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派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菲尔·克莱,亚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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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派遣试读：

重新派遣

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们称之为“史酷比行动”。我是爱狗之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应。我听见奥利瑞说：“天啊！”然后视野里出现一条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着血，像它平常从碗里喝水一样。虽不是美国人的血，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我想那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我们杀起狗来再无顾忌。

当时你没有时间想这些。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在那房子里，他配备了什么武器，想怎样把你干掉；你还担心着自己的弟兄。你端着550米射程的步枪，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扫过去，常常在一间屋里就能干掉好几个人。

等到总部让你休整时，这些念头才会冒出来。因此，你并不是直[1]接从战场回到杰克逊维尔的商场。派遣任务结束后，他们先把我们送到沙漠中的后勤基地阿尔·塔卡德姆，让我们稍微“解压”。我不确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猜“解压”意味着在浴室里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烟，玩命打牌。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机回家。

就这样，之前你还在绝不是他妈开玩笑的战场，现在却坐回到舒适的座椅上，盯着头顶上吹出凉风的空调孔，心里嘀咕：“这他妈怎么回事？”和其他人一样，你的双膝间架着步枪。有些海军陆战队员还随身带着M9手枪。你们的刺刀却全被收走了，因为飞机上禁止携带刀具。虽然洗过澡，你们看上去还是又脏又瘦。每个人都眼窝深陷，迷彩服破烂不堪。你就坐在那儿，闭上双眼，开始回想。

问题是，你的思绪总是无法连贯。你不会去想：噢，我做了A，接着是B，然后C，然后D。你试图想家，眼前却出现叛军虐囚室的场景。你看见柜子里的肢体残片和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智障。他叫起来就像只鸡，脑袋已经萎缩到椰子大小。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想起医生曾解释说，那帮人往他脑袋里灌了水银。想想似乎也讲不通。

你看见自己几乎丧命的那些时候曾见过的画面。破碎的电视机，还有那个穆斯林的尸体。血泊中的艾科尔茨。中尉对着无线电大喊。

你看见那个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她的照片。第一张照片里，是个漂亮的伊拉克儿童，七八岁左右，光着脚，穿着美丽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领圣餐的打扮。下一张照片里，她穿红裙、高跟鞋，化了浓妆。再下一张，同样的红裙，脸上已满是污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我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谢丽尔。她肤色白皙，手臂上长着细小的深色汗毛。她总觉得丢人。但那些汗毛很软，很精致。

一想到谢丽尔我便忍不住愧疚。于是我会想想埃尔南德斯准下士、史密斯下士，还有艾科尔茨。艾科尔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们曾携手救下一名陆战队员。几星期后，他翻一堵墙的时候，叛军忽然从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我就想着这些。我看见那个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尔茨命的那堵墙。可我要说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会想起我的狗，维卡。想起当时在流浪狗收容所，谢丽尔说，应该领养一条老一点的狗，因为没人要它们。想起无论我们教它什么最终都是徒劳。想起它如何呕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该吞下的东西。想起它自知犯错地夹着尾巴低下头，蜷起后腿溜走的样子。想起我们领养它两年后它的毛色开始变得灰白，脸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丛胡须。

就是这样。一路想着维卡和史酷比行动，在回家的路上。

或许你为杀人做好了准备。你用人形靶练习过，觉得实战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也用所谓的“狗靶”练习。四号靶形，但它们看上去却一点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杀人其实也不容易。初出茅庐的陆战队员总以为自己是兰博，但这事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来。通常如此。那次我们发现一个濒死的叛军，喉咙里咯咯作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情况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弹击中，眼看就要断气，但带队的副连长还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划开了他的喉咙。他说：“还是用刀杀人好。”士兵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他妈开玩笑吧？”没人预料到副连长会有这一手。但新兵们早晚都得见识。

在飞机上，我也想起这些。

想想还真可笑：你手握步枪坐着座椅上，身边却一颗子弹也没有。随后飞机在爱尔兰降落加油。舷窗外浓雾弥漫，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但你知道：到了爱尔兰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机长是个没当过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经地宣读起军规：回到美国本土前你们仍视为在岗，因此禁止饮酒。[2]

我们的头儿一听就蹦了起来：“这他妈就跟‘橄榄球棍’。一样没道理。听着，士兵们，你们有三个小时。听说他们这儿卖健力士。”真他妈爽！

瓦塞特下士一次要了五瓶啤酒，在面前摆成一排。他并不急着喝，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满脸欢喜。奥利瑞调侃道：“看看你，笑得就像个坐在鸡巴树上的基佬。”这句话教官们常挂在嘴边，柯蒂斯总被逗乐。

所以柯蒂斯笑着说：“还真是棵可怕的操蛋树！”我们都笑了，很开心终于可以胡言乱语，可以放下防备。

我们举起酒瓶一饮而尽。差不多每个人都掉了二十磅的体重，七个月来滴酒不沾。二级一等兵麦克曼尼根在酒吧里四处晃悠，睾丸从迷彩短裤里露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说：“别盯着我的蛋看，基佬！”斯劳特准下士喝了半小时就去洗手间吐了，克莱格下士——那个还清醒着的摩门教徒——在一旁扶着他，而格里利准下士——那个喝醉的摩门教徒——在旁边的隔间里吐着。连长们也都喝得烂醉。

这样挺好。一回到飞机上我们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已在美国。

令人略感失望的是，我们在樱桃角空军基地降落时，一个接机的人也没有。外面漆黑、寒冷。我们中一半人还沉浸在几个月来的第一场宿醉中，身体疲惫但内心舒畅。我们走下飞机，面前是巨大空旷的飞机跑道，等着我们的是五六个戴红标的地勤和几辆七吨载重的军用卡车。没有家属的身影。

连长们说家属在勒琼基地等我们。我们越快将全部装备装车，就能越快见到他们。

收到。我们分成几组，把帆布背包和水手袋扔上卡车。都是重体力活儿，能让血液在这大冷天里流转起来。酒也随着出汗醒了几分。

然后他们调来几辆大巴，我们挤上车，M16突击步枪的枪口胡乱指着，枪支安全规定没人遵守，也没人在乎。

从樱桃角到勒琼有一小时车程。首先要穿过一片树林。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了24街也差不多如此。商店还未开门，加油站和酒吧的霓虹灯已经熄灭。望着窗外，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哪儿，却依然没有回家的感觉。我想，等我亲吻过妻子、抚摸过我的狗，才算真正回家。

我们进入勒琼基地的侧门，距离营地还有十分钟。但按这个混蛋司机开车的速度——我告诉自己——还得要十五分钟。到麦克休街时，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然后车拐进营地所在的A街。我看着营房，心想：终于到了。没想到车在离营房只差四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在军械库前面。我完全可以跑向家属区。我已经看见一处营房背后的灯光。四周停满了车。我能听见路远端传来的人声。家属们就在那里。但我们按命令排成一列，心里想着他们就在那里。我想着谢丽尔和维卡。我们等待着。

我排到窗口，把步枪递过去，一阵莫名的失落感令我猝不及防。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枪分开。我不知该把手放在哪儿。我先是把它们揣在口袋里，然后抽出来交叉在胸前，最后干脆让它们一无是处地耷拉在身体两侧。

等所有人都交了枪，军士长命令我们排成他妈一本正经的阅兵队列。一个白痴旗手在前方挥着旗，我们沿A街行进。走到第一排营房边缘时，人群欢呼起来。转过拐角我们才看见他们——一面人墙在几盏户外射灯下高举标语牌。雪亮的灯光直射过来，让我们很难在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谁。旁边已摆好了野餐桌，一名穿迷彩服的陆战队员正烤着热狗。还有一座充气城堡。一座他妈的充气城堡。

我们继续前行。另两名穿迷彩服的士兵并排挡住激动的人群。我们行进到人墙面前，侧脸对着他们，这时军士长下令立定。

我看见电视台的摄像机，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国国旗。麦克曼尼根[3]全家都站在第一排正中，手里举着标语：“乌拉，布拉德利·麦克曼尼根一等兵。我们以你为荣！”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四处搜寻。在科威特，我和谢丽尔通过电话，不长，只是：“嗨，我挺好的。”还有，“对，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问问家属联络官，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她说她会在那儿，但在电话里听着有些异样。我已经有些日子没听见她的声音了。

然后我看见艾科尔茨的父亲。他也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欢[4]迎归来，布拉沃连的英雄们！”我望着他，想起我们出征时他的样子，心想：“那是艾科尔茨的父亲。”就在此刻他们让我们解散，同时也放开了人群。

我站在原地，身边的战友——柯蒂斯、奥利瑞、麦克曼尼根、克莱格、瓦塞特——都朝人群跑去。家属也朝我们涌来。艾科尔茨的父亲也在其中。

他和经过的每个士兵握手。我不确定有多少人认识他。我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但我没有。话到嘴边又缩回来。我四处寻找我的妻子，然后在一个牌子上发现了我的名字：普赖斯中士。其他的字被人群挡住了，我也看不见举牌的人。我从正和柯蒂斯拥抱的老艾科尔茨身边走开，朝牌子挪过去，终于看清牌子上的全文：“普赖斯中士，既然你回来了，就干些家务活吧。下面是你要干的：1）我；2）重复1。”

举牌子的，是谢丽尔。

她穿着迷彩短裤和无袖衬衫。天这么冷，她一定是为我穿上这些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消瘦了，妆更浓了。我有些紧张，有些疲惫，她也与往常略有不同。但她还是她。

我们身边围绕着难掩内心喜悦的家属和一脸倦容的士兵。我朝她走过去，她看见我的瞬间眼睛亮了。很久没有女人对我这样微笑了。我走上前亲吻她。我想自己应该这么做。分开这么久，我们俩都很紧张，只是勉强碰了碰嘴唇。她退后一步盯着我，双手搭着我的肩抽泣起来。她抬手揉了揉眼睛，张开双臂抱着我，将我搂入怀中。

她柔软的身体紧贴着我。整段服役期我要么睡地上，要么睡帆布床。我身着防弹衣，身前总斜挎着步枪。七个月来我没碰过任何质感如她身体般的东西。我几乎已经忘了她给我的感觉，或许我从未真正意识到。现在这种全新的体验令世间万物黯然失色。她放开我，我拉起她的手，背上行李一同离开。

她问我想不想开车。是的，当然！我坐上驾驶座，亦是久别重逢的感觉。我挂上倒车挡，倒出车位，驶上回家的路。我想找个暗处停车，和她在后座上亲热，就像高中时那样。但我还是径直出了停车场，沿麦克休大道一路开下去。刚才乘大巴经过的路，现在感觉全然不同。四下的氛围分明在说：这是勒琼。这是我过去开车上班的路。夜那么黑，那么静。

谢丽尔问：“你还好吗？”她的意思是：这几个月你过得怎么样？你现在还正常吗？

我说：“是的，我还好。”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车拐上霍尔库姆街。我庆幸是自己开车。这让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沿这条街开下去，转动方向盘，然后是下一条街。一步一个脚印。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什么难关都能渡过。

她说：“你回家我真高兴。”

然后她说：“我真的很爱你。”

然后她说：“我为你骄傲。”

我说：“我也爱你。”

到家了，她为我开门。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钥匙在哪儿。维卡没到门口迎接我。我进门找了一圈，才在沙发上找到它。它看见我，缓慢地爬起身。

它的毛色比之前更白，腿上鼓着怪异的脂肪块。拉布拉多经常会长这种瘤子，但维卡腿上的特别多。它摇了摇尾巴，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沙发，似乎很疼。谢丽尔说：“它还记得你。”“它怎么这么瘦？”我问道，一面弯腰挠它的耳朵。“兽医说我们必须控制它的体重。而且它现在吃东西吐得很厉害。”

谢丽尔拉着我的胳膊，把我从维卡身边拖开。我顺从地跟着。

她问我：“回家真好，对吧？”

她的嗓音有些颤抖，仿佛不确定我的答案。我说：“是的，是的，回家真好。”她重重地吻我。我将她揽入怀中，把她抱起来走进卧室。我挤出一个灿烂的笑，但似乎没什么用。她依然露出一丝怯意。我猜今晚所有的妻子都会有点紧张。

这就是我回家的情形。大概还算不赖，我猜。归来就像险些淹死的人探出水面的第一次呼吸。即便伴着疼痛，也是好的。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谢丽尔做得很好。我在杰克逊维尔见到了柯蒂斯准下士的妻子。他回来前她已经花光了他的津贴，而且她已经怀孕五个月。对于一名服役七个月归来的士兵，她的孕期还不够长。

我们归来那晚，瓦塞特下士的妻子没有到场。他笑着说，她多半是搞错时间了。于是奥利瑞开车送他回家。打开门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仅是他妻子，所有的一切——家具、壁挂，全都不见了踪影。瓦塞特望着惨白的四壁，摇着头大笑起来。他们出门买了些威士忌，回到空屋里喝得酩酊大醉。

瓦塞特把自己灌醉。酒醒时分，麦克曼尼根就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坐着。很难想象，在我们所有人中，麦克曼尼根是那个会把他收拾干净、准时送他到基地上课的人。在课上他们告诫你：不要自杀，不要家暴。瓦塞特无奈地说：“我没法家暴。我他妈连老婆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个周末他们给了我们四天假，星期五轮到我照顾瓦塞特。他连着醉了三天，和他在一起就是个威士忌加大腿舞的变态狂欢节表演。凌晨四点我把他送到斯劳特的军营宿舍后才回家，进门时吵醒了谢丽尔。她什么也没说。我猜她会生气，她看上去也确实如此，但我上床时她翻过身来，轻轻抱了抱我，毫不嫌弃我的一身酒气。

之后斯劳特把瓦塞特交给阿迪斯，阿迪斯再把他交给格里利，就这样传下去。整个周末我们中总有人在他身边，直到我们确定他没事了。

不和瓦塞特或是别的兄弟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和维卡坐在沙发上，看谢丽尔为我录的棒球比赛。有时谢丽尔和我谈起她过去的七个月，谈起留在家里的妻子们，还有她的娘家人、她的工作、她的老板。有时她也问我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我也会回答。虽然回国的感觉很棒，虽然我恨透了过去的七个月——唯一支撑着我的是军中的兄弟和回家的念想，我开始盼望着重返战地。现在这一切真他妈让人难受。

接下来的一周，每天上半天班，全是些琐事。让大夫处理那些瞒报或者没来得及治疗的伤口。看牙。行政事务。每天傍晚，我和维卡在电视前等谢丽尔从“德克萨斯公路旅馆”牛排连锁店下班。

维卡会枕着我的腿睡觉，当我俯身喂它腊肠片时才醒过来。兽医告诉谢丽尔腊肠对它不好，但它应该吃点好的。我抚摸它的时候会碰到它的肿瘤，那一定很疼。看上去它干什么都疼：摇尾巴、吃饭、走路、坐下。它隔天就会呕吐一次，先是窒息般的干咳，随后频率越来越快，足足二十秒后才有东西吐出来。那声音让我难以忍受。我并不介意清理地毯。

重新派遣00重新派遣谢丽尔回家时看着我们俩，微笑着摇了摇头，叹道：“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儿。”

我想待在维卡身边，又不忍心看它这样。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同意周末和谢丽尔出门。我们带上我的津贴，买了不少东西——这是现在的美国人还击恐怖分子的方式。

以下是这次外出的经历。你的妻子领着你在威尔明顿购物。上次你走在一座城市的街上时，手下担任前锋的士兵沿着街边前进，观察正前方和街对面的屋顶；他身后的士兵负责盯紧顶层的窗户；再后面的士兵盯下面一层，以此类推，直到路面一层也有人盯；最后是队尾的士兵掩护后方。城市里无数角落暗藏杀机。最初你提心吊胆。但你发现只要遵循训练的套路，就不会出问题。

在威尔明顿，你手下没有队伍，没有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你数次习惯性地摸枪又惊恐地发现它不在那儿。按道理说你很安全，你的戒备应该降到不设防的白色级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在这间“美国鹰”服装专卖店，你妻子挑了几件衣服让你试，你走进狭小的试衣间。你把门关上，然后你就再也不愿打开它。

店外的人从橱窗边悠然走过，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人不知道[5]费卢杰在哪里，也不知道我的排有三名士兵在那里丧命。这些人一辈子都停留在白色。

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接近橙色。你不会，直到你第一次参加枪战，或是第一次目睹自己避开的简易炸弹爆炸。你意识到身边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依赖于你不犯错。你也同样依赖他们。

有些士兵紧张得直接跃至红色。他们会保持那种状态一段时间，随后崩溃，一直跌落到白色以下，甚至低于“我他妈才不在乎去死”。其他人大多处在橙色，时刻保持着警惕。

以下是橙色的含义：你平时看到的和听到的全消失不见了；你大脑的运转方式改变了；你留意观察周遭的每个细节，视野里的一切。我能注意到街上二十码外的一枚硬币。我的触角伸向街区的深处。现在很难清晰地记起当时那种感觉。我想，当你一下子有太多信息需要记住的时候，你干脆把它们全忘了，清空大脑，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瞬间，让自己尽可能活下去。然后这个瞬间也被忘却，你的注意力移到下一个瞬间。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整整七个月。

这就是橙色。当你手无寸铁地去威尔明顿购物，你觉得自己能恢复到白色吗？在你回到白色前，还他妈有段漫长的时间。

离开商场时我已经有些神经质了。回家的路上谢丽尔没让我开车。我肯定会飙到一百英里时速。回到家我们发现维卡又吐了，就在门边。我四处找它，它在沙发上，腿颤抖着勉强站着。我说：“该死，谢丽尔。是时候了。”

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着维卡。

她说：“明天我带它到兽医那儿去。”

我说：“不行。”

她摇了摇头。她说：“我会处理的。”

我说：“你是说要付某个混蛋一百美元来杀死我的狗？”

她沉默了。

我说：“这事不是这么干的。让我来。”

她望着我，温柔的眼神让我无法直视。我转向窗外，眼前一片模糊。

她说：“想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我说：“不。不。”“好吧，”她说，“但那样会好些。”

她走到维卡身旁，俯身拥抱了它。她的头发落下来挡住脸，因此我看不清她是不是在哭。她起身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

我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去挠维卡的耳朵，心里有了个计划。算不上是个好计划，但至少是个计划。有时这就足够了。

我家附近有条土路，路边流淌着一条小溪，夕阳西下时阳光浸入水中。很美。过去我时常去那里跑步。我想那是个合适的地方。

开车过去并不远。我们正好在日落时分到达。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从后备厢里抽出步枪挂到肩上，走到副驾驶座一侧。我拉开门，双手托起维卡，把它抱到河边。它很重、很暖和，我抱它的时候它舔着我的脸。它舌头的动作缓慢、慵懒，能看出是条一辈子都很快乐的狗。我放下它，后退几步。它抬头望着我，摇了摇尾巴。我僵住了。

过去我只有一次像这样迟疑过。在穿过费卢杰的途中，一个叛乱分子潜入我们的警戒范围。当我们发出警报时，他消失了。我们异常紧张地四处搜索，直到柯蒂斯朝一个用作粪池的蓄水池里看了一眼。那是个大型圆水池，装了四分之一池的屎尿。

那个叛军就在池中，身体躲在粪水里，只是出来换气。像一条鱼浮上来吞掉停在水面的一只苍蝇。他的嘴探出粪水表面，吸一口气又合上，然后再下潜。我无法想象他的感受。光闻一下就够你受的了。四五名陆战队员垂直向下瞄准，子弹射入粪水中。除了我。

望着维卡时，我也是同样的心情。那种感觉像是一旦我向它开枪，我体内的某种东西就会破碎。但我想到谢丽尔会带它去见兽医，让某个陌生人把手放在我的狗身上。我想，我必须亲自动手。

我没有霰弹枪，只有一支AR15自动步枪，和我训练用的M16很相似，我明白如何正确使用。三点一线瞄准，控制扳机，调整呼吸。注意力放在瞄准器上，而不是目标。目标应该是模糊的。

我瞄准维卡，然后紧盯瞄准器。维卡在远景中虚化为一团灰色。我打开安全栓。应该是三枪连发。并不是说你扣下扳机一切就结束了。你必须采用正确的做法。两发射向身体。最后一发对准头部。

前两枪必须快，这至关重要。你的身体的主要成分是水，因此子弹穿过身体就像石头投入池塘。它会激起涟漪。在第一块后紧接着投入第二块，它们落水两点之间的水面会荡起涟漪。这会在你身体里发生，尤其当两颗5.56毫米子弹以超音速穿过的时候。那些涟漪足以撕碎你的内脏。

如果我瞄准你心脏的任意一侧，先一枪……然后再一枪，你的两片肺叶都会穿孔，胸前出现两个大洞。你必死无疑。但你一时还死不了，还能感觉到血液慢慢充满你的肺。

如果两枪的间隔足够短，就没这问题。激起的涟漪会撕碎你的心肺，你当场死去，不必经历垂死的挣扎。只有震惊，没有痛苦。

我缓缓扣紧扳机，感受弹簧的压力，紧盯瞄准器，而不是维卡，然后三枪连发。两颗子弹穿透它的胸膛，一颗射穿头骨。子弹很快，快得难以觉察。正该如此，每颗子弹紧跟着前一发，令你无暇反应。等你回过神来，痛苦也随之袭来。

我呆立在原地盯着面前的景象。维卡成了一团模糊的灰色和黑色。暮色渐浓，我已不记得要如何处理它的尸体。

补充命令

排长说：“端掉那栋该死的房子。”收到。我们这就去端掉那栋该死的房子。

我召集手下人，画了个沙盘图。讲解时我含了块湿鼻烟，吐出的唾沫一落地就蒸发了。

线报说那是一间简易炸弹作坊，藏着几个该死的狠角色，包括一[6]个在通缉名单上很靠前的家伙。SALUTE情报说有一个战斗分队的兵力，配备了AK突击步枪、RPK轻机枪、RPG火箭筒，可能还有一挺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

我命令第二分队担任主力。那是斯威特下士的队伍，他在军中是个牛哄哄的摇滚明星。士官中的精英。他手下的轻机枪手是一等兵戴尔，这小子一听说终于有机会真枪实弹干一场就兴奋不已。他刚十九岁，乳臭未干，参军以来消灭的只有卫生纸而已。

我让第一分队策应，那是穆尔下士的队伍。穆尔有摩托车手的范儿，总认为他的队伍才配当主力，好像那他妈是个大奖似的。他不及斯威特出色，但也值得信赖。

和以往一样，我让第三分队待命。带队的是马尔罗西奥，他喝下两管感冒口服液就变得比法比奥还蠢。第三分队总能分到简单的任务，因为我不愿给他们任何太复杂的指令。有时跟着蠢货也有好处。

我们到达那栋房子时，另外几个班已将周边封锁。我们沿街冲过去，轰开后门。重型M870霰弹枪。嘭！我们冲了进去。

后门通向厨房。右边，安全。左边，安全。上方，安全。身后，安全。厨房，安全。我们缓步通过，不作停留，持续前进。慢则稳，稳则快。斯威特下士的分队搜查房屋，简直势如破竹。

我们一穿过门廊，下一间屋里的AK步枪就开火了，但我们占了上风。结局是两个叛军都负了致命伤，而我方毫发无损。又一个在天堂漫步的日子。唯一的意外是斯威特下士带领二分队进入卧室时，背对门的叛军仓皇中跳起朝身后开枪，恰好击中斯威特。两颗子弹被他的防弹背心挡住，第三颗穿透护挡射入他的大腿。戴尔一等兵紧随斯威特进入房间，他举枪还击，一发5.56毫米子弹正中叛军的脸。我们控制了卧室，呼叫医护兵前来，戴尔蹲下为斯威特包扎伤口，伤口渗着鲜红的血，可能伤到了股动脉。

行动继续。第一分队顶了上来，同时P大夫赶到现场和戴尔一起处理斯威特的伤口。大夫发现那个叛军还在呼吸，便对戴尔说：“去把他脸上的伤包扎起来，实施救生四步：恢复呼吸、止血、保护伤口、治疗休克。”我通过队内无线电向排长发出伤亡转移请求。

我们继续前进。卧室，安全。洗手间，安全。储藏室，安全。一间不知是什么的房间，安全。一楼露台，安全。

排长打开无线通话，说救援的CH46直升机已在路上。他问我[7]情况如何，我给了P大夫一个询问的眼神：负伤还是阵亡？P大夫说，十分紧急，开不得玩笑。我告诉了排长，然后带队在地下室门口准备。

我们扔下一枚闪光弹，等炸弹爆炸后冲下楼。楼下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基地组织成员，在闪光下已失去战斗力，手里没有武器。他看上去只有十七岁，吓得半死，我们把他反绑，进行该死的常规战俘处理。他尿了裤子。这种事时有发生。

地下室的另外两人不构成威胁：一名警察和一名伊拉克第一陆军师的士兵。他们被绑在一把椅子上，面前的三脚架上架着一台摄像机。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地板上还淌着一大摊鲜血。

穆尔下士看了看摄像机和两个备受折磨的人，轻轻说了句：“我操，搞什么啊？”但大家心里都明白。

麦基翁准下士看着摄像机说：“基地组织拍的是史上最烂的毛片。”

穆尔低头盯着那个俘虏——他已被我们反绑、蒙眼，脸朝下放倒在地。他说：“你他妈狗娘养的。”他往前迈出一步，但我拉住了他。

第一分队为另外两人松了绑，开始急救。基地组织用铁丝把他们捆在椅子上，铁丝已深深嵌入皮肉，所以松开时不免撕开新的伤口。而且他们的脚看上去有些异样。我说：“把他们送到大夫设在一楼露台的临时救护点去。”房子里的叛军已经肃清，整个行动只用了不到两分钟，非常顺利。只可惜斯威特负了伤，伤情还很严重。任何腹股沟的伤都是噩梦。

地下室里有个武器库，都是常见的东西：AK步枪、RPK轻机枪、简易炸药、RPG火箭筒，还有生锈的122毫米炮弹。我把这些交给穆尔，自己上楼查看斯威特的伤势。

在楼上，我看见大夫取出奎可洛特止血剂敷在斯威特的伤口上。不是个好迹象。奎可洛特有种灼烧感，但斯威特硬挤出一个笑容。他对我竖了下大拇指，然后低头看大夫处理他的大腿。他说：“嗨，大夫，反正你在那儿了，顺便给我吹个管儿呗？”大夫头也不抬。

一等兵戴尔正在救治被他一枪打中脸的叛军。我看见他从自己的急救包里抽出纱布。他本不该这么做。急救包是留给自己用的。

叛军的情况很不妙。看起来他的半个下巴已经不见了，几簇胡须连着皮肉。在屋子的另一端的地上。戴尔用力摁压纱布试图止血，但从他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已几近崩溃。于是我把韦伯准下士拽过来，用他替下戴尔，让戴尔喘口气。

十分钟不到，CH46直升机就落地了。这段时间足以让斯威特不再开玩笑，而是开始说那些重伤员常说的蠢话。我告诉他我们不会让他死的。我不知自己是否在说谎。

我们把斯威特、叛军、伊拉克警察和那个陆军士兵一起抬出屋子，送上直升机。他们被送往塔卡德姆基地。我告诉手下人，斯威特活下来的机会很大。只要你进急救室时还在喘气，就多半能喘着气出来。

救援队伍离开后，剩下的只有等待。我向排长汇报了战况，他再向上级汇报。总指挥官闻悉说：“棒极了，祖鲁！”鬼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命令手下保持警惕，不允许任何懈怠。我自己更是没有丝毫放松。通常一次突袭会耗尽我的肾上腺素，让我只想蜷起来打个盹。但此刻斯威特生死未卜，我怎会有心情？

士兵们各就各位。负责警戒的是马尔罗西奥的手下——愿上帝保佑我们。而斯威特的队伍显然不在状态。

戴尔站在大厅的一扇窗边，魂不守舍。基本的战术原则全抛到脑后。首先，他靠窗太近；第二，他对窗外的情形心不在焉。就算叛军大摇大摆走进来，揪住他的睾丸，他多半也不会注意到。他满身是血，有斯威特的血，可能也有叛军的。包扎伤口从不是件惬意的事。他飞行服的两只袖子都被血浸透了。

我对他说：“过来。”大厅里有两人守卫，我让穆尔替我盯着。我陪着戴尔走进厨房，对他说：“脱了。”

他茫然看着我。“这衣服你不能再穿了。”我说。

于是他脱下外套，我也脱下我的。他被派遣之前文在胸口的巨大超人“S”露了出来。每个人都因此取笑过他，但此刻我什么也没说。我脱下飞行服，递给他换上。然后我重新披上防弹背心，把戴尔的飞行服卷起来夹在腋下，穿着皮靴、防弹背心、内裤，戴着凯夫拉防弹

[8]头盔回到大厅。我的手脚都有些日子没见阳光了，白得像鸽子屎。穆尔一见我便忍俊不禁，麦基翁也跟着哈哈大笑。我说：“笑个屁！老子多性感啊。”

排长和大夫正待在角落里。他看见我的腿光溜溜地从防弹背心下伸出来，没有笑，只是说了句：“还好你今天穿了内裤。”

我朝地下室的门侧了侧头，问大夫：“嗨，大夫，下面他妈什么情况？”

他摇了摇头。“打得很惨，”他说，“我猜是用橡皮管。他们被打得皮开肉绽，脚底尤其严重。那帮人还用电钻钻透了他们的脚踝，就在关节的位置，所以他们下半辈子都没指望了。不过死不了。”

排长说：“他们原本准备录像的。”

大夫说：“他们把那两人拖到镜头前，像是说‘准备去死吧，叛教的杂种’，然后才意识到没胶卷了。”

排长说：“那两个出去找胶卷的还活着。多半不敢回来了，但还是得留神。那些人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做得出。”“长官，但愿如此。”我说。

我正准备去告知手下，排长一只手按住我肩膀。他轻声问：“中士，你见过这种场面吗？”

有时我会忘记这是他的第一次派遣。我耸了耸肩。现在肾上腺素已经耗尽，我倍感疲惫。“没见过完全一样的，”我说，“但也不意外。至少不是孩子。”

他点点头。“长官，”我说，“回国之前别再琢磨这些了。”“没错，”他说，然后往街上看了一眼，补充道，“拆弹部队要来处理弹药了。他们说别乱动任何东西。”

我说：“我是不会拿炸弹开玩笑的，长官。”

他说：“等他们搞定我们就去看斯威特。他现在在塔卡德姆。”“他还好吗？”我说。“他会没事的。”他说。

我出去查看手下人。拆弹部队来得很快，我看出那是科迪上士的团队。他是个典型的田纳西乡巴佬。他指着我的光腿，给了我一个十足乡巴佬的笑容。“干完叛军之后，”他说，“你应该把裤子穿上。”

他带人去排除炸弹时，我着手处理戴尔的飞行服。穆尔从地下室找来汽油，我们把飞行服浸上汽油，一把火烧了。这衣服本该是防火的，要不我们也不会穿，但它照样烧了起来。

望着跳跃的火苗，我问穆尔：“你当时真的会踩扁楼下那个叛军吗？”“也是他活该。”他说。“我不是问这个，”我说，“你失控的样子被手下人见到，他们会意识到这场战争是多么没人性。我们现在没时间想这些。明天还要巡逻。”

排长找来一件备用的飞行服。“换上，”他说，“咱们准备回塔卡德姆。斯威特的情况稳定了，但他们很快会把他送到德国。伊拉克警察和士兵的情况也稳定了。那个叛军没挺过来。”

我接过飞行服，告诉穆尔：“通知队员斯威特没事儿了，别提叛军死了。”

我回到厨房换好衣服，拆弹部队已处理完毕。我们一同撤离。

开车去塔卡德姆的途中，麦基翁说：“嘿，至少我们救了两个人的命。”

我说：“是啊，第二分队真他妈牛逼。”

他们的眼神仍然印在我脑海里。我想他们并不希望被拯救。在基地组织在你面前架好摄像机之后吗？你已受尽拷打酷刑、脚心被钻透，你心想：终于，来吧，痛快点，手起刀落。反正我会这么想。结果你猜怎样？哈哈，他妈的没胶卷了。你只好坐着，在痛苦中煎熬，等待死亡。要知道旁边可没有沃尔玛。

我们端着M4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眼里没有喜悦的泪水。他们其实已经死了。我们对他们进行急救，把他们运送到基地，此后他们只得活下去。

有一刻我想，也许我们整个班应该放纵一晚。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把自己灌醉，冲淡今天的一切。不过，没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这么做，况且斯威特还活着。今天还算个好日子。等待真正糟糕的日子吧。

我们抵达了塔卡德姆，这是美军和联军共用的大型前方作战基地。我们在大门口卸下弹药，把武器都调低到四级。基地一般来说很安全，可以看到承包商在有条不紊地工作。

通往医院的路标和美国一样：白色的字母H嵌在蓝色方块中心。陆战队士兵不用披防弹衣，仅穿着迷彩服开着民用车穿行，和在美国境内一样。外科中心建在基地中央，挨着后勤指挥部“黑塔”。道路盘旋，我们逐渐接近医院。我以前曾来过这里。

快到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不语，只有麦基翁说：“班长，这种事真让人受不了。”

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于是我说：“没错，自从上次你妈来月经的时候我干她，就再没见过那么多血。”大伙儿都笑起来，然后互相开玩笑，打破了刚才弥漫的低落情绪。我们下了悍马吉普车，走进右前方的外科中心。

外科中心里，斯威特已经醒了，但还在打吊瓶。“我感觉很好，”他说，“至少腿保住了。”

斯威特手术时，另一名陆战队员被送进来，他的情况不太乐观。无论怎样，今天对于我们是个好日子。

我们和斯威特说笑时，戴尔拉住一位路过的大夫，问被他击中脸的那个叛军怎么样了。我试着向大夫示意，让他别说叛军已经死了。不过这并不打紧。大夫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打伤的是哪个。而且基地组织成员的伤势稳定后都被送到安全级更高的医院。现在你在这儿一个也找不到。”

听了这话，戴尔默默站到墙边。他还穿着我的飞行服，神情恍惚。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一等兵，你今天干得不错！你拿下了打伤斯威特的家伙。”

斯威特旁边的病房里躺着我们救下的伊拉克警察和士兵。我走到大厅，从他们病房的门口望进去。他们依然惨不忍睹，已经被打了麻药睡过去。医院里环境很好，不像地下室里的一切都沾着血和灰。他们的身体虽已洗净，却还是不成人形。看到他们，我心里不由得一震。我没有招呼手下人，他们不必看到这场景。

在这之后，餐厅似乎成了唯一的去处。回到基地，自然该好好吃一顿。这是我的队员们应得的。或许他们正需一顿大餐调剂一下。再说，人人都说塔卡德姆有整个安巴尔省最好的餐厅，而且我们很快会重返前线。

餐厅在一公里以外。那是一座外形酷似白色谷仓的巨大建筑，至少两百米长，一百米宽，四面是十英尺高的围墙，墙上绕着铁丝网。我们在入口处向乌干达警卫出示证件，进了大门。里面先是洗手池——用餐前必须洗手，然后是很长的餐台，KBR公司的员工忙碌地提供着各种食物。我不饿，但还是取了淋了山葵酱的肋排。

我们找了张大桌坐下。整个餐厅几乎坐满了，约有一千人就餐。我们旁边坐了些乌干达士兵、陆战队员和基地运营支持团队的水手。[9]

一等兵戴尔坐在我对面，他吃得很少。我身边是位佩O4肩章的运营支持团队的海军军官，看上去胃口很好。他发现我们不是基地的常驻人员，便和我们攀谈起来。我没告诉他我们回基地的原因，只是聊了聊我们的前方哨所，说很高兴在这里不用吃野战口粮或是伊拉克人的咖喱配米饭。他说：“你们很幸运，来得正是时候。今天礼拜天。礼拜天供应酥皮水果馅饼。”他指着餐厅最靠里的食品台，那儿有酥皮水果馅饼配冰激凌。

那他妈就吃吧！吃完盘子里的东西，我们一齐起身去取馅饼，只有戴尔没动。他说自己不饿，但我对他说：“埃里克，把屁股抬起来，去拿点馅饼。”然后我们走过去。

KBR员工排出所有的口味：樱桃、苹果、桃子。

O4军官说樱桃的味道最好。收到！我选了樱桃。戴尔选了樱桃。我们全选了他妈的樱桃。

回到餐桌，我仍旧坐在戴尔对面。他盯着冰激凌，任由它在馅饼上慢慢融化。看样子不妙。我把勺子塞到他手里。你必须从最基本的事做起。

行动报告

假如换成任何别的车，我们必死无疑。防爆装甲车腾到半空，三万两千磅重的钢铁飘起来、变形，在我身下解体，仿佛重力也在飘移。爆炸声刺透我的耳膜，冲击波直入我的骨髓，整个世界都在旋转、碎裂。

重力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方的建筑都已不见，只剩头灯映射下的烟幕。远一点的地方，伊拉克平民被惊醒。即使炸弹是某个袭击者在现场引爆的，他也早溜走了。我的耳膜嗡嗡作响，视力只剩下眼前的一个点。我让目光顺着.50口径机枪的枪管艰难往远处移动，枪管的末梢已弯曲开裂。

装甲车指挥官加尔萨下士朝我大喊。“这架.50报废了。”我朝他大喊。他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

我从枪架上下来，穿过装甲车车身。我手脚并用爬过座椅，推开后舱门，钻出车外。

提姆赫德和加尔萨已经爬出来了。提姆赫德守在车右侧，加尔萨检查车辆损伤。三号车跟上来协助警戒，哈维守在旋转机枪架上。这是一条进入费卢杰的狭窄街道，三号车停在了装甲车的左边。装甲车的车头整个塌下去，像一只受伤的野兽。

探雷器全被炸飞了。它们的滚轮散落一地，周围是金属碎片和瓦砾。装甲车的一只轮胎躺在几米开外，覆满了灰，在一堆微小的探雷器滚轮中间活像它们的祖父。

虽然我还未站定，训练产生的本能立刻显现。我举起步枪，在黑暗中巡视。我试图检查五米区域和二十五米区域，但眼前仍烟尘弥漫，能见度不足五英尺。

一间平房的灯光穿透烟雾。它闪烁着，忽明忽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后背一阵生疼。爆炸时我一定从侧面撞上了枪架。

提姆赫德和我面朝外守在装甲车右侧。等到尘埃落定，我看见伊拉克人从破烂的平房里探出头来窥视我们。或许袭击者就在他们中间，想看看伤亡救援队是否会出现。他们为此能拿到额外的奖金。

那些平民多半也难逃干系。埋下这么大一枚炸弹，不可能整条街都蒙在鼓里。

我的心怦怦直跳，背上的伤也瞬间抽搐着疼。

加尔萨下士绕到车的另一侧检查损伤，我俩仍守在原地。“操！”我说。“操！”提姆赫德说。“你还好吗？”我问。“还好。”“我也是。”“我感觉他妈的……”“他妈的什么？”“不知道。”“嗯，我也是。”

这时忽然响起枪声，仿佛有人在空中连续挥舞皮鞭。是AK步枪，就在近处，我们毫无掩护。我无法匍匐在枪架下，手里只有我的步枪，而不是.50机枪。我辨不清子弹的来处，但我俯身躲到装甲车侧翼后掩护自己。我回到训练的套路，但举枪瞄准时却什么也看不见。

提姆赫德从车的前部开枪了。我也朝着他射击的方向，对着那间亮灯的平房的侧面开枪，能看见子弹在墙面上激起的烟尘。提姆赫德停止射击，我也放下枪。他依然站着，所以我猜他应该没事。

一个女人尖叫起来。也许整个过程中她都在尖叫。我从车后缓步走出，感到睾丸一阵紧缩。

当我靠近提姆赫德时，房子的外墙逐渐清晰。提姆赫德举着枪，我也举枪对着他瞄准的方位。那是一个穿黑袍的女人，没戴面纱，地上一个估摸有十三四岁的孩子，汩汩地流着血。“该死！”我说。我看见地上扔着一把AK步枪。

提姆赫德一言不发。“你打中他了。”我说。

他说：“没有。没有，兄弟。没有。”

但确实是他。

我们猜想那个孩子看见我们站在那儿便抄起他父亲的枪，心想自己应该当个英雄，无论如何向美国人放一枪。如果打中了，我猜他会成为街坊中最酷的孩子。不过很显然他不知如何瞄准，否则我和提姆赫德都完了。虽然距离不到五十米，他的子弹都胡乱射向了天空。

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提姆赫德精于射击，也拿人形靶练过。人形靶和这个孩子的轮廓的唯一区别，只是这个孩子体形略小。他本能地扣下扳机，开了三枪那孩子才倒在地上。这种距离绝不会失手。孩子的母亲冲出来想把他拉回房里。她却正好目睹儿子的血肉从他肩后飞溅而出。

血淋淋的现实让提姆赫德无法接受。他告诉加尔萨不是他干的，于是加尔萨认为是我杀了那孩子——所有人都把那孩子叫做“那个叛军”。

护卫任务完成后，提姆赫德帮我脱掉枪手服。衣服被剥下时释放出浓烈的汗臭。平常他准会开个玩笑或者抱怨几句，但我猜今天他没这心情。整个过程中他一言不发，然后他说：“我杀了那个孩子。”“没错，”我说，“是你干的。”“奥兹，”他说，“你觉得别人会问我这个吗？”“也许吧，”我说，“你是军警队里第一个……”我顿了一下，本想说“杀人的”，但从他的语气中我意识到这不是他想听的，于是我改口道，“干那个的。他们想知道是什么感觉。”

他点了点头。我也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想起布莱克上士。他是我在训练营的教官，传说他曾用无线电步话机把一个伊拉克士兵活活打死。当时他转过一个街角，迎面就撞上那个士兵，近得来不及举枪。他发疯似的抓起摩托罗拉步话机往对方头上砸，直到他脑浆迸裂。我们都觉得他很屌。布莱克上士教训我们时常问些疯狂的问题，比如：“假设你情绪炸裂，叫炮兵把眼前的楼炸成了废墟，然后你进去只找到小孩的残骸，遍地是小手小脚和脑袋，你怎么办？”或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他父亲的脑浆已经流出来，但她觉得他还活着，因为他的腿还在抽动。你准备对她说些什么？”我们会回答：“新兵不知道答案，长官。”或者“新兵不懂伊拉克语，长官。”

全是让人发狂的场面。如果你真准备好面对如此血腥的战争，那也是蛮酷的。我一直想在训练营结束后拉着布莱克上士，问问他哪些是胡扯，哪些是他的真实想法，却始终没找到机会。

提姆赫德说：“我不想谈这个。”“那就别谈。”我说。“加尔萨以为是你干的。”“是的。”“你能替我保守秘密吗？”

他看上去很严肃，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我说：“好吧。我会告诉所有人是我干的。”谁能说不是我干的呢？

于是我成了军警队中唯一确定杀过人的。在行动汇报前几个人过来打招呼。乔布拉尼——队中唯一的穆斯林——对我说：“干得不错，伙计。”

哈维说：“如果不是他妈的加尔萨和提姆赫德挡着，干掉那小子的人应该是我。”

麦克说：“你还好吧，伙计？”

汇报过程中，军士长来到我们连队。我猜她听说我们刚交过火。她是那种习惯叫每个人“杀手”的军士长。比如：“最近怎么样，杀手？”“乌拉，杀手。”“又一个在天堂漫步的日子，对吧，杀手？”那天她过来对我说：“你还好吧，苏巴准下士？”

我告诉她我感觉不错。“今天干得不错，准下士。你们全都是，干得不错，乌拉？”

乌拉。

汇报结束后，参谋军士把我、提姆赫德和加尔萨下士拉到一旁。他说：“棒极了！你们做得很好。尽职尽责。你们自己还好吧？”

加尔萨下士说：“没问题，参谋军士，我们很好。”我心想：操你妈，加尔萨，当时你他妈在装甲车的另一侧。

中尉说：“如果你们需要聊聊，随时告诉我。”

参谋军士说：“加油！作好准备，明天我们还有护送任务。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和提姆赫德直接回到我们的双人宿舍。谁都不想说话。我捧起PSP玩起侠盗飞车，而他掏出任天堂DS玩起钻石版神奇宝贝。

第二天，我就不得不开始讲故事。“接着，只听见哒哒哒”——到这儿还是真的——“子弹打在那帮孙子炸烂掉的探雷器上，我和提姆赫德看见那小子端着一支AK。我不假思索举枪就射。和训练一样。”

我一遍遍复述。每个人都问，还有人问到细节。没错，我当时在这儿，提姆赫德在那儿……让我给你画个沙盘图。看，那是装甲车。那小子在那儿。对，我刚好能看到他，他正从楼那侧探出头来。蠢货。

提姆赫德跟着我的话点头。虽说是胡编乱造，每复述一次感觉就好一些，仿佛我一点点、更多地占有了这个故事。每当我讲起它，所有细节都异常清晰。我描绘示意图，解释子弹飞行轨迹的角度。甚至当我一说起光线多暗、烟多浓、气氛多可怕的时候，那场景就变得没那么暗、烟没那么浓、气氛也没那么可怕。因此当我回想时，有真实的记忆，也有编造的故事，两者并排浮现在我脑海里，故事在重复中变得愈加清晰、愈加真实。

最终参谋军士忍不住找到我们，说：“苏巴，你他妈闭嘴！叛军向我们开枪，苏巴准下士还击，叛军死了。这是你在一间泰式按摩店外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到此为止。枪手们，睁大眼睛，一旦发现叛军，你们的机会就来了。”

一星期以后麦克死了。麦克莱兰德。

袭击者等到领头的装甲车过去后才动手。炸弹在护卫队中间爆炸了。

大个子和乔布拉尼都负了伤。大个子伤得很重，被送到了塔卡德姆基地，然后被送出伊拉克。据说他的伤势稳定了，尽管面部骨折并且“暂时性”失明。乔布拉尼只是被弹片击中。但麦克没挺过来。罗森大夫不愿和任何人提起他。整件事都糟透了。第二天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在护送任务前，我还和麦克说笑。他收到一个作为士兵福利的零食小包，里面装着全世界最无趣的糖果：过期的Peeps棉花糖和巧克力味的PEZ硬糖。麦克说那些糖的味道像圣诞老人的屁眼。哈维问他怎么知道圣诞老人的屁眼是什么味道。麦克说：“小屁孩，你也签了入伍协议书。别假装你不知道那滋味！”说完，他把舌头伸出来左右摇晃。

追悼会在费卢杰军营教堂举行。总部服务连的军士长把麦克的训练营毕业照用战地风格打印出来贴在海报板上，他们在照片前点名。[10]麦克的靴子、步枪、狗牌和头盔组成士兵十字架。或许那些东西并不是他的，只是教堂专门用作追悼会的靴子、步枪和头盔。

军士长站在正前方，高声念道：“兰德斯下士。”“到！军士长。”“苏巴准下士。”“到！军士长。”我高声答道。“乔布拉尼准下士。”“到！军士长。”“麦克莱兰德准下士。”

会场一片死寂。“麦克莱兰德准下士。”

我想我听见军士长的嗓音有些嘶哑。

接着，他像是恼火无人应答似的大喊：“詹姆斯·麦克莱兰德准下士！”

他们略作停顿，待悲壮的气氛感染每一个人，然后才演奏葬礼进行曲。我和麦克虽不是生死之交，但也必须紧握双臂才能止住身体的颤抖。

仪式结束后，乔布拉尼走到我面前，他头上被弹片擦伤的一侧扎着绷带。乔布拉尼长了一张娃娃脸，但他咬牙切齿地说：“至少你干掉了一个。那帮混蛋中的一个。”

我说：“对。”

他说：“一命抵一命！”“对。”

不过，是我杀了那孩子在前，所以更像是麦克抵了他的命。况且不是我杀了他。

在宿舍里，提姆赫德和我很少说话。一进屋，我玩侠盗飞车，他玩神奇宝贝，直到熬不住了才睡觉。没什么话题可聊。我俩都单身，渴望交个女友，但也不至于蠢到像库尔茨中士那样，在出征前两周娶了个四十多岁、带着两个孩子的杰克逊维尔女人。在家里盼着我们的只有母亲。

提姆赫德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知道就这么多。我俩聊天时，话题基本是电子游戏。不过现在我们有更多可谈的。我是这么想的，但他不这么认为。

有时我见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游戏机，真想对他大喊：“你他妈到底怎么回事？”他看上去和从前没有两样。他杀了人，不可能无动于衷。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而我甚至没朝那孩子开枪。

我最多只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迹象。一次在餐厅，我们和加尔萨下士、乔布拉尼、哈维坐在一起，军士长走过来喊了我一声“杀手”。她走开后，提姆赫德说：“没错，杀手。他妈的大英雄。”

乔布拉尼说：“你他妈嫉妒了吧？”

哈维说：“别耿耿于怀了，提姆赫德。你也就是掏枪慢点。咔——砰！”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手枪的样子，向我们开枪，“伙计，换作我，砰砰两枪，连他妈一块儿崩了。”“真的吗？”我问。“当然。那婊子就再也生不出恐怖分子了。”

提姆赫德紧紧抓住桌缘。“操你妈，哈维！”“别紧张。”哈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开玩笑，伙计，我只是开个玩笑。”

我失眠得很厉害，提姆赫德也一样。

即便四小时后就有护送任务，我们也会躺在床上玩游戏。我告诉自己，我需要用这种方式消化这件事。在PSP上消磨时间，脑里一片空白。

但日复一日，睡眠时间都如此消磨掉了。我身心俱疲，一切变得模糊不清。

某次护送中，我们停车两小时检查疑似爆炸物。它上面满是电线，异常可疑，结果只是一块垃圾。我一瓶接一瓶地喝功能饮料，过量的咖啡因令我两手颤抖，但我的眼皮却像灌了铅一样往下坠。当你的心跳每小时能飙到一百五十英里而大脑却处于昏睡的边缘，那真是种疯狂的感觉。你明白，车队行进时，只要漏过一处炸弹，你就会命丧于此。还要搭上你的兄弟。

我回到宿舍，端起一块石头把PSP砸了。

我对提姆赫德说：“在那件事之前我就讨厌别人叫我‘杀手’。”“好吧，”他说，“那就接受现实吧，娘娘腔。”

我试着改变策略：“知道吗？你欠我的。”“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直勾勾地瞪着他。他避开我的目光。“你欠我的。”我重复道。

他讪讪地笑了笑：“我不会让你给我口交的。”“你脑子出什么问题了？”我说，“你还好吗？”“我很好。怎么了？”“你心里明白。”

他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我参军就是来杀叛军的。”“不，你他妈才不是呢！”我说。提姆赫德参军是顶替他阵亡的哥哥。他哥哥曾在军警队服役，二〇〇五年遭遇爆炸袭击，全身都烧焦了。

提姆赫德扭头背对着我。我等着他的回答。“好吧，”他说，“好吧。”“你脑子进水了吧，伙计？”“不，”他说，“我只是觉得很别扭。”“什么意思？”“我弟弟在少管所。”“以前没听你说过。”

营房外一声巨响，可能是炮兵开火了。“他刚十六岁，”他说，“纵火罪。”“哦。”“都是些蠢事。但他只是个孩子，对吗？”“十六岁只比我小三岁。”“三岁是很大的区别。”“这倒是。”“我十六岁的时候也很混。再说，我弟弟犯事的时候才十五岁。”

我们陷入了沉默。“你觉得我打死的孩子有多大？”“够大了。”我答道。“够大到干什么了？”“他应该明白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开枪是件他妈的蠢事。”

提姆赫德耸了耸肩。“他想杀了你。他想杀了我们。他想杀了所有人。”“当时我只看见灰蒙蒙一片。然后就是AK的闪光，疯狂划着圈。”

我点点头。“然后我看清那个孩子的脸。然后是他母亲。”“没错，”我说，“就是那样。我也看见了。”

提姆赫德耸了耸肩。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一分钟后，他又玩起电子游戏。

两天后我们的车队在费卢杰遭遇枪击，我和乔布拉尼朝一所房屋开火。我感觉什么也没打中，乔布拉尼多半也是。护送任务结束时，哈维与乔布拉尼击掌相庆，他说：“乔布拉尼，好样的！美国的圣战！”

提姆赫德冷笑道：“我打赌你连叛军的毛都没碰着，乔布拉尼。”

后来我去找参谋军士谈心。我把提姆赫德关于那孩子的话一一告诉他，只是装作是我开的枪。

他说：“听着，谁他妈也不想遇上这种事。战场上的交火是世界上最他妈恐怖的事，但你处理得很好，对吧？”“是的，参谋军士。”“所以，你是个男人，不必过分担心。至于困扰你的事，”他耸了耸肩，“它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但其实你能讲出来就已经很好了。”“谢谢你，参谋军士。”“你想和心理医生谈谈吗？”“不必了。”我可不想为了提姆赫德的破事儿去做心理治疗，“不必了，我很好。真的。参谋军士。”“好吧，”他说，“你不是非去不可。其实不是坏事，但不是非去不可。”他朝我微微一笑，“但没准儿你会转向上帝求助，自己去找[11]随军教士。”“我不信教，参谋军士。”“我不是说真的信教。教士是个聪明人，和他聊聊没有坏处。如果别人撞见你和他在一起，最多会想，也许这家伙忽然受到上帝感召或者发现什么鬼东西了。”

一周以后我们又遭遇一起炸弹袭击。我循声转过身，加尔萨正拿起无线电听排长在那头大喊。我看不见他们在哪儿。遇袭的可能是车队中某辆卡车，也可能是位战友。加尔萨说是哈维的三号车。我调转.50口径的枪口寻找目标，却一无所获。

加尔萨说：“他们没事。”

我并未因此感觉好一些，只是不用感觉更糟。

有人说战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纯粹无聊加上百分之一的极度恐惧。他们一定没在伊拉克当过军警。在路上的每分每秒我都心惊胆战。或许算不上极度恐惧——那得等到炸弹爆炸时。但至少是无聊加轻度恐惧。所以，总的来说是百分之五十的无聊加百分之四十九的正常恐惧——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死掉，而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想杀了你。当然，还剩下百分之一的极度恐惧。当它来临时，你心如擂鼓，两眼紧闭，双手苍白，身体嗡嗡作响。你无法思考，像动物一样只能依靠本能。然后你的神经逐渐回到正常恐惧，你重新变回人类，你重新开始思考。[12]

我没去找随军教士，但哈维的车遇袭几天后他来找了我。那天我在费卢杰外发现一枚炸弹，然后看着拆弹部队花了三小时将其拆除。那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连环炸弹，连环炸弹，伏击。尽管我们身处他妈的沙漠腹地，完全没有设伏的条件；而且如果是连环炸弹的话，它早就被触发了。话虽如此，我还是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比平时还严重。加尔萨下士见我魂不守舍，便过来偷袭我下体——他有时会这样逗乐。我告诉他，下次我准一枪崩了他。

我们回到营地时，教士正好来宿舍找我。我想，我也会崩了参谋军士。我和教士来到用伪装网隔出的一小片吸烟区，在吸烟坑旁交谈。有人在那儿摆了一条木凳，但我们谁也不想坐下。

维加教士是个高个儿的墨西哥人，下巴上的一丛大胡子似乎随时会从脸上跳下来，和它见到的第一只野鼠交配。军队里只有牧师才能留这种胡子。他是天主教神父，佩海军中尉军衔，我不知该称呼他“长官”“教士”或是“神父”。

他注意到我很沉默，问道：“你似乎不想说话？”“大概是吧。”我说。“只是想随便聊聊。”“聊什么？我打死的那个孩子吗？是参谋军士让你来找我的？”

他盯着地面，说：“你想聊聊那件事吗？”

我不想。我想直截了当告诉他。但我想替提姆赫德讲出来：“那孩子只有十六岁，神父。我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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