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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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试读：
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
陈叔通若讲我和砚秋认识的时间的话，我还是与兰芳认识得最早，御霜（即砚秋）是经罗瘿公先生2介绍才认识的。我对御霜没有恭维话。我向来与砚秋讲话是没有好话的，当面总是批评他，可他说：我就喜欢听。
砚秋的一生是受压迫的一生。记得砚秋曾给张作霖演过堂会戏，张的手下人把他的戏安排在张吃午饭后，戏码也是很素净的，而把名角的戏放在张吃饭之前。谁知张欣赏砚秋的戏，饭可以摆出去吃，鸦片可以拿出来吸，等砚秋唱完了，张却要睡觉了，搞圈套的人们倒落个适得其反的结果。
砚秋挂头牌是上海到北京。余叔岩把砚秋带到上海唱倒第二。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上海军警同余捣乱，余自己偷偷买好一张火车票溜回了北京，把砚秋干搁在上海。罗瘿公先生把我找去问如何办。第一舞台建议是否要砚秋顶下去，罗公很慎重，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大家主张问问砚秋本人的意见。当时，程大概是二十岁还很年轻，他却回答说：“若是问我，我就要顶下去。至于有没有把握，看卖座怎么样吧。”于是舞台挂出了牌，说明因为余叔岩大老板患病，乃叫程砚秋挂头牌。我私下问砚秋到底有无把握，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真个是有胆量的，结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满座。所以后来我对他说，是余叔岩给了你一个好机会。
军阀张宗昌也邀砚秋演过堂会戏。一天，张约砚秋去谈话，谈完后给他现钞六万元，砚秋坚决不收，张无奈何，只得作罢。张是强盗，也是盗亦有道，他亦不得不称赞程砚秋是好男儿。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砚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结果沪上小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尽管有钱的人捧他，他也不买账。在上海给砚秋写信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女人勾引他，对此，他一概置之不理；一种是穷困告帮的，对此，他则把来信者的地址一一记下。砚秋与我一起出门时，拿着钱就按信的地址往里弄里一钻，也不留什么回信，只是送钱帮人。这是经常的事。程砚秋对有钱的人是骄傲的，对贫寒的人是同情的。
砚秋为人正直，但是这个评价仍嫌一般，他的为人可改两个字，至少应写刚正，他吃亏在刚，好也在刚，唱里有刚。砚秋是一为刚，二为洁，即孤洁也。他确实是在下乡以后，热爱劳动生活，正像砚秋在日记里所记：“劳累终日，饱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作了工，乐得其所。”砚秋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表示与城市士大夫处之不泰然，反之，与“乡野之辈”相处融融，真的是趣在农民不觉其苦。后来他又办了农村学校。砚秋热爱劳动人民是一根红线贯穿着的，这对他以后接近党是很有关系的。砚秋在北京围城中画梅一枝，附诗两首曰：“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几分春。”我回信说这两句诗很好很好，最好题在画上。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砚秋就唱了三天戏，以示庆贺。他的诗是喜欢共产党的，凡是被压迫的人对共产党都是表同情的。他不靠什么山。砚秋在解放后曾讲过：“什么宗什么派，我全不加入，要加入，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砚秋一生受压迫，对劳动人民同情和热爱，解放后对党愈加爱慕和接近，并决心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后终于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要突出描写的。
砚秋是不假声势的，他完全是靠艺术打出来的。他主张戏曲要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青霜剑》一戏就是讲这个。王瑶卿这位先生是真负责任，砚秋的戏每场必听，砚秋征求他的意见，常常讨论到天明，《锁麟囊》一戏是集其艺术大成的，戏的内容是有些问题，砚秋也很想改。他交出本子一年多，自己提了意见，结果是没有人给他改。过去这出戏在上海一唱，是任何人打不倒的。后来就是这出戏，不叫他演，不给他改。《锁麟囊》这出戏艺术上是很高的，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
砚秋对地方戏有深刻的体会，得力于此甚多。当然，电影、外国歌剧等，诸如此类，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但要突出地方戏对他艺术的影响。
现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戏，但不能教别人戏，这点我本不晓得。后来听说砚秋讲课，讲得好极了，能唱的不一定能教，而他既能表演，又能教人，这是难能可贵的……（程永江 整理于一九六一年）
追忆砚秋生平
果素瑛我与砚秋同庚，都是生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我俩十八岁订婚，十九岁正式结亲，那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的事情，也正是砚秋刚刚出师独立组班并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两人艰难创业，一起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的风风雨雨，满怀欢欣地迎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在共同生活的三十五年中间，互相信任，感情甚笃。他若不是因为急病过早地离开我们，他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到今年恰是七十六周岁了。砚秋为了人民的戏曲事业奋斗一生，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正要实现其多年努力而未及完成的戏曲改革计划时，谁料到他在紧张的准备率领中国京剧团赴北欧访问的前夕，却突然倒下去了。一想到此，我心里就很难过。算起来，砚秋逝世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了。他的遽然病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太沉重了，在刚刚举行完追悼会以后，我就一头病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我暗自想，不如紧跟着他去了，但是转念一想，不行，我的两个儿子还远在国外，这么多孙男弟女还没有长大成人，怎能舍得丢下他们，再说，决不能让人家说程砚秋一死程家就从此完了！我要振作起精神支撑下去，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砚秋，更对不起周总理和贺老总对砚秋的一片苦心培养，我不争别的还要争口气呐。现在，砚秋的徒弟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砚秋的前辈人全不在了，他的同辈人也所剩无几。前年，我的长子回国探亲时，要求我谈谈程家的家史，把录音放给孩子听，为的是叫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落叶归根嘛！趁我身体还好，把自己知道的往事告诉后代，好让儿孙们了解前辈创业是何等不易，要保持住好的家风就更难呀！我家本不姓程，亦非梨园世家
砚秋本不姓程，他是满族正黄旗人，在旗的是指名为姓，他最早的官名叫承麟，出师以前由恩师罗惇曧（号瘿公）先生作主把旗姓的“承”改为汉姓的“程”。他最初的艺名也不是砚秋，而是程菊侬，以后又改称程艳秋，字玉霜，最后才改为程砚秋，字御霜。这改名的经过和其中的涵义以后还要专门谈的。
砚秋的先祖也不姓承，而是姓李。听婆母讲，我家的祖籍在东北吉林长白山，今吉林省通化、临江一带。原来家藏一张文牒，是用宽达一指、长尺许的白毛头纸书写的敕令，上记巴特鲁兵远征朝鲜的事，表彰了先祖的战功。陈叔（通）老看了这张文书，连说这是好东西，嘱咐我要加意保存，可惜在扫“四旧”时把它同家谱一起烧掉了。先祖后随老太罕（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用婆母的话说就是“揪着龙尾巴来的”，他打仗战死，皇上赐以金头，葬在北京德胜门外小西天，是无头葬。这块老祖坟，也是八旗兵进关后跑马圈地时占的。过去有人考证过，说乾隆朝的相国英和是砚秋的五世祖。张次溪先生3在《程艳秋传》里也有“满洲煦斋相国五世孙也。父袭旗营将军职”的话，不知考证得对不对。不过，家里确实保存有一方“四代翰林之家英和之印”。砚秋的曾祖父阿昌阿，曾祖母王氏，也是官宦门第，传到他父亲荣寿仍然是世袭爵禄，住在德胜门里正黄旗界内的小翔凤胡同老祖宅，砚秋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的公公荣寿（约生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甲寅，故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是独生子，外号“荣胖子”，与荣福、荣禄同辈，他不愿意到内廷当差，便把爵禄让给了叔伯屋的二弟荣福，自己成天价提笼架鸟养狗抓獾。公公的前妻受婆婆的气，积郁成病，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也没有留下儿女。我的婆母托氏（约生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甲子，故于一九四〇年二月）是续弦，娘家没亲人，只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妹妹也故去了，与我婆母的娘家父母一齐埋在程家的老祖坟了。托氏婆母养了四个儿子，长子承厚（后改名程子明），二子承和（后名程佐臣），三子承海（后名程丽秋），砚秋行四，年纪最小。家里是公公当家，他总怨婆母不会过日子，婆母后来常说：“我买点针头线脑的跟你公公要钱，他老拿算盘子儿抠我，可他整天拿枪满地里打猎去，腰里掖着元宝辫子，就是不给我一个子儿。”这老夫妻俩总吵架。
砚秋出世不久，也就是怀抱刚刚会叫爸爸，公公得了个肚子痛的暴病，没有几天就死了。那时家底还挺厚，公公身后留下不少房产，砚秋的大哥和二哥在皇宫禁卫军里当差拿钱粮，日子还算可以。公公死后，我婆母也想得开了，常带着两个小儿子撒开了去南城看戏。那年月，天一擦黑，正阳门、宣武门就都关了城门，家在内北城住，去南城戏园子听戏就得在外城住店打尖吃饭馆，反正砚秋的二哥已经娶亲，有二嫂尹氏看家，婆母更放得下心。什么谭叫天啦4，路三宝啦5，汪笑侬啦6，那戏一听就是好几天。砚秋和他三哥看完戏回家，就爬上房顶披着衣裳学着舞台上的样儿唱呀跳呀，学这学那。除了看戏，就是跟邻居的孩子们到后海洗澡，整天游泳，连梳小辫儿的红头绳都给洗白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过了没有两三年，家境就越来越不济了。寡母孤儿再没有别的进项，光靠公公的世袭钱粮，二爹（按：旗人管二叔叫二爹）是掌握发放钱粮的差事，婆母成天出门去找荣福要钱粮，回家来总是两手空空，埋怨荣二爹不给钱，说他卡寡妇孤儿的嗓子眼儿。小翔风胡同的老宅院维持不下去了，就开始搬家。听婆母讲，刚从小翔风胡同迁出来的时候，还拉了十几大车的东西呢，可见那时的家境并不算太坏。先是搬到北京西郊海甸西的小营，以后前前后后又搬了七八次家，真是越穷越搬家，搬一次穷一次，等到搬到了南城天桥大市（又叫穷汉市），就完全变成了赤贫了。砚秋说过，当时住在大杂院的一间又黑又小的破瓦房里，家里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除了炕上的苇席和几床破被子，再没有什么财物家具了。大哥和二哥从禁卫军退役下来，成天游手好闲，根本不管家里死活，老太太只得靠自己揽些针线活计勉强拉扯着两个小儿子苦熬岁月。砚秋那时才是个不懂事的六岁孩子。卖身学艺，童年不堪回首
同院住着一位唱花脸的，姓名记不得了，看这孤儿寡母可怜，说承麟这孩子模样俊，不如去学戏，放他一条生路，将来兴许混得出来，老太太总还有个指望。这样，托戏剧界唱花脸的先生介绍，写给了荣蝶仙为徒，七年字据，开始一年不计在内，加上帮师一年，前后共须学徒九年。荣蝶仙是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班坐科，工刀马旦，他是王瑶卿先生的亲戚，荣的爱人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外甥女，当时住在南城魏染胡同。砚秋进了师傅门，荣也不教戏，把他当小听差使唤。荣的脾气很暴，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婆母去师傅家探望，知道了这情形，很不放心，再托出介绍人来跟荣蝶仙说，不给我们孩子学戏，不就把孩子耽误了，这样，才开始让砚秋学戏。开初想学武生，因为年岁大了骨头变硬了，又改学武旦和花衫。砚秋为练功受的罪就不能说了，整天脚上绑着木跷，跑街干活都得踩着，晚间上床睡觉也不准拆下来，伸腿窝腰练基本功时，有时师傅在外面受了邪气，回家拿徒弟撒气，还没等砚秋练完功把筋骨蹓跶开，就劈头盖脸一阵痛打，日子长了，他的大腿后侧就淤起许多血疙瘩。直到一九三〇年，砚秋到欧洲考察戏曲音乐的时候，才请德国的外科医生开刀治好这童年落下的毛病。后来，师傅看砚秋嗓子不错，又决定让他改学青衣，是请陈啸云先生7以及一位姓吴的先生（姓名忘了）给开的蒙，边学边唱边给师傅效力，唱的都是堂会戏，经常在南城浙慈馆8演出。砚秋的基本功学得扎实，嗓子也好，年轻时唱戏，外面有个外号，说他唱的像“陈石头”（按：指像陈德霖先生）。砚秋还在师傅门就开始变嗓。记得我父亲果湘林先生管过几次堂会，一次，回家对我母亲说：“我管了一档子堂会，不知道是谁家的男孩儿，唱的是《玉堂春》，听他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可真不错，有出息！戏完后开份的时候，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父亲不识字，也不晓得他是谁，后来我们看《群强报》上的戏单，才知道父亲夸奖的那男孩子就叫程菊侬，这是砚秋最早的艺名。恩师罗瘿公和王瑶卿先生
在砚秋变嗓的节骨眼上，荣蝶仙接了上海戏院的包银，这时砚秋要是强挣扎着演出，嗓子没完全变过来就会毁掉，今后就甭想再吃这碗戏饭了。广东顺德名士罗瘿公先生经常看堂会戏，很早就注意到了砚秋这个后起之秀，听说此事非常着急，他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托出人找荣蝶仙谈，愿借六七百银元为砚秋赎身，算是把他从师傅门接出来了。
诗人罗瘿公先生，为了培养砚秋真是熬尽了心血呀。他老人家在北芦草园租了所房，把砚秋的母亲、兄嫂们从天桥大市接到那里，延请中医为砚秋调治嗓子，请乔蕙兰先生9教昆曲，九阵风（阎岚秋先生）10教武工和大小五套刀枪把子，亲自给砚秋开讲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安排看戏和电影的功课表。砚秋的文化程度本就不高，只是五六岁时上过一年私塾，因为家贫又被迫辍学，他以后在文化艺术上能够获得大的成绩，主要是罗瘿公先生在这阶段给他打下了基础。在旧社会许多京剧演员吃亏在没有文化，学戏主要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么唱，自己看不懂剧本唱词，更不用说分析剧本研究人物角色了。罗先生深知这是个弱点，就下力气教砚秋学习读剧本，这样，既学了文化，又熟悉了剧情。
砚秋得益于王瑶卿先生11的地方极多。从师傅荣蝶仙先生的线上算，他管王老夫子叫舅老爷。王先生爱才，说砚秋是块好材料，砚秋也非常敬爱瑶卿先生，爷俩很投缘。在他住在北芦草园的那阵子，他经常去的地方除戏馆、电影院之外，就是三处：一是长巷头条的广州会馆——罗瘿公先生的寓所；一是大马神庙太原王宅；再就是北芦草园梅兰芳先生的家。砚秋几乎每天“长”在大马神庙王家。瑶卿先生家里的内行外行朋友川流不息，每日都是高朋满座，王老先生又好贪晚，砚秋在一旁伺候着，直耗到客人散净，瑶卿先生吸足了烟，精神头儿上来了，才兴致勃勃地给砚秋说点戏，教几段唱腔，这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等从大马神庙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钟。我跟砚秋结婚以后，他也总是天天到王大爷家学戏，从无间断。我和婆母就在家里边做活边等着他回来，陪着砚秋一块熬夜。
砚秋十五岁那年，经罗瘿公先生介绍拜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
梅先生给他说了一出《醉酒》，恰巧南通伶工学校成立典礼请梅去庆贺，梅先生有事不能去，就叫砚秋代表他去演，演的就是《醉酒》。这是砚秋倒嗓以后第一次登台演唱。这样，砚秋在罗瘿公先生的悉心培育下，不到七年就提前出师了。他没出师的时候，家里一天一个急，婆母三天两头到前门外关帝庙烧香求神，盼着儿子早出师好赚钱养家，后来跟包的回来告诉说老四要出师，这才放了心。可是，这是跟人家银行借钱“赎师”，把嗓子调养好就得赶着搭班唱戏，好挣钱还亏空。他先搭的余叔岩先生的班12，跟余合作唱《打渔杀家》、《御碑亭》；之后又同高庆奎、朱素云一起组班13，最后由罗瘿公作主才独立成班。砚秋最早是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以后在南城粮食店的中和园和华乐园演出；罗先生自己编剧本，王瑶卿先生导演，一年准有几出新戏露演，像《梨花记》、《龙马姻缘》、《琵琶缘》……十八岁那年，也就是我和砚秋订婚的一九二二年，罗瘿公先生带着砚秋第一次去上海演出，在亦舞台一炮打响了，这就为以后多次赴沪献艺打下了基础。砚秋这最初的成功，确是罗瘿公、王瑶卿先生花费几年心血培养的成就，也是许伯明14、袁伯夔15、周梅泉、樊樊山16、陈叔通诸位前辈好人多方爱护的结果。程果的婚事和果余两家的家史
我和砚秋的婚事是由梅兰芳先生早故的夫人王明华女士作的大媒。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戏曲界都是套连环的关系，论起来我娘家母亲与梅家还是亲戚呢。梅大奶奶王明华是王毓楼的亲姐姐，王少楼17的亲姑姑，她管我母亲叫大姐，我们称呼她为舅妈。梅家老祖母的女儿，兰芳的姑母，嫁给秦稚芬先生，她与我母亲性情很相投，经济上有拮据也互相通融，我母亲叫她老姑，我们称她二姑姥姥。老人家膝下有三女一子，她的儿子秦叔忍先生，跟我们一起在大外廊营我家的私塾读书，我们都叫他小三舅。在我十五岁那年，我和大姐到前门外骡马市大街大吉巷一家私人教授机绣缝纫的班社学习，梅大奶奶和王蕙芳先生18的两位妹妹也去那儿，我们坐人力车去，他们坐轿车去，天天见面相处很熟。蕙芳与兰芳是表兄弟，记得蕙芳的四妹嫁给了迟家，五妹许配给黄润卿先生19，老妹妹是尚小云先生的续弦夫人。
砚秋经罗瘿公介绍对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因为都住在北芦草园（按：梅家最早住在李铁拐斜街），所以经常去梅宅。师娘动了给徒弟提亲的念头，就亲自来我家说亲，开头说的是我大姐。春初还穿夹衣的时候，借梅家老太太过生日“过串望”的机会，请我母亲带着我大姐，程家老太太领着砚秋，都到梅宅去相看。我母亲看到砚秋后回家就说他：“个头儿挺高，小眼睛，模样儿还不错”，“光看相貌不行，还得看看台上演的怎么样。”我大嫂的娘家父亲杨振廷先生，是给砚秋剧团打鼓的，一听说要看戏，马上在华乐园给订了个包厢，我父母亲全去了，看的是《宇宙锋》。我父亲看戏时说：“瞧着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唱念做派还不差。”谁知以后，这门子亲事却搁下不提了。原来是梅大奶奶出主意说果家大姑娘长的没有二姑娘漂亮，又改变方针执意要提我的亲了。为了这梅大奶奶二次来说亲，我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相看了。不让瞧也没有关系，罗瘿公先生办法多，去泰方照相馆找了一张我家“全家福”的合影给砚秋，他看了很愿意。我母亲拗不过梅大奶奶，只好跟大媒讲条件，提出我家姑娘小，人挺老实，程家哥儿们多，不能一块住，让闺女受委屈，得进门就管家。梅大奶奶把话带过去，罗瘿公先生和砚秋作主，答应接出老太太搬家单过，这样，我母亲才同意放定。秋后，由梅大奶奶和荣家师娘来我家“放小定”，面交戒指、镯子，仪式很隆重。按照习俗，在我和砚秋结婚前还要“过大礼”，也是梅大奶奶和师娘带着好多抬衣服、首饰、鹅、酒、猪羊腿和干鲜果品龙凤饼食盒来我家点交妥善的。那已经是订婚一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俩都刚刚满十八岁。
在我们订婚的时候，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我父母亲同意了这桩亲事倒不打紧，却惊动了我大嫂的娘家妈妈，她赶忙跑来劝阻我双亲说：“你们两位怎么越来越糊涂呢？程家是什么人家，他家住在天桥大市，穷得不得了啊！程家老太太每天挎着竹篮上街买煤球，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可真是一天一个现在呀。有闺女也不能许给他们，让闺女跟着去受穷！”我母亲听了很不以为然，回答说：“会给的给儿郎，不会给的给家当。小人儿又忠实又老成，人很用功，有什么给不得？！”说得她无言答对，悻悻而去。我的双亲如此看人处世，其中是有着一段辛酸经历的。我的老父亲出身很寒苦，我母亲却出自梨园名门世家，果余两家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不能不谈谈两家的家世了。
我的父亲果湘林（生于一八八一年，故于一九六五年），字仲莲，原籍河北省文安霸县，是与王瑶卿先生同辈的京剧演员，工青衣，他的寿数很高，享年八十四岁。我的祖父果福隆原在霸县开糖坊，祖母是家庭主妇，膝前有二子三女，我父亲行二。文安府是九河下梢，地势很洼，不涝则旱，真是十年九不收。光绪十五年赶上大歉三年，祖父母一家穷得没法子活下去。农村邻里有人说，逃荒上京兴许有口饭吃，就全家带着一辆独轮车从老家出来了。我大爷后边推，九岁的父亲在前面拉小套，祖父母带着几位姑妈坐着这车子，一路上讨饭奔向北京城。三位姑妈在半路上都送给了别人，从此失散后再也没有见着面。剩下的几口人，总算挣扎着到了北京。但是举目无亲，还是没有活路。那年代北京城里有官办粥厂，只收女子而不收男子。我祖父把祖母托在粥厂，便带着两个儿子去谋生，先是将我大爷送到了城郊砖窑卖苦力，又不知道经过谁介绍把我九岁的父亲写给人家当徒弟学戏，自己因为上了年纪没有人管，就沿街乞讨串房檐送香火。
我父亲是在大马神庙王家学的戏，那时人称“太原王家”，是很出名的。他是跟王瑶卿、凤卿先生一起学的艺，我祖父有时去师傅家看看儿子，那时候当徒弟有“点心钱”，我父亲舍不得花，积攒起来给我祖父。有一年寒冬腊月，我祖父仅穿着一身单裤褂来了，门房伙计们看老人太可怜，有的给件旧棉衣，有的送条破棉裤，凑了点大个儿铜钱给了老人家，祖父自此一去就再无音信，冻饿而死了。一家人从此失散，实在太惨了！
父亲在师傅门受的苦处就甭提了，无亲无友的孤儿卖身学戏，其处境可想而知。他踩着三寸木跷跑街干活，成年累月地不许松绑，把一双好端端的脚都绑得变了形状，从此落下了病根，到了老年两条腿动弹不得；有钱有势的师兄弟把他锁在大木冰箱里开心玩耍，逼得我父亲服砒霜自杀，经抢救过来才没有死。后来遇到一位侠义文人拿钱给我父亲赎身出师；在十七岁上才独立搭班演出，唱青衣，很红了一时。
我父母亲订婚是经一位姓王的跟包介绍。我母亲余素霞（生于一八八〇年，故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是名须生余叔岩的亲姐姐，出身于梨园世家。
我的外祖爷余三胜，是清末著名须生，人称“老余三胜”，祖籍湖北省罗田县。外祖父余紫云20为著名青衣，与陈德霖先生属同辈人，又叫“小余三胜”，人品性情都很好，学识渊博，对古玩文物颇在行，谁买什么古董都要请他鉴别真假，他只要一上眼就知道是什么朝代的瓷器。我的外祖母沈氏，浙江人，说话口音很重，为人相当厉害。他二老跟前有二女四子，我的母亲余素霞居长，二姨因痨病早故，我的大舅名字已记不清，曾学过胡琴，余家二舅是精神病患者，余家只是出了一位三舅余叔岩。叔岩舅舅师鲍吉祥先生21，工须生，武工嗓子都很好，十三岁时就红得发紫，刻苦钻研，汲取众家所长自成一派。他的原配夫人是陈德霖先生前妻的长女（按：陈老夫子的续弦夫人是时慧宝22之妹，膝下二子，长子夫妇早折，遗下一子一女，二子陈少霖先生23是我的二舅，后与砚秋合作很默契，已病故。二舅母娘家姓朱，现仍健在），叔岩的续弦夫人是中医姚大夫的女儿。我的四舅余胜荪24也唱老生，后不幸患精神病，四舅母是田际云先生的妹妹；可见，余家确是三代梨园世家。
我父母亲订婚后，父亲等于是将来的养老女婿似的，住在余家，演戏挣的钱都交给我的外祖母。谁知我那外祖母把姑爷的钱写在瓢底下了，不但不给，临了还要罢婚。我母亲不同意罢婚，怪外祖母嫌贫爱富没有信义，说就是讨饭也要嫁给果湘林，娘家什么好东西不陪送也要嫁，否则即使给珍珠财宝也坚决不要。为此母女二位闹翻了脸，从此不再往来走动。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都是向跟包借的，我母亲自幼读书，善书法，工女红，持家谨严，帮了父亲很大的忙。外祖父余紫云疼爱长女，总是瞒着外祖母来我家坐，每次都买好多吃食和玩具给我们。他老人家是先病故的，过了几年，外祖母也卧床不起，危急当儿很想念我母亲，心知对不起自己唯一的女儿，但又难于启口，后经亲友们调解，我母亲在与娘家断绝二十多年来往之后，才带着孩子们去外祖母家。这样，我才第一次认识了外祖母，那年我刚刚十七岁。之后，外祖母又活了几年就故去了。
砚秋与我父亲在童年的经历上很相似，所以他们两位极说得来，互相敬重。我父亲是老梨园又是广德楼的股东，在我和砚秋订婚时，我家已经从前外百顺胡同搬到大外廊营，和戏曲界许多前辈同行如谭鑫培、秦稚芬、迟子俊25、田际云、赵芝香26、姚佩秋27诸位先生住在一条胡同里，关系都处得很好。在砚秋最初创业的日子里，我父亲为辅助罗瘿公先生和砚秋，出了不少的力。像去奉天演堂会戏，都是跋涉千里亲自伴行，安排得颇为周到。严师良友们
订婚以后，我从梅家听说砚秋去上海演戏了，那是他头一次赴沪献艺。回到北京，于阴历三月十一日，我们正式结婚。这时已经把家从北苫草园搬到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全是罗瘿公先生一手操持的，因为一时很难找到剧场，砚秋被迫闲在家里无戏可演，就喜欢上了打麻将牌，再加上有几个牌友怂恿，成天价赌个没完。旧社会梨园行不少好角儿，往往刚刚唱出点儿名气，就有人打你的主意，有的是为了赚你的血汗钱，有的是存心想毁了你，共同的手段是投其所好，划好了圈，变着法子让你往里跳，你爱吸烟嘛，就送你埃及香烟和古巴雪茄；你喜欢打牌嘛，就白日黑夜陪你打八圈。砚秋的三哥程丽秋随剧团去奉天唱堂会，张作霖赏了每人五十两关东大烟土，他以为这可是难得的稀罕玩意儿，当宝贝似的捧回家去，自此染上了吸食鸦片烟的嗜好，最后落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梨园界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的。
罗瘿公先生在我们结婚以后每天都要来排子胡同，看见砚秋迷上打牌，很是生气。罗公一般是上午来一会儿就走，来了就问：“你遛弯去了没有？胡铁芬28为什么还不来，什么时候吊嗓子？”再就是规劝他别再打牌了。下午，罗公必来教砚秋读书写大字。要不然就写信给砚秋要他禁赌。后来，经罗先生与我父亲的交涉，总算同三庆戏园签了成班出演的合同，由罗公作主，荣蝶仙先生作剧团老板，砚秋拿戏份，又开始了紧张的演戏生活。我清楚记得，当时砚秋拿的戏份有时是五元或十元，排演本戏上座好就给十五元。家里请的厨师傅每天伙食开份是十吊铜子儿，此外还管我们一家三口、两位保姆、一位黄包车夫和两位管戏装头面的跟包等八九个人的饭——每天两顿米饭。婆母当时总吵嚷说太费钱，因为要攒钱置办戏箱就得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好不容易积蓄了六百银元，砚秋一次打牌就全部输光了。罗瘿公先生听说此事，气的不得了，专门为此来我家，恰巧砚秋外出，罗公当即提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善意规劝的信，要求他为了中国的戏曲事业，为了自己的前途立即痛改前非洗手不干，真个是晓以大义语重心长啊！砚秋读后极为痛悔，深感辜负恩师期望，当即下定决心，从此再不打牌。陈叔通老伯也多次写信，反对砚秋吸烟饮酒，嘱他勿忘罗瘿公的苦心培养，在戏曲上要不断进步永不退让，为此赠给砚秋一支戒烟绝酒的戒指以志念。砚秋正是在这些节骨眼上，及时地得到了严师们的教导和帮助。砚秋他本是一个性格刚正极有主见的人，只要真正听进了师友的规劝就一定照着去做决不返顾。砚秋以后常常满怀深情地谈到这点，总是说我程某人能有今日，罗师当居首功，其他诸位师友如袁伯夔、周梅泉、樊樊山、陈叔通、金仲荪等的关怀培养，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罗瘿公先生为培养砚秋成人，呕尽心血，他既不贪功更无求私利，最后竟因操劳过度而不幸过早地病故了。这样品格高尚又极有艺术才能的好人，在旧中国是很难得的，后代一定不要忘记罗瘿公先生在中国戏曲史上所作的大贡献。现在要另起炉灶了
罗瘿公先生的逝世对砚秋的打击沉重极了。他遵恩师遗嘱将罗公安葬于京郊西山四平台以后，停演数月为罗公戴孝志哀。那时，社会上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罗瘿公一死，程砚秋从此就完了。原来冲着罗先生面子帮扶砚秋的有些朋友也渐渐冷淡了，这使他很伤心。他私下对我说：“现在咱们要另起炉灶了。”以前有罗瘿公先生编剧，一年准出三四本新戏，有王瑶卿先生在艺术上把关指导，砚秋的表演艺术确实是日进不已。现在，虽有受托于罗公的金悔庐（字仲荪）先生29亲任编剧，但是各方面状况已大不同于前了。“另起炉灶”的第一出新剧就是《碧玉簪》。砚秋曾把这出戏的本子送给王瑶卿先生看，老夫子说：“这戏只能拿到天桥去演啰！”态度比较消极。砚秋回家后很是慨叹，才说出了“另起炉灶”的话。《碧玉簪》完全是砚秋在前外排子胡同自导自演的，演出后获得观众好评。这样，同行才逐渐改变了对砚秋的看法，王大爷也说程老四行，爷两个反而比以前更亲热了。以后，凡是砚秋自编自导的新戏，必要亲自去大马神庙王瑶卿先生处请教，从剧情、人物、唱腔、身段、舞台布置各个方面一一听取王老的意见，两位一起不断琢磨研究，在共同演出中间求得提高。罗瘿公先生故后，砚秋在艺术上得益于金仲荪、王瑶卿先生之处极多。他们二位在砚秋独创流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待专门家去研究。人生就是演悲剧“人生就是演悲剧。人生就是戏，不管多美满圆好的家庭，总是悲多欢少，到结局还是悲的收场。”这是砚秋二十五岁那年赴欧洲考察戏剧音乐从柏林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当时，新军阀混战正酣，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砚秋目睹这惨状乃创作了《荒山泪》这出悲剧，通过备受苦难的剧中主人公张慧珠的口喊出了“……恨只恨狗朝廷肆行苛政，众苍生尽做了这乱世之民，眼见得十室中九如悬磬，眼见得一县中半死于兵；眼见得好村庄变成灰烬，眼中人俱都是那虎口余生……”这样激愤的控诉。这不仅因为砚秋自己出身寒苦有着悲惨的童年，而且旧社会里艺术家形同娼优的卑贱地位更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从思想感情上更与社会下层人们相接近。可是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使人民得到和平与安生？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要如何改革才能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毫无愧色呢？砚秋就是带着这些使他激动并令其困惑不安的问题踏上赴欧考察旅途的。
那时候，家里人都为砚秋的处境担心，为他的前途发愁。为什么呢？砚秋前脚刚走，紧接着报纸上就登出文章，说他这次出国的费用完全是非法的，更有的造谣说程砚秋把故宫的国宝盗卖在国外了，真是说得神乎其神，加上的罪名可大得吓人。我家婆母听到这些舆论也弄不清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吓坏了，赶忙找我商量说：“可不得了啦！老四惹了大祸啦！唱戏唱得好好的，偏要出什么洋，扣上盗卖国宝的罪名还了得，是灭门九族的罪哟！”我整天在家里哪里晓得社会上的事儿，就去找金仲荪先生了解。金先生对我说：“我正要写信、发电报催他快些回来，你也写一封信催催他，告诉砚秋这次出国在经济收入上损失很大，还得他回来唱戏才能补得起来……”“至于报上说什么盗卖国宝的事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此事，家中不必担忧……”听了金仲荪这一番话，我才放下了心。
砚秋此次赴欧考察确实是好事多磨，既有刚才说的“外患”，也有家庭中的“内忧”，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里外夹攻呀。说起这“内忧”来，我不得不唠叨几句。程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社会上都知道程砚秋既孝母尤重手足，却不了解其中的内幕。砚秋兄弟四位，他排行最小，大哥和二哥年长他许多，他们赶上了世袭贵族大家庭破落前的那段旗人公子哥过的好日子，当过吃钱粮的宫廷禁卫军，养成了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等没落小贵族的坏品德和旧习性。在我公公死后，老辈留下的那点点遗产都叫他们两个长兄抖搂完了。砚秋出师后，几个哥哥的生活，从孩子念书，以至油盐酱醋茶直到手纸全由砚秋管，没有一样不管，整个包下来了，如果有哪一点不周到，就吵闹。所以砚秋常感慨地说：“守旧家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处。”他也就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威胁下，毅然出国并决定留在欧洲继续求学的。为了回答我们催逼他迅速返国的电信，他在信中向我讲了一番道理，说：“自出国后在巴黎数月，关于我心里想做的事，如戏界苦人的组织，养老扶幼的章程，一样也未寻着，一点成绩没有，心中甚焦急。”自到柏林后收获日丰，在胡祥麟（字天石）30先生的支持帮助下，得到许多盼望已久的资料，决心在当地译成中文，“将来拿回去贡献社会，为人民谋幸福。戏界苦人得到一点好处也不虚此行。虽然用了自己的钱，良心是很相安的。”他还劝导我“既做人就应尽一份心，替人类尽一份互助天职，若将养老储蓄办好，不比我们年年施棉衣、散零钱功德大得多吗？……若把此事看清楚了也就高兴了。并不是我一心无挂碍安心要延长时间的，想你一定会赞同我做这一件大功德事的。处在乱世中，家庭观念要看得轻，儿女私情抛得下。人生就是演悲剧，你看娘现在不愁吃饭了，细想她老人家的地位是喜剧还是悲剧呢？……我欲在外延长时间为戏界同人谋一终身吃饭道路，并不是一心无挂的！”他还嘱咐我在家要常常想到，教育儿女“是给国家、社会造就人才，不是叫他将来保守老子的产业的，不要再成我们现在的家庭样子，要从依赖成性这类毛病中走出来才好；要引导儿女生友爱心，不要偏护，常常告诉他们自立如何好，用功念书将来如何好，不然会没饭吃的，要循循善诱，教导他们准备将来服务社会，为人民谋幸福……以后不要有家庭儿女私情观念才对。人生在世是很容易过去的，国家尚如此纷乱，朝不知夕，还有什么家庭乐趣可言……”这封家书道出了砚秋在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和支持他去认真实现这项进步的改革计划呢！最后他在家人和朋友催促下，无可奈何地放下自己的宏大计划兼程回国了。砚秋打欧洲回来一见面就对我说：“难道我程砚秋就是为了养活那百十口子人的剧团唱戏的吗？我……”我向他解释道：“你总认为什么人都是好人，世界上若都像你那样好心肠不就没有坏人了吗？可你明明知道人家骗你害你，却伸着脖子让人家宰，辛辛苦苦流尽血汗光为别人，自己一天福也没有享，多冤枉呐！”砚秋自己却回答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
砚秋奔波在从祖国大西南北上途中的时候，我正陪着娘家父母亲在西山八大处朋友家小住。这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平常的打靶演习，等知道是日本军队打来了，北平的城门已经关闭，便急忙连夜下山。京郊公路上哨卡林立，背着大刀的宋哲元军队在西直门脸前盘查着只有进没有出的人们。城门恰巧开着半扇，家里的人早等在城门里接应，才顺利地进了城。我们暗自庆幸自己能安全地返城，又深深地为砚秋和剧团担心。过了不几天，他们一行人总算经太原赶回了北平，可是等着他们的却是一座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的城市。我们见面时也只是相对无言而已。当时，我们还住在东城什锦花园。事后听说宋哲元军队里有不少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不顾上司撤退的命令，在西郊白石桥奋起抵抗，砍杀了不少日本兵，自己也倒卧在沙场之上。中国军队撤干净以后，偌大的古都北平像是一座死城，商店都上着铺面板，大街上空无一人，传到每个藏在家里的人耳朵里来的只是日本占领军的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不久，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益会，要它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在敌人的压力下大家都不敢不唱，砚秋就是不唱。公益会托出人来找砚秋劝说，希望他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他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就去唱我管不了。”来人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砚秋在戏曲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应，恐于北平京剧界不利了。砚秋气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来人只好悻悻而去。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压迫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了。
砚秋曾应上海剧院之邀去演营业戏。自沪返京在北平前门车站下车时，等他一出车厢，就凑过来几个伪警务段的便衣和警察，问：“你就是程砚秋吗？跟我们去一趟有话问你。”待他们把砚秋带到站内偏僻处的一间小屋子里时，那里早有几个敌伪特务候着，进得门来不容分说，就围拢来一阵拳打脚踢，意欲捆绑捉拿。砚秋从小武功根底很好，后又从名家高紫云先生学太极拳，见这些狗腿子真的动起武来，哪里容得他们欺负，便看准屋内有一立柱处，背柱而立左迎右击，一个人力敌七八个特务，把他们打得纷纷倒退不能近身，瞅了个空子跳出屋外，急忙闪入车站内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才得以脱身。砚秋回到家时，我见他衣冠不整，衣襟被撕扯破，满脸气恼的样子，很是奇怪。他稍稍定神后，把东车站这出全武行大打出手的事情告诉了我。我们听了都吓坏了，忙问有没有伤着哪里，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些宵小之徒仗势欺人，以为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却碰到了我的手上。他们欺负中国人惯了，此番让我略施小技，着实教训了他们一顿，也出出胸中的闷气。”他还说：“特务不会就此罢休的，还会来找我的，我程某就是不给日伪唱戏，到底看他们把我怎么样吧！”果然，等到跟包的把戏箱从车站拉回家里时，发现许多戏箱都被敌人用刺刀捅得乱七八糟，堂鼓也给用刀挑破了。
事隔不久，伪内四区突然来电话通知，说日本“友邦”要用程砚秋的剧本《春闺梦》，让赶快准备出来一会儿来取。砚秋听了就火冒十丈，坐在内室生气。过了不大工夫，来了一个架着墨镜、穿着洋里洋气、派头十足的人，进了门就口出不逊逼着要剧本。我推托说先生不在家，剧本都锁着，钥匙被他带走了，此事我自己也作不了主。那个自称日本宪兵队的不速之客态度极为蛮横，非要马上拿走这剧本不可，惹得我也发起火来，我说：“甭说剧本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能给你，我认识你是谁呀。不给，你又把我怎么样！”弄得那人毫无办法，气囊囊地扭头就走，边走边威胁说：“你们可要小心着点，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忙追出去，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正同那个家伙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细一看，她正是鼎鼎大名的坤角×××。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特务一定在这坤角面前夸下海口，以他的权势到程家还不是要什么得给他什么，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而去，大煞了他们的风景。
献机义务戏不唱，东车站大打出手和特务头子逼要剧本碰壁，加在一起罪名越来越大，真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好戏。砚秋同我商量，他说：“几年来为了剧团同人的生活到处奔走演出，现时身在沦陷区域，眼见国破民穷，一切都是末路，旧剧更是走上穷途毫无希望，不如从此不演，乡间觅一居处靠自己种田，年年能有口窝窝头吃已是满足了。这自称‘仁者之师’的日本军队和特务的蛮横霸道，老百姓逆来顺受的处境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从此无声无息，让世人把我忘掉，最好，最好。”我很支持他的隐居务农的主张。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程砚秋实行“三闭主义”的舆论（即闭心闭目闭口），确实反映出砚秋那时的实际状况。有吏夜捉人
陈叔通先生曾说砚秋隐居青龙桥是“身居乡野乐融融，趣在农民不觉苦”，这话是很确实的。这期间，他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当地农民同甘苦，每日仍坚持练功，闲暇时读史学画，似乎是“其乐融融”了。其实他想了许多问题。一次，他对我说：“我在舞台上辛苦了大半生，终年在国内奔波，从没有机会安静下来想想事。现在可真正有工夫把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从头想它一遍了，温故而知新啊！不论从民族、国家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了从头研讨的时候了。近来读明史，明太祖始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可是看一看民国革命至今真可说到了最后阶段，种因得果到如此地步，少数野心家给亿万人造成了这样一个人间地狱。常见过去许多造乱者都是手拿念珠似赎罪恶，实是老虎戴素珠，假善人！民国二十、三十年来，所谓上层阶级人，莫不以私欲难满为怀，姨太太、鸦片、大房子为宝，人民焉得不穷困，国家如何了得，想起来就叫人痛心。社会人士听说我不唱戏还不太相信，我想唱到适可而止告一段落，与人回忆也极有味儿。我向不与人争论，也不请新闻界吃饭，不受他人利用，好坏自有公论。埋头多年研讨，今始大家公认，人说程某不唱可惜，我心极欣慰，不枉多年苦练习。”……我因迫害纷至沓来极伤感，又深为砚秋的安全担心，他却反而劝我不要太悲观，语重心长地说：“你和老朋友们都不可太悲观，好戏尚在后头哩，莫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也唱得累了，休息恐怕也不远矣。所谓‘仁者师’不知作何结束，看来不会太好吧！”我说：“你倒挺乐观呀！”他深沉地笑笑说：“人心如此，历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砚秋多次要我出城去青龙桥看看，可是我因家务缠身总抽不出空去。记得一年秋后，我们终于去了。他一见面就幽默地说：“你这城里人可真难请啊。这次来算你赶上好时候了，大秋过后新粮刚下来，叫你尝尝我亲手做的玉米面贴饼子，这是跟老乡学的手艺。你们城里人不晓得吃自己种出的粮食的乐趣。自己做饭，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吃完饭，洗碗，打扫完毕休息，真感到舒适。人真是应当每日勤劳才觉痛快，不然也不觉休息的愉快，这其中的趣味，城里住惯的人是没福气享受的呀……”事后，砚秋把岳父、我的孩子们领到后院，见地上堆满新收下的黄玉米棒子。他亲手教大家怎样脱玉米粒，高兴地说这叫让城里人体会体会田园风光，好让大家知道每天吃的粮食是如何来之不易。还兴致勃勃地说：“明天就要开镰割黍了，收了黍子给你们蒸枣豆年糕吃……”我拦住了他的高兴说：“你知道最近日伪特务总来家里查户口，打探你的下落行踪，听说正调查你的什么事。前不久，日本宪兵队又抓人，你可得小心些才是！”砚秋淡然一笑，说：“他们也来我这里了，还说程某人下乡种地叫人不信，没查问出什么，临走时还掀开笼屉看看，见是蒸的‘黄金塔’，咧着嘴说程某真的吃窝窝头吗？”他极感慨地叹口气说：“前日已读完《汉书》、《宣和遗事》，徽、钦二帝经过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国之惨，真令人目不忍睹。私通金邦的大官吏，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却该轮到我们来做亡国奴了！别无选择似的非要你逆来顺受，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煎好的螃蟹拣样挑，肥瘦任便！我没做什么亏心事，不怕！一切听其自便，我就在青龙桥等着了，哪里也不去，他们爱把我怎样就怎样，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得什么！让他们来吧！”听了他这话，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城内家里，但却总是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不幸似的。
搁下前次的话茬不久，我的二孩子永源学校刚放寒假，他出城去看望父亲。本来砚秋需用钱，想自己回城，孩子说交通不便，他骑自行车方便快捷，不必劳他父亲亲自出马。于是他就代砚秋进城取钱了。谁知就在那天的深夜，我的预感竟真的成了事实。那一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正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甲申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夜半，我养的一条大洋狗突然又吼又叫扑向前院去，接着就听到两个人跑进后院的杂乱脚步声。这是厨师傅老韩和另一位工友，他们急急忙忙敲着我住屋的窗子，急促地叫道：“四奶奶可了不得啦，进来人了！”我问：“谁给开的门？”他俩说：“没有人开门，是跳墙进来的呀！”未及细说，二人就从北正房夹道狂奔到后院顺着煤堆爬上房逃走了。他们前脚跑了，后脚跟着就进来三四个人，大声吼道：“快快开门！”我正摸着黑赶忙穿衣服时，这些家伙早已等得不耐烦，抡起手枪柄就砸破了一块窗户的玻璃。我也顾不得扣衣服，更忘记了开灯，刚刚来得及把屋门栓卸下，他们就一窝蜂似地闯进了堂屋，其中一个人手拿手枪，用手电筒朝着我的脸上一照，就三步并作两步窜进了卧室，把手电到处乱晃乱照。砚秋的一幅油画像正挂在卧室墙上正面，他们一眼看到了，忙喊叫道：“就是他！就是他！”于是就动手到处乱翻，连我和我的女孩子的被子都翻查了一遍，把屋里的一切东西都抖搂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程砚秋的踪迹。他们还不甘心，有几个爬上房顶去搜查，还不时同站在院子里的人用日本话说着什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帮砸明火的——当时我认为这些不速之客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这时才开始盘问我，厉声喝问道：“姓程的哪里去了？”我答说：“我先生早到青岛去了。”看样子他们很失望，怔了一阵子又全都出去了。不一会儿，这家伙又回来了，还跟着两个拿着白法绳的日本人。他们对我说：“你先生没在家，那么你就同我们走一趟吧！”这时我也处之泰然了，穿了袜子准备同他们走。我的女孩子见此情景害怕得哭了起来，日本人一见像是想起来什么，忙问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在？”我答说：“还有两个男孩子住在西厢房。”其中一个人去把两个孩子带到我跟前。原来这两个男孩早已起来了，一时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正扒在门内向外面张望呢。特务问我的大男孩：“你爸爸在哪里？”他生气地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抄起把水壶威胁他说：“你不说实话就灌你凉水！”这孩子很生硬地说：“灌凉水也不知道！”他们见此仍无办法，又一窝蜂似地出去了，不大会儿工夫又匆匆返回来，看样子是跟大门口的什么人商量办法去了。这次却宣布把我们娘儿四个全关在西侧厢房，派一名荷枪的伪警察看守，听候发落，然后又都走了。那个伪内四区的警察问我道：“程太太，你先生是不是得罪了人呢？你先生到哪儿去了？”我见他是中国人，又是本地面上的，态度还算好，就反问他：“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悄悄告诉我这是日本宪兵队的，我这才知道不是砸明火的。正说话间，那伙人又返了回来，把我单独叫到饭厅。一个穿黄呢军大衣戴豆包帽的日本人，像是个小头目，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的先生哪儿去了？你的实话的没有……”说着就要动手打我。旁边站着的那个中国人像是有点同情的样子，忙凑过来语气缓和地说：“你先生到底在哪儿，还是说了吧。”我问他们是什么人，那人说是日本宪兵队的。我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呢？那日本人忙掏出证件说：“这有派司！宪兵队的派司！”我笑了笑厉声说，“是宪兵队的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是砸明火的呢。深更半夜跳墙强闯民宅，不是砸明火的强盗又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程砚秋哪儿也没有去，他就住在西郊青龙桥。你要早说你是宪兵队的何必费此周折。”这时，人们来来往往到各屋里瞎乱翻腾。有个东北口音的特务对我解释说，“你为什么这么横呢！我们也是奉命差遣呀。”我冷笑不答，只见这帮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折腾什么。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最后，他们又叫我去问：“你这儿有中华乐社的无线电吗？”我说有。接着，他们把在顶楼储藏室早已搜出来的短波收音机、电唱机都拿到我面前，当场检查，发现是坏的，幸亏是坏了多年不能使用的东西，不然又不知造出什么借口呢。他们还问我有没有发报机，我脸色很坏地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把这些破机器全部拿走了，只留下一名日本便衣看着我们，此人看见满院晒的煤球，还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们还摇这么多煤球呢。”
等到日伪宪兵、警察全部撤走，已是次日中午十一点了。我赶忙向青龙桥通了电话，亲自告诉砚秋家里发生的一切，并嘱咐他不要到别处去，就在青龙桥待着，否则“无私有弊”。据后来传到我耳朵里的消息，日本宪兵队深夜秘密逮捕程砚秋的事件几天之内已传遍了全北京城，很快全国都知道了。砚秋还真的在青龙桥家里坐等了几天，见再无任何动静，便自己回城里家中来了。当他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之后，他表示要自己去日本宪兵队找他们讲理。我说：“他们抓你还抓不到，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你也太老实过了头！”这样他才作罢。
后来知道，那天日本宪兵队在整个沦陷区大抓政治犯和爱国人士，抓进宪兵队部不问青红皂白先毒打一顿，然后投入牢房。不久，住在西城魏儿胡同的冯公度先生的四子去青龙桥看望砚秋，说来此专为给他道喜的，原来那晚日本宪兵队亦把其兄捕去，宪兵队划定他兄与砚秋关在同一个牢房号子里，然砚秋因隐居青龙桥，故而幸免此难。
砚秋曾记述此事件说：“……‘共存共荣’不应有此举动。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凡事调查清楚杀了完事，不应予人留有不良印象。幸昨日未入城，不然此戏不知演到何种地步。据说我从前与要人往来，并有在瑞士念书之子，有思想不良的嫌疑。此子虽十年前留学外国，瑞士至今尚保持中立国态度，若说与南方人有往来，岂止南方，可以说东南西北方的长官均晤过面，上至最高长官，下至贩夫走卒，据我眼光看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均是要人，亦可均是贱人。世界等于大舞台，所有一切皆是与戏剧攸关，所谓要人，亦不过是一演员而已，民国三十余年这般演员并未更换。银行界中‘请’去者甚多，把我亦列入够资格者之中，名之害人大矣。将入三月，恐噩运来临，也无法可想，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胜利后的振奋和失望
日本军方的这次秘密逮捕虽然露了馅，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反正罪名是可以任意造出来的。打那以后，什么警察局啊，什么治安军啦，接二连三地去青龙桥“拜访”砚秋，搞得他实在不耐其烦，只得一大清早就躲出家门，在屋里桌上放一个大瓷果盘，凡来访未见者请掷名刺于内以备考，有时他干脆带着孩子沿着红山口、黑山扈的山间小道到山后头去遛弯，最远走到冷泉和象鼻子沟一带，在当地老乡家寻个歇处，住上几天再回来。谁知这又惹出事故来了，日伪方面又放出空气说程某人在青龙桥种地一定有作用，不然郊外如此不太平他怎么敢在外住宿，更有离奇的舆论说砚秋种了好几十顷地，定是把所收的粮食接济了八路军……那年月私通八路是要全家问斩的。砚秋回城对我讲，年终算账六十多亩地共收粮食六十袋，刚够地内工人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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