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越胜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燃灯者(增补版)试读：
《燃灯者》（增补版）序
周国平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前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若干年前，在朋友们鼓动下，他终于同意把正在传阅的几篇文章结集出版，那便是初版的《燃灯者》。我为此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现在的新版，内容做了调整，共五篇文章，除一篇外都是写朋友的，同时又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其中，周辅成点燃了他对书和正义的爱，唐克点燃了他对音乐的爱。由这些文章，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人物中，我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中。199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读了书中《辅成先生》一文，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在增补的文章中，有越胜为张志扬文集写的序，其实仍是借作序写人。志扬也是我的老朋友，而我们的结识也是通过越胜。1983年末的某日，越胜兴冲冲给我看一篇文章，是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的感想，署名墨哲兰。后来知道，这是志扬的笔名。文章完全不像一篇读后感，倒像是一颗积聚了巨大能量的炸弹，你能感受到一种备受压抑的汹涌激情，因此文字很不顺畅却有异样的冲击力。我看了技痒，越胜嘱我回应一篇《月亮和六便士》的读后感，于是我写了《人性、爱情和天才》。这差不多是我写散文的开始，志扬一定想不到，我是受了他的刺激才开始写散文的。其后在不同场合和志扬见面，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沉默和温和，他仿佛生活在一个自己的精神城堡里，他人难以进入，沉默是他的防卫，温和是他的致歉。
自初版以来，越胜的这本书广受赞誉，已被视为记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交往的经典之作。所以，最后我想对越胜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燃灯者》（增补版）自序
燃灯人，当你手摩我顶，静似奔雷，一只蝴蝶正为我，预示一个石头也会开花的世纪。——周梦蝶《燃灯者》初刊已愈四载。书出版后，有许多朋友喜欢。大家向往我在书中纪录的老一代学人的风范，感叹追怀他们远去的背影。以此知中华文脉未绝，三千年衣冠风物，不会泯灭于几十年风卷沙埋。
此次续编问世，补入《骊歌清酒忆旧时》《若有人兮山之阿》《渎神与缺席》三篇，都事涉五十年前那场浩劫的记忆。我在整理这些篇什时，汉娜·阿伦特的名著《黑暗时代的人们》常常浮现心中。我极爱书中的这段话：“人性原本有它自然的生长。但在遭受迫害的强力下，受害者会彼此接近，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消失。从而产生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顺利发展，它会培育出一种稀有的仁厚和至善。它是生命里的源泉，只要活着，就有欢乐。”我们这些经历过黑暗的人，确实体会过人性的坚韧。唐克兄弟在革命喧嚣中的琴声，志扬兄弟在单身牢房中的思考，顾圣婴“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决绝，都如深埋灰烬的炭火，明亮灼热。日月不夺爝火之明，无数微弱的生命之火，亦将照亮弥天黑暗。
最初我讲述燃灯者的故事，并没有想把它公之于世，那是一次私人写作，为把那些瑰宝留给自己。周先生教诲我三十多年，志扬与我三十年彼此砥砺，唐克唤醒少年心中的渴望……都让我心存一份感恩。正如史怀哲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
书中记述的都是寂寞之人。或大隐于市，或身后寂寞。但寂寞本是哲人常态，知识人的本份，艺术至深的境界，幻想者的归宿。《燃灯者》初版曾有幸获南方报系2012年度散文大奖。在获奖感言中，我曾对燃灯者的寂寞有如下思考：
班达用clerc而非intellectuel来命名他的名著《知识人的背叛》，因为clerc一词的本意是守护神圣秩序之人，在中世纪被用来称呼神职人员。在我看来，这个神圣的秩序就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普适价值，不管它是来自神恩还是自然法的规定。这个词近于我们先人典籍中的“士”，经典儒学中的士是大道的守卫与传播者，士“志于道”，士“从道不从君”。班达所论的这类知识人，应该执着于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言说更高价值的存在，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评骘世界的狂乱，断称“我的王国不在此世”。
这个“不在”绝非冷漠放任、寄意旷远，而只是不把思考的疆域囿于某个“现在”，因为或许这个当下此时已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无论其外表多么煊赫，它也只是横亘于空间，持存于时间。这类知识人所言说的东西，虽不囿于“此世”，却更深地植于人类存在的厚壤。他们像抓紧海底礁岩的锚，一任海面波涛汹涌。他们的职责是持守，他们的武器是语言，他们的境遇是寂寞。
这寂寞的言说却有它无尚的尊严，君王威权欲以势相夺，知识人却借天地之声一叩洪钟，使寂寞发为大音。唐雎一士之怒，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力抗秦王，反至未来的始皇帝“长跪而谢”。彭皮尼骄傲地告诉凯撒，您可以给人民以公民权，却不能给人民语词。这堂堂正声捍卫着精神和语言的尊严。
语言也会经历厄运。人一旦为奴，心便遭桎棝。朗吉努斯早告诉我们“奴隶偶或有其他才能，但奴隶却没有一人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辩才的源泉是自由”。不过，我们仍能眼见无数词语堆砌着，无数印刷品流布着，无数聒噪震响着，但这些只是语言的躯壳，言说的精魂早已流离失所。言说不再是心灵交流的工具，思想自由的载体，爱与美的表述，而成为隐蔽的暴力，以威权的蛮横和说教的空洞遮蔽了人的本真生存。这诉诸暴力和虚假的语言，只适宜培养奴才，也只适宜奴才使用。奴才的语言没有尊严，它靠卖弄耻辱获取快感，以俳优的谄笑博取权势的赏识，一有机会，它们便会把民族连同它的语言一并拖入深渊。
中华先人素有对文字的崇敬，《文心雕龙》开首就是“文之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径直把文看作与天地同生共体。回首先秦诸子的雄辩，大汉赋者的壮阔，魏晋名士的飘逸，盛唐诗家的浑涵，两宋词人的旖旎……，数千年中华民族的精神多存于这些灿烂的文字，是华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学习语言，像手指之于键盘，步履之于薄冰。心灵感受音乐，手指让钢琴鸣唱，理智知道危险，感觉却寻找立足。在此学习中，我们常涉足贫瘠之所，荒原上会站满欢呼的人群。贫乏的心灵觉不出贫瘠的语言，壅塞于途的闲言、高台之上的喧哗，往往会被视作丰裕的明见。终于，轻肥的言语遮蔽起苦寻的真知，像波舒哀所言“我想给你们的肉体创造其精神，谁知你们连精神都充满肉欲”。
让肉体焕发出精神，这是教化的责任。苏格拉底视为终身任务。教化必需启蒙，点亮灯，让光投射到远处。所以康德说“教育便是面向未来”，他指出，我们首先要有善好的观念，然后让受教者相信，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善好是可以实现的。他问道“如果现实社会中人人撒谎，诚实就只是幻想吗”？燃灯者们恰恰在此，以自己的学识，修为，友谊和献身精神，实践着教人趋向善好的活动。在士林凋残、斯文扫地的年代，他们高贵的人格便是那盏放在灯台上的灯，“照亮了一家人”。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陷入只见人群不见人物的空虚。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在黑暗的荒原上载歌载舞。诗人朱赢吟咏道，“你点亮了灯，我才开始恐惧黑暗”。我想接着说，正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2016年复活节于巴黎
辅成先生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
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
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分？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一
一九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20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
随后就有六本书的书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共产党宣言》。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些纯粹是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
这事得从前一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冽，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〇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00块，重伤1600，你赔得起吗？”结果档案中就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成了个“底儿潮”的人。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徜徉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渺。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匆匆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一九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异动。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此言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被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褪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晳，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
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
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赶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做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既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化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土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一九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伎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一九四九之后，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以致大雅无作。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藉。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三
一九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
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副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
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
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莎翁。便嗫嚅道，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一九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
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一九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得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
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一九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
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辩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做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 peasant（富农），你是poor peasant（贫农），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四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而此时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由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一九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
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戴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
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经厂、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
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
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嵇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
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
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一九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的《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谟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待。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
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
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
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
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嵇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得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
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谟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拼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谟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谟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谟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在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