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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5 16: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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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纳托利·库切列纳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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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鱼时代:斯诺登传奇(斯诺登律师亲撰,揭露斯诺登流亡真相)

章鱼时代:斯诺登传奇(斯诺登律师亲撰,揭露斯诺登流亡真相)试读:

编者的话

2013年6月,曾在美国中情局供职的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名为“棱镜”的监听项目,全球舆论一时哗然。之后,斯诺登在美国政府的追缉下经香港转至俄罗斯, 8月1日,他获准在俄避难一年。

斯诺登在莫斯科机场滞留期间,前途未卜,命悬一线,身心备受煎熬,此间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律师阿纳托利·库切列纳先生。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库切列纳逐渐了解了斯诺登“叛国”的心路历程,以及“棱镜门”事件的内幕。据资深黑客斯诺登透露,在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随时都可能被泄露,而其后果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因此,他在工作中时常感到良心不安。听了斯诺登的讲述,库切列纳对其内心的焦灼、不安和恐惧感同身受,因此,他认为“不能不把这一切写下来”。于是便据实创作了小说《章鱼时代》。

小说主人公叫约书亚·科尔德(Joshua Cold),他在童年时期即是一个爱国分子,他以身为美国人为傲、珍视美国国旗,后来,为了保卫祖国,他还自愿报名参军。但是,自从受伤退役进入中情局后,他越来越迷茫了,身边发生的事也让他的世界观出现了反转……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国家争相引进……2015年,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根据该书内容拍摄了电影《斯诺登》,并于2016年上映。

为使中国读者能通过一手资料了解真实的斯诺登,特此出版。2016年12月

如果必须从人们的身上剥皮才能保留文明的话,这些文明的利益就应当被诅咒,甚至文明本身也一样。——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惜牺牲起码的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本·富兰克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

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你不那么想他们就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引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乔治·奥威尔代 序

任何一座国际机场的中转区都有点像诺亚方舟。这艘方舟漂不起来,也未面临下一场大洪水的威胁,但它依然可以让某些人在此避难,那些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和损失,他们有避难的理由。

普通旅客要为各种事奔忙,行李啦、孩子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还要赶时间,他们就像鱼群一样穿过中转区,从浩瀚的空中海洋的一个角落游向另一个角落。实际上,他们也不会留意谁在此长期停留。“中转方舟”的住客什么样的人都有,《圣经》里说“凡有血肉的活物都要成双成对,一公一母”,尽管这里的人远非成双成对——他们都尽量不引起他人注意,远离熙熙攘攘的旅客通道,在机场航站楼偏僻逼仄的角落里安顿下来。中转区内设有迷你宾馆供有钱人休息,当然,这些人并非都能负担得起。

中转区的住客为数甚多,形形色色!这里有移民,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真话和谎言挤上飞机,为了逃离那些贫穷的国家,那些国家甚至不是第三世界,而是第四世界和第五世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只要能获得难民资格;这里有以极端方式旅行的年轻人,他们一无签证,二无许可,真是在以搭车的方式飞来飞去旅行;这里有年老的嬉皮士,当年成千上万的“花童”之残余,他们想方设法要抵达自己心中永恒的加德满都;这里有那些见不得光的人,不同国家各种黑名单上的人,有欠贷者、做伪证者、逃兵、刑事或政治案件的涉案人;这里有反对设立边界与障碍的思想斗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各样的极端分子和激进分子、预言家和伪预言家,还有彻头彻尾的疯子,而预言家和疯子往往是一回事;最后当然还有那些丢了机票和证件的不幸的人。

他们所有人都在等待:有的人在等当局的决定,有的人在等亲朋好友的汇款,有的人在等证件、行李物品或同伴……不过,在中转区也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这里是地球上唯一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相对自由的场所。约书亚·科尔德就属于这一类人。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19:10

美国人约书亚·科尔德1是世界名人、新闻制造者,按照华盛顿的官方说法,他还是一名叛逃者和罪犯。不过,在善意的英文新闻报道中他被称作“Whistleblower”,它的字面意思是“吹口哨的人”,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将其任职机构的各种犯罪或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公之于众。

各种机缘的巧合使舍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成了他感觉相对安全的唯一场所。

杰马尔什·约书亚·科尔德——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搞懂他(就连俄罗斯总统也公开称其为“怪小伙儿”)——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有些刊物甚至已经将这起事件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丑闻”。

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本身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即约书亚·科尔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间谍。间谍指的是受雇于某一政治制度、国家、公民团体,甚至宗教派别的人。间谍这种极具诱惑的活动有可能要搭上性命,但它往往具有潜在的好处,说白了,间谍可以从其效力的那一方获得各种形式的报酬。

为了拥有新的房产和“猎豹”豪车,臭名昭著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向苏联情报机关出卖了中情局的很多同事和特工。

不过,也有例外。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格鲁乌2将军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向美方提供机密信息;至少,他在“卢比扬卡地下室”里接受审讯时是这么说的。但不管怎样,与苏联敌对的体制支持他,冷战中的大赢家罗纳德·里根还亲自向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请求赦免该人。这并非偶然,只不过请求提出得有点晚了。

在世界人民的眼中,科尔德更像是独一无二的孤胆英雄。

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一个年轻男人,紧闭双唇,目光冰冷,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出挑战。这简直与自杀无异,要是事情按照好莱坞的套路发展的话,在好莱坞大片中总是有反面人物与正面的孤胆英雄对抗,但反面人物同样是只身出战。好莱坞大片实际上从未触及与体制的斗争。而科尔德想要撼动的恰恰是体制,他因此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可他竟然能从美国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处特工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走,还离开了美国领土,虽然接下来的一切行程被团团迷雾笼罩着,但还是有消息透过这层特工迷雾传了出来,于是在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中转区数百名记者蜂拥而至,希望能找到这位明星,也即逃亡者。

科尔德俨然成了明星,这一点相信没有人质疑。他不仅抽了美国这只大鹰一个嘴巴,而且还极其不屑地狠狠踹上一脚,仿佛他面对的并不是威严的鸟中之王,而不过是乡村里一只因挡了骑车人的路而仓皇逃窜的母鸡。

这只鹰的羽毛在空中四散,它俨然一副公鸡的模样,只会伸长脖子,颜面尽失地在世人面前喔喔嗷叫。鹰摆出恫吓的样子,尖嘴巴乱啄一气,爪子在地上刨来刨去,但这只猛禽的威望严重受损,甚至就连拉美小国的总统也斗胆声称,愿意为“勇敢的年轻人约书亚·科尔德”提供政治避难。

不用说,各路记者都选中了舍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方舟”,第一件事就是冲上去寻找科尔德,似乎他就是一只走失的小狗,或是秋日普罗旺斯森林里的蘑菇。

那些年轻记者翻遍了机场的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地打量每一位旅客的脸(万一这个怪小伙儿化了装,或是粘了胡子呢),排查各个杂物间,为此还与机场的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闹了几次不愉快。

那些比他们经验丰富的同行则伺机等待科尔德暴露自己,这会儿正把时间花在“搜集事实”上,这是新闻这门“第二古老职业”的行话。文字记者们正忙着和旅客谈话,忙着描写机场内景,在网上搜索赫赫有名的“胶囊宾馆”的相关资料,据传,科尔德和专事揭密的“明基解密”3网站派给他的女助手很有可能藏身于此。女助手长得还不错,机智果敢,可以在这位逃亡者身边扮演任何角色,这让整个故事更具刺激性。

摄像师们这会儿正在拍中转区的整体格局,好在“切换画面”时使用,他们还拍了拍围在吸烟室附近的那群记者,这是为了凸显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这群人主要由号称“金笔”的人构成,他们是庞大的记者群体中的VIP,可以进入最高级别的办公室,进入那些禁区。这些人在攫取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相对而言的安逸舒适,觉得“狼饱肚子靠腿勤”这句谚语说的可不是他们这些“金笔”们,就连镜头都直言不懂,还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把科尔德直接送到眼跟前儿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气氛越来越紧张。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19:16

一群记者正盯着空中盘旋的飞机,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摄影师走了过来,他身穿一件印有“路透社”标识的夹克。摄影师眼睛通红,像发情的兔子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整理了一下装有昂贵佳能摄像机的包,呷了一口机场咖啡机的劣质咖啡,自言自语道:“现代飞机就是真正的时间机器呀,尤其要是从东往西飞的话。”“您发现了?”旁边的女记者头也不转一下,慢悠悠地问道。这位女士大概是巴尔扎克小说里女主人公的年纪,身材干瘦细高,像条猎犬似的。显然,无论是摄影师,还是这位女士,以及其他所有负责撰稿或拍摄的同行们,大家都在中转区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窗看着空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大鱼”起起落落,以此来打发无聊时光。

这位年高望重的摄影师满意地笑了起来,理了理头发,开始爆豆似的说个不停:“想象一下,打个比方,中午11点您同那些无所事事的旅行者一起登上一架舒适的飞机……嗯,就比如说从曼谷吧。那么半天时间过后,下午5点您就置身于莫斯科郊外,可以吸一口祖国的炊烟了,大家都知道,祖国的炊烟也能让我们感到甜蜜和美好。”

有一位听众不无怀疑地哼了一声,显然,他不认同摄影师的这番言论。其他人都缄默不语。这位年长的绅士继续说道:“那么,我的朋友们,为什么飞行本身却花了近10个小时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还用说,当然是因为时差了……”

与此同时,在中转区的边缘,也就是办公区和杂物间的入口那里,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男人从容淡定地快速穿过,他上身穿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夹克,下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公文包。19:21

要是有记者注意到此人,那么在中转区里就该建造真正的巴别塔了。因为这个皮包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给俄罗斯当局和约书亚·科尔德牵线搭桥的那位律师。借由此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国际上声名鹊起,这种声望在俄罗斯律师界可是相当罕见的。

这位律师总是能得到上天的垂青,早在从业之初,他的委托人(不知何故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客户)就总是一些匪夷所思的离奇事件的主人公。其中有成功的传媒大亨,他曾试图把上百万美元装在一箱复印纸纸箱里,并把这个纸箱从政府官邸搬出来,却被抓了个现行;有前司法部部长,俄罗斯小报上到处都是他与两个一丝不挂的少女同泡桑拿的照片;有一位反动将军的妻子,她本身是俄罗斯议员,不知怎么就那么巧,根据侦查结果,她正好在丈夫精心谋划的军事政变前夜开枪把他打死。类似的桥段差不多够写十来个离奇故事。尽管律师的脑子里有时也会冒出写写这些故事的念头,但每次都因为实在没有时间而放弃了。律师和科尔德已经见过面,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伙到底谈了些什么,自然还是秘密,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科尔德收到了律师送给他的礼物,包括一本俄语识字入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宫廷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此外,还有几句让他打起精神的话,这是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办公室让律师转达的。

此时,“第二古老职业”从业者焦躁不安的情绪已达到顶点。某反对派网站的一名瘦削的记者,一脸阴沉,扯着山羊嗓子颤抖似的说:“他该不会是早就已经在卢比扬卡,被特工们保护起来了吧!那里正在加紧剥皮呢。”这俨然是娴熟的煽风点火者的做派,对于这种人,人们常说,没什么能耐,就会瞎咋呼。“嗯,或许不是在剥皮,”一位来自报刊网(Gazeta.ru)的体格健壮的记者客气地回应说,“现在可不是37年了,这年头儿这叫作‘听取汇报’,但是关于特工的事,我说同行,您说得完全正确。”

律师窃笑了一下,因为与这些耍笔杆子的键盘好手不同,他知道他们傻等的那个人不在卢比扬卡,而这些人还指望着抓拍到一个好镜头,来一段短评,甚至弄一场轰动的采访呢,至于臭名昭著的“剥皮”,也不可能,这猜测也太离谱了。“这要是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中转区。”此时路透社那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说道。“对,就该这样!”那位面色阴沉的小伙子立即表示赞同,“那里输送旅客的水平高,所有的细节事先都考虑到了。”“哼,这不废话吗?那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一个涂脂抹粉的姑娘耸了耸肩膀说道。

摄影师苦笑了一下,但也不敢再无谓地争论下去了。19:33

律师没被记者们发现。他相当精明老练,不会让他的委托人在时机未成熟时受到关注。他推开一扇不起眼的灰色门,掩入门后,又进到一间小屋,屋子中央摆放着一张硕大的桌子,以至于要想穿过房间进入另一扇门内,就只能侧身贴着墙壁过去。

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机场安保人员的制服,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律师给他看了证件,他点了下头,摁了按钮。他身后的门“嗡”的一声打开了。

律师从桌旁挤过去,跨过门槛,进到另一个房间,屋里的装饰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机场的高科技装修都大相径庭。

这里没有抛光打磨的大理石地砖、玻璃或金属,而是以木质材料为主,厚重的橡木墙裙和吊顶,再加上镶木地板、天鹅绒窗帘、两个皮沙发和镶有昔日帝国国徽的落地灯,这些陈设,这个古怪的房间,更确切地说,这个不大的厅,仿佛是从一个久远的时代搬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那是尼罗河上建造阿斯旺大坝的年代,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应战的年代,是苏联领导人踏步走向联合国主席台的年代。

这里的值班人员身穿联邦警卫局军官制服,他又检查一遍律师的证件,然后打开他面前的电梯门。这里的一切也都是自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包括指示楼层数字的黄铜按钮、胶木电话、烟灰缸和镶嵌在墙壁内的电梯。律师摁了“-7”,电梯就哐啷哐啷下行了——仿佛要下地狱似的。

世界上大国间的地缘政治游戏古而有之,而约书亚·科尔德对于此类游戏价值重大,可别认为这号人物会被扔在舍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任由记者们折磨,更别说还有那些与各大国有利害关系的情报机构的特工了。这些人对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从老生常谈的消灭(谁也不会急于把藏有毒针的雨伞上交给博物馆),到同样老套的绑架(摩萨德在这方面可谓战功赫赫)。

因此,从香港来的飞机一落地,科尔德刚一踏出机舱,就立即被带走了,如果不是被保护起来,至少也是被严密监护,他被温和但坚决地带到那个有落地灯的橡木厅,然后电梯又把他带到一处最为秘密的设施地堡A里面。

这个位于地下30多米深的避难所的来历相当有趣,值得单独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段历史与舍列梅捷沃机场修建的始末以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企图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并要在1980年前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

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规模令赫鲁晓夫震惊不已,因此在飞抵舍列梅捷沃村不远处的苏联军用机场后,他从图-104飞机的舷梯上环顾四周的小树林,阴沉着脸嘟囔了一句:“我们倒也该建一个英国那样的机场。”

随行的人听到了这句话,并记了下来,把它当成领导人的行动指示。很快,苏联首个国际机场就能让波音飞机和卡拉维尔飞机降落了,但是为了服务于政府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小细节有待解决,即确保国家一号人物的安全。

潜在的对手仍以战争相威胁,苏联不会让步,国家领导人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遇上核战。那些潜伏在国家机关内部的美国佬,即所谓的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鼹鼠”,从美国发来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经查明,美国人在丹佛国际机场下面,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下面,建了一个巨大的地堡,一旦有原子弹爆炸,可以让所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眷躲在里面。

如此一来,要在舍列梅捷沃机场下面修建地堡A,这件大事也就敲定了。正如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该做到的那样,设施“在很短的期限内超前”建好了。

数十年来,地堡随时做好应战准备,也即所有房间都随时准备接待头面人物,一切生活保障系统和安全保障系统都定期测试,保持在最佳状态。

当然,可以设想,改革时期4,尤其是改革之后,这一时期数以百计的类似设施因其貌似毫无用处而被摧毁,恐不会让地堡A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可一旦涉及到安全问题,俄罗斯的民主派领袖和他们的极权派前任一样,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地堡犹如孑遗生物、爬行兽或其他古代爬行动物,藏匿于舍列梅捷沃新航站楼下方继续服役,其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让人心生恐惧。

多年来,不曾有一位苏联帝国的高官造访地堡A,幸好也没有必要。至于新俄罗斯的领导人,同样没有来过。这样一来,约书亚·科尔德就成了地堡的第一位住客,也是唯一的住客。

律师有时会在心里自问,他在30米深的地下究竟睡得好不好?那些昔日的幽灵有没有惊扰到他?据传,在地堡修建时有6个工人死在电梯井里,他们的冤魂有没有呻吟?

然而这种问题最好是一边喝着白兰地或一杯不错的红酒、一边轻松友好地聊天时发问。科尔德,似乎并不打算与任何人为友,他常常流露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可谓人如其姓。或许,得有什么好消息才能让他打起精神,摆脱昏沉的状态,但是律师给地堡A客人带来的消息未必会让他心绪转佳。19:42

电梯停了下来,当值军官打开门,闪到一边让律师过去。

面前的走廊同样是实木墙裙装饰,地上铺着地毯以减弱脚步声。两侧的房门上是字母和数字代码,只有某些人才能看懂。昏暗的灯光透过走廊上方半球形的磨砂灯罩洒向四周。

前面还剩下最后一个岗哨,这里律师得打开公文包给安保人员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终于,律师在走廊拐角后面通过了密封门,这扇门可以将敌人或毒气隔离在外,最后在一间有“休息室”标识牌的房门前停了下来。

不知何故他不由地想到上面那些记者,他们的那种敬业精神,那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专业人士所特有的犬儒心态,他们坚相信全世界都会在他们的笛音下起舞。

他们就像是一群孩子,被来自哈默尔恩的阴险狡诈的街头艺人,也即笛子的真正主人,从这里,从30多米深的地底下牵着鼻子走。正如我们从故事中了解的那样,他不仅能够自如地驭使老鼠,而且能让孩子们乖乖地紧随其后。

律师暂时将这些无用的想法和典故抛开,敲了两下房门,就推开门进去了。“休息室”相当宽敞,内有沙发和几把椅子,一张不太大的台球桌被推到墙边,而一张长圆形的胡桃木桌子立在笨重的三头磨砂玻璃吊灯下方。一座木制台钟有节奏地嘀嗒作响,除了这嘀嗒声,地堡内一片沉寂。

约书亚·科尔德坐在桌旁,像一个勤奋用功的小学生一样,后背挺直,双手交叠放在桌子上。他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只留一小撮嬉皮士胡须,他穿着套头针织衫,内搭灰色衬衫,牛仔裤,像一名全神贯注备考的大学生。科尔德右侧的那摞书更是让人加深了这种印象。律师扫了一眼书脊,有英文版的法律参考书、《圣经》、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律师上次来访时送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

桌子上有一个金属托盘,放着两个杯子和几小瓶水。科尔德身后的墙面上挂着一台现代平板电视。墙角处立有一台我们已经熟悉的镰刀锤子时代的落地灯,旁边有一扇门,通往另一个房间,多半是卧室。

在整个地堡里都可以嗅到一股轻微的、难以觉察却久久不散的“冷战”气息,掺杂着潮气、铁锈味和电线烧焦的味道。休息室里散发的气息可不像地堡里那样,这里充溢着文明的气息,有咖啡、优质香水和烤面包的醇香气味。“下午好!”律师轻声说。

科尔德抬起头,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像油橄榄似的发着亮光。“下午好,您好,”年轻人站起来同律师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又干又硬,仿佛是用木头打磨出来的,“请坐。”“谢谢。”律师把公文包放在地上,拉出椅子,坐到科尔德对面,“您怎么样?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要求和愿望?”

科尔德稍微停顿了一下,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写了半页的纸。“我一切正常,”科尔德扫了一眼纸上写的东西,用平静的声音说道,“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让莫里森小姐和我每天最多见一次面,而且是在新闻发布厅,不是在这里。”

丽贝卡·莫里森5是披露各种丑闻的国际揭秘组织“明基解密”的全权代表,她好像是该组织创始人奥古斯托·卡桑奇6的女朋友。卡桑奇本人已在位于伦敦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躲避多时。他当即认定科尔德是自己志同道合的盟友。科尔德如何看待有“伟大揭秘者”之称的卡桑奇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莫里森小姐并未得到他的垂青。

律师想起来,在总统办公厅私下聊天时曾经提到,“明基解密”以及试图抓捕卡桑奇的各种努力,都是一场深思熟虑、巧妙策划的挑拨离间活动。“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科尔德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一边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对面的人,一边思忖着,“如今在信息时代,任何毁誉材料都是潘多拉盒子,究竟有什么玩意儿会从里面钻出来,谁也不知道。”“我会转达您的请求,”律师点了下头,“还有什么?这儿吃得怎么样?”“谢谢,餐饮完全可以接受。”“您觉得条件如何?”“也许,在上面我会更舒服些,”科尔德抬眼望了一下天花板说道,“但未必会更安全。”“您不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纳赛里?”律师问道。“他是谁?”科尔德冷淡地问道,并未显露出好奇的神情。“您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故事非常有名,迈尔汉·卡里米·纳赛里,伊朗的政治难民。他在70年代因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和抗议活动被驱逐出境。在未获得比利时的公民身份和护照之前,他在其他国家漂泊了好多年。1986年,迈尔汉出发到英国——他的亲戚住在伦敦。但是希思罗机场却发现,这个伊朗人没有证件,要么是他把护照弄丢了,要么就是护照被偷了。英国人把迈尔汉遣返回出发机场,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结果发现,伊朗人回不了比利时,理由同样是没有证件,但也没有把他从法国驱逐出境的合法理由,因为各处登记均表明,他绝对是合法入境,因为入境那会儿他还有证件。他就这样滞留在戴高乐机场的中转区。您知道有多久吗?”“不知道。”“18年!”“为什么比利时人不能给他开张护照副本呢?”科尔德做出一个奇怪的动作,看来是表示困惑不解,“这里有第三方蓄意为之吗?”

律师摇了摇头。“没有,蓄意不太可能,想法不同而已。其实很简单:按照比利时的法律,办理证件时当事人必须在场,但是没有证件又不得进入比利时境内……”“死循环?”“正是。尽管……就这样在机场生活了9年,他不仅成了当地的名人,还几乎成为戴高乐机场中转区的一景。可迈尔汉突然接到比利时外交部的提议,根据该提议比利时准备接纳他,即便他没有证件。可是您知道吗?他……”“拒绝了!”一丝笑意从科尔德脸上飘过,“我研究过心理学,原因很简单:名气和公众的关注度有如毒品。一旦尝过,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无法放弃,会试图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先前的体验。”“对,对。”律师又点了点头,“迈尔汉直到病重以后才离开中转区,搬到机场宾馆。最搞笑的是,他最后既没有去比利时,也没有去英国,目前住在巴黎,身体也还不错。”“侨民总是这样,哪儿过得舒服,哪儿就是家乡。”科尔德咕哝着。“顺便说一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根据迈尔汉的故事拍了一部相当有名的电影《幸福终点站》,由汤姆·汉克斯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您难道没看过吗?”

科尔德耸了耸肩,然后又点头表示肯定。“现在想起来了,看过。”

律师感到科尔德有些不悦,因为这十分钟以来,自己一直向这个人说一些着他可能早就知道的信息。或许,科尔德只是过于焦虑,无法集中注意力而已。

迈尔汉·纳赛里不是第一位,也远非唯一的中转区囚禁者。有一个叫扎赫拉·卡玛尔法的女人因奇特的机缘在舍列梅捷沃机场过了10个月,她也是从伊朗跑出来的。

这个苦命女人的丈夫是一名穆斯林,2006年被处死,于是她就带着两个孩子经莫斯科前往德国,期望在那里能得到庇护,然后在加拿大获准政治避难。

然而,德国官员对这个家庭的悲剧置若罔闻,又把扎赫拉·卡玛尔法遣返回俄罗斯。她们就在中转区住了下来,逃难者实际上也没有钱维持生计。扎赫拉写道:“在这里生活非常非常艰难,我们只能半夜在卫生间接水洗澡,好不让当局发现。我没有地方洗衣服,所有大门都对我们关闭。有个女警察推搡了我一下,我撞到墙上,嘴唇都流血了。我不能哭,因为我必须坚强,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我的眼泪。我得勇敢,好给他们希望,好让他们能够坚持下去,能够挺下去。”

由于不见阳光,食物匮乏,缺少维生素,过了一段时间,孩子们就病倒了。女儿得了皮肤病,儿子得了败血症。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还算不错,九个月后加拿大政府允许卡玛尔法一家入境,还给扎赫拉发了居留证。

如果说伊朗人是政治难民,那么英国人加里·彼得·奥斯汀不过是在菲律宾机场错过了转机而已,要么是因为心不在焉,要么就是由于血液里酒精含量过高。事情却难办了,因为他居然花光了所有的钱,结果滞留在距离多雾的阿尔比恩7一万公里远的地方。

2013年的新年他在马尼拉机场度过,然后又在那里待了23天,已成为当地一景。终于,一位飞往荷兰的旅客对可怜的奥斯汀深表同情,给他买了飞回伦敦的机票。

德国人海因茨·米勒的遭遇更像一个笑话。米勒飞到里约热内卢见自己的梦中情人,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约好了见面,可让德国罗密欧大跌眼镜的是,他被巴西朱丽叶放了鸽子。结果海因茨身处异乡,同样也因为没有返程的机票钱。他在维拉科波斯-坎皮纳斯机场待了几天,还精神失常了,在当地精神病院住了两周才治好。

中转区的囚徒中也不乏自愿者。日本人野原广志毫无缘由地在墨西哥机场待了117天。他的机票也好,证件也罢,都完好无损,而一直关注野原的日本外交官们也随时准备给他签发新护照。记者们中间立即传出一种说法,说日本人不过是渴望成名罢了。野原的行为也让这种说法更为可信,他很乐意接受采访,一边在游客中间摆姿势,一边大声喊着:“二号航站楼!”显然是在暗示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电影,尽管如此也不愿意解释他在中转区做什么。

这段漂泊历险记的结局更是匪夷所思,有一天,2008年12月29日,在墨西哥机场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名叫小雪的日本女人,直接拉起他的手,让他买票,他们就一起飞往日本了,此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有关他们的什么下文。20:03

在律师整理思路时,所有这些不大值得留意的事都在他的头脑中一掠而过。他要进行一场艰难的谈话,许多事都取决于这次谈话结果。“科尔德先生,我这次没有礼物带给您,给您带来了一些消息……”律师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个透明文件夹,“有好消息,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您先听哪一个?”

科尔德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只是肯定地点了下头,律师却一下子就注意到他竖起了耳朵。在面部表情心理学培训课上学过的定义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耳朵竖起是见解独立和果敢的特征。同时这也是智力发达的特征,这种特征能够让人做出超常举动。”“先说好的吧。”科尔德终于说道。“这是您母亲写的信,”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说道,“经由可信任的人转寄来,给您。”

科尔德扫了几眼信件内容,然后,看样子是从头读起,这一次看得很认真。终于,他把信撂到一边。“俄方,”律师继续说道,“更确切地说,是俄联邦司法部部长,收到美国总检察长埃里克·奥尔德8先生发来的正式公函。这份文件可以看成美方对您提交临时避难申请的回应。奥尔德先生写道,”律师粗略地看了一下文件内容,念道,“您已被起诉,根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641条规定犯盗窃国家财产罪,根据《法典》同一专编第739条d款规定,涉嫌擅自传递涉及国防利益的信息,以及有意向无权限人员传递情报技术方面的机密信息,这是根据第798条a款。顺便说一下,总检察长先生坚信您本人也清楚根本无法离开俄罗斯,他有理有据地论证说,您,科尔德先生,有机会离开舍列梅捷沃机场,因为美方随时准备给您签发短期护照,条件是您要回美国,而且是直飞,‘不可转机’,公函中这么说。”

科尔德笑了起来,实际上连嘴角都没咧开,仿佛是面瘫的人在笑,只有几声短促的“哼哼”。“奥尔德先生的幽默感给您带来的乐趣我也感同身受,”律师点了下头,“那我继续,除此以外,他被授权通知,有关科尔德先生,也就是您,回到美国后的预期待遇,美国政府愿意向俄罗斯政府做出保证。”“这指的是什么?”

律师发现科尔德一贯冷漠无情的眼睛一亮,仿佛有人告诉他赌马可能中大奖似的。“奥尔德先生写道,他的原话是,‘第一,如果科尔德先生回到美国,美国政府不会对其施以死刑。对其指控的犯罪性质不适用死刑;即使科尔德先生被指控犯有其他应当判处死刑的罪行,美国政府也不会对其施以死刑’。”“可笑,”科尔德猛地打断律师的话,“他们想干什么?讨价还价吗?”“请您听完,”律师温和地说,“这里还有‘第二’。”“抱歉。”“这样,‘第二,科尔德先生不会遭受酷刑。美国法律禁止用刑……’”“畜生!”科尔德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双拳紧握,“这帮虚伪的畜生!”

律师不再作声,等他对面的人冷静下来。科尔德的反应让人吃惊,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大概是第一次任由自己宣泄情绪。“我可以继续吗?”律师终于问道。“不必了,”科尔德摇了摇头,眼神望向旁边,“我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我的案件不会在军事法庭上审理,我可以聘请任何律师,所有审讯过程中律师都将在场,陪审团将公开审讯,我可以向美国上诉法院对判决提起上诉’,等等等等,不是吗?”“是,”律师点了点头,“只有一点要补充,您提交了申请,请求认定您为难民,并予以临时避难或其他形式避难,奥尔德先生在公函的结尾处指出,他做出的保证足以让您彻底丧失申请理由。”“他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弄到手。”科尔德的嘴角上扬了一下,看起来,这本应该表示冷笑,但律师却觉得这更像是痛苦的表情,“‘不会遭受酷刑’,怎么会……”“科尔德先生,这还不是全部。”律师把信纸折好,把文件夹放回公文包,“如您所知,俄方收到公函后应予以回应,要对您的临时避难申请做出决定,或是在总检察长所做担保的基础上把您交给美方。”“我……我明白。”科尔德摘下眼镜,用一只手捂住脸,看起来,他在用最后的力量克制着,“什么时候决定?”“我也无法告诉您准确时间,但我想会很快。现在是莫斯科时间20点24分,清晨一切将见分晓。”“最后一夜……”科尔德咕哝着,双肘支着头,目光落在桌面上,“最后一夜……”“我明白,这种时候说安慰的话有点儿矫情,但还是得说,别紧张。”律师站起身来,拍了拍科尔德的肩膀,“别往坏处想,无论如何,我都会陪您走到最后,捍卫您的利益,当然,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待到早上?”科尔德猛一抬头,“您留在这里陪我待到早上?”“如果您乐意……”“拜托,不要丢下我!我一个人太孤单……还有卡桑奇的女友,总是试图打探我掌握哪些信息。她还暗示对我有意思,您明白吗?我累了……”“或许,您需要喝点酒?”律师问道。“不,我几乎不喝酒,就算喝酒,现在也实在不是借助酒精麻醉自己的时候。”科尔德十指交叉,眉头紧锁地看了眼律师,“我料到您还会问什么,我对依靠药物放松神经也没兴趣。”“那您想要什么呢?”“聊聊天,只是聊聊天而已。不过,要是您不感兴趣,我当然也不会坚持……”

律师稍微松了松领带,靠在椅背上。“科尔德先生,我跟您说了,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都会一直陪着您,这是我的职责。而且请相信,我真诚地告诉您,在那些只有我才有机会碰到的特珠人群当中,您是一位非常有趣的聊天对象。”

科尔德点了点头,从托盘上拿起一小瓶水,拧开瓶盖,倒了一杯,抿了一口。

律师心想:“要是现在他突然站起来说,实际上他并不想在俄罗斯避难,而是想飞到委内瑞拉或是乌拉圭;或者他想要见一见在上面等他的那些‘枪手’,就他掌握的所有信息来一场实时播报;或者只不过说一句,‘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卑劣,叛国罪孽深重。根据美国总检察长埃里克·奥尔德做出的保证,我想回到祖国接受处罚。’要是那样,我国那些决策者该怎么办呢?”

律师知道做决定的是哪些人。他也毫不怀疑,一定会有解决办法,而或许,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地缘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解决办法是正确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命运就不太妙了。这倒是被那位反对派记者言中了。“剥皮”?但愿不要知道这种行为的细节,况且科尔德对公函中酷刑部分的反应有些过激,这个“剥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酷刑相提并论……20:30

台钟响了,八点半。科尔德皱了皱眉。“您感觉不舒服?声音太大?”“不喜欢,当我不得不听见的时候。”

律师站起身来,打开台钟上的小门,让钟摆停下来。“那么您想聊些什么呢,科尔德先生?”“聊什么?不知道……全部。更确切地说,要聊很多东西。我现在处在十字路口,河流分岔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了?世界怎么了?不管这听上去有多么荒唐。”“您得说出来,”律师点了下头,“也好,这太好了。对我们律师来说,愿意和我们沟通的委托人总比闷不吭声的人要好。您知道吗,我不喜欢美国律师用的流行词‘客户’,这个词总是让我想起一部苏联老喜剧片中的台词,‘客户成熟了’。这是什么意思?嗯,说来话长。不过,这与我们的案子无关。要是我打开录音的话,您不反对吧?录音在以后工作中会用得着。”

科尔德微微一笑,这次是真的在笑,他用手指了一下房间四周,似乎是指给律师看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当然,打开吧!至少您是公开这么做的。”

他等到律师掏出手机才接着说道:“您问我想从哪儿讲起,或许,从老鼠吧。”“从哪儿?”律师很惊讶。“从老鼠讲起。老鼠,这种小野兽,啮齿类动物。灰色的脊背、贼溜溜的眼睛、光秃秃的尾巴,您知道吧?它们是杂食性动物,能够钻到任何地方,自古以来就与人类为邻。这样更踏实、更可靠,因为更容易吃饱。老鼠天生就是利己主义者,只想着自己的幸福和享乐。要是在偏远的森林、枯萎的草原,以及某些完全不敢恭维的冻土带,老鼠就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将就着活下来,老鼠可不喜欢这样。您在录吗?”“没有。”律师摇了摇头,“这就打开。”“不必了。这只不过是序言、序曲。过会儿,我跟您说,您再打开录音,现在用不着。嗯,这样,还是讲老鼠。古罗马人在毁灭文明方面是行家,他们给老鼠起了一个很短的名字rattus。顺便说一下,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它与pirata9这个拉丁单词可是毫无关系,尽管看起来像是谐音词,意义上也相近。不过,我跑题了……“暖和的地窖,美味的残羹冷炙,黑暗,寂静,人类城市变成了老鼠的乐园。那些特别宽容的人称之为‘共生’,正常人则称之为‘寄生’,但是,说实在的,两者都非常瞧不起这种尾巴没毛的啮齿类动物。有老鼠就有老鼠吧,也没有像往昔那样传播黑死病,倒也算了。“但是有种人一出现,一切就都改变了,那就是捕鼠者。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谁也没见过他。嗯,或者说几乎没人见过他。然而他却是有形的,可触摸到的,物质性的。一方面,他像时间一样,他的存在不取决于我们对他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可以看到他的行动结果,凭经验打捕鼠者的主意,拿他当借口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但是趁着我们还在制造阴谋论,捕鼠者拿起了笛子。捕鼠者开始吹了……“他的笛声到目前为止只有老鼠听得见。可以称其为魔法、神经语言编程或精准计算法,但是,老鼠们一听见捕鼠者的笛声,就改变行为了。它们把日常琐事、杂事和消遣都放下,开始啃咬起来……“‘咯吱—咯吱—咯吱!’这并不是身着灰色衬衫、脚蹬铁掌皮靴的红脸小伙子们走在鹅卵石路上的声音10。这是数十把,有时多达上万把黄澄澄的大刀刺入基础和准则,刺入历史和文化、家庭和生活方式、信仰和传统、文学和音乐、建筑和绘画,刺入语言,刺入教育,刺入民族记忆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变成废物、垃圾、渣滓、尘土和灰烬。“老鼠们咬啊咬啊!行为准则和基础被颠覆,英雄的桂冠丧失,功勋殆尽。“老鼠们咬啊咬啊!!!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一切都从里到外颠倒了,重新剪裁,改头换面,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复杂的东西干脆就被摧毁了。真相被谎言替代。真理淹没了……不,不是淹没在过失中,而是淹没在连篇谎话中。“老鼠们咬啊咬啊!!!一切都被磨平了,捻碎了,碎成细末了。在广播里,在电视上,在印刷媒体和虚拟媒体的页面上,在博客和微博上,老鼠无所不在。“‘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和着魔笛的节拍。‘越坏越好!’这就是老鼠们的口号,抑或是捕鼠者的口号?“不过,最后这都不重要了。有一天,看似固若金汤、不可攻克的文明城堡,经老鼠们的啃噬,突然间开始摇晃起来,接着就出现裂缝,渐渐塌陷,也不再是要塞和堡垒了。“城墙塔楼不断坍塌,扶壁变成碎石瓦砾,城门化为尘土。那时爬进豁口和窟窿的已然不是老鼠,而是真正的窃贼、贪得无厌者和饿汉,而尾随其后的是那些夜间清道夫,为数众多,且相当危险。“对外来造访者而言,最容易到手的第一拨战利品恰恰是老鼠。老鼠们因啃噬而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但仍一如既往地受到捕鼠者魔乐的蛊惑,未能认清现实。它们被活活地吞食掉,可是它们还在啃噬城墙,啃啊啃啊,直到最后一只老鼠,而那些城墙即使不再啃噬也已腐朽不堪,而且没人再用得着了。“但是捕鼠者仍不罢休,因为在老鼠后面向来轮到孩子们登场了。“在灰烬中,在空地和荒地上,在墓碑和被推倒的雕像中间,孩子们在捕鼠者笛声的伴奏下跳着野蛮的舞蹈。而四周,漆黑一片,窃贼和清道夫们绕来转去。他们时不时地扑向那些跳舞的孩子,在黑暗中拖走因恐惧而号叫的战利品,但是其他人却听不见这号叫声,因为只有捕鼠者的笛声在他们耳边萦绕。“当废墟上空无一人时,既没有孩子,也没有老鼠,捕鼠者人生的最后乐章就奏响了,捕鼠者的时代终结了。旷野上杂草丛生,沙土盖住了大理石台阶。曾几何时,这里生机勃勃,电线嗡嗡低鸣,银灰色的管线隆隆作响,如今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啸,野狗们在游荡。这就是在您打开录音之前,我想要对您说的。”

科尔德早就已经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挥了挥双手,结束讲话。律师望着科尔德,即便谈不上震惊,也感到相当愕然。

科尔德平日脸色苍白,这会儿却满脸通红,鼻翼颤动,目光如炬。他看到律师的眼神,只是露出坦率的笑容,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好,然后乐呵呵地挥了下手。“打开吧,快!”

律师若有所思地在手里转动着智能手机,他自己都没料到会突然想起布罗茨基的诗,是《致罗马友人书》中的一段:就算是真的,波斯图穆斯,鸡不是鸟,但你感受到了鸡脑袋的痛苦。如果注定要出生在帝国,就最好在海边偏远的外省落户。远离恺撒,远离暴风雪。无须溜须拍马,无须胆怯和慌乱。你说所有的总督都是小偷?但我觉得小偷比吸血鬼可爱。

这时,科尔德慌乱起来,他的眼中再次闪过某种困苦、烦闷和注定难免一死的神色。但已退无可退,录音开始了。录音1

童年我是在北卡罗莱纳州度过的。我在伊利莎白城出生,后来我家搬到了威尔明顿,开普顿-菲尔河在那里汇入大西洋。那里还有一个海角,叫作恐怖角,古时以黑胡子蒂奇为首的海盗曾在这一带的某个地方出没。

这里有美丽的海岸,广阔的沙滩、沙丘,各种各样的疗养所和度假酒店。如果您看过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恐怖角》,那么您就可以想象出来,我说的是什么。总之,海角并非因电影得名。16世纪英国的航海家、海盗理查德·格伦维尔——在我看来,那时航海家和海盗是一回事,他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朋友兼同伙,差点儿在此与船同归于尽。后来,我父亲跟我讲,我们这块地方叫作“大西洋船只的小墓园”。这里船只极容易搁浅,那个年代,水手只能凭借指南针、太阳和星星判定方位,船只一批又一批地在此沉没,所以我们美丽的海滩叫作“骷髅之岸”倒是更名副其实。

北卡罗莱纳州总的来说挺值得一看,您可能不了解,这里发生了很多事件,后来都载入史册了。譬如,这里差点儿爆发哈米吉多顿核战争。我是在情报机构工作时才知道的,这条信息曾严加保密,但目前已对所有人公开。

我知道,居然有人会出于这种理由为自己渺小的家乡感到自豪,这实在是令人诧异,但是要明白,比方说,较之于欧洲的——法国的和英国的爱国主义,美国的爱国主义在性质上略有不同。

如果说那些意大利人会为某样东西感到自豪的话,那一定与他们当地一个叫“快活的意大利佬”的小餐馆有关,那里有个留小胡子的乔万尼会做一种美味无比的比萨,里面有一种美味无比的奶酪。

为什么呢?在“快活的意大利佬”餐馆附近,在地下40英尺深的地方全是神圣的文物,因为教皇利奥十世博尔吉亚曾下榻在对面的房子里,而且不止一次;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钟楼上作画;汉尼拔的大象曾在大路上行走。

但对于当地人而言,所有这些都不是引以为傲的理由,而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吸引游客来此,就像花儿吸引蜜蜂一样,但是要有蜜蜂得先有花蜜,而这时登上舞台的就是留小胡子的乔万尼和他的比萨。

而在我们美国,不仅在北卡罗莱纳州,几乎在所有的州,在最好的情况下从文化土壤里能够发现的也不过是阿帕切人的火堆遗留下来的木炭而已,就连这个也是18世纪才勘测出来的。说实在的,我们如同移居到另一个星球的居民,在我们之前那里实际上不曾有过人类历史,只有火星人的历史,含混不清且经不起推敲的历史。

或许,倘若上帝换一种方式创造,让玛雅金字塔伫立在华盛顿,让马丘比丘位于波士顿,那么我们就会略有不同,但是我们的祖先只有五个“文明化部族”,其余都是野蛮人。的确,他们或许不是嗜血的魔鬼,现在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这样描绘他们,但终究也还是野蛮人。

然而,为了公平起见,就连这些印第安人的文明史,我们也将其打造成祭礼之物了。白人小男孩和小女孩拿着塑料战斧到处跑,他们身穿印第安人酋长的节日盛装,独立日这一天在公园里拉弓打靶,靶子被弄成美洲狮和野牛的模样。

当然,在我们这片历史上如此贫瘠的土地上,每个州,每个郡,每个区都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哪怕能挂个莫须有的招牌也成,然后骄傲地宣称:“那里,看啊,我们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五月花”“萨勒姆女巫”“十三个殖民地”“波士顿倾茶事件”等会成为象征并受人景仰。而特伦顿、普林斯顿、约克城、萨拉托加获得的殊荣并不少于欧洲的滑铁卢和奥斯特里茨。

当然,有时这些引以为傲的理由滑稽可笑,在美国腹地您会发现有很多博物馆,诸如“最大的桄麻绳”“最大的不粘锅”纪念碑,还有当地猎人约翰·史密斯的故居,他杀死了地球上最大的海狸。

然而,北卡罗莱纳州的哈米吉多顿和这种乡野风情可不沾边。它绝对真实,真实得可怕。

这里说的是所谓的“戈尔兹伯勒灾难”,或“戈尔兹伯勒事故”。事件发生在1961年1月23日,这个日子我会记住一辈子,这得归功于我父亲,有一次他说:“乔希11,我们州所有居民都应该把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或许,这个生日更重要。”

我父亲不会平白无故这么说,他不是那种人,正因为如此,1月23日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1961年还处于艰难时代。这一年,中情局组织反对派侵袭古巴卡斯特罗的政权,结果以惨败告终。一年后爆发了加勒比海危机,而此时,美国和苏联,如记者们所言,“铆足了劲”,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时载有核武器的B-52轰炸机老是沿着东海岸飞来飞去。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或是苏联战舰发动攻击,这些轰炸机就会在远离美国国土的大洋中击毁它们。

我读过桑迪亚国家核试验室工作人员帕克·琼斯写的机密报告,他是核武器安全使用保障部的领导。报告是根据此次事件的彻查结果写的。其中指出,“我们所有人,我指的是美国,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场‘滔天之祸’”。

起初,没有任何大难临头的征兆,B-52从戈尔兹伯勒近旁的西摩·约翰逊基地起飞,完成环海巡飞,返回到折返点准备进行空中加油。当时机上载有两枚马克39型氢弹,每枚威力为400万吨级。

巡飞后疲惫不堪的机组人员在加油时操作不当,致使巨大的轰炸机失控,最终B-52的机翼脱落,接着高速飞行的轰炸机就解体了。就这样,8个机组人员中3人死亡,5人侥幸用上了降落伞。

轰炸机解体后两枚氢弹从隔舱掉下来,冲向地面。一枚掉在法罗居民点的旷地上,没有伤及任何人,而另一枚的引爆装置却启动了。

氢弹用降落伞打开了,幸存下来的飞行员看到后开始祈祷,他们确信,过一会儿就要爆炸了。

帕克·琼斯在报告中指出,在轰炸机发生事故时,想必是由于震荡,四个保险装置中有三个失效。炸弹落在近郊一家农场旁边,在炸弹触及地面的那一瞬间,炸弹的雷管已触发,爆炸过程实际上也已启动。但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四个保险,所谓的低压开关,拯救了上百万居民。

可以想象当地居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亲眼目睹B-52解体,接着挂在降落伞上的炸弹就俯冲下来。那时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歇斯底里,大家都担心苏联进攻,担心核战爆发。人们挖防空洞,储备武器、生活必需品,以及可以长期储存的食品。人们关于核战的后果知之甚少,很多人寄希望于跑进森林,跑到那些难以到达的地区,以为那样就能活下来。

或许,看到降落伞上的氢弹,农场主会把它当成俄国人开始入侵的“先兆”。或许,他们想过,要召集亲朋好友,甚至可能带上牲畜,前往深山老林。他们可能都不曾料到,一旦引发核爆,他们就算是坐赛车,也躲不过爆炸冲击波。

氢弹“马克39型”,威力不及苏联的AH602“沙皇炸弹”,赫鲁晓夫曾经倚仗它威胁全世界。“沙皇炸弹”的威力是58兆吨级,而“马克39型”不过才4兆吨级,但即便如此,其威力也比1945年毁灭广岛的核弹高出200倍之多。

倘若落在北卡罗莱纳州农场近旁的“马克39型”爆炸的话,那么被毁的不仅仅是附近众多的村庄和城市,还将波及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甚至就连遥远的纽约也难逃此劫。据报告作者估计,仅死亡人数就将超过百万,如果加上伤者和辐射受害者,那涉及的将是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

当然,有关此次事件的所有信息立即被封锁。即便如此,尽管防止雷管意外触发的保险系统并不靠谱,“马克39型”又服役了五年。这是因为,我说过,我国那时实在是没有其他威力强大的核弹了。

不过,这一切都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发生,现在已是相当久远的历史。

由于威尔明顿位于两河之间,而这两条河又都汇入海湾,因此这里有很多支流、岛屿、运河和码头。从我们家房子的窗户往外看,尤其是从二楼,总是能看到在开普顿-菲尔河上航行的船只,它们老是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都在运动,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东西,除了时间,如我所言,它的存在与我们对它的认识无关。

我非常喜欢我们家的房子以及周遭的一切,总之我是想让您知道,美国是一个很棒的国家,我从未背叛它。相反,背叛它的是用人肉喂养章鱼的那些人。或许,我讲得有点儿颠三倒四,但是以后您就会懂了,现在我还是先回到童年再说。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那时也就八九岁,我们那里下雪了,在北卡罗莱纳州,雪并非冬天的常客,可那一次雪下得非常大,简直都成雪堆了,真正的雪堆,像加拿大那样的。大家自然都很高兴,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整个城镇都沉浸在喜悦当中,似乎另一个圣诞节不期而至,更何况还赶上周日这一天。

父亲那天休息,我们就全都跑到院子里打起雪仗来。我们不只是互掷雪球,而是假装成帕劳群岛之战中贝里琉岛乌穆尔伯劳皋山上的一次突击。

父亲经常向我讲起二战中的这场战役,他说他的大伯曾参战,他总是引用海军中将谢尔曼(不是打垮同盟军的那位,而是另一位)的话,这些话他早在中学就背会了:“高地陡峭的山坡上满是各种怪异的倒刺和尖棒,洞穴密集如网,彼此相通。敌人对地形地物的利用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构筑起强大的防御工事,美国海军陆战队到现在也未能攻下阵地。部队在迷宫般的山崖上寸步难移,行进艰难,已经过去一周多了。”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这些岛屿上阵亡,因为日本人在那里构筑了真正的防御区,他们挖通坑道,掏空山岩,把洞穴改造成掩体,各处都架设起大炮和机枪,总之有如抵御天启军队进攻那般备战。然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还是端了这些日本武士的洞穴和窝点,在乌穆尔伯劳皋山的山顶上竖起了美国国旗。

一台老旧卡车充当乌穆尔伯劳皋山,里面堆满了雪。父亲钻进车厢,一个人扮演所有日本人,而我们——妈妈、我和朱迪思扮演我国的海军陆战队,从三个方向进攻。这简直太酷了,我甚至还有一面旗帜,准备插在山顶上,真正的美国国旗,只是不太大。

那天空中飘着雪花,大家浑身上下都是雪,我的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干的地方,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试图攻入车厢,可是我们怎么都无法靠近,父亲站在车厢上一次又一次击退我们,就像多手湿婆神一样,他还哈哈大笑,是那种令人憎恶的日本武士的笑声。

但后来他还是给机会让我们靠近了一些,在近身战斗中我们向他投掷雪球,把他摁在雪堆里,然后我就庄严地把美国国旗插在了卡车车顶上。我们唱起国歌,父亲从雪堆里钻出来,也跟着我们一起唱。

后来我号啕大哭。我简直有点歇斯底里,哭到浑身抽搐,妈妈吹了吹我的脸,朱迪思用水浇我的头。

大家都以为,我哭是由于在战斗中父亲的雪球打中了我的鼻子。当时鼻子都流血了,但是我勇敢地挺住了,父亲甚至还说,我是真正的士兵,不次于帕劳之战的英雄们,而且他很骄傲他有这样的儿子。

实际上我哭完全是另有原因,要知道如果不是父亲让着我们,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占领卡车,把旗插在车顶上。这么一来,在我们的版本里,实际上帕劳之战的获胜者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当时这个想法对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甚至是无法容忍的。

总的来说我无法想象,如果一国战败,国土被侵占,丧失了独立地位,那么其国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公民,这意味着自己注定要苟且偷生,成为一名局外人,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扭转局势。

从小学起学校就这样教导我们:在体育运动中,即使你或你们队失败了,也总是有机会积聚力量,重拾信心,握紧拳头,取得成绩,获得胜利。争当成功人士,争当胜利者,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常常为此感谢上帝,我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幸福和世界上最顺遂的国家。当然,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绝对不是一时慷慨激昂,说实在的,我甚至不能理解,怎么可能不这样,当我发现其他一些国家有鄙视自己祖国的人,我非常诧异。

上帝让人在生活中自由选择,但有三样东西,它们是上天给的,那就是国家、家庭和民族。它们是不可以选择的,这是上帝的选择,而且无论他做出何种选择,人们都应该引以为傲。唯有如此,才能够安定且有创造性地生活和工作。

两百多年来,正是依靠辛勤劳作我们才把几小片定居点变成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劳动、金钱和资本是自由的基础,只有富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可怜的逃亡者、穷苦的弃儿,其灵魂一文不值,永远都是奴隶。清教徒先民的信仰告诉他们:“为了拥有自己的家园,并成为家园的主人,劳动吧,创造吧,奋斗吧!”他们相信了,他们努力了,他们奋斗了。我也心向往之。

美国人基本上都是移民,其中不少人都是奔着更好的生活去的。但是真正的美国人恰恰是那些辛勤劳作,相信自由并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的人。

当然,如果想一想,一切也都合情合理,也符合成功算式,有进取心的人奔向成功和昌盛的灯塔,犹如飞蛾扑向灯光那般。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成长和发展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罕见的、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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