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炜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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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语言学教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试读：
前言
综合性大学文科高年级的课程，在解决基本知识点的前提下，应该更多地展现所在领域、学科前沿的成果，从而提高课程的学术含量，凭借学术的前沿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去吸引学生，而不是在所谓的教学手段与方法上下太多的功夫——由此产生的吸引力长久不了。但目前普遍的情形是，文科高年级的课程大多缺乏学术的前沿性，一方面是教材的老化现象严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编就的教材一成不变地在用，另一方面是教师根据老教材编就的教案或讲义也是一成不变地在用，这种情形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执教“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当时采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两位先生于20多年前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与我一同执教这门课程的李明教授，将讲授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形成了数万字的材料。2001年，我赴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李明教授就将其整理出来的关于《语言学纲要》需要完善之处的数万字材料托我转呈尚健在的徐通锵先生。其时，徐先生正给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们、硕士生们开设一门叫作“语义学”的课程，我接受陆先生的建议全程聆听了该门课程，并得以在听课过程中多次去北京大学畅春园徐先生家中请教问题，顺便也把李明教授托我转交的材料交给徐先生。未曾想徐先生并不接受这份材料，他说，《语言学纲要》中的一些话语并不是他想说的，是当时的环境使然，他想说的都写在他一人独著的《基础语言学教程》中了，他不想看这份关于《语言学纲要》的材料。徐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除我的访学导师陆俭明先生之外给我帮助最多的教师，这倒不是说，他将我请他指导的论文《汉字字形结构分析和义素分析法》直接推荐给了我心仪已久的刊物《语文研究》，也不是说他与陆先生一起分别为我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一书写了很长的序言（按：徐先生一再强调他很少给别人的书作序，他要看了我的书稿之后才决定是否作序），而是他的真、他的执着、他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深深地影响、启发了我。
从北京大学访学回到苏州之后，我就开始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逐步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板块：（1）在语言的本质模块，我们增加了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成果；（2）在语义学模块，我们增加了词义的本质、义素分析和语义场理论、模糊语义学、词义派生的多样性、句义等内容；（3）在语言的产生、发展、演变模块，我们增加了语言起源诸学说，世界语言的各种分类，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内容；（4）在语言与心理模块，我们增加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获得，语言与认知活动的关系，语言与民族社会心理等内容；（5）增设了“语用”这一章，全面介绍了语用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如指示、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等；（6）增设了“计算语言学”这一章，简要介绍了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围、应用领域及发展前景等。
2002年，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我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编写了一本《语言学概论导学》，以指导学生的学习与应考。在这部教材中，我已经将上述（1）～（4）项的教学内容融合了进去。
2014年，我在《语言学概论导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江苏省教育厅列为2014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建设教材。在这部教材中，我不但将上述（5）（6）项的教学内容融合了进去，还编写了“课程教学大纲”“课程考试大纲”及两份课程样卷与教材相辅而行，以便教学者使用该教材。
这部《普通语言学教程》体现了我们以下的一些思考：（1）强调了文科高年级课程的学术含量。
我们对教学内容的调整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的：文科高年级主干课程不应该只是对某门课程基本知识点进行简单的、初步的介绍，还应尽可能反映所在领域当前关注的前沿问题，从而体现学术的前沿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教师在讲解相关知识点的时候有必要向学生们介绍和展示关于该知识点的最新研究动态，应该让学生了解在该知识点上目前尚未解决好的问题，了解在这些问题的研讨中我们的前哲时贤们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还可以做什么等。（2）对目前“语言学概论”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中发现：目前，在不少高校，“语言学概论”课程往往成了“现代汉语”课程的延续，稍好一点的，是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的重新演绎，有些教师还美其名曰“在做拾遗补阙的工作”，似乎责任心很强，功德无量，而实际上是在抹杀一门课程的独立品格。这样的“语言学概论”课程不开也罢，自然招致学生的唾弃。“语言学概论”课程应该是一门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课程，有其鲜明的特色，在课程演绎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及理论光辉，是一位“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师永远的追求。
从第一次讲授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本质区别至今，一晃20年过去了。我也从而立之年到了知天命之年，廉颇老矣！I think，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名言，并非因为它出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之口，而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生存的优雅姿态，学者尤应具备这种生活态度。
我们关于“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思考，是否完美无缺、天衣无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思考能否引起大家对这门课程的独特思考。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来思考“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建设与发展，这门课程才会永葆青春，充满活力。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曹炜于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苏州大学汉语及汉语应用研究中心办公室2015年5月第一章语言学导论第一节语言学的历史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认为是19世纪以后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而创建起来的。而语言研究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甚至更早。人们习惯上把19世纪以前的这段语言研究史称为语文学时期，这是因为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这一段时期的语言研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读懂前代经典服务。一、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
这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有三大派系，也被称为三大传统，即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古代印度的语言研究和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
1. 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
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主要以逻辑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基础，重点研究词类、词形变化和句法，同时也涉及词源学。
柏拉图在公元前4世纪首次根据逻辑学对词进行分类，他把词分为两类：静词和动词。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词分成三大类：静词、动词和连词（包括代词和冠词），还讨论了静词、动词的格、性、数的问题。
其后的斯多葛学派又进一步发展了亚氏的学说，他们把词分为静词、动词、冠词和连词等，并且对静词的格的变化和动词的时态变化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埃及的都城亚历山大里亚，在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公元前1世纪的特拉克斯和2世纪的狄斯考鲁。前者主要研究词类，把词分成八大类：静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和连词；后者主要研究希腊语的句法，分析描写静词、动词同其他词类的各种关系。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占领了希腊。罗马人全盘接受了古希腊的文化和艺术，其中也包括古希腊的语言研究成果。古罗马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瓦罗在吸收了希腊人的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丁语作了详细的研究，写下了《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一书，共25篇，但只有第五篇和第十篇两篇保留至今。他第一次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个部分，并首次区分了附加法和内部屈折法两种语法手段。其后的多纳图斯（4世纪）和普里西安（6世纪）也都是罗马著名的语言学家。总的来看，古罗马的语言研究基本上沿袭了古希腊语言研究的模式，在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建树。
2. 古代印度的语言研究
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书面语就是公元前1000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这种经文主要靠口耳相传来诵读。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的语言同吠陀时代的语言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给经文的诵读和理解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些麻烦，对此种语言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了。公元前5世纪前后，耶斯迦（Yaska）撰写了《尼录多》，这本书对梵语的词源作了深入的解析，同时也涉及若干语法问题。而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稍后问世的《巴尼尼语法》。巴尼尼（Panini，亦译“波你尼”）是人名，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他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即今巴基斯坦沙瓦一带。其所著的《八章书》（又名《八卷书》）用3 996条经文详细地描写了梵语的语音结构和语流音变现象，也分析了词的结构、词形变化、词类和句子。《巴尼尼语法》体现了古代印度语言研究的最高成就。
3. 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
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萌芽于先秦时期，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伴随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产生的一些朴素的语言学思想体系，这一点同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相似。先秦诸子曾进行过一场关于名实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涉及了不少语言学的基本命题，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命题、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问题、名词和谓词的类别问题以及语言的[1]稳固性和变异性问题。所以洪诚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理论[2]是孕育在名辩学里面，因名辩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可惜的是，先秦这种涉及语言本体的探讨仅是昙花一现，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得到[3]发展。另一个系统是有关文字形义的分析、解释，这种分析、解释往往是为更好地理解前代经典而服务的，这一点又同古代印度的语言研究相似。这一系统由于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在以后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体系，这便是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小学”。它以字为中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从而形成三个既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子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但由于“小学”的目的是解经，正如王念孙在段注《说文解字》序言中所说的“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所以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而只是经学的附庸。古代中国的“小学”有这么一个传统，即重视一字一义的研究，而忽视方法和理论上的总结和建树，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清乾隆至嘉庆时期（1736—1820），也依然如此。二、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语文学到语言学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语言研究——语文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语言研究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其他学科的附庸转变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从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以及古印度的梵语研究中汲取营养，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18世纪末，梵语连同它的语法体系传到欧洲，欧洲的语言学家将梵语同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确定这些语言具有共同的来源，存在一种“亲属关系”，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谱系分类。从19世纪初施勒格尔《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一文的发表到19世纪中叶施莱赫尔《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861）一书的出版，历史比较语言学经历了从起步到彻底成熟的过程。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①每种语言均有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比较而被认识；②比较可以揭示某些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的亲属关系，亲属语言可组成语族和语系；③语言的历史变化具有不平衡性，其中语音的变化最快，而且在同一语系中，语音变化是遵循严格的规律进行的，而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词根、词缀、内部形态变化，则具有较强的稳固性；④原始的基础语可以通过比较而得以重建和构拟，重建和构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灵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主宰的世纪，涌现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代表人物有葆朴（德）、拉斯克（丹麦）、格里木（德）、伏斯托可夫（俄）、施莱赫尔（德）等，他们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人们将之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伟绩相媲美。三、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语言学
19世纪，人们陶醉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丰硕成果中，以为语言研究到达了顶峰，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而20世纪初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现，又给昌盛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画上了句号。人们将“现代语言学之父”这顶桂冠赠给了瑞士的这位杰出的语言学家。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原本也是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而且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但从20世纪初开始，他在语言的研究上开始走向一条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完全不同的路。1907—1911年，他在日内瓦大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索绪尔去世，享年56岁。他的两个学生查尔斯·巴利（Charles Bally）和阿尔伯特·塞斯艾（Albert Sechehaye）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在语言研究中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区分语言与言语；②区分共时与历时；③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构成关系存在于组合、聚合两种关系之中；④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此外，在儿童语言的习得问题上，索绪尔赞成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
其后，出现了许多后学支脉：（1）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语言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特修斯（捷）、特鲁别茨科伊（俄）、雅克布逊（俄）。主要成就：把语音学同音位学区别开来，阐明了音位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代表作是特鲁别茨科伊的《音位学原理》（1939）。（2）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或语符学派。代表人物：布龙达尔（丹）、乌尔达尔（丹）和叶尔姆斯列夫（丹）。主要成就：提出了语符学理论。代表作是布龙达尔的《结构语言学》（1939）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论》（1943）。（3）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1933年，他的著作《语言论》出版，该书被称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圣经”。主要成就：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在语法研究中完全排斥语义，“要采取完全火星人的行为”（奈达），并提出了所谓的“发现”程序：①用替换、分布的方法确定语素；②用层次分析法（又名“直接成分分析法”）切分语流；③用组合、聚合关系确定语言单位。
总之，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了语言研究的新纪元——语言研究由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跨入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四、乔姆斯基和转换生成语法学
正当结构主义语言学风靡全球之际，一场针对结构主义的新的革命又在酝酿之中，那便是被称作“乔姆斯基革命”的转换生成语法学的建立。
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语言学、数学和哲学，是描写语言学派后期主要代表人物哈里斯的学生。1945年起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即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现代希伯来语。在研究中，乔姆斯基发现结构主义有较大的局限性，于是就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和理论。195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乔姆斯基推出了他的《句法结构》。该书的问世，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学的初步建立。
转换生成语法学在研究的方法和目标上均同结构主义决裂，主要表现在：（1）结构主义采用归纳的方法，目标是描写；而转换生成语法学采用演绎的方法，目标是解释。前者研究语言事实，后者研究造成语言事实的原因。（2）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强调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转换生成语法学赞成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反对结构主义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装置”，语言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3）批评结构主义只注重表层描写，而转换生成语法学提出了“深层结构”的概念，认为表层结构说明语音，深层结构说明语义。
乔姆斯基的引例：
① John knew the boy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② John found the boy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①与②的表层结构相似：NP+verb+NP+ing +VP，但深层结构存在差异。
乔姆斯基的实验是，添加not running around in the streets，或者[4]转换为The boy was found（known）studying in the library by John.又如：
③ 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易于取悦。）
④ 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急于取悦。）
③与④的表层结构相同，而深层结构不同：
③的深层结构是：To please John is easy.
④的深层结构是：John is eager to please someone.（4）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一味排斥语义，主张在语法分析中引进语义。转换生成语法学从建立到现在，也处于不断的修订和发展过程之中，共分为四个阶段：
①初期理论阶段，1957—1965年，以《句法结构》为代表。
②标准理论阶段，1965—1972年，以《句法理论的各个方面》为代表。
③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1972—1977年，以《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为代表。
④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1977年至今，以《关于形式和解释的论文集》为代表。
转换生成语法学的理论问世后，在国际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不管怎么说，它是继结构主义语言学后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它的出现，虽然并没有宣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终结，但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使语言学进入了多极化、多格局的新时代。第二节语言的性质一、语言和言语
1.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与联系“语言”和“言语”是一对逆序词，在交际中，它们常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在语言学领域，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最早发现并明确指出这种区别的便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
我们天天在说话，“说话”若从语言学角度来剖析，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1）“说话”的动作、行为，我们称之为语言动作或言语行为。（2）“说话”所使用的词语、规则。（3）“说话”的结果，即所说的话语。
其中，（1）（3）属于言语，（2）属于语言。
可见，言语是说话的行为和结果，语言则是说话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一套符号。
若用数学运算类比，语言相当于运算所使用的数字和规则，言语则相当于使用这些数字和规则进行运算的过程和结果。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很明显的：（1）言语是个人的，而语言是社会的。19世纪末，一些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如德国的赫尔曼·保罗认为语言是一种个人现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多少人就应当分出多少种语言，而共同语则是不存在的，是虚构的。若承认共同语，则显然是将语言同文字混为一谈了。言语是一种个人现象，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说的话自然有别，但他们所使用的词语和规则是相同的，不然就无法交流。（2）言语是具体的，语言是抽象的。所以，由言语单位构成的作品是无限的，而由语言单位构成的语言系统则是概括的、有限的。例如言语中的句子之多是无法统计的，而反映到语言中的句子类型则是高度概括的、极为有限的。可以这么说，语言是由有限的语言单位及规则构成的有限的集合。正是这种有限性，才使语言具有可学习性。（3）言语具有阶级性，而语言则具有全民性，没有阶级性。言语是有阶级性的，所谓“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话”便是言语。而苏联马尔学派的语言学家则断言，语言具有阶级性，甚至指出：在社会结构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同一阶级的语言，比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的语言在类型上的共同性更大。这同样也是将语言同言语混为一谈。不错，英国的资本家说的话，同本国的农民说的话差异很大，而同法国资本家说的话就可能相似，但这是言语的“差异”和“相似”，就语言而言，英国的资本家倒是与本国的农民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英语，而与法国的资本家所使用的法语则大相径庭。
尽管语言和言语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言语是语言的存在形式。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2）言语是运用语言的行为和结果。语言规则及语词均对言语形成制约，给予规范。如果说话时使用的是一些谁也不懂的语词，或者不合语法，那么言语活动就会无法进行下去。因此，语言规则及语词是言语活动的基础。
最后来谈谈言语。言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外部言语，即人们可以听到或看到的话语；一种是内部言语，即人们听不到的内心独白。它们都是运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但存在着差异：（1）外部言语有交际功能，而内部言语则没有交际功能。（2）外部言语往往比较完整、准确，有条理，而内部言语则相对粗糙，也缺乏条理性。
2. 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
索绪尔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目的是纯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科学必须在没有言语要素掺杂的情况下才能够建立起来。而区分语言和言语，正好可以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剔除出去，把一些“个人的”“从属的”“偶然的”等属于言语的因素离析出来，从而使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得以纯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就没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分语言和言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使语言研究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起点和开端。
我们这样来谈论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丝毫没有贬损言语研究的意思；相反，我们认为研究人类的言语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很重要，也很有需要。只是这些研究不属于语言的本体研究，我们在对语言的本体部分加以研究时，可以暂时不考虑它们。二、语言是一种符号
1. 什么是符号
用甲事物代表乙事物，甲事物便是乙事物的符号。符号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形式是符号的载体，内容是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在红绿信号灯中，红灯、绿灯均是形式，而其所代表的“停”和“行”的意义便是内容。
符号的种类很多，有视觉符号，如文字、旗语等；有听觉符号，如军号、汽笛等；也有触觉符号，如盲文等。
符号不同于征候。征候同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有因果联系，是事物的表征，如烟和火的关系、脉息和身体的关系等，而符号同其所代表的事物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2. 能指和所指
语言是一种听觉符号。语言符号也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语言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即索绪尔所说的能指；语言符号的内容即语义，即索绪尔所说的所指。两者须臾不可分离。索绪尔曾经这样形象地说明语言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联系：“比较正确的是把它比作化学中的化合物，例如水。水是氢和氧的结合；分开来考虑，每个要素都没有任何水的特性。”“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5]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
3.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同一切符号一样，语言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即用什么音去记录什么义，完全是语言使用者约定俗成的，不具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关于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1）“规定说”：音义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管子、孔子以及西汉的董仲舒均持此说。所谓“名号之正，取之天地”（董仲舒《春秋繁露》）。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亦偏重此说。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也强调了音义结合的理据性，提出了词的“内容形式”的问题。“规定说”的依据：在同一语系中，各种语言的拟声词大体相似；一些事物的命名有理据，如梵语中，大象的命名取自“饮两次水的动物”和“用一只手做事的动物”之义。（2）“约定说”：音义之间具有约定性。
中国古代的荀子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持此说。19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更是阐发了此观点。“约定说”的依据：相同的事物，在各种语言里的命名不同。如“水”，汉语为“shuǐ”，英语为“water”。今天看来，“约定说”是可以被接受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是不可否定的。但是，“规定说”提出的拟声词和一部分词音义之间存在的理据关系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确实，有极少数的语言符号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如“知了”表蚱蝉，[6]“布谷”表杜鹃，“蛐蛐”表蟋蟀，均是有一定理据的。一些拟声词音义也是有关联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在语言符号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而绝大多数的语言符号音义之间是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的。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是就其单纯的初始符号而言的，至于由单[7]纯符号构成的复合符号一般来说是有理据的。
4. 语言符号的强制性和可变性
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但是这对使用者来说并不意味着用什么音去表什么义，因为它是随意的，不受制约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对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任何个人来说，语言符号具有强制性，即每个人均得遵守所在社会的约定俗成，而不能任意地改变，否则便无法交际。正如公孙龙子所说：“彼彼止于彼，此此止[8]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但是，语言符号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而悄悄地、不为人所觉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变化相对较为频繁的是词汇，社会的动荡、变革，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均会在语言的词汇层面留下痕迹，并促发词汇系统内部的调整。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大规模的移民、社会的分化等均会带来语音层面的细微变化，这种细微变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语言习授中会逐渐强化，越往后，差异越明显。如我国南方的客家人原为中原一带的百姓，东晋以后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向南迁徙，他们原先说的话属于北方方言，据有关记载，在宋代，他们说的话变化还不大，可一千年后的今天，中原一带的人根本无法听懂他们说的话。
5. 语言符号的离散特征和线性特征
语言符号的离散特征是指语言符号结构、单元的可析性，即语言符号是可以分解的。
大量研究证明，一些动物，如海豚、黑猩猩、长臂猿等，也会使用不同的叫声来传递不同的信息，或惊恐，或高兴，或恫吓，或爱恋，这就是所谓的“动物语言”。“动物语言”同人类语言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动物发出的那一串串代表一定意义的声音是囫囵的，没法分析出清晰的结构单元，是不可分解的。
人类语言符号的离散特征对语言系统的结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人类语言具有离散性，所以人类发出的一串串代表一定意义的声音可以被分解，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音义结合体，这些音义结合体可以被反复使用，它们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律和不同的需要组合起来，表达各种意思，传递各种信息。而不是像“动物语言”那样，每一次发出的一串声音，只能固定地表示某一种意思，传递某一种信息。可以这样说，人类语言符号的离散性特征大大提高了人类语言传情达意的效力，使得人类可以通过掌握有限的语言符号来表达无限的意思，传递不同的信息。
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指的是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符号只能一个接一个地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而不能在空间的平面上铺开。例如“苏州大学中文系师资力量很强”这个句子，我们只能按照“sū zhōu dà xué zhōnɡ wén xì shī zī lì liànɡ hěn qiánɡ”的顺序把它说出来，而不能同时说出“sū”和“zhōu”。
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使离散的语言符号得以构成大大小小的音义结合体，也使单个的语言符号组合成连续的语流。三、语言是一个系统
1.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语言符号并不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一盘散沙似的东西，而是一个组织严密、互相制约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由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等子系统组合而成，而这些子系统又都是由不同层次的更小的子系统组合而成的。语言系统内部这些大大小小的子系统不仅相互支撑、互相关联，往往还相互交叉、相互纠缠，俨然一部精密仪器，各个构成部分协同配合才能顺利运转；否则，任何一部分的不合作都会使之瘫痪。而实际上，语言系统较之当今世界上任何一部精密仪器都要复杂、精妙得多。
语言具有系统性，语言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也都具有系统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语言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系统性是不平衡的，有的强，有的弱。其中语音系统的系统性最强，任何局部的调整均会带来整体的变化，所以类推性极强，一般极少有例外。语法系统的系统性居其次，有些语言现象会不受规则的控制，呈现出一些“例外”，但是，语法的系统性特征却是不容置疑的。词汇系统的系统性相对来说弱一些，表现得也没有语音、语法那么明显，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国内[9]词汇学界还为词汇是否具有系统性进行过讨论，发生过舌战。当然，现在大家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即词汇也具有系统性，只是词汇的系统性较之语音、语法要略为逊色一些。
2. 语言系统的相对封闭性和自主性
语言系统的相对封闭性和自主性是语言的系统性的表现之一。所谓相对封闭性，是指语言系统是在封闭状态下运作的，即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从外界寻找依托，也不受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所谓自主性，是指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规律都可以通过语言系统本身来加以实现或得到阐释，而无须到语言系统外部去寻找答案。语言系统的这两种特质是相互依存、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语言系统的自主性使其可以在不依托外界因素的封闭状态下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性是封闭性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有封闭性；另一方面，语言系统的封闭性使其只能通过自身的调整和约束来实现内部各种规律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性又是促成乃至强化自主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封闭性就不会有自主性。
3. 语言系统的层次性
语言系统的层次性是语言符号系统性的又一表现。
语言是一个层级装置，语言内部的各种单位并非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分为不同的层级。语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属于底层，即一套音位，有人称之为音位层；一个属于上层，即一个个音义结合体，有人称之为语法层。底层的音位系统又可以分为音段音位系统和超音段音位系统等下位层次，音段音位系统还可以分为元音音位系统和辅音音位系统等下位层次。上层的音义结合体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层级最低的是语素，语素和语素可以构成词，词是语素的上位层次；词和词也可以构成短语，短语是词的上位层次；词或短语还可以组成句子，句子是短语的上位层次；句子和句子可以构成句群，句群是句子的上位层次；句子或句群可以构成语篇，语篇是最大的音义结合体。
4.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任何一个语言符号均处在既可以和别的语言单位组合，又可以被别的语言单位替换这两种关系当中，小到语素，大到句子，前者便是组合关系，后者便是聚合关系。
明确地说，所谓组合关系，即是语言符号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如“看书”这个结构，“看”和“书”这两个语言符号在“看书”这个结构中发生动宾关系，实际上就是组合关系。
所谓聚合关系，是指在语言结构的某一点上具有某种相同作用、能够互相替换的一组语言符号所形成的关系。如在“看书”这个结构中，“看”可以被“写”“借”“买”替换，且具有相同的语法作用，如带上宾语“书”，它们就具备聚合关系。
语言就是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的系统。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这是因为聚合关系是在组合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没有语言单位的组合，便无法归纳出聚合的类；而组合关系又体现为聚合类的线性序列，没有聚合类的有机组合，便没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关系。四、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这里涉及三个命题：一个是关于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个命题，一个是关于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这个命题，还有一个是关于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这个命题。
我们先谈第一个命题：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自古以来，人类有很多种传递信息的媒介，俗称“交际工具”。诸如中国古代汉民族防御外敌所使用的烽燧，军队里所使用的虎符和金鼓等，世界各民族所使用的文字，世界各国航海中使用的灯语、旗语等，以及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数学公式、化学分子式等，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交际工具。其中的一些交际工具，不仅是跨人类的，而且是跨星际的：苏联科学家为了探测宇宙中是否存在人类以外的智能生物，将勾股定理公式及直角三角形的配图一起发往茫茫宇宙，期冀有朝一日人类以外的智能生物能够收阅并解读。
但是，就人类而言，语言是所有交际工具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语言是与人类朝夕相处的伙伴，人类的很多交际工具均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有些具有语言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
接着，我们谈第二个命题：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即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动物之间也有传递信息所使用的方式，如猫、狗、鸟之间传递信息的叫声。有些动物传递信息的叫声比较丰富，可以表达较为复杂的情感、信息，如长臂猿、海豚等，但是动物的这些用于交际的“语言”，与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人类语言具有结构单位的可析性，即人类语言的结构及单位均可以作层层分析，可以拆解，可以组装；而动物语言往往是囫囵一块，既不能作层层分析，又不能拆解组装，不具有可析性。（2）人类语言具有传递信息的易境性，即人类语言的表达不受具体语境的限制，既可以传递与此时此地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传递与彼时彼地相关的信息，在时空上具有任意切换、纵横跨越的特点；而动物的“语言”则具有即景性，即动物语言受语境的限制，它只能表示此时此地的信息。（3）人类语言的音义具有任意性，即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什么样的语义，没有因果关系，不具有必然性；而动物的语言音义往往具有关联性，即动物发出的声音与其所表示的语义是关联的，具有匹配性。（4）人类语言具有文化传授性，即人类语言的获得是靠后天的传授完成的，如果没有后天的传授，人类纵然有语言能力，也照样无法掌握语言；而动物的语言不具有文化传授性，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本能，从出生之日起，动物就具备了这种本能。
至于第三个命题——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我们将在第九章第一节中加以讨论，这里就不再展开了。五、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世界上的现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自然现象，另一类属于社会现象。语言属于哪一类现象呢？
1. 语言不是自然现象
19世纪的一些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如德国的施莱赫尔，把语言归为自然现象，认为语言同一切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史的过程。这显然是错误的。语言虽然也有产生、发展或死亡的过程，但这同生物的生、长、老、死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1）生物有生长，必有老死，具有必然性；而语言的所谓“老死”只是一种可能，不具有必然性，只要一种语言能一如既往地为某一社会服务，它就不会死亡。（2）生物的生、长、老、死过程中，母体同子体可以同时存在；而语言的发展和消亡过程中，一种新的语言的诞生就意味着旧的语言的消亡，母体同子体不可能并存。（3）语言确实具有自然属性，但自然属性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的社会属性才是其本质属性。
2.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我们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的依据是：（1）语言成分都是音义结合体，但是什么样的语音承载什么样的语义，不是某个人赋予的，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赋予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2）世界上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就是因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不同，各自的约定不同，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3）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没有人类以前是不存在语言的。语言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的瓦解而灭亡，社会不存在了，语言也就不存在了。（4）语言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人类的思维成果依赖语言才得以贮存、得以交流，人类的生产活动、生存发展依赖语言才得以协调、得以维系。诚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一旦失去了语言，[10]“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
3.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一般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类。语言属于哪一类呢？[11]所谓基础，是指社会经济制度，语言显然不属于基础。那么语言是否就属于上层建筑呢？苏联马尔学派的语言学家们把语言归入社会的上层建筑，并预言语言将随着上层建筑的革命而产生变革，其实不然。（1）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它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将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可语言不然，它不会随着基础的改革而变化。（2）一定的上层建筑只为一定的基础服务，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而语言则不是为某种基础、某个阶级服务的，它是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基础、不同的阶级服务的。（3）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所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特定的基础存在的时代的终结而消亡，生命力不长久；而语言是许多时代的产物，一个社会的基础及上层建筑可以经历几番更替，而该社会的语言则可以一直存在下去，生命力长久。
综上所述，语言既不属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第三节语言和语言学一、语言的两种客观存在形式
语言有两种客观存在形式：一种是有声的口头语言，一种是以文字作为载体的书面语言。
语言不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物质实体，但它是客观存在的。语言存在于人类的言语交际中。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12]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规则——代码的话，那么说话一方在头脑中选词组句、准备说话的过程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而听话一方在头脑中对所听到的句子进行分析、加工从而理解句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所以，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即编码、解码的过程，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
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上同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不完全一样。这是因为口头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词、句子等是非常复杂且很不规整的，有时候简直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杂乱无章的。如“上课”这个词的客观存在形式就极其复杂，具体的发音因人而异，北方人念“上”字时会将其发成翘舌音，南方人则发成平舌音；而且在日常会话中，“上课”并不是非连着说不可的，中间往往会插入各种词语，如“了、着、过、一次、三天、一个月、什么、中文系一年级的……”而把“上课”的这些复杂的客观存在形式概括为“上课”这个词就是一种主观认识。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同主观认识并不完全等同，而语言学家研究的则恰恰是这种经过语言学家主观概括了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化和简单化了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融入了语言学家的主观认识，因此往往同现实生活中处于原生状态的语言不完全一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同一种语言现象的描写概括会有所不同，那都是因为在描写、概括这种语言现象时，不同的语言学家各自融入了他们不同的主观认识。二、口语和书面语
口语，也叫“口头语”，是人们口头交际使用的语言。口语是说的语言、听的语言，是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之一。
书面语，也叫“笔语”“文字语”，是在文字创制以后逐渐形成的、人们在书面上交际使用的语言。书面语是写的语言、看的语言，是语言的又一种客观存在形式。
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这是因为：①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先有口语，然后才有书面语；②任何一种书面语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口语的发展而发展；③一种语言可以没有书面语，但不能没有口语，事实上，古往今来，只有极少数语言既有口语，又有书面语，绝大多数的语言只有口语，并不存在书面语。
口语和书面语虽然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存在形式，但是由于两者交际环境不同，物质条件有别，所以无论在表现方式还是在表达效果上均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口语交际中，交际双方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说话人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语言，听话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对方作出必要的解释，而且交谈时往往没有多少思考的余地，常常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就使口语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语气词、口语词使用频率高，有时候还可使用方言俚语；多用短句、散句及各种省略式；话题经常转换，跳跃性大、连贯性小，且重复多，同时还往往伴随有各种面部表情、手势、体态等非语言成分。
而在书面语中，交际双方往往并不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没法依赖现实的语境，也不能借助各种非语言成分对语言交际予以补充，因此，往往要求发话的一方把事情交代得完整些，把意思表达得清楚些。书面语写作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反复推敲，这就使书面语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如文言词、成语等使用较多，一般不用方言俚语；常用长句、整句及完全句；话题集中，连贯性强。
如果说，口语通常具有松散、自由、通俗、活泼的总体特征的话，那么书面语的总体特征则可以概括为：严密、规范、典雅、庄重。
口语和书面语既存在明显的差异，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必然要以口语为源泉，不断吸收口语中的新鲜成分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另一方面，书面语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及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在语汇的丰富性和表述的严密性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所以它可以影响口语，促进口语的发展和规范化。
书面语和口语在多数情况下是基本一致的。所谓基本一致，指的是基本的语言成分，即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大体相同。但也有脱节的时候，所谓脱节，指的是口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书面语则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当然，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教育落后、只有极少数人会使用书面语的社会，如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中世纪，前者表现为书面语——文言文同口语的脱节，后者则表现为书面语——拉丁文同口语的脱节。
书面语的产生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具体表现在：（1）口语是转瞬即逝的，只能口耳相传，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在一个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的社会里，人和人的交际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人类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得不到广泛的传播。书面语的产生突破了人类口头交际的时空限制，拓宽了人类的交际范围，使得人类的知识和经验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书面语的产生作为文明史的开端。（2）口语转瞬即逝的特点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加工、提炼。而书面语的产生使得语言的加工成为一种可能，人们可以对写下来的东西仔细琢磨，精雕细刻，使语言表达更加完美，从而也可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语言更加严密和丰富。三、语言和民族
1.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但不是最可靠的标志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汉族使用汉语、藏族使用藏语、西班牙人使用西班牙语、俄罗斯人使用俄语等。
但是，语言并不是判断民族最可靠的标志，绝对地认定“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以致依赖所操语言的同异来划分民族，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也是与现实情况相乖违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同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绝非个案。如在法国、德国、俄罗斯长大的华人，他们不会汉语，而只会法语、德语或俄语，难道我们可以仅凭其所操语言而认定他们是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吗？这显然是荒谬的，他们还是中国人。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均存在。
同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情况很多，不同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居住在一起，渐渐地，人口多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高的那个民族的语言就会“吃掉”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呈现几个民族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现象。如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许多少数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唐宋时期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它们都先后放弃了本族语言，而使用汉语。清代的统治民族——满族，到了清末时也几乎不说满语，改用汉语，但他们还是满族人。
因此，虽然语言是最直观、最容易识别的民族标志，但绝不是最可靠的民族标志。
2.“相互理解程度”原则和语言、方言的识别
西方的语言学家往往把“相互理解程度”原则作为区分“语言”和“方言”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能相互理解的，便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凡是不能相互理解的，便属于不同的语言。他们进而主张：凡是使用能相互理解的语言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凡是使用不能相互理解的语言的人属于不同的民族。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诚然，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它同西方那些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在8世纪到16世纪先后建立起来的新兴的民族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等的语言和民族的对应状况相吻合，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语言、民族、国家”几乎是同义词。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可能会有口音的差异，但相互理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这种观点不具有周遍性，它并不能反映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方言、语言和民族的复杂状况。而且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在发现自己的理论漏洞时，不是积极地修正，而是采取“双重标准”：对弱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惜割裂原本属于同一民族而在语言上相互理解程度偏低的各个群体，不承认这些群体所使用的是方言，而坚持认为是不同的“语言”，从而认定这些群体分属不同的民族。例如，不少西方的语言学家将现代汉语中的七大方言统统看作不同的语言，而不承认它们是方言。但是在处理自己国家或强国的类似问题时，就不再坚持“相互理解程度”原则了，而更多地考虑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感情。因为如果按照“相互理解程度”来区分语言和方言，从而确定是同一个民族还是不同的民族的话，如英格兰人、美利坚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等，他们的语言虽略有不同，但相互理解程度极高，彼此可以交谈，理应定为同一种语言的几个方言，使用这些方言的人理应确认为属于同一个民族。这当然是“相互理解程度”原则的创始者们在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挖空心思地“创造”了所谓英语的“不列颠变体”“美利坚变体”“澳大利亚变体”“加拿大变体”等。可见，按“相互理解程度”原则来识别语言和方言，不仅在理论上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动辄得咎，举步维艰，无法贯彻到底。四、语言和种族
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共识，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具体操作上均不能将两者对应起来。
从理论上讲，种族指的是具有共同起源和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这是从生理学角度对人类所作的分类。人的语言能力固然同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有关，但语言能力同语言不是一码事。语言不是一种生理现象，也不是一种心理现象，同遗传也无关，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后天获得的。如果语言同种族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什么种族的人生下来就该会说什么种族的语言，可这显然同现实情况相背离，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在法国长大的中国人（蒙古人种）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不会讲汉语；为什么一个在日本长大的英国人（欧罗巴人种）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不会讲英语。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可见，语言同种族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具体操作上讲，我们也很难把种族同语言对应起来。因为世界上的主要人种极其有限，能确定的有尼格罗人种（即黑种）、蒙古人种（即黄种）、欧罗巴人种（即白种）。而这三大种族所覆盖的语言有成百上千种，两者在数量上悬殊，如何一一对应？所以，从实践上看，要寻找某一种族同某种语言的必然联系，是极为困难的，也是徒劳的，更是荒谬的。这也就再一次证明语言同种族不存在天然的联系。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语言并非同种族没有任何联系，尤其是根据语言的亲属关系归纳出来的语系，同种族的联系似乎更为明显一些。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现有的各种语系可能会归并为少数几个更古老的原始语系，这些原始语系同人类的原始种群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语言和种族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研究语言究竟是应研究口语还是应研究书面语？
从理论上讲，研究语言首先应研究口语，尤其是当口语和书面语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应以口语为准，因为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
但是，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始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书面语上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而且往往又是官方文书和学术经典的载体，在社会上较之口语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同时，口语材料通常又很难搜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研究只需研究书面语，而不必研究口语。
语言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行业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去研究语言。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语言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它只是被当作一种工具为其他专业提供服务，因而，往往会成为某一专业的附庸。如汉语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为解经或阅读古籍服务的，古希腊和古印度的语言研究也大多如此。由于以往的语言研究者一向对语言本身关注甚少，所以便无法搞清楚，语言除了为其他专业提供服务之外，作为一门科学，而不是工具，它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它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使得语言学科始终没有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问世才有了根本的也是彻底的改观。第四节语言学的分支和类别一、语言学的分支
按照现代西方的观念，语言学主要由四个分支学科构成：语音学、语义学、语法学和语用学。
语音学是19世纪才从语言学大家庭中独立出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符号的载体形式。
语义学是20世纪初才从语言学大家庭中独立出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一些国家（比如中国），语义学这门学科包含在词汇学中，不再单列。
语法学是语言学中最古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研究语言符号之间排列和组合规律的一门分支学科。
语用学是20世纪中叶才诞生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它与一些国家所盛行的修辞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语言学的类别
语言学总体上可以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大类。
1. 理论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是从理论上研究语言的性质、功能和结构的一门二级分支学科。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一般语言学和个别语言学。（1）一般语言学，通常称为普通语言学，它以人类所有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质、共同规律及一般原理。目前各高校开设的“语言学概论”课程便属于一般语言学的范畴。
一般语言学从研究对象上，又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其中，微观研究可以分为普通语音学、普通词汇学、普通语法学等四级分支学科。（2）个别语言学，又叫具体语言学，是针对某一种具体语言的结构体系和规律而展开研究的一门三级分支学科，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
个别语言学也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微观研究可以分为如汉语语音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等四级分支学科。
个别语言学从研究方法上，还可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类。共时研究，主要是研究某种具体语言在某一阶段的结构体系和规律，如现代汉语、近代汉语等。历时研究，是一种纵向的研究，研究某种语言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从而揭示其历史沿革。
2. 应用语言学
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内部学科分支，目前分歧较大。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应用语言学分为广义、狭义两种。（1）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专门研究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门有关语言教学方法的学科，如英语教学法、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等。（2）广义的应用语言学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语言学理论去指导一些与同语言有关的实际工作而形成的学科，如词典编纂学、翻译学等；另一类是将语言学原理运用到一些学科的研究中而形成的边缘性交叉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广告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篇章语言学、逻辑语言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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