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哈德
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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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实现——追求生命的试读：
追索价值的真谛
基本需要的满足
是否可以这样说，实现价值的真正动力是基本需要的满足。由于它一直被忽视，我们确实有必要承认它至少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并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在摩尔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需要的满足和挫折决定兴趣的几种方式。
对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终必然包括对于道德、价值、伦理的讨论，当然，其范围必须超越礼仪、礼貌以及其他社会风俗。习惯上将态度、趣味、兴趣、甚至还有各种价值观却看作是联合学习的结果，似乎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即仿佛它们完全是由机体外的任意力量决定的。然而，内在的需要和满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
假如我们要找到一个对人格分类有用的工具，那就需要将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层次满足看作一个线型的连续体。假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机体需要，那么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进行比较。这是整体的或有机体的原理，因为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连续体来对完整的人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大量的、毫不相关的连续体来将人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归类。
除去过份满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厌烦？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尚未解决和觉察的问题。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在同样时间内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需要的满足在健康情绪的产生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情绪的研究者们长期仅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
我们提出的论点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条件相同为前提，抛开少数难以解释的例外，以及暂时略去匮乏和约束的有益效果），不仅改善了人的性格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公民与周围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经济、教育、历史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明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看起来荒谬），需要的挫折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的满足。这是因为甚至要到较低的优势需要满足之后，较高的需要才会出现在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所谓挫折的。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不会去奢望生活中的高级需要。几何学的研究、选举权、自己城市的好名声、尊重、价值等都不会成为他焦虑的中心，他所关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质。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的需要达到某一高度时，他的需要才会使他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感受到挫折。
绝大多数人肯定在追求他们一直欠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推论，然而又肯定不会感到为众人更普遍的满足而工作是无益的。这样，我们同时又学会不指望任何单一的社会改革，例如妇女选举权、免费教育、无记名投票、工会、良好的居住条件、直接选举等，会产生奇迹，但又不低估缓慢发展的力量。
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几乎可以说这对于犯罪感和羞耻心也同样适用。
很奇怪，科学心理学家一直忽视这一长期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所充斥的领域。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里不准备辩明。有一个铁的事实可以被观察到，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中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一句话，变得相对地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
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欢迎所包围，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甘愿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
勿庸置疑，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换句话说，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由满足引起的另一类病症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的东西，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们要重申一个事实，尽管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强烈的快乐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新鲜之感。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对于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这样做才有意义。
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法是学习
这个国家的这些学习理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以缺失性动机为基础的，动机的目标对象通常都是外在有机体之外，学习也就是学习满足需要的最好方法。由于这个原故，连同其他因素，我们的学习心理学知识是有限的，只在很小的生活领域中有用，其他“学习理论家”也只对其中很小一部分感兴趣。
但是，类似这样的学习理论在解决自我实现和成长的问题时却徒劳无功，因此对从外部世界满足缺失性动机的方法实在多此一举。联结学习和拓通学习已经更多地让位给知觉学习、增进顿悟和理解、认识自我和人格的稳定成长，即增强协同、整合和内部一致性的学习了。变化不再是一个接一个地掌握习惯和联想，更多地成了整个人的完整变化，即变成一个新的人，而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增添某些习惯，像增加一些物质财富那样。
这种性格变化的学习，意味着改变很复杂的、高度整合的、作为整体的有机体，而这又从反面证明有大量的影响将不会再起到作用，原因在于这种影响将会受到由变化导致的坚强的人的抵制。
我们领悟的最多的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经验。例如，不幸、死亡、创伤、转折和突然顿悟等迫使这个人在人生观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上也就发生了变化。当然，不幸和顿悟的所谓“工作”贯穿较长的时间，但是，这根本不是联结学习的问题。
只要成长排除了阻碍和压抑，使他回复到自身，能够似乎光芒四射地喷发出行为而不是重复动作，自我能按照他的内在本性表现自己时，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就成为天然的、创造性的、释放出的，而不是获得的；成为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应付他人的了。
最终将证明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缺失得到满足的人与存在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心理学家还未接受哲学家的模糊裁判。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还只有大体的轮廓，但却可从事实中找出确凿的根据。通过研究自我实现的个体（这种研究对哲学家来说是古老的，但对我们来说则是新的），各种基本的洞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这个领域现在成为可以接受的了。
我们如果能认真区分关心需要的知觉，不关心需要的知觉以及无欲求的知觉的话，就可以大大地改变和扩展我们对知觉和察觉的世界的理解。由于后一种知觉是更具体的和较少抽取与选择的，所以这样的人更有可能看到知觉以外的内在本性，他也能同时觉察对立面、二歧式、两极性、矛盾和不相容的东西。发展不良的人好象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在这里，各种类别和概念都有严格的界线，而且彼此排斥、互不相容。例如，男性与女性；自私与无私；成人与儿童；好与坏；仁慈与残忍等等。
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A是A，而任何其他东西都是非A，而且二者永远不会聚合。但是，被自我实现者看到的事实却是A和非A相互渗透，而且是一个事物；任何人既是好的又是坏的，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即是成人又是儿童。我们很难把整个人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只能看到一个人被抽取出来的一个方面，整体是不能比较的。
当我们被需要决定的方式知觉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当用这种方式观察我们自己时，例如，只把我们看成是提供金钱者，供应食品者，提供安全者，某种可以依赖的人，或者只把我们看作侍者，或别的普通的雇员，或某种达到目的的工具等等时，我们肯定能意识到这一点。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根本不喜欢。我们要求被看成是我们自己，看成是完全的和整个的个体，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有用的对象或工作，我们不喜欢“被利用”。
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对别人采取无所欲求的不评价、不判断、不干预、不宣判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必要从别人身上抽取满足他的需要的品质，而且从不把别人当工具看待，从而能够更清楚、更有洞察力地知觉和理解其他人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外科医生和治疗者设法争取的那种不纠缠、不卷入的超然知觉。对于这样的知觉，自我实现者用不着争取就能达到。
这一知觉上的差异，特别是在人与物具有复杂结构难以捉摸和模糊时显得最为重要。尤其是这种时候，即察看者必须尊重客体的本性时，知觉必须成为从容的、非强加的、不要求的和能顺从地适应事物本性的，像水缓缓地渗进裂缝中去那样的知觉。它不就当是那种由需要激发的知觉，这样的知觉会以威逼的、凌驾于上的、开采式的、有目的的方式，以屠夫肢解动物的方式来塑造事物。
尽量少加入观察者的主观因素、本性，而尽量由被观察者的内在结构决定，被动多于主动，这是察觉世界内在本性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具体事物中一切同时存在的方面，这种超然的、道家的、受动的、不干预的知觉，大量存在于一些美感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描述中。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我们是看真实的、具体的世界呢？还是看我们投射到世界上的我们自己的成规、动机、预期和抽象体系呢？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察看呢？还是蒙上自己的眼睛呢？
成为独一无二的人
通过前面的思索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从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说，基本需要有时会被发现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目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能直接证明这个假设，因为遗传或神经学的技术尚未达到所需水平。其他分析形式，例如行为、家庭、社会、人种则大都被用来反驳而不是证实这个遗传假设，只有很明确的情况才是例外，而我们的假设又绝非是很明确的。
我们尽可能搜集并提出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和理论上的研究来支持似本能的假设。
旧理论的失败源于新假设的提出。本能论被环境论和行为论联合起来推翻了，这两种理论几乎完全依仗联合学习来作为基本的、几乎是全能的解释工具。
概括来讲，而且是可以肯定的，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解决动力学问题，例如动机问题，动机的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如健康状况、心理病态、心理治疗等。
所以，为了证实某个结论而进行一次详细的辩论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注意以下这点就够了：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分析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临床工作者，几乎从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固执地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在并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营造一个庞大的实用结构；他们往往注重实践而不是注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就临床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而言，它总是一种粗糙的、非系统的动力论，其中本能总是扮演剧中的主角。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一般说来，在确定似本能的心理冲动方面，非临床心理学家意见一致。他们认为只有诸如饥、渴等心理冲动才算是似本能的。根据此点，他们又借助于条件作用，从而假定所有高级需要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
那就是说，因为父母供给我们吃的和满足我们其他方面需要，所以我们要爱他们。根据这个理论，爱是满足或交易的副产品，或者正如那些广告所说的，是顾客的需要。
能成功地证明这种理论对于爱、安全、归属、尊重、理解等需要的解释是事实，但实验还没有一个，它不过是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假设。实际上，人们从未对这些理论作过严格的考察，这或许也正好能解释它为何能得以生存。
条件作用的论据当然不能证明这个假设，相反，这类需要表现得更像其最初赖以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反应，而不像次级条件反应。
实际上，这种漏洞百出的理论，就连具有一般观察力的人也能够看穿。母亲为何如此热切地满足一切要求？她自己又能得到什么报酬呢？怀孕的损害和分娩的痛苦有何益处？如果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那么母亲又为何要做赔本的买卖？再者，为什么临床工作者一致坚持说，婴儿不仅需要食物、温暖、良好的护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满足，而且也需要爱，这似乎说爱是这类满足以外的某种东西，难道爱是多余的东西吗？难道仅能满足孩子的要求吗？对孩子没有爱的母亲会比穷困但却慈祥的母亲能更多地为孩子所爱吗？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需要澄清。到底什么是满足（包括生理上的满足）？我们不得不假定它是一种生理快感，因为该理论试图证明一切其他快感都来源于生理快感。但是得到温柔的拥抱、精心的呵护、不被突然摔在地上、不受惊吓等等，这些安全的满足难道是生理满足吗？为什么当对幼儿喃喃自语、温柔微笑，或把他抱在怀里，或对儿童表示关注、亲吻以及拥抱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很快活呢？给予孩子、满足孩子、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从何种意义上讲是有益于给予者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与满足本身具同等价值，这对满足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喂养的定时与可靠满足了饥饿的需要吗？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允诺所满足的又是指哪一种需要呢？尊重孩子的需要又是哪一种需要呢？当孩子需要时，对他断奶或进行大小便训练又是哪种需要呢？为什么收容所里的孩子无论受到多好的照顾，即生活上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仍常常出现病态的发展呢？假如爱的饥饿最终是对食物的要求，为什么它不能被食物的满足所平息呢？
在这一点上，墨菲的疏通作用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他指出任意的联系可以在无条件刺激和其他各种刺激之间发生，因为后一种任意的刺激只是一种信号，而不是满足物本身。当一个人要满足生理需要时（如饥饿），信号不能给予满足，而只有满足本身才具有实际意义（只有食物才能减轻饥饿）。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中，信号将产生像餐铃一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学习是疏通作用，而不仅仅是联系作用。也就是说，应了解哪些东西是适当的满足物，哪些不是，在这些满足物中，又由于某种原因哪些是最令人满意的或最值得选择的？
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理解的需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需要的健康满足，是由于疏通作用，亦即内在的适当的满足，而不是任意的联系。凡是任意联系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神经病态，是病态的需要，例如恋物。
在这方面，哈洛和同事们在威斯康星的灵长目动物实验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实验。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让一群猴婴离开它们的母亲，代之以一个用金属做成的但可以喂奶的母猴和另一个不能喂奶但裹了一层毛圈织物的母猴。猴婴宁肯选择可以拥抱和依恋的后者作为母亲的代理者，而不是前一个即使可以得到食物的“金属母亲”。这些没有母亲的猴婴虽然喂养得很好，但在各方面成长极不正常，包括完全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母性的“本能”。很明显，即使对于猴子，仅有食物和保护也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奢望常规的生物学标准给我们提供帮助，不仅因为我们缺乏材料，也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不由自主地怀疑这些标准本身。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不重视人种与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却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相关联的部分，是早期本能论者的严重错误。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他们的著作里看到这种自信的倾向：在一般动物的意义上来解释和罗列本能，以便使每一种本能都适应于任何一种动物。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只在人身上有的而在动物身上没有的冲动都被认为是非本能的。当然，任何在人和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冲动或需要都因此被证实为本能的，无须进一步论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似本能的需要只有人才有，或者由人与动物界中的黑猩猩所共有，如爱的冲动。通信鸽、鲑、猫等等，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本能，为什么人种不能有自己特殊的本能呢？
以改进了的学习、思考以及交际能力为基础的适应性，可以取代人类进入种系高级需要阶段时的逐渐消退的本能，这是流行理论的推论。假如我们用低级动物标准来解释本能，把它说成是由先天决定的冲动、感知的冲动、工具行为和技能，以及目标对象（甚至还有表达感情时的伴随物，如果我们能细心观察的话）构成的混合物，那么，这种理论似乎是真实的。根据这种解释，在白鼠中，我们发现了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以及其他本能。在猴子那里，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养本能已经改变并可继续更改，性本能则已消失，只剩下似本能的欲望。猴子要选择性配偶，有效地完成性行为必须通过学习。人类没有留下这些（或其他）本能中的任何一种。性和喂养欲望保留下来，甚至大概还有母性欲望，尽管很微弱。但是工具行为、技能、选择性知觉、目标对象等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主要是在疏通意义上的学习）。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痕迹。
随着这种进化的发展，当我们的研究种系升级时，我们可能会逐渐发现新的（更高级的）欲望，发现另一种本能，它在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即在强弱程度上由机体结构和作用所决定。虽然我们大胆提出了我们的假设，但实际上，对低于人类的动物身上的高级欲望我们还只能是猜测。这给未来留下了一个难题，即确定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老鼠、狗、猫以及猴子显示出对安全、归属、爱、尊重、自主、自信、好奇、理解或美的欲望。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儿论述的是似本能的冲动或欲望，而不是先定的工具行为、能力或满足方式，即不是本能的。
有一组实验表明，这是一个可验证的假设。马斯洛与克劳福德、耶基斯已证明，幼小的黑猩猩是一种利他的、非控制欲的、友好的、有抚爱能力的动物。这也是所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印象。沃尔夫在罗猴、弥猴身上重复了克劳福德的这一实验，发现它们不是这样。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在动物界的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与黑猩猩才有利他、友好、爱等这类行为（也许根据普通的观察，狗应该包括在内）。其他的需要，即在人那里比在其他动物那里更强烈的需要，是对信息、对理解、对美的需要，或者是对于对称、秩序、完美的需要等。当然，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些欲望在人身上是向高峰发展，而不是趋向废退。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富有科学、哲学、神学以及艺术精神的。而且，完全可以肯定，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像安全、爱等一样的需要。不过，它们是本能的原基，而不是本能的残余。
不过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需要，虽然它们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实验的或临床上的资料。
可以根据演绎理由假定：这些欲望的外在的、后天的决定因素虽然是确切存在的，但也同样无疑是很脆弱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或假定，爱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例如，我们学着去爱，是因为我们爱的人过去是食物、温暖、保障的给予者。这样，这种派生需要论就必须坚持这样的主张：知识、理解和美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即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代替食物的信号，可是通常的经验几乎根本不支持这种论点。不难看出，它比类似的爱的后天获得论更站不住脚。
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反应是独立于文化的吗？）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但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资料。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支持我们考虑的理论，或者与我们的思路一样。然而，必须承认，换一个人审阅同样的材料，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我们的现场经验仅限于与一群印第安人有过短期接触，而且由于问题取决于人类学家未来的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将不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原因我们早己谈过了，并且上文还提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需要受挫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同意的。然而，对于神经质的需要，对于习惯、吸毒、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以及对于工具性需要来说，这不是事实，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对完成行动的需要和表达能力的需要来说才是事实。至少，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能够根据实用或实效来区别，并且应该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来加以区别。
假如价值观造就会创造的人，并使人接受它们，那么，为什么某些价值观念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精神疾病？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叉匙、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夜晚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肉、羊肉，而不吃狗肉、猫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竞争，对金钱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然而，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还有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通过轻舒一口气抛开这一切，承认它们的非本质性质，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显然，在特殊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基本需要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得拿出证据说明它们不属于似本能的需要。
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与良好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意义上来说的，可以用操作来给它们下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并努力获取这些结果。
在论及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时，我们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结果，这里没有必要继续考察下去，只是仍需要指出，这一评判标准并无奥秘、荒谬之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个标准，我们只须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是一样的道理。假如一辆汽车使用了某种汽油发动得更好，这种汽油对于这辆汽车就比别的汽油更适用。普遍的临床发现，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使用得更充分，更能使思维正确而缜密，更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各种疾病，等等。
将基本需要满足物与其他需要的满足物区别开来的是它们自身的必需性。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这是不能由他物替换的，而这对于习惯需要，甚至神经质需要却是可能的。也正由于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最终将需要与满足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疏导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相当有利的，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它们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例如在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中，这些重要的事实可以使他们直接宣称自己能使患者恢复自己内在本质。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它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挖掘出来的，以便按它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使反应消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如霍尼所推论的，假如解除焦虑使患者变得更富有感情或更少怨恨。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就表明爱是基本的，而仇恨则不是基本的。
关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文化适应等等理论，从原理上讲有一批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治疗转变的有意义的资料还没有系统地积累起来。
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证明得很清楚了。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总之，我们还必须深入下去，就像研究治疗效果一样。
研究现场调查的工作者们最先表现了对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的指责。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了，把这种差异说成是相互敌对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在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黑脚族人。虽然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记录文献中描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另外，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积极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区别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并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与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这种感情有点模糊不清，无法肯定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似本能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不同寻常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成效卓著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这样。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摔坏腿脚，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微弱）需求挫折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显而易见这是确切的。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不被破坏而与文化习俗抗争，则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就能顺从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反抗折断自己精神支柱的文化。而且，思考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谬之极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加严重，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完善的社会，我们就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哲学中早己提出的矛盾，例如自然性与社会性、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经性，即自我价值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原本存在，但却被疾病的表层所覆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尼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迫使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己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
中心任务显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是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作为一个特殊族类。这正是花样繁多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事物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大量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成长价值的完善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性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始终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顶多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地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挣开环境的束缚
在探讨学习与满足时，只是把需要满足与性格品质的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搞清楚。这种理论不过是挫折与心理病理之间早已公认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的对立物。
如果要把挫折的对立物（即满足）视为敌意的对立物（即友善）的一个优先决定因素，同样也有一定道理。精神分析的发现同样强烈地包含这两种情况。而且，尽管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但心理治疗的实践却以它对于心甘情愿的保证、支持、允许、赞同、许可的强调，即对于患者的安全、爱、保护、自尊、价值等需要的绝对满足的强调承认了我们的假设。对于儿童的爱、独立、安全等的匮乏常常立即给予直接的替代治疗或满足治疗，即给予爱、独立或安全的满足，其效果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治疗也有限度。
虽然实验资料的缺乏让人感到遗憾。不过已有的资料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列维的实验，这种实验的一般方式是取一组刚出生的动物，例如幼犬，使它们的某种需要，例如吸吮需要得到满足，或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
这类实验包括小鸡的啄食行为，婴儿的吸吮行为以及各类动物的活动。在所有的实验中发现，一个充分满足的需要遵循自己特殊的轨道，然后根据其性质，或者是全然消失，如吸吮行为；或者是在实验对象的以后生活中维持理想化的低水平，如活动性。在那些某种需要受到挫折的动物身上出现了各种半病理现象，其中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第一，坚持已超过正常消亡时期的需要；第二，大大加强了这一需要的活动性。
应该强调的是，列维关于爱的需要的实验揭示了生命早期满足与成年性格形成之间完整的联系。健康成年人的许多典型品质是童年爱的需要满足的积极后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品质包括宽容被爱者的独立的能力，忍受爱的匮乏的能力，爱但又不放弃自主性的能力等等。
如果我们尽可能明确地、直观地描述对立的理论，它可以归纳为：充分热爱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身上（以奖励、强化、重复等方式）培养了一种以后生活中对爱的需要的力量减弱的倾向，例如，亲吻的可能性减小，更少依恋母亲等等。教会孩子从各个方面寻求感情，并且对感情怀有永久的渴望的最好途径是，在一定程度上拒绝给他们爱。这是机能自主性原理的又一个例证，它曾使阿尔波特怀疑当代学习理论。
心理学的教师们在讲到对孩子进行自由选择实验时，往往将性格品质的形成归功于训练。“如果孩子从梦中醒来后，你就把他抱起来，那么，他不是就学会了在想要人抱他的时候就哭喊起来吗（因为你鼓励了这种哭喊）？假如孩子要吃什么你就给什么，难道他不会被宠坏吗？如果你注意孩子的滑稽举动，他不是就学会装憨弄傻来吸引你的注意了吗？如果你迁就孩子，他不就会一味地要求放任自流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学习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满足理论和机能自主理论。动力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般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另一类支持关于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之间关系的论点的资料，可以从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满足的临床效果中获得。任何与人直接接触的人都能获得这类资料，并且可以确信，它们几乎在每次治疗接触中都会出现。
检查基本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最简易的方法，检查从力量最强的需要开始。就生理需要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将食物或水的满足视为性格品质，虽然在其他的文化中，我们的态度有可能不同。然而，即使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我们也遇到了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是难以决定的两种可能。如果我们可以谈论休息和睡眠的需要，当然也就可以谈论它们的挫折以及挫折的效果（困乏、疲劳、精力不济、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懒惰、嗜睡等等）。这就是原始需要满足的直接后果。它们如果不是公认的性格品质，至少对于人格的研究者有明确的意义。虽然我们尚未习惯于这样考虑问题。但这个观点也适合于性的需要，如性压抑，以及对立面性满足的范畴。不过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概念。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有充足的资料来探讨安全需要。担心、恐惧、害怕、焦虑、紧张、不安和极度不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如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具有安宁感，对未来有信心，有把握，感到安全等等。无论使用什么词语，感觉安全的人与惶惶不可终日者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区别。
其他基本的情感需要，如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也有这种情况。这些需要的满足引发了诸如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仁慈、慷慨、无私、宽容（与偏狭相对）、沉着平静、愉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的间接后果，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活状况的间接后果。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资料不允许我们断言，它是否是更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当作徒劳无益的问题而忽视。然而，偏重强调两方中任何一方所产生的后果的对比是相当鲜明的，我们至少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性格教育是否能在课堂里进行？书本、演讲、问答式教育以及劝戒是否是可以使用的最好工具？讲道、全日制学校是否能造就出好人？是否好的生活就能造就出好人？是否爱、温暖、友谊、尊重以及善待儿童，对于儿童后来的性格结构有更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由于坚持两种不同的性格形成理论而提出的两种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举例来说，甲在一个危险的丛林中已经生活了几个星期，他靠不时遇到的食物和水勉强维持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乙除了能维持生存外还有一支枪，一个入口可以关闭的秘密山洞。丙除了有乙的条件外，身边还有两个人。丁比起上述几个人来，身边还多一个最亲爱的朋友。戍身处同一个丛林，除拥有上述所有条件外，他还是那个小群体里很受尊重的领导者。于是我们可以依次称这些人为：勉强维持生存者，安全需要得到满足者，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者，爱的需要得到满足者，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者。
这不仅是一系列不断增加的需要满足，也是一系列不断加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明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安全、归属、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比只有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爱的感情上遭受拒绝、挫折的人更健康（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假如在此基础上，他又获得了尊重和羡慕，并且进而发展了自尊心，那么他就更加健康了。
所以说，好象需要满足的程度关系着心理健康的程度。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极限——证实完全的满足等于理想的健康呢？满足理论至少可以暗示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急待未来的研究，然而仅仅陈述这样的设想都会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被忽视的事实，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陈旧的、有待探索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承认通往健康的途径可有多条。然而，现在我们就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各占怎样的比例？
恰如韦特海默与他的学生们所做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利己。他们将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实上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确，哥尔德斯坦和马斯格都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程度上解释自我实现这个最终需要的，但是，对于非常健康的人的研究经验表明，他们既是极有个性的，同时又与社会和睦相处。
当我们设立满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这一概念时，我们无疑是与哥尔德斯坦、荣格、阿德勒、安吉亚尔、霍尼、弗洛姆等站在了一起。而且，那些假定有机体内有一种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倾向的人，都会不断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典型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摆脱了束缚而追求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等于假设这个机体是根据内在的发展倾向从内部发展的，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意义上的外部发展。患神经病的机体是一种缺乏某些满足的机体，那些满足只能来自环境。因此，它更多地依赖环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也就是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的性质而不是由自身的内在本质塑造的。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如果不是生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
创立洞察人生的平台
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关于基本需要的远近来提出另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而且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根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
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其中一些与保护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防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通过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由于认知冲动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当然在传统的医疗诊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动力及病态了解甚少。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病例中复杂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症。认知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并非异常，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曾经在其著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他说：“人类对于世界、行动、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他们在世界中勇敢地前进时，他们得到了深切的满足，他们并不感到现实对于生存是个威胁。有机体，特别是人体对于世界抱有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威胁和匮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也感觉困难和危险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一个与世界沟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提过认知的需要。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论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促动作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感染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现实有极明显的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消极、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迷恋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尚无答案的事物，是通过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不屑一顾。
完全有可能从心理病及神经病中得出上述推论。从临床上观察，哥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摩尔的被观察的老鼠，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惊世骇俗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果，一些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进行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思考。
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可能表现出比成年期更强烈的了解和理解需要。无论怎样，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不必要人教他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不要去对哪些东西好奇。
在一些高级动物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一些与人类的好奇心相似的东西。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人类勇于探险，去追根寻源并且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等等，忽视洞察和理解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
以上论及的那种战胜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面临挫折便出现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自然产物以及人们要求满足认知需要，以此做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这一切都说明了基本的认知需要。
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仍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等的方向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我们必须防止采取简单的二歧式，因为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连而不是完全分离的，并且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制约的。
相对于其他需要而言，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更少，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因为历史、人类美的属性和美学家已经在这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上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己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这种冲动的一些证据发现于所有文化、所有时期，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我们不可能将审美需要和意动、认知需要截然分开，因为它们相互交融在一起。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过敏的需要。至于我，将这个研究领域考虑为格式塔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会合点。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一幅斜挂在墙上的画时，便有不可遏抑的意识冲动要去把它挂直，这意味着什么？
警惕情境的羁绊
依赖于以动物做实验的是行为派心理学领域的特点。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但是，之所以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作为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当然，动物资料对于研究心理学很有助益，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和明智。
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进一步的一些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的定义就是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或者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沿种系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就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
例如，对于白鼠，按照我们的定义，可以公正地说，它们有饥饿的本能、性本能、母性本能。当然猴子性本能已肯定存在。对于人类，按照我们的定义，这种本能都已消失，在它们的位置上只留下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发学习、有目的行为中的文化学习以及目的物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的混合物。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就可以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其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如果我们追随种系阶梯不断上升，那么，我们将愈加重视口味而忽略饥饿。例如，对于食物的选择，在白鼠那里，变易性少得多，而在猴子那里又比在人那里更少有变易性。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以作为适应文化的工具的依赖将越来越大。为了认清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举例而言，仅仅由于我们人类远远更像猴子而不是白鼠，因此我们宁愿选择猴子而不是白鼠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不能以任何低级的、甚至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看待这个理论，而必须以高级动物特别是人类为出发点。
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已给予了足够的证据，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
我们讨论一下有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有机体本身，而且还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的倾向产生。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整体性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
我们必须记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个人在创造了有价值的对象的同时，也创造了他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有机体所规定。我们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上，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对他有价值的对象时，却受到某种阻力，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却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人的障碍。
当以不充足的动机理论为基础时，极端的或者排他的情境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任何纯行为理论都完全依靠情境理论来赋予意义。一个以现有的内驱力而不是以目标或者需要为基础的动机理论，为了防止不攻自破，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境理论来支持。
然而，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对于有机体实现自身时所处的特殊情境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以最有效的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的可行方式，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决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以便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
我们要强调的，也是我们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种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动机是对情境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探求价值的理念
价值理论浅探
价值是人类需要满足的衡量标准，这个简短的定义尽管抓住了核心意思，却不足以描述附着于价值一词的全部意义。比如，它撇开了人们经常称之为内在价值的东西，亦即那种与其说依赖于业已实现的满足，倒不如说依赖于获得价值客体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的特点；它主要忽视了那些虽然显而易见，却很少为人反思的效用因素，从而低估了像空气这类我们天天呼吸的事物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估价类似忠诚、友谊以及像生命这一类独特的与其余事物缺乏共同衡量基础的事物时，上述定义只是提供了一种难以利用的方法。
与此不同的见解则试图通过对那些包含价值的实体，亦即价值所依附的实体进行分类来理解价值概念。首先，有所谓普通的物质客体；其次，还有像其过程和目的在于获得和利用这些客体的人类活动，以及随之产生根据愈益增值的抽象方式而实际体验到的各种关系或条件（友情、父母身份，自由等等）；最后，则是像真、善和美之类的观念。所有这些均可以由一个共同因素而联结一起。那就是说，它们都是可以为人所希冀或抛弃的。
不过，这种交流的目的并不是在不同价值中间确立起统一性，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和学究气十足的尝试。可以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要在一开始就指出，上述定义掩盖了价值作为一种不确定的综合体的真相。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无法比较的情况下区分开了两种价值，一种是事实的价值，而另一种则是规范的价值。
两者的差别可以粗略表述如下：事实价值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偏爱物、估价以及具体的人在特定时间的愿望；规范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只有作进一步分析才能阐明的，根据事物的级别、品质对价值客体所作出的分类。乍看起来，第二个范畴似乎完全是虚幻的，它只是指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类。无论如何，这种概念上的区别是清楚明确的，大多数的哲学著作都承认这一点。
规范价值较之事实价值更难以建立，这里将着重说明，可以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事实价值既无所谓正确也无所谓错误，它是观察到的事实；它们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对它们的断言只有在考虑到流行情形和持续性才有可能。
然而，规范价值则对合法性作出了深刻的断言，它假定具有说服力和调整作用。就此而言，它是唯一的，尽管常见的一个错误看法往往将流行的误以为就是规范的。人们不应仅仅将此视为一个偶然的失误，因为相当数量的现代社会理论就建立在它之上。
一种行为之所以不对是因为它受到广泛的实行；一个命题之所以不真实则因其得到广泛的信任；一个对象之所以不美乃是因为它受到广泛的期望——假如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则真和美就要被认为是指示着规范价值。这种错误出自于一种犯罪心理学的事实：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大群犯罪者中间的一个，则对于自己所犯过失的感受就会稍稍轻松些，而自责意识也就相应减轻。
用一种不完全准确的话说，一种规范价值就如同一种自然规律——它是理想化的、玄虚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事实价值则像观察一样——它是原始的、到处存在的和特殊的。
自由落体规律为不同物体的行为制定了一种规范，而实际观察材料与这种规范是有很大差别的。倘若将这些观察结果予以记录并在缺乏理论预见的情形下对其进行分析，那么这些观察材料很可能会导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早已得出的概括，而不是导致伽利略的定律。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中的一条线索，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描述出事实价值与规范价值之间的重要区别。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论述将暂时转向另外领域。
地理学和物理学都属于自然科学，不过，它们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是大相径庭。地理学需要观察、描述、制表、绘制地图或图表，物理学除此之外还要作出预见，亦即基于缜密的理论程序之上的预见。
地理学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事实材料并详细予以描述，然而，物理学的重点则由描述转至理论上的理解以及由此作出的预见。诚然，地理学家也能作出预见，不过主要是依靠归纳已有观察材料得出的，它所使用的典型方法是统计学方法，它能产生新的只有或然性的结论。例如，对未曾勘探岩层拓扑特征的预言。
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则往往由某些一般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通过有时称作因果的或动力学的方法获得相对而言是确定性的知识。一旦他的预言失败，则他的推理过程必定有失误；而当地理学家错误地估计了南极的地貌特征时，由于已经研究过周围的地区，因此，错误便不能被归结为他的推理。相反，这种结果只能被视为对于预期结果的可以接受的背离。
地理学和物理学分别代表了描述科学或分类科学、演绎科学或理论科学的典型。前者精确地描述其特点，并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则以理论性阐释为其特点，并且也建立于观察基础之上。对于事物的归纳是首要的目标，而诸前提的演绎则是通过事实为次一级的范畴提供基础来实现的。
为了简洁起见，让我们由此看看描述科学与理论科学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所包涵的东西，然后撇开大量曾被用来标志这种差别的其余看法。尽管这两类科学的方法论特征极其明显，这些科学本身却时常兼有这两种方法论的因素，并且或多或少将其自身置于从描述的一极到达预测的一极之间连续性的纽带上。事实上历史表明，这些科学总是不断地从一极发展至另一极。在目前，这种纽带从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一直延伸到化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物理学在目前是典型的理论科学，尽管它的一些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都是描述性的。今天的地理学仍然是描述性的，不过，通过与地质学、天文学和原子物理学的联系，它将会使自身发展成为一门理论科学。这种趋势很可能将会改变它的名称，正如同植物学和动物学发展成理论科学时便改称生物学一样，这种由描述性科学向理论性科学的发展，或许可被视为对于我们上述区分所作的无意证明。
事实价值有其固定的住所，它就存在于人类行动、固有的偏爱和民意测验的明确特征中，并且可以由认识和一致同意的途径予以揭示。因为这种缘故，假定规范价值也在人类思维中有着确定的住所，在逻辑中有其固定基础和先天起源，那就会犯下过失。因此，对价值的探索曾经深入到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中，人们常常要么断言发现了价值自身，要么声称价值现象形形色色以至于无法测量。
然而，这些努力尽管常常是十分虔诚的，但最终往往都被证明是不足信的。法则一旦令人信服地表明缺乏真理的内在性质，并且通过严密的检查将法则仅仅归结为由假设前提得出的结果；而且这些假设尽管是基本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取决于选择的，那么，这些人就会受到对数学和逻辑的、内在的、不变的法则抱有有信念的人们的同样不幸的折磨，并因此而感到苦恼。
价值——这里所谈到的是规范价值——只要它们仍然缺少别的根据，也同样是独断的。说生命无价值或是有价值，并且赋予维持生命的行动以价值，并不是一件孤立的经验事实，也不是一种生存的自明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个蓄意破坏生命的人来说，生命与他确实是无价值的。在战争期间，一个敌人的生命是无价值的，可是倘若你笃信基督十诫中所说的先验格言——“勿开杀诫”，那么，生命的价值就会被当作一个源于一种假设前提的定理来遵循。这与忠诚、诚实、友谊、人类之爱以及所有别的类似现象也是同样的：他们从一个人所服从的命令或指示中汲取和指明了他们的价值。价值总是与命令相联系的；价值命题就等于人们所服从的劝诫，排除这种服从，否认这种命令，就会破坏或改变价值的标记。
价值理论之所以一度停留在毫无结果的哲学水平上，是因为人们试图以一种实质语言来分析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假如人们当初研究的是那些在某些神圣场合下照耀着历史的规范命令之光，并且考察官在按照这些命令行事的人类行为小滴之中的折射情况，那么，将肯定会对价值之谜有更好的理解。
价值命题往往被表述为一种省略的形式，这种情况易于掩盖它与信奉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说：忠诚是好的品质，并且由此强调了好的意思，“好”自然是一种价值用语，不过它确实又是一种最为模糊的用语。如果我们将其改成“有益的”，那么该陈述就不完全了，因为“忠诚是有益的品质”这个句子缺少规范的内容。为了使之完全，我们必须加上“我乐意做有益的行为”这一句，它与“忠诚是个有益品质”一起，使得忠诚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对于好所作的任何其他解释，例如，凡是能导向幸福、某种完美和长寿，都需要完全的价值句子。“忠诚是好的品质”，它是达到幸福、完美或长寿的类似奉献，这种奉献也就等于接受我为了简便起见所说的一道命令：为了幸福！如此等等。
因为含义模糊的缘故而将一种不相干的因素包括到劝戒语句中，只会使问题变得愈加混淆起来。人们常听到“科学显示忠诚是好的品质”，在这里，科学绝对没有提出规范的要求，除非将其与某种命令合起来考虑。它本身只能表明行为的一种特定原因的结果；在目的确定的情况下，它容许在手段上有所选择，它告诉人们怎样破坏和维持生命，怎样减轻和怎样制造痛苦。可以相信，科学或许会证实，只有忠诚才能导致人类集体幸福，然而这种幸福却是永远不合乎需要的。只有当我使自己信奉“你将会幸福”这一命题，并且为此加上科学的合法手段，这一段开始所提到的那句话才会具有规范的意义。
但是，生命科学又怎样呢？它们难道不包含价值定向的动力吗？人们已经从进化论中引伸出许多价值见解，并且试图以科学人道主义的形式为价值下定义，“合乎需要的东西是进化过程中人类种族的目的”。这样，价值便通过一种自然过程得到定义，它与以上所提到的看法是明显矛盾的。
不过必须注意，既然这里所断言的情况极为模糊，易于被否定。因此，这种看法仍然不能使我们免除下述一致性看法，即价值是进化过程进步的产物，对此所作的隐秘允诺只存在于实际情形之中，如同箭在一项命令的指引下具有了方向。
就这方面讲，诉诸于进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相反，它甚至揭示出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因为，当我们将进化论视为价值理论的基础时，进化的目的并未得到说明，而且会产生一种不堪忍受的模糊。的确，在某种伦理的或美学的意义上，存在着种种人类进步的征兆，而且这些可能被当作信奉的对象，不过，最适生存的主旨，达尔文主义关于牙齿和脚爪的学说同样是合适的，它们导致所有合理价值的颠倒。
人的本性有时被用于定义和暗示着价值，他的自然倾向（渴望生存、爱、为幸福而斗争）为那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明显的标准。这种观点十分接近于这篇论文的主题，然而，它的现有形式是不值得考虑的。对一种命令判断的信奉——“按照你的自然愿望行动”——仍然是需要的；人类自然倾向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是互相冲突的，而在不同的个人那里又有不同的表现。应当找到这样一些途径，它们使得信奉清晰明白；消除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内心中自然倾向表现上的差异。
倘若规范价值建立于命令的基础上，那么，谁是命令者？或者说，它的起源是什么？如果对于一个起作用的价值理论来说，它的种种命令必须保证有信奉者的话，则上述问题就极端重要了。这里需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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