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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光路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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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旧事试读：

出版前言

巴山蜀水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其中许多奇闻秘事，不但外地人不清楚，就是许多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并不了解。巴蜀文化，已成为越来越引起中外人士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通过此书你将了解你以前并不知道的许多身边奇事。如果你是外国游子、异乡客人，翻开此书，你将会为这块神秘土地所吸引，渴望亲历巴山蜀水。

每个地方都有她的今天和昨天。从古至今，地方典籍、乡土野史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蕴藏着广博的历史知识。鲁迅先生曾说：“野史和杂说，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还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野史杂说，因其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从古至今极受人们重视，有着正史经传绝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一部记录乡土文化的优秀地方图志，不但受本乡本土读者青睐，而且更受异乡人士欢迎。这类书籍，如陈年老酒经久越醇，极富收藏价值，足可传之子孙后代。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城市之一。成都历史上号称“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从有确切记载的开明九世建都成都算起，至今已有约2500年历史。而21世纪初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更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3000年以上。成都今日的辉煌，是建筑在昔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上的。因此，了解成都，了解四川，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使之不被遗忘、不被湮没并得以传承，这既是我们的需要，更是一种责任。

这本雅俗共赏的《成都旧事》，披露了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或几乎被淡忘了的成都历史上的奇闻秘事，极具特色。本书作者郑光路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人生经历丰富、交游甚广：从高级官员到底层民众，从文人雅士到武林豪客、僧道人士等三教九流人物……作者谙熟巴蜀文化和四川、成都历史，收藏各种旧资料和文物极为丰富，所以他写的文章题材和视角都很独到，极具内涵，受到各界好评。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叙述了成都的一些历史掌故、街巷园林、风土人情。如《成都历代开国君王》，介绍了从上古直至明末在成都称帝称王的12位君主。《

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第二方面的内容，叙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如《四川名将岳锺琪》为我们介绍了一位战功卓著而又经历坎坷艰险的四川提督大将军；《四川总督丁宝桢》记叙了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一身正气的慨然形象及其建树和传说；《清末奇人傅崇矩》介绍了成都近代史上一位勇开风气之先、堪称“百科全书”的奇人；《巴金的“家”和〈家〉》，叙述了成都巴金老家、巴金祖籍、他的创作道路及1949年以后巴金数次回故乡的情况。

本书第三方面的内容，介绍了一些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史实或人物，具重要史料价值。如《成都的“老皇城”》，讲述了非常年代中成都的珍贵文物古建筑“老皇城”的历史；《清末成都的外国领事馆》记录了成都较早的对外交往过程，等等。

本书具有三大鲜明特色：

第一，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本书几乎每篇文章都披露了许多作者苦心收藏的独家史料，足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每篇文章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文后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或资料来源。事实上，本书很多文章的初稿曾在《文史精华》《文史博览》《炎黄春秋》《体育文化导刊》《名人传记》等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及《党史文苑》《党史纵览》《党的建设》《青年作家》等严肃刊物上发表。

第二，本书可读性极强，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本书作者主张发扬司马迁《史记》中“文史结合”的优秀传统，长期实践以大众化语言叙事，用尽可能生动的语言叙说枯燥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学术问题，避免让读者昏昏欲睡的那种“论文”式写作模式……

本书披露的“奇事”，并不仅仅是“解密”“搜奇”，实际上大都是某种历史话题的研究。但作者这种研究，不是故作深沉、玩弄玄虚和卖弄技巧，而是像和老朋友摆“龙门阵”一样娓娓道来，令人读起来趣味无穷、欲罢不能。正像国内外一些报刊评论的那样：作者行文风格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显示了深厚的学者风范和写作功力。

第三，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多幅，文图并茂，令人赏心悦目。

附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是《四川旧事》的姊妹篇，也可称之为“续集”或补充。成都是四川之一部，而四川为成都之所在。二者不可能截然分清。之所以分为《四川旧事》和《成都旧事》二部，主要是为了编排和篇幅安排上的方便。事实上，这两部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很难用地域上的“成都”和“四川”来区分开的，这点尤需提请读者们注意。二〇〇七年五月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成都最早的街道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老街，是这座古城的沧桑年轮、历史碎片，更是体现成都特色和传统文化之根。但，你能说清成都最早的一些老街在哪里吗？

赤里、文翁坊、石室巷、文庙街

距今约3500年的夏商之际，就建立有古蜀国。大约在2500年前，蜀王开明九世把都城从广都樊安（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建起土城。公元前316年秋，秦灭蜀国，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作为蜀郡治所。公元前311年，秦惠王据张仪建议，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修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后人便多以公元前310年作为成都建城的时间，距今已2300多年。

这座城市的无数街道，迭经多个朝代的多次兴废。明末清初的1646年，成都又一次城毁人空，至1659年后四川巡抚张德地等人才又重修成都城。故清代成都街道遗留至今，翔实可考者约340年。

难道说成都老街只有300多年历史？当然不是！

通过浩瀚典籍和详考城市地理，可追溯出这座古城的许多“老街”。这些“老街”至今仍大致存在于古时原址，或一直给现今街道以深深影响。这就是成都老街名充满历史韵味的原因。秦代筑成都大城、少城示意图（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汉代成都城示意图。从图中可见，汉代成都大城外另筑“锦官城”“车官城”。“锦官城”位置大致在今南门大桥至百花潭之间（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据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张仪、张若修筑的成都城，东边叫“大城”，西边叫“少城”（不是清代修的少城）。大城和少城在同一城墙内，中间又以城墙相隔，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大城”北近武担山（今北较场成都军区内），南至秦人新建的赤里。书中还说“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这里明明白白地说秦汉时蜀郡官衙所在地是“赤里街”。“里”相当如今说的居民点（现成都仍有三多里、祥和里等）；古时“街”则指通衢大道。很可能筑城之初，“赤里”主要是民居，日渐繁荣后改称“赤里街”。它在什么位置？北宋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中说：“成都之南街名赤里。”民国版的《华阳县志·古迹一》中说得更明白：在清朝嘉庆前“仍称赤里，今则通呼南大街，而赤里之名隐矣。”由此可知“赤里街”在今南大街一带，这是秦汉时期成都的中心街道；“赤里”或“赤里街”的古街名一直保留到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才逐渐消失。

所以，“赤里街”应当是成都建城后确凿可考的“最早的老街”。

到汉景帝（前156～前141年）时，有位江西人文翁当蜀郡守。他在秦城南垣外创建周公礼殿，又在此以石料为主修起图书馆和“学官”（即官办学校），被称为“石室”或“玉堂”。文翁兴学，开全国地方办学之先，朝廷令全国仿效文翁建“学官”，对后世中国影响非同小可。文翁“学官”所在地，即今石室中学校址。“石室”一带当时自然成为一条文化街，称“文翁坊”。这一带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和“石室”相关联的街名，“石室巷”很可能就是那时就有而流传至今的。到唐朝后，在周公礼殿旧址修建专祀孔子的文庙，此街也因此叫“文庙街”，历代不衰。我儿时随外婆居此街数载，大人们牵着我常从文庙街和旁边“石室巷”穿过，他们会对我说：“古时候这巷子两边是文翁大人藏书办学校的，你走了这巷子，长大就要好好读书！”那时，尚残留的文庙典雅房廊令我心驰神往……我切身体会到古街对成都一代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君平街、支矶石街、天涯石街

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成帝年间（前32～前6年），离文翁“石室”不远的一条街上，有家卜卦铺子，每天门庭若市。一位仙风道骨的高人，坐在堂中为人卜卦。这条街，就是汉朝成帝后出现的“君平街”。1999年的君平街

严君平，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可别小看这位算命先生。原来，严君平认为算命职业虽低微，但也可给老百姓做好事。年轻人来算命，诱导他要尽孝道；弟弟来算命，诱导他要尊重哥哥；当官的来算命，诱导他要勤于政事……总之，“各因势导之以善”。不难明白：这位老先生占卜仅是形式，而以“做思想工作”为主。所以《华阳国志》说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假蓍龟以教。”他每天只算几个人，得一百钱能养活自己就关门大吉，放下门帘为人讲学，大文学家扬雄就曾是他的学生。他还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著《老子指归》等书。

算命先生严君平其实是一位不慕仕途的杰出民间学者和思想家。如果说文翁是以创办官学著名，严君平则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民间办学的先行者，这一点以前常被忽视。他节操清奇，享年90余，史书称其受“蜀人爱敬”。他居住过的街道很自然地名为“君平街”，且2000多年来从未改变。这位“大隐于市”的高人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许多大诗人都写诗歌赞咏。

而支矶石街也与严君平紧密相关。“支矶石”是一块高2.12米、宽约0.8米，呈不规则方柱形的大石头，如今有人认为是陨石，也有人认为是古蜀人为祭祀而立的碑或古蜀墓碑。成都支矶石、天涯石、五块石这类大石，通称为“大石遗迹”。因为严君平先生太杰出了，后人难免将他老人家视若神仙。于是严君平死后200多年，他和这块闹不清来历的老古董支矶石就被扯到一起。西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有个海岛上住的人，见每年八月都有“浮槎”（即木筏）漂来，这个人便麻起胆子带上干粮“乘槎而去”。十多天后沿天河到一城郭，“遥望宫中多织妇”，还有一个牵牛小伙。此人即问：“这是哪里哟？”牵牛小伙答：“你去蜀地访严君平，就晓得了！”

这个“探险者”后来被各种史书附会成汉朝通西域的张骞。如《蜀中广记》等典籍上，记叙博望侯张骞探寻黄河源头，归舟中载一大石，去见严君平。君平惊讶地说：“去年八月有客星犯牛郎和织女星，原来就是你嗦？这是织女支撑织布机的石头嘛！”张骞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对头！我寻河源至一处，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问此何地？女子答：‘此非人间也！此石送你，回去问蜀人严君平，他会给你说个明白！’”

唐朝大诗人岑参到成都，去君平街吊古，写《卜肆》诗云：“君平曾卖卜，卜肆著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矶石，还在人间否？”可见有严君平遗迹的君平街在唐时已非常有名。唐诗人李商隐更生风流奇想，写《海客》诗说：“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矶石赠君。”织女不怕牛郎哥哥吃酸醋，居然红杏出墙跑去婚外恋，把支矶石作相思信物，赠给地球人……我想：李商隐先生很可能是全世界写宇宙“外星人”恋爱的鼻祖。

唐朝赵璘所撰《因话录》中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矶石’，皆云：当时君平留。”这是说：至少唐朝后期，建于君平街遗址的严真观内已有支矶石，并被蜀人视为神物。据同治时修的《成都县志·艺文》中说：到清代有人建小庙保护支矶石，还有人焚香祭祷，还有个老太婆居此司香火……

清代修建满城以后，君平街改称“君平胡同”。民国初年，因这里有上述的支矶石小庙，就把街名改成支矶石街。这街东起长顺上街，西止下同仁路。但那时改街名的地方当局觉得历史悠久的君平街还是应当保留，又把满城南垣东接陕西街、西止小南街南口长约一里的那条新街定名为君平街。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君平街其实就是现支矶石街一带。清代初期成都地图（出自：清代刊本《嘉庆成都县志》）

民国初期这一不大慎重的改街名，改去改来给后人造成了一些混乱。支矶石1958年移至文化公园水池边，并新刻“支矶石”三字。

成都以石头命名的街还有天涯石、五块石等。宋朝朱秉器《漫记》中说：天涯石在“蜀城东隅，高二丈，厚仅半尺，瘗根土中，曳之皆摇摇可引，撼之则根不可穷。”明陆琛《蜀都杂钞》：“天涯石在城东门宝光寺侧，有亭覆之。”可猜度现在的天涯石街至少宋朝前就应有了。

成都以古老石头为街名，这不仅仅是传说，而是蜀中前辈们以此寄托探索宇宙奥秘的殷切希望。这在整个中国都是不多见的。

锦里、锦官驿、驷马桥、琴台

汉代成都两江环抱，十八座城门。西汉末年的扬雄在《蜀都赋》中说：“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真是繁华之极。

晋朝左思的《蜀都赋》写得更气势辉煌：“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隧”就是街巷，“肆”就是商铺。这首为成都写的赞美诗一出世就被纷纷传诵，“洛阳纸贵”的成语就由此而产生。

从赋中可见1800年前成都繁华情景：男男女女身穿炫目漂亮的时装逛街，成百条街巷，上千家商铺，货物堆积如山……诗赋中的画面，简直让人油然联想到现在喧闹的春熙路来！但左思先生大笔却不曾记录下他也许认为是琐屑的汉晋时成都的街名，这实在令今人遗憾！

武侯祠旁边历时三年打造的“锦里”，于2004年11月1日正式开市，有“成都版清明上河图”之称。我曾听到过不少人议论：这新修的“锦里”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

详考史籍，汉代的“少城”南部是商业区；后来发展至城外，故城门叫市桥门，桥叫市桥，桥南即商贸发达的南市，大概位置在现在锦里西路到西较场一带的锦江两岸。

成都汉时的清碧江水，真令现在的人们羡煞！蜀国自古蚕桑业发达，连古蜀王也名叫“蚕丛”。成都丝锦，在悠悠江波中漂洗后更佳。汉时织锦已成为成都的“支柱产业”，蜀汉时诸葛亮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丝锦已成军费主要来源，可见织锦业之繁盛。故蜀汉之前，已专门修筑锦官城。城中有“锦官”，即织锦大街坊，其“官办”性质也许和文翁“学官”相似。锦官城在什么位置？晋朝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南北朝时梁朝李膺《益州记》中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即锦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详考成都历史地理可知：汉时夷里桥（即笮桥）位置，在万里桥（今老南门大桥）上游不远，应在现彩虹桥至百花潭之间。所以“锦里”在汉朝时的大体位置，约在锦江南岸现在的百花潭公园左右一大片区域。

而明朝以前的武侯祠（即丞相祠）在惠陵（即刘备墓）西面，地临原锦官城旧址。锦官城西晋后虽渐废，但唐时街坊遗迹仍不少，所以杜甫老诗翁才有“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写实咏叹。五代韦庄的《怨王孙》词说：“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可想见锦里从汉到唐都是游人如织的极繁华街市。

武侯祠旁新修的“锦里”，很接近汉时锦官城旧址。而且，汉代后锦官城、锦里都渐成成都别称之一，“锦里”还可泛指古代成都街市。如杜甫《为农》诗说：“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新修“锦里”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街市。综合上面两大因素，以“锦里”命名当然是非常有历史根据的。

而原来的城边街、羊皮坝街现在命名为锦里路。它紧临锦江北岸，不合古籍“流江南岸”的记载。但这一带也很接近古锦官城，如果再考虑2000年来河道或有偏移，这条街名为锦里路也是很接近历史的。

锦官驿，也应是汉时就有的老街名。因蜀锦如此发达，在两江汇合处专设驿站发货水陆外运，应是情理中事，所以才有流传至今的锦官驿街。早年我读中学时每日经过此处，犹有成都东门外大码头风采。

如果说汉时锦里为写实之街名，驷马桥和琴台则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富浪漫色彩的老街。

2002年12月30日，整修后的琴台路正式开街，以汉唐仿古建筑群为依托，以展示汉代礼仪、舞乐、宴饮等风土人情为主。同新修的“锦里”一样，许多人也弄不懂建此街的历史依据。

西汉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是汉赋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这位风流才子以弹琴唱情歌《凤求凰》的手段，勾引小寡妇卓文君私奔成都，成为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我当知青时，就下乡在卓文君家乡邛崃县。有段时间修南河，我天天打着糊满泥巴的光脚板从文君井所在的临邛镇里仁街上经过。不远处是县人民公园，听人说文君老爸、临邛首富卓王孙故址就在此（明代曾在这里发掘出卓王孙贮藏五铢钱的大瓮，乡人建有“瓮亭”）……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两人私奔成都后，“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夫妻店里，卓文君在放酒坛的土墩子（垆）边卖酒，相如穿着牛鼻裤充当店小二洗盘子……很有点如今开“冷淡杯”苍蝇馆子的味道。所以富甲蜀中的老丈人卓王孙被这“肇皮”行为气得鼻子都歪了，忙给一大笔陪嫁，让相如收刀停业。相如北上长安求官，走到城北升仙桥，觉得靠老丈人施舍太窝囊，就发狠在桥柱上题字赌咒：“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果然，到京城后，以《子虚赋》《上林赋》等获汉武帝赏识，被封为中郎将，乘驷马高车喜洋洋地衣锦还乡了。清末驷马桥老照片

升仙桥从此更名为驷马桥。成都自古多以桥名作街名，所以有流传至今的驷马桥街。史传相如成都有宅，住家附近还有琴台，西汉后也就成了街坊地名。故杜甫《琴台》诗中说：“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但宋朝后琴台街坊就湮灭了，北宋诗人宋祁《琴台》诗中说：“君不见成都郭西有琴台，长卿遗迹埋黄埃。”成都仿修的古街琴台路古意盎然仿古街道琴台路上的汉代车马和文君酒楼“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旧宅和琴台究竟在哪里呢？后来讹称现王建墓是司马相如的琴台。据南北朝时梁朝李膺《益州记》说：司马相如宅在成都笮桥北一百步、市桥西三百步。据地理史料分析，其址就应在今西较场一带，是“汉旧州市”所在，做生意的好口岸。而相如的琴台，据绍风先生考证似应在现在青羊宫中降生台处。现琴台路同西较场仅数步之遥，而青羊宫也在附近。所以，琴台路的新修也是非常有历史根据的。

据梁李膺《益州记》所记，南北朝时城内有120坊（一作112坊）。但书中只记下第4坊名叫碧鸡坊的街名，余皆无记。此外见于宋朝以前典籍的，除上述文翁坊、锦官坊外，城西还有花林坊、果园坊；城西北有金容坊、书台坊；城北有龙池坊、石镜坊；城东有富春坊、大相坊等。还有五门街、观街、石笋街、夹街、中坝街、木行街、马务街、国清寺街；浣花里、升仙里、笋里、锦浦里、煮胶巷、府楼巷等街巷名。但这些街坊现在大都已不存了。

赤里、文翁坊、石室巷、君平街、支矶石、锦里、驷马桥、琴台……我想，这些汉代就开始有的一批最早的老街，如像流淌了2000年的血脉，才使成都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鲜活的灵魂！

清代成都街道的重建

成都建城至今2300多年，其间饱经无数劫难。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成都遭受空前大破坏，街道无存。清朝后的重建，终于奠定近代成都街道典雅辉煌的基本格局，再次展示了这座历史名城顽强的生命活力。

战乱中毁灭的城市

翻开明朝末年华阳县知县沈云祚的儿子沈荀蔚写的《蜀难叙略》，340多年前的惨烈画面令人震惊：“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唯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明朝《天启成都府图》（《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从这张1621～1627年绘制的地图上，可想见明末成都的繁华景象（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成都府城新建成的“三衢九陌”为主干的街巷，是何等繁华——如今却已荡然无存了！

亲历战乱、九死一生的沈荀蔚，于1659年自洪雅县回到离开16年的成都，眼前情景令他“惨不忍见，梦魂皆咽”。他看见城中两万多口水井，大都填满尸骨。几个残存的老和尚，在军营中找来些人力车辆，从各街道废墟中搬运尸骨出城，每天要拉几十趟，城外已是“白（骨）山累累”……

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诗中的锦绣城市，怎么变得如此地狱般凄惨？让我从众多历史典籍中，为读者勾勒出350年前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城市灾难图：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也即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绝望的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这年农历八月九日，张献忠的“大西军”呐喊着用炸药炸开西北角的城墙，杀进成都。蜀藩王朱至澍夫妇先吞药、后跳井；明朝四川巡抚龙文光等大批官吏也哭号着自杀“殉国”。

农历八月十五日，“八大王”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自称大西王，令臣民称自己为“老万岁”。张献忠这个超级杀人狂，攻陷成都后曾屠城三日：每十个百姓拴成一串，屠猪羊般赶到东门外中园较场杀死。后来他又发兵到川南各州县剿杀。“老万岁”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部下杀人太多，难以搬运统计，只好把手掌、人头、耳朵、鼻子堆成堆来计数，以致“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记录这段骇人史实的人叫欧阳直，当时在大西政权任职。他亲见一个副将升为总兵的请功札子，“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区区副将就砍杀一两千人，所以欧阳直在《蜀警录》书中哀叹：“呜呼！惨哉！由此推之他更可知也！”

欧阳直还记述：张献忠以“科考”为名，“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到则禁之大慈寺……（士子）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据载仅这一次就杀了17000多个读书人……

欧阳直还在书中记述了当时骇人听闻的街道奇景：张献忠把不屈服于他的官员、士绅剥皮，“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即今天府广场位置）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

这个“大西皇帝”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部下士兵、妃子和亲信。四川百姓杀光了，“老万岁”的皇帝梦也泡了汤。张献忠称孤道寡不到两年，便狼狈逃离成都。

被张献忠抓获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亲眼看到张献忠逃离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

张献忠登基的老皇城大殿修得牢固，烧不起来，他命令士兵“灌以脂膏”；盘龙石柱烧不烂，则“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正像李劼人先生所说：“成都城经张献忠这一干，的确是焚完毁尽！”张献忠离成都后仍杀杀杀，一路杀到西充，1647年1月3日终被清军射死。

破坏成都、四川的还不止张献忠。张献忠死后，张献忠余部、残明军队、清军、吴三桂……走马灯样在巴山蜀水反复折腾，一直闹了三四十年。

田园荒芜，兵匪所到之处只好捕人作“人粮”，将活人按整猪羊之法而宰食之，闹得人口锐减。成都明末清初的这段浩劫，典籍中充满悲哀的记载：“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相，非笔舌所能形容……”“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成都地区千里无烟”，“举城尽为瓦砾”，“成都空，残民无主”……城内残存少数身体稍好的人，也成兽类，“聚众掠男女”，把其他人杀了晒成肉干充饥。接着瘟疫流行，人又死殆尽。最后成都成了虎豹豺狼的天下，以致“渡水登楼，州县皆虎”。“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体皆生毛”，成了野人；还有无奈流落到深山去为土司当奴隶娃子的……

所以1647年清朝李国英大军进入成都后，只能在杂草丛中居住，省治也只好暂设保宁府（今阆中）。直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四川巡抚高民瞻才把省治迁回成都。而此时的成都，《滟滪囊》等史书的记载是：“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

当高民瞻登上残破城楼，眺望一座“死城”，这位清朝汉军镶白旗将军不禁悲从中来。

我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甘肃、陕西一些百姓随清军到成都（有“支前”性质的民工杂役），这些人可说是清初最早入川的移民。据沈荀蔚目睹，高民瞻对他们实行多劳多得的占地政策：“俱伐树白之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移民们“先施棚帐于髑髅瓦砾间”，用作建筑工棚；接着砍树做房柱，割下齐人高的蒿草做屋顶……慢慢地，随军百姓和兵士中有了简单的物品买卖，外省商人也渐“趋利而来”；但可怜，残存的四川本土人则在千百人中找不到一两个了！

瓦砾废墟中的这些“战时建设”和市场，自然也是没有街道可言的。

城坊街道的重建

清顺治十七年（1660），汉军正蓝旗人佟凤彩任四川巡抚，上奏朝廷请重修成都残破城邑。但1661年清廷第一次户籍清理，全四川仅有8万多人，成都只1万多人，财力实在有限，修城只好作罢。到了康熙六年（1667），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抚，才和布政使司廷湘、按察使李狮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喧等人一起，共同捐资重修成都城墙。

新修城墙有四座重要城门：东边叫“迎晖”，南边叫“江桥”，西边叫“清远”，北边叫“大安”。此后逐渐形成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四条纵横贯穿成都的重要街道，所以清人竹枝词中说：“东西南北一城环，四条大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这种街道基本布局影响至今，东华门在今盐市口附近，仍是市中心。

道路、街巷是最基本的市政设施，清朝历代官府很重视街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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