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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贝托·埃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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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涅瓦火柴盒试读：

前言

首先，我删去了许多与时政过于相关的文章。由于当时对于那些时事也只是进行了简要描述，所以现在重新阅读时，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这些文章究竟是针对哪些事件而发表的感慨了。因此，我很可能会漏掉一些十分重要的话题。不过，如果这些话题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一定在其他的作品，如《道德五论》（彭皮亚尼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中更为详细地谈论过。在这本集子中，我收录了两篇曾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由于篇幅对于这本书来说太过冗长，所以这里[1]收录的只是节选版：一篇是经过删节的关于索菲力诉讼案的评论（《微观大世界》第三期，一九九七年），另一篇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发表于《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我还不得不删去了一些在友人或大师逝世之际而创作的散文。人嘛，终有一死，但在这十年里却有太多的人离我们而去。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即使我没有收录那些令人感慨万千的悼文，他们也依然会长久地活在世人的心中。

另外，我还删去了所有关于“文字游戏”的小品文（尽管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这些小作品并不令人感到厌恶）。但这类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我都收入了《带着鲑鱼去旅行》一书。除此之外，这类文字游戏练习（非常有教育意义，以至于许多在校学生都在为此进行比赛）已经在网络中，如Golem网上（www.rivistagolem.com）继续发表了。

许多作品没有收录，是因为我认为它们过于重复，也就是说，我在这几年中经常反复谈到同一些话题。有好几次，我把两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同一个问题的文章组合在了一起。但我仍然保留了一些令人特别“头疼”的主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断地重复意味着某些现象或争议一直是意大利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反复论述恰恰可以证明是社会，而不是我个人要重复关注这些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在每个季节都要针对书籍的未来命运展开讨论，那么就意味着我每个月都必须写点什么来平复人们的心境，因为心灵是不会自己平静下来的。

我在语言风格上进行了多处修改。由于这些文章是为每周的专栏而写的，因此匆忙中难免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于是，当我重新阅读这些文章时，便把一些多余的卷首语、引言和结束语都统统删除了，同时也在必要的地方添加了一些十分简短的解释。这些文章的长度必须符合每周专栏的规定，也就是说我必须把杂志的最后一版填满，太长了就要删减，太短了则要补充几句。这是新闻体裁造成的限制。然而，我认为撰写这些专栏文章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经历：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愿意向所有人推荐这种脑力练习方式。

读者会在我这本集子里读到许多与时政无关的文章。或许我应该把在第一本作品集里所说的话在此重复一遍。专栏的标题“密涅瓦火柴盒”是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很多人喜欢在这盒子的封皮背面记录一些诸如地址和购物清单之类的内容，也有人（比如我）喜欢在上面记录下在火车、酒吧、餐厅里，或是在读报、欣赏商场橱窗、翻阅书店里的书籍时闪过的一丝灵感。因此，我当初就作了这样一个决定：如果某天晚上，纯粹出于个人原因，我偶然想到了关于荷马的问题，那么即使荷马不是最近的热点人物，我也要把自己对他的想法写下来。因此，读者会发现我经常这么做，当然，有可能是谈论荷马，也有可能是谈论其他。

另外，我在创作专栏文章时所遵循的另一条原则是拒绝人云亦云。我认为，当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举动时，我便没有必要写文章再谴责他了，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地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但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这个人的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我不曾就“儿童性骚扰”和“从立交桥上乱扔石头”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写过什么，因为我能预见，就在同一期的周刊上，一定会有其他的空间来报道这些可悲的事件，并表示谴责。但如果是在某些地方，人们聚集起来为反对恋童癖而游行示威的话，我倒愿意写些东西来评论一番这种现象的特别之处。

读者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即使我采取的是一种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却总是一种愤怒之情。我不谈让自己高兴的东西，却总是针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写下自己的想法。可那些令我们不快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肯定会有人抗议说有许多人家谈到的话题，而我却没有开口。抱歉，那是因为我在那些时候分心了。二〇〇〇年一月五日 米兰

[1] 一九八八年，意大利左翼团体继续战斗党的领导人索菲力和彼得罗斯特凡尼被指控于一九七二年策划谋杀警方人员而遭到逮捕起诉。人口迁移

上个星期二，当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用大块篇幅报道佛罗伦萨所[1]面临的紧张状态时，《共和国报》上则刊载了一幅布奇的漫画：画面上有两个轮廓，一个是显得巨大无比的非洲，另一个是小得可怜的意大利，而旁边的佛罗伦萨则是微乎其微，甚至都无法用一个小黑点来表示了（下方写着：“这里需要更多的警察”）。《晚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概括了我们的星球在自公元前四千年到今天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气候变迁。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陆的肥沃或贫瘠会逐步引起人类的大规模迁移，从而让我们的地球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同时也创造了这些我们可以直接了解，或是通过历史再现而间接了解到的文明。

今天，面对着所谓的“非欧盟成员国人口”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而且正如我所提到过的，瑞士人和来自美国得州的游客也应属于此类人群）——这个令所有欧洲国家备感关注的焦点，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思考，我们是不是正面临着一种移民现象。所谓移民现象，是指数以千万计的居民从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生活（例如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在这种情况下，接收国理所当然应该根据自身的接纳能力对移民的流入进行控制。一方面，他们有权逮捕或驱逐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移民，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义务逮捕任何危害社会者，不管那些危险分子是本国的居民，还是来自大国的富有游客。

但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所面临的却根本不是移民涌入的问题，而是一种人口的迁移流动现象。这种现象完全不似日耳曼人侵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时那样残暴，也不像阿拉伯人的扩张（在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之后）那样猛烈，同时也没有那些深色皮肤的亚洲人沿着现已沉没的地岬向大洋洲或是美洲进行不定向迁移时那样缓慢。这种迁移是地球历史上的又一个篇章，它描绘了迁移的人流是如何促使各种文明形成或消解的过程。最初，人类是由西向东流动（但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之后又由东向西，继从印度河源头朝赫拉克勒斯之柱[2]的千年迁徙之后，又是历时四个世纪的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向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的迁徙过程。

如今，人口的流动已经不太容易察觉。表面上看，迁移就是一次飞机上的旅途，在警察局外国人事务办公室里停留的片刻，或者是一次偷渡。这种迁移却经常是由干旱、饥渴的南部朝北部进行，因此看上去像是移民，实际上却是人口的流动，是一个重要性难以估计的历史事件。它不似牧民的游牧，凡是马匹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种迁移是非常谨慎而温和的，但只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和所有的人口迁移行为一样，当今的人口流动最终必然会导致迁移目的地的种族重组以及习俗的变更，还有无法避免的各个异族通婚。继而当地人的皮肤、头发和眼睛都会改变颜色。正因如此，当年为数不多的诺曼人才能在西西里岛上留下金发碧眼的种族。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经常令人生畏，至少在某个历史时期是如此。一开始，人们会阻止这种流动，例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就曾四处建立壁垒，并派出大规模的军团去镇压那些逐渐逼近帝国的不速之客；后来，他们与第一批定居下来的外来人口签订了协议并加以管制，于是，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公民就都拥有了罗马帝国的国籍。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便形成了所谓的“罗马—蛮族王国”，而这些王国则正是当今欧洲列国的起源。今天，我们骄傲地说着各自的语言，并拥有各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统统这些都源于当时的蛮族王国。如果我们在[3]伦巴第地区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这样一些类似于意大利语的地名，如乌斯马特、比安德拉特之类，我们也许早已忘记这些词语都有着早先欧洲北部伦巴第式的词根。再举一个例子：那些经常浮现在意大利中[4]部居民脸上的伊特鲁里亚式微笑又是从何而来呢？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无法阻挡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崭新的“非欧”文化时期的到来。一九九〇年

[1] Massimo Bucchi （1941— ），意大利漫画家，长期为《共和国报》创作专栏漫画《面向院子的窗户》。

[2] Pillars of Hercules，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岬角，传说是赫拉克勒斯建立的石柱，代表世界的尽头。

[3] Lombardia，位于意大利北部地区。古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来自欧洲北部的古伦巴第人在此建立了“罗马—蛮族王国”。

[4] Etrusco，意大利古代民族，活跃在意大利中部地区。战争、武力与正义

这世界上存在正义的战争吗？两个星期以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思考。然而在该问题上，却存在一种错误的思维，就好比要讨论两条平行的直线究竟是不是比一个平方根更加沉重一样。于是我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述出来。我们知道，武力是个坏东西，但究竟存不存在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情形呢？请大家注意，“不得已”并不等于“正确”与“好”，比如从生理角度来说，砍掉一个人的腿是不对的，但如果是为了治疗癌症，那么截肢就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其实大部分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人也同意存在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情形：即使是耶稣，在面对圣殿广场上商人们的丑恶行径时也采取了[1]非常粗暴的行为。除了启示性的宗教，自然的道德法则也告诉我们假如有人要袭击我们、我们的亲友或者是任何一个无辜并且毫无防备的人，我们理所应当要进行武力反抗，直到危险消失。因此，我们说反抗是一种“正当”的武力，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被他人的武力所压迫，或面临无法忍受的暴政时，这个民族的武力暴动就是情有可原的。毫无疑问，面对某个独裁者的侵略，整个国际社会以武力来回应也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问题就出在“战争”这个词上。这个词与“原子”一词很有些相似，“原子”既可以用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是当代物理学的名词，但同是这个词，在两种情境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它曾经用来指那些不可分的微粒，但在今天，它指的却是一系列粒子的集合体。如果[2]有人用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去解读德谟克利特的作品，或是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概念去理解当代物理学书籍，那么他一定会觉得莫[3]名其妙。现在，我们来看看“战争”这个词，如果我们把布匿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会发现除了都有人员伤亡之外，这两次战争实在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本世纪中期的“战争”现象，无论是从其席卷的范围、造成的后果、可控制性以及对未参战国居民的影响来看，都与当年拿破仑的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在过去，一场针对压迫者而不得已采取的武力行为经常体现为枪林弹雨的战争形式，但在今天，类似的武力战争或许不仅不能遏制压迫者，还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最近的四十五年中，我们曾经历过另外一种用于遏制某个“压迫者”（我之所以这样谨慎地用词，是希望我的看法能够让美苏双方都可接受）的形式，即冷战。之所以进行冷战，是因为斗争双方都认为刀枪之战对于“好人”没有任何好处，然而，这场冷战还是十分可怕、恶劣、充满了暴力威胁和局部的暴力行为。冷战是第一个例子，让世界觉察到战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冲突总是以一方的[4]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告终（除了少数诸如“皮洛士的胜利”的战争），然而现代战争则完全不同。如果在一个月前有人问我可以采取什么手段来代替枪支炮弹去对付萨达姆，我会这样回答：只要采取一种严格甚至严酷的“冷”遏制手段，配合一些小规模的边境战役，以及通过紧急立法来实现的监控系统就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任何西方企业家，只要向萨达姆出售过一星半点的武器图纸，就要受到无期徒刑的制裁。这样一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萨达姆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就都会大批量落伍。当然，这个办法只能算是事后聪明了。

生活常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拿着刀来袭击你，那么你至少有权利用拳头来回应他；但假如你是“超人”，并且知道自己一拳能把敌人送上月球，把我们这颗卫星撞个粉碎，并会引起重力系统倾斜，火星与水星相撞等诸多后果的话，那么你可要三思而后行——或许你将引起的重力系统灾难正是你的敌人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倘若真是如此，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啊。一九九一年

[1]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3—17节。

[2] Democritus（约前460—前437），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唯物原子论的创立者之一。

[3] Punic Wars，古罗马与迦太基两个古代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著名战争。

[4] 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曾于公元前二七九年与罗马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1]流亡、拉什迪和地球村[2]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部关于受迫害者的社会史。伊塔洛·梅鲁曾写过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讲述迫害与排挤的历史，但我所指的却不是这类作品，而是那些描述从迫害者的鞭笞下死里逃生，走上流亡之路的受迫害者命运的书籍。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流亡者的历史是非常痛苦并且屈辱的。比如但丁，尽管他的命运最终还算不错，却也品尝到了“别人家的面包[3]味道是多么咸”

的滋味。再比如焦尔丹诺·布鲁诺，在被敌人抓捕并迫害以前，他曾在国外受到相当的尊敬，但也常常遇到那些试图诋毁和陷害他的[4]人。更不用说马志尼了，本已郁郁寡欢的他在流亡途中变得愈发憔悴不堪。

本世纪以来，流亡者的命运似乎开始好转。一方面，流亡者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忧郁且不羁的魅力，就像那些该死的诗人和可恶的美学家一般：直到上个世纪，这两类人的境遇都还极其悲惨——住在阁楼里，或身患肺结核；但在本世纪，他们却变成了抢手货，被众多大家族和文化基金会争相邀请到各类晚宴、游船航行以及一些带有反叛色彩的会议等场合中。另一方面，民主意识的发展让所有人都欢迎、支持甚至特别优待流亡者，因为他们是反对专制政权的活生生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宗教流亡者和政治流亡者的境遇从大体上说来即使算不上令人满意，至少也是可以让人接受了（除了因思乡而产生的烦闷之外）——甚至对于有的人来说，流亡反而是件好事。于是他们伪装成流亡者，因为这样至少能从某个特务组织那里获得一份津贴。

上述现象应该是从俄国革命时期开始的。那些俄国大公流亡国外之后，有人只是在巴黎的夜总会里跳舞，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不错，甚至还很受想攀高枝的贵妇们的欢迎。且不说那些流亡到迈阿密的古巴人过的是多么舒心的日子，只要想想近几十年来，人们是多么乐意向某个党派宣称自己是捷克、智利或阿根廷的政治流亡者，或者是所谓“地下文学”的作者。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于流亡者的热情（或冷漠）便随着政变、革命或叛乱等事件而时起时落。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拉什迪事件的发生而终结了。该事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权力，借助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宣布针对某个人的死刑裁决，那么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片流亡之地都将不复存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这并不是意味着流亡者的境遇将由本世纪典型的“金色流亡”倒退回前几个世纪的“残酷流亡”，而是说地球上将不再有任何流亡之所，无论逃到何处，始终逃不出敌人的领地。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小岛，让你不受任何其他游客的干扰度过一个清静的假期了。如今，[5]哪怕是在最遥远的角落，也会有一帮凡托齐式的人物进行包车旅行——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结果：你潜在的敌人渗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等着你的到来；只要用手机打一通电话，或在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中发送一条看似无奇的密码短信，就可以通过电波发出杀害你的指令。[6]“让世界停止转动，我要下车。”时至今日，这句台词已变成了[7]一句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绝望的呼喊。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的真正含义。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电子手段与千里之外的爱人相恋，而是因为很多人能够从这种同一性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我们之所以把世界看做“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幻想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是因为在这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你的敌人，他不与你亲近，与你爱好迥异，甚至不满足于你伸过去的另一侧脸，因为他正直直瞄准你的心脏。

然而你是无法中途下车的，这转动的地球没有中途停靠站。这个没有流亡之地的村子叫做“地球村”，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追杀你的人从脚踝边甩掉，而只能绝望地感觉到他正如影随形。一旦得到指令，马上就有某个人准备向你逼近了。一九九二年

[1] Salman Rushdie（1947— ），印度裔英国作家，曾因创作《撒旦诗篇》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判处死刑，在全球范围内遭到追杀。

[2] Italo Mereu（1921—2009），意大利法律史学家。

[3] 出自意大利文学家但丁的《神曲·天堂篇》第17章。

[4] 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5] Ugo Fantozzi，由意大利导演、作家和演员保罗·维拉乔（Paolo Villaggio，1932— ）创作并演绎的喜剧人物。

[6] 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出百老汇音乐剧。

[7]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艺术、科学和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帝国覆灭的代价

这几天，我读到了很多谈论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暴行的文章，感到十分痛心，同时我也想起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与雅克·勒高[1]夫进行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已经预感到苏维埃帝国正在分裂，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会由于去年八月那一场愚蠢的政变而来得如此令人始料不及。

那时，勒高夫着手编纂一套由四五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关于欧洲史的丛书，正与合作者们商量选题的相关事宜。于是我建议他也编写一本关于帝国覆灭代价的书。我想他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某位学者。我当时的意图在于通过了解以往的帝国在坍塌时所付出的代价，以便从一定程度上预见苏维埃帝国倒台将引起的诸多后果。如今，已经没有预测的必要了，倒不如将这几次事件直接对比一番。

帝国总是专制独裁的，这就好比强压在一锅沸水上的锅盖。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锅盖就会跳起，并产生一种类似于火山爆发的现象。我并不是说锅盖不跳就是好事，因为通常来说，锅盖是因为热学原因才会跳起的，而物理上的原因并没有道德与非道德之分。我只是想说，只要锅盖还没有跳起，那么对于压迫者来说就仍能保持一定的秩序，锅盖一旦跳起，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

罗马帝国的瓦解导致了欧洲的危机，这种毒害一直延续了至少六个世纪。事实上，一些恶劣影响甚至蔓延到了六个世纪以后。或许今天在巴尔干发生的事件（东欧的东正教徒与西欧的天主教徒之争）也是其恶果之一。而哥伦比亚和秘鲁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现状，包括拉丁美洲不把美国放在眼里的现实，这些都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缓慢瓦解所造成的后果。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就更不言而喻了，它的缓慢消解甚至让中东地区付出了代价。我不敢计算大英殖民帝国的坍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但意大利的统一确实与昙花一现的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不无关联。

曾显赫一时的奥匈帝国的覆灭至少导致了纳粹主义的产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还导致了今天巴尔干半岛上的情况（当然，曾经有五个帝国都在那里覆亡：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苏维埃帝国）。

总之，当一个帝国倒台时，其影响会波及到之后的许多个世纪。我们且不去列数苏维埃帝国的覆亡在国际上造成的主要后果，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及语言的分崩离析（尽管可以理解），统一后的德国所面临的严重麻烦，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的灾难，甚至布什的倒霉事——人们见他已经失去了对抗邪恶帝国的功能，便开始以他的情人珍妮弗为题说长道短……我们只要看看苏维埃帝国倒台后在意大利造成的混乱局面就足够了：社会党、前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危机，原先当权政府与黑手党（自从西西里登陆起）之间协议的破裂，老一代黑手党的垂死挣扎以及新一批黑手党组织的宣言——说政府无法继续打着抵抗共产主义的旗号，因此也无法再依靠——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们这个不幸国家里的一切都是由苏维埃帝国的倒台引起的，这[2]与年轻的哈维尔所面临的情形同样令人痛苦。甚至联盟党的诞生、[3]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政权、塞尔维亚的大屠杀和斯洛伐克的邪教也都是苏维埃帝国覆亡后所产生的“结晶”。

我并不是说只要了解一个帝国覆灭的后果就能减少其付出的代价。但为了预见到将来的灾难，我们最好还是预先了解它。虽然历史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绝不会时而上演悲剧，时而上演喜剧，它只会导致不同形式的悲剧。毕竟，历史学家还是以非常科学的方式严肃地总结出了某些历史事件的规律，以及某些“作用—反作用”法则。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一九九二年

[1] Jacques Le Goff（1924— ），法国历史学家。

[2] Vclav Havel（1936— ），曾任捷克总统，早年曾从事剧本创作工作，著有《花园盛事》、《密谋者》、《诱惑》等作品。

[3] Usta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靠德国势力统治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晚餐时刻，绞刑直播

对于有关机构未能批准拍摄美国最近一次绞刑的执行实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甚至认为应该在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八点把犯人绞死，这样纽约的观众就很有可能在享用晚餐的时候看到直播；美国中西部的观众可以在晚餐后（因为他们通常很早吃晚餐）拿着一杯啤酒在电视机前欣赏；加利福尼亚的观众可以在游泳池旁一边品着龙舌兰酒一边观看；而由于意大利正处于夜里，我们就只能在第二天收看晚间新闻里的转播了。

观众必须坐在餐桌边观看绞刑直播的场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犯人脖子的断裂声、腹部的抽搐声以及双腿的踢腾声必须与观众咀嚼食物的声音相融合；如果是电椅，则要让罪犯吱吱呀呀地尖叫几秒，最好与在炉子上煎黄油鸡蛋时所发出的噼啪声相呼应；假如是毒气，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观众早已知道罪犯要深深吸上一口毒气，整个场景将具有足够的视觉效果，另外还会配有些许呻吟；我不太建议使用注射法，因为它无法表现出直播的视觉效果，只要通过电台转播就可以了。

意大利的迪斯尼公司刚刚通过了一项规定，作者不能再让老唐老鸭对小唐老鸭说“掐死你这只该死的鸭子”，因为这句话具有暴力倾向。因此，我明白在这个时候提出直播死刑的建议是没有多少人会响应的。为了票房而去拍摄那些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场面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应该把那些会惊扰到无辜者（或导致精神脆弱者产生异常举动）的虚拟游戏和报纸报道的义务进行区别对待。

至于是否要设立死刑，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反对死刑者（例如我）和支持死刑者。对于那些胃部虚弱的反对死刑者来说，他们大可以在播放死刑实况时把电视机关掉，但他们至少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哀悼之意。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时刻被处死，所有人都应该以某种方式参与这个事件，不管`是在祈祷，还是在家里高声朗读帕斯卡的作品。他们应该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恶行。如果他们看到了实况，则会更加深刻地谴责这种野蛮的行径，而不仅仅限于说一句“我不同意死刑”——这就好比当每个人看到电视屏幕上饥饿难耐的非洲孩子时，都会产生怜悯之情。

另外，还有一些支持死刑的人。这些人更应该观看现场直播。我料想到会有人反对，他们会说：“我知道做阑尾手术对病人有好处，但你别让我在吃饭时看到这幅场景。”然而，大家都会同意，死刑跟阑尾手术并不是一回事。它是一个关乎情感、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古人在这点上更加坦诚，他们会买票观看执行死刑的实况，如疯子一般欣赏这样的血腥场景。而你如果支持死刑这种极刑，就必须也像古人那样“欣赏”：一边观看，一边吃饭、喝酒、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可以一面支持死刑的合法性，一面又假装这刑罚没有发生。

有人问：“如果我的妻子堕胎了呢？”这又有何难？新的教义手册承认国家可以合法设立死刑，同时也规定孕妇只有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堕胎。我认为，因为观看绞刑而流产，则算不上是罪过了。一九九三年纽约，纽约，美丽的城市！

我喜爱并且愿意经常前往的外国城市有很多，例如巴塞罗那或阿姆斯特丹。但如果有人问我，我最愿意在哪座外国城市生活——我是指长期生活，并在那里安家——那么我的选择将会有不分伯仲的两座城市：巴黎和纽约。这不仅仅因为这是两座美丽的城市，而是因为如果要选择一个终老之地，必须确保在那里不会感到牵肠挂肚。而恰恰就在那两座城市里，你从来都不会怀念什么。因为那里应有尽有，又有什么可怀念的呢？在那里，即使足不出户，你也会感觉置身于世界的中心。当你出门的时候，也不需要确定一个目的地，走着走着，总能看见新鲜的东西。“New York ，New York，what a beautiful town，”歌曲中如此唱[1]道，“The Bronx is up and the Battery is down！”纽约是又脏又乱的。你从来无法确信上星期光顾过的餐馆这星期是否依然存在，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一周里，可能整栋建筑或街区都已被拆毁，甚至还会有人突然把你砍伤（当然，这不会发生在每一个街角，生活在纽约的一大好处就在于你甚至可以了解到一般哪条街道不容易发生暴力事件）。天空可能是醉人的天蓝色，风有点急，座座摩天大楼光芒四射，显得比帕提侬神庙更加光辉灿烂，身边每一座建筑都变得恢弘壮美。[2]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你就像生活在一种jam session中。即兴和偶然也会产生秩序与和谐。在纽约，就连恐怖感也是一种迷人之处。我们可以尝试着想象一下这种魅力。

如果你了解纽约，就会知道在这座城市里转过一个街角就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之前还都是韩国人，转眼间就全成了波兰人，之前你看到的尽是钟表，之后却变成满眼的鲜花。在某个时段，你可以看到整条街都挤满了戴着黑帽，蓄着胡子，留着鬈发的正统派犹太人，两[3]分钟之后，夏加尔画中人组成的熙攘人群就消失了，但如果你走进一家道地的熟食店，又会再次遇见他们。接着，你再步行十来分钟，就会在中央公园旁边看到一群来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孩子们正在上演一场小型巴罗克音乐会，继续往前走一点儿，你会看到一个旧书摊，走下两级台阶，便能坐在被好似卢瓦尔河城堡群的高楼大厦环抱着的湖边喂小松鼠了。纽约是座暴力之城，也是座宽容之城。它接纳所有人，让有的人死去，也让有的人幸福。但千万不要侵犯他人的隐私，因为这不仅是百万富翁的理想，也是街头乞丐的理想。有人曾经做过一个试验：他们让一个测试者从头到脚穿上中世纪的盔甲，随后把他送进一个电话亭。十分钟后，门外等得不耐烦的人开始敲玻璃门，但这仅仅是因为里面的“武士”占用了太长时间，至于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旁人毫不在意。纽约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五颜六色。总之，纽约是一个奇迹。或者说它曾经是一个奇迹。如今，虽然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会再次前往（因为经常有工作需要），但我肯定会尽量少去那里。因为纽约州恢复了死刑。

我怎么能生活在一个教导人们不要杀戮，而自己却在杀戮的城市里？这个城市为了确保别人不朝我的腹部捅上一刀，却要让我面临另外一种危险：一个无法预知的司法错误就足以让他人朝我的胳膊（或其他部位）上注射致命的一针！这是一座被“死亡合法化”的阴影所笼罩的城市，我怎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找到生机？在我眼里，从我身边经过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刽子手的牺牲品，然而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命运颇感满意，因为对于那些向他们许诺死亡的人，他们亦投出了赞成票。

纽约城具备的那种自由的意识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尽管它已经习惯了那股从肮脏凌乱的清洁袋里发出的味道，但面对死亡的霉味，这座城市一定会有所反应，也一定不能容忍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变成墓地的火把——虽然目前的情况尚未发生改变。

多么痛苦啊！“New York，New York， what a terrible town！ [4]The Bronx ，the Park ，and the Battery are down！ ”一九九五年

[1] 英文，纽约，纽约，美丽的城市。布朗克斯在上，炮台公园在下。The Bronx是位于美国纽约最北端的一个黑人区。The Battery是纽约市曼哈顿南端的一个公园。

[2] 英文，爵士乐即兴演奏会。

[3] Marc Chagall（1887—1985），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俄裔犹太人。

[4] 英文，纽约，纽约，可怕的城市！布朗克斯、中央公园、炮台公园，统统都倒下。[1]“撒旦的犹太教堂”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我对于帕帕拉尔多主教以及他大力推行的改革运动一直怀有极高的敬意。但我却发现，他在将一些有罪之人革出教门时曾使用了“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似乎这只是一句具有修辞功能的俗语。然而这却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至于意大利的犹太人团体对此感到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主教先生为什么不说“撒旦的教堂”或“恶魔的庙宇”，而会想起“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呢？事实上，这种说法自有其历史渊源。我从报纸上读到，有人认为该说法来自《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这本书是排犹主义的“圣经”，更曾是希特勒的枕边读物。然而这种说法却是错误的。《议定书》里的内容虽然要更糟糕，但却不可能采用上述说法。因为这本书是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用第一人称写的。因此，若要让这本伪书看起来逼真，其中的犹太人绝不可能自称为“撒旦的密使”。倒是该书的真正编者——俄国人谢尔盖·尼卢斯于一九〇五年评价这本小册子时，曾说以色列的凯旋王（即敌基督）曾“使用撒旦的恐怖力量倾尽全力”去接近掌控宇宙大权的宝座。

传统排犹主义认为，犹太人与魔鬼有约，因此撒旦或敌基督才会特别青睐犹太教堂。这种说法在中世纪时期的典籍中随处可见。然而“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提法却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排犹主义言论。

一七九七年，巴鲁埃尔神父曾写过一部名为《关于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的作品，旨在说明那场连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等人物都竞相参与的法国大革命其实是一场[2][3]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和共济会的阴谋。巴鲁埃尔并没有提及犹太人，但事后某位西蒙尼尼将军又向他指出那场革命的幕后黑手其实是阴险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追寻“山中老人”（有可能是个穆斯林）的传统。从这以后，许多人都把犹太人看做是引起所有革命暴动的罪魁祸首。一八六八年，一个反动的普鲁士人亨曼·古德切曾以“约翰·瑞德克里夫”的名义写了一本小说《比亚里兹》，其中描述了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代表在布拉格公墓里进行夜间会面并商定要征服世界的场景。不久以后，这段描述性的文字又作为真实的记录出现在英国外交官约翰·瑞德克里夫的文件里。在伯尔南的《犹太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八八一年）一书中，作者把这段颠覆性的文字记在了犹太法学博士约翰·瑞德克里夫的头上（不过，这回瑞德克里夫的名字中[4]只有一个f）。这段假造的文字后来被《犹太研究杂志》再次引用，经过多次作伪处理之后，最终出现在伪造的《议定书》上。[5]

在天主教学界，这种说法曾多次出现在古杰诺·德·穆索的诸多作品中，尤其是那部《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教群体》（一八六九年）里。另外，他还因此得到了教皇庇护九世的特殊祝福。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大主教——耶稣会士默兰阁下于一八九三年出版《共济会，撒旦的犹太教堂》一书之后，“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便流传开来。在这部五百多页的作品中，这位高级天主教士首先对希伯来的占卜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将其与传统诺斯替教和摩尼教相联系，最终把共济会的诞生归结为希伯来人的发明。他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撒旦在共济会集会处现身的场景，从而表明共济会与希伯来神秘主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至于这种观点是如何通过这同一系列的伪造文集从德国和俄国的反动群体传播到法国和意大利耶稣会作者以及法国极端右派群体中间的，诺曼·柯恩在《种族灭绝的许可证》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本人人都应阅读的作品，由艾因奥蒂出版社翻译出版。自然，柯恩将那些谎言一一戳穿，但仍有一些文人用同样的证据来维护原先的神话。比如内斯塔·韦伯斯特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秘密组织和破坏性运动》就曾风靡一时。在这部书里，作者把共济会、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危险性（就像之后的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一样）统统搅到了一起。

总之，“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表达方式主要流传于十九世纪的正统天主教学界中，而且还受到了一些通俗小说流派的影响。在那些布满尘埃的主教图书馆里，还残留着许多这些小说中所宣扬的思想。这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句子，即使是在特定的说教场合使用，我们也能听出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一九九二年

[1]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一本反犹太人的伪造文件，曾被德国人奉为圣典，并成为屠杀犹太人的根据。

[2] 基督教军事组织，成立于一一一八年前后，由法国骑士组成，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来自欧洲的朝圣者。

[3] 十八世纪欧洲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秘密宗教团体。

[4] 关于瑞德克里夫的原名，有Readcliff 和Readclif两种写法。

[5] Gougenot des Mousseaux（1805—1876），法国天主教士、排犹主义者。再论“撒旦的犹太教堂”

彼得·德里奥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教授，我尤其欣赏他针对中世纪的伪造文书进行的研究。最近，他在《快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我在上期专栏里所写的那篇关于“撒旦的犹太教堂”的文章中，曾把上述表达方式归结为十九世纪反动作家的发明，或顶多是一些中世纪的教会领袖著作研究学者所使用的术语，而他则认为这种说法来源于圣约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得没错，实际上，当我还在写上一篇文章时，所有的报纸都明确提到了《启示录》。只是由于当时有人提到《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中也使用了该说法，我才就此事发表我的观点。另外，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这样认为）在主教先生面前，把该术语归结为一种旧有的教士阶层的说法，要比归结为一句《圣经·新约》中的引文显得更加礼貌些。

然而德里奥教授认为由于圣约翰在写《启示录》时使用的是希腊文，因此“犹太教堂”一词在当时仅仅指“秘密集会”之意。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黑手党只有在进行集会典礼时才能被定义为黑手党。”我想，如果把这句引文直接呈现给主教先生，他恐怕是不会高[1]兴的。圣约翰所写的文字（按照皮耶罗·罗萨诺的解释）含义其实如下：“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身边的一群乌合之众。”罗萨诺解释说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其实是希伯来人，因为圣约翰认为真正的以色列人都是基督徒。因此，《启示录》应该在反对犹太教论战的背景下阅读。

圣约翰本人也是希伯来人，因此，他自然有权批判他曾经的同教

[2]者们——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大致说来，他认为《旧约》在《新约》中才能获得生命，而这个假设也构成了整个基督教的基石。不管你是否愿意，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应该相信这一点。曾热切期[3]盼各种信仰融合的尼古拉·古萨曾向希伯来人提出建议，如果他们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作为补偿，基督教会将会对所有基督教徒实行割礼。这当然是在希望各种信仰融合的圣火照耀下的一些美好而热情的想法。如果抛开一些生态问题（如何处置那成百万上千万的包皮）不去考虑的话，古萨先生的想法倒是非常令人敬佩，至少是为促进两种同根而生的宗教信仰的融合而作出的尝试。

尽管圣约翰用词的意图相当单纯，我们还是看到那场关于耶稣是否是救世主的争执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演变成了种族偏见和迫害行为（我似乎还记得）。自从那些伪《启示录》预言敌基督将从犹太人中诞生时（作者为某个署名“伊波里托”的人），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而纳粹分子所宣扬的排犹主义雏形也正是从这些关于千禧年之说的文章中逐渐演化而来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词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从词源学[4]的角度来看，“imbecille”一词的原意是指“衰弱的，没有权力的”[5]（尽管德沃托曾对这条词源学的解释表示怀疑），但丁和切科·达斯

[6]科利也曾按这个意思使用过该词。但如果今天有人胆敢用这个词训斥一位身份很高但却行走不便的老先生，那就很有可能遭到起诉了。[7]这是由于当埃斯基罗尔医生把这个词作为精神病学术语时，就让该词带有了明显的贬义（该说法摘自科特拉佐·佐里出版社出版的《词源学字典》）。[8]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sinagoga”一词上。该词的词源学本义是指集会之场所，喻义是秘密集会，但该词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特指犹太教教堂，并转喻为犹太教之类的含义。后来，由于大众排犹主义的影响，还有“混乱，嘈杂”等含义（参见《意大利语词汇》、《德沃托—奥里词典》、《津加雷利词典》等辞书）。

既然“犹太教堂”一词的含义曾经历如此之多的变迁，那么在十九世纪那些反动作家的言论中，这个词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贬义。我认为，把“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的含义，按照历史时期从古至今追根溯源地考察一遍是有道理的。词汇所代表的含义是由历史赋予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米兰大教堂称为“哥特式”教堂了，因为“哥特”的原意只能指“哥特人”。

如果在这个术语中，“sinagoga”一词指的是“蔓足纲囊胸目的甲壳动物”（我刚刚才从字典中查到这个含义），那么这些希伯来人倒是可以安然了。可这一切又跟黑手党有什么相干呢？一九九二年

[1] Piero Rossano（1923—1991），意大利神学家。

[2] 指犹太教徒。

[3] 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德国哲学家、天主教教士。

[4] 意大利文，当代字典对该词的解释为：低能的，愚笨的，呆傻的。

[5] Giacomo Devoto（1898—1974），意大利语言学家、《词源学字典》的编者。

[6] Cecco d'Ascoli（1257—1327），意大利星象学家、诗人。

[7] Jean-E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法国精神科医生、创立现代临床精神病学的巴黎学派的成员。

[8] 意大利文，当代字典对该词的解释为：犹太教堂。身体与灵魂

最近，有人让我定义什么是我认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于是，我就努力寻找一个尽量能让持有各种信仰及理念的人都能接受的定义。后来，我把可否容忍的标准定在了对身体（自己的身体当然包括在内，但尤其是指别人的身体）的尊重上。我们每天都要说话、倾听、走路、吃饭、喝水、站着或躺着、上厕所、按照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与其他人的身体相结合、睡觉。而阻止他人睡觉、把他人倒吊起来，让他屎里卧尿里眠、阻碍他说话、妨碍他视听、强暴他、杀害他，这些都是十分恶劣的事情。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还是对于一个教徒来说，这样一条普遍性的基本道德准则都是可以接受的。

切萨雷·卡瓦雷里就我的这一言论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贝加莫的回声》和《未来报》上），他担心我太看重身体，却忽略了灵魂，从而沦为一名“俗人”（几天前，该词被一名波兰教士定义为一个丑陋的词汇）。但卡瓦雷里却忽略了一点，事实上圣洁的托马[1]斯圣师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世人来说，灵魂的力量仅仅表现为“语言和行动”。因此，尊重他人说话、倾听和选择的权利就是尊重他人的内心。

卡瓦雷里（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天主教徒，尽管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那一连串的论断中居然包括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一条异端邪说和一种在上帝面前叫嚣复仇的渎神言论。其愚蠢之处在于认为我对于身体的过分重视是一种翻版的灵知主义。在他看来，正是灵知主义者最早提出了人的肉体法则是道德法则之根源的理论。可事实上，灵知主义者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却是对于身体和物质的蔑视（而虔诚的基督教徒却相信肉身可以复活）。当然，卡瓦雷里并不是一定得了解这些知识，毕竟“人无完人”嘛（除了那些灵知主义者），但他至少可以做得稍微好一点，在写下那些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之前先去查查词典。另外，他本人的“身体—灵魂观”似乎也有些“身心不分”，因为他说我的诡辩让他产生了荨麻疹的症状。

现在，我来说说他言论中的“邪说”。卡瓦雷里始终不愿承认身体是神灵赐予我们的礼物。他这种态度分明有些“灵知主义”，我感到他是多么害怕让身体的生理法则成为道德法则之源！我想请卡瓦雷里先生好好想一想《摩西十诫》中的篇章。我自问：对于杀戮、抢劫、干肮脏之事以及作伪证的禁忌从何而来？最后还有一条是不可贪恋他人的女人，而卡瓦雷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写下了最混蛋的言论。

我曾在无意间说过强奸是一种对于他人身体（以及自由）的暴力，卡瓦雷里就此评价说：“强奸怎么算是对他人身体的不敬行为呢？在强奸过程中，身体或许还能获得快感，而首先被冒犯的则是灵魂。”能说出这番话来，只能有三种情况：第一，卡瓦雷里没有被强奸过，而他的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描述过在那种情况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可不止是荨麻疹那么简单！）；第二，他是站在一个强奸者的角度来说话的，因此他以强奸者的身份，而非被强奸者的身份认为强奸能让人获得快感；第三，由于遭到强奸的人通常是女性，因此卡瓦雷里认为所有的女性全都是婊子，因此，当强奸者对她们施暴时，她们都在享受——只消事后去忏悔一下（注意：是被强奸者去忏悔！）就足以拯救她们那遭到冒犯的灵魂了。

然后，卡瓦雷里（他丝毫没有想到持有他这种想法的人会像一只纺锤一般直接栽到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又引用了《真理的光辉》通谕中关于人性统一体的几句话，他理解到这种统一体并不是指简单的生理标准。然而，这段话实际是指“道德不能完全以物质享乐和生理冲动为基础”。可卡瓦雷里并没有按照最明显的意图去诠释它，而只是把这句教皇的通谕断章取义地放在了文章里，丝毫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们要绝对尊重生命，这种义务的基础源自人的尊严，而不仅仅出于人类为了维持生命的自然本能。”由此，我们发现卡瓦雷里把我的观点曲解了，在他眼里，我只是想把道德建立在自私的吃饭、排泄和做爱权利（即使是这些权利我们也不能丢弃）的基础之上。然而事实上，我所说的是他人的身体，也就是基督耶稣所说的，不要去用耳光报复，而要用超过对自己身体的关心（如果可能的话）去爱护、去尊敬的他人的身体！

这一点是卡瓦雷里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一九九三年

[1] San Tommaso d'Aquino（1221—1274），意大利天主教圣人、哲学家，由于其心灵纯洁，智慧超群而被称为“圣洁的圣师”。政治正确还是政治狭隘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提到过“政治正确”——这一产生于美国，旨在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以保护被压迫的少数派权利[1]的名词正在演变成一种新的基要主义。基要主义认为对于真理只能有唯一一种解释，而把其他观点都看成是邪说。因此，尽管该主义并不一定是狭隘的（它能够容忍其他非基要主义者的存在），但却很容易变得狭隘，从而游离在那些所谓没有“正确”理解真理的大众群体之外。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他是一个吸烟者，由于学校禁止师生在大学室内吸烟，所以他常常利用课间去室外吸烟。那些吸烟的学生也会到室外去，于是老师便会和这些学生交谈十来分钟。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的授课时间是两小时，因此我会在两堂课之间安排一次十分钟的休息，然后到花园里或路边去吸烟，并会与那些同样拥有这种恶习（显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恶习，但大家都认为如此）的学生闲聊一会儿。

如今，那些不吸烟的学生却向校长投诉了我的这位美国朋友。理由如下：由于他经常与吸烟的学生聊天，因此会与他们建立一种更加亲近的关系，从而损害了不吸烟学生的利益。这种特殊的亲近关系破坏了“公平原则”。因此，这位教授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审查的。正如大家所见，在该事件当中，并不是要尊重那些少数的受到排挤的弱势群体，却是要保护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大众对于一小部分优势势力的担心。

我们可以察觉到，这样一种过分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的担忧将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局面，会使人们对于任何人都无法容忍。打个比方，法律中可以加上一条，说我不能娶我所爱的女人，而必须与指派给我的女人结婚，以此来保护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中国人都已经结婚了，那么我就必须娶印度女人或芬兰女人，但就是不能跟中国女人结婚，从而保证所有少数种族的机会均等）。[2]

罗纳德·德沃金是激进自由主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包括那些选择放弃生命的人的权利）的主要代表人物。上个星期，他获得了波洛尼亚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他在演说中所讨论的恰恰就是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

大学的产生（中世纪时的大学也正是在波洛尼亚诞生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它确立了独立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教育机构不仅要独立于政治和宗教权力，而且其中的教师也应具备独立于大学本身的各种思想和理念。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想法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进步。

但如果要遵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原则，这种自由就会受到质疑。例如，一个英国文学教授将会被禁止讲授莎士比亚的《奥塞罗》，[3]因为书中的那个黑人是个嫉妒鬼，而且还是杀人凶手，这一点将会激怒那些不是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也不能讲授《威尼斯商人》，原因很明显，因为在那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点大众化的排犹主义思想（尽管夏洛克是个出色的人物形象）。他甚至没有勇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这意味着他忽视了某些非洲民族的哲学和神话（而这些非洲民族的后裔却在大学里就读）。[4]

毫无疑问，在大学里既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又教授多贡族神话，这是完全正确的。只可惜所谓的“政治正确”却要惩罚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人，而奖励教授多贡族神话的人。这就体现了一种盲目主义和基要主义，这种观点与那些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现了人类理性，而多贡族神话只是一种野蛮思维的极端观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的确，大学和中学都应为所有理论的教学提供空间（因此，我很久以来就认为一所好的学校应该让学生了解《圣经》、福音书、《古兰经》和佛教典籍的基本内容）。但若是仅仅因为《圣经》与《古兰经》互不相容，就禁止某人谈论（他非常了解的）《圣经》的话，就表现了一种危险的狭隘性，只不过表面多了一层“尊重不同观点”的伪装而已。一九九七年

[1] Fundamentalism，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保守运动，强调必须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圣经》。

[2] Ronald Dworkin（1931— ），美国法理学家。

[3] 指黑人将军奥赛罗。他因怀疑爱妻与他人有染而妒火中烧，并亲手将她掐死。

[4] Dogon，西非少数民族。一场诉讼[1]

否定论者经常用各种推理来“否定”诸多关于二战期间存在灭绝犹太种族行为的证据。就在我写下本文的同时，有一位符号学博士正在就一篇关于否定论逻辑的论文进行答辩。我曾建议这位答辩者不要表明自己是否相信二战期间存在犹太人集中营，也不要断然判定前人所引用的证据是否“确凿”（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在她这篇论文中，只要把否定论者在分析某些文件和证据时，所运用的逻辑[2]步骤展示出来就足够了。

在这里，我只引用否定论者的两个典型论题。第一个论题：否定[3]论者试图证明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是伪造的（因为这些日记经过多次编辑和删改）。以下是他们最为有力的论点：如果王子运河地区的藏匿者不得不焚烧各自的垃圾，那么炉膛中升起的黑烟将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从而向德国秘密警察告发。的确，要让这些黑烟不被人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这些日记是伪造的话，这一点似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否定主义者却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最后的确有人发现并向秘密警察告发了，因为不久以后，他们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

第二个论题：一个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证明，在特列布林卡集中营里，有一座高约三十五至四十米的用衣服堆成的山。否定论者认为，这样的高度相当于一座十五层的楼房，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衣服是不可能堆到那么高的；另外，拥有如此高度的一座山，其底部直径也应达到约一百四十米，因此其占地面积将达到四千八百零五平方米，而在集中营里是没有空间来容纳这样一座山的。由此可见，这个证人在撒谎。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美的推理，然而从常理的角度来分析，这番言论却站不住脚。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一点：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了某种残暴，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都对此无法忘怀的人）都有进行夸张的本能趋势。这就好比某个人讲述某次经历，说到自己突然头发倒竖，而我们却非要依据毛发学的理论证明头发无法直挺挺地垂直立起一样。很显然，这个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想通过自己的夸张表明那里的情况有多么恐怖，令人生畏。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理智进行分析，就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金斯伯格在上一期《微观大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拜读了他创作于索菲力案件一审判决之后的[4]那本书）似乎有些类似于否定论者的推理方式。这些否定论者从认定大屠杀的虚假性出发，就始终坚持任何证据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解读，批驳。

我并非是由于玩世不恭才把索菲力的案件与大屠杀相比较的。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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