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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6 05: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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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肇丰,徐士强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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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读书的30种体验

教师读书的30种体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教师读书的30种体验作者:张肇丰,徐士强排版:HMM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1-01ISBN:9787567570658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在阅读中成长

读书是个永远时髦却难有新意的话题。对读书的价值和意义、读书的方法和技巧,以及书籍的个性化选择,古今中外数代人早已详细诠释和倾情推介,似乎无可争议。个人读书本属私人行为,当我们在公共领域热闹地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说明读书本身也许已经有了问题。在当下,少有人看书,少有人看“无用”书,读书对大多数人来说,多少是件“被迫”的事情。

读书,是借由别人的文字,遇见自己,看见自己。教师无疑是读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教师读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不断迭代的。读书不仅丰盈了教师自己,而且惠及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教师读书产生的价值直接作用于教师,间接作用于学生,辐射到每一个家庭,最终对整个社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应。

正如本书选入的《作家手稿的启迪》的作者所言,“教师的阅读决定了教学的高度,教学的高度决定了学生的高度”。是的,教师的精神世界一旦拓宽,学生能到达的可能世界也就更为广阔。学生借由教师,多了一条通往浩瀚世界的道路,他们的各种可能性也被发掘出来,在发现自我和探究外界的路上有可能走得更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的阅读能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生命结合在一起,给他们的成长一个有力的注脚。这也是教师阅读的价值所在。”诚哉斯言。

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读书是其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和路径。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和路径从即时见效的技能操练到潜移默化的阅读思考的转变,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由重形式到重内涵的转变。在每位教师翻阅书籍的瞬间,蝴蝶的翅膀已然扇动。

由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情境、起点、阶段等因素各有不同,各人的读书需求也不同,读书和发展的侧重点也会有很大差异。借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我们可以把教师读书目标和路径的差异称为“差序阅读”。“差序格局”的原意是以自己为圆心,以与不同人的亲疏远近为半径,社会关系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层层推出去,形成一个个同心圆。所谓差序阅读,即以教师为圆心,以不同专业成长阶段的阅读需求和内容为半径,从小学科推向大世界。差序阅读不是一条单向的线,它的“序”可错落,因为教师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侧重点不同,所要取得的阶段性目标不同,所以其在不同时期的阅读需要循环往复。

着眼于反映教师精神成长和行为改进过程这两点,差序阅读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这三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呈纵向层级关系,有时也呈横向并行关系:(1)核心阅读——围绕职业成长的精准阅读(本体性知识);(2)周边阅读——促进职业发展的相关阅读(条件性知识);(3)跨界阅读——涉及职业规划的扩充阅读(拓展性知识)。

1.核心阅读

教师最基本的核心阅读几乎等同于与学科教学相关的阅读,比如,阅读有关优秀教案、班级管理的方法与技巧等内容的实用书籍,目的是在学科教学或班主任工作上站稳脚跟。这类阅读的主体一般是新教师,以实践问题为导向,旨在解决对教育教学的“知其然”;也有工作三五年以上的、处于职业倦怠期的教师,他们能熟练“操作”教学,但对教学活动本身有疲倦感,甚至对教育工作有所质疑,需要“回炉”重造,这时他们会回过头来重新进行核心阅读。

新教师的忙碌多半由于业务不熟练,找不准重点。《作家手稿的启迪》的作者这么描述自己身为新教师时的状态:“我貌似每天过得很忙,但跟师父比起来,我真正花在教学研究上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了。我的心片刻都没有安静过,疲于应付教学中的种种琐事。”这时候需要勤学学科教学基本功,可以向师父学,向同行学,也可以向书本学,回到核心阅读。聚焦职业成长的阅读最终确实能在课堂教学上开花结果。“我通过阅读作者的手稿,打开了视野,把握住了教材的精神实质。这样,我逐渐能够把握语文教学的重点、难点,我的语文课堂教学更加深入、扎实,渐渐地呈现出了新面貌。”《深度阅读与教学改进》的作者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案例。她为了重新点燃职业热情,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内容包括如何激发学生的课堂兴趣、通过何种方式活跃课堂气氛、如何提升教师在教育教学上的创造力,等等。没有对比,就看不到差距。尽管她有几年教学经验,但是在阅读了戴夫·伯格斯《教学需要打破常规: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创意教学法》一书后,她才了解到非常规教学的魅力,“一个个让课堂充满众多令人惊讶的奇思妙想、让学生着迷于教师讲课之中的教学‘钩子’,把课堂变成了学习的盛典礼堂”。看到差距,心生动力。她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书中的观点和案例来回盘旋在她脑海中,最终揉进她的课堂里。在真实问题的导引下,教师进行这种围绕职业成长的、既有深度又精准的阅读,再加上反思和再实践,最终大幅度提升了课堂教学艺术,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水平。

2.周边阅读

周边阅读是教师走出小学科、迈向大教育的必经之路。学科教师除了阅读本学科的教学设计文本之外,还需要阅读与学科相关的周边内容,作为对本职工作的支撑。

在《打开专业阅读的三重天地》一文中,作者从自身阅读经验出发,历数各种周边书籍带来的启发:从《故事知道怎么办:如何让孩子有令人惊喜的改变》里知道怎样运用故事解决孩子的问题;从《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中学习观察和记录、反馈与交流在课程中的作用;从《创造性思维和基于艺术的学习——学前阶段到小学四年级(第5版)》中知道班级的各个区域应该怎么摆布、要收集哪些方面的材料、对孩子有什么样的要求……如是,超越学科的周边阅读源于学科而高于学科。

虽然周边阅读看似离课堂教学远了,不直接提供学科教学或班级管理的方法,但是其给出的条件性知识能够帮助教师更深入地理解儿童、更科学地构建儿童教育观、更有力地执行课程计划,是使教师职业发展可能跃上新台阶的有效途径。学科教师走出学科,从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层面看教育;班主任走出班级管理,把学生置于可持续发展的脉络中,从终身教育的角度看学生;跳出教育教学领域,从一个学校的运行机制中反观课程建设、师生地位,教师也许会发现,在日常的本职工作周边,潜藏着诸多隐性支撑。“带中班的那个寒假,我刚刚阅读了《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对瑞吉欧教育模式很感兴趣,又找来了不少相关的书籍进行阅读,揣摩教师是怎样观察孩子的、观察所得又怎样应用于课程内容的进一步生发、怎样让幼儿成为课程的主导者。”《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不指导教师如何开展教学,但是它让你重新理解儿童;瑞吉欧教育模式无法生搬硬套,但是教师可以由此展开系列阅读,围绕这一主题读透内涵。周边阅读就像滚雪球,以周围材料优先,逐步推向远方,正是每一片雪花的聚拢,使得雪球变大、变结实。

3.跨界阅读

做经师易,做人师难。教师要有不止于做经师的“野心”,才会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试图跳出教育看教育。这份“野心”促使教师自觉进行跨界阅读,获得交叉学科的视野,从非教育角度审视教育。有一名特级教师曾说,教师要有一只竖在教育圈外面的耳朵,听取外界声音,兼听则明,博采众长。

每一个领域自有边界,但无论边界如何清晰,都可与哲学相贯通。在哲学层面,每一个领域都可被观照到。读哲学,读哲学家,都是费力费心的项目。《结缘黑格尔》的作者邓老师多年来知难而上研读黑格尔,读到具备了可以在哲学层面进行学科思考的能力。“黑格尔不断地启发我对‘语文’学科进行思考。对于‘言语’与‘语言’,用黑格尔的‘有限’与‘无限’两个范畴及其关系的思想来解释,与韩雪萍、李海林等人的理解恰好相反:每一个人的言语必须遵守语言规则,言语的无限是量的无限,本质上还是要受到语言的限制,因而是假无限;语言在个人的言语之外独立存在,它不依赖于数学、物理等学科而存在,自己规定自己,因而是真无限。”通过跨界阅读,邓老师在拓展之后再进行整合,生成了新的见解。

跨界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见识更多的“他山之石”,以期从新的角度或高度来审视教育,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回答属于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语文界有两个长期争论的根本性问题:一是语文是什么,一是语文的性质。这两个问题都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西方古典哲学研究的正是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用他的《小逻辑》和《精神现象学》的思想来解释语文的两大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跨界阅读选对书,也是阅读者水平的体现。跨界阅读不仅仅是用拓展性知识武装大脑,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帮助教师沉淀出一种思考方式。积流成河,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被看见。

最好的阅读状态是与文本对接,与不在场的作者对话,彼此平视,进行一场无形的、旗鼓相当的较量。较量的背后是读者拥有与文本匹配的相应的知识储备,具有相当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能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懂得作者已经呈现的意思和背后的暗示。在这样的较量中,阅读者有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成长,与作者互为“知遇之人”。

书籍带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脚步从未丈量但灵魂已光临过的世界。每位教师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有的教师手拿“针线”,致力于把学科知识串联成链,在断线处学习如何衔接;有的教师站在学科间回溯教育理想,试着打通理论和实践的隔阂;有的教师跨界吸收养分,跳出教育看教育,以全局观审思教育发展的方向;班主任试图用心理学和管理学武装自己,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洞悉教育的本质。读书于教师,无非是在不同主体身上、不同发展阶段,以不等长的半径画圆,圆周所及,成长所及。(吴宇玉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第一章一个人的阅读史

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被我忘记了,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答: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你的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知乎“阅读的意义”1.与书结缘

后来,我经常感叹,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我就应该成为一个语文老师。

因为我的三舅,因为小时候读的那些小说。一、少年与小说结缘

我的读书种子,是三舅帮忙种下的。

三舅是乡镇中学的历史老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穷乡僻壤之地,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了。喜欢历史、爱好文学的他,省吃俭用订了些文学刊物,比如《当代》、《中篇小说选刊》。那个时候,正是国内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高潮,像梁晓声、方方、张贤亮、邓友梅、郑义、刘恒这些后来响彻文坛、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作家们,正处于他们的写作高潮期。而他们的作品,基本都会被发表在这两本刊物上。等三舅看完之后,这些小说,就都被我们几个姨表兄弟“借”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还小,一个村子也没几户有电视机,因此,大量的时间无处打发。似乎是无意之间,我接触到这些小说,一看,就入了迷。小学四年级的我,很多字都不认识,很多句子都不理解,但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让我不能自拔。除了上课时不敢偷看,其余的时间基本都花在了读小说上。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看,小伙伴们都飞奔向前,只有我一个人远远落在后面。回到家,看得入迷的我,连吃饭都不知道要老妈喊多少次,边吃饭边看书,常常忘了吃菜。睡觉的时候,点着煤油灯看,被老妈催着睡觉,还舍不得放下,经常是吹了灯,钻进被窝,偷偷打开家里唯一的电器——手电筒,继续看。放假了,牵着家里的老牛,或是赶着羊,到河边草地,将牛一拴、羊一放,就钻进了小说的世界。

那些书中的世界,五彩斑斓,有《红鞋》里兵团战士的朦胧爱情,有《灵与肉》里下乡知青的饥饿生活与火辣感情,有《黄河的子孙》里大队书记的狡黠与善良,有《远山的呼唤》里牧羊犬的凶猛与真诚,有《鼻烟壶》里旗人的落魄与鼻烟壶的内里乾坤,有《盗马贼的故事》里藏人的彪悍,还有……

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那些动人心魄的战斗,那些让人落泪的爱情,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非常遥远,我似懂非懂地读着,打发无聊的少年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少年时候阅读小说名篇,为我的语感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大作家的成名作或者代表作的熏陶下,我的阅读理解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我对文学和阅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我后来高中毕业填报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埋下了伏笔。二、中学与《读者》结缘

中学时期,学业压力比小学时大了很多,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没闲钱给我买书,有的时候,甚至连几百块钱的学费都要拖欠几个月。整个初中,几乎都没有什么课外书阅读的经历。

到了高中,我离家去了三舅所在的学校。学校在县南的一个乡镇,附近也没有什么书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邮局旁边,有一个卖《读者》和《青年文摘》等刊物的小书摊,拿起一本《读者》就放不下来了。那个时候,一本《读者》大概是两块钱。这两块钱,在我们学校门口的小吃店,可以炒一个素菜。那个时候,我依然还是没有多少生活费,饭是自己从家里带米去食堂蒸的,菜是从家里带的咸菜搭配食堂的一盘半碟,或是隔三差五直接去舅舅家蹭吃,一个月都不见得有十几二十块零花钱。

现在想起来,还得庆幸当时的《读者》还是月刊,一个月只出一本,我省吃俭用,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跑到那个小书摊去买。直到高三,因为我的成绩非常不错,舅妈看着开心,所以我几乎天天去舅舅家吃饭,这才真正有了“闲钱”买书。虽然此时《读者》改成了半月版,但我仍是一期不落地都买了下来。

至今记忆犹新的,有王树增写的一篇《彩蝶纷飞的幻觉》,描写了朝鲜战争谈判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谈判的胜利,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关头付出的流血牺牲。有一篇名叫《母亲的舍得》,描写的是母亲在从农村来到子女工作的城市后,如何用善良感化众人的故事。还有一篇是《黑手套的抗议》,讲述了美国黑人田径选手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男子200米项目上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在颁奖仪式上,当美国国旗伴随国歌慢慢升起时,他们庄严地低下了头,以敬礼的方式将戴着黑手套的手臂高高举起。尽管他们为此被逐出了美国奥运代表队,但呼吁人人平等的举动让他们赢得了奥林匹克的尊敬。

那时候的《读者》,有很多普及知识的“小豆腐块”,让我这个小镇青年,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面。但更重要的是,《读者》里那些真情流露的文章,让我收获了感动,也使我明白,写文章要想感动别人,首先得感动自己,得有真情实感。正是这样的感悟,再加上《读者》提供的大量素材,让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升,让我建立了自信,这又不断激发我对写作和阅读的兴趣,由此建立了对语文的浓厚兴趣,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毅然选择了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三、大学与文论结缘

大学期间,我们是搬入新校区的第一批学生,可新校区连图书馆都没有,只是在宿舍旁边的连廊里设置了几个图书阅览室。于是,我就经常流连其间。

记得大学第一个寒假,我从老校区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厚厚的《欧洲小说史》,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寒假,硬是让我啃完了,这也为我奠定了一定的西方文学史理论基础。

那个时候,我所就读大学的所在城市有一个旧书店,叫“万卷书屋”,里面摆满了哲学和文学著作,正版而且便宜。不过这个便宜,当然是相对于新华书店的价格来说的,对于我们这样的穷学生,还是比较贵的。但是买书上瘾的我,一看到那些讲西方文艺理论的书,就两眼放光。依然记得,每当看到书里有一两句话说得特别有道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书买值了,即使这本书是花了我一天的饭钱买回来的。于是,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跑去这家旧书店,基本都会淘几本书回来。

阅读西方文艺理论,让我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眼界。看完这些理论,再看小说,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作品和作者的时代及思想背景,都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

比如,看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之后,再看他写的《笑忘书》、《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身份》等小说,我对他的作品甚至卡夫卡和塞万提斯的小说的主旨都有了更深的认识。看了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我对西方艺术作品的鉴赏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看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我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了解有了突破。

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走马观花式阅读,让我获得了与高中时期截然不同的阅读体悟,那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通过更多层次、更多视角、纵向和横向、接受历史和文本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为我后来从事高中语文教学,进行文本分析,作了扎实的铺垫。四、毕业与当代作家结缘

毕业了,进入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除了工具书,比如《康熙字典》,我业余读得比较多的,就是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比如路遥,比如汪曾祺,比如土家野夫。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实第一次读是在高中时期,但毕业之后,我又重新捡起来,再读了一遍。这一次,不光是看小说文本,我还读了路遥写的《早晨从上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想》,了解了他创作小说的背景。让我感觉收获非常大的,是路遥对文章开头的思考。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万事开头难,写作亦如此。这是交响乐的第一组音符,它将决定整个旋律的展开。长卷作品所谓的‘开头’,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解决人物‘出卖’的问题。在我阅读过的长篇作品中,有的很高明,有的很笨拙。最差劲的是那种‘介绍’式的出场方法。人物被作者被动地介绍给读者。这种介绍是简历性的,抽象的,作者像一堵墙横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变为纯粹的‘报幕员’,而且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其他人物都被搁置起来。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由作者交待。等读者看完这些冗长的人物简历表,也就厌烦了。实际上,所有高明的‘出场’都应该在情节的运动之中。”

路遥对小说开头的重视,以及对小说开头的认识,让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说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论述,以及罗丹在《艺术论》里对希腊雕塑的分析。他说,所有希腊雕塑的优秀作品,人物的状态都处在两个动作、两个环节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可以让我们去思索之前发生的故事和之后将要发生的故事,因此,它是动态的、给人留有余地的、引人思考的,也就是一个悬念。

以悬念,即掐取中间环节、过渡环节作为开头,这个观点让我获益匪浅。从此以后,我看小说、写文章,都以此进行对照,发现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除了路遥,我读得最多的是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汪曾祺的小说给人一种整体感觉,就是这是个老头在给孩子讲故事。他慢条斯理,把功夫做足,把悬念挖深,有时候他故意远离主要人物和核心情节,旁逸斜出,但闲笔不闲,既能勾画出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人的形象,给文章添彩,无形中又为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性格转变营造了一个典型环境。

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布置上,最重要的特点有两个,一是首尾,二是行文。他经常用一句话开头,看似很普通,实际上很精彩。《受戒》的开头写道:“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看上去很平淡,但却耐人寻味:明海是谁?他为什么要出家?出家的四年里,明海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都成了悬念,隐隐地勾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此外,以明海出家四年为切入点,刚好可以追忆以前的故事,又可以继续展开以后的故事,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而这,只是汪先生小说中很多个精彩开头中的一个,小说《徙》以“很多歌都消失了”为开头,同样勾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什么歌消失了?为什么消失?看到开头,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这些问题,想知道答案。很多时候,他也用一句话结尾,有时候是一个广阔的环境描写,比如《岁寒三友》:“外面,正下着大雪。”有时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比如《大淖记事》:“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中国画有一种“留白”的理论,汪曾祺将其运用到小说中,使得小说有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

第二个特点是行文如行云流水。苏东坡说:“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读汪曾祺的小说,就有这种感觉,人物的流转、故事情节的转换,都是顺顺溜溜的,有时候甚至有点中国古诗里顶真的意味。

当然,这些分析都是在看过汪曾祺自己写的文论后我自己总结的。这样的总结,让我在之后自己写作,以及指导学生写作的时候,有了更好的理论指导。

当代写人物小说的作家中,还有一个名为土家野夫的。他的小说,和汪曾祺类似,都是写自己身边的人。但有所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故事很平常,感情较淡,而土家野夫的小说则更富传奇性,感情也更强烈。他的《乡关何处》、《看不见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每每读来都让人潸然泪下。从他的小说里,我读到了动人的真情。

这些阅读,这些体悟,在我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之后,我都会分享给我的学生,除了让他们学习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写好“凤头猪肚豹尾”之外,更让他们感受汉语言文字背后的真、善、美,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回首这二十多年的读书经历,我感受到了阅读的神奇魅力,它指引着我不断成长,也指引着我继续前进。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诗结束此文:“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闫睿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中学 语文教师 教龄10年)2.“偷”故事的孩子王“你这辈子,注定是要跟笔杆子打交道呀!”

每回和父亲喝酒,他总要和我打趣。“你小时候抓周,对别的东西瞧都不瞧一眼,偏偏就把那笔和本子攥得够紧,我们大人想要从你手里夺了去,你就大哭。”

父亲认定是儿时的抓周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让我成了一名语文老师。我也时常问自己:这一路走来,踏上教书育人这条道路,是否真的应验了二十几年前的那次抓周呢?一、“偷”故事

孩童时我的顽劣,四邻八乡都有耳闻,三天惹小事,五天闯大祸。今天向石婶家院子里的水井中倒了一大包洗衣粉,明天又往隔壁的小孩子头上撒了泡童子尿。记忆中,当父亲粗糙有力的手掌打在我屁股上时,奶奶总是在边上拍着大腿,劝着父亲下手轻些。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奶奶心里应该既藏着对自己这唯一的宝贝孙子的疼爱和不舍得,又诧异我这顽皮性子怎会和当年抓周的结果如此天差地别。

父亲和母亲白天要上班,周末管不着我,又担心我跑出去惹祸,出门时索性就把家里的门都给反锁了,让我一天待在家做作业。那点儿作业哪能难倒我?一直闷在家里,无聊得够呛,便开始翻箱倒柜,想寻点消遣。这一寻,便让我结了“书本子”的缘。

那本从父亲书柜里翻出来的、布满灰尘的书,隐约记得叫作《中国民间故事精粹》,书页已经泛黄,散发着一股旧纸张特有的味道。当时也是怕极了无聊,小孩子认字也不多,就着插画胡乱地翻看,竟也打发了一个白天。打那时起,每每遭遇“监禁”,父亲的书柜便成了我的“世外桃源”,对书的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日渐浓厚,一发不可收拾。

我喜欢读故事书,小学的时候大家特怕写作文,但我却不以为意。家里有着这样一个“藏宝库”(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凡碰上写作文,我就找本作文选,拈来几个字词,再有选择性地加以修改,便把那篇文章化为己用。那时候,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自以为老师不会识破我的这点伎俩,而今自己当了老师,仔细想想,那时候的我也是天真得可爱。可能正是那本老旧书,让我成了一个“偷”故事的人,把别人的故事“拿”过来,“偷梁换柱”变成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有了一种特大的成就和满足感。

之后每一个充斥着西瓜味和知了声的夏日,我把时间全都打发在有着冰凉地板、冷气开得很足的新华书店。一本书,一群小伙伴,一躺就是整个夏天。

直到碰到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孙老师。这事我想了特别久,如果没有当初的孙老师,我铁定不会成为一名跟她一样的语文老师。

孙老师喜欢我的作文,要不然,她为什么每次都把我的周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出来呢?不管我当时写的是科幻小说,还是爱情小说,正是她,肯定了我的作品,让我大胆地想、大胆地写。初中三年,无论小说、散文、现代诗,我都有涉猎。还得感谢当年我的同桌,一位安静而善良的假小子,每次早自习给我打掩护,语文课本下那一张张《古今故事报》,打造了我的文学江湖。

日复一日,我的故事越“偷”越多,越“偷”越精彩,渐渐地,自己也开始喜欢写故事、编故事,随笔本上被我涂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修改符号。“我要当一名作家。”我信誓旦旦地对同桌说。

接下来的日子,书越读越多,即便是王小波深刻沉重的《黄金时代》,我也硬着头皮啃完了。支撑着我读完它的,正是那个少年时代迷茫的梦。

如今,我身后围着一群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孩子,每堂语文课,我都会把“偷”来的故事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听。从讲台下那一双双浸润着对知识的渴望的眼睛里,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偷”故事的自己。我用自己的故事,悉心装饰着孩子们的梦。二、孩子王

蒲松龄在《学究自嘲》里曾有一首诗:

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

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

我也没想到,自己竟与“毛孩子”、“书本子”结了缘。作为一名普通人,我打小就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以至于当时填报大学志愿时,父亲跟我起了争执。他本着“这是为你好”这个说法,给我挑了两条路:一是教书育人当老师,二是治病救人当医生。用他的话来说,这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职业。

然而,我并未按着他给我选的路走,甚至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也许一是因为年轻叛逆,二是我认为他在把他未能完成的理想强加在我身上。我那从没见过面的爷爷是名随军医生,在和我一般年纪时,就跟着当时路过龙游的军队走了。据说是那个连长看他能说会道,喜欢得很,就给带在身边了。爷爷这一辈子虽说短暂,但也还快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在父亲书柜里翻到过爷爷的读书笔记,他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毛笔还是钢笔,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你爷爷当年不容易啊,那时他有什么老师呢?都是靠自己琢磨的。可惜啊,我没把他的这个代给接下去。”这是父亲的原话,我想,父亲让我报考师范或医学专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吧。

可我当时偏偏对教师这行业不感冒,毕竟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在高中的时候,我曾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大声宣告着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有一所自己的房子,靠着海,得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栽满花花草草。娶一位不难看、也不漂亮的妻子。每天早上沐浴着第一缕阳光,为她写下一首简简单单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劈柴喂马走天涯”当时在我的心里根深蒂固,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然而造化总是喜欢同人开玩笑,我也没想到当初那个一身文艺细胞、和父亲争执不休的少年,在俗世中辗转了几年后,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教书育人的道路。也许是人生中每一位教师对我的言传身教,抑或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又或许哪一样都不是。

让我改变想法的,可能就是那一个学期的代课经历吧。有着作家梦的我在毕业后迫于父亲的压力,去了一所小学,成了二年级六班的一个“孩子王”。

班里的孩子们喜欢读书,而我也想着法子地把自己所看过的书、听过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太渴求文字了,语文课本中的故事早就满足不了他们那黑洞般的求知欲。

我竟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群毛孩子。那时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直没变的,是我那颗孩童般的心。事实上,并不是我改变了孩子们,而是他们改变了我。

此时再回头想想那句老话,一身墨黑衣裳,一把烟黄胡子,这不正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的一种自娱自乐嘛。倘若你不让他当这孩子王,他兴许还不情愿呢。三、建书屋

当孩子王有一阵日子了,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发现孩子们的阅读量贫乏到令人心疼。愈演愈烈的课业压力和升学负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使得我不免有些担心。童年的时光可不能被这些给占领了,于是我便变着法子地给他们寻一些精神食粮。当年少年鲁迅的长妈妈费尽心思给这位迅哥儿买来“三哼经”,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作为眼睛的怪物……而我从网上买的带图版的《山海经》,刚到教室就成了孩子们竞相阅读的宝贝。

我觉得,是时候创办一个“三味书屋”了。学生时期读到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时候不羡慕百草园,唯独向往那个三味书屋。

不久,学校里多了一个由段老师创办的“三味书屋”,起先孩子们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但好奇心驱使他们成了我书屋的一员。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没有难解的作业,没有繁重的课程,更没有老师的严厉呵斥。这个空间,只为阅读,挑自己爱看的,给别人读自己喜欢的故事。当年语文老师在我心中埋下的那颗种子,如今在我的学生心里发了芽。“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好看的书呀,推荐一下呗!”“您上次给我们讲的济公的故事还没讲完呢,什么时候接着讲呀?您可是答应过我们的,我们考到了好成绩,您就得把欠我们的故事给补上!”“我还是比较喜欢您讲的那个民间故事,乌石寺的故事还只讲了一半呢,害得我忍不住上网去查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质问”我,我看着他们,才了解到孙老师当时心里的想法。“那么,你们想不想加入我的‘萌芽文学社’呢?”高中时期的《萌芽》杂志对我影响颇深,有了“三味书屋”这个良好的开端,我脑海里不禁又蹦出了创办一个小学文学社的想法,编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报纸,也算弥补了我高中时想要加入校文学社却遭拒的遗憾。

我们的“萌芽文学社”也算是磕磕绊绊地办起来了,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想想能通过书本打开孩子们心里的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值得的。一本本书如同一颗颗种子,深深根植在每一位热爱阅读的孩子的心中,也许某一天,它们也会在下一代、下下代的心里长出嫩绿鲜活的新芽。四、觅笔友

我喜欢把孩子的成长看作文字,而文字浸润心灵的过程是缓慢的。有时候,慢点儿好。

木心先生的《从前慢》说: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要不,让孩子们开始写信吧?

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代课时领的那帮孩子,现在也是四年级了。凑巧的是,他们现今的班主任,正是我当年的同窗。我跟她提了这事,她欣然应允。

那天下午,孩子们把自己稚嫩的文字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在信纸上,把它们装进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自制信封里,投进我给他们制作的邮筒中。一封封信件,好像插上了翅膀,从这个小城的最北边,飞往最南边。“老师,我们的信真的会被他们收到吗?”“老师,他们认识你吗?”“老师,他们真的会回信吗?”“老师,我们的信收到了吗?什么时候才寄回来呀?”

直到某天课间,我抱着一个大大的纸箱走进教室,讲台下的孩子们大半都已猜到了:箱里装着的,不正是他们日盼夜盼的回信吗?于是孩子们的眼睛紧紧盯住我的手,看我从箱子里掏出一封封信,听我大声念他们的名字。被念到名字的,一路小跑上讲台,接信的时候特别神圣,像举行什么仪式似的,紧接着把信揣在怀里,半天舍不得拆。至于还没被叫到名字的,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望眼欲穿。

小城南北两头的孩子们,通过这一封封信,相互诉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诉说着各自看过的书、听过的故事还有做过的傻事。

虽说每次回信都要等上一个多星期,不过在我看来,孩子们似乎很享受这种等待。是呀,书信是慢了一点,可这感情,却又更浓了一点。

三毛的笔下有这样一句话:“读过的书,哪怕不记得了,却依然存在着,在谈吐中,在气质里,在胸襟的无涯,在精神的深远。”或许从孩提时代起,你读过的一本本书的名字,或是内容你已经忘却了,然而它们在你心中埋下的种子,正慢慢地在那浸润着岁月的土壤中生长,等待着冲破坚硬的外壳,茁壮成长。我是一名语文教师,也曾是一个“偷”故事的孩子,更是一名愿意和你讲故事的人。

嘘——或许,下一个“偷”故事的孩子王,就藏在那些嫩芽里。(段乾曜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士元逸夫小学 语文教师 教龄2年)3.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书即君子。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与如此多高尚的人交谈,如何不叫人心生欢喜?

读书伴随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或许只有童年读的书,才会对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孩提时,所有的书都是预言书,告诉我们有关未来的种种,就好像占卜师在纸牌中看到漫长的旅程或经由水见到死亡一样,这些书都影响到未来。”

既然阅读会影响人的一生,那对书的挑选与读书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忆起自己读书的经历,虽然并没有可以沾沾自喜的地方,却也有可取之处。因为阅读总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不懈的动力,为我指明前行的方向。一、风

风过,星火燎原。

幼年时读书,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因为父亲是新华书店的会计,他们每一季度盘货的时候,总会剩出一些或是印刷错误,或是报废的样品书籍,正好带回家中。

太小时看的书,已经记不清了。最早的记忆便是三年级时阅读的《简·爱》,厚厚一本,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文字。这便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后来我喜欢的每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总是倔强的、善于反抗的。再后来,我读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读了小仲马的《茶花女》,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读了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些拗口的、难记的外国人名便是我童年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后来母亲说,中国人也有经典名作。于是我开始尝试去读鲁迅、老舍、林语堂、巴金……最后开始接触《红楼梦》。当时年岁太小,不懂事,我总觉得鲁迅的文字读起来费解,老舍的散文多半不是我喜爱的题材,林语堂的故事没有外国的那些公爵小姐有趣,也就勉勉强强读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其实真正读完的也只有《家》。

书看得多了,越发追求情节跌宕起伏,刚开始并不觉得。只是这些书在无形之中对我年幼时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读得多,懂得也多。课堂上,别人答不上来的,我多少都能说到一些,阅读理解、日记作文的水平也日渐增长。语文学习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兴趣。直到现在成了教师,我对我的学生的要求也是:尝试阅读更多类型的书,不求甚解,但求心中喜欢。同时我自费购置许多希望孩子们去阅读的好书,并开出书单,为他们提供肥沃的阅读土壤,让他们自由地阅读。因为我坚信:

第一,幼年时读的书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引导孩子读什么样的书,是家长以及老师的必要职责。孩子必须在健康的土壤上成长发育。

第二,幼年时读书,没有必要刨根究底,自始至终保持旺盛的阅读兴趣即是最好的。

慢慢地,在这样的尝试之下,孩子们在语文阅读的课堂上始终保持着激情。他们对于同一本书、同一篇文学作品常常有着不同的解读方法。他们通过自己的阅读方式来获取最适合自己的阅读体验。阅读之星火可以燎原。二、雅

久读书,文雅通达,明故事。

少年时读书,钻研读书之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渐渐长大之后,我幼年时懵懵懂懂的读书之法立刻显现出了它的弊端。记得那时,我读《三个火枪手》只顾记里面刺激、有趣、惊险的情节,常常为达达尼昂的一系列举动长吁短叹。读《红楼梦》时更加可笑,我把书中的人物罗列出来,花了几天工夫,做出了一份人物关系图,甚至还沾沾自喜,以为得到了书中的精华。

在初中的一堂语文公开课上,老师提了一个关于夏洛蒂·勃朗特的问题。我自觉又到了可卖弄的时刻,便脱口而出作品《简·爱》,霎时间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了我。老师似乎比较满意,她随即很自然地问:“最喜欢书中的哪一段?”我脑海中闪过的无非是一些跌宕的情节,如古堡里的疯女人之类。刚想张嘴,老师却说:“是不是最感动于简对‘平等’的那段宣言?”平等的宣言?这是哪一段?我搜索枯肠,竟无半点印象。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期待通过提醒让我回忆起书中的内容:“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我走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我仍然回忆不起有关这段的一星半点。老师无奈,说了一句:“看书可以再仔细一些。”

这件事早就过去十多年了,可我还是记得那样清晰。我知道其实那和“仔细”二字无关,而是自己的阅读方法出现了问题。一本书的精华之所在我竟然全无半点印象,那我为何阅读呢?我给自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我便开始思考,我们能从书中获取什么?工具书,能帮我们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理论书,能为我们理清工作的思路;教科书,是我们学习知识的工具;而文学书呢?她究竟有什么样的用处呢?一旦关注阅读的核心,不求甚解、浅尝辄止之道立刻就显得浅薄了。而此时,我的解决方法则是边读边做批注,边读边做摘抄。将自我的生活体验与书本发生联结,使书本和自身的生活形成反哺的关系。

首先,做批注。阅读时,哪句话自己不理解,便在一旁标注出来,等到书读完了再看看自己是否能够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将自己的想法记在一旁。随着时间推移,我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

其次,做摘抄。阅读时,作者总有几句精妙之句,碰到这样的句子,舍不得读完放一旁,我便摘抄下来,一有空闲,便回味一番。

例如,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便在书页边写上自己的想法,有时写着写着,便发现,自己的生活中也曾经有这样的困惑,今朝的阅读正好解惑了。抑或是,曾经的自己有这样的感悟,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再比如,后来读《红楼梦》,我不再醉心于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而是尝试着做好摘抄。读到《好了歌》以及《好了歌注》,发现并不能读明白,却又感觉懵懵懂懂了解了些什么,便把它们摘抄下来,时常拿起来读一读。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渐增长,这段文字的意思就会更清晰一些,而我对《红楼梦》的理解也更深一层。

渐渐地,我便理解,文学作品中,不只有情节,还有“思想”。阅读能获得思想,阅读能带给人不一样的人生境界,这是多么划算的一种投资!

所以我常常鼓励自己的学生在阅读时多做摘抄、批注,少走弯路。但是我还是发现,学生年幼,这当中的一段弯路,看来是必走不可的了。三、颂

专精诵读,昼夜不息。

青年时读书,力求书本为我所用,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就读师范学校后,文学作品的阅读仍在继续,这个时候阅读显示出了她更为高尚的作用:除了带给人思想,还指导人的活动。

师范学校的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教育教学的;一类是有关语文课程论的。我自以为掌握这些,就可以走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老师了。然而越学越发现,教师似乎并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任何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都会影响你的课堂教学。

师范生都有必读书目,其中一本赫赫有名,那便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一开始我把她当成故事书读,似乎书里包含的是一个个颇有趣味的小故事,就和《读者》、《意林》里的没多大区别。但她毕竟不是情节曲折、夺人眼球的趣味故事书,很快我便失去了兴趣。于是,我很自然地将她丢在一旁,仍旧关注那些难啃的教科书,总觉得只要将里面的理论理解、吃透,课堂上便不会再有任何难题。

一上讲台,便觉得天天围着课本、教案转都来不及,旁事自然无暇顾及,只能“心无旁骛”地教书。阅读一事便放在一旁,再无心去关注了。谁知才当了一周的老师,问题便接踵而至。原来不是老师说“安静,坐端正”,学生就会安静、坐端正的;原来不是学生们回答“听懂了”,就代表所有孩子真懂了;原来所有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需要经验的支撑。怎么办呢?问有经验的老师,只能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想未雨绸缪,只能再用书本武装自己。

这时,我跳脱了只围着课本、教案转的思维定式,转而重新阅读。读什么呢?当然不是纯粹的理论书。这时,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再次映入了我的眼帘。重读这本书,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可不是一本“故事书”,这分明是老师的“工具书”!上面每一条都详实地记录了教育教学环节中会出现的一些很细小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小,但左右着你教育教学的效果和效率。最基本的就如:如何制定一个规则?怎样关注到班级里的后进生?她甚至还手把手地教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那天我一口气就看了半本书,虽然有囫囵吞枣的嫌疑,但里面的内容着实打动了我。想到这是一本20世纪的书籍,却仍然能够指导现今的教学,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教学智慧与治学态度。当我发现了阅读的最高真理之后,我又重拾书本,开始了新的阅读之旅。

既然阅读不仅能带给人可贵的思想,而且能指导人的工作与事业,那读什么就显得尤为可贵。中国的老祖宗们也留下了许多有关教育的宝藏,比如《论语》、《学记》等经典著作,这对我而言又是一场饕餮盛宴。

渐渐地,我在教学中有了章法可循,不仅仅关注教学的内容,更关注教学的手段。例如对于一句话或一个问题,怎样说,在什么时候说,说完后怎样检验学生是否听懂,我都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再比如,我学会了如何合理安排一天的时间,使自己不但能关注教学工作,还能多阅读、多积累。

就这样,我的教学工作一点点走上正轨。有了上次的经验后,我越发明白:学习是永不停歇的过程;阅读,大量的阅读,是源源不断获取能量的重要途径。在之后的阅读中,我又发现了一本“工具书”——《有效的课堂管理》,这是英国人杰伦迪·迪克西所著的教育著作。这本书更加细致,连对上课时如何注视学生、请学生回答的顺序如何安排等问题都有详细的论述。书本真是教学智慧生长的沃土,人们常说用理论武装自己,这下我算是亲身领会了。

我开始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观念,关注自身的一言一行。在课堂上,学生越来越明确自己的学习任务;在班级管理中,调皮捣蛋的孩子越来越明确规则的含义。这些点滴的进步,如果靠自己的领悟去获取,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而通过阅读,则可能让你早早站上巨人的肩膀。

阅读在我成长的三个阶段,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一开始,她教会我怎样看待这个世界,辩证地理解这个世界;

慢慢地,她教会我发现自己认知中的盲点,并正视它,积极地应对;

后来,她教会我武装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事业与人生。

我们老师的工作与众不同,不在于社会地位,不在于工资薪水。因为它不是惠及一个人、一个团体,而是惠及一代人、一个民族。我们面对的是波澜壮阔的事业,面对的是绚烂如朝霞的稚子少年。因此,教师的阅读更为重要,意义宏大。

我在幽兰相伴的午后,趁着大好时光,翻开一本书,快乐知足。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陈曌婧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语文教师 教龄6年)4.落地的麦子也会长出新芽

我老家在孝感农村,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是个姓张的老头,脾气很大,但课上得很好。我们背地里喊他“张老头”。小镇上有家门脸很小的新华书店,每次连环画《童年》一到,“张老头”就兴奋地让我“撺掇”小伙伴凑钱去买。几个小伙伴飞也似地奔向书店,回来把书交到“张老头”手上。他一脸笑意,马上到教室大声念给我们听。

从“张老头”算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遇到的语文老师都是喜欢看书的。他们卓尔不群的个性,他们风格各异的课堂,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学识深厚,文学韵味十足。我暗暗想,今后我也要当一位有本事的语文老师,给我的学生上课,让他们也喜欢语文。上大学时,我选择了中文系,也许这个专业对于就业赚钱来说是个冷门,可在这里有我想要的读书生活,也有我追求的梦想。

二十岁那年,我幸运地成了湖北孝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学生。

大学的班主任老师名叫“熊熊”,是一位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中年讲师。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我在他的鼓励下,背出了当时令人望而生畏的《离骚》。每年,我都能拿到奖学金。

有了书香,人格才有芬芳。大学里与书为伴,尽管简单,可纯粹追求知识的激情让我生活得快乐又充实。我觉得自己的“当一位有本事的语文老师”的梦想越来越清晰了。一、读书连着素养

初为人师,我既紧张又兴奋,踌躇满志。每次上课之前,总要反复翻阅教学参考,把教学参考上的分析囫囵吞枣、不加分辨地塞给学生;有时过分看重分数,考虑自己的面子,总是摆出一副严面孔对待学生;盯住语文考试题目,煞费苦心地研究来研究去,还以此作为标尺来讲课;很多文章自己也缺少深刻理解和涵泳,却堂而皇之地到讲台上去照本宣科一番。

那时候,我对这样的语文教学生态厌倦不已。我辛苦又迷茫,苦闷又尴尬,有一种扎心窝的疼痛。“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位沉默寡言的学生问我“疲惫”的“惫”字怎么写,我想也没想,就写了“病字头”里面加一个“备”。之后他笑着对我说,杨老师好像写错了,应该是“备”字底下加一个“心”字。霎时我的头“嗡”的一下,脸发烧,无言以对,羞愧得无地自容。从此“疲惫”一词就成了挂在我心头的一块耻辱牌,时时刻刻警醒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

面子丢了,为了那个“当一位有本事的语文老师”的梦想,我必须“回炉”,一切从头开始。我一头扎进书堆,为自己制订了“文化计划”:我的专业背景是汉语言文学,因此夯实自己的教育理论功底与开阔自己的人文视野成为我阅读的主要方向,研读有坡度的书,精读经典的书,深读有大情怀的书。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还没有互联网,购书一般都要到城市书店,我把微薄的工资中的一大半都拿去买书。刘国正先生主编的《我和语文教学》这本书,是教书受挫后照进我心灵深处的第一缕阳光。此后我陆续购买和阅读了叶圣陶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王富仁的《语文教学与文学》,余映潮的《余映潮阅读教学艺术50讲》,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的《解读语文》等教育专著。

读王栋生老师(笔名吴非)的《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我懂得了如何守护教师的尊严,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读《陶行知全集》,我又给了自己一次人文教育思想的洗礼;读《于漪语文教育论集》,我感佩于大师的教养与教育的和谐统一。

在教育的理想、信念上,苏霍姆林斯基是我最为心仪的大师。他悲悯的情怀、对人性的尊重,蕴含在无数个鲜活的案例和对话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尊严,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教师的悲欢与忧乐。

还有西方的名著、战争史、哲理书等,我读过之后非常激动和沉迷。

就这样,我把时间的碎布裁剪成岁月的成衣,在浩瀚的书海里畅游,体验到了“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的畅快。阅读无声地润泽着我,我终于领悟到:读书就是最忘情的备课,读书就是最有力的教研,书中的教育理论就是“当一位有本事的语文老师”的有力支撑。

我的课堂开始变得有活力,我的语文课开始变得有吸引力,学生的成绩也节节上升。“看东方时空,写精彩故事”的大语文活动得到了北京专家们的肯定;我远赴南京参加公开课比赛,获得二等奖;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二、读书连着课堂

读书改变了我,同时也改变着我的教学。

来到上海,我连续三届被评为区骨干教师,虽然这时候我的教学已经很纯熟,但同事和朋友对我的语文课的评价是:有内容无精神,有特点无风格。

一位教研员朋友郑重地告诫我,要独立编写富有个性的教学设计,尽量少留作业,所有试题自编自创,不允许用现成的试题。这对我是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语文课,这条从一个心灵走向另一个心灵的道路,注定是艰难的。作为学生的引导者,教材是我必读的书目,并对其烂熟于心,这是我和老师对话的基础。同时,教一篇课文,深度认识一位作者,努力了解这个作家的全貌,已成为我的习惯。

为了语文的“精神”和“风格”,我还是从看书入手,上下求索。上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时,我把他的《北方》、《归来的歌》等诗集全都找来,一本本阅读,感受他对光明的热烈向往与追求。上林清玄的《百合花开》时,我更是把自己整个儿地淹没在林清玄的散文集中。晚上,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读他的《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酒》,从一篇篇文字中,感受他的清新、醇厚,及平易中的感人力量。上欧·亨利的《二十年后》时,我找出契诃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发现三位大师在描写小人物故事上各有所长,以及他们各自的“欧·亨利式结尾”。

钟启泉先生说,如果说语文教育就是对人的开发,对人的潜在的情感与素质的精神性开发,那么,语文老师的自身的素养与能力是决定性的。

因此,为了语文的“精神”和“风格”,我尽量摒弃教参上别人思考出的话语系统,开始独立编写教学设计。在钻研文本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两种思维活动:一是靠逻辑思维,读出文章内在的“理”;一是靠形象思维,读出文章内在的“情”。我经常会在教案中添加一部分自己对文章的思索与感悟。

在课堂上,为了语文的“精神”和“风格”,我经常与学生对话互动。在教学散文《阿长与〈山海经〉》时,我向学生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鲁迅没有专文写过自己的母亲,却写了这篇怀念保姆的文章。这位保姆不能识文断字,又有些愚昧迷信、粗俗普通,鲁迅为什么要写她?二是从文末“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的话语中,我们能体会到鲁迅先生怎样的情怀?同学们的对话很精彩,在几经交锋后,出现了很多的解读:阿长是善良的,对孩子有祝福之心;阿长是淳朴的,她为孩子着想;阿长是真率的,她爱护孩子;阿长是细心的,她关心孩子;阿长帮助买《山海经》,让鲁迅最感动,永远不忘。鲁迅对阿长是感激和敬重的,永恒的感激又化作永久的怀念,他对长妈妈在天之灵的祝福,也是对天下善良人的衷心祝福!这是在对话发生前意料不到的、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发现。我很是欣慰。三、读书连着远方

2006年8月下旬,我和另外四名老师带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告别亲人,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第二中学(简称“德钦二中”),开始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这是我的一次教育远行。

德钦二中地处高寒地带,刚去时我有些高原反应,但我仍然坚持夜晚读书。学校有时候停电,我就和学生一样点起蜡烛继续读。

在观察德钦二中教育的同时,我也日夜思考着一个问题:德钦二中的教育究竟靠什么去引领和发展?为了破解难题,我深入研究了上海市育才中学、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在建立校园文化方面的实践探索,心中终于有了大致思路。

一天夜里,大家围坐在木板房里的火炉旁,爽朗的阿瓦琪校长和他的藏族教师团队请我们喝酥油茶。我拿起木质碗杯,在木桌上摆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形状,分别以“智慧”、“爱心”、“和谐”作为三个角,中间一只大碗代表“二中发展”,用手指蘸上青稞酒画线,将彼此连接起来。对于如何诠释这几个概念,我们达成了共识:爱心生长智慧,智慧创建和谐,智慧、爱心、和谐共同指向二中的发展。这一基本思路成为师生所共有的信念和价值观。

这个阶段的读书,我聚焦在课题研究上,通过深入了解德钦二中的现状和历史,我思考设计出了《“智慧、爱心、和谐”引领边疆山区学校发展的实践研究》的学校科研课题文本,该课题被立项为迪庆州重点教育课题。“智慧、爱心、和谐”的实践研究有力推动了学校教师队伍的优化,产生的精神力量深深地熔铸于学校教师群体的生命力之中,从而使学校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2007年,在云南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四届“走进新课程”中小学教育教学优秀论文征文活动中,我所撰写的论文《语文教师与实践智慧浅析》荣获一等奖。

如果说云南德钦支教之行是我读书的实地远行,那么我在支教时的科研与写作就是读书的精神远行。临别之际,我参与主编二十五万余字的《大山深处一面旗》,为我的教育远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的科研和写作,不是为了赶时髦,不是为了评比,也不是为了出版而写,而是一种表达的需要,一种研究的梳理,一种热爱的倾吐,一种生命的反省。

把遇到的问题千方百计解决好,提高读书和教书的效能,不跪着读书,也不跪着教书,就是我的追求。起初是“荒腔走板”,后来慢慢从“忍受”走向“享受”。我陆续参加了上海市、嘉定区的多项重点课题研究,还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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