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巽昌,朱守芬编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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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儿童文学试读：
文论
儿童文学的管见（1921年1月11日）
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有优美醇洁的个人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因而改造事业的组成部分，应当重视文艺艺术。艺术之范围甚广，不能一一具论。单就文学而言，对于人性所及的熏陶之力，伊古以来，已有定评。文学上近来虽有“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之争，这是强加分别的，究竟谁是人生派，谁是艺术派？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它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是超现实的或带些神秘意味的作品，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创作家于其创作时，苟兢兢焉为个人的名利之见所囿，其作品必浅薄肤陋而不能深刻动人。艺术且不成，不能更进论其为是否“人生的”或“艺术的”了。要之，创作无一不表现人生，问题是在它是不是艺术，是不是于人生有益。
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借罗素的话表示时，即所谓“创造的冲动”，敢于自由创造，自由表现。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火眼以相看待。今天的儿童便为明天的国民。徒筑砂上楼台，不过云烟一瞬。一切运动的运动量之总和，其结果等于零面已。
儿童文学即如此重要，则儿童文学之建设良不可以一日缓。然吾人于谈论建设之先，不得不先究讨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一物的本质，最好是用化学的方法。先把那物质上所附加的种种混杂不纯的异物洗刷干净，然后定性定量的分析才方不至“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因此，我们且先从净化异物（Verreinigung）方面着手：（一）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儿童文学中本寓有教训的意义，但要像藏在白雪里面的一些刺手的草芽，决不能像一些张牙舞爪的狮子。如像我国“恨不得头顶尔上青云梯”那样的一些理智的、焦躁的、峻烈的训子歌，诫子书，家训等等（陶渊明好像有几首训子歌还好，原词不能记忆了，不在此例），不能误认为儿童文学。（二）儿童文学不是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近来国内“滥吹诗竽”的人，做些通俗的白话韵文，加上几个断粘半脱的新式标点，分写成几条行列，便叫它是“诗”。将来恐怕也会发生些滥竽派的儿童文学出来了。这虽是别人的自由，本可以听其自生自灭，但是郑声可以乱雅，我们不能不鸣鼓而攻之。批评家的必要，一方面也正在这儿。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齐月一样的澄明，然而决不像一张白纸。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彻，然而决不像一片玻璃。（三）儿童文学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英国诗人池渥斯（Wordsworth，1770—1843）有《童年回忆中不朽性之暗示》（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Early，childhood）一诗。全诗共十一节，大抵是在叹梦影之消亡，哀人生之穷促，在五月之晨，特借儿时回忆得以忘忧，而又提起精神努力前进。其最初一节是：
往日也，郊原、林莽、川涧，
大地与同一切的寻常所见，
于我都好像
合孕在上界的天光，
光荣与同梦中的新鲜。
这种天光，这种梦境是儿童世界的衣裳，也正是儿童文学的衣裳。——写到儿童世界，我偶然想起太戈儿《新月集》中的一首诗来，题名《婴儿的世界》（“Baby’s world）：“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像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缚；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放，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
此诗中所含的愿望正是儿童文学家所当含的愿望，所刻画的婴儿心中的世界正是儿童文学家所当表现的世界，便是儿童文学中的世界。此世界中有种不可思议的光，窈窕轻淡的梦影；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不能以“理智”的律令相绳，而其中自具有赤条条的真理如像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所以儿童文学的世界总带些神秘的色彩。因之浅识者流，遂容易发生误会：见儿童文学遂诋为荒诞不经之谈，反之见荒诞不经之谈，即误认为儿童文学。这个我有两个经验足以证明。六年前在日本高等学校的时候，有位国文教授以《聊斋志异》为我国童话集。其次我有个专门研究英文学的朋友，我借过一本梅特林克的《青鸟》英译本劝他看，他不久便退还了我。我问他读后的印象，他说：谁肯读你那样荒诞的书！还带着个很鄙弃的样子。
诸如此类，附丽于儿童文学的夹杂观念，必须一概扫除干净，然后儿童文学的本质才能了然。然则儿童文学究竟具有何等本质？
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塑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其所不同者特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而已。纯真的儿童文学家必同时是纯真的诗人，而诗人则不必人人能为儿童文学。故就创作方面言，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就鉴赏方面而言，必使儿童感识之之时，如出自自家心坎，于不识不知之间而与之起浑然化一的作用。能依据儿童心理而不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现，不能起此浑化作用。仅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示成人的心理，亦不能起此浑化作用。儿童与成人，在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状态，相差甚远。儿童身体决不是成人的缩影，成人心理也决不是儿童之放大。创作儿童文学者，必先体会儿童心理，犹之绘画雕塑家必先研究美术的解剖学。欧洲古代画家未解解剖学之重要，宗教画中的婴儿耶稣大抵是成人之缩影。我国画家和雕塑家也有这样的毛病。
以上对于儿童文学的本质即粗加解释，以下对于建设方面略述管见。建设的方法不外三种。
一、收集童话、童谣我国古所素有，其中必不乏真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仿德国《格吕谟童话》（“Maerchen Gesammeltdurch Grimm”）之例，由有志者征求、审定而裒集成书，当能得到良好的结果。审定务求严格。凡无艺术价值、不合儿童文学本质者不使滥竽。近来国内采集民谣，觉得太无批评，太滥了。民谣与童谣有别，自不待言。今且就余记忆所及，写出童谣两首以备采择。
儿时印象最深刻而幽玄的无过于星月之夜。天空一片清莹，深不可测。群星散布其间，如人眨眼。一轮皓月高悬时，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月儿都跟着同走。在此种轻淡的银光幻境之中，儿童心理最易感受着清醒的陶醉。
月儿走，我也走，
月儿教我提烧酒。
烧酒倒好吃，
月儿不拿给我吃。
初学德文时“新月”一语作“Mondsichel”——直译时是“月镰”，颇生新颖之趣。得此暗示，我曾作五绝诗一首云：
新月如镰刀，斫上山头树。
倒地却无声，游枝亦横路。
前年九十月间在《时事新报·学灯》上也曾发表过同意义的一首新诗。近日顿于素所记忆而不明其妙的童谣中，发见了同义的奇语：
月儿光光，
下河洗衣裳，
洗得白白净净，
拿给哥哥穿起上学堂。
学堂满，插笔管。
笔管尖，尖上天。
天又高，一把刀。
刀又快，好截菜。
菜又甜，好买田。
买块田儿没底底，
漏了二十四颗黄瓜米。
新月光中，晶晶流着的河畔，一个年轻的女儿提着洗衣的篮子，一面走，一面唱歌。这是何等美妙的剧景呀！这首童谣中的世界便是这个。这儿还开展出一幅女儿心理的电影，歌词后半利用心理联想，转辗蝉联而下，有意无意，无意有意，最是童谣的神妙处。你看“天又高，一把刀！”这一句话不是看见天上的新月就像一把镰刀吗？儿童心理最富于暗示性，这首儿歌的妙处，不正在这儿吗？
我所能记忆的儿歌，比较有价值、留在记忆里的只这两首。儿时和姐妹兄弟们在峨眉山下望月，有时会顺口唱出这些儿歌来，那时候的快乐，真是天国的了！
二、创造 儿童文学采取剧曲形式的，恐怕是近代欧洲的创举。我看过梅特林克的《青鸟》、浩普特曼的《沉钟》（Haupt—mann’s“Derversunkene Glock”）。此种形式的作品，前年九月间在《时事新报·学灯》上我曾发表过一篇《黎明》，是我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尝试，怕久已沉没在忘却的大海里去了。此种作品有待于今后新文学家的创造。童话、童谣，除旧有的须迅速采集而严加选择外，还是有待于新人的创造。创造之人希望出诸郑重，至少儿童心理学是所当研究的。
三、翻译这在青黄不接的时代，是一便法。一方面更能指示具体的体例以供作家的观摩。但是不可太偏重了。太偏重翻译，启迪少年崇拜偶象的劣根性，而减杀作家自由创造之精神。翻译时也不可太滥，欧洲人的儿童文学不能说篇篇都好，部部都好，总宜加以慎重的选择。举凡儿童文学，地方色彩大抵浓厚，译品之于儿童，能否生出良好效果，未经实验，尚难断言。因而我的主张还是侧重于前两种办法。（原载《民铎》月刊第2卷第4期）
谈诗歌创作（1921年12月15日）
……
元弟写来的芙蓉一诗，很有诗意。但是还嫌莫有解放得干净。要做旧诗就要严守韵律，要做新诗，便要力求自然。诗是表情的文字，真情流传的文字自然成诗。新诗便是不假修饰，随情绪之纯真的表现而表现以文字。打个比喻如像照像。旧诗是随情绪之流露而加以雕琢，打个比譬如像画画。总之要新就新，要旧就旧，不要新旧杂糅，那就不成个物什了。所以做诗——尤其是做新诗——总要力求“醇化”“净化”，要力求homogeni，her—many。所以做新诗总不宜拘之于押韵，须知没韵也能成诗，近代的自由诗，散文诗，都是没韵的抒情文字。以下我写几则做新诗的原则在后。
1．要有纯正的感触，情动于中令自己不能不写。不要凭空自地去“做”。所以不是限题做诗，是诗成后才有题。
2．表显要力求真切，不许有一毫走展。
3．要用自己的所有的言辞，不得滥用陈套语和成语。
4．不要拘之于押韵，总要自然。要全体都是韵。
5．作一诗时，须要存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心理。要使自家的诗之生命是一个新鲜的产物，具有永恒不朽性。这应便是“创造”。
6．全体的关系须求严密，不得用暧昧语（如弟“木芙蓉”中末尾两句便是暧昧语，因为读的人不知道是甚么意思。）——暧昧与深邃不同，不要误会。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因为情之为物最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天机。
7．要有余韵，有含蓄。
以上是随手写出来的，其余由弟自行去领会了。我看教三儿们读书作文最好是应用同种的原则，总要使学者自发其心花，不要生抢活夺地只剪些纸花在枯枝上贴。
……（原载《四川文艺》1978年第8期，1978年8月）
神话的世界（1923年11月7日）
一
神话的世界是从人的感性产出，不是从人的智性产出。原始时代的诗人——我故意用“诗人”这一个辞——在一切自然现象之前，感受着多种多样的情绪，而把这些情绪各各具象化，人格化，遂使无生命的自然都成有生命的存在。这种具象化的工夫便是诗人创造性想象力的表现，诗人是在自然的镜中投射出自体的精神活动。所以一切神话世界中的诸神是从诗人产生，便是宗教家所信仰的至上神“上帝”，归根也只是诗人的儿子。
诗人把这种世界创造出后，人类对于这种世界便生出了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无智者的盲目信仰，一种是理智家的执意反抗。前一种譬如刘姥姥游大观园，招呼砖镜中自己所投射出的影子；这种人自然愚而可笑。但是后一种人执意到了极点时，他非把这种理智的叛徒，一切的神话传说歼灭殆尽不可。这譬如使立在镜前的人不准投射出自己的虚影，暂且不说是不可能，要想可能，除非把人类绝灭不可。科学家与艺术家的见解在这儿是有争执的。譬如雪莱的友人妥默司·皮可克（ThomasL·Peacoek，1785—1866）——他虽然也是一位诗人，但他所著的《诗之四时期》一文纯全采取科学的见解。他以为诗是原始时代的产物，“现代的诗人是文明社会的半开化人”，“历史家和哲学家的知识进步在以加速度进行，而诗则徘徊于过去的无知的尘冢中，拌搅着野蛮人的死灰，探寻儿戏的玩具与鼓儿，以供现代成了人的孩子们玩弄。”他这虽是对于诗的攻击，可以说是对于神话世界的全称否定，也可以说是对于艺术的全称否定。无怪乎热血的诗人雪莱，要愤激而成《诗之拥护论》，要主张诗的神圣、想象的尊崇、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了。
我们对于神话的世界，当然不能学无智者的盲目信仰，然而也不能学主智者的执意反抗。对于真实的探讨与对于梦境的追求，可以分道而并行，可以异时而两立。譬如我们观察天体，一方面尽可以利用望远镜和分光器去考察星光，但是他方面也可以吟味关于星座的种种诗意葱茏的神话传说。又譬如我们学过生物形态学的人，虽明知鱼类没有泪腺，但也并不妨害我们领略“枯鱼过河泣”那一首妙诗。原来艺术的作用可以说完全是欺骗的作用：它是要骗人暂时把理智的活动忘记，而纯任感情的输入。譬如戏剧，我们虽明知是假，但我们在观赏时总不免弄假成真，而替戏中人落泪。我们对于神话的世界便当持这种观赏的态度。神话是艺术品，是诗。我们在这里可以酌饮醍醐，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启迪。诗人的表象作用，我们不能在抽象的美学中去寻求，应该在这种具体的世界中学习。它可以开释我们想象力的枷锁，使我们对于无知的自然界如对亲人；使我们听见群星的欢歌，听见花草的笑语；使我们感觉得日月的光辉如受爱人的接吻，窥察得岩石的秘密如看透明的水晶。一切平面都变成立体，一切无情都变成有情。坟墓变成为母胎，活尸也才从母胎中再生。
二
各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大抵相同，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感受性与表象性相同的结果。譬如我国有人神化生宇宙之说，而印度也可；有天狗食日月之说，而斯干底那维亚半岛也有。有人是粘土造成之说，而希腊也有。屈原《九歌》中的太阳神“东君”，衣青云，裳白霓，乘龙车，驾驷马，抚长矢，射天狼，更完全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Helios，Apollo）相类。妙在《东君》的起首两句：“暾将出兮东方，照余槛兮扶桑”，“余”是太阳神自称，“暾”与太阳神当然是别物，这与希腊的玫瑰爪之曙神（Aurora）居然不谋而合了。我们古代举凡一切自然现象，无论春夏秋冬，风云雷雨，山川野泽，都有神物寄寓，可惜大多只存其名，而古人的想象如“东君”之保存于诗歌中者绝少。庄子《达生篇》有一段齐桓公见鬼的传说，那时的术士有位皇子告敖，说是“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这些神名自然与希腊的水神Nymphe，泉川之神Najade，谷神Auloinade，山神Oraede，野神Leimoniade，池沼之神Limnade，等相当了。河有河伯，海有海若，他们的对话成为庄子《秋水》一篇的奇文。可惜水神罔象的情状在诗文中不可见，司马彪以为“状如小儿，赤黑色，赤爪，大耳，长臂，”这恐怕是后人的臆说了。我们四川乡下也说水里有神，人脚入水，神每摄其脚使溺于水。这与希腊的Najade摄Hylas入水的传说颇相类了。德国古代的传说亦有水神名Nixe，恒诱惑渔夫或来水边的青年沉溺。歌德有首《渔夫》（“DerFischer”）歌，便是取材于这种传说，我顺便把我从前的旧译抄录在这儿。
Das Wassea rauscht，’das Wasser schwoll，
水在鸣，水在涨，
Ein Fischer sass daran，
渔夫坐在岸边上，
Sah nach dem Angel ruhevoll，
沉静守钓缗，
Kuehl bis am’s Herz hinan．
凉意入胸膛。
Und wie er s itzt und wie er lauscht，
端正坐，倾耳听，
Teile sich die Flut empor；
潮头激涨分两边；
Aus dem bewegnet Wasser rauscht
流水震荡处
Ein feuchtes Weib hervor．
浮出一女人。
Sie sang zu ihm，sle sprach zu ihm：
女人歌，女人讲：
Was lockst du meine Brut，
为甚诱我小儿郎，
Mit Menschenwitz und Menschenist
利用人机智
Hinaut in Todesglut？
引去见凶光？
Ach wüsstest du wie’s Fischlein ist
汝若知，小鱼儿
So wohlig auf dem Grund，
水底如何乐生意，
Du stiegst herunter，wie du blst，
原样入水来，
Und würdest crst gesund！
汝健从此始！
Labt sich die liebe Sonne nicht，
如太阳，如月亮，
Der Mond sich nicht im Meer？
岂非入海增健壮？
Kehrt wellenatmend ihr Gesicht，
日月吸波出，
Nicht doppelt schǒner her？
美不两倍强？
Lockt dich der Himmel nicht，
水中天，更青澄，
Das feuchtverklarte Blau？
难道不能动汝心？
Lockt dich dein eigen Angesicht
汝颜不谤汝，
Nicht her in ewigen Tau？
诱汝入露晶？
Das Wasser rauscht’，das wasser schwoll，
水在鸣，水在涨，
Zetzt’ibm den nacken Fuss；
涨到渔夫赤足旁；
Sein Herz wuchs ihm so sehnsuchtroll。
渔夫心吃紧，
Wie bei der Liebsten Gruss．
如像遇情娘。
Sie sprach zu ihm，sie sang zu ihm；
女人讲，女人歌；
Da war’s um ihn geschehen：
渔夫已自没奈何：
Halb zog sie ihn halb sank er hin，
半牵半自溺，
Und ward nicht mehr gesehen．
人影水中波。
这诗中唱歌的女人，自然是水神Nibe了。以理智的眼光看来，本是无足轻重的迷信，但它偶尔一点触到诗人的心机，便成就了一幅绮丽的织锦。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悟解许多智慧。我国关于这一类的传说，散在民间的当然不少；这个无限的宝藏，正待我们去开发，正足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不怕就有偏激的启蒙主义者要笑为“拌搅野蛮人的死灰”，但如歌德这一类的诗，我希望我们的新诗坛中多多出现。——写到此处，将要搁笔了，席勒（Schiller）的史剧《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开幕的一首渔歌，又悠然浮上我脑际来。亲爱的读者哟，且听他用同一的材料，弹出别样的歌声。
Es laechelt der See，er ladet zum Bade，
瑚光含笑招人浴，
Der Knabe schliet ein am gruenen Gestade，
儿童酣睡岸草绿，
Da hoert er ein klingen，
忽听一声鸣，
Wie Floeten so suess，
声如笛样清，
Wie Stimmen der Engel In Paradies．
又如乐园天使声。
Und wie er erwachet in seliger Lust
神怡心畅儿梦回，
Da spuelen die wasser ihm um die Brust，
流水荡漾胸四围，
Und es ruft aus den Tiefen：
声自水中呼：
Lieb knabe，bist mein！
儿乎已属吾，
lch locke den schlaefer。Ich zieh’ihn herein．
余诱睡者入水都。（原载《创造周报》第27号，1923年11月11日）
日本的儿童（1937年10月5日）
儿童是可爱的对象，我自己是最爱儿童的人，然而日本的儿童大多数是失掉了他们可爱的性质的。
日本儿童动辄便爱作战争的儿戏，三五成群不是扮演强盗便是扮演士兵，你看他们拿报纸来做铁盔，拿竹竿木棍来做刀或枪。神气倒也还“无邪气”，然而“无邪气”得有点令人蹙额。
这当然是日本的教育使然。好战的日本人把侵略根性，从幼儿时代起，便培植得根深蒂固。
下面是一段小小的逸事，但留在我的脑里却怎么也不能忘记。
已经是约略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寄寓在日本东京邻县的一座村落里，我的四女淑子还小，只有八九岁的光景。
有一天清早，天在下雨，日本乡下的道路，一下雨，照例是异常泥泞的。我携着淑子到村上的一家小菜店里去买蔬菜，淑子和我站在小菜店的门首。
一位八九岁的男孩子踉跄地走来。街道本不狭隘，店门首也并不是挡路的地方，然而那男孩子一走来便踏着了淑子的脚，脚被踏痛了，袜子被踏污了，淑子叫了出来，但那男孩子却在淑子的背上打了一拳。
——你这鬼东西，你挡着我的路！
孩子恶狠狠的发骂，握紧着拳头漾了几漾，鼓着一双铜铃样的眼睛。
我瞠然了。觉得这孩子真恶辣，但我把淑子牵开了。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一件往事，但印在我的脑里却怎样也不能消蚀。
日本的儿童们未必都是这样，但这种恶辣的儿童却不在少数。
被我抛在了日本的儿女，失掉了我的保护，目前使我发生着复杂难言的怅触。（原载上海《文摘战时旬刊》第2号，1937年10月8日）
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上海的
孩子剧团会上的讲话（1938年2月10日）
真正亲爱的小兄弟小妹妹们！……我回国半年，今天可说是最快乐的一天。……九岁的小弟弟，就晓得出来救亡了，在作孽么？不，是幸福。好像一株植物放在温室里虽然茂盛，但一拿出来就谢了，惟有在山谷里，寒风暴雨中磨练出来的树木，才是坚强的，才能发展起来，顶天立地，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体，一定要流许多许多勇士的血，牺牲许多战士的头颅，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颅作砖块，这样才能建设得起来！我希望你们在困苦艰难和磨练中长成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长成起来！我不能再讲了，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那样太难为情了。（原载《新华日报·孩子剧团欢迎会上》，1938年2月10日）
我们大人们，学学孩子吧（1938年2月15日）
在这儿倒有一件事体值得向诸位报告，那是现在流亡到汉口的一个“孩子剧团”。他们的团员只有二十多个人，顶大的不过十九岁，顶小的只有九岁。他们大抵是上海杨树浦工厂里的工人子弟。战事一起，他们的家烧毁了，父母失散了，便流落在难民收容所里。起初是几个孩子碰在一起，据他们自己说：那难民收容所里的生活，简直是猪猡一样的生活，每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又吃，一点可做的工作也没有。那几个孩子便不甘过这种猪猡生活，团结起来干些歌咏演剧的事体。收容所的管理人不高兴，说他们捣蛋。管理人说：“你们如要捣蛋，我便要叫你们滚蛋。”孩子说：“滚蛋就滚蛋。”于是乎他们便从第一处的收容所里“滚蛋”了出来。他们又辗转地改换了好些地方，最后是进了法租界马斯南路的国际收容所里去，在这儿他们的工作价值才被人认识了，团员也逐渐地增加了起来。他们时常对于所内的难民乃至所外的市民做着工作，一直没有懈怠。上海沦陷后，他们有一次被请去作歌咏播音，并说他们有意离开，到内地去工作。于是有同情的人送了他们三百块钱，他们把来作了路费，他们由南通逃到镇江，又由镇江逃到了徐州，经过了很远的路程，才又逃到了汉口。据他们自己讲起他们逃难时的情形，小兄弟们的聪明实在是有为我们大人们所不能及的。他们说：“我们由南通到镇江的时候，沿途化整为零，三三两两插入难民群里面混充他们的儿女。就那样便逃出了敌人的虎口。”这聪慧，这组织能力，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九岁的小孩子晓得抢工作做，而我们文化人中似乎有几十岁的大孩子都还在等工作做，我们不是应该惭愧吗？“孩子剧团”的存在，我在上海时早就知道的，但没有去看过他们，这次到汉口去才和他们见了面，真是受着了莫大的感动。是我们这一辈人太不中用，没有把中国弄好，以致弄得一群孩子失去了他们所应有的一切保障和教养。而他们却自行组织了起来，工作做得满好，并且能够自己教育自己。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孩子，中国是绝对不会亡的。我们大人们，学学孩子吧！（原载广州《救亡日报》，1938年2月19日）
在广西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讲话（1938年12月15日）
有十二年光荣历史的生活教育社，今天在模范省的广西开成立会，尤其是能够听到白副总长这样详密的分析，我真快活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一天。我相信我如果能够再活半年，我也一定不会忘记了今天的。
在白先生讲话之后，有新安旅行团和中山纪念学校的小朋友们在大家面前来表演，我看了真觉得惭愧。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一代不如一代”，今天看了小朋友的活动，深深地觉得是“一代不如一代”。古人的意思是说后代不如前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代不如一代”是前代不如后代啊！（鼓掌）仅仅这一点，就是能证明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别的小朋友团体我不大清楚，对于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我是比较清楚的。新安旅行团是在抗战前就从江苏出发了。已经走了三万里路，在西北留了很深的影响；这一回到南方来，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是多么有条理，多么努力啊！
孩子剧团在抗战后在上海组织的，上海沦陷后，他们跑出来，从南过郑州到了武汉，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是谁创造出来的？都是我们中国的“装斯塔洛齐”阳光创造出来的。
生活教育是注重实践，启发自觉性和创造性的。是要把教育和生活密切地连系起来的，所以又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口号。小朋友们就是实践了这种方针和原则与我们前一代的人不相同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是生活教育的具体化，标本！
最近政治部对宣传工作确定了两个原则：“宣传即教育”、“服务即宣传”，这也可以说明模仿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这个宣传原则的决定是生活教育十二年来努力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年多的抗战，使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生活教育。
现在小朋友们就在诸位的面前，他们是多么纯洁、多么勇敢，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些小朋友一样，以纯洁无垢的精神，创造出一个纯洁无垢的新中国！（原载《东南战线》1卷3期，1939年2月20日）
由葛录亚想到夏完淳（1942年4月30日）
读了算史氏的《算数奇才葛录亚》（《新华日报》三月十二日《科学专页》的第三期），感受着莫大的趣味和兴奋。这位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所产生的数学天才的确如算史氏所说是“太奇了”。仅仅二十一年短促的不幸生涯，在数学史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有光辉的业绩，这已经是奇事。而他还不限于是一位狭隘的数学专家，却是实际参加革命，两次入狱，终于被人暗杀的“重要政治犯”，实实在在是奇中之奇。
算史氏说：
他确是人类中无偶的。在我们这里特别可以联想得到的只有比他早一千六百年三国时魏的注《易》者，《易》注流传至今，年二十四（西元二二六至二四九）而死于疠的王嗣辅（弼）。次则是也还早一千年的年二十七（七九〇至八一六）而死的盛唐贵族多感诗人李长吉（贺）。
在早年便有高度的成就并且同样早逝的这一点上，王嗣辅和李长吉固然可以联想到，但我觉得还勉强了一点。因为王、李都死于病，而于政治生活上无特出的表现，与葛录亚要算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人。但我读了算史氏的文章所立即联想到的却是明末的天才诗人，屡次起义，终于在十七岁的龆龄，便被清廷杀戮了的夏完淳。虽然一位是数学家，一位是文学家，在成就上各有不同，但在才气的优越，政治实践的坚苦，而且同以妙龄被杀的这些节目上，可以说是无独有偶的。
夏完淳是明末松江华亭县（即今江苏松江县）人，生于明崇祯四年（一六三一），死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合共仅仅十七岁。他起初名叫复，后改为完淳，字存古，号小隐，别号灵胥。（余谈心《板桥杂记》言“云间才子夏灵胥作《青楼篇》寄武塘钱漱广”。云间是松江的古称，《青楼篇》是一首七言古的长诗，收在《夏节愍全集》的第四卷里面。节愍是清朝乾隆年间的追谥。全集有四川刻本，诗后附录引《板桥杂记》语作“夏灵首”，首字我看一定是刊误。灵胥即伍子胥之神。取号灵胥，盖寓有亡国之痛，并以纪念其沉水殉国之父。）
他年轻的时候便很聪明，据说“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方授《南冠草》序）。钱谦益是他的父执辈，有《赠夏童子端哥》一诗，据其自注系“云间夏彝仲之子”，当然就是夏完淳了。借此可以知道，完淳的乳名又叫端哥。原诗云：
端郎信不同，匪我求童蒙。
背诵随人诘，身书等厥躬。
倒怀常论日，信口欲生风。
灯盏调声病，棋枰喻国工。
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
不见轩辕后，天师称小童。
注家云“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节愍时方八岁，盖随考功在京师也”（见《全集》卷末）。完淳的父亲考功郎夏允彝，是崇祯十年的进士，十一年可能还留在京师。其后便分发福建长乐县知县，在任凡五年，完淳一直是跟着他的。看钱谦益的赠诗，可知他对于八岁的完淳已十分倾倒，不仅博闻强记，长于诗文，而且在围棋方面也可称为国首，确实是多才多艺的一位奇童了。《全集》卷末又引姚宏绪《松风余韵》，《眉公集童子赞四则》为夏彝仲长公子端哥作，句云“包身胆，过眼眉，谭精义，五岁儿”。又云“矢口发，下笔灵，小叩应，大叩鸣”。自注“时讲上下《论语》，老儒弗及”。这明言是五岁时候的事。“包身胆”，不用说是指他小时候不怕人，但也预定下了他的十五起义，十七授命的气概。“过眼眉”三字，单看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会以为他的眉毛下垂，垂过了眼角，其实是上竖。蔡嗣襄《夏完淳事略》有云：
彝伸先生令长乐，存古从之任，时八岁，即能赋诗。壬午（崇祯十五年）冬，余游云间，谒彝仲先生，执弟子礼，盖彝仲分校己卯闽闱也。彝仲每见余辈，必令存古陪。存古时年十二岁，秀目竖眉，举止一如老成人。出所为诗赋相示，已成帙。席间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其父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何为啧啧为！
这“秀目竖眉，举止一如老成人”两句，虽然并不完全，可算把夏完淳的面貌是活画出来了。夏完淳是很早熟的，不仅他的精神是这样，连他的身体也是这样。他的头发，自得很早，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的证据。
弱龄则海筹十六，短发则霜镜三千。
——《大哀赋》
敝裘风宿，短发霜侵。
——《寒泛赋》
玄发忽改白，使我身世忘。
——《秋怀》第六首
青楼空十二，白发竟三千。
——《武塘元日和篆鸿》
战伐青山在，风尘白发侵。
——《重过曹溪》
沧江惊白发，芳草渡黄河。
——《送友北行》
忽得胥塘讣，伤心自白头。
——《得濑广讣》
穷途知己谁青眼，歧路伤心已白头。
——《梦怀长公郭侍御五竺崔舍人》
杯中物，鬓上秋，梦回酒醒月空楼。
——《感怀》
这些辞句，我们如不知道只出于十六七岁的人，会以为是六七十岁的人做的。他的一切作品差不多都到了“老成”的境地，实在是一件奇事。
普通对于文学特别感兴趣的人，对于时事大抵疏忽，有时是故意的回避，似乎要这样才可以显得清高，才够资格称得上文人风雅。取倒不必过远，就在目前还有好些自命风雅之士在那儿鼓吹“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其实那些活古董有的根本没有作品，乃至连文字都没有写通，倒说不到与抗战无关有关上来的。然而夏完淳却不是这样。上面所举的蔡嗣襄的《事略》，说他“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便可见他是怎样注重时事问题。李延是的《南吴旧话》里面也有一则，说“存古童年好阅《邸抄》，便能悉其首尾。”旧时的《邸抄》便是后来的政府官报，这在中国是唐代以来就有的东西，可以说是世界报章的开始。但这种《邸抄》官报，尤其是一般文人学士所鄙屑的东西，而夏完淳在幼年的时候却喜欢读，这正是他所以能“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的原故了。
完淳是这样幼小便注意时事的人，所以他一方面能有绝好的诗文词赋。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忽略了人生的实践。而他的诗文词赋，十分之九是由他的实际生活所血浸出来的东西，差不多篇篇都是辛酸，字字都是血泪。这辛酸血泪如是一般风流才子的自悲身世，掩泣途穷，惜别伤春，忧生叹逝，那倒满河都是鹅蛋石，并不是怎么稀罕的东西，而在完淳却不是这样。那整个是出于国破家亡、种族沦夷之痛。就因为有这血淋淋的实践渗透着，所以他的词赋，尽管有好些还没有脱掉摹仿前人的痕迹，而却十分动人，往往有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之概。例如他那万青以上的《大哀赋》，那分明是摹仿庾子山的《哀江南》，但那沉痛和清新的地方比起后者来觉得还要使人伤心而醒目。清初的大学者朱彝尊算来是不肯妄许人的，他对于完淳和《大哀赋》竟可以说是五体投地。“存古，南阳知二，江夏无双。束发从军，死为毅魄。其《大哀》一赋，足敌兰成。昔终军未闻善赋，汪锜不见能文。方之古人，殆难其匹。”（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5月5日）
本质的文学（1943年2月1日）
文学是不容易写好的东西。儿童文学更不容易。
儿童文学自然是以儿童为对象，而使儿童能够看得懂，至少是听得懂的东西。要使儿童听得懂，自然要写得很浅显。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这还不算顶不容易的。顶不容易的是在以浅显的言语表达深醇的情绪，而使儿童感觉兴趣，受到教育。
用“艰深文浅陋”是我们每一个人惯会使用的本领，譬如一个人生得不大好看，只要搽点胭脂，抹点粉，穿件漂亮的衣裳，似乎也可以敷衍得过去。但假如不加装束而能够光采动人，那一定这个人本质很美才可以办到。
儿童文学的难处就在这儿，要你能够表达儿童的心理，创造儿童的世界，这本质上就是很纯很美的文学。
人人都是有过儿童时代的，一到成了人，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把儿童心理丧失得非常彻底。
人人差不多都是爱好儿童的，但爱好的心也差不多都是自我本位，而不是儿童本位。
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世界上很少有好的儿童文学·而在我们中国尤其是这样。
中国在目前自然是应该尽力提倡儿童文学的，但由儿童来写则仅有“儿童”，由普通的文学家来写也恐怕只有“文学”，总要具有儿童的心和文学的本领的人然后才能胜任。因而年青的小友对于文学修养的努力是必要的，而既成作家向天真无邪的心境之恢复也是必要。
比较捷近一点的路是翻译。选择国际间的良好的作品，尽量地介绍过来，这不仅可以救济儿童，而且可以救济文学。（原载《沸羹集》，1947年12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
夏完淳（1943年4月16日）
夏完淳无疑地是一位“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神童”这个名称，近来不见使用了，间或在文字上称人为“天才”或“才子”，差不多等于是骂人的词令。但有这种幼慧早熟的人存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王安石有《伤仲永》一文，言金溪农民的儿子有名叫方仲永的，素未读书，五岁时即能写诗。在十二三岁时，王安石也见过他，也还能够作诗，虽然并不怎么好。再隔七年则“泯然众人矣”，安石便为之叹息。他说：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这意思是说方仲永的早熟是因为天资高，假使再加以人力的培养，一定会比有成就的人还要大有成就。然而终竟毫无成就地成为了一般的人，那是因为人力的培养不够。
王安石不愧为一位大教育家，他这批评是异常正确的。
夏完淳和这方仲永是一样的“神童”，而夏完淳却有了异常的成就，那就是不仅因为他天资高，而同时还有充分的人力的培养了。这两位古人的存在，似乎在教育学上也是最值得宝贵的事例。
我不愿意摹仿一般轻薄的时髦论客，一动笔便要嘲笑“神童”，奚落“才子”一一这样的名称我们假使不高兴就改称为“怪物”或其它的恶名都可以，但总不能否认人间世中是有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这种幼慧的人，究竟是他的资质真真有异于寻常，还是仅仅在早熟的一点上与众不同呢？方仲永没有受到教育，结果是很早的便完了。夏完淳在十七岁时便被洪承畴杀掉，假使他不早死，是不是还可能有更高更大的成就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凭空作答的，只好等“神童”的现象出现时，再好好用教育来证明吧。
在欧洲这种现象也很不少，如有名的大音乐家莫查特与裴多汶，便都是异常早慧，而他们的成就也毕竟是非凡的人。照他们的例子看来，似乎“神童”或“天才”不仅是早熟一点异乎寻常，而在资质上的确也有些特异。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生物学上的“突变”来说明的吧？这是由于遗传因子的某种巧妙的配合而成的结果，如此而固定下去，在生物界中便会有新种发生。人类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或许在这儿也可以得到它的究极的说明。“神童”种子的固定下去，在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发展上也就该是值得注意的优生学上的问题了。
但我并没有存心要在这儿强调“神童”或“天才”，我却是想重视教育在“神童”或“天才”上所有的影响。方仲永是“神童”，没有受到教育，结果是牺牲了——像这样被牺牲了的农家子弟，古今来正不知道有多少。夏完淳是成功了，那是因为他具有好的家庭，好的亲眷，好的师友，好的时代，一言以蔽之，便是好的教育。（原载《南冠草》，重庆群益出版社1943年初版）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1948年8月5日）
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迹。他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一六三一），死于清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仅仅十七岁。他是江苏松江县人，父亲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受了东林党的影响，在地方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满清入关，他们父子两人曾屡次毁家纾难，参加并领导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结果依然是失败。父亲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杀，儿子迟了一年，为满清所捕，在南京被汉奸洪承畴把他杀了。
年仅十七岁，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踊跃从军慷慨殉难，已经就是一件奇事，面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经是近于成熟的一位诗人．他有一篇万言的《大哀赋》，死前一年所作，是摹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欲绝实有过之无不及。据云“四岁能属文”，“五岁知五经”，足见他的确是一位早熟的所谓神童。他有遗集传世，曰《夏节愍全集》，是庄师洛、何其伟、陈均诸人替他收集起来的，合共十卷，又补遗二卷，收集得相当完备。“节愍”是乾隆末年（一七七六年）对明室死难诸臣的追谥，为很多人所共通，并不为夏完淳所专有。集中所收诗赋词曲，书序论檄，各体具备，大率可读。
但这位少年诗人，尽管在清代受过追谥，也有人为他收纂遗集，却因他是积极的抗清分子，事迹总不甚为人注意，丽诗文也多丧佚了。入了民国，也一直到抗战发生以后，才深切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关于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曾发表于重庆版时事新报学灯栏），柳亚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现收入《怀旧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写成戏剧，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人。我的剧本，叫《南冠草》，这是采用他被捕后至死为止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在重庆曾经演出，演出时由导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临死一首诗中的一句——“金风剪玉衣”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迹在抗战后期的大后方是传得相当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处，是他很年青而有很高的文艺上的成就，既长于文艺而却没有一般文十的方巾气，居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表现了大丈夫的气概。我觉得这是很值我们研究的问题，便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神童”两个字不仅没有把问题阐明，而且使问题神秘化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是不能够满足的。我曾经加以解释，认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有很好的父母师长，和同样聪明的妹妹亲戚。他的幼年时代的环境差不多是最近于理想的环境。在实践方面，也同样受了他的父亲夏允彝和师长陈卧子的感召，他们父子师弟三人是同志，父与师都死难殉节了，他为义气所迫，很自发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国的道路。这教育的力量，时代精神的领导，是值得我们强调的。
但我们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个判断，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属于旧时代，他的意识和行动并没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传统。不错，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的民族意识很强。但他有民族意识而缺乏人民意识，他忠君而不计所忠者为何等的人君？他爱国而不问所爱者是否人民的祖国？他只是在忠与爱的观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对于满清周然反对，而对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当李自成入京，把崇祯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闹其哭庙，夏完淳也正领导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讨逆。就连他对于异民族的抗拒，其实也是根据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来，并不是因为异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为裂冠毁裳，雉发易俗，有损礼教。这的确是夏完淳和他的一类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阶级上的限制。夏完淳毕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实即地主阶级）的一个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这样判断，或许有人会说我过苛，是拿现代意识来批评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这样，那我的确是太不公平了，我尽可以被人指责为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另外认识了一位与夏完淳同时而比他稍年长的人，拿来做着批评的标准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河南举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是做过兵部尚书的。虽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败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终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参加，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充分地带上了人民意识，而使那革命几乎成功了。关于李岩的遗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罗得相当详尽，我要请读者参考一下，并请把李岩和夏完淳来作一比较，那便可以知道，我对于夏完淳的批评是一点也不过苛的了。
但我在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项近于徒劳的粉饰工作。我因为过于爱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为完美无缺，更加以在抗战期间有团结内部的必要，当我写《南冠草》剧本的时候，我曾苦心孤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写他曾有心投依张、李而没有达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没有找出什么痕迹。《大哀赋》上有两句：“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则西蜀无弦”。我认为上句是隐示李自成，那时李已在九宫山被杀。下句是隐示张献忠，张那时尚留于西蜀。但这实在是非常勉强的。但我就靠着这非常勉强的证据，在剧本中和剧本的后记中，公然把夏完淳写成了那样进步的一位人物。我在这儿实在是应该招认，我是不免有点阿好。其实不必把夏完淳写成那样，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进到那一步，我们并不能怪他。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作比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识的人，而同样缺乏人民意识。当张献忠入湖南，曾礼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来不肯从贼。张把王的父亲绑了去要挟，王自毁乘肩舆而往，结果是张献忠看他固执，把他们父子两人同时释放了。连王夫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怪夏完淳呢？不过夏完淳在积极起来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没有不满张、李等人的痕迹了。这倒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民族意识觉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阶级意识是失掉了它的执扭性的。
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原载香港《青年知识》半月刊第37期，1948年9月1日）
为小朋友写作
——在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50年6月1日）
少年儿童工作的确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是树人也是建国的基础工作。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今天的少年儿童就是明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我们要使今天的少年儿童能真正担负起未来的国家主人翁的责任，一定要在他们的少年儿童时代加紧对于他们的工作，一定要培养我们可爱的少年儿童具有正确的思想——包含着革命的人生观，高尚的情操——包含着五爱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与爱护公共财物），有健康的身体，广博而又精细的各方面的知识与各种技能。我们要从各方面培植我们可爱的少年儿童。这样，他们长大时就能够真正担负起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崇高任务。
每一个人在少年儿童时代都有很大的可塑性，像一团粘土似的，要想塑成什么样就可塑成什么样。人的少年儿童时代是人的春天，我们应在春天抢着播种，加强少年儿童工作。人们在自然秉赋上是大致相同的，即在智慧上是大致平等的，主要要看后天的栽培，特别是少年儿童时期的保教工作关系甚大。所以少年儿童工作很重要，做这种工作的朋友，必需要有完全献身于儿童工作的精神，才能把这工作做好。
少年儿童工作是多方面的，如保健、教育、组织等，都需要费很大的力量来推进。这里，我只提出其中一项来促进在座各位工作同志的注意，并由各位同志去促进一般同志的注意，这项工作就是要为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而努力。
文艺创作这工作很重要，可辅助少年儿童各方面的工作，帮助增进儿童知识。在今天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从事于少年儿童工作的很少，因此少年儿童文学作品也很少。少年儿童在精神食粮方面可以说是处在饥饿与半饥饿状态中。不论儿歌、童话，故事、小说、音乐、绘画、电影、戏剧、舞蹈、玩具都是少得可怜。就在这些很少作品当中，也还有着不少问题（如市场上流行的“小人书”）。俗语说，“饥不择食”，精神食粮也是这样。在少年儿童读物很缺乏的时候，对不良作品就不能采取过严的办法，除非问题极大的才取缔。就像物质食粮不够时吃树皮草根一样，虽然这是不卫生的，缺乏营养，但总比饿死好些。所以今天我们作家们或是少年儿童工作者必需多多创作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以优胜劣败的形势来淘汰那些不良的作品，解救少年儿童精神上的饥饿。今天，我们在物质食粮上已提出“不准让一个灾民饿死”的口号，在少年儿童工作上也一样，要提出不准让一个少年儿童在精神上“饿死”，我们要努力培养他们有正确的思想与高尚的情操。我感觉着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注意广泛动员与呼吁，使文艺工作者知道少年儿童文学的重要，多创作这一类的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少年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很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大批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创作少年儿童文艺作品，对文艺本身来讲，也就是很大的改造。很多作家过去写文章以少数人为对象，有“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想法。少年儿童读物所以少也就是这个原因。这是错误的，真正好的文艺是人人能懂的文艺。文艺必须大众化，不能咬文嚼字。从事少年儿童文艺是要以广大少年儿童为对象，要他们能看得懂，至少也要能听得懂。这对于文艺本身是一个大改造。毛主席说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的作品如能以少年儿童为对象，也必然会得到工农兵的欢迎。
这对于文字改革来讲也会有贡献。文字改革是当前很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曾说到全中国报纸有一百七十五种，每天销路二百四十五万份。看数字似乎很多，但和全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比较起来，就觉少得可怜了。在苏联只是《真理报》一天就销二百多万份。在全国一百七十五种报纸中有少数民族的报纸，如维吾尔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出版的报纸，每天销五万份；东北的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每天也销四万份。而首都占全国领导地位的《人民日报》每日只销九万余份。这说明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文盲多，识字困难。文字改革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如何进行改革要大家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奖励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对文字改革会有很好的贡献。因文字改革的首要条件是使文艺作品口语化，减少文字拼音化的很多困难；而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作品也必需这样做才能收效。
以上是我今天想到的一些，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动员、注意和实践这个工作。这一定会对少年儿童工作有很大的促进。（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1日）
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1950年6月5日）
一
两千两百多年前，我们中国有一位大诗人名叫屈原，据说他是端午节那天跳进汨罗江里自杀了的，后人思念他，每逢端午节，都要追悼他一次。
这位诗人，为什么要跳江，又为什么那样值得人们纪念呢？今天想把这个故事简单地说一说。
两千两百多年前，在中国是所谓战国时代，那时候有七个大国——秦，韩、赵、魏、燕、齐、楚——各霸一方。秦在今陕西，韩、赵、魏在山西、河南、平原，燕在河北、辽东，齐在山东，楚据有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在这里面，秦国最强，楚国最大，齐国也不弱，其他四国是比较弱小的。
因为秦国最强，其它六个国家——又叫做“关东六国”——都受着他的威胁，便每每连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这样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运动叫做“合纵”。南北为纵，便是南北连合，封锁秦国。站在秦国一方面呢，自然就要破坏这种封锁，主张东西连合，而以秦为领导，就叫做“连衡”。这两派在当时是斗争得很厉害的。
屈原是楚国的大夫，属于合纵派，主张联合齐国和其它国家共同抗拒秦国。但他失败了。昏庸的楚怀王楚襄王父子，信任一些坏人，中了秦国连衡派的诡计，把合纵派的联盟拆散了。楚怀王被秦国骗去，四死在秦国。楚襄王的二十一年，秦国的大将白起更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当时名叫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几乎一下子把楚国灭掉了。
屈原就是因为楚国的政策错误，自己受到了坏人的排斥陷害，面终于看到自己的祖国弄到国破家亡的地步，所以他就在郢都陷落之后，做了一首《哀郢》的诗。便逃到南边去，跳水自杀了。
据这种情形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屈原是一位爱国的诗人。
三
事实上屈原不仅是一位爱国的诗人，而且是一位爱人民的诗人。所以两千多年来，人民一直纪念着他。
在古时候劳动人民是很被贱视的。可以任意买卖，任意杀掉，或任意送人，就跟牛马一样，甚至比牛马还要贱。例如在周孝王的时候，五个人的价格勉强抵得上一匹马。
到了春秋末年，奴隶制逐渐崩溃，人民的身价才高了起来。因此也有了“民为贵”、“民为邦本”那样的思想出现。屈原也就是怀抱着这种思想的人，他是同情老百姓的。且看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我大叹一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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