一篇辩护论文。学业结束，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宴请同学之后，孟德斯鸠于1705年9月14日离开朱伊回波尔多。之后在波尔多大学攻读法律。
经过三年学习，于1708年7月29日孟德斯鸠取得法学毕业证书，于同年8月12日又获得了学士学位，同年同月14日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就任律师。但是，他的学业是在不良的条件下完成的。一位名叫拉普拉斯的先生在1709年10 月5日写给财政总监的信中说道：“由于法律教师责任心不强，波尔多法学院已空无一人，特向阁下报告。”在孟德斯鸠求学期间，情况可能没什么区别。
1707年在拉布莱德住了一段时间后，朱伊公学的安德里欧教士着手为他的学生孟德斯鸠在巴黎寻找一位能接受他的律师。1708年6月6日，他写信告诉孟德斯鸠，莫朗神父已在为此奔波，并说：“他答应为我寻找一位能干的人，以便建立有益的联系。我自己也已同巴黎的一位著名的律师谈起此事，他的儿子曾在此念书。他答应物色一位合适的人，而且还表示，如果有一位能干的博士与他共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思想萌芽时期
人们不知道安德里欧教士物色的这位作为孟德斯鸠指导教师的律师的姓名，孟德斯鸠从1709到1713年就留在巴黎。初次在首都度过的这段日子，对于孟德斯鸠的司法职业培训和后来的法官生涯，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朱伊公学和波尔多大学法律系苦读多年之后，在巴黎的这些日子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对生活的艺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今后在法律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性格，他那略带享乐主义色彩的爱好，促使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地享受巴黎社交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何况，他才思敏捷，兴趣广泛，办事专注，善于思考，因而博得许多人的好感。孟德斯鸠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共6册，题名为《法律篇》。
这部笔记为我们提供了1709至1713年间孟德斯鸠在巴黎的一些情况。
从这部内容多样、册数很多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从青年时代起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他向内行和专家请教，阅读他感兴趣的佳作，随手作些笔记，把听到的和读到的精彩内容都记下来。他总是不露声色地把与别人交谈中得到的有意义的内容记录下来，一生都这样，因而积累了许多笔记。
孟德斯鸠以青年人的激情，带着对西塞罗这位罗马大演说家和大政治家的敬仰，写就了《论西塞罗》，此后他从未修改或润色。这篇至今仍保持当年原貌的文章，语言规范、词句精炼，预示着《
论法的精神
》的风格。1710年，弗朗索瓦一克萨维埃·邦·德·圣依莱尔出版了《论蜘蛛》，孟德斯鸠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37年后他在写给加斯科的信中说道：“请替我向邦院长致敬。他关于蛛蜘网的论述，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我始终把他看作法国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当我想到他把本专业的丰富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时，总是极受鼓舞。”
然而，孟德斯鸠在此职业培训时期的写作活动还远不止这些。1711年写了一部书信体著作，旨在证明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对偶像的崇拜不应受到永恒的惩罚。这部著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充满着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想象。”其实，孟德斯鸠对异教徒的宗教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对之作出解析。《随想录》保存了“我论述异教神父的一篇文章的若干段落”。为孟德斯鸠来到巴黎创造条件的那几位朱伊公学的神父，可能曾帮助他与朱伊公学的校友建立了联系。
1713年11月，孟德斯鸠参加科学院的一次会议，听取丰特纳尔对植物学家皮埃尔·布隆丹所作的颂词，他还在《随笔》中记下了耶稣会士托马斯·古叶就这篇颂词对丰特纳尔说的话：“先生，布隆丹院士留给我们的唯一珍品，就是你为悼念他而写的颂词，我们简直不知道，此刻最使我们受到触动的是什么，是失去这位院土的悲痛呢，还是为拥有你而感到的喜悦。”在1716年4月4日写给德穆莱神父的信中，孟德斯鸠说出了他与这位奥拉托利修会的神父以及与尼古拉·弗莱雷的友谊。在朱伊公学孟德斯鸠与比他大一岁的弗莱雷相识。孟德斯鸠到巴黎后不久，他们三人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在弗莱雷的影响下，孟德斯鸠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中国的政制、中国人的习俗吸引着他去研究这个国家的文明的奥秘。
在弗莱雷眼里，从中国来法国求学的黄嘉略“温和而谦逊，显得颇有灵气，但对于科学和欧洲人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他向孟德斯鸠引见了这位中国人。在盖内戈街的寓所黄嘉略接待了阵德斯鸠和德穆莱神父。《随笔》和《地理篇》记下了他们的谈话。《随笔》的开端记下了一则故事：“黄先生告诉我，他刚到法国时，曾有一次故意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以前有人对他说，欧洲的风气纯正优良，人人心地慈善，从未听说有偷窃和刑罚等事。所以，当他听说正在追捕一个杀人犯时，惊讶不已。”
为了尽可能多地把黄嘉略的谈话保存下来，1713年孟德斯鸠把与黄嘉略交谈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看法向秘书进行了口述并记录了下来。向秘书口述了“黄先生谈话中有关中国的若干看法”。这份材料后面还附有他在阅读柏应理神父和基尔歇神父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著作时所作的笔记。1734至1738年间，他将这些笔记略作修改后，抄入地理篇。在这份材料的1713年抄本上，他写道：“为了说明汉语的结构，我将黄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记录在册。曲调很熟悉，在家乡的收获季节和采摘葡萄时，我曾听农妇们唱过。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人也在收获时唱这首歌，那就是每年五月姑娘们采花的季节。”“若干看法”的第一个抄本所标明的1713年准确日期，真实地表明了孟德斯鸠的工作方法，他很快地把同中国人的谈话加以誊清，交给了王家图书馆。这些笔记和附在后面的读书摘要证明孟德斯鸠从1713年起就已关注中国。但是，这个时期他为了解中国所作的努力，并不限于与黄先生交谈。1713年，根据黄先生的建议，他还读了柏应理神父所著的两部书，即1686年出版的《中国纪年表》和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浏览了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图说》并做了读书笔记。
在评论柏应理关于中国人的丧仪记述时，孟德斯鸠写道，“这类言词和这种礼仪来自一种自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们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把死看作远游，某人死了，他们说某人走了。从这种礼仪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任何严肃的看法都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稚气十足的礼仪上。”稍后一些，他对柏应理神父的一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个体系中，柏应理神父不恰当地把世界的演变归因于偶然和巧合……
况且，柏应理神父认为，肯定中国政制与世界的自然管理相似崎论点很有道理；所以他一再洋洋自得地加以重申。如果不是讨论问题，这种神气就不一定能得到原谅。然而；他的推理实在愚不可及，正如我将会使人们看到的那样……
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盂德斯鸠向他提出了十余个方面的问题，诸如中国的各种宗教、汉语、中国人的性格、如何解释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制作何想法、中国人是否真的懂得所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谈话因而缺乏连贯性。每次谈话后，孟德斯鸠马上翻阅笔记，找出不清楚的问题，下次更深人地谈。在交谈的问题当中；关于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的政制的问题占中心地位，同时也谈到了中国的民俗问题。论法的精神
1716年，孟德斯鸠继承了波尔多法院院长（他的祖父、伯父一直占有这个职务）职务，并获男爵封号。青年时代的孟德斯鸠对法院的诉讼业务兴趣甚少，对法院院长的职务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博学多才，对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曾经撰写过许多有关论文，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由于经常出入波尔多和巴黎的各种上流社交场合，亲眼目睹上流社会的荒淫奢靡的生活和封建专治的种种丑恶现象，盂德斯鸠对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信心，积极探求一条本新的道路。
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波尔·马多”发表了名著《波斯人信札》，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书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从多种角度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书中还表达了对路易十四的憎恨，说法国比东方更专制。该书问世后，立即成为巴黎最为畅销的书，孟德斯鸠从此声名大振，成为法国文坛上的瞩目人物。
为了使自己能专心从事研究，孟德斯鸠于1726年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出卖，获得一笔巨款，迁居巴黎，并于1728年进入法兰西科学院为院士。接着，他花了3年时间漫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对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孟德斯鸠特别在英国呆了两年多，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认真学习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31年回到法国后，定居于老家拉布雷特庄园埋头整理资料，潜心著述。
1734年，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在这部历史名著中，孟德斯鸠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探索了历史上各种兴衰更替的基本原因，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主要是由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优劣所决定。孟德斯鸠利用古罗马的历史资料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轰动了欧洲学术界，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
但是，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观点，不仅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无情地揭露、批判，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尤其是在这部书中他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形态的学说，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1750年，盂德斯鸠匿名发表《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4年后，他又为《波斯人信札》增添了11封信。
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在旅途中染病，在巴黎去世。
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三权分立学说为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直接采用，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立国的基本宪政原则。后来，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把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写入了美国的宪法。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也明显地体现了孟德斯鸠的思想。
伏尔泰
最初的岁月
法国首都巴黎，素有“花都”之称。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执政的时代，它就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橱窗，雍容华贵，多彩多姿。清澈明媚的塞纳河蜿蜒穿过繁华的市区，巍峨壮美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城区的中央。举世闻名的法兰西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喜剧院鳞次栉比。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先在这里崭露头角，而后享誉全球。数不胜数的外省政治家、哲学家也纷纷慕名前来，假如时来运转的话，说不定那天就能得到贵胄名流的赏识，一举成名也许就在一夜之间。
伏尔泰得天独厚，他便诞生在这繁华的“花都”——处处都有成功机遇的巴黎。
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又添了一个小男婴。洗礼时，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这个男婴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上了年纪的父母，并没有为这个男婴的出世而感到高兴。他们已深感暮年来临，精力不济。尤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个孩子先天不足，出生时非常虚弱，甚至不能送到教堂接受洗礼，因而洗礼仪式只能在家里举行。每天早晨他的保姆下楼时告诉他母亲的话常常是：“这个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孩子的教父夏托纳夫神甫每天都来商量维持这个孩子生命的办法。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过多方的努力，这个孩子不仅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经历了84年的漫长人生旅程。这就是后来以笔名伏尔泰蜚声世界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玛丽·阿鲁埃。
伏尔泰的父亲伏尔泰·阿鲁埃当过皇家顾问，做过巴黎夏德莱区的法律公证人，后来担任审议院的司务。在贵族、僧侣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里，他们不属于名门望族。伏尔泰有三兄一姐一妹，其中只有比他大10岁的哥哥阿尔芒和比他小5岁的妹妹玛利亚长大成人。
在他的教父夏多纽夫神父的教育下，他几乎一学会说话就在背诗，一学会写字就开始写韵文，而且尽是些攻击宗教的、不敬神的诗篇，这些伶俐的“废话”使为他操心未来生计的父亲深为失望，觉得他不堪大任。他的哥哥则是个虔诚狂热的詹森派信徒，要返回简朴的福音生活，甚至不惜殉道以实现道德救赎。
10岁时，伏尔泰进入路易大王中学。这是耶稣会办的一所贵族中学，也接受富有的中产阶级子弟，不过待遇各与其社会地位相当。贵族子弟的特权和骄傲遮不住地位比他们低的第三等级子弟伏尔泰逼人的灵气，耶稣会的教士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学生甚是古怪，卜莱神父曾说他“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秤过”。
伏尔泰的一首诗被神父们拿给厄农夫人看，她曾是知名美人和才女，但此时已是力不从心的老妇，悲叹时光催人，痛恨造物主如果要给女人生皱纹的话为什么不长在脚掌上。80岁的老人在几岁的孩子身上看出了生面俱来的才气，于是在自己的遗嘱中特为小阿鲁埃留下2000法朗买书。这些书是伏尔泰早期教育的一个来源。
智力的优越使伏尔泰毫不在意世俗的标准，与贵族子弟还算融洽的接触更令他充满自信。广泛的阅读使他学到了怀疑论，教士们又训练他应用可以证明一切的辩证法，结果最后他什么教条都不相信了。日后在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伏尔泰严厉地批评耶稣会脱离实际、脱离法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死板的教育方式。
到了该谋生的时候了，17岁的伏尔泰竟然向父亲提出要做文人，“想无益社会、拖累父母、打算饿死的人才会干这个”是父亲的答复；为了能够跻身上：流社会，中产阶级子弟不是进入宗教界，就是从法律界再入仕途，伏尔泰不愿意去当神父，就只好进了法律学校，或许将来能当个法官什么的。
和今天任何一个大城市相比，当时的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村庄而已，小阿鲁埃很快就在这里建立了淘气聪明的名声，街头巷尾流传的俏皮话都归到了这个少年的头上。他的讽刺诗向全巴黎宣告了他名符其实的才华，不幸他说的触及了摄政王心爱的女儿。不久之后，他就必须到乡下去住上一段时间了。在呼吸了长达12个月的新鲜空气以后，他被允准回到巴黎，却再次东窗事发；一首讽刺诗把他干脆送进了巴黎市中心的巴土底狱。
一帆风顺地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后，现在伏尔泰发现自己遭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阴郁的巴士底对一颗年轻活泼的心来说是太过严厉的惩罚。他在里面住了二年多，狱中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
大约就是在巴士底狱，他为自己起了伏尔泰这个笔名，决心要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整整一年，巴黎市中心的单人牢房里，伏尔泰挥舞着鹅毛笔，笔耕不辍，出狱时已经完成史诗《亨利亚特》和悲剧《俄狄浦斯》等作品。
摄政王似乎发现自己过于严厉地惩罚了这后生，放他出狱后还发给他一笔抚恤金。伏尔泰写信感谢他的好意，不过请求摄政王以后不必费心再关照他的起居。为了表示进一步的和解，伏尔泰还写了《巴士底狱》一诗，表现得毫无怨恨之情，为此，摄政王特地在自家宅邸中接见了他。
伏尔泰几乎是一出监狱，便登舞台，悲剧《俄狄浦斯》在巴黎接连上演了打破纪录的45个晚上。戏中的情节以希腊同名悲剧为蓝本，忒拜城新出生的小王子被阿波罗神预言将会轼父娶母，恐惧的父母将婴儿丢弃，恰为邻国的国王，所得，收为养子。长大后，神的预言使俄狄浦斯大为恐惧，于是他离开养父母，自以为就此逃避了可怕的命运，却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杀其生父娶其生母，并被拥戴为忒拜城新王。他聪明爱民，但仍然没有逃脱命运的捉弄，在得知真相后，他刺瞎双眼，永远离开了伤心地。
在伏尔泰笔下，俄狄浦斯的悲剧只是由于人们的轻信，他们不敢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万物，结果让神父们钻了空子，“祭司的力量，正是建筑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上面”。神捉弄了虔诚的人，让他们在无知中造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还要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些大逆不道的语言竟然受到人们的喝彩，还为伏尔泰净赚了4000法朗。
斯宾诺莎尽可以在烟雾迷漫的小阁楼里安静地思考哲学，伏尔泰可不舍让自己成为一个贫穷而受人耻笑的酸文人，父亲那种生意人的敏锐开始在他身上体现，他用润笔费来投资，手段高超，效果显著。，有一次，他的一个数学家朋友谈起政府新发行的一种彩票，计划有漏洞，如果全部买下必赚无疑，伏尔泰飞奔而出，跑到银行借到一笔钱，买到彩票果然大赚一笔。政府不服气，伏尔泰就告到法院，终于拿到了高额奖项。投资所得加上父亲死后分得的遗产，伏尔泰不仅是个名噪一时的诗人，还是一个不可小瞧的富翁文人了。他在上流社会过了几年风流倜傥的好日子，结识各路英雄好汉，大家喜欢他，他也乐意遍洒智慧之光。
在巴黎，在舒里，在奥尔良，他有许多宠爱他的朋友，—起谈天说地，为美人们修改诗歌，真是好幸福。
他在这个时候有了第一个英国朋友波林布鲁克爵士，年轻时以狂傲闻名，后来进入下院，以辩才独步一时。在签订乌特勒支和约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政治风云的来变使他在担任下院议长两天后就被免职并放逐。他与一位法国女子结婚并住在奥尔良附近，得与伏尔泰结交。
伏尔泰还不曾限制过他那喷薄而出的才华、他潜心戏剧写作，可是下一部悲剧《阿米特尔》在观众嘘声一片中失败了，他连忙撕下了海报，敏感的心甚至羡慕起无知无党的畜生们，因为它们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嘲笑自己。在痛彻骨髓的挫折感中他又染上一身天花。1723年巴黎因天花大流行死了两万多人，伏尔泰能死里逃生全靠吞下一百多品脱的柠檬水和女友的照顾。
当他终于重返社交界时，他的《享利亚锄已为他赢得诗人的桂冠，他在宣捞民族英雄的同时向宗教狂热开战，上流社会热诚地欢迎这位欧洲文化年轻的大师，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俨然成为中心人物。《享利亚特》这是一部长篇史诗。它歌颂法王亨利四世（1589～1610）颁布了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宗教战争。后来亨利四世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伏尔泰希望以此诗来填补法国民族史诗的空白，宣扬他启蒙思想的理性原则，颂扬亨利四世为消除宗教争执的献身精神。尽管这部史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由于这部长诗气势恢宏，题材独特，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诗人从此受到上层社会的推崇，巴黎的贵族命妇、文人学者竞相拜访他，千方百计地向他讨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也企图拉拢他为自己效力，于是用巨额的奖金、津贴和权位来引诱他，但均被他婉言谢绝。从自己的亲自经历中，伏尔泰已深深体会到宫廷的恩宠和权贵们的青睐是靠不住的，他强烈希望自己能独立生活，不必依赖他人。
1725年12月伏尔泰因被罗昂骑士妒忌而遭毒打。
1726年3月，伏尔泰提出要与罗昂骑土决斗。骑士虽是官街很高的军人，却不敢与伏尔泰决斗，他佯装应诺，暗地里却派家人向国王报告，申诉伏尔泰的暴烈行为威胁国家的安定，建议把他投入监狱。
巴黎当局早就对伏尔泰的行为不满；也想伺机制伏，刚巧接到罗昂家人的密告，于是立即下令拘捕了伏尔泰。3 月28日，国王签署命令把他关进巴土底狱，伏尔泰再度成为了巴士底狱的囚徒。
他意识到自己无力对抗强大的敌人，辽阔的法兰西疆土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他向国务大臣莫勒伯申请出国去英格兰，他获得了释放，条件是不准进入巴黎50英里以内，不再向罗昂骑士挑衅。5月初，他被押送到加莱，几天后渡过加莱海峡前往英格兰。
哲学精神
1764年7月，伏尔泰在费尔内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辞典》出版了。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
老谋深算的伏尔泰当初对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保守着秘密。他对达兰贝尔发誓说，这部讨厌的小辞典决不是他写的，而是撒旦的作品。他请求达兰贝尔使所有人相信他与这部辞典无关。其实，这部《袖珍辞典》确实出自伏尔泰的手笔，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担心，万一这部辞典受到指责的话，不怀好意的人肯定又会把矛头指向《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已经屡遭厄运，再也受不起无辜的株连了。伏尔泰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但是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由虚幻构成，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要白认为可以说明它，哲学不可能对每一事物都予以说明。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
在“观念”辞条中，伏尔泰指出观念是人大脑中的映象，“因为最抽象的思想都只不过是我们感知对象的结果。我说出一般的‘存在’，只是由于我曾知道具体的存在；我说出‘无限’这个词，只是由于我曾见过某些有限的东西，由于我在心中尽其所能把那些界限推得很远。我在大脑中有观念只是因为我曾反映”。伏尔泰同时还提出，我们对反映的性质和过程，对反映的能力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上帝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理解怎样感觉，怎样思想。
在“灵魂”辞条中，伏尔泰认为灵魂意味着生命，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只不过人很骄傲，特意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特有的实体形式，便称之为灵魂。1764年，当英国人鲍斯威尔访问费尔内时，曾与主人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主张，在争论它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恰恰我们又对它一无所知。鲍斯威尔离开费尔内后，还试图进一步与伏尔泰讨论这个问题，伏尔泰觉得无聊透顶，在回信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明言，我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是否存在，不知它是什么，也不知它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这大概与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有关。在“褊狭或不宽容”辞条中，伏尔泰用一段褊狭者绘声绘色的白白嘲讽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那个可卑的褊狭者把牛顿、洛克、弗里德里希、叶卡特琳娜、弥尔顿、丹麦君主、莎士比亚、瑞典国王、莱布尼兹、中国皇帝、英格兰议会、莫卧儿王朝的枢密院等分别斥之为异教徒、收税人、无赖或魔鬼。原因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的神学。伏尔泰摘引了一段这位褊狭者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有恩惠，你们没有……我用鱼市的语言谩骂哲学家，而你们保护、模仿哲学家，或者就是哲学家……
因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切掉右手，割掉舌头，严刑拷打，最后用文火烧死，因为上帝是仁慈的”。——伏尔泰辛辣地挖苦道，这就是褊狭者的箴言，是他们所有书的概要和主旨，与这样善良和蔼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快乐呀！
伏尔泰还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问题，他不同意霍尔巴赫主张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而认为宗教是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就像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样，假如有人突然告诉他：别费劲了，这个大海是绝对不存在岸的。那么这个游泳者就肯定不会再有继续游下去的勇气了。伏尔泰认为，社会的两极，即君主和百姓绝对需要宗教，“无神论在被统治的人中是最有害的怪物”，“宫廷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君主会给人类带来苦难”，人们没有约束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法律只惩罚公共罪恶，无法约束私人的罪恶，必须有二个行使奖惩的上帝，在现世或未来处罚那些逃脱人类正义审判的那些人。’这个上帝，就是他所宣扬的自然神论中的“钟表匠”，即秩序和爱之神。《哲学辞典》还全面阐述了自由、平等的概念，详细描述了他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的主张，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改革的思想。《哲学辞典》仅仅缺少《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它以深刻的思想、生动活泼的形式、精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粹，是启蒙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资料。它完全可以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媲美。由于它的篇幅短小，通俗明了，而又携带方便，因而更容易在普通人中传播开来。《哲学辞典》像《百科全书》一样，它在启蒙运动中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他晚年的时候，伏尔泰越发宽厚忍恕，慷慨豪放。他在费尔涅的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向不公正开战的总部，被污辱与被损害者来到这里，诉说自己的遭遇，恳求他用笔为他们争取援救。他富有资产、名望，更有一枝无休无止的笔和一颗热爱正义与真理的心。他的思想和语言在上流社会闻名，无知无识的下层法国人可能不会念他的书，却知道他是“卡拉斯的恩人”。如今他可以安心了，命运给了他80多年的岁月，而他也丝毫没有浪费掉，作了他想做、能做的事情。
即使在老年，伏尔泰也丝毫不会让自己闲着，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书籍、纸张和文具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供他随时之需。他没有妻室，但有孀居的外甥女德尼夫人管理家事，负责30多口人的日常起居，接待川流不息的客人，喂养十几匹马和许多其它的动物。伏尔泰致力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改革，关心农田的产出和马匹的驯养，组织农民开荒垦地，还从日内瓦延揽了工匠，兴办钟表业和织袜工场。他向他的朋友们吹嘘费尔涅的产品，鼓动他们购买，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次就购买了费尔涅产的几千只手表，而名嫒贵妇穿着费尔涅出产的长袜，只因为伏尔泰声称有时他也亲手纺织。在他刚刚搬来的时候，费尔涅还是一个只有40多个农民的穷地方，此后则成为数千人的富裕镇子，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尘埃落定
他的朋友们考虑为他铸一座半身像，全欧洲有几千人都争先恐后地要捐款，俄国女皇、普鲁士大王、波兰眉王和丹麦国王都愿意负担费用。可是伏尔泰反对这个计划；在给内克夫人的信中，他的理由是他的面容无法塑造，“人家简直猜不到我脸部的位置。我的眼睛凹进去有三公分深；我的面颊是粘在东倒西歪的骨头上的羊皮纸；所有的少数的牙齿都落光了”。但是他的精力始终旺盛，花园和树林里清新的空气和适当的体力劳动大大有利于伏尔泰自幼孱弱的身体似乎死神把他遗忘在费尔涅了，他在这尘世中活得愈加精彩。
但是他有点想念巴黎了。那座他出生、成名又从那里被驱逐出来的城市留下了太多青年时期的狂放和荒唐，那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那么高的声望，从来没有想到故事会发展到哪一个结局。
历来不喜欢他的路易十五在1774年因天花去世，继任的路易十六是个淳朴虔诚的青年，本质善良，软弱且易受他人影响，如果说他的平庸才具还不够使他走向断头台，那位在奥地利宫廷中长大的轻佻皇后安托瓦内特足可助他一臂之力。她奢华无度，对国库空虚和百姓猪狗不如的生活漠不关心，谁要在她面前提“节俭”就立即在凡尔赛失去地位；造币厂的金币故意在国王头像上加了一个尖角，以影射王后的不贞。路易十六平静的日记里总是“无事可记”，但法国社会群情激愤，拉丁的热血在每个阶层沸腾，伏尔泰们的理性已经腐蚀了这个社会的根基，波旁王朝像是汪洋中一条千疮百孔的大船，驶向覆亡的命运。
83岁的伏尔泰坚持要去巴黎，听塞纳河的波涛，看巴黎之夜，访故友探旧知。他像个执拗的孩子一样，置医生与朋友的苦苦劝告于脑后，坐上马车，颠簸在从费尔涅到巴黎的车道上。从费尔涅到巴黎有七八天的路程，即便对年轻人来说也够辛苦的，可是伏尔泰到达巴黎后一刻也不曾停留，立即就出现在年轻时代的朋友达让松面前，一样的趣味横生，一样的爽朗灵动，人与人的距离原来并不是仅以物理指标来衡量的。
伏尔泰归来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巴黎，他下榻的地方顿时成了巴黎的焦点。第二天，有三百多位客人来到他的房间。来客中有一位美国人富兰克林，带着他的孙子请求伏尔泰的祝福。
老人干枯的手放在青年头上，嘱咐他献身于“上帝、自由”。
各色知名人士把一睹伏尔泰风采作为值得骄傲的社交大事，普通的巴黎士民则衷心地感激他们的诗人和济世者，巴黎人的心为他而跳动，巴黎的声音传送着这个人的一言一行，其盛况令凡尔赛顿失光彩，路易十六嫉妒不已。
劳累、激动导致旧病复发，伏尔泰躺在床上，情势不妙。前来听他忏悔的牧师拒绝赦免他，除非他在完全信仰天主教教义的誓言上签字。伏尔泰反面写了一个声明：“我终生敬神，热爱朋友，不仇视敌人，但憎恶迷信。”
一个星期以后，他的病居然有了好转，还赋诗、写信，让全巴黎的人为之兴奋不已。他并非万乘之尊的国王，也不是叱咤风云的将帅、却受到了法国人有史以来最隆重最诚挚的欢迎。
在法兰西学院的大会上，老伏尔泰雄风不减，他拟订了宏伟的计划，提议修订法语辞典，而且自告奋勇地承担字母A、字头下的所有条目。当会议结束时，伏尔泰说；“诸位先生，我替这个字母谢谢你们。”主席应声而答：“我们也替文字谢谢你。”
1778年5月30日晚，在剧院里，他的诗体悲剧《伊雷娜》正在演出，伏尔泰坚持要去剧场观看。他人场时，全场为之沸腾，人们向他喝彩、致敬，压倒了演员的台词。那是一幕令人难忘、令他心醉的场面，他精疲力尽，知道自己可以到此为止了，人生的戏已经鞠躬尽瘁地演完，去迎接无边无际的黑暗吧，他该休息了。
当晚11点整，一代大师伏尔泰带着他对人世间美好事物的深深眷恋，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溘然长逝了！一颗辉耀了84年的巨星终于从法兰西的天空上陨落。
黑格尔
未来哲学家的举动
1770年8月27日，斯图加特市税务局书记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黑格尔喜添贵子。这个给全家带来喜悦的新生儿，就是数十年后，成为德国著名思想家的格奥格尔·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这是一个生活富裕、处事严整的家庭。这个家庭虽然不是显赫的上层贵族，但是由于家资丰厚，和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连续几代人都在政权中任职，所以，过着高于平民的生活。黑格尔的父辈们因此以绅士自居。
斯图加特市是德国符腾堡公国的首府，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
幼年的黑格尔，相貌平平，瘦长的脸给人以营养不良的印象，低垂的眼皮，使人感觉他好像萎靡不振。他一点也不机灵，缺少精力充沛的孩子应有的活蹦乱跳的生气。任何见过他的人，都不认为这孩子会有什么天分。
黑格尔的父母有自己对待儿子的方式。他们没有想像儿子会成为什么大人物，只是期望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有身份的人。为了这些目标，黑格尔的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他的严格教育。
收入并不很高的收税官，在儿子仅3岁时，就为他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孩子识字和规范的言行。父亲在繁忙的工作和频繁的应酬之余，每天都要过问儿子的学习进程和对待学习的态度。他时刻把儿子的成长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严格的管理和教育，使本来就内向的黑格尔更加沉默寡言，也使他养成了多思考、少说话的习惯。
黑格尔的童年是在学习和系统训练中度过的。到了7岁，考虑到家庭教育不如学校教育系统，收税官就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时的小学教育以及中学教育是比较松散的。孩子们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并不多。老黑格尔不能允许儿子浪费时间。他认识到，时间就是知识，有知识就会有才能。所以，在进行学校教育的同时，他仍然在为儿子安排家庭教育。
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黑格尔从小就培养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和与书为伴的良好习惯。这种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无论是在寻找职业时，还是为某种职业谋生时，都把读书学习放在第一的位置。
黑格尔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完成了小学教育，而且文化知识掌握得很牢靠。
1785年夏天，年满15岁的黑格尔进了斯图加特市立文科中学，这是一所本市最好的中学，开设的课程较全面，学生的学习任务也相当重。当时开设的主要课程是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神学、美学、面相学、心理学、史学、文学、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这些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学生来说，要想学好，都是不轻松的。可是，父亲对黑格尔的要求非常严格。在中学的课程之处，他还给黑格尔加了另外一些课程，仍聘请家庭教师。每当黑格尔完成了学校的课程之后，家庭教师就开始了他的教育。这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精神负担是相当严重的。
繁重的学习任务和父亲的苛刻要求，没有使少年黑格尔产生逆反心理和厌学情绪。相反，他把学校和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都接受了下来。少年黑格尔已经不把学习看成是一种负担，而是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勤奋好学的黑格尔并不是机械地记忆和理解老师教授的知识。他有自己的理解。中学时期，黑格尔那很有条理的头脑就显示出来了。他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把学过的知识丢到一边，而是自发地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读中学的黑格尔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有精读自己喜爱的作品的习惯。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书籍或作品，常常是爱不释手，非把它读透不可。比如，黑格尔上低年级时，一位老师送给他一本《莎士比亚剧作集》，他把这本书一直保存在身边，不知读了多少遍。
繁重的学习任务和个人的勤奋努力，使少年黑格尔获得了同龄人得不到的知识。他各门课程均成绩优良。但是，在这长时间超负荷的学习中，黑格尔也付出了代价。他没有多少娱乐，也没有相应的体育锻炼，从而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在同学和老师们的眼里，中学时代的黑格尔就像个小老头，看他的背影，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名中年老师。
中学时代的黑格尔，虽然读了大量的书籍，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料卡片，但由于受保守势利的影响，还没有产生出什么思想。黑格尔对古典文学的了解较深，知识较丰富。尽管他在中学取得的成绩，没有超出一个一般的优秀中学生的水平，但在老师的评价中，也看出了黑格尔见长的地方，一是他对理性的偏爱，另一个是他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是很好的。
按照黑格尔在中学时代的表现，谁也看不出他的未来会有什么作为。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认为，他少年时代的人生枯燥无聊，安于本分，过分老成持重。
求索之路
由于在文科中学表现良好，黑格尔不仅顺利毕业，而且获得了政府支付的大学奖学金。在选择大学时，他选择了以培养未来的教师和牧师为主的图宾根神学院。
图宾根神学院是一所创办于16世纪的古老学院。这里的生活方式具有修道院色彩，对学生们像对修士一样严格要求。他们必须每天早起和做早祷告，上课、自修，甚至散步都有严格的规定。
刚进入神学院时，黑格尔仍然保持着中学的读书习惯。他不愿意参加击剑和骑马等学院规定的体育活动，而愿意一个人躲在一旁看书。
当大学生生活逐步熟悉之后，黑格尔也就渐渐放开了。他在同学们的影响下，慢慢对严格管束反感起来。很快，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学们干啥，他干啥。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吸鼻烟、喝酒、玩牌等。于是，在同学们的影响下，黑格尔开始放纵自己。
在放纵的生活中，黑格尔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放纵的生活，虽然有利地黑格尔和同学们搞好关系，也有利于使他焕发青春活力，但却影响了他的学习。入学两个月后，当学院要求学生写一篇论文时，他不是像在中学时那样，真正花一些时间，去思考和查阅资料，构思一篇和大学生教育相应的论文，而是将几个月前在中学写的一篇文章拿来凑数。在放纵的玩乐中，黑格尔的学习积极性有了明显的下降。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相信黑格尔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幸运的是，黑格尔没有变坏。否则，辩证法大师就不会是他，而可能成了别的什么人。
黑格尔是较早提出并使用“反思”概念的人。过了一段放纵生活后，不知什么问题刺激了黑格尔，使他对自己进入大学以来的行动进行了反思。经过反思，他发现，吸烟、酗酒、打牌、玩闹，虽然图了一时的快乐，可是，快乐过后什么也没有，不能给人以任何知识，更不能给人以任何启示，玩过之后，人的头脑是空洞的。他在反思中突然猛醒，这不是在虚度光阴、浪费年华吗？通过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认识到这种放纵对于一个学生来说，简直是在荒废自己。
懂得反思是理智的表现，反思促使人更加理智。黑格尔在反思中，检讨了自己的放纵行为。他迷途知返，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立即自行纠正。他又重新回到全力以赴的学习中来。当黑格尔再度对学习发生兴趣之后，他的思考比中学时期就深刻多了。此时的黑格尔，不再是简单地记忆知识，而是对社会历史和哲学、逻辑学等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
大学毕业后，如果他选择神学，可以谋得一个收入较高、生活稳定的职位。但是，崇尚理论思维、迷恋哲学辩证思考的黑格尔，不愿去干神甫之类的角色。为了学习和生存，他宁愿去做家庭教师。
1793年9月，黑格尔走出了他学习5年的大学校门，步入了社会，走上了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研究哲学问题的道路。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他撰写了奠定自己哲学体系的10余部著作，并获得了讲授哲学的资格。1705年，在大学毕业12年后，黑格尔由于著作丰富，思想深刻，而获得了大学讲师的位置。他又回到了大学。这个思虑严谨的哲学家，当了3年大学讲师后，又被任命为纽伦堡市文科中学校长。当了10年的校长后，他再次回到了大学，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当了11年的大学教授后，即将年满60岁的黑格尔，又被选为柏林大学的校长。
生命终结
1830年6月25日，黑格尔以校长身份作了一次拉丁文演讲。那一天是宗教改革高潮三百周年纪念日。黑格尔这次讲了新教如何消除天主教在人与上帝之间所设置的鸿沟，从而取得宗教自由。
为了庆祝黑格尔六十大寿，他的学生们定制了一种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铸有哲学家的侧面像，背面则是一幅象征画：画的正中是守护神，右边是一个女性，手执体现宗教信仰的十字架；左边是一个埋头读书的老学究，他头顶上还有一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据解释，这幅画的真谛是信仰与智慧的结合。
1831年1月，黑格尔荣获国家奖——三级红鹰勋章。这时他已卸任校长一职，但这一荣誉却肯定了他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大家之所以特别器重他，是因为他当校长以来，柏林大学没有发生过一宗反政府的案件，尽管当时在法国正在酝酿并爆发了七月革命。只有一个大学生被警方监禁过，因为他佩带着一枚法国帽徽。
夏季和秋季，黑格尔着手再版逻辑学。他对该书做了许多增补和修订，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动。他写完新序，想起了柏拉图撰写论国家一书时曾七易其稿。一个现代作家如果有更深刻的原则，更艰难的主题和更丰富的材料，那他一定会把稿子改上七十七遍，要这样做，时间当然不够。那么试问，当今世界如此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又哪能有充裕的空间让人从事无动于衷的纯思维的认识活动呢？他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完成这部著作，于是他心安理得地把它出版了。那篇前言写于1831年11月7日。
这时黑格尔已回到了柏林。霍乱渐渐平息，大学开始复课。黑格尔宣布在第二学期开设两个讲座——法哲学和哲学史。黑格尔来到系里，发现甘斯教授出的一份关于开讲普通法律史的布告，其中建议学生们去听黑格尔的这个演讲。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黑格尔已有几年不讲法哲学了，他把这门课程全部交给了甘斯。学校对甘斯教授颇不满意，认为“他把所有学生都造就成了共和主义者。”于是文教部提出，这一门责任重大的课程必须由黑格尔亲自担任，1830年，黑格尔曾经宣称和甘斯同时讲课，但结果只有25名学生来报名，他便鉴于健康原故推脱了这门课。而今，1831年第二学期，黑格尔宣布重开法哲学讲座。甘斯担心去年的故事重演，所以劝告学去听他老师的课。黑格尔认为这个做法很恶劣，便给甘斯写了一封信，措辞如下：“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您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出一份通告，把我们的竞争情况公布在学生面前，并自作主张向他们推荐我的讲演。这样，显然就会使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您的通告和推荐一事，是我所希望的，是由我引起的，以为我赞成您这样做。您的这个办法——我只能称之为歪主意——造成了这样的假象，弄得我非常难堪，我觉得我也应该出一份通告，来澄清一下事实真相。但是，为了尽量使认识我的人不至于把这种做法算在我的帐上，同时又不想使您陷于新的尴尬境地，我就不出自己的那份通告了，而只写上这几行，以说明我对您的通告的看法。”这封信的日期和地点是1831年月12日于柏林。一天后，黑格尔便去世了。
11月13日，星期日，黑格尔早上就感到很不舒服，又胃痛又呕吐。应邀共进午餐的客人们只得回家。请来的医生没有诊断出什么危险。这样猝发的病况，过去也是有过的。黑格尔夜里难以入睡。黑格尔的夫人给他的妹妹克里斯蒂安娜写信这样说：“他在床上难受得翻来覆去，还一再恳求我去睡觉，让他一个人折腾。我没有走开，还是坐在他的床边，帮他把被子盖好。他的胃痛已经很厉害了，痛起来简直就坐卧不安。星期一早晨他想起床，我们就把他扶到隔壁的起居室去，但他实在太虚弱了，还没走到沙发跟前，就几乎瘫倒了。我叫人把他的床移到旁边来，大家把他抬上了床，给盖上暖烘烘的被子。他一个劲儿埋怨自己弱不禁风。这时，疼痛和呕吐已完全消失，他说：‘但愿今晚能好好消停一个钟头。’他说他需要安静，叫我别再接待来客。我想摸摸他的脉搏，他便深情地握住我的手，仿佛想说，放心吧。——医生天刚亮就来了，还是同前几天一样，叫在下腹给敷芥末膏。上午，他因排尿困难，憋得哭起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安静了下来，体温不太高，汗也不多，神志十分清醒，我原以为不必担心什么危险的。第二次请来的医生霍恩博士，给他全身敷了芥末膏，随后盖上在甘菊煎剂里浸过的法兰绒巾。这一切并没有使他感到心烦意乱。三点钟左右，气喘了一阵，接着就安详地入睡了。但是，脸庞左半边已经冰凉，两手也变得又青又冷。我们大家在他床前跪了下来，听着他奄奄一息。五点十五分，黑格尔与世长辞了”。
叔本华
从商人之子到哲学大师
1788年2月22日，叔本华出生于但泽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叔本华的父亲个性刚愎而暴躁，是个精明能干而且经营有道的商人。他酷爱自由，早年曾旅居英、法多年，见识颇广，他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权、共和政体，崇尚独立，一心想把儿子教育成一个大商人。
他的母亲年轻美丽，才智出众，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也能够说流利的外语。父母之间年龄和趣味的差异常常引起摩擦，于是外出旅行和娱乐就成了减少冲突的方法，小叔本华自幼便得到许多机会游览。
在叔本华五岁那年，但泽因被普鲁士侵占，他们便举家迁往另一个自由城市——汉堡，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商号。从那时起，在这个五岁的男孩身上已经常显露出某种莫明其妙的、焦虑的情绪，他的生活长期笼罩在对危险的恐惧和多疑的忧虑中。但是，父亲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精明能干、具有远见卓识的世界商人。
因此，他被父亲送到巴黎近郊莱哈弗尔一个名叫格雷戈勒·德布雷西的商人家里。此人是他父亲的朋友。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在哲学家的记忆中，这两年是其童年时代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叔本华返回汉堡时，父亲高兴地看到，儿子在法语和举止方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了。
1799年，叔本华返回汉堡，进入汉堡有名的龙格私立学校，为未来从事商业作准备。他与一些出身相同的商人子弟结成朋友，在浓厚的商业气氛中渐渐长大，并且终生以讲求实际的商人作风在哲学家中独树一帜。但他的聪慧和个性仍然引起了注意，学校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具有哲学的天分。
但是父亲还是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商人，所以从1805年开始他就又被送到大商人马丁·耶尼施市政委员的商号学习。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不得不强打精神，强迫自己表面上履行这令人讨厌的义务。但是，他对生意方面的事情始终提不起兴趣来，倒是对诸如看相学方面的书籍或讲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叔本华来说，这段日子确实是很痛苦的。
也这就是这一年的4月份，叔本华的父亲突然不幸去世，据说是自杀，但叔本华出于父亲的尊敬和对母亲的反感，把父亲的死迁怒于母亲身上。因为他认为母亲约翰娜不安于室，置年迈的丈夫于不顾，整曰宴饮交际，轻佻薄情，才使父亲绝望而轻生。约翰娜也不理解自己儿子莫名其妙的忧伤，母子间的不和自此日渐突出。
之后，叔本华脱离了商业生涯，他进入戈尔文科高中学习语言，将他那异常多余的智慧投入到学习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潜力，这时他已经受到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影响，尤其是蒂克、诺瓦利斯这两位教授，他的兴趣因此转向希腊和印度哲学，对后者的景仰非常坚定。为了弥补学校系统教育的不足，他先是来到科塔文科中学补习古典语文，短短六个月间的进步就使博学的教授们赞不绝口。后来获得了大学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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