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名义Ⅲ(21世纪新闻传播学应用型教材《新闻专业毕业设计》配套作品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辜晓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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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名义Ⅲ(21世纪新闻传播学应用型教材《新闻专业毕业设计》配套作品集)试读：

刚过腊八节，晓进兄就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编就的“新闻专业毕业设计作品精选”三辑的目录和文稿发给了我，同时叮嘱我写一篇文字叙述这一教学改革探索的由来和初衷。

这是好日子里面的好事情。腊八，据说有几个意思。其一，“腊者，接也”，是新旧交替，岁月更迭的茬口；其二，“腊者，猎也”，田猎收获，不忘报恩返始；其三，“腊者，驱疫”，除病避害，悟道修身。好日子和好事情两者之间本无神秘联系，凑在一起，倒是叫人产生了若干联想。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他的身体和心智常常互相矛盾，互相遮蔽。身体忙起来的时候，心智是呆滞胶涩的。只有到了某个时间的茬口，身体稍有停歇，便就意遄神飞，进而恍然，昭然，遽然，悠然，甚或戚戚然，惶惶然，而终至于奋然，慨然……

世事之清明和荒谬并置，前进和倒退交错，我等未免瞻前而顾后，顾左右而言他。

第一言：平庸不是命定的

学习新闻的学生，要以新闻作品问世来体现自己的专业性。这还有什么可稀奇的呢？这就好像学木匠要打柜子，学泥瓦匠要砌灶台，学吹喇叭要会运气。不会识字的人们都懂的道理，有些识了很多很多字的人反倒不明白了。学木匠只需要画格子，学泥瓦匠只需要会算泥沙比例，学吹喇叭只需要把腮帮子鼓起来就可以了。所以，学习新闻的学生，只要知道有个议程在那里设置着，有个螺旋在那里盘旋着，有个沟坎在那里埋伏着，有个曲线在那里诱惑着，就可以了。事实躲在爷娘的故事里，招牌却是要像门神一样地挂起来，免得大鬼小鬼来敲门。足不出户，脚不沾泥，日头不晒，风雨不侵，却可以号称“我是名牌学校名牌专业学新闻的”。

这个奇怪的时代，让人想起葛优主演的电影《活着》里面那个衰败之前的福贵，祖上有德，福荫百代，不事生产，招摇乡里。文凭上打了几个鲜红的数字，好比是打了鲜亮的火戳，一旦上市，必有好价。当人们不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写“家庭出身”信息的时候，高教界却从来是门阀当道，寒门无问的。

这样的感受，大概只有当福贵败光了家产，从云端坠入尘土以后才体会得到。前些时偶然读到时任腾讯网总编辑王永治的一篇讲话，那真可谓是“暴发户”在云端的振聋发聩，对未来媒体十大预测：又是媒体，又是未来，又是预测，还不忘国人的惯例，凑了个“十全大补”。我对于这些预测绝不敢疏忽的，但唯特对他讲的一个细节瞪大了眼睛。“报纸的人常常跟我说，‘老王，我们现在日子不好过了，你那里有没有岗位或者事情让我帮你去管一管，做点策划之类的。我现在年纪大，不想在一线做，给我点轻松的职位’。我一听这话，立马当机立断地拒绝，因为互联网现在不需要这种所谓的高级管理人员，要的是干活的人，不管年龄大小。”

我不认得王永治，也许他每天都可能在我的办公室对面马路的那一头上班。如果我认得他，也许会说他两句。假如他是我哥们儿，讲话不避讳，我可能会说，你小子讲话太解气了；假如他是我同事，来点体面的，我可能会说，口中留德啊，注意影响；假如他是圈子里的陌生人，我会说，这是谁呀？有没有一点觉悟啊？

王总编辑讲的话有点硌牙。真是世事难料啊！河东河西，星移斗转，福贵成了贫农，龙二做了冤鬼。请读者原谅我此处只好采取《百年孤独》式的笔法来表达我的观感：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写道：“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这里以现实主义风格模仿写道：“多年以后，一位教授站在互联网精英面前，准会想到行将毕业的学生带他去参观就业招聘现场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不是虚构的现场，向毛主席保证，是千真万确的下午！不大的体育馆内，挤得密不透风的摊位上，赫然是某大媒体的招聘台。稚气未脱的学习广告专业的孩子们排了长队，挨到跟前，恭恭敬敬地递上精心打印好的个人简历。招聘会曲终人散之际，我惊骇地发现，大堆的学生简历被清洁工扫进了垃圾堆。那个时候，深圳大学的广告学专业举办到第六年，近二十个毕业生没有一位得到主流媒体高管的青眼。我不可能将那些简历从垃圾堆里捡起，更不可能告诉孩子们他们简历的去处，这种感受是和自己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的心情差不多。

到了第七年，广告专业毕业班的班长找到我，说：老师，我们不想悄无声息地离开学校。那你们要干吗呢？我们要办一个毕业展览。这是一群不甘湮没的少年人！忽然我的脑子里飘过几句不粘连的话：小荷才露尖尖角。出水再看两脚泥。土猪屁股上打不上火漆，你还不自己学着拱一拱吗？总而言之，这些个高雅的、朴素的、粗俗的话就一股脑地涌上来。反正本教授博士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下厂、下乡的“滚刀肉”，何不鼓动孩子们实打实地操练一场呢？

我们在深圳办大学。这是你的命！今天你看她光鲜亮丽，当年却是风尘滚滚。要说功利，那是毫不含糊的功利。要说实际，那是不打折扣的实际。甭跟我亮出你屁股上的火漆戳子，拿出点真本事来！有火漆戳子的个人简历带回去“研究研究”，多数也会压箱底，连火漆戳子都没有的不进垃圾堆又去哪里呢？废话少说，你得亮出本事来！

几十年来深圳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话糙理不糙。你就认命吧。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再去什么招聘现场了，学校督促组织也不去。我们开始在毕业班进行毕业设计的教学改革。目的只有一个，让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对任何他想去的单位高管亮出自己的作品。这是靠实力说话的东西，体现真正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东西，表现自己对事业的理想的东西。喏，总经理、总裁、总编辑，这是我的作品，请您批评！谦虚涵养背后是自信，自信背后是审视：您识货吗？如果您对我傲慢地说，你屁股上的火漆戳子呢？对不起，本人只亮肌肉，不脱裤子，拜拜了您！

毕业设计取代了毕业论文，要学生自己组织团队，跑市场，谈项目，调查、策划、设计、制作、客户鉴定、公开答辩。项目不得虚设，成果经过检验。这就难了！原来做一篇论文，三点一线（图书馆、餐厅、宿舍），现在谁知道要跑多少路？原来自己跟自己过得去就好办，现在要组织、协调、争论、管控、交涉，费多少口舌和心力？原来文档搬家，荡来荡去就可以了，煞有介事编撰注释，好像骨感瘪三硬撑起一副名牌西服的架子，现在烟火气、泥土气、血腥气、铜臭气四溢，元气淋漓，氤氲一派。“痛并快乐着”，被名主持炒得挺流行的一个词儿，在学生那里成为他们对毕业设计全程体验的写照。

毕业设计取代了毕业论文，实战项目取代了坐而论道，这是不经意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再也收不回去了。

戏剧性的波折出现在本科教学评估的准备阶段。多年以后讲实话，当年不少口念“之乎者也”或“ABCD”的精英们都骂过教育部的本科评估，我从来不骂。中国人好面子，贵客要临门，上级要视察，赶紧地购置家具，修缮门窗，一示尊重，二示实力，两面都好看。孩子们也能换新衣吃糖果呢。本科教学实验大小基地纷纷建设起来。我们不听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们的废话。不过有时候办事的人容易过度紧张。校内自我检查，是实战演习一般。督学们发现，广告学专业从1997年以来竟然没有一篇毕业论文！一系列的毕业设计小组项目摆了两柜子，这些符合教学规范吗？说不定这会成为一个大窟窿，给学校的本科评估造成难以弥补的恶劣影响！“规范=形式=质量”，上级部门没有规定的，985没有试验过的，就是没有规范。“火漆戳子在哪里？”这个质问是非常严肃的。这是我们自己面临的那个煎熬的“遥远的下午”。土猪要出栏就要取得身份证明，就需要“肉联厂”的“火漆戳子”。至今我还对李良荣和蒋晓丽两位教授感激涕零呢。作为学校特聘的预评估专家，亲赴我们的毕业答辩现场，一份一份审查所有的毕业设计成果、教学管理文件，最后热情洋溢地举起他们的胳膊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大红的戳子：“特”！

时间到了2009年。这一年，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学习新闻的学生要毕业了。这一届还是顶着传播学专业新闻方向的名义。同时，也是在这一年，正式申请下来新闻学专业。那么，新闻专业的学生要不要做毕业设计呢？我当时没有做任何决定，而是将皮球踢给了时任传播系主任的刘劲松教授。刘主任很民主，请新闻专业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讨论。又是一个“遥远的下午”，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新闻也要做毕业设计。听有的学生私下摩拳擦掌地牙根紧紧地说，我们要“亮剑”！这话可不是对着市场说的，而是对着隔壁的广告专业，广告专业毕业设计太“秀”太“火”了，学新闻的应该更有实力啊！我们可是精兵强将。

国内有哪一个大学的新闻专业是搞毕业设计的呢？新闻专业的毕业设计怎么做？什么标准？没有人拿出现成的经验。我不是新闻专业的教师，不用在此废话。读者完全可以通过这本书及三本作品选的内容，去了解和评价深圳大学新闻专业的做法。在深圳大学新闻专业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且毅然决然付诸实施的时候，这一回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一路畅行。

大学是地方土著，名声是地道寒门，出生是后来晚辈，这是你深圳大学新闻专业的命！等到你呱呱坠地的时候，新闻传媒行业呼风唤雨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这又是你深圳大学新闻专业的运！如果你是这个专业里的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教师，你一定没有薛宝钗的那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感受，你会感到从外到内有一股邪力把你往下拽，让你感到腿上绑了沙袋，臂上剪了翅膀，头上顶了玻璃板。某种规则、某种氛围将你引向你的“归宿”—平庸！

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呼吁创造的浇灭了你心中的火焰，主张公平的标定了你的等级身份，倡导开放的筑起了防范的坞堡，制造崇高的掩盖了卑琐无聊。娱乐代替了启蒙，利益覆盖了真相。资源在无尽涌流，思想却在无形流失。市场上、职场上争先恐后，责任和担当却渺无踪影。一个昂扬向上的奋进的时代，为什么每天如病菌一样滋生着平庸呢？

图实惠的、短见的、个体原子式的平庸，如雾、如风、如尘埃、如癌细胞，在我们四周，在我们身体内部，在我们大脑沟回里面弥散。这里我又只好模仿了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的笔法，来写出这种特殊的感受：“我翻开论文一查，这论文没有作者。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独特创造’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平庸’！”

如果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以拆东补西式的论文来获得毕业，我们保不齐不会生产平庸。但是，要他拿出新闻作品呢？我们和社会的读者如果在里面读不出时代脉搏，读不出社会问题，读不出良知担当，读不出改革探索，读不出人间温情，那他好意思给我们“亮剑”吗？

看起来，深圳大学新闻专业的师生们骨子里面是不认命的，他们不希望让人们说，平庸是他们的命。平庸不是命定的！

第二言：积薪还需待火种

今年在一个高端论坛上，一位在崇高媒体上任职的朋友告诉我们，由于适应了数字化视觉化时代的阅读人群需求，媒体显著地提高了关注度和黏滞度。这使我想到人类保留火种的智慧。一堆柴草总有烧尽的一天，而火种却是不灭的。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面说，我们都是基因的宿主，宿主终归于消灭，基因却是不断更换宿主保持自身不灭。南朝范缜主张“神灭论”，慧远和尚主张“神不灭论”，都以薪火为喻。“神灭论”认为薪尽火灭如形丧神灭。“神不灭论”认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所谓“火可穷于一木，未可穷于尽薪”。

此话用之于媒体生态，新媒体取代旧媒体，如同“前薪非后薪”，至于“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者，倒是值得品味一番了。

办学有道，要在懂得薪火相传之理。何者为薪？资质也，人力也，知识也，器材也，场地也，资金也，生源也。何者为火？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酝酿开办新闻学专业的2005年，我就处心积虑谋算着何处可以“借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找到当时在深圳报业集团担任《深圳日报》（Shenzhen Daily）总编的辜晓进。凭着本能的嗅觉识别，这是一位散发出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气味的新闻带头人。从2005年到2010年，五年当中我们不时接触，交流新闻观念，探讨教育出路。经验告诉我，薪火相传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个道理。这十来年中，新闻系由一群心中有火的人组建起来。辜晓进、刘劲松、尹连根、彭华新都是在新闻一线打拼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资深新闻人；黄春平、李明伟、王琛、张田田、张晗都是学有所长、热爱新闻的博士，老中青结合一体，以共同的责任和理念凝聚起来，将一个新闻系搞得红红火火。

积薪还需待火种！在新闻教育领域中，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火种”呢？“神之处形，犹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毁必灭。形离则神散而罔寄，木朽则火寂而靡托。”如果放在今天，教育的“神灭论”，当然就是争资源、争名号、争项目，所有这一切，争到了又怎样？积薪而无火，只好发霉、长苔、腐朽。是的，无薪则火无所寄、无所存、无所传；然而，积薪若有火种，则必然蓬勃向上，灿然发光！

火种不是一朵，也不是一种。人人心中或许都有可能包藏着一盆火—在那些孜孜求学的孩子们身上，在那些兢兢业业治学的教师们身上，在那些热心助学的新闻业界专家们身上，在那些秉持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的人们身上。新闻系的毕业设计，就是聚拢薪柴，点燃一把火的过程。

第三言：终究可盼是少年

我曾经将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毕业设计比作“临门一脚”。从中场盘带，到边线突进，再到禁区虚晃一招，一脚破门！作为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毕业设计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系列的基础教学和专业训练来做铺垫。在各种铺垫功夫中，支持新闻系学生办一份校园报纸是重要的措施。这份报纸名曰《新新报》，颇合于“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每期八版，全彩印刷，十天一期，定期出版。新闻系全体教师每人轮流指导，所有学生轮番上阵，迄今已出版88期。将来到《新新报》出到100期的时候，我想深圳大学新闻系师生们会给我们讲述另外一套动人的故事吧。

在《新新报》的创刊号上，我曾情不自禁地写下一篇《寄语》：

少年办报，老朽致辞。荷杖引路，没齿念经。乖谬之举，徒增一哂。遥想梁任公著《少年中国说》，去今已一百二十年矣。煌煌之言，犹金声玉振，摄人魂魄。其言曰：“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云云。任公下笔之时，偌大中国，分崩离析。列强觊觎，国人颟顸。志士仁人，怀报国之心，体民瘼之艰，张启蒙之帜，奋起而述诸报刊，风雷起于笔端，烟霞笼之宇内。国之称少年者，非以年齿为限，盖以不谙世故，羞问功利，志存高远，百折不回。少年之心，为日新是求。日新之举，一星一点，一字一行，一图一版，呕心沥血，激扬挥斥。如童蒙之烛照，如青涩之初恋，如白璧之映霞，如春竹之萌笋。若任公地下有知，当感佩今日之中国，后继有人也！如是寄语新新报诸生，试问明日之新闻界，岂老人之天下？！

眼下由新闻系诸位同仁集体编辑而成的这套新闻专业毕业设计书稿，有两个主要的合成部分：一个是教师们指导新闻毕业设计的经验和理论总结，从毕业设计的宗旨、选题、采访、写作、编辑、制作、指导到评审、答辩一应俱全，一以贯之；另一个部分，也是篇幅的主要部分，则是历届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精选。编者将这些成果归纳成三个主题的专辑，冠之以“人文观照”“社会脉动”和“前沿观察”，收入了三十组新闻深度报道和专题纪录片。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呈献给读者的。其中部分作品曾在毕设答辩后被主流媒体报道或摘要刊发，当时也都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这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学生作品。曾经多次来深圳大学参加新闻系毕业设计答辩的新闻业界的资深专家们也都评价说，我们并不是以学生作品的标准来看待和评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新闻专业的标准和眼光来鉴别和评价这些处女作的。当然，新闻系的教师们也不会将业界专家的评价仅仅当作一种鼓励。

衡量新闻专业毕业设计作品是否是合格的，有什么关键的标准？其实，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部作品是否具有真正的新闻性质。关于新闻性的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和专业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实践的问题。在这篇文字中，我不能系统回答。我只能从这些作品出发来看我们师生心目中对新闻性是怎样理解和把握的。

过去每年毕业答辩，我都尽可能排除各种事务到新闻系的答辩现场，去感受那种特殊的激动。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就是大牌明星进入校园也没有那样的火爆场面。各个专业、各个年级的学生们，会早早地在科技楼大厅里排队等候进入答辩现场，排队的长龙从科技大楼蜿蜒上百米甩在草坪上。上午的答辩刚刚结束，下午的进场排队又紧接着开始。“仪式化活动”“娱乐化秀场”都不是正确的解释。孩子们的神情是严肃的，内心是欣赞的，自我是充实的。在现场的所有教师都能体会到那种节日般由衷的满足和快乐。同时，我们都似乎触摸到真正的教育的灵魂，原来她是有热度的！

经历新闻专业的毕业设计答辩和广告专业的答辩感受有所不同。后者可以体会到那种向市场进发的战略的谋篇布局，前者则可能是让人揪心的、悸动的、追问的、感佩的或叹息的。广告答辩会引起现场的笑声和哨声，新闻答辩则会让人流泪、沉默或感奋，即便最后都有热烈的掌声。

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大多数都是伴随着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新闻采访中的那些特殊的生活。如果在一个封闭的暖房一般的环境里，他们不可能体会到在大学日常生活之外，社会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是新闻的视野引导他们去发现，去追索，去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忘我，逐渐忘记了这只是一次毕业设计，一次作业考核，他们开始真正施展一个新闻记者的能力，从中体会社会的问题、矛盾、纠结、出路，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镜头里面、键盘上边流淌的血与火、光与焰。

新闻的基础固然是真相，而发现真相的能力多半源于责任和良知，如果延伸到表达，则还要有勇气和智慧。

很多来到答辩现场的新闻业界的朋友会从这些不无稚嫩的作品中，感受到燧石击打般的闪光，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某种记忆或者希望被唤起的时刻。

来自香港的2014届的林玲玲同学在毕业设计后记中写道：

在渔船上与渔民共同进餐，跟着渔民到海鲜市场叫卖，跑遍各渔村与老渔民道古论今，参与渔民特有的嫁娶迎亲，跟着渔政海监部门出海登上渔排，饱览深圳滨海之美，穿梭在海风笼罩下的渔村……这些记忆渐行渐远。回想这六个多月以来的毕设过程，六人同行、同住、同甘苦共患难、同付出、同努力，虽然疲惫但是珍贵。我想，人生也许就是在不断的经历和体验中变得多彩。活在当下，珍惜、感恩！

这个时代是激流勇进的，也是有漩涡险滩的；是五彩缤纷的，也是有黑暗阴影的；机遇和风险并存，前途和问题同在。有责任感的教师不会给孩子们描绘虚假的景观，更不会用僵硬的话语禁锢孩子们的头脑，而是要和他们一起去认识和感受这个真实的社会。我们需要教会孩子们，新闻的发现和表达，不是从俯视众生的高度，也不是从仰视神灵的低度可以实现的。新闻对于人民大众，对于供养人类的自然，都只能是一个平等的视角。而且，这个平等的视角，还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外部，必须从我们发现者和表达者的内心里边投射出光亮来，这一光亮是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美好的理想，用理想之光去照亮我们生活的世界。

斗转星移，转眼已是2018年1月。作品入选“新闻专业毕业设计作品精选”的年轻的作者们都已经离开了学校，无论他们现在何处任职奋斗，我都想向他们说一声，理想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支撑，而任何时候理想都不仅仅是为个人的，理想是有温度的！序二使命感并非凭空而来辜晓进

先要讲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主要来自台湾朋友王健壮的著作《凯撒不爱我》（我也通过《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历史报道核实过，情况属实，尽管多年后仍有争议）。健壮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报人，曾任《中国时报》社长和总编辑。2004年在《新新闻》周刊社长任上曾为拙著《走进美国大报》台湾版作长序，而彼时我们还未曾谋面。

这是关于几位新闻系学生经艰苦调查获得的真相，导致一位被冤判的死刑犯重获自由的故事。1998年9月，被控谋杀一位男青年及其女友的黑人死刑犯安东尼·波特（Anthony Porter），被决定执行死刑。而此时他已经在芝加哥附近的库克县监狱坐牢16年。行刑前48小时，在波特已为自己选好最后一餐食谱时，其律师却以他智商只有51为由，为他争取到了暂缓执行的机会。律师使用拖字诀，是因为他仍认为波特是被冤枉的。

位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教授普罗提斯（David Protess）获悉后，征询他的学生有无兴趣调查此案。他对学生说：“如果我们不做，这学期结束前，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结束。”结果有6位大四学生响应，并组成了一个小组展开调查。

波特被控于某夜凌晨1点在芝加哥的华盛顿公园犯下谋杀罪行。学生到该公园进行犯罪现场模拟后，却发现即便在白天，视力正常的他们也不可能看清楚250英尺（约合76米）以外发生的事情，何况是光线黯淡的深夜。此后不久，他们找到当年现场的唯一目击证人。经学生们说服，该证人坦承案发当晚他只隐约看见有两人仓促离开现场，但警察却拿波特的照片逼他指认。他在警察的威胁恐吓下做了伪证。

但证人翻供仍不足以翻案。6名大学生继续在成堆的档案材料中寻找线索，结果发现一项十分可疑的记录：当年案发后，警方曾询问过一对夫妇，但这对夫妇被询问后两天便蹊跷地搬离芝加哥。学生们在追寻那对夫妇时陷入困境，于是普罗提斯教授伸出援手，请自己一位当私家侦探的好友提供帮助。学生们屡经波折后了解到，这对夫妇已迁居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且多年前就已分居。

学生们又分头寻找这对夫妇，一位学生先找到了名叫杰克森的太太，对方经学生动员劝说，承认是自己分居的丈夫赛门开枪杀的人，当时她也在现场。在学生的说服下，杰克森写下了书面证明并做了录像口供。随后，6位学生又找到了她的丈夫赛门。赛门起初矢口否认，直到看了学生播放的其分居妻子的录像口供后，才承认自己因为毒品买卖纠纷而开枪杀人。库克县的法官在仔细研究了学生们历时4个多月调查得到的证据后，下令释放波特，并对赛门案展开调查。波特于1999年2月获得自由，赛门则被判刑37年。学生们的壮举通过新闻传播轰动全美，甚至欧洲媒体也来采访报道。6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被誉为“死牢天使”。

故事到此结束了。之所以要花费篇幅讲述它，是因为它对今天深圳大学学生们从事的新闻毕业设计而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首先是形式上的相似性：6位新闻系大四学生，在1位老师的指导下，围绕一个主题，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调查，形成一个可资呈现的报道成果，这都与深大新闻毕设的实践规划十分相似（只是深大毕设的时间更长一些）。其次是内涵上的接近性：学生们运用三年多来在新闻课堂所学的理论与技能，针对较为错综复杂的题材，在实战中通过艰苦的努力（上述故事看似简单，是因为学生们无休无眠、艰苦卓绝的过程被省略了），检验自己突破屏障和逼近乃至揭示真相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当今信息过载、虚假新闻满天飞的数字时代，尤显可贵。最后是意义上的相通性：在校新闻系学生走出校门，以问题为导向，以发现为己任，以自主为核心，深入社会，洞察民情，获取真相。这种携带重要任务的集体出征、项目全程的自我把控和对社会脉搏的深度触摸，与平时在校园媒体的小打小闹和在新闻单位的专业实习，都不可同日而语。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鼓励学生们自我培育和学会尊重一种专业精神。这专业精神包括遵循职业标准的务实精神，顾全大局的合作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不辱使命的负责精神等。这种精神适用于任何职业，不独新闻。因此，哪怕今后并不从事新闻事业，通过毕设培养的这种精神意识，也是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事实上，毕设在以往毕业的很多学生眼里，是一种令人既感畏惧又觉兴奋的煎熬，而在煎熬之后的心理体验和成就感，会被长久铭记于心。记得去年有位毕设小组长在“感言”中回顾他们困难重重、跌跌撞撞的毕设过程以及长期目睹脑瘫家庭面临的巨大生活挑战后，引用尼采《善恶的彼岸》中的话语“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以此献给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人。其实我知道，这也是献给他们自己的。他们这组任务完成得很好（虽然并非最好）。3万余字图文并茂的大型专题调查报道，10分钟催人泪下的纪录短片，持续数月的微博官方账号和微信公众号的对外传播……经此一役，他们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精神也得到升华。

通过讲这故事，我还想为学生们树立起一种自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还有一句名言：“深窥自己的心，而后发觉一切的奇迹在你自己。”有追求、有担当的大四新闻专业学生，在同样具有使命感和专业精神的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可以完成接近甚至不输职业记者水准的大型新闻作品，有的还可能令职业记者感到汗颜。故事中6位学生的壮举就让芝加哥的职业记者感到了汗颜，后来还被拍成一部纪录片《公园里的杀手》（A Murder in the Park）。当地最大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在法庭做出判决后，立刻采取行动弥补自己的缺憾，派资深记者彻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在州）近20年的死刑判决档案，结果发现，不当起诉、失职辩护、错误判决的例子多达两位数。报道刊发后，一向赞成死刑的州长乔治·瑞恩（George Ryan）于2000年1月31日签署决议案，将本州167位死刑犯一律减刑为无期徒刑。这是美国历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回顾深大多年来的毕设实践，其中也不乏规模浩大、制作精良而主流媒体不曾触碰过相关题材的优秀作品。学生们在全情投入毕设后爆发出的能量，常常超出他们自己的预想，这是很多毕设小组的共同感受。

不要怕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新闻毕设作为学生毕业前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秀，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更是崭新前程的开始。选择新闻专业的理想种子，经大学四年的孕育和毕设实战的浇灌，已破土出芽，迎风吐翠。铁肩担道义、热血写春秋的理想彼岸，并不遥远。

以此续貂，是为二序。2018年1月于深圳爽籁居深圳渔村：远去的故乡——关于深圳渔村兴衰存亡的新闻调查指导老师：辜晓进、黄春平小组成员：彭步云、刘诗颖、郭家虹、陈晓璇、李明子、林玲玲毕设时间：2014年那晚，南渔社区舞草龙最后“化龙”时，老渔民何连胜一身红衣，面向西方的海面站了许久。

深圳，一个海岸线长达230公里的沿海城市，下辖622个社区，其中渔社区只有5个。

它每年的水产品消费量高达35万吨，而本地交售量却不足1万吨。

三十年变迁，渔民收网上岸，与“打鱼”渐行渐远。

渔村改作社区，成为都市一隅。

经过岁月的摩挲，渔村还剩下什么？图片1：深圳渔村分布区域图 彭步云／制图（主稿）漫漫三十载 渔村大变迁文/彭步云 刘诗颖 李明子

城市的诗篇总是多样的。当文字停留在过往的岁月时，深圳沿海的十个渔社区（村）热热闹闹，渔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渔网撒向海洋、撒向阳光，捕获起丰盛的生活景象。如今，城市化的浪潮让整个城市都蒙上了魔幻主义的穿越色彩，炫目的深圳速度，从不停息的车水马龙，使渔村成为被遗忘的过去。当我们行走在宽阔的滨海大道时，我们的目光是否会在那湛蓝的海域上停留？心里是否会涌起关于远去的故乡——渔村的点滴回忆？城市将把渔村和淳朴的渔民裹挟至何处，我们与你共同发问，共同牵挂。图片2：夕阳西下，南渔社区月亮湾码头边的渔民在渔船上休息 林玲玲／摄“我也想出海（打鱼），没人陪我，又没鱼打。”67岁的南渔社区老渔民何连胜已不再出海打鱼。每逢阴雨天，风湿疼痛不仅像“阴魂”一般纠缠着他，更唤起他曾经在海上的生活回忆。

何连胜的儿子何笑东也曾随父亲出海打过鱼，但夜间在海上打鱼、白天上岸卖鱼的日子实在太辛苦，加之收入不可观，何笑东便不再出海。说起打鱼，他坦言自己不如父亲能吃苦。“他们是爱打鱼，我们就是为了挣点钱。”

2009年，何连胜还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曾一天来回跑三趟。现在年纪大了，何连胜一个人出不了海，又找不到年轻一辈陪他出海，只好在家“休息”，或是到社区的天后宫帮忙翻修重建。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何连胜这样的老一辈渔民早已收网上岸，不再出海。而像何笑东这样的年青一代也因收入少放弃打鱼，转而从事其他工作。

目前深圳共有西乡渔业村、渔一社区、渔二社区、渔民新村、渔民村、沙栏吓村、沙鱼涌村、南渔社区、东渔社区、坝光社区等十个渔社区（村）。在南渔社区，本地居民越来越不与海洋直接接触。这是全深圳海岸沿线的其他渔社区（村）都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疍民上岸 梦圆瓦房“那时（解放初期）村里有几十艘船，一百多人，大家都住在船上。”东渔社区退休老书记李成亚今年67岁，在东渔当了30年的干部，至今仍对那段海上时光印象深刻。

1966年上岸时，李成亚已在船上生活了19年，此前他的祖祖辈辈也一直漂泊在海上，以打鱼为生。“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挤在一起，吃喝拉撒都在一条船上。”他眯着眼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沿海的渔民常年受封建渔霸和渔栏主的压迫、剥削，他们在陆地上没有寸土片瓦，只有海上一艘小船供吃住。

这种将家安在船上，随船四处漂泊的渔民，被称为“疍民”或“龙户”，他们专以捕鱼为生，不从事农业耕种。

当时他们隶属各渔业村，村委会记录着他们的信息。1953年6月，宝安全县开展渔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当时登记在册的渔民1802户共12同909人，渔船785艘。较之3年前，渔民人数翻了10倍。

1966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解决全国所有“海上人家”（渔民）定居问题方案。宝安县政府开始圈划土地，为渔民建造房屋。至此，数万渔民方从舢板船里走出来，真正地在陆地上安家。

隶属东山渔业村的东渔村渔民成为较早上岸的渔民群体之一。1965年，宝安县水产局划批3万元，并在东农村北部大亚湾渔民集中地段划地8000平方米，建造了42间二十多平米的瓦房，陆续上岸的350多个东渔村渔民中便有李成亚。

瓦房间数远远低于上岸渔民的需求，于是东渔村村委会规定结婚的渔民才能分到房子，单身的可选择与亲人同住，或者住在船上。李成亚当时还不到20岁，兄弟姐妹九人都还没成家，一家十一口人住在一起。图片3：夕阳下南渔社区的月亮湾码头全景图 李明子／摄图片4：东渔社区居民盖起的一栋栋小洋房 李明子／摄万山群岛 千帆竞发

几乎在同一时期，深圳附近海域的大部分渔民纷纷上岸，捕鱼也逐渐转成集体作业，机动渔船代替家渔船成为捕鱼的主要工具。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家批准宝安县渔业社从香港购买30～40吨级小机动船，该渔业社的东山渔业大队又新造了四艘大马力机动渔船用于集体作业，其中最大的一艘是双发动机、65吨的渔船，每次出海需配备24名以上船员。

在海湾的另一侧，南澳渔业大队也在水产局的帮助下贷款买船。20世纪60年代的南渔村“捕捞业发展好，人丁兴旺”，大队大大小小的船只共计17条。

据原南渔村党支部书记陈寿防回忆，1969年除夕，大队共出动8条船，捕抓超过3000担（近30万斤）鱼。到70年代，大队人口达到1000人，仅劳动力就有300多人。“当时万山群岛的鱼特别多，整个广东省的船，包括东莞、珠海、番禺的船都会出现在万山群岛，有一次大队出动了17条船，全部满载而归。”陈寿防说。

万山群岛位于珠江口的正南方，江水入海，群岛众多，各种鱼类汇集于此，以盛产池鱼闻名。每年的2月至5月是池鱼汛期，这期间上千艘船、近万名渔民聚集于此，万山群岛成了渔民的打鱼天堂。

1976年3月，沙鱼涌村的六条大船一起出航驶往万山群岛，这一次出动了全村的劳动力近100人。“整个海面像镜子一样，平平的，东南西北在哪里都不知道。”沙鱼涌村上任村长陈煌先所在的船只能通过对讲机和村里的其他船联系，一同配合放网、拉网。图片5：沙鱼涌村现存大量被空置的旧房 彭步云／摄

有一次陈煌先和同伴正准备起网，但发现渔网很重，甚至用起重机都拉不起来。船员们以为勾到了礁石，于是叫人潜入水中一探究竟。没多一会儿，下水的人回话说网兜里全是鱼。这一消息让二十多名船员不由地兴奋起来。为了将渔网拉上来，陈煌先和其他数十个年轻人索性跳入海中，将绳子套在渔网上，借助起重机再一次起网。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成功起网，“鱼足足有200多担（相当于2万多斤）！”尽管隔了三十多年，但谈起这次经历，陈煌先依旧很兴奋。打鱼遇冷 风光不再

一网捕获200多担鱼的战绩仅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

1979年，国务院颁布《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宝安县的海洋捕捞业进行了作业调整，各渔业大队组织卖掉大船，从香港购进小船，进行个人经营或联合出海。

一些无法适应“集体解散”的渔民难以独立打鱼，加之深圳海域因过度捕捞，渔业资源减少，打鱼变得艰难，渔业大队也大不如前，很多渔民便逃到香港务工。“年纪大一点的都走了，一共走了两百多人。”据陈煌先回忆。70年代末，沙鱼涌村很多渔民逃去香港，当时全村剩下的只有几十个人和一排排空房子。无独有偶，东渔村也走了三分之二的村民，留下的仅有10户近100人，其中不少是全家一起逃港。

鱼量减少、渔民逃港，无疑对渔业的发展造成了冲击。为了缓解这些问题，1983年，渔业大队重新改组，成立渔业村，开始发展渔业养殖。图片6：1978年7月，蛇口渔业一大队捕鱼场景 徐国发／供图

养殖业的发展使东渔村在80年代绽放光彩。由于渔获量的充足与稳定，东渔村渔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村民纷纷推倒瓦房，建起了一栋栋三层小洋房。

但渔村并没有像渔民所期待的那样发展得一帆风顺，大自然跟顺境中的渔民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1988年12月，深圳海域首次出现大规模的赤潮，大鹏半岛附近的海域一夜之间从湛蓝色变成了赤红色。不少渔民形容“大海好像生了铁锈一样”。

此后，深圳海域发生赤潮的频率逐渐增加。据深圳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提供的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深圳平均每年发生赤潮高达7次。

这对渔民捕鱼和养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收入也越发不稳定。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渔村为了确保渔民的收入，在90年代纷纷成立了股份公司，通过远洋捕捞和房屋租赁发展集体经济。

渔一社区于1992年组建了蛇口渔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年，公司投资建设工业厂房2栋，且拥有了2艘远洋捕捞渔轮。当年仅远洋捕捞产量就达1454吨，产值上千万元。

进入2000年后，因海水污染逐年加重和过度捕捞，越来越多的渔民开始担心出海“无鱼而返”。据渔一社区渔民老陈回忆，海产养殖越来越多，但海上打鱼的场地越来越少。“每次打到的鱼都少得可怜，连油钱都赚不到。”

近海如此，远洋亦然。渔一公司2003年的远洋捕捞产量仅为199吨。

2004年，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发布《关于扶持沿海渔民转产转业保持渔区稳定议案的实施办法》，组织渔民转产转业。渔一公司自愿减渔船5艘，获减船补助36万元，帮助渔民找工作或者继续从事其他渔副业。

其他渔社区（村）居民也陆续转业，打鱼的人越发少了。推倒一面墙 离开一个“家”

坝光，位于大鹏半岛东北部大亚湾畔，占地面积39平方公里。据坝光居委会的薛少勇介绍，原来的坝光有18个自然村，深圳“村改居”后，坝光成为深圳市最大的一个社区。

如今，坝光主干道上几乎见不到行人，社区已拆除80%，原居民所剩无几。

2006年以来，坝光全面开展整体搬迁工作。目前累计拆除房屋1519栋，剩余房屋483栋，其中仍有居民居住的房屋113栋。近3000人的坝光社区，现仅剩100多人。

灰秃秃的主路插进拆迁中的坝光社区，像运输管道一般，坝光的农田、海洋、百年祖居和一切曾经的存在，被一点一点搬运干净。路边的农田多数长满枯草，久未耕种，有些翻新的红壤是刚刚被推土机铲开的，偶尔一片绿油油的菜地突兀地出现在眼前。

盐灶村被誉为“坝光最美的村子”，这里有原生态的针叶林，百年古树庇佑着村里的蓝氏家族。村民蓝海山经营着一家小有名气的餐厅，是为数不多尚未搬离的村民之一。蓝海山告诉记者，自从村民搬出去之后，餐厅后面的蓝氏宗祠便无人维护。透过半遮掩的木门，记者能看到里面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方桌。“有些100多年的古宅被拆得像废墟一样”，蓝海山很心痛家园变得伤痕累累，“我不愿意搬，等将来实在不行再说。”图片7：坝光社区很多房子已被拆除，很快它将被夷为平地 林玲玲／摄图片8：渔村发展大事记 彭步云／制图

像蓝海山这样还住在坝光的人已经很少了，村民零散地分布在葵涌或者其他地方。未来，坝光将被建成国际生物谷，这意味着坝光居民将彻底离开他们的故土。

蛇口的渔一社区虽没有面临像坝光这样的境遇，但2006年以来，渔一社区也在进行旧村改造项目，项目拆除用地面积2528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41970平方米。

不过，大部分的渔一社区居民只是搬离至相邻的渔二社区，且渔一社区旧改完成后，居民还可以回归家园。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认为，深圳渔村消失是必然结果，尽管渔村终将不复存在，但渔业形态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保存。

他解释，如蛇口在做城市化项目时，为了体现当地的文化特点，特意保留渔人码头或者渔业捕捞的活动资料等，以便让游客和市民参与体验。“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渔业渔农文化的形态，但无法完整保留和恢复几千年来的农业经济形态下的渔村形态。”

还留有渔村痕迹的南渔社区也预计在未来5至10年更新为以旅游为主的休闲娱乐小镇。67岁的老渔民何连胜从未离开过南渔，也从未想过要离开南渔。他并不担忧未来高楼林立的南渔社区，他担忧的是子孙后代是否还能记得，南渔曾有一代又一代的打鱼人。（辅稿1）“渔舟唱晚”成旧日时光文/刘诗颖 陈晓璇 彭步云

每当阳光洒向大地，人们就得为了生计而奔波。

大家的拼搏是为了那朦胧而美好的未来。

鲜有人关注这些村子的过往，这些被遗忘了的过去。

曾临海而建，而今却深居内陆。

社会的步伐将其抛下，渔民们竭力拾起。

尽管沉甸甸的历史已鲜为人知，但文字的记录能让一切留下印记。

时光荏苒数十载，村民们试图通过回忆抓住过去。20世纪60年代，渔民上岸定居，改变的是曾经漂泊不定的一船一家的“水流柴”生活，但不变的是仍以打鱼为生。如今，渔民身份改变，渔村消失不再，随着人老离世，记忆也终将逝去。深圳河上打鱼人

渔民村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村民富裕的生活和村子里的花园式小区，改革开放让这个小渔村华丽转身，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社区。如今它深居城市腹地，人们早已忘了这曾是一个纯渔业村。图片9：渔民村渔民上岸前，一直在这种“连船渔船”上生活 徐国发／供图图片10：20世纪50年代渔民村村民就住在寮棚里 徐国发／供图

20世纪40年代，深圳河水清鱼肥，这让经常路过罗湖桥的东莞人有了“非分之想”，他们回到企石镇，带着吴、邓两大姓族人顺东江而下，在深圳河畔居住，以打鱼为生。

老人吴锦清现年76岁，他的父亲吴成计是渔民村开基立业的拓荒人。8岁那年，吴锦清跟着父母，乘坐家里唯一一条宽1.5米、长5米的舢板船，来到深圳河。“整条深圳河都是渔民村的渔民在打鱼。”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渔民开始在河边搭起水草寮棚，在陆地定居，逐渐形成了一个渔村，名为“渔民村”。

1953年，吴锦清开始出海打鱼。“以前出海都是2个人，夫妇一起，女的负责划船，男的负责撒网捕鱼。”未上岸前，他们吃住都在舢板上。“睡觉都要侧着躺，坐着要屈起腿。”村民会到深圳河入海口、白石洲、蛇口等地打鱼，一去可能花上两三天时间，打来的鱼便卖到沿途的农村。

渔民村这种打鱼生活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198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深圳特区，宝安县自此更名为深圳市。1981年5月4日，深圳市委向广东省委提交《关于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和管理的请示报告》，与香港一河之隔的罗湖渔民村被划入深圳经济特区管辖范围，渔民村一跃成为全国焦点。

凭借着毗邻香港的优势以及改革开放的政策，渔民村的村民开始寻找新的商机，开展小额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资料显示，1981年渔民村的集体收入达到了60多万元，年底村里决定拨出70万元为社员统一筹建新住宅。记者从渔民村的老照片上看到，33栋统一规划的别墅式小洋楼漂亮整洁，而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三大件——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也走进这些村民的家中。

是年，在政府的帮扶下，全村一年纯收入47万元，户均3.3万元，是深圳的第一批万元户村之一。

和村里其他老人一样，60岁那年，吴锦清开始领取社保，便不再打鱼。渔民村曾迎接过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人家经常和儿孙念叨：“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图片11：20世纪80年代，渔民村成为全国首个万元村，当时全村统一规划，每户都有一栋小洋房 徐国发／供图双重户籍 过界打鱼

位于中英街社区内的沙栏吓和香港新界北接壤，人们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楼房，曾经用于出海打鱼的港湾现被高墙围起，没有船只、没有土地的沙栏吓村村民大多转产转业，原建在海边的妈祖庙也因填海造陆隐入窄巷。

在村子尽头的海面上仍有稀疏来往的几艘渔船，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渔船都是外来渔民开到这片海域打鱼的，沙栏吓村在改革开放后连一条渔船也没有了。“本来还可以下海的，现在我们下都不能下，因为不是渔民了。”

沙栏吓村原是自然村，有着300多年历史。康熙年间，吴姓族人从粤东北客家地区迁居于此。“从内陆迁来一开始是种田，后来慢慢发展到2/3打鱼，1/3耕种。”据村委工作人员介绍，那时的房屋就是几米高的平房，进出十分方便。只要不出海，数十艘渔船密密麻麻地停在岸边，渔民们有的回家休息，有的到集市上做买卖，小村子也是热热闹闹的。“1938年日本人打到这里，全村几乎都逃到香港。”过了3年5个月，日本人打到香港，“我们有些村民又跑回村了。”土生土长的沙栏吓村民、现任村长吴天其称，如今很多村民散居香港或移民国外，“2000年时沙栏吓村民约有1000人，其中，90%拥有深港两地户籍。”

1978年，沙栏吓村渔业大队解散，生产队卖了所有渔船，村民“收网上岸”，不再打鱼，村里也筹备建新村。吴天其说，20世纪70年代末，沙头角人均年收入仅为100元人民币，而对面香港居民却高达7万港币。耕种、打鱼远不能满足经济上的要求，集体经济寻求新出路，引进加工厂，这才有了新积蓄。1983年，每户出资1万元，村里补贴1万元，建起了20多栋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居民新舍，这是深圳最早期的城中村改造。图片12：1934年，沙栏吓渔港退潮后，渔船停在码头 徐国发／供图

当时引来人们参观的气派房屋如今显得有些破旧和过时。吴村长说，“沙栏吓没田地，有阵子人们都不相信沙栏吓这么穷，在中英街里面经济竟然这么落后。”

2007年沙栏吓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市场、物业出租，村民每年有一定分红收入。全村渔民大逃港

1978年的八、九月份，天还有点热，南渔村村民郭赞明做了差点令他抱憾终身的决定——过香港！“‘你们的人全部跑了！’当时村里的干部这么对我说的。”

郭赞明一家是村里最后一批偷渡去香港的，在他之前，已有一大半的村民拖家带口，以“买鱼”为借口，在香港上了岸。他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在他之前离开了村子，之后便没再回来。那年，渔业大队仅提供三餐，渔民吃不饱饭也没有额外报酬，大多数人选择离开村子到香港发展，郭赞明耐不住大家劝说，也满怀希望想到香港赚大钱。

他带着怀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不到十岁的儿子，乘上了驶往香港新界的渔船，准备就此告别南渔村。他将仅有的一对耳环、一块手表和几百块港币放在妻子身上，再三叮嘱要看紧。

好不容易渔船到了新界高楼湾，郭赞明在朋友亲戚家借住一晚后便往大埔码头赶。到达码头后，船上一个中年妇女冲出来，向岸边一个衣着整齐的男子大喊“舅父，舅父”，谁知那个人竟是香港海关人员。此人上前盘查，发现船里有“偷渡客”，叫来了更多的人。郭赞明一家四口站在码头边上，身上没有任何通信设备可以联系到香港的朋友，又怕连累而不敢找已在香港的弟妹，更不敢和本村一起偷渡过来的人打招呼，害怕会被查处。

海关人员过来盘查时，郭赞明拿不出“身份证”，灵机一动，他指着妻子的肚子说：“她肚子都这么大了，马上要生了，我哪有时间带‘身份证’啊。”警察没多问便放行了。

郭赞明看着妻儿，想着妻子临盆在即，在香港联系不到亲戚朋友，又没有资格住院，不知今后如何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立足，恐惧、无助、孤单充斥着他的内心。

于是，他转身对妻子说：“不如，我们回去吧。”

据记载，宝安县历史上有三次“逃港潮”，1978年的“逃港潮”是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当时宝安县成为“外逃”香港最严重的地方，据历史资料不完全统计显示，从1978年8月至1979年6月宝安县共有“外逃者”54719人，其中留港的17456人。

这次“偷渡”失败的经历郭赞明只当是笑谈，“那里的警察很好的，晚上还会问我们会不会冷，要不要给我们加被子，吃饭吃的还是马铃薯焖猪肉呢！”如今，他住在南渔社区半坡上一栋两层半的楼房里，含饴弄孙，帮着村里扩建天后宫，代表村民谈旧城改造的事，受人尊敬。而他的弟弟妹妹在香港住的是租来的房子，年过六十了还要外出打工赚钱，生活并不如意。郭赞明很庆幸自己回来了。“小心谨慎”渔家恋“早上你们到市场走走，拖着手走路的一对就是陈雄夫妇，女的胖一点，男的瘦一点。”南渔居委会副主任何文辉说，“我们村的模范夫妻来着”。

1971年，“文革”的狂风巨浪席卷了南渔这个小渔村。19岁的陈雄当时因“电报员”身份成为国家机密工作人员，渔业大队只允许他与“成分”门当户对的姑娘成家。当时，住在旧屋（现为海味街）的陈雄一眼看上了圆润可爱的“陈婶”石少玲，“给她写了封信，不好意思给她，就叫别人给她咯。”“然后，我就考虑看看咯。”陈婶接话道。

说起两人的相识，陈婶滔滔不绝。原来陈雄不知道两人曾是小学同班同学，“后来我问他说‘你不就是当时坐在第一排吃老师口水的那个’，他才‘对呀对呀’地承认。”陈婶说着还撇了撇嘴，一旁的陈雄一边听着，一边咯咯地笑着，笑纹堆满了一张脸。

两人的体型相差甚远，画面看起来有点诙谐。“她原来不这么胖的，生一个就胖一点，生一个就胖一点，生了四个，就这么胖了。”陈叔笑得合不拢嘴，像是拌嘴占到便宜一样。“我们20岁拍拖，5年之后结婚，都结婚36年了。”没有一丝迟疑，陈婶脱口而出。

陈雄从佛山学成电报后，就跟着渔业大队的船只出海，一离开港口就长达几个月。当时大队规定不能过早结婚，不仅如此，每次写信、打电报都须向大队请示。“不记得（写了多少信）了，一有空就写。”陈叔说。一封又一封，送到渔村海味街的旧屋，或是送到同样出海的陈婶的船上，就这样写了五年。“以前那些叫作‘拍拖信’。不像现在你们年轻人，拍拖打电话。”陈婶笑说自己不认字，“我可没给他回过信。”

五年的书信时光中，两人见面的时间却是屈指可数的，渔船每次出海都要一个月以上。“那时候我家穷，也不送礼物，就是写信，聊天。”陈雄摆弄着手上的茧，“反而是她照顾我多点，会买了烟塞给我。”

如今，夫妇俩住在南渔社区的半山坡上，不出海的时候，陈叔便会和陈婶早起到市场吃早茶、买菜，然后手拖手慢慢爬坡回家。若是出海，陈婶也一定会在5点左右做好晚饭等陈叔回家一起吃饭。（辅稿2）渔村缘何消失？文/刘诗颖 郭家虹 陈晓璇 林玲玲

面对越来越少的渔获量，不少老渔民痛心疾首道：“鱼不是渔民打完的，是工厂污染破坏了海洋环境。”“以前这里都是沙滩。海上世界以前是海。说不定以后有小孩会问为什么叫‘海上世界’，应该叫‘陆上世界’。”图片13：凌晨5点的南渔社区，渔民的渔船被搁浅在干涸的泄洪渠上 李明子／摄图片14：西乡三围码头鲜有渔船，污染令河水发黑发臭 林玲玲／摄

他们更担心那种“日不闭户”、没事时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或到邻居家串门的生活将一去不返……“老啦，不让打了，也打不动了。”南渔社区老渔民石少玲故作轻松地说着。

近年来，因为渔业资源锐减，深圳渔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坚持继续打鱼的人也越来越少。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海域被蚕食，村子变社区，不少渔村早已“面目全非”。没有人能说得清渔村的消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渔村渐行渐远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而这背后的原因更应被人们所了解。过度捕捞、海洋污染左右夹击

2月23日的午后，东渔码头万里晴空，一位湖南籍的渔民戴着发黑的厚手套，将粘在渔网上面的小虾小蟹用力摘下来。任小孩在一旁玩闹，他的目光依然极力搜寻，试图多发现一丝收获。加上这张，他已经整理好了四张渔网。

随着渔获量的逐年下降，小型渔船的渔民开始采用粘网捕鱼。这种细丝钩成的网连小虾小蟹都难能脱逃。渔民们期盼粘网能够粘到稍微大一点的鱼，但仍常常不如意。

为了保护海洋资源，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严格执行休渔期政策，并辅以增殖放流。休渔期，渔民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领取3000元左右的补贴金，彻底休渔，要么钓鱼或使用单网捕鱼。“大部分渔民都会放弃补贴，用单网捕鱼或者钓鱼。”深圳外来渔民杜玲告诉记者，每月需要近8000元收入才能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开销以及出海成本，每月1500元补贴费远远不够。图片15：鱼越来越少，一些外来渔民只好用粘网将鱼虾一网打尽，尽管如此，收获依旧不乐观 彭步云／摄

数据显示，近年来，过度捕捞导致的渔业资源匮乏现象越来越明显。20世纪70年代初，因捕捞过度，中上层鱼的产量急剧下降，渔业大队将围网船转为拖网作业。八九十年代，海洋生态逐年变化，渔获量逐年下降，物种也越来越少，过度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严重缺乏。

在近乎“断子绝孙式的过度捕捞”后，现在的“渔船就像梳子一样在海里梳来梳去，已经见不到什么鱼了”。深圳市著名出版人、自由撰稿人南兆旭这样比喻现在的海洋渔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工业发展呈现速度快、涉及面广的特点，而被忽略的工业垃圾则给深圳海湾留下了致命的污染。

2013年12月12日，记者经过盐田海边街，刚想转入盐田社区工作站，就闻到阵阵恶臭，附近渔民称恶臭是因为“避风塘淤泥清理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造成的。

盐田避风塘，位于盐田河下游出海口，分内、外两塘，是盐田区及附近海域其他渔船躲避台风的地方，也是停船靠岸的主要场所。此前有多家媒体报道，人口增多、企业工业污水增加等导致盐田河以及避风塘水质变差，甚至发黑发臭。

如今名声大噪的盐田现代化国际集装箱港口，是由盐田旧墟西南方向的广阔海域改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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