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12位故宫文物修复师讲述与文物的深情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绿妖(合著者),萧寒(编者),严明(摄影者)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在故宫修文物(12位故宫文物修复师讲述与文物的深情故事)试读：

大历史，小工匠。择一事，终一生。

五年前，我们开始有一个心愿，希望这些一直深藏在故宫幽深角落、不为人知的修复师，有机会被大众知晓。他们是传统中国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中唯一传承有序的“工”的阶层，他们也有着中国人朴素的称呼—“匠人”。于是从那时开始，我的合作伙伴，也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雷建军老师，带领他的学生们多次深入故宫调研，陆续五年有余，编写了近十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

一切都是机缘，似乎这件事情总是会兜兜转转让我与它同行。一边准备、一边等待，甚至眼看一些师傅退休又返聘，我们的镜头也迟迟未能靠近他们。以致在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前夕，徐欢老师告诉我们可以拍了我都有些觉得突然。作为献礼，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镜头终于架在了师傅们的工作台前。

拍摄和后期制作历时一年。在今年年初，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九套首播，随后爆红网络，获得近亿次的点击量，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4。数万条鼓励和赞许的评论让我们又惊又喜，自然也有一点点惶恐。

究竟是什么打动了人们？让大家为一部纪录片“燃”了起来。

答案也许就是木心先生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过得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正是我们被惯性和无明推得快速甚至踉跄的脚步突然让我们意识到，认真地慢下来是如此可贵。或许我们也都曾想成为那种“择一事、终一生”的人，但走着走着，现实却总想把我们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对于故宫这个题材来讲，它是值得被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人们应该在巨大的电影银幕上安安静静地观看一部纪录片，而不是急匆匆地去看一部说着“慢”的电影。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有赖于一群被片子打动的朋友：

在家里煮面时偶然看到电视上播放《我在故宫修文物》，立马被题材所吸引的姚谦老师，虽然那碗面糊了，但他最终成为了我们电影的音乐制作人；

当看到老师傅王有亮感叹岁月的飞逝、王津看着他修复过的钟表就像看自己孩子般喜悦的场景，廖庆松老师被深深打动，一拍即合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剪辑指导；

还有剪辑师冯章顺、主题曲演唱者陈粒、钢琴伴奏黄裕翔、音乐创作刘胡轶……

在那些冷冰冰的古董、几百上千岁的文物背后，其实有着非常生动的故事—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随口来一句“我去寿康宫打个水”；在院子里懒洋洋地逗逗“御猫”的后代；又或者在午休的时候骑电动车穿过层层宫门去外面抽根烟……正是这些逗趣的日常生活，才让这群身怀绝技的人鲜活起来。

但是在拍摄过程中，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没有被记录到镜头里。错过了，你会觉得很遗憾，但这对于纪录片本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又是那样的刚好发生，在大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这本书的编辑杨晓燕老师找到我们，希望能用文字来呈现更多关于纪录片本身和那些拍摄的背后故事，于是她又促成了这本书绿妖的文字和严明的图片。

快和慢、张和弛本来是相对的，愿这本书能够建构一种“快、慢”的和谐，“张、驰”的有道。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生活到底应该过成什么样。但希望每一个打开这本书的人，都能在这里寻找到心底的一点点平静。在被庸碌现实俘虏之前，在被琐碎生活招安之后，还有能力为那个用烂的词—“情怀”而稍稍动容。

一辈子很短，也许只够做一件事。

再次感恩所有爱这部电影的朋友们！萧寒2016年11月7日于杭州壹钟表室从清代一直传承至今

早上七点钟，103路公交车上，突然有一个姑娘穿过车厢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前面：您是王老师吗？对不起，看您半天了，我实在憋不住，马上就下车了……能不能合个影？

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五十五岁的他意外成为“男神”“网红”。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他异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这份定力是近四十年文物修复生涯带给他的，也是许多九○后喜欢他的原因。

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钻研皇帝的喜好，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当时欧洲的钟表工匠们，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千方百计在钟表上动脑筋：车马人物、花鸟虫鱼做装饰，日月星辰通过发条变成斗转星移。清宫的一千多件钟表藏品，制作年代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既有英、法、瑞士等名家制作，也有广州生产的精品，以及皇帝设计由做钟处完成的“御制钟”，制作精美，功能复杂，代表了当时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到乾隆时期，清宫钟表的制作形成一条从西洋传教士、工匠、到做钟太监的非常稳定的基础梯队，这些能工巧匠在做钟处共同工作，技术上不断融合，形成了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要持续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原做钟处的工匠徐文璘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至今，清宫钟表修复，已经传了三百多年。

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种交流与碰撞呈现在清宫钟表上，是它的文饰、色彩等既非纯正中国的，也非完全西洋的，因此而一变，丰富而琳琅满目。中西融合，以一种物化的形态呈现，包括它的修复理念，中与西之不同也是泾渭分明。西方尊重大师作品，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定保持大师的思路，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而这一点，并不是清宫造办处工匠考虑的重点。他们会把大师作品拆分、重组，对它进行改造，使它能够适应皇帝的需求。看似是东西方工匠的不同，却也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

王津延续了故宫钟表修复的传统。2011年，瑞士某钟表品牌在大陆举办展览，带来了十八世纪钟表大师雅克·德罗父子制作的写字1人钟，运输过程中钟表出现故障，发条断裂。按照西方修复理念，发条需要专门工具做，但写字人钟隔天就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演，显然来不及。主办方找到故宫请求帮助，王津紧急受命。到了场地，他看了很长时间，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用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用0.5号钓鱼线代替发条，借助余弦力度，可以起到发条的作用，写字人钟开始书写；再比如，某宫廷钟表机芯里的气囊原料为进口羊皮，轻薄如棉纸，时间久了原料用光，可是展览迫在眉睫，怎么办？王津用以修复气囊的，居然是韧度很强的民国纸币，“这个简直是太有意思了”。 

故宫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工匠的想象力，整个加起来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打开一座钟，就是与历代的工匠对话，你看得出他们的手艺高低，态度是谨慎老实，还是敷衍糊弄。就像民歌，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文物所承载的大量的历史信息，借着修复工艺，也一代代地保存了下来。

钟表修复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和清宫工匠的不同在于，第三代修复者的王津和第四代的亓昊楠拥有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断和国外的钟表制作者、钟表修复者、钟表历史研究者交流，看似一个简单的修复，实际上它的参照体系和知识体系已跟过去完全不同。他们的成长，也是故宫博物馆不断与世界接轨的历程。中国和世界的融合和碰撞仍在继续，故宫的钟表修复工艺，也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而一出故宫，是另一个世界。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收藏行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手艺人王津与收藏家黄嘉竹形成一组有意思的映照。那是一个民间的钟表展览会，收藏家与品牌商蜂拥，现场富丽堂皇如联合国会场。黄嘉竹是台湾著名钟表收藏家，会场上，众人争睹他收藏的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爱女的怀表，一片赞叹。听说王津是故宫钟表修复师后，他反复追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听到否定的答案后，黄嘉竹心满意足。故宫展馆里修复完好的花盆式钟表

收藏家重视的，是女王签名为怀表带来的附加值，这不是整日与发条、齿轮、坏掉的鸟翅膀打交道的手艺人王津看重的。故宫的皇家收藏倶是世界各地顶级孤品，过眼、经手都是文物，但又日复一日沉浸于精确到0.1毫米的机械修复中，这为王津这样的修复者带来一种超脱的精神。事实上，与那个富丽堂皇会场中大多数人相比，王津都显得不同，他像用清水洗过，格外朴素。

超脱于物质层面，专注于工艺的价值。盛世收藏的喧嚣，对照出手艺人的本真，所以面对收藏家也好，富丽堂皇的商业会场也好，王津既不逢迎也不失落，他知道自己是谁。这大概是故宫中一个普通的钟表修复师成为网络男神的真正原因：在尘土飞扬万众创业的年代，在网络把成功者更粗暴更快速地推到我们面前的成功学的时代，人们内心仍然渴望一些更加长久不变的事物，像海水泡沫下的岩石。王津在故宫西三所钟表室的这间屋里度过了近四十年，像他这样的修复师在故宫还有很多，王津和他同事们的职业生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定力与专注，隐隐安慰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从神武门进，顺着建福宫西墙拐进一个长夹道，穿出去，就到了文保科技部所在的西三所，这是故宫博物院整个工作区唯一设有门禁、须刷卡进入的部门。

西三所与寿康宫只有一墙之隔，这个在很多宫廷剧中屡屡出现的院落，是野史和传说中清朝冷宫的所在地。因为年久失修，灰瓦红墙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不经意间，栋梁上明代的彩绘得以保留，与清代的明艳繁复相比，它们更为简约清丽。

小院里绿植葱茏，有木器组史连仓父亲种下的枣树，金石组恽小刚种的君子兰，漆器组闵俊嵘的漆树，摹章组沈伟的玉米和茄子，以及清代的杏树与枣树。小院也生态丰富，文物部门不加班，五点下班以后，巨大的空间留给了动物，有兴许是御猫后代的流浪猫、黄鼠狼、还有木器组收养的各种鸟。每天，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和摹章高手沈伟自觉地担当起喂猫职责，连《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剧组人员都知道，想逗猫，可以去摹画室所在的第四进小院找找看；而木器组屈峰虽貌似委屈地抱怨收留了许多“别人养着养着不要了送给我们，最后慢慢养着养着就成负担了”的动物，但下班时他不会忘记拎鸟笼回屋，否则“第二天你可能见到的只有几根毛”。

打杏是文保科技部的大事。每年五六月份，御杏树上的青杏慢慢变成了甜软的蜜黄色，年轻人暗暗兴奋起来：又可以打杏了。但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展，每个组都领有大量修复任务，满树的杏子熟了无人采摘，密密麻麻地落了一地，引来黑压压的蚂蚁。一个清晨，上班前的一刻钟，木器组的人领头，办公室的姑娘拿出了盖文物的强韧度白纸来接着，工人登上梯子打下来许多黄杏。大家嬉笑着来分，没赶上的还特意来要。

这是西三所难得的喧声笑语的时刻，随着八点钟的到来，这里像被施了魔法的空间，时间、人声，都冻结起来。“静”，是这里给人最深的印象。在钟表室采访王津，除了我们的说话声，就只有自鸣钟整点报时的钟鸣，悠扬，悦耳。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静得仿佛不存在，虽然他明明在房间另一隅修理钟表。“静”，变成一个整体的气场，人不由自主也静下来，感觉大声说话、用力走路都显得浮躁。那一瞬，你突然明白这里面的人反复提到的“磨性子”“静下心”“沉住气”是什么意思。任何一门宗教都把修静入定、获得专注作为入道的途径，静者心不妄动，专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尝不如此。

技艺容不得欺骗，技艺里没有捷径。一座宫廷钟表层层组装，上千个零件必须从最底下开始每一个零件都严丝合缝，错零点一到两毫米都可能导致最后的整体罢工；一件青铜器碎成毫无规则的一百多片，有一块碎片位置不对都拼不起来；在三伏天的深夜一个漆农忙碌一晚上只能采漆八两，“百里千刀一斤漆”；修复太和殿龙椅用的鱼鳔胶，年轻小伙儿轮流着一刻不停地砸，一天下来顶多能砸半斤；一块木雕要手持穿着牙签的锉草手工打磨三遍以上才会有圆润细腻的岁月感；古字画修复揭命纸有时靠指搓，一副画揭一两个月，过程枯燥，只能拼耐心；临摹一幅画的周期是一年起，一个临摹师一辈子临不了几张很成功的作品……手工艺是时间的艺术，修复师的世界安静而诚实，双手与心的创造，流露出的不只是高超技巧，还有人手的温度，心的高洁。正心诚意才能做出正确工艺，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质，当匠人的本真与物的本质相遇，物我两忘，日复一日，修缮文物，擦亮器具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面貌气质也发生改变，仿佛有什么在他们身体内部也被日复一日地擦亮。他们沉入工匠无名无我的广阔的时空中，面目变得沉静，在此时空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故宫展出的梅花鹿式钟表王津口述：修文物是与前任工匠的对话

故宫里的钟表修复从清代传下来一直没断。因为钟表一直在使用，皇上被赶出去了，维修保养的人还是要有，所以徐文璘老先生一直在。他儿子是徐芳洲，在东华门开着一个修表铺，解放后跟着父亲也进了故宫。我的师父叫马玉良，是从故宫警卫队转过来跟老先生当学徒的。

我爷爷在故宫图书馆工作，1973年奶奶去世后，我跟爷爷一起生活，照顾他晚年。1977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那会儿毕业好像还是要上山下乡，就去插队。10月份爷爷去世，院里主动找我们，看你比较小，干脆办个接班来故宫上班。

小时候我很少进故宫，爷爷不让。送饭就送到北门，他出来接。那会儿老人和现在不太一样，故宫里的东西进来怕说不清。故宫重新开放后，那会儿跑故宫比较多，替我爷爷取工资，报销医疗费，上医务室拿药，一个月至少也得来个两趟。但最多就到图书馆，或者北边医务室。没什么心旷神怡，真没那感觉，觉得故宫就是一个单位。

上班前各屋转了转，当时钟表组人最少，遮着帘子挡西晒，屋里暗暗的，就马师父一人。跟师父聊了聊天，给开了两个钟表，问喜不喜欢这一类的，我说喜欢，他说那你就回家等着。后来就来这屋了。那会儿不太懂，感觉别屋人都挺多的，木工室一进门六七个人，地下全是刨花，感觉没有下脚地儿。钟表屋安静。我是有点喜欢安静，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跟一七十几岁的人一起生活，受爷爷的影响挺大。

基本第一年都是拿非文物练习。那会儿我们各个工作室都有一个小座钟看时间，钟坏了帮着修修，或者拿非文物的钟表练手，拆拆装装，里面怎么回事，谁挨着谁，怎么拆怎么装的，就是练个手感。慢慢熟了，第二年开始能接触文物类，也是比较简单的，拆完以后找问题，为什么不走啊，是齿轮间隙磨损大，还是说齿轮有弯齿或者弯尖，基本就是这类。有大活跟着干，打下手。修理这东西师父也没法说这个应该怎么干，那个应该怎么干，关键还是自己动手，自己体会。他不会主动把我们叫过来教，说跟动手是两码事，听完以后不如上手干更直接，练得更方便。

马师父1932年出生，我来时他是四十五岁，一直跟到1992年马师父退休。师父对人要求挺严的，也不爱说话，工作时间都没什么交流。他人很正直。我们八点上班，师父七点半就到了。他来了可能先在这屋里巡视一圈，看看我们的工作进展，他虽然不问你，“昨天给你一活儿你干到什么程度了”，但活都在桌面上摆着，师父能看到。我们是一个活儿利索了再干一个，这个弄不利索，那个也别沾。我觉得他肯定心里有数，比如我说活儿干完了，“那行，差不多了，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的活儿。”心里要没谱的话，他会说“你干到什么份上了，成不成啊”，肯定要问一下。所以说我觉得早晨我们没来之前他肯定就转一圈看过了。现在也一样，比方说是亓昊楠干的什么活儿，我有时候过去转一圈，我也能感觉到他干到什么进度了。都是同行，能看出来。

下班的时候，老师傅不洗手，我们也不敢洗。原先这儿有一个盆架子，每天必须把这个水给打好了，洗手水。差一刻钟十二点，一打铃师父洗手，洗完手就下班了。师父先走，我们锁门，关灯，断电什么的，基本就差个五六分钟再走。肯定师父先走。哪能我们先走，师父关灯锁门？打水必须得是徒弟打，哪有师父去给你提水去。家里没教，就是习惯，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也没人说过。你看亓昊楠早上来得比较早，到这儿把水都打好了，就是这样。

那会儿师父给你一个活儿，你老干不出来不成，自己着急，有什么问题自己先琢磨，实在琢磨不透再说，一般情况下不敢轻易地问，一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知道，不是招师父说嘛。

基本功包括自己做工具。每天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销子什么的，也是练手感，让你掌握手工工具。现在外面有现成销子卖，我们还是手工锉。不爱用外边的。手工的做出来方便，而且也快。锉销子很容易，打一个钢贴儿，锉一个斜的，然后一削。现在有用车床削，我觉得还是手工的更好，车床弄这几下，还得找准，劲大它就弯了，还不如手工快。

你看我们桌上，桌沿加装一根竹条，就是为了锉东西。

修复钟表流程，第一步先做记录照相，拍下原始情况；第二步除尘；下一步拆解；第四步清洗，清洗当中看看有需要修的，需要补的；第五步，修补；然后是组装，一步步调试，恢复它的部分机能，最后再整体组装。要一步步的，底层中层上层，最后总体组装咬合。

宫廷钟表都是特制的，恢复演艺功能是最难的，因为它表演功能多，稍微差一点都不成，没法凑合。有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这钟表的东西差一点儿都不成，本身比较精密，你差一点儿，你要糊弄它，到最后肯定给你搁这儿了，转不了。这个从底层开始干，就是精细地一步一步往上，最后出了问题你还好找点，要是说底下就想凑合的话，将来它给你处置。2

难度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前几年修的魔术钟，东西不是特别大，六七十厘米高，但是结构紧密，又表演又变魔术。据说原来提出过修，后来没修，是赶上“文革”了还是什么，又退回库。听老师傅说那东西破得比较厉害，时间长了。2007年跟荷兰合作，荷兰看见它想展览用，我就给它提出来，修了将近小一年。

当时荷兰也参与修，他们修的是比较简单的，几个小的，我们这个魔术人钟他们没参与。一开始也想修，小道消息是他们想请俄罗斯专家修，俄罗斯人开价比较高。而且那会儿也没决定让他们修，因为这种复杂钟表很稀少，他们拿走几件小东西，像升降塔钟，故宫升降塔挺多的，魔术钟有代表性，我觉得还应该咱们自己修。

它一共有七套传动装置，走时一套，音乐一套，鸟叫一套，开门一套，底下联动变魔术一套……每一套，都有自己运转模式，这七套还有一个联接，不能说这门没开就开始变魔术，应该是门打开同时变魔术，开这个碗，出什么样的球，什么情况下，中间碗一开，小鸟飞出来，都是要有时间联动性，错一个都不行。

开始修时，也没有图纸，一步步拆下来一大片东西，拆得挺散的。发条不行了，配几盘发条；表演的小鸟什么的，里面都坏了，有的杆都是折的，接起来；小鸟交换的气囊全糟了，虫子打烂了，从荷兰买皮子，重新糊。当时咱们国内还没有这么薄的皮子；里面那些小气门都是重新做的。

调试最费工夫。这么点小地方里有四个东西在互相变，这个起来那个上来，差一点就互相打起来，一打架就卡那儿出不来了。还不敢轻易下手，不是说觉得不合适就调，动错一点，将来恢复起来更难，所以必须看准了，才能调试。

整个修复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修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难点，就是慢，一点一点琢磨，干时间长了，性子也就磨出来了，你越急它越不转，以前师父说急了就别干，你再干有可能还出娄子。上周边转转，安安心，接着干。所以在这儿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坐不住的人干这个比较困难。时间长了，要是喜欢，再急的性格也能磨出来。

建院九十周年展览，我们挑了一对儿乾隆时期的大型钟，这些钟一直在库房里搁着，一百多年也没有修过。按原设计有五个面，底下跑人，正面是两层的四开门，第一道第二道门打开，里边有转花表演，中层以上有十几只小鸡翅膀拍动，还有一盆水，水上面有一只鸭子在游，然后两个小水溪，一只大鸡带着一些小鸡在捡食，中间自开门跟底下是同步，打开后这个人在纺线。挑它也是因为观赏性比较强。

机芯打开一看，可能是皇上身边的工匠修过，没修好，零件拆完以后又合上了。里面又是尘土又是锈，零件全是散的，还有些坏了。好赖他还不错，给你扔里头，没有拿出来搁别地儿，那缺几个件修起来更麻烦了，这个基本没有缺大件，个别的轮坏了，你还能补能修，四周也比较严实。这么多年搬家、调库什么的，零件也没掉出去，底下要有镂空，零件掉出去两三个小的，那修起来难度更大了。

这次修我们就是从底下一步步修的，发条断了，新配盘发条。调和齿轮也不行。这个钟所有零部件全坐落在木板上，当时欧洲可能空气潮湿，不像北方这么干，这木头经过一百多年二百年热胀冷缩什么的，变形挺厉害的。有的齿轮咬合也就是两到三个毫米的量，那木座一变形，就达到五六个毫米，修复起来，也是挺难的。目前调合适了，但是就看看伏天有什么变化。

过去修大多是为了展览，都挑外形完整，缺失较少的修。你想经过建国以后，成立科技部，包括前面老先生们修了七八十年，外形完整的基本都修完了。现在为什么修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挑不出来好的了，说实话，越来越破；最近这几年没太多展览，时间比较充裕，就进行抢救性修复，都是挑外形破损，机芯复杂的。这些东西锈损得越来越厉害，再不修复，越往后修起来难度越大。从破的开始修，将来就能越修越容易。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不能创造性修复。如果是一对儿钟表，可以相互参照，缺什么可以配。没有确切参照物，外形缺就缺了，零件坏了就自己修补。我们不会轻易说一个零件“坏得不能用了”，比如这齿轮，这个尖断了给它补一下，断几个补几个，这一个尖0.3毫米，不算特别小，有比它还小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我们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保留轴承，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如果因为尖断了、齿折了就换一个新轮，这是不允许的，换个新轮搁上就不叫最小干预了。因为这是原件，换的是新的啊。

郭（福祥）老师说我修过写字人钟吗？哦，那是瑞士的写字人钟，那里面的人写出来的字儿是英文。当时瑞士在北京办一个活动，钟摔坏了。他们有修复师过来，但可能时间紧，晚上发现，第三天早上就要用，就请故宫帮一下忙，地方在金融街，离我家特别近。那时晚上十点多了，我从家过去干了半宿，损坏的小零件做了做，第二天中午又去，弄到晚上十二点。

其实也没什么，它有一个链断了，不够长。我说你干脆摘掉这个，买根0.5（号）的钓鱼线。那个线粗细合适，韧性好，力量够，新闻发布会能用。救急你没办法。它应该是这种链，这种链我们故宫有一些，不多，不能给他用呀，两码事。只能拿这个代替一下。他也同意，他说行行，达到效果就行。

用民国的纸币代替羊皮补气囊，我们师父那一代就用。那种纸币韧性好，比纸要强。后来我们发现前人修复中也有拿那纸币粘的。那种羊皮是国外做的，挺薄，跟纸似的，国内没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零件）没有啊。现在我们钱（纸币）也没了，也没用了。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怎样，活糙活细，有感觉。可能很多钟上一次修都还在清朝。包括桌上这个钟，它上一次修是什么时候？解放后修过的钟肯定不会损坏得这么厉害。距离上次修应该百八十年了。

我一共修过多少钟表不是很确切了，一年平均七八个，五六个。大型的，一年也就一两个，还有小型的，估计怎么也得有二百多件三百件。

故宫的写字人钟我没修过，师父修时我们看了一眼。它写出来的毛笔字还带笔锋，比有的人写得还好。据说现在写不了了，可能有什么问题。我当然想修了，谁不愿意修没修过的东西。但它还在展览，除非换展或改陈。据说好像有那种想法，可能会在屋里搭个玻璃房子，达到恒温恒湿，现在那个殿太高，防尘啊、恒温恒湿不好做到。如果改陈的话应该有机会，这些钟表展了几十年，应该做一个保养。

修好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的心情？原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样，修好恢复功能，看到它的表演原来是这样，心里挺有成就感。别人知不知道谁修的无所谓。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这东西修好了，搁库里，或者将来展览，再想这么大修不太可能，有的人一辈子赶不到一次，像章一类的，上代人修过，下一代人你就没机会干，因为百八十年的东西，不见得让你再过手。 一个人在这儿能工作多少年，我们干得早的也就跟个四十年，这件东西修完了四十年之内还能再修吗？不可能。咱们现在保存环境那么好，恒温恒湿，展览也就摆着，不像过去皇室天天玩，玩坏了，那咱们再修。现在保护得这么好，很少有机会再动，动也就是简简单单地上上弦，演示一下，或者有点小毛病，简简单单地修，简单调试一下，不会彻底修。我觉得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杂，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现在这库里还有好多待修的，一直没动，上次修，可能还是清代。“故宫男神”王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有幸福感的王津和徒弟亓昊楠

1979年故宫进来一批年轻人，我们经常一拨人，王有亮杨泽华我们一起，中午吃完饭急急忙忙骑车去游泳。荷花市场原来是游泳区，前海西岸底下那一大片，一直快到小岛那儿，底下是水泥的底儿，那是游泳池，体校也在那儿游泳。买张票，那会儿是二分钱，后来五分钱，上了岸有个大喷头，露天的大水管子，水管子全是眼，一开就喷水，跟洗车房似的。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现在我还有冰鞋呢。那时候站在银锭桥能看到西山。我们家窗户那儿，往西边一看也能看到西山，现在好天儿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会儿几乎天天都是好天儿。

2016年5月份跟我爱人旅游，在多伦多一个老城广场上，有两个小孩，留学生，直接就走过来问，您是那故宫王老师吧？这么老远还有人认识我？！网红什么的我真没感觉，只不过可能在街上有时候被认出来了，那也只是对这个片子感兴趣，可能对这种工作环境还有节奏感兴趣，喜欢故宫里面的东西。对我来说，每天坐这儿一上班还是跟以前一样。

微博我没有，他们年轻人都开微博。开了以后，你说老不理人家也不合适是吧，天天老看，耽误工夫，眼睛也难受。前年体检发现眼压高，上限24，当时25点多，“青光眼，你去查吧”。后来我到医院查了查，医生说还行，问题不太大，现在又到20了。现在我比较注意，不太敢那什么了。我习惯左眼戴放大镜，还真是左眼眼压高，换右眼不习惯。

从十六岁开始，我在这屋待了三十九年了。科技部这些老的工作室，基本都是在老地儿，一干就几十年，都差不多。离退休还有五年多点，干这么多年了，如果真哪天退休了，到时候想干应该还可以干的，故宫的老师傅退休以后好多都返聘。几十年了，有感情。

我带了一个徒弟，小亓，来了十年，现在干得也不错了，再有新人就他带了。干十年经验挺丰富，现在带徒弟应该没问题，我们这个慢慢就传下去了。注释

1.写字人钟，英国工匠威廉森专为清宫制作。十八世纪作品，钟型为铜镀金四层楼阁，底层的写字机械人是此钟最精彩、结构最繁复部分。写字人为欧洲绅士装扮，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握毛笔，将毛笔蘸墨后开动，写字人便在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字迹工整有神，为故宫藏品中的扛鼎之作。——关雪玲《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2.魔术钟，瑞士十九世纪作品，钟型为建筑式样，建筑内有变魔术表演，上满弦后音乐起，门开，桌后坐一持杯魔术师，桌上放一盒子，魔术师点头眨眼作说话状，拿起杯子，扣上再提起时，左侧杯下有红珠子，右侧有绿珠子，扣上再提起，红绿珠子位置交换，然后再变小鸟失踪。表演同时，屋顶圆球旋转，球上站立的小鸟展翅鸣叫。此钟以七盘发条为动力源，各组机械通过拉杆联动，设计巧妙，结构复杂，显示出极高的设计制作水平。关雪玲《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贰铜钟室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我修过的文物，我都喜爱。你必须得喜爱，要不喜爱，你就对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会太漂亮。”因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铜器组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王有亮也意外走红，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拿出一张近百年的“传承谱系图”，向媒体讲述故宫青铜器修复从清代“歪嘴于”起至今的师徒传承故事。

他近几年修的一个重量级的文物是春秋蜴形纹青铜卣，碎得厉害，几乎都是蚕豆大小的碎片，“就一点一点弄，费了挺大劲，跟师父学的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王有亮今年五十二岁，自己早已是位师父，在带徒弟，走到哪儿都是受人尊敬的青铜修复专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他仍然不断提起他的师父，自己手艺的源头。这是个自我的时代，许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门户，展现“我”的聪明及努力，而王有亮的态度里有种笨拙的老实、老实的谦逊，这种风格里有传统文化的气息，隐隐让人想起一个在当下已经“过时”的词—“尊师重道”。“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更胜一筹。”（南怀瑾）

做派谦逊，但手艺漂亮，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轻松来自大量的经验，“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故宫收藏青铜器一万六千多件，是中国青铜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时期。最早青铜器的出现，即历史上传说的夏铸九鼎，也恰恰是中国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志时期。许多制度、思想，都是在青铜时代逐渐完善。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指的是周礼，周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青铜器。青铜器不仅承载了中国的文化，也承载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化建设方面的理念，所以青铜文明一直受人尊崇。而成组合的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也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突出特3征。 

铁器时代到来，在一些领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替代。但是帝王们没有忘记作为王权象征的青铜器，历代宫廷都有意识地收藏先秦青铜器。汉代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领域地位确立之后，人们对青铜器的回忆更加强烈。到了宋代，国人对青铜器的态度从盲目崇拜逐渐变成系统研究，金石学兴起。其中，宋徽宗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自己收藏大量青铜器，藏于宣和殿，据记载宋徽宗收藏的青铜器有三万多件，后来他将此编著成书，流传于世，就是《宣和博古图》，在它的推动下出现许多金石学家。宋之前，民间发现青铜器必须上交，到宋代这一现象有了改变，学者开始系统地收藏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理学家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中记载的大的收藏家就有三十余位。许多青铜器是宋代学者定名，沿用至今。到了明清两代，人们对青铜器的欣赏、甚至是仿制，一波波地形成高潮。在此过程中，金石学也在不断地发展。

传统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宋代、元代仿制古代青铜器成为风尚，杭州、苏州等地出现了颇有名气的仿古青铜器作坊；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分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这与大的社会背景相关。吴地自春秋时候就开始冶炼制作青铜器，北宋时青铜器的仿古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明清时除了宫廷，青铜器的制作最发达当属江浙。有工艺基础、又邻近上海，需求大，形成了一个产业；山东潍坊派与大收藏家陈介祺有关。晚清到民国最大的收藏家陈介祺收藏了很多青铜器，真品密不示人，需要大量复制品以应付官员索讨观赏；西安是文物大省，出土有大量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上的文字成为研究重点，所以西安流派注重青铜器文字的修复、补刻、伪刻。

北京是皇宫所在地。清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专门机构负责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仿制、修复青铜器，其技术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晚清，皇宫许多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文物流散在外，造办处的匠人也大量迁转出宫。光绪年间，造办处一位专事修复青铜器的、绰号“歪嘴于”的工匠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陶、玉石等器物为业。1911年，于师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师父衣钵，改“万龙合”为“万隆和”，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如今故宫文物科技部铜器室的修复，即是传承自这一支。

1952年，故宫成立铜器室。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当时在天桥开古铜铺的赵振茂，经人介绍来到故宫，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并将这项传统工艺又带回了紫禁城。当时的专家还包括长期从事青铜器修复、复制的赵同仁、李会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张聚如等人。

从古铜张传人进入故宫后，故宫博物院通过“师承制”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掌握传统修复和复制技术的专家，先后修复了包括班簋、齐史祖辛觯、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马踏飞燕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复制了莲鹤方壶、格伯鬲、兽面纹觚、兽面纹瓿、鸢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荣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马踏飞燕”和“班簋”是赵振茂领衔修复的两件重器，后者原是清宫旧藏，后流落民间，去向不明。“文革”期间，许多古铜器被送往炼铜厂回炉重铸。为保护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清理拣选小组”负责到各废品站、铜厂“寻宝”。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正值中午，一个盛满废弃铜铁麻袋中的一些碎片吸引了在场人的目光。其镌刻的铭文以及表面的饕餮纹饰都与西周的青铜器不谋而合。专家程常新先生鉴定它是西周班簋，并送往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修复。

此时的班簋已经支离破碎，底部破了一个洞，且变形上翘。但大部分纹饰得到保存，特别是腹内铭文，只是因底部出现孔洞而残缺，修复难度很大。赵振茂用锡补平，并根据《西清古鉴》簋铭拓片，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除锈等多道程序后终于将其修复成器。如今班簋已是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

青铜器的修复，包括两个范畴，一为修，一为复。修，就是保护性的修理、复原；复，是复制。在博物馆，复制是一个重要内容，许多珍贵文物国家会有严格规定，甚至不允许离开故宫，所以需要有惟妙惟肖的替代品。

故宫博物院中，春秋时期的复制品里最精彩的是莲鹤方壶，它出土于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个李姓地主打井时无意打到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他试着卖出其中一小批，惊动了驻扎河南的靳云鹗师长，追回被卖文物，另派工兵继续挖掘，出土青铜器一百多件，这当中最出色的当属莲鹤方壶。它形体宏伟，高达1.22米，总重量达64千克，装饰华美，壶身装饰为虎足龙耳，壶盖上是盛开的莲花，双层镂空，莲花正中一只仙鹤伫立，舒展双翼，展翅欲飞。虽然是用青铜塑造，但造型灵动。这种清新风格，跟夏商周时期，庙堂上的青铜利器不同，后者追求的是庄重、威严、神秘。而莲鹤方壶清新活泼的风格，传递出春秋时期自由革新的精神。

莲鹤方壶的复制品由赵振茂领衔制作，在使用材料上，舍铜而用锡锌合金铸造，以使其重量更接近原件。其表面仿造铜壶的青铜锈，看上去仿如历经时间氧化斑驳的青铜原件。

有些复制包含更高科技含量。比如少虡剑的复制。少虡剑是复合剑，一把剑上用了两种合金。古人在战争中发现，一把剑含锡高会锋利异常，失之太脆；含铜量过高，则柔韧有余而锋利不足。古人发明了复合剑，剑心用含锡量低的合金，两刃和锋部含锡量较高。既锐利，又柔韧。在古代，这是一把科技含量很高的剑。赵振茂复制的少虡剑，令人感叹这一代老师傅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已至炉火纯青。

挽救国宝的经历，赵振茂的徒弟并不怎么听师父提起，有的徒弟干脆是从别的师傅处听到。即使提及也是从技术角度，口气平淡：“搞文物修复的人，不是说我修完以后，我再给你讲，表现我自己水平有多高。我师父就说这个工作是我干的，哪儿拿来的，怎么修的，我干了哪些工作，他就讲这些。他说你们要有认知。”

修复青铜器，动辄与三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做旧要退掉新品火气，做出时间风雨侵蚀感。卓越的工匠工作时不动如山，沉静似水，世俗的喧嚣如水面的涟漪，在日复一日的专注中平静。他们遵守了匠人无名无我的传统，国宝上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参观者也不会知道修复者是谁，他们看似没有追求实现自我，但这令许多人终身寻找的命题，早已经由每一次焊接、每一次上色而暗中实现。文物是历史的浓缩物化，是较个体生命远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一流的匠人终日跋涉此间，自我消融于这广阔之中，不再需借自我炫耀获得存在感。清洗青铜器的液体待修复的文物

老一辈师父的做派变成徒弟们的生命底色，这正是教育的意义。借金石组铜器修复者—王有亮、恽小刚的回忆，老一代手艺人如何带徒弟、如何立身处世、谦逊平和的风貌，点滴浮现。王有亮口述：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

文保科技部以前叫修复厂，1950年左右成立。铜器室成立于1952年，我师父当时是在天桥做古铜器生意，经人介绍来到故宫。

我的师父叫赵振茂，传承的脉络叫北派修复，最早的师父叫歪嘴于，他的一个徒弟叫张泰恩，歪嘴于是第一代，第二代是张泰恩，张泰恩再传侄子张文普，张文普收了八个徒弟，其中就有我师父赵振茂。

师父老家是河北深县，现在叫深州。师父十五岁就从家出来当学徒，头八年好像都没让动东西，因为学徒嘛住在师父家里吃喝什么的都依靠师父，头八年就干了些看孩子、倒尿盆、做饭的家务事。那会儿学徒都是穷孩子。张文普收了十一个徒弟，陆陆续续就剩下七八个，都住在他家。以前都是那种前店后厂，后面住人，前面小铺子收活。因为他天天跟师父在家看这东西，再有点儿悟性，接触铜器后很快就能够独立修活了。

1952年故宫准备进行第一次大的文物整理，清朝那会儿都没怎么动过那些东西，库房里头比较乱，也有坏的，就想在全国招些修复的人员。这么着把我们师父也请过来了。修复厂当时就一个铜器组一个裱画组，还有木器组。清宫败了以后，库房条件不好，民国时期保存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有好多需要修的铜器，他们等于是故宫青铜器修复的开创者。上 80 年代，赵振茂在给年轻的王有亮讲解青铜器下 70 年代，赵振茂与徒弟在复制故宫镇馆之宝莲鹤方壶（左为原件）

师父在“文革”前收了两个徒弟，就是我们的大师哥二师哥。后来“文革”上干校，他那会儿就是劳动，因为他也是穷孩子出身，农活他也干过不怕，我们大师哥在干校算队长吧，多少能照顾点儿，他也没有说遭大罪什么的。从干校回来后，全国各地招了有十七八个学员，跟他学了很长时间，这帮学员回去后都是全国各博物馆修复行业的骨干。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

我是1983年进的故宫，那会儿我十九岁。

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跟鼓楼中学联合，办了一个中专性质的文物职业班。我当时觉得考大学比较困难，报这个班学了三年，学完就分到这儿了。我们学的专业也挺多的，包括字画、青铜器修复都有，国家博物馆的傅金凯先生给我们上过课。说实在的青铜器修复这个专业，我考的分是最低的。真的，没想到后来我能干这个。因为当时主要是学习理论，没接触实物，就是光凭理论。

师父是1916年生人，我们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六十五岁，其实这中间是有点儿断档了。他也觉得这一代隔得有点儿长，所以也挺用心教我们。等于我们是最后一批跟赵师父学的，也是跟他学的时间最长的。我们跟师父共同工作了七八年，一直到他七十二岁，腿不利落，才不来了。

本身他人保守，因为他学这行不容易，遭过很多罪，不想轻易教，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厂长领导们都带我们过来，说你好好教教，这些孩子都不错。我们没有正经地拜师，按过去老理儿正经仪式得师父坐椅子上，然后领导在边上，还得讲话，那才算。工程队那边弄过，瓦工队儿木工队儿那帮，他们给师父还得磕头呢，九十年代工程队还有这个仪式。我们这边没有那特正规的，可是师徒之间写过协议，裱画这儿有仨人写过，我跟高飞写过。核心内容就是一年之内你必须教会徒弟怎么着怎么着，徒弟尽力一年掌握什么什么知识，一式两份。这就等于确定了你俩的师徒关系。

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根本闲不住，没有让你坐的时候，真正让你坐的时候那就是磨你性子了。最开始是打磨复制品，那时候博物院和英国一个工艺品公司签了三年合同，做青铜器，三十二种，一种要做五十件，量挺大的，从翻模到铸造到成品都是我们做。

我们新来的主要还是打磨，就是累活，因为技术含量低。说实在也不低，铸造完以后铸件表面有一层硬壳，氧化壳，必须把氧化壳磨下去。只能手工，那时候什么手枪钻都没有，就是用“两头忙”。你看我这儿还有这个，这钢锉叫“两头忙”，两头都能用。

最开始，有时候搓一个礼拜还搓得到处都是印，使劲大了搓深了出沟出道，连里面铜底子上都是道道。有道道得拿砂纸磨，反正就是一礼拜也出不了一点活。打磨练了有三四个月。第二年开始有手枪钻，有磨头，用机器基本一天能磨一件出来。最初师父反对使用机器，他的概念里打磨是练我们的手劲。但是当时大批量给人家做，有一个时间限制，用机器快嘛。我磨了两年半。

然后是做旧。这是复制青铜器最关键的，因为您磨出来多好看的东西，没有锈就没价值，它就是一个铸件。师父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让你自己做，都是他那些材料，你看着材料就照猫画虎地去学。师父特严，不合格他不收。你自己感觉做得挺好的，他也不收，“再凿吧凿吧”，反正还差点儿。就逼得你主动要去想，你不想就出不来。

我刚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是让师父给磨的性子，真急不来，这活儿你必须是一点一点弄，着急出不了活。真的说一个色调不出来，你一琢磨两天也挺磨性子的。比方原件是绿，要照绿色去调吧，您可能没有觉得，这绿里头有绿有白有黄还得有黑，您可能没觉得这里头有黑，可不加黑就出不来这个色。这个其实靠自己悟，师父不会说，都是“看着弄”。弄对了自然就对了，没特高兴地夸过谁，觉得你这个好就一点头，收了。没有说你做的真好什么的。

以前老师傅带徒弟好像都是让你自己去琢磨，不会主动教，要想学就是偷学。所谓偷学，就是他做的时候你得瞄着看怎么弄。现在是主动教，生怕你不听。这怎么说，说实在的现在年轻的咱也不能要求太高，年轻人他不跟你调皮捣蛋就可以了，能踏踏实实跟你坐这儿就可以了。让他跟我那会儿似的受管教，你连自家儿子都没法管，时代不一样了。

这真的还是年代的问题。传统的老师傅教人跟现代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思维。反正你自己悟的东西你印象深。可是有一点，我们师父对这文物特别在意，敬重。他交给你一件文物他也心里琢磨你能不能修好，而且在这当中，他看到这文物有危险或者是可能有，他眼睛厉害啊，他接触东西多，可以看出来这腿儿是焊过的，他立马提醒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真正说你做颜色的时候，反正就这颜色盒这些颜料，你把颜色盒弄干净了都放好了，剩下就不管了。问他不轻易回答，师父，这个色应该怎么弄？“琢磨去！去慢慢弄！”

做旧做了得有一年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量重复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还就得靠你自己悟，你的悟性到不了，师父把着你手做都做不出来。师父给你本书也没用。自己体会的东西跟老师手把手教的也不一样。

印象深的师父的绝活一个是化学方法做复制品，另外就是师父做旧，全国第一把，那做出的旧真看不出来。现在我们库房还存着他做的莲鹤方壶，做的比真的还好，到现在颜色一点都没变。

后来跟英国的合作任务完成了，复制我们也都会了，就给你一些文物。等于你练过复制品以后这手头上有准了，再修文物你手上能有把握。就一点一点这么去做。那会儿文物坏的也多，库房的东西也多，不像现在，现在真正坏的铜器不多。因为已经大规模修过，而且真正清宫旧藏的铜器也没有说特别坏。你想皇上喜欢的东西他也是在意的，不会说轻易地瞎扔什么的，保存得还好。

时间长了，工艺这一块的步骤和方法，基本上能学到了，可是有些尖端的东西还是没学到，比如说我们师父做旧，都是用化学方法做锈，我们到现在也没完全学会。现在我们也能做也会做，但是做得没他那么好。比如做闷锈，我们闷的就是一片，等于这个锈就是一片一4片地上，你控制不了，我们师父做可以留地子，所谓地子就是最底下一层亮的那个表面，锈是锈，地子是地子。

七十岁后，我们师父改脾气了，就老小孩了，到后来越来越觉得和蔼可亲。他本身就是一个笑模样，老了以后，花白头发不拘小节，胡子拉碴的天天跟我们聊得还挺热闹。有一件事他爱挂嘴边上，就是1955年文物大清点，请了十二位专家包括唐兰大人物来鉴定，清点鉴定一下青铜器。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我们师父叫去，说你是修复的，可以参与一下。那会儿他还很年轻，人家岁数都比他大。有一件铜器，专家都说这是真的，到他这儿说这是假的，那专家能饶了你？我们都认可这是真的，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师父说我说假的就是假的。然后那专家说，小同志，说话要注意啊，别那什么。80 年代铜器室师兄弟合影（中为王有亮）

后来我们师父真给气急了，拿了一个开水壶，“哗”就往那东西上浇，浇完了漆皮子就崩了。那是后来做的。是不是他做的我忘了，反正他在天桥时见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院长特敬重他，给他发国家特殊津贴，还聘请他加入文物鉴定委员会，工资那会儿就能拿一百多。我们八十年代来的时候才挣三十块钱，五十年代他已经挣一百多。那时候二十二级干部好象才挣四十二块多。他们这几位老师傅比修复厂厂长和故宫副院长工资都高。

中午他在这儿休息，爱喝两口，倒那么一两半花生米在这儿吃。他都自己带饭，这儿有炉子，我们打酒来，笼火，大蒸锅把饭熥上，到十一点半他吃。我们一般都是饭堂，这儿不是有饭堂么。赵师父比较节俭，饭堂的饭他觉得贵，或者也不是觉得贵还是吃自己的舒服。对，他那时候工资一百多，挣得多，他也不舍得。赵师父对钱狠了，一分钱都不乱花。他过苦日子过惯了。

马踏飞燕是我师父修的，好像刚出土就送到我们这儿来。碎了好像是，主要是腿，因为它身子比较厚，几条腿比较单薄，主要就是腿损坏了。拿过来以后，师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状，而且它损坏了以后断口都有锈，对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严丝合缝。所以，对形费了劲。后来沿着断茬给焊上了，结果这个马立不起来，它一条腿是落地的，它老歪。我师父就琢磨，突然间发现，过去铸造时腿里头有矾土，碎了以后矾土流失，它就成空的了，空了以后重力不对，然后往里填了矾土。焊完就能立住了。力道掌握得非常好，就这一点平衡。就说老祖宗还是有本事。

现在甘肃省博物馆还展，展厅一进门就是这马踏飞燕。

这个修好了以后，他也没有说觉得自己多骄傲，就是修好一件文物心里肯定非常有成就感。

我修过的文物，我都喜爱，你必须得喜爱，要不喜爱，你就对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会太漂亮。要说有名的就是莲鹤方壶。莲鹤方壶是一个墓里出土两件，有一件在河南省博物馆，有一件在我们这儿。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叫姊妹篇。我们这个呢，并不是损坏，它在出土的时候修过，修过以后呢它又开焊，耳朵掉了，以前修的地方又重新开裂，这么着我和我们这儿一个同事，我们俩给修好了。

还有一个故宫从湖南收的青铜卣，是个提梁卣，可是呢，碎片里面就没有这个提梁。反正那碎得挺厉害的，整物应该是30厘米见方，直径30厘米大小，然后碎得都是跟蚕豆那么大小，就一点一点弄，费了挺大劲，跟赵师父学的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

开始是有点发怵，可是师父那会儿就把所有的工艺和手段都教给你了，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修完以后，感觉比较难的是拼接和做锈，我们行话叫做旧。这两个工艺难度大一点。拼接就按照程序来，按照它碎片上边的花纹、颜色，还有它的薄厚，比对这些特点，给它衔接上，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拼。拼了四五个小块，然后给它连接成一个大块，最后就是拼了有六七组大块，然后整体再给它焊接上。修复花了小一年时间，别的活儿好像没怎么干，几乎天天都做这个。

碎成这样，如果说让你来修复，这件器物肯定是重器。后来我听业务部门跟我讲，这种花纹的提梁卣，全国可能也就一两件。蜥蜴纹饰很少，青铜器上一般都是饕餮纹，这个你说是蜥蜴吧，还有些变化，就是跟小蛇似的，就是变种。我们院里头没有这类型的器物，修好了等于我们馆里头也添了一件好东西。    

要说最难，哪一步都难。你整形，钳工那点活儿也得会。变形了，你得给它正形。它是旧的，你正不好它就会裂，你对它又不能造成损坏；拼接，相对来讲，拼接跟做旧这两道工序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拼接吧，一大堆碎片，就跟小孩玩儿那拼图一样。拼图它是规整的，是标准件。你这个它都是不标准的；做旧呢，你要不学个三百、五百的话很难做好。做旧这个难度在哪儿，比如说一件器物，你看它是绿锈，它绝对不是纯绿，里边多少是有黄的，有红的，有各种颜色，就跟画油画似的。这当中师父教也教不来，他说了，这里边欠点红，你弄吧，你添多少，你怎么抹都不对，那色怎么都不对。就得靠你感悟，你的经验。不会做的时候，恨不得俩星期你调不出一个色来，着急，天天着死急。然后呢，就是等你经验够了以后，你再去做，那就是手到擒来。

做这活就害怕慌，着急。必须得把性格磨没了，没有棱角了。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我现在也带一个徒弟，高飞。我不像我师父那么严格，可是高飞他自己就能明白。我和高飞关系特别好。主要是互相的，他做得也好。组里边也就这么几个人，有什么事儿都得互相帮忙，互相做。

的确，现在愿意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一门手艺的人，不是那么多，因为现在各行业也多，不是非得干这个。再说现在各种什么电视，手机上网微信一大堆。他没必要为工作犯愁，因为太磨性子了。那会儿我们磨那个复制品，真就是一天就是在那儿搓，就是拿砂纸在那儿磨，到最后磨得手指头连指纹都没了，就全是茧子。你不干，反正你就没工作，你再找一别的也困难，就这么坚持下来。

不光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好像非遗的项目都是牵扯这个问题，就是断档，年轻人不爱学。你包括这个珐琅厂，珐琅厂好像年轻人也不多。我们通县那个花丝镶嵌厂，也都是一些老人在干，年轻的也都没学。这是一社会问题，我也说不好。

我进来时这个组叫铜器室，现在叫金石组，因为什么，我们院藏这些铜器，在我们师父那一代，修得已经差不多了。改成叫金石组，就是包括金银器、珐琅，所有沾金属的我们都修。以前还包括陶瓷、玉的都修，因为那会儿科室少，现在是分得比较细了。上 碎成几十瓣的青铜卣下 修复后的青铜卣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如果是孤品，除非找到历史性文献资料才能修复，凭嘴说绝对不敢动，必须有文献资料，还得专家认可。跟专家组必须沟通必须确定，这不能轻易地动。

具体到铜器的修复，就是按照传统修复工艺，恢复原貌。锈分好锈、有害的锈。锈基本上都是好锈，只有一种粉状锈是青铜病，这东西应该是含氯，能让铜器酥成粉子，而且它传染，这块儿长了那块儿也得长。这种锈一定要清除干净。

现在用的修复的技法，跟传统相比，理念没变，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工序、工艺我们几乎没有变化，可是工具和材料在变。开始我们用的树脂特差，调出来的胶是黄的，时间长了变色。现在的胶都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