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文华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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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光：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活动启动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酝酿决策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在北京后圆恩寺胡甲一号的一座不知名的四合院里，描绘着基金会这一刚刚出苞的新事物的蓝图。
●当徐永光他们问到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时，校长算了算告诉他们只有60%，巩固率更是小得可怜。
●徐永光拿过写着“春雨计划”的宣传提纲清样，用钢笔圈掉“春雨”，填上“希望”。
成立中国青年基金会
1988年5月，开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徐永光，找到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徐永光说能不能让他来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搞起来。
刘奇葆两天后通知徐永光，团中央书记处同意徐永光的想法，决定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刘奇葆任主任，徐永光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有了组织，就得招兵买马，这样才能干事业，谋发展。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郗杰英、杨晓禹等人主动加入徐永光的队伍当中，还有北京市委的李宁也闻声而来。
这会人马也有了，队伍齐整了。可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一时还没有确定下来。当时徐永光打算两件事同步推进，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一是筹办基金会。
但因后来清理整顿公司，中国华青公司就没有办下来，基金会却办成了。徐永光后来回忆说：
当时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那么中国无非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1989年3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联合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
中国青基会是以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
它所实施项目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希望工程”及保护母亲河行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公益信托基金、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等。
这些项目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是“希望工程”。这是一项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事业，旨在通过筹款，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中国青基会的宗旨是：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年工作、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祖国统一，促进国际青少年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青基会的使命是：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中国青基会倡导“社会责任、创造进取、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价值观。
基金会成立后，徐永光任秘书长。
把目标聚焦在教育上
共青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青少年服务，但是为青少年服务不能仅仅玩虚的，不能耍耍嘴皮子就完了，要来实的，要办实事，这就要有钱。
可国家没有用于青少年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只有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经费。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人头费。
干什么事都离不开钱，而国家又不给钱，还要办事，怎么办？只有向社会募集。这就是徐永光他们创建基金会的最初始的动机，说到底就是为了运用社会的财力资源，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如果当初仅仅把目光放在一般性的为青少年服务上，那么可以肯定，它的工作不大可能会做得像今天这么红火。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急迫心情，在北京后圆恩寺胡甲一号一座不知名的四合院里，描绘着基金会这一刚刚出苞的新事物蓝图。
为青少年服务，该做的工作太多了，应该先办哪一件？徐永光他们也感到无从下手，有点不知所措。他们在思索，他们在调查，他们在论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上这样告诉人们：
社会靠教育才能改变，社会靠教育才能实现新的项目；靠教育我们才能掌握未来。
当今世界，人类在共同前进的历程中，日益获得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那就是教育就是一切，没有教育就绝对没有经济的发达、政治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
不是都很重视资源吗？教育就是一种巨大资源。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更是十分清楚地面临着时代的挑战。究其实质，即是对人才的竞争，对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竞争。这是关系到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根本大计。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徐永光他们最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如果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助一臂之力，那实在是太有意义了！不过一想到我国每年有400万名儿童辍学这个像沙漠一样浩大的数字时，他们的眉心又蹙紧了。400万，这个连国家都感到头疼的大包袱，要靠一个刚刚成立的基金会来背，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我们应该选准一个突破口，使力量更集中一些！”“我们应该首先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选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对象！”
一阵热烈的议论过后，大家又陷入冷静的思索。
四十不惑的徐永光站在窗前，久久地凝思着。
忽然，他觉得一座座若隐若现的山峦在眼前晃动着。像是大瑶山，不错！是大瑶山……
青基会酝酿希望工程
徐永光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前。
那是1986年一个春寒料峭的3月，徐永光作为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带领考察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那里的每座大山，都在向他们倾诉，那里的每个山村，也都在向他们倾诉。
那一天，考察组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
在村中心小学，他们看到了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其中两间教室的墙壁都塌掉一半，给人的感觉是这里好像刚刚被敌机轰炸过。寒风中，有些孩子就钻在稻草团里听课。
学校仅有的两件教具，一件是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件是一架算珠已掉了一半的算盘。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多半的孩子上课没有纸和笔。
看到这种情境，徐永光他们心里不禁一颤。
在这个4000多人的村子里，解放后还没出过一名初中生。有一年考试时，全村250名学生中，语文、数学两门全科及格率为零，单科及格率仅占4.8%！
谈到学校的这种情况，校长对考察组的人说：“不能怪孩子太笨，只能怪他们家里太穷。他们一个星期常常要留在家里帮父母干一两天的活儿。还有，就是教师力量也太弱了，我们的18名教师中，只有两名是初中和中师文化程度，有几名教师自己才上过小学三年级，现在却在教二年级的孩子。”
当徐永光他们问到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时，校长算了算告诉他们只有60%，巩固率更是小得可怜。正在上一年级的有70多名学生，而五年级却只有7名学生，照此推算，巩固率还不到10%。
徐永光和调查组其他成员走访了几家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农家。其中有一家4口人，全家才一床破棉被。有一家有6口人，也才只有4只碗，其中一只还缺了个大口子。
金秀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文化落后，种田也不太讲究科学，水稻亩产量只有100多斤。
徐永光问村长为什么不推广产量高的杂交水稻。村长苦着脸告诉徐永光说，上头也要求种杂交水稻，村里却说种了几辈子地了，没听过什么杂交不杂交的，县里发给了一些杂交良种，好些人都拿来熬粥喝了。
临走前，徐永光本想拍一些照片，遗憾的是那天相机出了故障，没拍下来。
然而，大瑶山、共和村，还有那些在寒风中读书的孩子们，却令他永生永世难以忘怀。
后来徐永光回忆说：
1986年，我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的调查，使我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有了直接的深切的认识。可以说，“希望工程”创意的源头在广西的大瑶山。
会议室里的郗杰英也默默无语，他似乎也想起那副惊天地泣鬼神的挽联。
之前，郗杰英曾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赴吉林省讲师团副团长在吉林工作了一年。在贫困的山区里调查，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和群众对于教育的渴求。
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依耽乡的老百姓为在农村执教28年的老教师刘深懋送葬。自发组成的三四千人的队伍，长达五六里地。
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卷烟、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的人民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李宁、杨晓禹也都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在农村考察过。不久前，他们还去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北省涞源县考察过。那次考察，越想就越叫人感到心情沉重。
在桃木疙瘩村，面对那间已经是人走房空的破教室，纵然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从韭菜山下来，张胜利、吕成山等11名失学少年的哀求声一直在耳旁回响着：“叔叔，我们想上学，我们想上学！”
4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他们一致认为：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应救助贫困地区那数以百万计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
目标确定之后，郗杰英提议给这个救助项目起个名。
可什么样的名字才能更具有号召力，更具有影响力呢？几个人就在一起商议，你一句，我一句，提出很多名字，“精卫计划”、“爱心计划”、“桃李计划”、“振兴计划”……但都不太理想，好长时间名字定不下来。
由于意见一直不能统一，徐永光他们就暂时把起名的事放下，分头下去调查。
回来之后，他们写出了一个宣传提纲，提纲上写的名字是“春雨计划”，是郗杰英的意思，寓意救助工程就像“春风化雨”般给孩子们带来希望。
但徐永光认为这个名字还不太理想，建议先别发，想想再做决定。
为这事，徐永光天天想，夜里辗转反侧，夜不能眠。甚至翻起了《辞通》和《资治通鉴》。
在一天夜里，忽然，他的脑海里迸出了“希望”这个词，多闪光的一个词啊，孩子们是祖国的希望，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我们的这项事业也充满着希望，为什么不叫“希望计划”呢？
第二天，当徐永光把自己想到的“希望计划”说给大家时，大家都说好。
徐永光拿过写着“春雨计划”的宣传提纲清样，用钢笔圈掉“春雨”，填上“希望”。
郗杰英接过改过的清样，沉思片刻，说道：“叫‘希望计划’还不如叫‘希望工程’，这项事业既充满着希望，同时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希望工程，太好啦！”办公室的其他人都鼓起掌来。
在团中央的书记处会议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奇葆，向全体书记介绍了“希望工程”的构想，提请书记处批准。
没有异议，大家一致通过！团中央书记处批准：
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
宣布实施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0日，以刘延东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地宣布：
为长期救助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将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是一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发展我国基础教育的伟大工程。
当天的新华社发表报道称：
这家基金会将本着取诸社会、建立基金、公诸社会、造福孩子的宗旨，为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提高我国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做出贡献。
在新闻发布会上，刘延东理事长还宣布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的具体资助方式和“希望工程”当时的工作目标。
失学少年基金的具体资助方式是：（1）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2）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3）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希望工程”的当时目标是：
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设立“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以提供助学金的方式，实现救助失学少年的目的。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直至中学、大学毕业。
从此，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念：
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二、实施行动
●“希望工程”使这个极不起眼的青基会——北京小四合院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引来了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目光。
●南怀瑾先生为“希望工程”赋诗：“一代江山一代才，后生每况胜先前，艰难困苦多英杰，珍重当来青少年！”
●从观众席中走出一位穿着背带裤，头顶一只青呢礼帽的演员，人们一下子便认出了他——凌峰，台湾著名艺人凌峰。
两位老太太献爱心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前，它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然而，“希望工程”却使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引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目光。
自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希望工程”后，在这里，每天都在发出同一个呼唤：
请您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一片爱心！献上一分一角十分爱，助我百万贫困失学儿童！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
从全国各地、从海外汇来的一笔笔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基金会办公室的人说：
在基金会工作是幸福的，我们每天都沉浸在爱的漩涡之中，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灵魂在受到净化。
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级的一种情感；爱他人、被人爱，又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尺度。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爱在这里获得了最重的份量；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检测站，时时在检测一个民族的素质……
在一个冬天，凛冽的北风一直呼呼地刮着。快到黄昏的时候，北风依然没有停下来，大地变得干冷干冷。
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走进了基金会的小院。她轻轻叩响了办公室的门。“这里是那个基金会吗”老人问了问。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她：“是的，大妈，这儿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那个搞‘希望工程’的基金会？”“是的。”
老人知道没有找错地方后，缓了口气接着说道：“那个叫张胜利的孩子，叫卿远香的孩子，实在太可怜了。这些年来，我有点存款，本来想留给4个儿女的。看了‘希望工程’的广告后，觉得贫困地区的孩子更需要钱。今天，我是找你们来捐钱的。”
说罢，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尼龙袋，取出两沓用信封装好的厚厚的人民币。
基金会的会计帮老人点了点，一共是1万元。
大家都劝老人再慎重考虑考虑，人老了，子女又多，保不定有个急用什么的。
老太太平静地说：“我都想过了，我离休后，吃住用都有保障。子女们都大了，都有工作，生活也都有保证。想想那些山区的孩子，太苦了，钱你们收下，麻烦尽快转给他们，眼看下学期又要开学了。”
开收据时，需要写捐赠人的姓名，老人怎么也不说。
工作人员说，来捐款的都要留姓名，这是基金会的财务制度。再说也便于那些被救助的孩子给您写感谢信。
老人却说：“我不需要感谢，如果制度需要写，就写‘一位老太太’吧！”
实在拗不过，工作人员只好在她的捐赠证书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一个离休的革命老人。
老人要走了，基金会要派车送老人回去。但被老人坚决地拒绝了。
基金会的全体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目送这位不愿留名的老人，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凛冽的寒风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五一幼儿园离休老医生李静，从报上得知了“希望工程”的情况。
春节，孩子们带着孙子、孙女、外孙女回家看望老人来了。李静把孙子李佳、孙女李蓓、外孙女刘扬扬叫到了身边，给他们讲贫困山区孩子的命运，讲张胜利，讲卿远香。当她讲到卿远香失学后，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课本自学，考试在考卷末尾写上“我想上学”时，他们都哭了。
末了，李静说：“往年，过春节奶奶都给你们压岁钱；今年，不打算给了。咱们把钱寄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小朋友，让他们也上学好吗？”
李佳、李蓓、刘扬扬眼里含着泪花，异口同声地说：“好！”
李静把40元钱送到基金会，基金会用这笔钱救助了河北省完县杨家台乡的齐二敏同学。
齐二敏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由于父亲双目失明，家庭生活难以维持，不幸失学。
1989年6月26日，是李静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儿子女儿打了招呼：“今年过生日，别给我送什么东西了，你们想孝敬我，每人给点钱，我另有用场。”
李静把孩子们给的240元钱，加上自己凑的40元，共280元，冒雨送到了基金会。她对办公室主任说：“我今年都67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想，决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齐二敏小学连初中的学费都交给你们。如果到时我不死，齐二敏又有考上高中和大学的话，我再接着供养她。”
离休10年来，李静老人义务治病3000多人，有些农村来的病人，吃、住都在她家，连药费她都包下来了。
每月离休工资200多元，自己省吃俭用，花个四五十元，其余的差不多都用来接济别人。人家称她是“四乐老太太”：助人为乐，以苦为乐，知足常乐，自己寻乐。
李玉兰资助希望工程
她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一生坎坷受苦受穷，饱尝没有文化的痛楚。时值不惑之年，改革开放使她枯木逢春，已经当了老板娘的她，富了不忘回报社会。“助教济贫”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0多年来，她多次向“希望工程”奉献爱心，救助失学儿童近百名。
那是1990年一个严寒冬天的早晨，在蚌埠工商联大楼后面，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清早的人们在围观什么呢？这时，闻讯赶来的居民组长来到这里，拨开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个用小被包着的弃婴！
居民组长很快将孩子抱回家，打开小被，原来是一个只有40天的女婴，身边有一张只写着出生年月的小纸条，已有两孩子的她，决定收养这个女婴。
这个居民组长，就是充满爱心，常做善事的华照饭店的老板娘李玉兰。整整10年过去了，被她收养的女婴，现在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聪颖可爱，深受全家人的喜爱。
说起李玉兰，还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经历过战争年代，从山沟里出来的老同志，解放后在上海工作。
由于那场5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暴，父亲被遣送到老家山东农村务农，母亲只好带着他们兄妹5人，在上海给人帮工、拾荒生活。到了她18岁，经人介绍，李玉兰远嫁给浙江农村一个比她大10多岁的农民，谁知丈夫好吃懒做，还经常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连公婆都看不下去，劝她离婚。
已有两个孩子的李玉兰没有这样做，忍气吞声地同他生活了10多年，直到后来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因意外事故死去，她才得到解脱。
1989年，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李玉兰从浙江农村回到上海家里，不久便来到蚌埠一家小饭店里打工。勤劳朴实、少言寡语，还有她那不幸的身世，博得了饭店老板李华照的好感。
不久，居委会主任迟如美大娘便为她俩搭起了鹊桥。已是不惑之年的李玉兰，在婆家支持下，带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同一直单身的李华照结合了。
婚后，夫妻感情很融洽，这完全是她凭着一颗中国传统女性所特有的温顺、体贴、善良、勤劳，不断感染着丈夫，终于使这位性情粗犷、豪放的少数民族汉子变得豁达、温和。
结婚10多年，来自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老少三代8口人的大家庭团结和睦，还被评为区“五好家庭”。老夫妻俩凭着精明能干，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把个小饭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他们打心眼感激党的好政策。“富了不能忘本”，李玉兰常常这样教育孩子们。对此全家思想非常“统一”，那就是应尽力去回报社会。尤其对于没念过书、饱尝没文化苦头的李玉兰来说，让更多的孩子能进校读书学习，成了她一桩沉甸甸的心愿。
当“希望工程”这个震撼着亿万人民心扉的字眼出现在新闻媒体时，也牵动着李玉兰的心。有一天她从电视里听到一段有关救助失学儿童的消息，她当即让丈夫记下了“希望工程”设在北京办事机构的地址，第二天便让丈夫寄去了600元钱。
一个月后，北京来信了，给她寄来印着她资助的内蒙古的两位学生详细情况的《希望工程救助卡》。不久，她又救助山东高青县和安徽长丰县的两位辍学儿童，担负着每个孩子400元的学杂费。这些被救助的孩子先后给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阿姨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这使得李玉兰感到无限的欣慰。
1996年底，她又给居委会送去200元钱，要求再救助一名失学儿童。这次由区妇联牵头联系，将这笔钱救助区街一家特困户的孩子上学。
1997年初，李玉兰又分别给团中央、山东省分别寄900元，要求再救助几名辍学儿童。
1998年清明节，她回到山东老家扫墓，在村子里她看到7位五保户，每月仅有5元钱的生活医疗费，于是她向村干部表示，给他们每人每月增加30元钱。
临走时，这些足不出户的五保户同村长一直把李玉兰送到村口。回到家后，李玉兰就把当月210元钱汇到村里。
后来，家乡郯城县的《郯城报》在头版以“捐款聊慰故乡情、滴水恩当涌泉报”为题，详细报道了李玉兰捐助家乡五保户的感人事迹。李玉兰还为中区兴办民族幼儿园、郊区雪华乡马村回民区捐资办学，分别资助500元钱。
本街道不久前去世的老奶奶，是个贫病交加的孤老。生前，李玉兰经常为她送药送营养品，顿顿送饭，甚至花了1000多元钱为她赎回了抵押的私人住房。老奶奶逢人便说我好福气，玉兰待我真像我的亲闺女呀！
李玉兰还为素不相识的同病房的外地农村病员解决医疗费，购买每天生活营养品。
1996年，安徽部分地区遭受洪水灾害，李玉兰闻讯后，当即拿出500元钱并买了10套衣服送到居委会。她又为蚌埠区一所中学，以工商联的名义，捐资1000多元，为“光彩事业”献上一片爱心。“助教济贫”，已经成为李玉兰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追求。为了能多救助一名失学儿童，她和家人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平时有个头痛脑热、伤风感冒的从不进医院。
李玉兰本人患有糖尿病，贵重药品她舍不得用，尤其在小饭店的生意已大不如前的情况下，每月的生意仅够维持全家生活费用。然而，李玉兰仍不改初衷，经常不断为“助教济贫”捐款寄物。
家乡的五保户仍按月收到李玉兰的捐款，她们哪里晓得给他们寄钱的李玉兰的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
十几年来，接受李玉兰救助的失学儿童近百名、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为此李玉兰花去近13万元。
李玉兰“助教济贫”竭尽全力回报社会的感人事迹，在蚌埠市广为流传。她家被评为中区“五好家庭”，她本人被评为中区十佳公民。
根据她多年的申请，上级党委批准，作为一名私营个体户，李玉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金正洪捐款希望工程
2000年7月18日，是南京军区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后勤部政工科干事金正洪，向“希望工程”捐款10周年的日子，一个值得他自豪和纪念的日子。
提到金正洪，不少有心人可能还记得这个闪光的名字。90年代初，这个名字曾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激荡，让无数的中华儿女为之振奋。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都曾在同一天以头条加编者按的显要位置，宣扬他乐做太阳的“一缕光”，传播精神文明的动人事迹。
辉煌过后，他没有在鲜花和赞扬声中陶醉，仍默默地走在奉献社会这条坚实而又绵长的道路上。
汇款一次一次寄出，汇款单一张一张增加，摞起来厚厚的一叠，一数，整整128张。这128张汇款单，就是他在奉献路上留下的128个不寻常的脚印。
1990年7月16日，一个平常的日子，金正洪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纪实片，反映我国甘肃、宁夏贫困地区，不少儿童因交不起十来元的学费，而含泪背着书包回家放羊放牛。孩子的泪引出了金正洪的泪，他坐在电视机前泪水长流，久久不语。
回家的路上，他的脑海里一直闪着孩子的泪眼、泪脸，他们多么需要社会伸出援助的手啊！焦虑中他思考得太入神，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撞上了电线杆，血顺着额头流下来，浸红了他的白衬衣。但他似乎没感觉多少疼痛，迎着人们诧异的目光，依然大步赶回家去。
妻子宗颖见到胸前一片殷红的丈夫，马上要送他去医院，可金正洪一摆手：“一点皮外伤，没事，先跟你说件急事。”
金正洪说到了西部贫困地区孩子失学，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竟又禁不住落泪了。妻子知道他是一个要强的人，当年她就是在丈夫学雷锋无私奉献，女朋友接连吹灯的情况下，勇敢地来到了他的身边的。婚后，夫妻俩夫唱妇随，心心相印，乐做一对无私奉献的“傻子”，被人称誉为“雷锋夫妻”。
当即，宗颖把家里仅有的100元存款，送到金正洪手中，那是她准备添置衣服的1年的积蓄。“去吧，这事我支持，让失学孩子企盼的眼睛，得到温暖的回应，这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金正洪顾不上包扎伤口，攥着100元赶到邮局，向“希望工程”寄出了第一笔汇款。
宁夏西吉城关小学二年级学生张伟，因为交不起学费准备回家了，这时，金正洪的汇款到了。从此，他不仅重回明亮的教室，还多了一位对他百般呵护的叔叔。
幼年因父母离异，随母生活不久又遇上母亲改嫁的张伟，只得与80多岁的姥姥共同生活在一起。贫困，使他的童年少了应有的灿烂，加上父母离异使他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性格上与其他孩子格格不入。这次面临失学，又给他心灵上重重一击，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金正洪寄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汇款到了，同时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也到了。另外，金正洪还直接寄了100元，还有日记、钢笔等。
信中暖人的话语窜进了张伟那幼小、冰冷的心灵：
不要抱怨你的父母，不要责怪你的同学，只要你学到知识，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你会发现周围一切是多么美好。只要你读书有进步，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落款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关注你学习进步的解放军战士。
张伟不负金正洪的期望，当年的成绩迅速上升，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金正洪更高兴了。冬天，他担心西北天气寒冷，给张伟寄去棉衣、棉帽、棉鞋；夏天，他又买来解放鞋和衬衣寄去。一年四季，江苏徐州——金正洪所在部队的驻地，宁夏西吉——张伟所在的小学，结成了一道看不见的联系热线。
1998年冬，金正洪从张伟的来信中发现，孩子的情绪趋于低落，对读书的欲望减退，金正洪急了。他请假专程来到了张伟家。张伟的姥姥禁不住泪流满面：“你与俺们无亲无故，对小伟这么好，叫俺咋谢好呢？”得知张伟在学校里受人欺负，有的学生说他是没爹娘的孩子，他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金正洪心急如火，顾不上休息，找到张伟的母亲，又去了张伟的学校，请老师和他的亲人与他一道，多给孩子以温暖。
经过他的努力，张伟幼稚的脸上又露出了舒心的笑。
看似一张小的汇款单，背后写满了数不清的故事。
无偿献血铜质奖、银质奖、金质奖、金杯奖……他成了全军无偿献血次数和数量最多的第一人，有关部门一次次颁发的营养补助，他舍不得花一分，全部都化成了一张又一张的汇款单。
1989年12月，金正洪首次参加驻地无偿献血。
开始每年一次，后增加到每年两次，再增加到3次。他得了无偿献血铜质奖，血站给了他200元补助，他一转身到邮局换回了一张汇款单。第二次得了银质奖，血站又给了250元，他又寄给了“希望工程”。第三次，血站得知后，血站只好把部分补助兑成奶粉、麦乳精等实物让他补充营养。金正洪得到手后，又提着到军烈属家中。搞得血站无可奈何，称金正洪是一个真正的无偿献血者。
东海县李埝林场学校的两个孩子受到金正洪的资助。学校免去了孩子的费用，把金正洪的捐款，以及平时寄出的课外读物累积起来足有1800册之多，学校专门辟出教室，挂出了“正洪图书馆”的牌子。
校长在挂牌仪式上宣言：
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而他来自数百里之外的军营，让我们以特殊的方式，向关心教育事业的解放军战士鞠躬致意。
说完，校长带头向金正洪鞠躬了！
会场上黑压压的一群人同时弯腰，表达对金正洪的无限敬意。
那是1995年的夏天，金正洪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有关部门编写一部有关义乌籍儿女在全国各地大展身手，为家乡人民争光的书籍，金正洪根据稿约，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数千字的稿件，寄了出去。
不久，他意外的收到了200元的稿费。这一收获让他的思维闪起了火花：何不走业余写作之路，为“希望工程”开辟一条稳定的捐资来源。
说干就干。那一段时间，金正洪放弃了节假日，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开始寄出去的稿件，大都石沉大海。慢慢的，有了一笔笔稿酬，有的只有几元，几十元。但金正洪都十分珍惜地收集起来，累积起来再汇走。
金正洪以前是专业军士，工资也就100多元，常常一笔汇款寄出后，家中吃饭成了问题，有时不得不到岳父家“打秋风”。提干后，工资提高了，但需要赡养年迈多病的父母，妻子一度下岗，家里需要开支。
可是他在个人生活上是能少就少，能省则省。
孩子4岁时，听别的小朋友说，公园里可以看动物，可以玩碰碰车，就缠着金正洪带他去。他开始倒是答应了，可听说一次游园要花数十元，他说什么也不去了。孩子从4岁念叨到了8岁，最后是家中亲友看不下去了，自告奋勇掏钱带孩子去，这才替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清了这笔感情“欠账”。
7月12日，金正洪把累计的1056元稿费，一次交给徐州市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希望同时赞助几名失学儿童复学。他说：“我对‘希望工程’资助的力度在加大，步伐要加快，‘希望工程’的大厦需要更多的人，更多更快地去添砖加瓦。”
据不完全统计，金正洪自10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100元以来，现已捐资128笔，捐款达7780元。这个数字在某些大款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于金正洪来说，却渗透着一片虔诚的心血，它给无数孩子的生活带来了灿烂的阳光。
台湾艺人举行义演
1991年10月25日，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同一个希望》大型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揭开帷幕。
人们像潮水般涌向灯火辉煌的市体育馆，馆前两个庞大的彩色气球腾空而起。在彩球的下方，悬挂着两幅巨大的标语：
同是一重天，同在一家园，同为我后代，同心结同爱
祝贺希望工程全国巡回义演隆重开幕
馆内，面对主席台一条横幅上的8个大字引人注目：
为了孩子，为了未来！
19时整，馆内的灯光慢慢变暗，一群少年儿童手持蜡烛，缓缓登场，组成了象征着幼苗和希望的图案。
希望是绿色的小苗，希望是幼稚的小孩，希望是爱心一片，希望就在明天……
满含纯真希冀的童声合唱《希望》，把观众们带入晚会主题“同一个希望”的庄严而又充满温馨的艺术氛围。
大陆青年演员解晓东、杨丽萍、田震、范琳琳和台湾著名歌星潘安邦、大小“百合”联袂登台，使晚会气氛活跃，高潮不断。
一曲《小丑》的旋律响起，观众们和灯光师一起在寻找演员。此时，从观众席中走出一位穿着背带裤，头顶一只青呢礼帽的演员，人们一下子便认出了他——凌峰，台湾著名艺人凌峰。
我们肯定还记得1990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剃着光秃秃的脑袋、典型的“中国脸”上带着洗不净沧桑感的台湾艺人，头一次出现在大陆的荧屏上，使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到海峡两岸的距离缩短了。
是多少眼泪，是多少鼓励，才能够站在这里。
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是多少岁月的积累？
发自真情实感的《小丑》，被大陆观众评为“最喜爱的晚会节目”。凌峰以他自然、实在、随和的情感双向交流，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以他的智慧和敏捷征服了观众。
凌峰自从闻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实施的“希望工程”，他的心就被触动了。觉得这是攸关民族大业的“工程”，是个跨世纪的“工程”。
热血男儿，岂有不为民族前程出力之理？凌峰首倡组织“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将所筹资金全部捐献给辍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门设立“海外爱心基金委员会”，请凌峰先生担任主任。
凌峰曾对人动情地说：“我好像在‘希望工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要把后半生全部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
凌峰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热切的关注。山东的首演活动，取得了完满成功。一个月后，凌峰一行又移师兰州。
一曲歌完，当全场观众还沉浸在《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中时，凌峰缓缓地走向中场，他说：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省康乐县虎关乡高集村有个叫马义梅的小女孩儿，10岁了，马义梅还没上学，她对爸爸说：“阿达，我想上学。”爸爸叹了口气，说：“孩子，咱们家穷，交不起学费。”为了挣钱交学费，马义梅到村口砖窑厂去搬砖，从窖内搬到院外，搬12块给1分钱。她人小，一次只能抱4块，搬3次才能得1分钱。搬呵搬呵，马义梅的手指搬肿了，瘦弱的腰搬弯了。那天，她双手捧着一大把硬币，跑到学校，兴冲冲地对老师们说：“老师，我有钱交学费了！”几位老师1分分帮她数着数着，一共是8角5分钱……
正说着，凌峰流泪了。偌大的体育馆，此刻却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希望工程”像温暖的春风吹到了甘肃、吹到了康乐、吹到了高集村。经过“希望工程”的救助，马义梅已经走进了校园，再也不用去搬砖挣学费了……我高兴地告诉在座各位，今晚，马义梅也来了，就在晚会现场。
一束光打到了贵宾席上，凌峰走到马义梅跟前，他把话筒递到她的嘴旁，想让她说几句，可马义梅泪流满面，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没有任何一种宣传比这更直观、更广泛、更有效、更有感召力。
每一张门票都代表一份爱心，每一位观众，都和我们一路。他们把满腔热情留在这里，他们把一片热心撒向人间，撒向未来。正如晚会节目主持人所说：
他们为了同一个希望走到一起
他们希望
希望在同一片蓝天下
同一块黄土地上
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学
他们希望
希望能有那么一天
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徘徊在
校园之外
温州、深圳、西安……凌峰用他的那颗爱心在兑现他的诺言……“中国人帮中国人，救孩子就是救中国！”
港澳爱心连成一片
实施“希望工程”的消息传到了香港，一向热心于在内地投资兴教助学的香港同胞，又一次伸出援手。
1992年4月16日，著名电影制片家施南生小姐首先在港岛发起“希望工程——人人有书读助学计划”，以响应内地的“百万爱心行动”。
演艺界姜大伟、李琳琳、张正甫、萧芳芳、张艾嘉、梁家辉、沈殿霞、刘天兰、郑丹瑞、李家鼎、施明等带着他们的孩子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梁家辉觉得“希望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捐出的钱虽是个小数目，却可以让那些失学的孩子享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将来两地孩子相互联系，又可以增进友谊、加强了解。他支持这件事，并代表将要出世的孩子捐了钱。“肥姐”沈殿霞带着女儿欣宜来了。她表示，即便以后和女儿到国外，仍然也会支持，她特别赞同女儿与大陆的小朋友通信。
施南生告诉记者：
原来的助学口号是“一个帮一个”，但来参加招待会的演艺界朋友每人都认捐了好几位孩子，光林青霞一人就救助了10名。所以，我们又临时改为“人人有书读助学计划”。
第二天，一辆“希望工程”宣传车载着演艺员，穿梭港九所属各区，向市民发放捐助表格。红歌星一边分发表格，一边说：“97年以后香港跟大陆就同属于中国这个大家庭了，既然是同胞，既然是一家人，就应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成龙、周星驰、张学友、张曼玉等著名影视歌星，也走上街头，在闹市劝捐。
1992年5月30日晚，张学友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满怀希望音乐会”，为“希望工程”筹资。
演唱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馆内的大荧幕上，便展示一幅幅大陆失学孩子的照片。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那一间间破败的教室，令人心颤。
唱罢《太阳星辰》，张学友走到观众席中劝捐：“在大陆，每年有100多万小弟弟、小妹妹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而我们只要捐出300港币，即可让一名孩子读到小学毕业。现在哪位歌迷只要捐上300元，即可点唱任何一支歌曲，如果我唱不出来，我甘愿捐出相同数目的助学费用，谢谢！”
歌迷们兴致特别高，分别点了《可喜也可悲》、《一颗不变心》、《梦里边缘》、《梵音》和一首英文歌曲。
音乐会共筹得捐款150万元港币。截至2002年6月底，香港各界总筹款已过2000万元。
澳门也掀起了扶贫助学热潮。澳门公职人员协会发表“致全澳公务员书”，呼吁全体会员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心，为造福失学儿童尽一份心。
澳门中华教育会发动各校师生、家长参与“希望工程”，捐款数字直线上升。
澳门胡氏集团总裁胡顺让6月8日认捐50万元，希望将这笔款项用于为贫困山区修建一所学校。商人何华添亦捐资10万元。
2002年6至7月，澳门资深者商协会和大众报社运用多种形式，向澳门同胞宣传“希望工程”的重大意义，动员各界人士向祖国的失学少年献爱心。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收集捐款达660余万港元，它可使7000多名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同时资助建设11所希望小学。
同根同胞，都呈现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之情。
著名学者、国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南怀瑾先生，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海峡两岸的教育事业。他对旨在救助失学少年的“希望工程”非常赞赏，特捐资5万美元。
南先生为“希望工程”赋诗一首：
一代江山一代才，后生每况胜先前，艰难困苦多英杰，珍重当来青少年！
并表示要动员在海外的学生共同出力，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尽自己所能。
2002年4月22日上午，国际释迦文化中心主席、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兆明先生和电影《似水流年》女主角、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顾美华小姐，在北京向“希望工程”捐款10万元港币。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举行的捐款仪式上，郭兆明用几千年前释迦牟尼的巴利语做了长达5分钟的祝福仪式。他祝福中国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经济发展。他希望海内外宗教界多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说：支持“希望工程”，就是爱心和慈悲心的最好体现。
台湾华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杨正雄先生、许玛玲女士和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潘维刚小姐，在贵州省独山县基长镇捐资兴建“希望小学”。为了感谢台胞的义举，基长镇镇长宣布授予杨正雄先生、许玛玲女士、潘维刚小姐和凌峰先生为基长镇麻募村荣誉村民。
台湾英业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国一先生捐赠十万元人民币，在四川省宣汉县花池乡兴建“希望小学”。
台胞林昭南、叶朋寿、李金龙捐赠50万元人民币，分别在山东省平邑县、福建省永定县兴建了两所希望小学。
在平邑县“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上，徐永光秘书长动情地说：“台湾的艺术家、企业家们不远万里到了我们山区县，他们不辞劳苦，不仅出钱，而且出力。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爱心，这是一种饱含人间真情的伟大的爱心。他们为我们捐资助学，还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我们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强则国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接受他们这样一种期望，即一定要把希望小学建设好。在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学管理方面，在培养一代开拓未来的人才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2002年7月初，香港爱国人士凤飞飞女士、赵宏传先生为“希望工程”捐款60万元人民币，资助援建3所“希望小学”。这是当时海外同胞捐资援建“希望小学”数额最大的一笔捐款。
凤飞飞女士是一位深受大陆听众喜爱的香港歌星，和许多香港爱国同胞一样，她一直希望为祖国的腾飞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在捐赠仪式上，凤飞飞女士表达了她对“希望工程”的赞赏和良好祝愿。
由香港工会联合会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共同发起的“希望工程重返校园助学计划”，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7月12日宣布正式推行。这项助学计划将采取多种形式筹款，帮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儿童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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